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字蕓臺，后改字仲澐（一說字仲潭），生于浙江紹興，中國歷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范文瀾191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22年起，先后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河南大學、北平大學等處執教。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和黨組織失去聯系。1927年回北大任教，從事經史子集的教學研究，1937年七七事變后創辦《風雨》周刊，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到延安市后歷任延安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及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北方大學校長、華北大學副校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在延安時期，受命編寫中國歷史。于1941年、1942年分別出版了《中國通史簡編》上、中兩冊（原始社會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1945年冬，完成鴉片戰爭至義和團運動的近代史撰寫，次年以《中國近代史(1840—1949)》[上編第一分冊]之名出版，之后改題目為《中國近代史》（上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是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和九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整個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范文瀾創建了近代史研究所，完成了《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至第三編的撰著工作，同時領導了中國史學會的學術創作。1969年7月29日，范文瀾病逝于北京，享年76歲。
范文瀾早年醉心于國學研究，將傳統學術方法——主要是晚清古文經學家法和現代史學觀相結合，對正史及史官制度作了考察和評述。1940年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潛心研究中國歷史。范文瀾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史學和經學兩方面。史學方面，范文瀾是史學界的“馬列五老”之一，與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并稱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新史學宗師”。其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開創了馬克思主義通史體系，締造了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貢獻。經學方面，范文瀾1941年發表的《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第一次運用了馬克思主義觀點梳理經學的歷史。
人物生平
年少求學
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11月15日，范文瀾出生于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市)城內府山北、錦麟橋南側黃花弄的一個舊式書香家庭。范文瀾小名麒麟，字云臺、蕓臺、仲法。筆名武波、武破。其先輩世代讀書，重視教育。范文瀾5歲時進私塾學習《四書》等典籍，又由父親親自教授五經、文言文和《泰西新史攬要》等，并教寫策論文章，準備應舉。1905年清朝廢科舉，廣興學堂。范文瀾于1907年春進入縣高等小學堂學習，插班3年級。這段時間，他在原來背誦《四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通讀《易經》、《尚書》，為日后在國學領域深造打下了基礎。除此之外，當時反清革命家秋瑾和徐錫麟在紹興市從事起義的準備活動，少年范文瀾深受愛國思想的感染，為其后來走上“集學者與革命者于一身”的道路產生了深遠影響。學生時代的范文瀾亦有活潑趣事：他曾與同學扮演老虎，自己當“老虎頭”，其余人當“老虎腳”“老虎尾”，蒙著老虎毯子（自己的臥具）大聲吆喝撞進別人宿舍。結果老虎毯子被沒收，他被單獨帶去見校長受斥責。次日學校掛出“校長示”大牌，列舉其多條過失，但以“姑念該生未習校規，從寬免予記過，特此訓誡，以策后效”結案。
1909年（清宣統元年），范文瀾考入上海浦東中學堂，插班進入二年級。只學了一年時間，但讓他極其快慰的是可以剃去象征清朝馴民的長辮子，并因此受到校長黃炎培的稱賞。學習一年后，轉學到杭州市的安定中學堂。中學畢業后，范文瀾在叔父范壽銘的資助下，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次年轉入人文科本科，在中文門（后改稱國文門）學習。大學期間范文瀾刻苦攻讀、博覽群書，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在其師黃侃、劉師培、陳漢章等人的影響下，他在經史考證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彼時的范文瀾，服膺[yīng]乾嘉考證名家治學“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嚴謹態度，摒棄任何缺乏證據的臆說。除此之外，面對當時黑暗的社會，范文瀾還閱讀了相當數量的佛經。
各處任教
1917年6月畢業后，范文瀾經叔父介紹，擔任校長蔡元培的秘書。11月范文瀾到衛輝市叔父范壽銘處,與戴冠芳(1892-1966,浙江寧波人)結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相敬相愛。自1917年畢業到1921年間，范文瀾先后在沈陽高等師范學校教書，到河南汲縣省立中學教授文言文歷史，又到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當統計員。他一方面為了生計在奔波,另一方面在思考和選擇將來的人生道路。
