文言文，也稱文言或古文。在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稱“漢文”，英語中稱為“古典漢語”（Classical Chinese）。“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形成的古代漢語書面語，以“文言”這種古代書面語寫成的文章叫作“文言文”，與唐宋以來形成的“白話文”相對，包括先秦時期的作品和后世歷代文人模仿先秦書面語寫成的作品。語言學家王力在其主編的《古代漢語》中認為文言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后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
“文言”這一名稱最早見于《周易·文言》中，本為“文飾之言”，現代發展為與“白話文”相對的概念。文言文是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歷史上呈現出從先秦兩漢時期的言文一致或言文并存到東漢時言文分離，再到近代逐漸被白話文取代的發展趨勢。文體上，文言文可分為韻文、散文和駢文文學三類，歷代中各類文體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由開創、發展到繁榮、衰落再到復興，最終接受白話文改革的趨勢。自唐宋以后，書面語中大體文言和白話并存。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根本區別在于漢語語法詞匯系統的差異。語法方面，文言文更重意合，是更加經濟、簡練和概括的語言，長于寫意；詞匯方面，文言詞語是以單音節為主；用詞古雅凝練，時語方言少。
20世紀初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興起，文言文遭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批判，并隨之被白話文所取代。但是其并沒有因此而湮沒在歷史的潮流之中，由文言文書寫的經典史籍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并影響了東亞地區漢文化圈中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塑造。目前國家致力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言經典也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對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有很重要的意義。
詞源與定義
詞語源出和含義闡釋
“文言”一詞首次出現于《周易·文言傳》中，相傳為孔子所作，是《易傳》中解釋乾、坤兩卦卦辭和爻辭的專論性文獻，簡稱《文言》。“文”指乾、坤兩卦的經文，“言”指解說經文的言詞。“文言”即經文的解說。章太炎認為：“《易》所以有《文言》者，蕭衍以為‘周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
后世對于“文言”一詞的解釋大都以《周易·文言》為闡發對象，認為其為千古文章的典范，強調“文言”為“文飾”之言的特點。南朝劉勰在其《文心雕龍?原道》中認為：“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伏羲畫其始，孔子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在《文心雕龍·麗辭篇》中， 他重點論述了文章語言的對偶駢儷等形式美感的問題， 并將《文言傳》《系辭》作為典范性例證。
唐朝陸德明《經典釋文》說：“文言，文飾卦下之言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劉瓛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又引姚信曰：“乾 、坤為門戶 ，文說乾 、坤 ，六十二卦皆放焉。”唐孔穎達《周易正義》曰：“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 ’，其余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周易正義》又引莊氏曰：“‘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宋儒朱熹的《周易本義 》認為：《文言傳》“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余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諸說略有不同，劉瓛、孔穎達、朱熹都重視“文言”對義理深蘊闡發的方面，姚信、莊氏則強調其“文飾”的特色，即以精微之“言”以“文飾”。
清代阮元受《周易·文言》的啟發，作《文言說》一文，推崇駢文。他認為：“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
劉師培也認為“飾”乃“文”之基本特征。劉師培立論， 多援《易》為說， 他提出：“詞之飾者， 乃得為文；不飾詞者， 即不得為文。”劉師培的《廣阮氏文言說》伸張阮元之說， “以證文章之必以章為主焉”， 從而將《文言傳》標舉為文章、修辭的典范。
徐時儀在《漢語白話史》中講：“‘文’謂‘文飾’，‘文言’本為‘華美之言’義。”
現代定義和概念區分
現代以來，與白話文區分，采用文言文這個名稱來形容古代漢語書面語。目前通行的定義為王力在《古代漢語》中的界定，認為文言是一種語言：“文言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后來歷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周祖謨則進一步將文言文認定為文學語言：“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學語言，換句話來說，就是古代的文學語言和人民大眾詩歌創作的語言。”張中行在《文言和白話》中將文言視為文字：“文言是以秦漢書面語為標準，脫離口語而寫成的文字。”呂叔湘則認為文言乃是文章：“在各式各樣的文言中，可以提出一種可稱之為‘正統文言’，就是見之于晚周兩漢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著作，以及唐宋以來模仿他們的所謂古文家的文章。
關于文言文的類型，蔣紹愚認為：“文言文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先秦和西漢時期文獻的語言，它們是反映口語的，屬于上古漢語的詞匯語法系統；一類是東漢以后的書面語，它們是脫離口語的，繼續采用上古漢語的詞匯語法系統。”
關于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關系，呂叔湘認為：“任何語言都可以區分口語和書面語之別。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前，中國的正統書面語是文言文；口頭上說的口語我們已經聽不到了，寫在書面上的口語則是古白話。”與“文言”所相對的“白話”名稱出現較晚，“白話”中的“白”是從戲劇中“說白”的“白”發展而來，后用于指唐宋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言，白話包括古白話和現代白話。呂叔湘根據文言和白話兩種不同文體，以晚唐五代十國為界，將漢語分為古代漢語（文言）和近代漢語（白話）兩個階段。關于二者的區別，他在《文言和白話》一文中認為：“白話是唐宋以來的語體文。文言與白話的根本區別，還是詞匯語法系統的差別。”蔣紹愚也認為：“文言和白話的區別，不在于是脫離口語還是接近口語，而在于文言使用的是上古漢語的詞匯語法系統，白話使用的是近代漢語的詞匯語法系統。”
整體而言，文言文和白話文都是在漢語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二者最根本的區別是詞匯語法系統上的差別。此外，它們與口語的親疏遠近關系各有不同，使用群體和通行范圍也各有差異。文言文自產生以后就已基本定型，不再忠實地反映口語；白話文則是一種鮮活的、能及時反映即時語言的書面語形式。文言文作為官方使用的正式書面語，流行于文人雅士之間，沒有接受一定教育的人民群眾不易了解和掌握；白話文在形成過程中大量吸收了方言與俗語的成分，以白話小說為代表的白話書面語在社會底層群眾之間流行。
歷史演變
依據文言文的語言和文辭特點，文言文可以分為語法詞匯系統和文體系統。語法詞匯系統中的文言文呈現出言文一致或言文并存到言文分離，再到五四以后文言被白話所取代的發展趨勢；而文體系統中的各類文言文體則呈現出由開創、發展到繁榮、衰落再到復興，最終接受白話文改革的趨勢。
語法詞匯系統
先秦兩漢
商周時期
文言文作為書面語的形成與漢字的發展有關，目前見到的最古的文字記載是商朝的甲骨卜辭。周祖謨認為，商代的甲骨卜辭在語法上跟周代的金文及春秋戰國的文辭基本上是相同的。這種卜辭是巫史記錄下來的，因為受契刻工具的限制，文辭非常簡單，但它跟口語是接近的。語言是人類互相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下來的文辭，如果脫離了語言，就不能使人理解，就會失去了它的作用。周代的金文，在文字上是從商代甲骨文發展來的，在文辭上也跟商代的甲骨卜，語法構造極其相近。
