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簡稱《說文》，由東漢許慎編輯，原書作于劉肇永元年間，成書于劉祜建光元年。北宋雍熙三年（986年）進行校勘并雕版流布，后代研究《說文》多以此版為藍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按照部首編排，系統分析漢字的音、形、義的語文辭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書之一。
《說文解字》共十五卷，分前后兩部分，前十四卷為第一部分，以解字為主，先列出漢字字形，通常是小篆字體，也標列了部分古、籀文字形。后逐字解說字形，通常先釋義，次釋形，后釋音。在編排方式上，《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首創部首編排，共區分出540個部首，將相同部首的漢字排在一起，使不同部首字相互區分開來；同部首的字中同屬、同理的字排在一起，使排字有序。前十四卷共收釋9353個字，又有重文（即異體字）1163個字，共計10516字，體量龐大。第十五卷為敘目，涉及文字起源、漢字內部規律等問題，為后世文字學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說文解字》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統的字典，不僅促進了當時的文字規范與統一，也深刻地影響著后世。它為漢字建立了理論體系，開創了部首檢字法的先河，是科學文字學和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對后世漢字的研究和運用仍具有指導和借鑒作用。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說文解字》原書作于漢和帝永元年間，成書于漢安帝建光元年。此時，文字的發展已經較為成熟完善了，文字學開始發展。從已經發掘的古文化遺址所提供的資料來看，至少在五六千年前漢族就已經開始使用文字了，半坡遺址時期已經出現了簡單的記事符號，到甲骨文時期，已經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文字體系。到了漢朝，隨著文明的趨向繁榮，作為文化載體的文字也進入到了高速發展時期。漢字不斷發展，文字孳[zī]生日繁，使得人們必須專門學習它，才能很好地使用它。在這一背景下，眾多的字書應運而生，蔚成風氣，這就給《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的產生提供了文化積因。
在《說文》之前，中國就已經出現了字書，這些字書也為《說文解字》的出現提供了條件。中國最早的字書是戰國時期的《史籀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認為該書是姬靜太史姓所作，《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所收“籀文”，就大量借鑒了該書。秦始皇時代又有“三蒼”，即《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西漢又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揚雄的《訓纂篇》等。還有《爾雅》《方言》等字書，雖然與《說文》相比，不夠成熟和體系化，但不可否認，它們為《說文》的編纂提供了大量文字資料和研究基礎。
同時，漢代的社會主義和學術活動，也為《說文解字》的出現提供了思想前提。秦始皇時期，大量焚毀經書，對中華文化而言無疑是一場浩劫。漢朝建立以來，劉徹在董仲舒的諫言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從本質而言仍是文化的專制，但卻在文化整理上打開了禁令。在這一背景下，興起了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的論爭。今文指漢朝通行的隸書文字，古文指先秦六國時期的古代文字。今文經學派認為經書中蘊含著無限的意思，只言片語也可致用，受此思想影響，他們常常斷章取義，隨意使用經書中的字詞句子。而古文經學派則認為不可以斷章取義，應該根據經書的句子和字義來解讀，將文字的分析和訓詁[gǔ]的考證放在首要地位。而許慎師從古文大師賈逵，從學派來說屬于古文派。從時代來看，許慎所處的東漢中葉時期，也正值古文學派全面興盛之時，訓詁之風盛行，這也為他編纂《說文解字》提供了條件。
個人背景
許慎，字叔重，是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召陵區）人，出生于劉莊永平元年（公元58年），卒于劉志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一說許慎生于劉秀建武六年即公元30年，卒于劉祜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