1922年夏，范文瀾應天津市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的邀請，到南開中學任教國文。1924年任南開大學部教授。在南開大學優越的學術環境中，范文瀾編授《文心雕龍》講義（即《文心雕龍講疏》），并于1925年刊印。此書出版后，立即受到學術界重視，范文瀾也從此開始受到學界的注目。之后，范文瀾在南開大學時編撰的《群經概論》、《正史考略》、《諸子略》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也作為范文瀾系列學術著作陸續正式出版，使其成為國學名家。
1925年6月5日，范文瀾參加天津市各界人民聲援“五卅[sà]”慘案的示威游行，并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范文瀾與李大釗在北京會面。此后，因他在課堂上常談到共產主義，為天津反動當局所注意。5月，天津警察廳要派人逮捕范文瀾，時任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范文瀾。范文瀾連夜離開天津到達北京。次日張伯苓告知前來抓捕的人員范文瀾已經回浙江省探親，由于軍閥勢力到不了南方，此事最終不了了之。范文瀾離津赴京，在北京大學任教，因中共天津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范文瀾遂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在北大的幾年里，范文瀾先后講授過《諸子文選》、《文心雕龍》《說文解字》等課程。同時還相繼在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法大學、臺灣輔仁大學等學校執教，講授中國文學史、古代史、古歷術等。1932年10月任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翌年任該院院長。1934年以“共黨嫌”被逮捕，經營救于次年獲釋。范文瀾于1927年下半年到北京，1936年離開。在這9年里，他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又潛心從事學術研究。他將在北大所學和畢業后10年的積累作了全面的整理，相繼完成了《諸子略義》《文心雕龍注》《正史考略》《群經概論》等學術著作，內容涉及經學、歷史學文學評論等方面。其中《諸子略義》是他到北大執教后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主要評介諸子學說。1936年，范文瀾任文史系任教授，主講中國上古史、文學史、經學和《》等課程，這標志著他的治學由原先的國學領域跨入了史學領域。
延安編史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后，范文瀾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和嵇文甫、王闌西、姚雪垠共同創辦《風雨》周刊，通過中共河南省委的直接領導，指導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秋，范文瀾在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確山縣竹溝鎮正式參加新四軍部隊，負責領導戰時教育工作團，從事抗戰動員和統戰工作，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年抗戰時期是范文瀾學術和人生歷程的關鍵時期，他由國學家轉變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1940年1月，范文瀾到達延安市，黨中央任命其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不久后，中共中央宣傳部便將編寫中國歷史的任務交付給他，要求范文瀾在卡爾·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論指導下主持編寫一部十幾萬字的全新的中國歷史，以此作為干部教育學習讀本。得益于自身的革命基礎以及在馬列學院幾個月的學習和工作，還有深入學習馬列理論和黨的文件等多重因素，范文瀾已經完全具備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來寫作一部中國通史的能力。盡管環境艱苦，書籍資料不足，但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范文瀾便完成了上冊（五代十國以前）的撰寫，年底時又寫完了中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范文瀾寫完了56萬字的《中國通史簡編》。這部著作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全面系統地闡明了中國的歷史、教育，是中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成的中國通史專著，代表了抗戰時期解放區中共中央關于中國歷史的學術觀點，甚至被視為共產黨對中國歷史進行解讀的文本標志，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著述的基本原則。
1943年黨中央組織根據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提出的“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做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這一號召，選拔人力分別編寫四部著作，其中政治史交由范文瀾負責。范文瀾接受任務后，暫行擱置了編寫《》下冊的計劃。他原本打算將整個近代史分為上下兩編，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其中“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上編又分兩個分冊，1840年至1905年為第一分冊，1905年至1919年為第二分冊”。但到1945年時，范文瀾離開延安前往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近代史編至此中止。已經完成的部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至）于1946年由延安新華書店總店以《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之名出版，之后改題目為《中國近代史》[上冊]。