也有學者認為，殷周以來是口語、文言同時并存的。這一段中的甲骨卜辭 、 銅器銘文、《尚書》《周易》 以 及 《詩經》中的 《大雅》《頌》詩等等，均是十分古奧難懂的書面語，但甲骨文里的基本詞匯有許多和今天的口語相同，如“人、羊、酒、雨”。《尚書》有時候也不得不用“俗語”，象《盤庚》“無起穢以自臭”，“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這兩句都是口語化的，比同篇的其他許多句子好懂。《詩經》中《國風》口語成分比較多，《雅》《頌》主要是文言，其中的《頌》詩則更是嚴重脫離口語的僵硬的文言；同一部作品，口語和文言并存的事實極其明顯。
蔣紹愚則認為，現在能看到的語言資料，最早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但甲骨文都是卜辭，金文都是刻在器物上的銘文，很難說是全面反映了當時的語言面貌。傳世文獻中最早的是《尚書》《詩經》《周易》，大致能反映當時的語言面貌，但《尚書》中文告較多，《詩經》是詩歌的總集，《周易》更是一部卜筮之書，都是比較特殊的語體，是否能全面反映當時詞匯語法系統也還難說。
但整體來說，商周漢語書面語材料，綜合來看有下列幾個共同點：句中、句末一般不用 “ 也、矣、哉、乎 ” 等語氣詞，所以句式構成、語法關系不易弄清；復句一般不用連詞 ， 句段結構松散，上下文串通理解頗為不易；句中多特殊省略，所省成分非根據上下文甚至全篇反復探求，不能得；句子成分的位置有其特殊性，一不慎就可能錯解原意；用詞古老，常見字一般都是古義，有的和今義大不相類。
春秋戰國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書面語言的一致性表現得很清楚，首先是形成了相當于民族共同語的“雅言”。“雅言”這個名稱，見于《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當時書面語也應當是在這種共同語的基礎上形成的。百家爭鳴促使文化空前繁榮，涌現了幾百位著作家和一萬多卷作品。卷軼浩繁的“周秦古書”，在語言方面也有了巨大的發展，它繼承了歷史詞匯與傳統語法體系，而揚棄了某些古奧的語言形式，同時融合了反映新時代、新思想的詞匯和表達方式，也還吸取了民間創作、群眾口語中的某些詞語、句式。戰國時代吸收口語的作品更多，比較突出的有《春秋左傳》《戰國策》《韓非子》《呂呂氏春秋》。雖然春秋戰國文言比商周古書情況復雜得多，但從其基本部分來看，二者彼此相通，有其共同特點，單音詞占絕對優勢，結構方式特殊，意義相對來說還比較隱括。
秦漢時期
到了秦漢兩代成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國以后，語言的統一性更強了。西漢末揚雄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其中出現了“通語”“凡語”的名稱。“通語”“凡語”就是當時的共同語。漢朝的一般著作跟戰國的書面語仍然是一脈相承的，但書面語中開始出現了許多方言口語中的詞匯。司馬遷的《史記》是漢代書面語的典范，其中使用了許多當時口語中出現而沿用至今的詞語和語法格式。如《項羽本紀》：“頭發上指，目眥盡裂。”例中的“頭發”，上古漢語一般用“發”來表示。《史記》作為一部史書，在敘述先秦的歷史時不可能不參照先秦的史料，所以在《史記》中會有一些和《左傳》《戰國策》乃至《尚書》很相像的語句。但是，《史記》對這些史料中的一些句子作了改寫，使其更貼合當時口語，這說明西漢的語言和西周的語言已經有所不同。《史記》中還有不少是寫漢代的事，有些句子把人物的情態和口氣都如實寫出來了，如《張丞相列傳》：“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皇帝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這些都是用的口語。但從總體上看，《史記》的整個詞匯語法系統和先秦的《論語》《左傳》等相比基本一致。各方面的文獻材料都表現出漢語在漢代已經形成了一個共同的部族語言。各地固然都有它的方言土語，但在書面上卻是一致的。這種一致的書面語，就是當時的文學語言。
東漢至近代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東漢以后逐漸形成言、文分離的局面，書面文獻也漸分為兩大系統：一為以先秦到西漢文獻語言為模仿對象的文言系統，一為以當時口語為基礎的古粵語系統。事實上盡管在宋元以降古白話中出現了相當口語化的作品，但在古代漢語的兩個書面語系統中，文言文始終處于漢語書面語系統的主流地位，古白話則作為旁系而存在。
文言系統中歷代的文言文文獻雖或多或少摻雜了當時的口語成分，但并沒有改變文言的格局，書面語仍然保持先秦兩漢的面貌，仍然采用上古漢語的詞匯語法系統。其典型的代表是《漢書》，《漢書》可以視為文言風格的真正起點，它自覺地重回到上古晚期即‘古典文獻’的風格，這種風格特別受到贊譽；而《史記》則表現得貼近它那個時代的口語。再如南朝《世說新語》用了不少口語語匯，也有一些不同于傳統的文言的句法，如“卿云艾艾，定是幾艾”的“定是”，“姓何等”的“何等”，就是當時的口語語匯；“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傖父欲食餅不”之類的句子，就是不同于傳統的文言的句法。這些語匯和句法，確實是與傳統文言不同的，但都沒有保留到近代漢語或現代漢語中。東漢以后的文言作品，盡管語言風格不完全一樣，書中的一些片段反映當時口語的程度也有不同，但總的說來，都是“以秦漢書面語為標準，脫離口語而寫成的文字”。不僅僅是史書，從東漢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人們使用的正規的書面語言都是這樣的文字，這些文字都是文言文。
五四以后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 形成了兩大陣營，激烈程度達半個世紀之久。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的是黃遵憲， 他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推崇言文一致。白話文運動實際上在20世紀初就開始了，主要提倡者有梁啟超、裘廷梁等人。高潮則形成于1916年《新青年》創刊之后，主要提倡者有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錢玄同、劉半農等人。
1917年初， 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 提出了改革文字的主張， 即用白話文作為語言的工具，隨后，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與之呼應。1918年3月，錢玄同和劉半農合演“雙簧戲”，擺出了新文學與舊文學的對峙姿態，并大肆批判文言文，認為文言作為一種正式的書面寫作形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表達人們的意愿，可“這書面語言就只能活在極少數文人的群里”，“同廣大的人民群眾幾乎不發生關系”。與文言相比，白話顯得直接簡明，是普通大眾能運用的語言，它能有效反映普通民眾的心聲。從這個角度看，廢除文言、倡導白話，“顛覆的就是文言所代表的貴族氣質，張揚的乃是白話所象征的民間精神”。這些論說招致一班維護舊道德和舊文學的復古守舊派文人林紓、黃侃、章士釗等的竭力反對， 從而釀成激烈的文言白話之爭。論爭主要有新文學陣營對以林為代表的老牌守舊派分子的批判，與《學衡》派的論爭，與《甲寅》派的論爭。
五四時期的文白之爭最終以白話的勝利而終結。其重要標志就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將國文改為語體文也即白話文，先是在小學一二年級普及白話，然后慢慢發展到小學高年級、中學、大學。白話文正式進入教育體制，說明白話已經戰勝文言，得到國家層面的承認，成為主要的漢語書面語言。不過，這并沒有一勞永逸地結束文言與白話之間的爭論。30年代，復興文言的主張又重新抬頭，汪懋祖、許夢因等人發表文章對白話文進行非難，提倡文言，后受到魯迅、茅盾、胡適等人的批駁，很快便偃旗息鼓。但此后，局部的提倡仍不絕于耳，包括20世紀末的“國學”熱中部分學者大力提倡學習古文。并且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后，仍有很多人堅持用文言文寫作，如陳寅恪就以文言文寫作并要求個人著作以繁體豎排的形式出版，同時也對五四以來對文言否定過多的傾向給予了批評。
雖然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書面語，但現代漢語中仍存留有大量的文言成分。現代漢語書面語即是在近代白話的基礎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語言（主要是以英語為主的西方語言）的成分，經過百年多發展而成的，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文言語法成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現代漢語書面語正式、典雅語體風格的主要決定因素。
文體系統
先秦時期
商代文學還處于萌芽階段，甲骨卜辭、《易經》及《尚書》中的《商書》三種文獻中保留了商代的一些歌謠和散文。《商書·湯誓》所引“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相傳為夏朝末年人民詛咒桀的歌謠。《易經》卦、爻辭中保留了一些韻語，近似于當時的歌謠。甲骨卜辭和《易經》中的卦、爻辭，為形式簡短的散文。《商書》中的《盤庚》，記述了商王盤庚遷殷時對眾民的幾次講話。以上這些典籍中的記言或記事文字可看作是散文的萌芽。