據《后漢書》記載，許慎年輕的時候就廣泛學習經籍，受到經學大師馬融的贊揚，有“五經無雙許叔重”的美譽。在長期的學習和研究中，許慎搜集到了大量的小篆、古文、籀文字形，這也為他后來編纂《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提供了便利。除博學外，許慎還性格淳樸，腳踏實地，對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輕易發表評論，而是會仔細查證，這種嚴謹的精神也是編纂《說之解字》必不可少的品質。同時，許慎又淡薄名利，專心學術，漢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受地震影響，全國爆發災情。皇帝下詔三府，選有才干的官員，出補令長，安撫百姓，穩定民心。許慎被選受詔到沛國縣（今固鎮縣）任縣令。然為了專心審定《說文解字》，在就任之前，許慎就稱病，回到了故鄉萬歲里。終于在三年后，即121年，《說文解字》定稿，由許慎之子許沖將稿奉獻皇帝。
許慎并不以官名顯揚，他的聲名更多是由他的學說奠定的。許慎有兩本著作，一是《五經異義》，該書創作先于《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其重要意義在于首次在禮制領域，開啟了今、古經學的融合，為調和古今學派斗爭做出了貢獻。該書已經亡佚，僅能從余篇考查許慎思想。二是《說文》，在文字訓詁上展示了許慎“今為古用”的學術追求和實事求是、兼容今古的經學思想，從而奠定了他在經學上的權威地位。
編排體例
《說文》全書的正文部分可分為文字和說解，文字包括字體和部首的排列；說解包括對于文字義、形、音的解釋。
字形字體
《說文》全書收錄漢字以小篆為主要字體。小篆是中國第一次出現的字體統一，形體固定的文字，相較于異體繁多又多字形的金文而言，小篆更容易分析和歸納出部首；相較于后世通行的隸書而言，小篆還保持著原先的象形意味，更接近字的古貌，便于推求本義。因此，小篆是最適合進行分析的字形。《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又收錄了異體字，包括古文、籀文、小篆等，作為補充印證材料。古文是戰國末年時期的抄書體，特點是簡潔，但又不如金甲文工整。籀[zhòu]文指《史籀篇》中的文字，大徐本標明的重文數共計208個，特點是形體繁迭。異體字還包括一部分小篆，主要來源于秦刻石。
在每部末，《說文》都會標注“文若干”“重若干”的字樣。“文若干”是指該部中正字的數量。“重若干”是指該部中異體字的數量。異體字又常用“或作某”即所謂“或體”來表示。有時用“俗作某”“秘書說”“通人說”表示，多限于小篆。《說文》中約有四百五十多條“或體”。
部首分類
許慎在《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中首次創立了540個部首，并以此統領漢字，這一舉措為漢字的編訂和檢索提供了一套較為科學的程式，也使《說文》和以往的字書相區別，進入了字典的行列，可以說這是《說文》最大的功績之一。關于部首的分類方法和排序，在《說文·敘》中許慎重點談論了該問題，部首的劃分是依據形體進行的，有共同組成部分的屬于同部首字，排在一起，不同部首的字相互區分；部首內同屬、同理的字排在一起，使排字有序；以“一”為第一個部首，“亥”為最后一個部首。
部首內字的次序，一般都是把意義相近的放在一起，但也有其他細微的規則，如東漢皇帝名諱中出現的字，一定列于該部之首，如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秀”字，即為禾部之首；有吉兇之意的，按先吉后兇順序排列，如“示”部，先“禧”“祿”“禎”“祥”“福”等表示吉祥的字，后“禍”“祟”等表示災禍之字；有虛實之意的，先實后虛；與部首形體重疊的或相反的，列于該部末尾等。雖然《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中有若干排列條例，但并不十分嚴密，故北宋文字學家徐鉉曾說“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
說解次序
《說文解字注》中有“凡篆一字，先訓其義，次釋其形，次釋其音，和三者以完一篆。”即《說文》的說解按照先義，再形，最后是音的程序進行。
釋義即義訓，目的是為了探求漢字的本來意思，但有時也會出現為了探求本意而放棄該文字最常見的意思的情況，如《說文》認為“易”是象形字，將之解釋為“守宮也”，也就是四腳蛇，反而沒有收錄“易”最常見的“容易”的意思。黃侃總結《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中釋義的方法主要有三，即互訓、推因和義界。互訓，即是用同義詞相互解釋。常見形式為“某，某也”。推因是依據聲音線索來探求詞義的方式。黃侃解釋說：“凡字不但求其義訓，且推其字義得聲之由來。”義界就是下定義。《說文》中的義界式釋義有兩大類，一是有標記詞作為提醒，常用“為”“曰”“之”“者”“所”“所以”等字眼作為提醒；二是無標記義界，也就是沒有明顯的標記詞提醒，直接定義詞義。