解放戰爭期間，范文瀾先后任職校長、副校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
新中國成立以后，借由《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兩部巨著以及個人魅力，范文瀾在學術界享有崇高威望，成為新中國史學界的領導人。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有很高的地位。1950年范文瀾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1951年中國史學會成立，范文瀾任副會長，負責史學會的實際領導工作。之后歷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5年）、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56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9年）、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1959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65年）、中共九屆中央委員（1969年）。
1950年中國科學院建立，在原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任所長。彼時因為近代史研究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近百年歷史只有少數幾個人涉獵。在范文瀾擔任所長的20年時間內，近代史所由原有十幾人發展到近百人，培養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專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范文瀾自居住的東廠1號胡同后，寫作環境大大改善，圖書資料也更加豐富。1951年范文瀾決定從頭修訂《中國通史簡編》，直到1965年，共歷15個年頭。按照1952年所訂計劃，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共分四編，時間跨度從遠古社會到明清（第一次鴉片戰爭前）。1953年，出版修訂本第一編；1957年，出版第二編，1965年底，出版第三編第一冊和第二冊，至此《中國通史簡編》修訂工作自遠古至丘五代十國部分全部完成，四冊共計110萬字，篇幅為原版的三至四倍。
1951年7月28日，中國歷史學會正式成立，范文瀾擔任史學會負責日常工作的副會長。范文瀾在史學會的工作成果有三——第一件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籌建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團結歷史學家、探討以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第二件是成立中國史學會，組織史學工作者編輯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從刊》，推動近代史的研究。第三件是舉行紀念性的學術活動，提倡嚴肅的學風。這三件事都曾在當時的史學界產生過相當的影響，起過一定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伯達之流企圖整垮范文瀾，由于毛澤東的保護，范文瀾才幸免于難。但是這段時間歷史研究遭遇阻遏，加上患病，范文瀾開始療養休息。1968年7月，毛澤東委托范文瀾編寫一部包括現代史的中國通史，范文瀾接受后立即制訂將《中國近代史》大規模重寫，以及續寫1919年至1949年現代史部分的計劃。彼時的范文瀾體弱多病，他為能有更多的時間編寫通史，不愿住院治病。1969年7月29日，范文瀾病情突然惡化，留下了尚未完成的通史遺稿，享年76歲。范文瀾去世后，《中國通史》的第五、六、七、八、九、十冊由蔡美彪等編撰完成。
主要著作
代表論著
《文心雕龍注》
1932年，范文瀾在南開大學講授的《文心雕龍》講義脫稿，編纂為《文心雕龍講疏》，這是其著作《文心雕龍注》的前身。《文心雕龍講疏》最初在1925年10月由天津新印書局刊行，內容包括注釋和講解兩部分。注釋通過引據典籍，解釋詞義來源、典故出處；或對諸家說法、版本歧異作簡要考證。全文重在訓文字。講解部分是對《文心雕龍》50篇原文逐篇講評，論述各篇宗旨；同時對劉勰的文學觀、美學觀多作見解。1929年9月，北平文化學社以《文心雕龍注》為名出版了上冊和中冊，在1932年續出了下冊。《文心雕龍注》以《文心雕龍講疏》為基礎，刪除了其中的講解部分，增訂了注釋，使得訓詁更加詳細，考據更加明確。
范文瀾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受教于主講《文心雕龍》的黃侃，深受其影響。加上他的學術思想還處在經學階段，由此書中多引用黃侃、劉師培等人的話語和觀點，其中也包括攻擊今文學派的觀點。除此之外，《文心雕龍注》的內容在各方面都還存在一些不足，諸如校字妄改，征典不精，釋義不詳，錄文繁冗等。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本書從深度和廣度上將《文心雕龍》的研究向上推進了一個階梯。南開大學校長張伯夢曾把《文心雕龍講疏》送給當時在南開任教的梁啟超，梁啟超閱覽后贊言：“微證詳厥，考據精審，于訓詰義理，皆多所發明。”此書集前人校注之大成，奠后人注書之基石，出版后便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其價值有三：一是廣泛搜集了前人研究成果，進行了評價，辯證得失謬誤；二是闡明幽隱，抉發精微，引發新義；三是恰當分析問題，體現出樸素辯證的觀點。《文心雕龍注》是20世紀中國學界重要的學術經典，被譽為《文心雕龍》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群經概論》
