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亦簡稱《通鑒》，是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奉敕主編的中國古代第一部多卷本編年體通史。趙曙治平三年（1066年）始編，趙頊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歷時19年。神宗趙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特賜名《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記事上起姬午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十國柴榮顯德六年（959年），以時間為線索串連起16個朝代、前后1362年歷史。全書依朝代置十六紀，共294卷、300多萬字。司馬光同時另著有《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目錄》各30卷。其中，《資治通鑒考異》是依照《資治通鑒》編年順序，考證史料文獻來源的專書。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注釋《資治通鑒》時，將《通鑒考異》拆分，分別放到《資治通鑒》相對應的正文之后，使之成為后世通行本《資治通鑒》重要的組成部分。
《資治通鑒》以其體系龐大、貫通古今、史料豐富和鮮明的鑒戒史觀，一經面世即受到重視和推崇，被譽為中國古代獨堪與西漢司馬遷《史記》相媲美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與司馬遷并稱史壇“雙司馬”，《資治通鑒》與《史記》并稱“史學雙璧”。當時和后世學者圍繞該書進行踵、注釋、訂補、論斷，形成一門專門學問“通鑒學”。《資治通鑒》的祖本是北宋“元祐本”，今已亡佚；清代胡克家仿刻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世稱“胡克家本”，被奉為《資治通鑒》古籍善本；當下比較權威的《資治通鑒》通行本，是1956年由顧頡剛等12位學者以胡克家本為底本完成的中華書局撇號本。
書名由來
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將所作記事上起姬午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訖胡亥三年（前207年）的《通志》八卷進呈趙曙趙曙御覽，英宗令他繼續編著，等成書后賜名。次年，英宗崩，趙頊趙頊即位。神宗認為司馬光作《通志》的構想，恰與自己志趣相合，遂親自為該書作序。在序中，神宗認為該書對歷代明君、良臣討論治國之道的精辟言論、德與刑兩方面的優劣制度、天象人事的吉兇關系、社稷禍福的根源，以及良將之謀略、循吏之施政等，都收集完備，一書在手，可了然古今國家盛衰成敗的歷史。故神宗引用《詩經》“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之意，賜書名《資治通鑒》。因《資治通鑒》的地位和影響不易造成“同名異書”的混亂，所以世人又簡稱其為《通鑒》。
作者簡介
主修
司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實，祖籍陜州夏縣（今屬山西）水鄉，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縣）。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歷仕趙禎、趙曙、神宗、哲宗四朝。因不滿王安石變法，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到西安任職，次年署理西京御史臺，居洛陽十五年潛心修史。元豐八年（1085年）入京出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廢止王安石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追贈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后世亦稱其司馬溫公、司馬文正公、涑水先生。另著有《司馬文正公文集》和史書《稽古錄》《涑水記聞》等。
助修
協助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的主要有劉恕、劉攽、范祖禹三人。劉恕（1032年-1078年），筠州高安（今高安市）人。 劉攽（1023年-1089年），臨江新喻荻斜（今樟樹市）人。范祖禹（1041年-1098年），成都華陽人。三人均為北宋知名史學家，劉恕另著有《通鑒外記》《十國紀年》，劉另著有《東漢刊誤》《五代春秋》，范祖禹另著有《唐鑒》《帝學》等。此外，司馬光之子司馬康也參與了《資治通鑒》部分撰修工作， 與范祖禹、北宋文學家黃庭堅等承擔了印前校定事宜。
撰修背景
社會環境與時代條件