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五百年間，是四言詩發展的黃金時代。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標志著四言詩的開創，此后民歌和文人詩的四言大體都仿自《詩經》。這時期的散文主要有文告體散文《周書》、編年體歷史散文《春秋》、語錄體散文《論語》，除了以上三部書外，還有鑄在銅器上的西周銘文等。《詩經》、《尚書》、《周易風水》、《春秋》和漢儒編的《禮記》被后代認定為儒家的經典著作，合稱“五經”，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
戰國時期出現了成熟的歷史散文和諸子哲理散文。歷史散文主要有《春秋左傳》《國語》和《戰國策》三部典籍。《左傳》則是一部內容豐富、詳細的編年史書，《國語》和《戰國策》都是國別體史書。諸子散文有《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重要著作，是百家爭鳴的直接成果。就論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的形成過程看，從《論語》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論語》還大都是簡短的個人言論記錄，基本上屬于語錄體階段；《墨子》、《孟子》和《莊子》則有了長段的對話和議論，為語錄體向成熟的論說文過渡的階段；到了《荀子》、《韓非子》，有了論題，有了中心，并善于論證說理，則達到了論說文的成熟階段。
同時，詩歌繼《詩經》之后，又出現了新的詩歌形式楚辭。屈原是第一個以從事詩歌創作知名的偉大作家。先秦詩歌由二言的古歌謠到四言的《詩經》再到雜言的楚辭，顯示出其發展的軌跡。《詩經》和楚辭一旦出現就形成了這類體裁形式的高峰。《詩經》是四言詩的開創和完成，楚辭則成為騷體的典范。《詩經》和楚辭形成的“風騷”傳統，對后世文學影響頗大。
從先秦文學的總體來看，后世的各種文體，在先秦或已產生，或已萌芽。如詩歌方面，除了四言、騷體被推到極盛外，五言、七言也在孕育中。散文方面，記事文、論說文已經成熟，人物傳記已有了初步輪廓，諸如奏議、哀祭、小說也能看清它的淵源，至于寓言則已成洋洋大觀的局面，賦體已有荀子及宋玉諸賦，加上楚辭的影響，進一步得到發展。正如章學誠說的：“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
秦漢時期
秦漢時期政論散文的發展以李斯、賈誼為代表，李斯的《諫逐客書》趨向駢偶化，被清人視為“駢文初祖”。漢代史傳散文有了新的發展。司馬遷撰寫出第一部結構宏大雄偉的紀傳體通史《史記》。東漢以班固為主所撰寫的《漢書》，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體制。
漢代文學以辭賦的發展為一大特點。漢高祖劉邦以楚人建立漢朝，其功臣多為楚人，他創作的《大風歌》《鴻鵠歌》皆為楚歌，楚聲在漢代頗受重視。漢代文學特別是辭賦所表現的那種雄奇瑰麗的風格就是楚辭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枚乘的《七發》標志著散體大賦的形成，成為這時期辭賦的代表作。劉徹時提倡文學創作，于是在漢武帝的周圍，形成了一個規模大、級別高的作家群體，為盛漢大一統唱贊歌的代表作家是辭賦家司馬相如，他的代表作《子虛賦》《上林賦》極盡賦體之優勢。到西漢末，文章里偶句成分有所增加。東漢后期抒情小賦大批涌現，這些小賦注意營造環境和氛圍，把詩的情景交融的手法引入其中，藝術上比較精致工巧。后再經發展，文章駢偶化的傾向日趨明顯。駢偶作為一種增加語言對稱美的修辭手法，先秦即已產生。但那時還只是作家偶一為之，尚未刻意經營。漢代駢偶逐漸成為辭賦家刻意追求的修辭手法，在辭賦中較多出現。到東漢而日益嚴密，并率先出現駢賦。這股駢偶化風氣逐漸影響到古文。
劉徹時曾大規模擴充樂府機構，重視采納來自民間的“新聲變曲”，到了西漢末年，樂府規模一度擴展到八百多人，一大批來自民間的樂府詩歌終于成為繼《詩經》之后的民俗音樂總匯。文人五言詩至遲在東漢時開始大量涌現。班固、張衡、趙壹、秦嘉與徐淑夫婦及蔡邕都留有作品。而代表漢代文人五言詩最高成就的則是《古詩十九首》，樂府詩和文人五言詩為建安時期五言詩的繁榮揭開了新的一頁。
魏晉南北朝
建安文學基本上繼承了漢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漢末抒情小賦的創作精神并加以發展。魏晉南北朝詩人大量寫作五言詩，使之更加臻于成熟和完善。五言之外，七言古詩和樂府歌行也形成和成熟于此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已是完整的七言詩；至鮑照，對七言歌行又加以改革，使之更適合于抒發豪邁奔放的思想感情。由于對漢語句格和韻律的深入研究，齊永明體間又創造出一種新詩體，其后宮體詩人更大量地寫作五言四句的小詩，并使七言詩體隔句用韻的規律固定化，對絕句和律詩的基本程式有了一個初步的構架，為近體詩的形成鋪平了道路。曹操、嵇康、陶淵明等都在四言詩的寫作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賦這種傳統文學樣式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有了新的發展。除了散體、七體、對問、騷體之外，駢賦已成為引人注目的新品種，出現了大量優秀作品。齊梁以后，小賦空前發展，并與詩結合日緊。其時的一些小賦與詩十分接近。散文這一傳統文體一部分保持它奇句單行的本色，繼續走它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另一部分則受詩賦的影響而演變為駢文文學，成為聲律和駢偶相結合的產物。這一時期是駢文的興盛時期，出現了很多優秀作品。小說這種文學樣式這時也開始繁榮發展，志怪和軼事兩類小說都有優秀作品。這一時期文學樣式的開拓和發展，為唐代百花競開的繁盛局面開了先路，對后代也影響至遠。
魯迅說魏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此時人們的文學觀念已相當明確。曹丕作《典論·論文》，根據各種文體的創作實踐加以分類，指出“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尚實，詩賦欲麗”，對詩賦“麗”的特性做出了明確的概括；而且他還運用“氣”的理論，對作家各自不同風格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其后陸機作《文賦》，進一步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對各種文體的風格特點區分更為細致，對詩賦的文學特性概括更為全面。南朝人對于文學與非文學的劃分也更具有概括性。宋初已有了“文、筆”的概念。至南梁，劉勰寫出了《文心雕龍》這樣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專著，鐘嶸也寫出了《詩品》這一非常重要的詩歌批評專著。當時對“文、筆”的界說更為明確。《文心雕龍·總術》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蕭繹對“文”有更明白的概括：“至于文者，惟須綺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他結合當時的創作實踐，指出“文”應當具有情靈、文采和韻律三大要素。與此同時，蕭統開始根據自己的理解編輯《昭明文選》，他選文以“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為標準，將經、子、史排除在外，這樣就將文學作品與學術著述完全區分開來，使文學擺脫經史的附庸地位而獨立出來。《文選》所列的三十七類文體并非全屬文學，但它基本上確立了中國古代的文學觀念，對后世影響極為深遠。
唐代
唐朝是古代詩歌發展的繁榮時期，唐詩由漢魏樂府和古詩發展起來，詩體已趨完備和成熟。唐詩不但具備了五言、六言、七言、雜言等多種形式（還有更為古老的四言詩及楚歌體），而且在齊梁新體詩的基礎上正式形成五、七言近體詩并取得極高成就。唐人對古詩、樂府歌行也有一些創造和發展。七言古詩的大量涌現，以古題樂府寫時事和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的大量出現，尤為唐詩的一大特色，并為后人所繼承。唐人對詩歌內容的開拓和詩藝的創造尤多，成就輝煌。風格流派也異彩紛呈，不僅出現了像李白、杜甫這樣在世界文學史上享有盛名的偉大詩人，還產生了王維、白居易、李賀、李商隱、杜牧等一大批優秀的詩人。唐詩的水平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不僅如此，唐代還產生了一種新體詩——詞。它是適應音樂的變化而創作的歌詞。中晚唐以后逐漸受到詩人的重視，經五代十國至宋而成為一種重要的詩體。
唐代不僅詩歌極為繁榮興盛，其他文學體裁如散文、小說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中唐時期以韓愈、柳宗元為首反對時文的“唐宋古文運動”，提倡恢復先秦兩漢以散行單句為特征的古文，結束了駢文取代散體統治文壇的局面，更以其杰出成就把散文發展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晚唐時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小品文，現實性強，筆調犀利流暢，為后世此類文體開了先河。傳奇小說的大量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小說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已經真正成熟。