1933年10月，樸社出版了《群經概論》。此書的編纂基礎是范文瀾在京津各學校講授的經學課程。
范文瀾讀書時經學方面受教于黃侃、劉師培、陳漢章等人，早期的經學觀點傾向文言文經學。《群經概論》這本書由十三章組成，概論的內容是《十三經注疏》中的“十三經”。書中分別論述了經的起源、經籍的成書和定本、經的傳授、經典注疏、今古文家法，以及歷代經師注疏、考證所涉及的主要問題。《群經概論》把中國經學史分為了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孔子開始，到唐代《九經正義》為止。由于在這一階段中，兩漢經學極盛，此階段便稱為漢學系。經學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代表類別是今文學、古文學、南學、北學。第二階段是從唐代韓愈時開始，一直到清代理學。由于兩宋時經學繁盛，這一階段被稱為宋學系（道學、理學、心學）。代表人物有韓愈。第三階段是從清到“五四”運動。其中乾嘉時期是經學發展高峰，被稱為新漢學，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戴震、康有為等。
《群經概論》將清代以前學者的重要論述和清代以來考證學家的研究成果綜合整理，系統地總結了中國經學的知識，是范文瀾全面論述經學的著作。此書繼承了乾嘉樸學以來嚴謹治學和兼收并蓄的特點，對諸經問題博采眾長，條分縷析，使讀者明了諸經的概況、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問題所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中國通史簡編》
1940年1月，范文瀾抵達延安，被任命為延安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不久后，中共中央宣傳部委托他主持編寫一部用卡爾·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論指導的中國歷史，以便干部和群眾通讀學習。范文瀾面對簡陋的寫作環境，于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了上冊（五代十國以前）的撰寫，年底時又寫完了中冊。56萬字的《中國通史簡編》用時不到兩年便編寫完成。
《中國通史簡編》分上、中、下三冊。上冊分為三編：第一編為《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的成立——遠古至秦》，第二編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成立后對外侵略到外族內侵——秦漢至南北朝》，第三編為《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的浸入——隋統一至清第一次鴉片戰爭》，全書時間跨度從中國遠古社會到五代十國。《中國通史簡編》中冊或下冊，則主要論述了北宋至鴉片戰爭時期的歷史。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共探討了五個問題：一是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二是西周封建論，三是自秦漢起中國形成統一國家的原因，四是歷史上的愛國主義，五是歷史上戰爭的分類。除此之外，書中還認為歷史的主人是勞動人民，歷史的基本線索是階級斗爭。《中國通史簡編》顯示了范文瀾對唯物史觀的深入了解。
1941年5月，范文瀾完成此書上冊書稿。9月《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在延安正式出版，次年12月出版中冊，此后《中國通史簡編》多次再版。1943年黨中央組織委托范文瀾編寫近代政治史，范文瀾接受任務后便暫時擱置了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下冊的計劃。新中國成立后，范文瀾開始對《中國通史簡編》進行修訂。此次修訂，幾乎是全部重寫。1953年，范文瀾完成第一編(春秋戰國以前)；1957年6月，完成第二編(秦漢至隋統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編(隋唐五代十國)，全書總計約110萬字，以《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出版。范文瀾本欲將通史寫至1949年，但終因年邁體弱而未能如愿。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之后多次再版重印，總印量達數百萬冊。
《中國通史簡編》是一部運用馬克思唯物主義觀點系統整理敘述歷史進程，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通史著作。它代表了抗戰時期解放區中共中央關于中國歷史的學術觀點。該書的宗旨是“從廣泛史料中擇其真實材料，組成一部簡明扼要的、通俗生動的、揭露統治階級罪惡的、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的中國通史”。1978年《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簡編》及《中國近代史》（上冊）合輯）分十冊陸續出版，與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并稱“五朵金花”。
《中國近代史》（上冊）
1943年范文瀾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負責近代政治史的編寫。1945年，范文瀾離開延安市，近代史撰寫至義和團運動后中止。1946年，已經完成撰寫的文稿以《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之名由新華書店總店出版。之后由于種種原因，直至1969年范文瀾逝世，《中國近代史》（上冊）的內容都只到義和團運動。