釋形即形訓，是從造字角度對字形的分析，主要依托的是造字之法即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指事是一種符號化的表達，如《說文·敘》所說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中常用“指事也”“象某形”“象某”或“從某象某形”等表示。象形是最直接、最原始的構字方式，《說文·敘》所說是“畫成其物，隨體詰拙，日、月是也”。一般會直言象形，如“刀，兵也，象形”。若所象之形不是很明顯，也會加以解說，常用“象某之形”“象某某”等表示。形聲指字由兩大部分組成，即聲符和形符，這也是使用最多的漢字的構形方式。《說文·敘》所說是“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說文解字》中收錄的形聲字約占80%。常用“從某，某聲”表示。會意是指由兩個及以上的獨體字結合而成的一個新字。《說文·敘》所說是“會意者，比類和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常用“從某從某”或“從某某”表示。轉注按許慎的說法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但《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中沒有明確其使用，僅以“考”“老”二字為例。后世學者對于“轉注”看法不一，其中戴震等人以為轉注就是指互訓，朱駿聲則認為是從本義中引申出新義。假借指“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兩字聲音相近，就借用舊字來表示新字，《說文》同樣舉了“令”“長”兩例。
釋音即音訓，也稱聲訓，以讀音為線索推求本源。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形聲字中的標注方法，二是直接用讀若注音，常用“讀若某”“讀如某”“讀若某同”“讀與某同”“讀若與某同”或“讀若某相似”表示。
廣泛征引
《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體例的一大特點在于廣泛征引。據許慎自己在《說文·敘》中所說，他征引了《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等古籍。事實上，《說文》引用來源遠不止這些。許慎在《說文》中的引用有來源于經書典籍的，如釋“祝”字時，引用了《易》經中的“兌為口為巫”一句，用以說明“祝”和巫術祭祀之間的關系；再如釋“瑱”時，引用了《詩》中的“玉之瑱兮”一句，用以說明“瑱”與玉的關系。有引通人說，即引用了先秦諸子和漢代司馬相如、董仲舒、杜林、衛宏、劉向、賈侍中、楊雄、京房、劉歆等人的看法。如“狗”字的說解為：“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有引群書說，群書就是除“五經”之外的其它典籍，包括《山海經》《論語》《孟子》《老子》《墨子》《史篇》等。如注解“劦”的時候就引用了《山海經》中的“惟號之山，其風若劦”一句，用以解釋“劦”的刺骨之意。有引各地方言，如“雅”字的說解為:“楚鳥也。一名，一名卑居。秦謂之雅。”就是引用的秦地的方言。
創作思想
分類思想
小篆文字數量眾多，為了能對眾多文字有序說解，許慎確立了“類聚群分”的編纂思想，這一思想來源于《周易》，指將眾多文字分成若干類來進行說解，也就是劃分部首和安排文字。按照段玉裁的注解，“類聚”針對于同部字，即相同部首字放在一起；“群分”針對異部字，即不同部首相互區分。許慎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構建出《說文解字》龐大而又嚴密的整體框架，并衍生出了“牽屬相貫”“據形系聯”的具體的文字的編排方法，從而使《說文》整體框架中各個部件嚴密有序。
編排思想
“一”是《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第一個部首，許慎解釋為“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不以“數字之始”解釋“一”，而認為“一”是“太始”，“一”化分出天地，再化生萬物，是世間萬物的起源。這種解釋體現了以許慎為代表的漢族對宇宙本源的理解，他們認為，元氣是宇宙的本初狀態，統帥天地萬物。因此許慎將“一”作為《說文解字》的開端，有起源之義。“亥”是地支的最后一位，也是《說文》的最后一個部首。既意味著一種終結，也代表著新的開始。許慎從“一”起，以“亥”終，構建出一個完整、有序的文字說解體系。
治學精神
許慎對待《說之解字》的編纂態度認真，要求每一字都有出處。一方面，許慎廣泛征引文獻，博采眾說，并標明出處。另一方面，對于難以辨明的內容，許慎常并列幾種說法，《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中常有“一曰”“又曰”“一說”“或說”等字眼，如“櫝，匱也。從木賣聲。一曰木名。”對櫝的意思有兩種解釋，一是木匣子，二是樹的名稱。許慎也常使用“闕”字，表示由于現有資料不足，難以推測字的義、形、音。如“旁，溥也。從二，闕；方聲。”表示缺少“旁”字的形釋。體現許慎的嚴謹精神。