雖然古文運動在中唐時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駢文在晚唐又繼續繁榮，繼中唐駢文散化之后，重新回歸六朝風調。出現了以李商隱為代表的“三十六體”駢文。他把自己的文章結集，稱《樊南四六》，這是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以“四六”為名的作品集，在駢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三十六體”駢文集六朝駢文和唐駢之所長，在華美的形式之下，多了幾分自然圓融、靈動之氣。精工典麗、情韻并美，行文流暢，富于變化，展現出獨特的風格和魅力。
宋代
宋詩是繼唐詩之后矗立于詩歌王國中的又一座藝術高峰，北宋初期仍然是中晚唐詩風的延續，第一個提出“學杜”的詩人王禹偁，其詩議論風生，實開宋詩散文化、議論化之先河。到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時期，他們以清麗平淡的詩風糾正西昆體的浮艷傾向，其長篇詩具有明顯的散文化傾向，確立了宋詩的獨特面目和發展方向。到了北宋后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三大家的崛起標志著宋詩進入了繁榮期，黃庭堅詩法度精嚴，有門徑可循，故學之者甚眾，加之有陳師道、呂本中等人為之羽翼，于是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江西詩派，江西詩派也就成了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詩歌流派。
宋文包括散文、駢文、辭賦、筆記文等各類，其中以散文取得成就最大，所謂“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且全部生活在北宋中后期。這是中國散文史最為繁榮的時期。北宋散文形成平易自然、簡潔流暢、擅長議論的時代風格。如范仲淹《岳陽樓記》、歐陽修《醉翁亭記》、王安石《游褒禪山記》、蘇軾《石鐘山記》等篇都是，而且其中議論頗多新意，顯示出此類文章的時代特色。
駢文，在宋代多稱“四六”，也是宋代文章中風行一時的文體。其數量之多，與古文不相上下。這一方面與宋代詩文改革的性質有關，它固然反對駢文，但并不排斥駢文；另方面由于駢文有它的應用范圍，如制表章、箋啟誄銘、公判詞之類多用駢文，因此類文章只有駢文才堪勝任，故當時的古文大家如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等，同時也是駢文大家。不過，他們的駢文都進行過一番改造，使之疏淡化、散文化，文風也趨于樸實平易。
宋代辭賦亦復不少，有仿漢大賦者，有似六朝者，有效唐律賦者，但宋代有價值有特色的，還是那種散文化、議論化的所謂“文賦”。這是在北宋詩文革新啟示下，受到當時繁榮的古文的影響，并在唐末杜牧《阿房宮賦》之類文賦基礎上最后形成的一種新體賦，其代表作有歐陽修的《秋聲賦》和蘇軾的兩篇《赤壁賦》等。
詞是宋代最有特色的文學樣式，就詞史而言，宋代無疑是詞發展的黃金時代，所以前人將“宋詞”與“唐詩”并列為“一代之奇”。古代一些有影響的著名詞人如晏殊、柳永、蘇軾、秦觀、李清照、周邦彥、辛棄疾、姜夔、吳文英等，都生活在宋代。宋代是詞體最后定型、詞調大發展的時代。宋人所用之詞調，達八百二十六調（據《欽定詞譜》），其中只有一百多調是沿用唐五代的舊調，其他七百調都是宋人整理或創作的新調。其創調之豐富，用調之繁多，為歷代詞史所罕見。明清以后文人填詞所用詞調，幾乎全是沿用唐宋人舊調，不再自度新聲。不同的詞調，具有不同的聲情韻味。靖康之變后的愛國詞人和南宋詞人辛棄疾及其追隨者，不但打破了詩詞界限，而且打破了詞與散文的界限，極大地擴充了詞的表現功能，詞的“詩化”傾向更為突出和明顯。
元明
元朝文學的光輝代表是元曲。元曲不單是一種新興的藝術品種，而且是“一代之絕作”，王國維把元曲與“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并列，稱之為“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元曲包括兩部分：即元代散曲與元雜劇。散曲是元代盛行的一種新體詩，它既可以抒情，也可以敘事，但一般為敘述體。而雜劇則是元代成長起來的新型歌劇，是一種代言體。二者在音樂、文字性質上雖屬同源，但在文學性質上卻是異體。
散曲是一種起源于民間、與音樂關系密切、字句更為參差的自由詩。散曲的形式較為自由活潑，內容則無所不有，無所不可，有所謂黃冠體、草堂體、楚江體、香奩體、騷人體、俳優體等等。就其應用而言，有嘲謔、勸戒、懷古、議論、諷刺、警世、寫景和詠物；也可敘別離之情，寫幽會之辭，甚至敷陳故事。它開拓了傳統韻文的題材范圍，突破了當時詩詞偏于表現文人身邊瑣事及酬唱贈答的限制。
明朝文學各種類型的成就互有高低，并不一致。總的來說，詩詞散文這類傳統文學仍未能避免進一步走向衰落的命運，小說戲曲這類通俗文學則全面勃興。明代缺少能以自己在文學上的獨特風格和造詣號召一時的大家，故主要按照文學觀念或活動地域形成各種流派或社團。如吳中四杰、臺閣體、茶陵派、前七子、吳中四才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吳江派、臨川派、復社、幾社、云間派等等，這些流派盡管在理論上千差萬別，異彩紛呈，但在創作上大都缺乏建樹。
清代
清朝的詩詞、古文、駢文等傳統文學樣式，大多呈現出復興和繁榮的局面，成就都超過了元明。在清代有詩集流傳者，至少在五千家以上，在風格流派上也能夠不拘一格、各有千秋。譬如：以追求空靈秀潤為美境的王士禎的神韻說，以“靈犀一點是吾師”、主張真情實感自然流出，而時見機趣的袁枚的性靈說，以及既講求詩法詩格等形式之美，又重視內容上合于溫柔敦厚的詩教的沈德潛的格調說，要求法度靈活、內容質實的肌理說。這些主張都對當時的詩壇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清代被稱為詞的中興時期。清初有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三大家，他們或學蘇辛，或學姜張，或學南唐二主，都頗有成就，代表了清詞不同的流派和風格。隨后常州詞派的張惠言和周濟，提倡比興，強調詞的社會作用，代表了詞風的轉變。進入晚清以后，詞的創作更為繁榮，詞人、詞作大批涌現。
桐城派散文是清代文壇的主要流派。以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人為代表的“桐城三祖”，他們的古文理論對歷來散文理論歸納和整理，并使之規范化。桐城派在乾嘉時期經過其宗主姚的建設發展，已經成為一個理論體系嚴密、門徒眾多的古文流派，其壁壘更加堅固。
清代同樣被認為是駢文中興的時期，作家輩出，風格流派不少。但受宋代以來文章觀念限制，清初的駢文創作依然局限于公牘和應酬性文章，而表達日常生活和感情的駢文則受到桐城派的貶低和擠壓。故大部分傾向于駢文的作家們要求為駢文爭取合法地位，這些作家有孔廣森、袁枚、曾燠、吳鼒等。真正為駢文爭正統的、聲勢最大的當屬阮元，他在《文言說》中表明了古文非文的觀點。經過乾嘉年間幾位有識之士對駢散關系的重新審視和對駢散交融主張的推揚，愛新覺羅·旻寧中后期，“駢散合一”應運而成為新的主流思潮。桐城派先前一些歧視駢文的作家也轉而肯定駢文，乃至主張駢散交融，前者如方東樹，后者如梅曾亮。然而，最具代表性的當是陽湖派諸家倡導的駢散交融理論及李兆洛《駢體文鈔》的問世。清中葉的駢散之爭經過乾嘉道百余年的三次演變之后，不拘駢散論得到了包括古文家在內的多數人的贊同，“駢散合一”成為延至清末的文章主流思潮。
清代文學以小說成就最高。無論是長篇短篇，文言白話，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清代產生了一大批文言筆記小說專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大放異彩，成為我國文言小說的高峰。
清代文學呈現出過渡的性質。它既是三千年古代文學的總結，又是二十世紀新文學的開端。晚清詩體革新、文界革命都趨近言文一致，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文言文體正式被白話文體所取代。
語言特點
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漢語語法詞匯系統的差異。語法方面，文言文更重意合，是更加經濟、簡練和概括的語言，長于寫意；而白話文則長于鋪陳描繪，為了表意明晰，常常不避繁復。詞匯方面，文言詞語是以單音節為主；現代粵語以雙音詞為主。文言文用詞古雅凝練，時語方言少；白話文里有很多俗詞和帶方言色彩的詞。
語法特點
詞類和詞類活用
文言文語法的詞類，跟現代漢語的詞類大致相同，總共可以分成十一類，即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語氣詞、嘆詞。這十一類詞又可分別歸入實詞和虛詞兩大類。
實詞（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
1．名詞，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稱的詞。例如：