《中國近代史(1840—1949)》（第一編上冊）共30萬字，將1840-1901年的中國近代史分為八個專題。該書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圍繞帝國主義、封建王朝和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斗爭關系，再現了中國近代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體現了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此書受到學界推重，出版后一再修訂重印，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論著時間表
代表文章
學術主張
西周封建論
范文瀾在古史分期討論中持“西周封建論”的學術觀點。他在其著作《中國通史簡編》中將西周的國有土地當作“封建土地所有制”，認為：“周天子是生產資料和生產工作者的最高所有者。…… 天子、諸侯、采邑主都從分封里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形成一整套的統治體系。”故而西周普遍存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而西周主要生產者的身份則是農奴，他們有屬于自己的工具。除此之外，他還認為封建制的產生途徑是階級斗爭，這種剝削形式的改變推動了歷史的發展。范文瀾和翦伯贊是西周封建論的代表學者。
近代史分四期
新中國成立前，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將1840-1900 年的近代歷史分成八個專題，包括：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人民的反英反滿斗爭、太平天國革命、第二次鴉片戰爭、洋務派的“自強”與第一次割地狂潮、中日甲午戰爭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戊戌變法、對抗瓜分野心的義和團運動。
新中國成立后，從1954年開始，范文瀾相繼發表了《略談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關于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關于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等多份有關中國近代史分期討論的報告。在這些報告中，范文瀾反對用資本主義的發展劃分歷史，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為指導，依據主要矛盾確立近代史階段，將中國近代史劃分為四個時期，進而更加細化為十一個階段。這四個時期分別是：第一時期是從1840年至1864年。這一時期中國封建政治和經濟發生劇變，中國人民既反抗外國侵略，又同清政府進行斗爭，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及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拉開序幕。第二時期是從1864年至1895年。這一時期太平天國運動余波平息，清政府統治暫時得到穩定。洋務派雖然有所發展，但內部矛盾劇烈。清朝在對外戰爭上的接連失敗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程度不斷加深。第三時期是從1895年至190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列強在這一時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在面對內外巨大壓力下，中國資本主義仍在發展，中國人民的愛國救亡運動不斷爆發。第四時期是從1905年至1919 年。這一時期中國革命方式發生變化，舊式革命向新式革命轉變。中國資本主義緩慢發展。
范文瀾劃分近代史的理論和方法推進了唯物主義的中國近代歷史學體系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廣泛影響。
人物成就
史學成就
馬克思主義中國通史
范文瀾作為史學界的“馬列五老”之一，與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并稱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他熟諳中國傳統文化，早年醉心于國學研究，1940年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潛心研究中國歷史。是中國現代史家中學術轉變最顯著者之一，從二十年代初從事學術著述到1939年去延安市為第一階段，1940年抵達延安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為第二階段，1949年以后為第三階段。范文瀾經歷了由精研國學到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術道路。范文瀾以歷史研究為自己的學術事業，是從第二階段開始的。他的歷史學成就，主要表現在延安版的《中國通史簡編》，以及新中國成立后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而他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與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聯系密切，也可以看作其中國通史撰述的一個組成部分。范文瀾所著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是繼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的豐碑。毛澤東稱贊《中國通史簡編》：“我們共產黨人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這兩部著作，開創了馬克思主義通史體系，開啟了以唯物史觀指導系統地研究和敘述中國歷史的新時期，締造了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貢獻，并且奠定了范文瀾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古文獻整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范文瀾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1958年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先后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委托，在古籍整理和資料編纂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1）1953年毛澤東委托范文瀾、吳晗組織歷史學家校點《資治通鑒》，由范文瀾主持完成，書稿于1956年出版。