宋朝建立后采取“重文抑武”國策，實施文治導向，文化、科技和工商業比較發達，刻書業興盛。趙匡胤吸取了五代十國時期武將得寵驕行所形成的君弱臣強的教訓，采取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方略。國家經歷慶歷、熙寧、崇寧三次興學，建成了一個從中央太學到各州縣學校，覆蓋面極廣的官學教育體系，再加上民間士紳創立、主持的書院以及私塾、族學等教育機構，宋代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毫無疑問要多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及同時期的歐洲，在“以文治國”的基本國策下，人們從孩童時候起，不論男女都可以接受儒家教育，官辦和私人教育機構蓬勃發展，為宋朝儲備了大量人才，重視教育、崇尚知識蔚然成風。自趙匡胤開國，經趙光義趙光義、趙恒趙恒、趙禎趙禎、趙曙趙曙至趙頊趙頊，100多年間社會相對穩定，朝廷提倡“稽古右文”，征集了一大批因五代十國戰亂散佚的書籍，培育了大量文化人才，編印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等大型圖書，重新校刻了《史記》等系列史書，圖書資料空前繁富。這些都為史書編撰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客觀條件。
與之同時，中唐以至五代十國王朝快速更迭的歷史教訓，以及北宋中期積貧積弱、內外交困情形的日趨嚴重，也促使統治階層和知識階層思考矯正時弊、挽救危機之法，于是政治上有了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和王安石的“王安石變法”，文學上有了歐陽修、蘇軾的古文運動，思想上有了以朱熹為代表的思辨理學，史學家們則希望總結天下治亂興亡歷史，為解決現實問題服務。
個人志向與君臣遇合
司馬光嗜好歷史學，認為國家安定與動亂的原因，古往今來大體相同，人君要治理國家，不可不閱讀史書，以史為鑒。但是從《史記》到《五代史》光正史就有17部1500卷之多，卷浩繁、難以遍覽，不便于皇帝、官員掌握王朝興衰更替的線索要領，司馬光遂立志取材關“國家興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重大歷史事件，編寫一部簡明易讀、貫通古今的史學著作。趙曙、趙頊和趙煦趙煦對司馬光都十分信任和尊重，為他撰修史書給予了大力支持，《資治通鑒》就在君臣遇合之際應運而生。
成書過程
編制《歷年圖》
治平元年（1064年），宋英宗趙曙即位之初，司馬光將所撰《歷年圖》五卷進呈御覽。《歷年圖》是一部上起戰國、下訖五代十國的歷朝大事年表，是后來《資治通鑒》的雛形或編撰大綱。
初撰《通志》八卷
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又將其在《歷年圖》基礎上編撰的《通志》八卷，進呈趙曙審閱。《通志》八卷記事上起姬午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訖胡亥三年（前207年），成為后來《資治通鑒》前八卷周紀、秦紀的內容。司馬光同時報告了撰修中遇到的“私家力薄”的困難，宋英宗詔令在崇文院設立專門修書機構“書局”，由司馬光自行遴選助手編撰“歷代君臣事跡”，并特許借閱龍圖閣、天章閣及三館秘閣藏書，給予人力、物力、財力支持。司馬光遂舉薦翁源縣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作為助手，后因趙君錫父喪守制，改由太常博士劉攽進入書局。
敕修《資治通鑒》
治平四年（1067年），趙曙去世，神宗趙頊即位。該年十月，司馬光在邇英殿第一次進讀《通志》。神宗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特賜名《資治通鑒》，并親自撰寫序文、當面頒授 ，又將自己收藏于穎邸的舊書2402卷賜給司馬光，敕令他攜書局繼續撰修。從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到熙寧三年（1070年）九月，司馬光在朝中任職，與劉恕、劉攽一起修書，五年間編撰了周、秦、漢、魏四朝計78卷。
熙寧三年（1070年）九月，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司馬光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的身份離開京師開封市，到永興軍（今陜西西安）做主官。他奏請趙頊，讓前資州龍水縣令范祖禹同修史書。第二年，司馬光到洛陽市署理西京御史臺，神宗詔令書局和范祖禹一人跟隨到洛陽，協助司馬光修書。此后到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等人完成了晉代至后周十二朝216卷的編撰工作。至此，耗時19年的巨著《資治通鑒》編撰完成。其間，劉恕于元豐元年（1078年）病逝。
校定鏤版印行
元豐七年（1084年）十二月，司馬光將《資治通鑒》及同時撰成的《資治通鑒目錄》《資治通鑒考異》一并進呈趙頊趙頊，并留下副本重新校定。司馬光在《進書表》中稱修書19年，自己"骸骨、目視昏花、齒牙無幾、神識衰耗”，付出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崩，趙煦趙煦繼位。元祐元年（1086年）閏二月，司馬光出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九月初一病逝；十月，已遷任秘書省正字的范祖禹、秘書省校書郎司馬康及秘書省校書郎黃庭堅等，將《資治通鑒》校定完畢，送往杭州市雕版。元四年（1089年）劉攽病逝。元祐七年（1092年）《資治通鑒》全書印成，從此流傳天下。
內容概要