成就
《說文解字》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字典，它開創了以部首編排文字的體例，對于后世辭書的編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研究漢字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典籍之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晉代呂忱的《字林》、梁顧野王的《玉篇》、明代梅膺[yīng]柞的《字匯》和清代的《康熙字典》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說文》的編排體例。
《說文解字》在文字學上的價值也受到關注。《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中文字部分以小篆為主，對促進當時漢字的統一和后世漢字的規范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它也保存了大量先秦的字體，尤其是秦朝以前的小篆、金文、籀文等上古漢語的文字，記載了古代漢字的形貌，為今天深入研究古代文字以及文字的發展演進過程提供了原始材料。《說文》中的“六書”理論也成為了后世研究文字學的重要理論，對文字學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文獻學上，一方面，《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推求字的本義，記錄了漢字的古義和本義，成為解讀古代文獻的重要工具。同時，在解釋字義時，許慎也廣泛引用典籍等，為后世的研究考據提供了原始資料。另一方面，《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也記載了關于社會制度、天文歷法、地方風俗、醫學科技等各方面的文化知識，有助于后人更好的解讀和認識古代文化，因此，有學者將《說文》視為東漢前的百科全書。
局限
雖然《說文解字》有極高的價值，但它畢竟成書于1900多年前，受到當時政治、思想等要素制約，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
《說文解字》的局限性有一部分是由材料造成的。許慎書中的篆文和古籀文大多出自于書籍和當時出土的器物，如他自己所說是“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然而東漢時期出土的青銅器并不多，許慎也沒能見到比這些資料更早的、形義關系更為密切的甲骨文，這就導致《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中的部分內容不僅不能準確揭示漢字的本義，反而容易出現以小篆字形強解字義從而導致謬誤的情況。
許慎思想認識上的不足也導致了《說之解字》內容上的缺憾。《說文解字》成書于儒家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盛行的東漢時期，這些思想也滲透到了書中。從許慎著書的目的來看，他以為“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出于為政治服務的心態，許慎也接受了當時為統治階級提倡的陰陽讖緯之言。如以人身體部位對應解釋甲、乙、丙、丁等字。不僅與字的本義有明顯差距，也使得部分內容稍顯牽強。
許慎《說文解字》雖然首創了部首分類，但他的分類不是完美的，有一定的缺陷。部首劃分的依據是漢字的形體，這一過程往往受主觀因素影響，甚至有時還會不自覺地受流行的訛變字形、隸書字形的干擾。因此，許慎部首的劃分中存在著一定的錯誤，如劃分出了多余的部首，或將漢字的幾個部分混雜在一起等。如“桑”，不入“木”部，而是另建“”部。也因如此，后續文字的歸部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如歸部標注不一等。如“辯”和“辨”字，前者入“”部，后者入“刀”部。但客觀來看，《說文解字》產生于文字學的初創時期，其理論與實踐中難免會有不完善之處，需要理性的去看待。
版本流傳
《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成書之后不久就受到了廣泛關注，鄭玄在為《周禮》和《禮記》作注時便引用過《說文》中的內容，應劭的《風俗通義》中也有相關內容。到魏晉，因為盛行隸書和真書，小篆少有人研習，因此對《說文》的關注漸少。
到隋唐時期，《說文》廣為流傳。許多注釋家在注釋時都會引用《說文》，如李善為《文選》作注時、孔穎達為《五經》作正義時、司馬貞為《史記》作索隱時以及張守節為《史記》作正義時，都引用了《說文》中的內容。李豫大歷年間，李陽冰刊定《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使得《說文》再度流行于世，可以稱得上《說文》的一大功臣。但在刊定的過程中，李陽冰也摻雜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在原文的基礎上有所修改，因此受到宋人的詬病。