（2）1953年，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涉及到廠礦選址的問題，彼時國內缺乏相關地質資料。范文瀾在地質學家李四光的建議下，被委托組織歷史學者和地震學者，主持搜集歷史文獻上的地震記錄，最后編寫成了《中國地震資料年表》。這本書既開創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工作者合同協作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先例，同時也為中國地震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3）1956年毛澤東委托范文瀾和吳晗組織標點前四史，范文瀾與吳晗邀請有關專家集議，分工進行，并提出了標點二十四史的建議。雖然此建議得到澤東的同意，但范文瀾生前并沒有完成這項工作。在他逝世后，二十四史的校點經由中華書局組織完成。（4）1959年西藏平亂后，周恩來委托范文瀾主持組織歷史學家，編成了自古至今第一部西藏地方史料選編——《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說明了西藏和祖國由來已久的歷史關系。
經學成就
經學史是范文瀾深入探究的專門之學。他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繼承乾嘉學者之風，二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偏重于從批判角度總結，三是到新中國成立后更全面地評價。其有關經學史的論著包括《群經概論》《中國經學史的演變》《經學史講演錄》以及《中國通史簡編》中對各個時期經學的論述。其在經學史上的成果貢獻主要從兩方面表現。一是首創性的總結，二是深層次的剖析。
1933年10月，《群經概論》由樸社出版。這本書把中國經學史劃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漢學系，從孔子到唐代《九經正義》。其中包括孔子、孟子、荀子，今文學、古文學、南學、北學，其中兩漢是極盛時代。第二部分是宋學系，從唐代韓愈到清代理學。其中包括韓愈、濂、洛、關、閩、陸、上，其中兩宋是極盛時代。第三部分是新漢學系，從清初到“五四”運動。其中包括顧炎武、黃宗羲、戴震、康有為，其中乾嘉是極盛時代。書中的治學方法采用的是漢學家的考據路數。范文瀾到延安市后,學習和運用唯物史觀，對經學進行了重新認識。
1941年范文瀾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講《中國經學史的演變》，曾發表于《中國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該書第一次運用了馬克思主義觀點梳理經學的歷史，從經的產生，環環相扣，一直論述到五四運動。范文瀾在緒論中對經的本質、經的產生和經學發展的規律性，都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予以闡發。此時的范文瀾由撰寫《群經概論》時的舊文人，轉變為一個走在革命隊伍里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給范文瀾的信中對其表達的觀點給予了肯定，說“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
1963年，范文瀾再為《紅旗》等單位講經學問題。后來，講稿以《經學史講演錄》為題收入《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經學講演錄》談了四個問題：一是“經的開始”，指經學的初期發展階段；二是“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這是經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從西漢后期開始，至唐朝結束；三是“宋學”，代表了經學的一個時代，但它并非專指宋代的經學——“宋學”自唐朝開始醞釀，直到明末，最盛時在宋朝；四是“明清的經學”，這是經學的最后一個階段，“清代的經學可以稱之為漢學”。這四個問題，基本上反映了范文瀾對經學發展史的分期認識，點出了經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將這四段時期連起來，具有經學通史的性質。除此之外，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也辟有相當的篇幅論述先秦至隋唐各個時期經學的狀況。范文瀾對經學史的研究不斷深入。在這些論著中，既有對封建階級利用經學統治、愚弄人民作進一步的分析批判，又闡述經學在某一時期、某一方面起過的進步作用。
教育成就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范文瀾雖然以主要精力編著中國通史，但同時也為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為培養近代史人才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中國科學院建院，原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并院建所。彼時范文瀾雖然已經確定了以修訂《中國通史簡編》作為工作重點，但并沒有建立歷史研究所，而是建議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作為一個全新且極其重要的研究領域，缺乏研究人才，范文瀾希望由此縮小工作范圍，培養專門人才，以使近代史研究這個薄弱領域得到充實和發展。建所之初，范文瀾便邀請了一些當時知名的學者，如金毓黻、聶榮岐、王崇武、邵循正、黎澍、李新等來所工作。同時，范文瀾將發展研究隊伍、指導科研課題和獎掖后起之秀作為重要任務，親自規劃、實施。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近代史研究所由十幾人增加到近百人，培育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專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影響