其劍自舟中墜于水。（《呂氏春秋·刻舟求劍》）“劍、舟、水”是名詞。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柳宗元《黔之驢》）“黔、驢、船”是名詞。
2．動詞，表示人或事物的動作、行為、發展變化的詞。例如：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蒲松齡《狼》）“歸、盡”是動詞。
鄭人有欲買履者。（《韓非子·鄭人買履》）“有、欲、買”是動詞。
3．形容詞，表示人或事物的形狀、性質的詞，表示動作、行為、發展變化的狀態的詞。例如：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左傳·曹劌論戰》）“鄙”是形容詞。
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史記·陳涉世家》）“暴”是形容詞。
4．數詞，表示數目的詞。上古漢語數詞直接和名詞組合成名詞短語，后代量詞多由名詞發展而來，例如：
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史記·陳涉世家》）“十六七”是數詞。
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林嗣環《口技》）“一”是數詞。
虛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語氣詞、嘆詞）
5．代詞，代替名詞、動詞、形容詞或數量詞的詞。
（1）人稱代詞，如“吾、我、予（余）、女（汝）、爾、若、而、乃、其、之”等，例如：
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漢書·項籍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莊子·逍遙游》）
（2）指示代詞，如“是、此、斯、茲、夫、彼、之、其、若、然、爾”等，例如：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莊子·逍遙游》）
（3）疑問代詞，如“誰、孰、何、胡、曷、奚、焉、惡”等，例如：
父與夫孰賢。（《左傳·襄公二年》）
彼且奚適也。（《莊子·逍遙游》）
6．副詞，經常用在動詞或形容詞的前面，表示程度、范圍、時間等。
（1）程度副詞，如“最、太、至、尤、愈、略、少、稍、頗”等，例如：
太后之色少解。（《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此處“少”是“稍微、略微”的意思，相當于現代的“稍”。
（2）范圍副詞，如“皆、盡、但、徒、特、直、獨、僅”等，例如：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古九州同。（陸游《示兒》）此處“但”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只”。
（3）時間副詞，如“將、正、已、常、曾、再、復、仍”等，例如：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左傳·莊公十年》）此處“再”是“兩次”的意思。
（4）情態副詞，如“固、蓋、且”等，例如：
臣死且不避，酒安足辭。（《史記·鴻門宴》）此處“且”是“尚且”的意思。
（5）否定副詞，如“不、弗、毋、無、勿、未、非、否”等，例如：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莊子·逍遙》）此處“不”和“無”都表示否定。
（6）表敬副詞，如“請、幸、謹、敬、惠、辱、竊、、狠”等，例如：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此處“請”是“請求”的意思。
7．介詞，同它后面的名詞、代詞等組合起來，經常用在動詞、形容詞的前面或后面，表示處所、方向、時間、對象等。常用的介詞有“以、于、乎、為、與、之”等，例如：
何不試之以足。（《韓非子·鄭人買履》）此處“以”是“用、拿”的意思，表示以某物為工具或憑借。
海運則將徙于南冥。（《莊子·逍遙游》）此處“于”是“到”的意思，表示引進處所。
8．連詞，把兩個詞或兩個比詞大的單位連接起來的詞。常用的連詞有“而、以、則、與、然而”等，例如：
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此處“而”連接兩個并列的主謂短語，表順接。
居廟嘗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岳陽樓記》）此處“則”用于條件復句中，表示“就、便”的意思。
9．助詞，附著在一個詞、一個詞組或一個句子上，起輔助作用，主要有“之、是、者、所”等。例如：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此處“之”用在主語和謂語之間，取消句子獨立性。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微子》）此處“者”用在動詞后面組成名詞性詞組，表示“……的人或事”。
虎見之，龐然大物也。（柳宗元《黔之驢》）此處“也”用在句子末尾，表示判斷，有輕微的驚嘆語氣。
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后矣。（柳宗元《捕蛇者說》）此處“矣”用來把事物發展作新情況告訴別人。
11．嘆詞，表示感嘆或呼喚應答的聲音的詞。例如：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史記·陳涉世家》）“嗟乎”表示感嘆。
嘻，技亦靈怪矣哉。（魏學洢《核舟記》）“嘻”表示驚訝贊嘆。
語序
賓語前置
文言文的動賓結構順序通常是動詞在前，賓語在后。只是在疑問句、否定句和某些特定語法條件下，賓語要置于動詞前，這種語言現象通常叫作賓語前置。
1. 疑問句中疑問代詞作賓語前置。
①作動詞的賓語前置。如：“吾誰欺，欺天乎?”
②在介賓結構中，作介詞的賓語前置，如：“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2. 否定句中代詞作賓語前置。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臣未之聞也。”
3. 用代詞復指的賓語前置。古代漢語敘述句的賓語都可于動詞前，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賓語必須用代詞復指，常用于復指賓語的代詞有“之”和“是”，如：“豈不谷是為?先君之好是繼。”
4. 另外，有兩種情況：
①“惟（唯）+賓語+是（之）+動詞”，這種格式使賓語得到強凋，如“惟余馬首是瞻”，意思是“惟瞻余馬首”。這類前置賓語也可以由代詞充任，用以復指賓語的代詞只用“之”。如“其斯之謂與?”
②“此（是）之謂……”是一種固定格式，意思是“叫這作……”或“是說這個吧”。代詞“是”作賓語有時不需要復指就可以置于動詞之前。如“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定語后置
文言文中的定中結構順序通常是定語在前，中心語在后。只是在某些特定語法條件下，為了強調中心語，中心語要置于定語前，這種語言現象通常叫作定語后置。
1. 中心語+之+定語+者，例如：
（10）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石鐘山記》）“鏗然有聲”作“石”的后置定語。
（11）鳥獸之害人者消。（《孟子·滕文公下》）“害人”作“鳥獸”的后置定語。
2. 中心語+定語+者，例如：
（14）求人可使報秦者。（《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可使報秦”是動賓結構，作定語，置于中心語“人”后，意思是“（趙國）想尋求一個能派到秦國去回復的人”。
（15）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漢書·蘇武傳》）“留在漢”是動補結構，作定語，置于中心語“匈奴使”之后。意思是“（蘇武）手持使者之節護送扣留在漢朝的匈奴使者”。
3. 中心語+之+定語，例如：
（16）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荀子·勸學》）形容詞“利”和“強”作定語，分別置于中心語“爪牙”和“筋骨”之后，意思是“蚯蚓沒有鋒利的抓牙，也沒有強健的筋骨。”
（17）駕八龍之蜿蜒兮，載云旗之委蛇。（《楚辭·離騷》）形容詞“蜿蜒”和“委蛇”作定語，分別置于中心語“八龍”和“云旗”之后。意思是“駕著蜿蜒的花尾榛雞，載著逶迤的云霓。”
4. 數量詞及其詞組定語后置，例如：
（18）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亙。（《左傳·哀公十五年》）“五亙”作中心語“車”的后置定語。
（19）冉求與之粟五秉。（《論語·雍也》）“五秉”作中心語“粟”的后置定語。
主謂倒裝
古代漢語的主謂結構順序基本和現代漢語一樣，即主語在前，謂語在后。只是在感嘆句和疑問句中，有時為了強調謂語，而把謂語提前到主語之前。這樣的語序由于不同于通常的主謂順序，因此稱為主謂倒裝句。
表示感嘆的主謂倒裝句如：
賢哉，回也！（《論語·雍也》）主語“回也”與謂語“賢哉”倒裝。
甚矣，汝之不惠！（《列子·湯問篇》）主語“汝之不惠”與謂語“甚矣”倒裝。
表示疑問的主謂倒裝句如：
誰與，哭者？（《禮記·檀弓上》）主語“哭者”與謂語“誰與（）”倒裝。