在李陽冰之后，對《說文》校勘有著重大貢獻的是二徐。二徐之一徐鍇在南唐時就著手復校，整理出了《說文解字系傳》共40卷，注解較為詳細。到了宋朝，其兄徐鉉奉旨再次校刊《說文》，徐對于《說文》的貢獻體現在六個方面：查缺補漏；增加400多個新字；增加反切注音；增加《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卷數為三十卷；為全書增加標目；訓釋難解字義。徐鉉之后，《說文》大量刊行，廣為流傳。
明清以來，二徐本基本成為《說文》的通行版本，只是會對字體和注釋樣式有所調整。其中，比較著名的重刻本是孫星衍版和曹禹陳昌治版。孫星衍版仿宋小字本，訛字少，世稱精善。然而字小行密，不便閱讀。后于戰火中被焚毀，原本失傳，現多為后人的翻刻本。曹禹陳昌治版是在孫星衍本的基礎上改刻的，以一篆為一行，將許慎《說文》書原文刻為大字，以雙行小字刻印徐鉉的校注，新附字低一格標列，大大方便了讀者的閱讀。
現代《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有中華書局新印本，該版以陳昌治刻本為底本，在小篆之上增加楷體，另有新編檢字表附在書后，更適合今天的讀者閱讀。
學術研究
唐宋時期
唐宋時期是《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學的發展期，學者對于《說文》這一巨著總體關注度并不高，因此對于《說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勘和整理。在這一時期中，比較著名的人物是李陽冰和二徐，三人的校勘整理工作不僅有利于《說文》的保存和流傳，更是啟迪了后世的《說文》學研究。
元明時期
南宋到元明時期，學界對于《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從前的學者都認為許慎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凡許氏是者從之，非者違之”的思潮，即認可許慎對的地方，而對他有謬誤之處也大膽指出。于是，重新闡述《說之解字》成為了風尚。這一時期對《說文》的研究更集中于對于“六書”的研究，著名學者有鄭樵、戴侗、周伯琦、趙古則、趙宧光等；著作有《六書略》《六書故》《六書索隱》《六書指南》《六書正義》《六書總要》《六書本義》等。這些學者對“六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具體問題的討論中，如“六書”中何者為本問題，鄭樵以為是象形，而戴侗以為是象形指事，楊桓則認為是象形會意。再如對“六書”的分類問題。明代趙古則將假借、轉注與其他四書進行區分。趙宦光在此之上提出“六書”的“四體二用”理論，為清代學者深入研究“四體二用”做了鋪墊。
清朝時期
清朝是《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研究的鼎盛時期。從人數來看，至少有二百多位學者參與了《說之解字》研究。從成果來看，有對《說文》的總體研究，也有從部首或者“六書”等角度出發的具體研究等。在眾多研究者中，《說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最為突出。代表性著作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王筠《說文釋例》《說文句讀》。其中段玉裁首次提出了“形、音、義三位一體觀”，為《說文解字》研究提供了一條可行的道路。桂馥重點研究形義關系尤其注重義證，考據時征引極廣，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朱駿聲在釋義的基礎上加上了音韻方面的研究，在“定聲”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王筠是《說文解字》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說文》的體例上下了很多功夫，其學術價值和研究角度在清代眾多《說文》研究中獨樹一幟。胡奇光先生總結了四人研究的異同，他認為段玉裁、朱俊聲是革新派，重在聲義關系的研究；而王筠、桂馥則是正統派，重在形義關系的探求。
現當代時期
民國時期，王國維、黃侃、章太炎等結合當時發現的一批甲骨文和金文，進一步研究《說文解字》。其中，章太炎提出要將“小學”改為“語言文字之學”，標志著傳統小學到現代語言學的過渡。
改革開放以來，《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學繼續盛行，研究涉及各個方面，既有對許慎其人生平、思想的研究，如頓嵩元的《許慎年表》（1985）、張震澤的《許慎年譜》（1986），又有對《說文》版本、校勘的研究，代表性學者有蔣善國、李先華、蘇鐵戈等人；既有從整體上對《說文》的研究，如姚孝遂的《許慎與〈說文解字〉》（1983）等，又有從《說文》的體例、部首角度的研究，如陸宗達《六書簡論》（1978）等。這些研究進一步促進了當代人對于《說文》的認識，推動《說文》在當代的繁榮。