范文瀾是史學界的“馬列五老”之一，與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并稱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為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樹了巨大功績。范文瀾同時在通史和近代史兩大領域兼有卓越貢獻，他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作為開創性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明了中國歷史，總計出版達數百萬冊，教育了幾代人，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人物評價
毛澤東主席評價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他（范文瀾）的《中國通史》資料多，讓人愿意看下去。”
周恩來總理評價：“他就專門研究漢學，學習舊的。但是范文瀾同志一旦腦子通了，對編寫中國歷史就有幫助，就可以運用自如。”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陳其泰評價：“范文瀾是一位為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樹了巨大功績的學術大師。”
歷史學家戴逸評價：“他的著作，觀點鮮明，見解精辟，學識貫通。他的文章很有特色，具有中原地區民族的氣派，大家風范。”
歷史學家蔡美彪評價：“作為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長，范文瀾以其倡導的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為近代史所建立了優良的學風，他一生無私奉獻是后人學習的榜樣。”
歷史學家劉大年評價：“范老從延安市起，主持歷史研究工作長達30年。其中20年是領導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中國研究近代歷史的隊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養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歷史學家劉大年再評價：“就歷史學領域講，郭沫若同志、范文瀾同志可以并稱為我們的開國一代的兩位大師。他們都比較早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都精通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
著名學者韓儒林評價范文瀾的為學態度：“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
任職經歷
人物關系
后世紀念
范文瀾故居
故居世稱錦麟橋范家臺門，系范文瀾誕生地和童年、少年時代生活處，位于紹興市區府山北麓、錦麟橋南境，與大通學堂隔環山河相望的紹興飯店內。故居系清代建筑，原為三進三開間平房，第一進門廳、第二進為其他范氏家人用房，第三進為范文瀾一家居所，占地面積共890余平方米。1863年，太平軍撤出紹興后，范氏全宅被洋兵久占，器物被掠無遺，僅存四壁空屋，損失慘重。20世紀80年代，因龍山賓館擴建，拆除第一進和第二進。2002年，紹興市文物部門籌資修復了第二進。現為正屋進和東、西兩側廂房及門斗，占地面積216平方米。
故居坐南朝北，正屋三開間，穿斗式結構，前槽單步梁檐廊，明間開格子門三間槿，條板石臺階，方磚堤地，單檐硬山造，其中西次間為范文瀾誕牛處，也是他童年、少年時代的臥室兼書房。正屋三間現辟為展室，明間恢復清白堂場景布置，正中額懸書法家沈定鹿所書“清白世家”隔。東、西次間為范文瀾生平簡史陳列室，分為“清白世家書香傳人、莘莘學子負躬讀、教書育人筆拼不輟、精思研究卓成大家”四部分，全面扼要地展示這位歷史學大師的一生。并陳列有范文瀾生前用過的簽制筆簡、漢白王鎮紙石，范文瀾祖父范城的紀年體自傳《質言》。2016年范文瀾故居被評為第二批浙江省黨史教育基地。
紀念活動
1893年，范文瀾生于紹興城內錦鱗橋范家臺門。2013年11月15日，范文瀾誕辰120周年，當日紹興市舉辦了座談會、講座、學術研討會等系列活動表達紀念。其中有一場紀念座談會，以“追尋·傳承·弘揚”為主題，邀請了范文瀾的后代，及范文瀾研究相關的知名學者、范文瀾故居負責人、文瀾中學校長等，眾人圍繞范文瀾的學術貢獻與品格修養，追憶和紀念了其光輝的一生。
參考資料 >
校史故事?群星閃耀 | 中原大學的先賢名師.文瀾新聞網.2023-10-03
范文瀾.浙江省人民政府.2023-10-15
范文瀾.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10-03
文心雕龍注(上下).豆瓣讀書.2023-10-15
中國通史簡編(全兩冊).豆瓣讀書.2023-10-06
中國近代史.豆瓣讀書.2023-10-06
中國通史(1-12冊)(修訂本).豆瓣讀書.2023-10-15
范文瀾與古籍整理出版.人民政協網.202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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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瀾:清白世家 書香傳人.蘭溪市人民政府.2023-10-27
浙江黨史教育基地巡禮:范文瀾故居.浙江黨史和文獻網.2023-10-03
紹興舉行紀念范文瀾誕辰120周年.中國新聞網.2023-10-15
范文瀾誕辰120周年故鄉追思 孫子贊祖父治學精神.中國新聞網.202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