何哉，爾所謂達者？（《論語·顏淵》）主語“爾所謂達者”與謂語“何哉”倒裝。
常用句式
判斷句
判斷句是根據謂語同主語之間的表達關系給句子分類得出的一種句類，判斷句的謂語一般是對主語表達的人或事物進行分類，判斷主語表達的人或事物屬于哪一類人或事物，或不屬于哪一類人或事物。
（1）“主語+謂語+也”。如“，虞之表也”。這是古代漢語判斷句中最常見的形式之一，謂語部分是名詞性成分，句末語氣詞“也”加強判斷語氣。
（2）“主語+者+謂語+也”。如“南冥者，天池也”。這一判斷句中不僅用了句末語氣詞“也”，而且還在主語后用了指示代詞“者”復指主語，起提示主語、加強語氣的作用，這種句式的判斷意味更強一些。
（3）“主語+者+謂語”。例如“兵者，兇器”。
（4）“主語+謂語”。例如“兵，兇器”。
（5）“主語+副詞+謂語+（也）”。例如“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例句中副詞修飾名詞性成分充任判斷句謂語。
（6）“主語+為+賓語”。例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7）“主語+是+賓語”。例如：“此是何種也”、“韓是魏之縣也”。以上的例子“是”字處于兩種組合之中，一是“單個名詞+是+名詞性成分”，二是“代詞+是+名詞性成分”，位于上述位置的“是”都是判斷動詞。
被動句
被動句是就主語和謂語之間的關系來說的，被動句指的是主語是謂語動詞的受事者被動者而言的句子。
（1）“于”字被動句。在謂語動詞的后面，用介詞“于”把行為的主動者引進來，動詞前面的主語就明顯地具有了被動的性質。例如“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2）“為”字被動句。古代漢語中另一種常見的被動句，是用介詞“為”引進行動的主動者，放在動詞的前面，使主語的被動性質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而身為宋國笑”“道術將為天下裂”。
（3）“見”字被動句。“見”字放在動詞的前面幫助表示被動。例如“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每奴，見留二十年”。
（4）“為……所”式和“見……于”式的被動句。于字句和為字句可以引進行為的主動者，但有時被動意味不夠明顯；見字句不能引進行為的主動者。這三種句式在表示被動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又發展出“為……所”式和“見……于”式。例如“梁父即楚將項燕”“衛太子為江充所敗”。
（5）被字句。現代漢語表示被動的基本形式被字句，在戰國末期就已經出現，到漢代已較為普遍。例如“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兄弟被召詣校書郎”。
省略句
省略句指省去句子的主要成分而言，如主語、謂語、賓語等，一般是句子應具有的，但在實際語言和行文中卻常常省掉，并且是語法規律所允許的。
1. 主語的省略
（1）對話和書信中常省掉主語，因雙方是當事人，語意易明。例如：
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日之事］甚急。”（《項羽本紀》）
琳死罪死罪！昨［東阿王］加恩辱命，并示龜賦，［陳琳］披覽然。（陳琳《答東阿王箋》）
（2）承前省略。古文特重精練，凡是在上文中提到過的，不管原是主語和賓語，下文中用作主語時，就可省掉，但不致引起誤解，且不同主語可間插省略。例如：
子曰：“隱者也。”使仲由反見之。［子路］至，［隱者］則行矣。（《論語·微子》）
永州之野產異蛇，［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草木］盡死。（柳宗元《捕蛇者說》）
（3）蒙后省略。在一段話中，開頭雖沒主語，但隨后即出現，是主語蒙后而省。例如：
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公］度我至軍中，公乃入。”（《項羽本紀》）
2. 謂語的省略
謂語是句子的核心，一般不可以省略，只有在下列具體情況下才可以省略。
（1）承前省略。如：
非予覺之而誰［覺］也。（《孟子·萬章上》）
（醫和）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疾人，固醫官也。”（《國語·晉語八》）
（2）蒙后省略，不常見。如：
躬自厚［責］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追之］，又請楊子之豎追之。（《列子·說符》）
3. 賓語的省略
賓語也可因承前而省，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恭敬而避諱，故在書信中涉及對方時，常略而不言，既不稱名也不用代詞，一般文中涉及父母尊長時，也常略而不言。如：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父母］。（《論語·為政》）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君］。（《楚辭·卜居》）
詞匯特點
詞的構成
從詞的構成上來說，有單純詞和復合詞。單純詞由一個語素構成。古代漢語特別是上古漢語中，絕大多數是單音節的單純詞，也有一部分雙音節的單純詞，如聯綿詞、疊音詞、音譯外來詞。
聯綿詞是由兩個不同音節連綴成一個語素構成的詞。根據音節之間的結構關系，聯綿詞可分為雙聲聯綿詞、疊韻聯綿詞和非雙聲疊韻聯綿詞。
①雙聲聯綿詞，兩個音節的聲母相同。例如：蟋蟀科、玄黃、參差、仿佛。
②疊韻聯綿詞，兩個音節的韻母或韻腹和韻尾相同。例如：爛漫、窈窕、逍遙、輾轉。
③非雙聲疊韻聯綿詞，兩個音節的聲母、韻母都不相同。例如：芙蓉、浩蕩、滂沱、囫圇。
疊音詞是由相同音節連綴成一個語素構成的詞，例如：夭夭、蒼蒼、萋萋、悠悠、潺潺。
詞義的變化
一詞多義
從詞的意義上來說，詞有本義和引申義。所謂詞的本義，就是詞的本來的意義，也就是從記錄這個詞的漢字結構上所反映出來的并在古代文獻用例中得到證明的含義。所謂引申義，是從本義引申、發展出來的意義。一個詞往往不止一個意義，這是詞義演變的結果。如“解”的本義是“解剖”，后引申為“解散、解說、解脫、解放、了解、和解”等意義。
古今異義
在詞義演變的過程中，一些詞的意義往往發生變化，今義和古義有較大的差別，這樣的詞就是古今異義詞。
1. 詞義范圍的變化
詞義范圍的變化，是指詞義所概括的客觀對象的外延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三種情況：
①詞義的擴大
例如，“洗”的本義為洗腳，《說文解字》：“洗，灑足也。”《史記·黥布列傳》：“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后來泛指洗滌，不限于足。”
②詞義的縮小
例如，“金”在先秦泛指金屬，《說文》：“金，五色金也。”《史記·平準書》：“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后來詞義縮小，專指黃金。
③詞義的轉移
例如，“聞”的本義為聽見，《說文》：“聞，知聞也。從耳，門聲。”《孟子·梁惠王上》：“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后來轉指用鼻子嗅。
2. 詞義感情色彩的變化
詞義的感情色彩是詞的附加意義，表現了人們對客觀事物的愛憎喜惡即主觀評價的好壞，以及對詞義輕重程度的判斷。其變化表現為兩種：詞義褒貶的變化和詞義輕重的變化。
①詞義褒貶的變化
例如，“謗”在古代是個中性詞，無所謂褒貶，《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這里是說百姓議論、批評厲王的過失，而不是毀謗；后來變成了貶義詞。
②詞義輕重的變化
例如，“誅”本指用言辭責備，詞義較輕，《周禮·天官·大宰》：“八曰誅，以馭其過。”鄭玄注：“誅，責讓也。”后來“誅”發展出“殺戮”義，詞義變重。
通假字
通假字是某詞用字本來應該寫甲字卻寫成了乙字的情況，換一說法，就是本有其字，棄而不用，借用一個記錄他詞的字來臨時記錄該詞。按照今讀的音節異同，通假字可分為同音通假、近音通假和異音通假。
同音通假，就是指通假字與本字今讀相同。例如“蚤”通“早”，“猶”通“由”，“佚”通“逸”，“倍”通“背”等。
近音通假，就是指通假字與本字今讀不同，但音節中的聲母或韻母相同或相近。例如“聞”通“問”（聲調不同，聲母、韻母相同）、“并”通“屏”（聲母、聲調不同，韻母相同）。
異音通假，就是通假字和本字今天的讀音（聲母和韻母）完全不同。如“佛”通“弼”，“信”通“伸”等。
文體分類
古代
中國古代傳統的文體論和文體分類學，初創于東漢（蔡邕《獨斷》對漢代朝廷公文的文體分類與相關論述）至魏晉（曹丕曹丕《典論·論文》、晉朝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等），確立于南梁梁劉勰的《文心雕龍》，經過總集（梁以蕭統蕭統《昭明文選》為規范，明以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為代表）的發展，而定型于近代（清以姚鼐《古文辭類纂》、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為正宗）。古代文體論和文體分類學，是對經典文言作品進行分類不可或缺的一環，具有源遠流長的發展歷史。
體裁劃分