國際影響
《說文解字》是中國傳世漢字辭書代表作，在漢字文化圈中有著深遠影響力，尤其是在朝鮮。
朝鮮半島是“漢字文化圈”中最早接觸和吸收中華文化的地區，有著悠久的使用漢字、寫作漢文的傳統。唐朝時，朝鮮派遣學生入唐，據《新唐書·百官三》記載：“暇則習隸書、《國語》《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字林》《三倉》《爾雅》。”《說文》是當時朝鮮留學生的學習內容。這些留學生也將《說文》帶回了朝鮮。高麗自成宗十一年（公元992年），朝廷下旨設國子監、模仿唐朝設六學。《說文》成為朝鮮科舉考試內容之一，正式進入朝鮮半島教育領域。朝鮮王朝（1392—1910）時，受漢字地位變化的影響，《說文》的傳播并不順遂。直到18世紀，《說文》的韓國傳播與研究再度盛行，許多文臣請奏研習《說文》，如李書九《對策》中說“參以許慎《說文》及小學諸書，刊正字體，昭揭國學。”當時也有許多《說文》版本在朝鮮流傳，如《說文解字（并宋本說文解字）》《說文外編》《說文字辨》《說文古籀補》等。
除了是科舉考試的內容外，《說文》還是文人的重要引用資源，據（韓國）河永三統計，朝鮮時代歷代文獻中引《說文》的有71處。此外，也出現了仿照《說文》編撰的字書和研究專著，如《六書經緯》，是現存第一部根據楷書構形解讀漢字意義的字典；沈有鎮的《第五游》，是韓國現存的唯一一部研究漢字字源的書；鄭允容的《字類注釋》，是按意義歸類收字，訓釋內容豐富；許穆的《金石韻府》，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古文字形，并探究文字的起源問題；樸壽的《說文解字翼徵》，是韓國僅存的一部研究《說文解字》的專著。這些書籍都是仿照《說文》而成，說明了韓國對《說文》的重視。
評價
《說之解字》向來被后世學者推崇。其中南北朝學者顏之推從體例入手，總結了許慎編書的優點，他說“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吾服其為書，隱栝有條理，剖析窮根源。”南唐學者徐鍇從釋義角度出發，認為“文字之義，無出《說文》”。
清代學者從多方面評價《說文》的價值。王鳴盛從治學角度出發，認為“《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余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孫星衍從史料學角度出發，他說：“五經文字毀于暴秦，而存于《說文》。《說文》不作，幾于不知六藝。六藝不通，唐虞三代文言文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本解。”黃侃推崇許慎的嚴謹態度，他說：“許君說字，皆有征信，經典之有征者，則征之經典，經典之無征者，更訪之通人；其有心知其意，無可取征者，則寧從蓋闕，以避不敏。”段玉裁將《說文》提到了極高的地位，他說：“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
近現代學者對于《說文》也表示了肯定，如朱自清說：“《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文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胡奇光認為“中國的小學研究，一旦有了《說文》，就好比譜寫一部樂章找到了主旋律一樣。一抓住《說文》，就會全面地帶動以形、音、義作為核心的小學研究。”陸宗達在《訓詁簡論》中說“我們閱讀古書、研究訓詁，往往離不開這部書的幫助。”張舜徽也曾說：“在研究古文字學的領域內，《說文解字》便是一部人人必讀的常見書”，“《說文解字》這部書，一直到今天，還是一部極其重要的古代字書，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字必須由此入門的基本讀物”。對《說文》的作用表示了認可。范文瀾說：“這部巨著，集西周以來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經學訓話之大成。”蔣善國也說：“（《說文》）是1800年來唯一研究漢字的經典著作，是我們今天研究古文字學和古漢語的必不可少的材料。如果沒有這部書的流傳，我們將不能認識秦、漢以來的篆書，更不要說到商代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與戰國時的古文了。因此，它不但過去對漢字研究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對現在有同樣的巨大影響，并且對將來也有深遠的影響。”總結了《說文》的歷史地位。
參考資料 >
【書海泛舟】《說文解字》——中國第一部字典.天津港保稅區文化中心.2025-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