按照文章體裁特點來劃分，各種文學體裁都有一定的功用、特定的應用范圍和特殊的表現手法及固定的格式。中國古代文人早已注意到從文章體裁上區分文章類型。如魏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論述了各種文章體裁的特點，將眾多文章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八類。晉朝陸機在《文賦》中論述了詩體、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十類文章體裁的特點，這十類是根據文章體裁的內容和表現特點來劃分的。
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對當時流行的文體不僅作了清楚的辨析，還對各種文體作了成熟的闡述。《文心雕龍》五十篇中從《明詩》到《書記》共二十篇為文體論，詳論文體三十三類，即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史傳、諸子百家、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梁蕭統蕭統編纂的《昭明文選》對古今文體做了普遍的考察和仔細辨析，將所選錄的作品文體分為三十七類。蕭統不僅在 《文選》中對文體進行了實質性分類，而且還從理論上對各類文體進行了辨析。
到了清代，姚鼐《古文辭類纂》集前人文體理論與實踐之大成，選錄戰國至清代各大文章家的著名作品七百余篇，將其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十三類，并在《古文辭類纂序目》中簡明扼要地解說了各類文體的性質、特點和源流及演變。之后，曾國藩編選的《經史百家雜鈔》以《古文辭類纂》的分類為基礎，將文體合并為三門十一類。著述門包括論著、序跋、詞賦三類；告語門包括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四類；記載門包括傳志、敘記、典志、雜記四類。
風格劃分
中國古代文人、學者很早就從風格特征上劃分文章的類型。在 《文心雕龍·體性》中，劉勰按風格特征將文章區分為八種類型：“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八體之中，有就思想方面說的，有就修辭方面說的，有就氣象方面說的。八體之間，一正一反，所謂“典雅與新奇”“遠奧與顯附”“繁縟與精約”“壯麗與輕靡”四組對立的風格，正是由于才能、氣質、學養、習染之不同所致。這“八體”雖然不是文體類別，但可以說是文章風格的八種類別。劉《文心雕龍·體性》中的“八體”說，在中國古代文章風格論方面具有崇高的地位，受到后世文人作家的推崇。
韻律劃分
中國古代文章的各類體裁至東漢時期才復雜起來，從而出現了歸類、辨析的需要。隨著文體歸類、辨析的進一步發展，“文”“筆”問題應運而生。“文筆”一詞的使用，最早見于漢代。在王充的《論衡·超奇》中就有“文筆不足類也”之說。到了魏晉六朝，“文學”概念獨立后，作品的體裁與性質便成了作家們關注的焦點。從形式上，他們很自然地發現了“文”“筆”的不同特征。但魏晉六朝時期的“文筆”只限定在文學范圍之內，指作家的文學作品。
將“文”與“筆”對舉而又說明它們的區別則始于南朝。劉義隆問顏延之諸子才能時，延之則以“文”“筆”兩類回答。這是文筆二字對立分用的開始。將“文”與“筆”對舉而又說明它們的區別則始于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術》中，對“文”與“筆”作了較為詳盡的解釋：“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這是以有韻無韻作為區別“文”“筆”的明確標準，劉勰認為“文”是富有情志和文采的韻文作品，主要包括詩歌、辭賦、哀吊等類具有抒情性的文學體裁。“筆”是雖不大重視抒情但也具有一定的文采的非文學性作品，主要包括史傳、論、議、章、奏、書、記等具有應用性的文體。劉勰說的有韻無韻的“韻”不僅包括詩文的韻腳，而且還包括詩文的平仄，它是韻律與節奏的總稱。“文”“筆”大致上相當于廣義的詩歌（韻文）與散文兩大文體類型。而清代阮元推崇駢文，與其弟子作“文筆考”，采用考據方法，勾稽大量史料作考辨，在是否有韻之外加上了駢散的問題，將“文筆之辨”轉化為“駢散之爭”。
現代
現代學者在延續古代文體分類的基礎上，大多按文章有無韻律分韻文、散文和駢文三類，再分別按照文章體裁進行細分。如郭錫良主編的《古代漢語》認為：“韻文包括詩辭歌賦，銘箴頌贊。辭賦的語言形式介乎詩歌與散文之間，但它基本上是押韻的，應當歸于韻文一類。駢文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文體。說是散文吧，它又講究平仄和對仗；說它像詩歌吧，卻又不押韻，所以只好自成一類。”“古典散文分為四類，史傳文，也有人叫做‘歷史散文’，主要有三種體裁：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說理文包括哲學論文、政治論文、史論、文論等；雜記文的范圍比較廣，除史傳、碑志以外，其他的記敘文大都可歸于這一類；應用文主要有奏議、詔令、碑志、哀祭、送序、箴銘、頌贊等。”
經典作家作品
價值影響與后世傳承
價值影響
從語言發展的規律與社會發展的需要看，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另一方面，從與過去的聯系和文化的傳承來看，文言文又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與地位。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不僅是民族的瑰寶，也是民族精神、民族主體性的塑造者，是民族文化繼續發展的基礎。文言文既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又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文言文的命運是與傳統文化密切相聯的。
歷史上先秦思想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塑造影響至深，孔子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在書寫不便利、通訊極不發達的中國古代，要想將信息有效方便地傳遞，對于字義的豐富性和易于記憶性都有較高的要求，同時也要求文字本身記載信息的豐富。故在先秦時代，文字的簡約、凝練、押韻以及個體字義的充分運用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表現及發揮。這當中的代表，有《周易》《論語》《老子》《莊子》《韓非子》等文集而成書，亦有《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各篇獨立性較強的文章，先秦時代是中國文言文形成并逐漸成型的重要時期。這些由文言文書寫的經典作品傳播了豐富的哲學思想，為中國古代哲學、文學、歷史學、醫學、自然科學等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應該說，從先秦始，中華絢爛的文化便和文言文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文言文也是中國地方文化的源流和根脈。自秦始，中國絕大多數的時間是一個統一集權的國家，但地方文化的發展從未因為國家統一而中斷或停止，反而由于中國人遵循傳統、保守敬祖的特點而被更加予以重視。這當中，各地的文化都呈現出同源卻互相影響的態勢，其中，尤以語言之變遷與不同出現的差異為大，如吳越文化、楚文化、粵文化、西北文化，均是以語言文字的區別為主。具體以廣東省為例，廣府、客家、潮汕地區三種語言的不同，實際是中國古代不同時期、地域文言區別的一種體現。研究文言文，學習中國文字在一定時間的一定表現形式與表達慣例，對于了解各個地方文化的源流根脈、印證歷史，有著獨特的作用。
后世傳承
思想
如今，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了全社會的高度重視。文言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要了解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懂文言文。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要懂文言文，才能正確把握古代典籍的含義；從事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都肩負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都需要懂一點文言文；從事科技工作的，也需要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備基本的文言功底，才能自如地閱讀文史古籍。即使是一般文化水平的公民，也要懂一點文言文，才能了解“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樣一些深刻的思想，了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樣一些傳統美德。所以，學習文言文，是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需要。
語言
從語言方面講，現代漢語書面語中有不少文言成分。這些文言成分不是外加的，不是因為仿古、轉文而使用的，而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表達（特別是比較典雅、莊重的書面表達）所必需的。比如，“之”“其”“以”“所”是四個很常用的文言虛詞，今天在一般情況下，會用現代漢語的虛詞代替，“之”換成“他/它”，“其”換成“他的”，“以”換成“用”，“所”換成“……的”。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仍然要用這些文言虛詞，如“高山之巔、自圓其說、以少勝多、集體所有”。而且，即使在口語中，有的還是不可替代的，如“三分之一”，“之”不能換成“的”；“以大局為重”，“以”不能換成“拿”。語法格式是如此，詞匯更是如此。很多文言詞在現代漢語中不單用了，但作為語素還很活躍，如“奧”可以構成“奧秘、奧妙、奧義、深奧”等。有的詞在歷史上早已被替換，如“舟”已被“船”替換，但在現代漢語中，有時還必須用舊詞，如“扁舟、諾亞方舟遺址、神舟七號飛船”。在成語中保留文言詞語更多，如“唯利是圖、空空如也、披荊斬棘、罄竹難書”等等，這些都要有一定的文言知識和歷史知識才能正確理解。
文學
文言和白話都有經典的名篇。但總的來看，文言文比粵語文成熟，這和兩種書面語的發展歷史有關。一種書面語的成熟是需要時間的。文言文如果從《尚書》算起（《尚書》中的《堯典》等大概是周代的史官根據遠古的史料加工寫成的），到《論語》大約五百多年，到《史記》大約九百多年，到韓愈、柳宗元則是一千八百多年。白話在敦煌變文中還是雛形，到宋元話本開始成熟，到《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紅樓夢》等白話經典的出現，也經過了八九百年。而我們今天的白話文，是新文化運動以后的白話文，它不只是近代白話的繼承，而是在近代白話的基礎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語言（主要是以英語為主的西方語言）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種新型的書面語。這種新型的書面語，從新文化運動算起，至今才一百年。白話文與文言成分有著逐漸融合的趨向，但如何深入自然地融合，是一個需要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的問題。
這些都說明，文言文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仍然需要。所以，現在的中小學教育中很重視文言文教學，高中語文教材從1979年版到新課標版文言文占課文總數的比例整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文言文與其他作品的比例也不斷升高。教育部門要求初中學生具有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高中學生要有初步的文言語感，這對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有很重要的意義。
文化傳播
中華傳統文化不僅影響了中華民族的生成，也同時影響到了整個東亞地區，從而形成了一個漢字文化圈，同時也是儒家文化圈，具體指漢字的誕生地中原地區以及周邊的越南、朝鮮、韓國和日本。漢文化圈內各國歷史上都使用過漢字，閱讀漢籍經典（文言文，在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稱“漢文”），正式場合多使用漢文并以此作為通往上層社會的通行證，民間亦使用本民族文字與漢字混用的本民族書寫系統如漢諺混用文、漢字假名混寫文、漢喃文。而且，這幾個國家許多保存至今的歷史典籍都是用漢字和文言文書寫的，且受中華傳統思想影響頗深。
朝鮮半島
公元621年，位于朝鮮半島的新羅與中國取得直接的聯系，隨后便臣服于唐王朝的統治。新羅在政治、經濟制度全仿唐制。文化上，新羅創出用漢字來標音的“吏讀文”，科舉制度考試指定書籍是儒家經典，大量派遣留學生至長安的太學。650年，新羅女王真德（Chindǒk）以五言古體草擬的一首詩作，連同多樣織物一起被送往中國 。此后有大批朝鮮士人在唐土學習，并且許多人在那里通過了科舉考試。甚至有一首漢文的《憤怨詩》，作者是新羅學者王巨仁（Wang Kǒ-in），被收入中國的文學總集《全唐詩》中。新羅及后來高麗朝的詩歌嚴守六朝的“綺麗”詩風，文章則尊崇六朝的駢體文（pyǒrryǒ-mun ），這二者在唐代考試制度中都居中心地位。因為《文選》在中國為詩文寫作的主要典范，所以此書在當時的朝鮮也是最有影響的作品集。
新羅最重要的詩人，是崔致遠（Ch'oe Ch'i-wǒn，生于857年），他于十二歲時即來到中國旅行，并于874年通過了科舉考試，被指派到中國的宣城市去做官。崔致遠在中國居留了三十多年，寫作了大量的駢文和近體詩 。他的《桂苑筆耕集》，是那時留存下來最大的一部駢文與詩歌文獻。
15世紀李祹發明諺文（朝鮮：???，韓國：??）后，朝鮮王朝政府公文仍使用漢文，諺文主要在普通民眾與女子之中流行，庶民使用諺文寫作私人文書、記錄詩歌等。受其影響，朝鮮王朝中后期兩班階層也開始將諺文用于文藝創作，出現了漢字諺文混合體書寫的小說、甚至純諺文書寫的作品，包括被認為朝鮮王朝時期文學最高峰的《春香傳》等。李朝末期開國后，公文也開始使用漢諺混用文。1949年朝鮮廢除了漢字。在韓國，雖未廢除漢字的使用，但由于限制漢字的政策，漢字的使用頻率逐漸降低，漢諺混用文中的漢字成分逐漸減少，1990年代韓國基本實現了全以諺文書寫文章。
日本
隋唐時代是日本歷史上吸收中華文化最多、最快的時期。從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國，往后二百五十年間，遣使不斷。透過使節來華的留學生、學問僧，唐代文化大量傳入日本。日本天皇名稱、“日本”國號的確立、中央體制、地方制度、考試制度、土地田賦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為藍本。日本遣唐使和留學生回國，帶回不少漢文詩集。李隆基天寶十年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繼寫出了不少漢詩文集，如《懷風藻》，這是日本最古的漢詩集，也是貴族文學的代表。另外，還有《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也都是著名的文學作品。日本史籍《日本書紀》是720年用漢文寫成的。其后，《續日本書紀》《日本后紀》《續日本后紀》《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等書，都按漢文編年體相繼寫成。這五種書，加上《日本書紀》，合稱“六國史”。“六國史”的年代互相銜接，從神話傳說起，直到公元887年，其內容雖然不完全可信，但卻是日本古代的重要歷史文獻。與此同時，日本寫出了一些《風土記》，這與中國的地方志相當。
平安時代后期，日本人借用漢字偏旁發明片假名（片名，カタカナ），根據漢字草書發明平假名（平仮名，ひらがな）。按照平假名書寫的日文系統，使得漢字與假名可以混合使用，片假名則多標示外來和專業名詞。雖然到近代明治維新和美軍占領時期曾有廢除漢字的聲音出現，但直到現在日本還是持續使用這套書寫系統，使得學習日語的不論是本國還是外國人，都必須同時學習三種文字，即漢字，平假名和片假名。
越南
從秦朝開始，漢字就逐漸傳入當時的交趾郡地區。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王朝在安南地區開辦官學和私學，教授漢字和傳播中華文化。漢字大規模而系統地傳入越南，使用范圍也從官場和士大夫階層逐步擴大至民間，鞏固了它作為交趾地區正式通用文字的地位。1075年，越南首開科舉制度，此后成為歷朝取士的重要途徑。在本土化科舉取士機制下，漢字和漢文化對越南的影響不斷擴大和深入。政府使用漢字頒布政令和告示，征集鴻學碩儒用漢字撰修國史；文人雅士以漢字吟詩作賦，著書立說；民間宗教活動、簽訂契約亦多使用漢字。
喃字（Ch? N?m）最晚在13世紀被發明。喃字的出現，完成了越南語書面文同口語的統一，記錄越語的漢喃文（Hán N?m）也因此出現。漢喃文的出現，加快了越南國語文學的發展，很多優秀的文章也多也以漢喃文寫作，如15世紀的阮鷹創作不少漢喃詩歌流傳至今。越南文學在18世紀迎來了一個高峰，涌現了阮攸的漢喃文著作《金云翹傳》以及胡春香的漢喃詩等。由于是用漢喃文寫作，便于京族理解記憶，這些文學作品在越南民間以口頭的形式廣泛流傳。
另一方面，記錄越南本民族語言的漢喃文出現以后，官方的正式文書仍然多沿用漢文。這一時期越南也創作了大量的漢字詩文和著作。如李公蘊的《遷都詔》，李常杰的《南國山河》，陳國峻的《檄將士文》，阮薦的《平吳大告》《軍中詞命集》《藍山實錄》《抑齋詩集》，吳士連的《大越史記全書》，阮秉謙的《白云詩集》，黎貴惇的《見聞小錄》《蕓苔類語》《群書考辨》《北史通錄》《全越詩集》《桂堂詩集》，吳時志的《皇黎一統志》，以及阮朝國史館編修的《大南實錄》和《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等數不勝數。有些詩文堪稱雄文宏論，深得漢文化的精髓。
19世紀下半葉以來，法國殖民者開始禁止越南官方文書漢文的使用，并廢除了科舉考試。漢字、漢文地位的降低，也導致了與漢字關系緊密的喃字的地位下降。在20世紀上半葉，喃字和漢喃文逐漸沒落。1945年，胡志明領導的“八月革命”取得勝利，不久便通過決議正式宣布廢除漢字，轉而以拉丁語字母取而代之。
參考資料 >
漢字與漢字文化圈---中國文明網 .中國文明網.2023-08-28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3-08-28
文言文寫作的當代傳承.今日頭條.2023-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