《資治通鑒》記事上起姬午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晉”，下訖柴榮顯德六年（959年）“征伐淮南”，以時間為順序、以事件為核心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歷史。全書294卷、300多萬字，分為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后梁紀六卷、后唐紀八卷、后晉紀六卷、后漢紀四卷、后周紀五卷。從廣義上講，《資治通鑒》還包括輔助讀物《資治通鑒目錄》30卷、《資治通鑒考異》30卷，總計354卷。
圍繞“有資于治道”這個撰修宗旨，《資治通鑒》所記史實主要以政治、軍事、民族關系為主，尤其偏重于政治和軍事，具體包含了“君道”“臣誼”“國是”“民情”和為官之本、治學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內容。它詳細記載了歷朝兵、刑、禮、樂等方面的政治舉措和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發展和影響，歷次重大戰爭的成因、經過和結果，以及田制、賦稅改革及攸關民生苦樂的其他重大事件，對國家興亡、政治好壞、君主賢愚、官吏清濁，著墨最多。通過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撰述，《資治通鑒》記錄了各個朝代、各個國家興衰遞變的過程和人民群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存狀況、斗爭情況，展現了歷朝歷代興衰更替、社會安亂、生民休戚、風俗移易的歷史變遷過程。同時，《資治通鑒》還通過選錄以往史書的評論、以“臣光曰”形式發表評論，表達了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評價和對治國理政的意見。
思想概述
為政思想
《資治通鑒》是一部旨在“資政”的史學著作，其為政思想，體現在對史料的采用上，也散見于書中司馬光以“臣光曰”形式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評論之中。概言之，司馬光心目中的“太平盛世”是“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消伏，兵革偃，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亦即明君在位、忠臣當道、政令暢通、各民族和睦相處、百姓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司馬光提出的“治國之要”是“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認為如此才能“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國家安穩如磐石，不懼外強侵擾。
禮治與德治思想是貫穿于《資治通鑒》的重要思想。司馬光主張禮治，要求“立政以禮”，認為“禮為紀綱”，君主最大的職責是維護禮制，也就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綱常倫理。司馬光主張德治，要求“為政以德”，同時強調“教化風俗”是“國家之急務”“天下之大事”，是實施禮治與德治的基本手段。由此出發，司馬光提出了德才兼備的選官用人標準及考績與核真、信賞與必罰、獎廉與懲貪的治吏措施。司馬光崇尚禮治和德治的同時也重視法治，但主張“以法輔禮”“德主刑輔”，即主張在堅持禮治、德治和教化的基礎上實行法治，反對苛刑、濫刑，提倡慎刑。司馬光的禮治思想、德治思想具有理想色彩和歷史的局限性，其法治思想既與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同，也與現代法治觀念有別。
史學思想
司馬光的史學思想，學界歷來見仁見智、褒貶不一，多有爭鳴，見之于《資治通鑒》則多論及以下幾個方面：資政道，重視歷史的鑒戒作用，主張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重貫通，重視在內容上貫通古今，在義理上貫通全書，在表達形式上做到前后體例、文風一致；明人倫，重視禮治、德治和教化，提倡儒家綱常名教、倫理道德，并作為評論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價值尺度之一；尚簡明，為更好發揮史書的作用，主張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做到史料充實、考證詳細、繁簡得宜；不持正統、正閏史觀，主張“王霸無異道”，對不同族源、不同地域的政權平等看待，均“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不用《春秋》立褒貶之法，主張據實而書國家興衰和生民休戚，并重視以附論的形式“辨疑惑，釋凝滯”，闡明史意；反對讖緯神學與鬼神迷信，對“天命”將信將疑，對“人事”更為關注，對歷代有關妖異、符瑞、讖緯之事一般不予采入；在編寫內容安排上，主張略古詳今等。
軍事思想
《資治通鑒》蘊含的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兵家智慧的結晶，對中國及世界軍事思想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其中“以戰止戰”“上兵伐謀”“好戰必亡”“忘戰必危”等重要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兵家為世界提供的“中國智慧”。這些軍事思想不僅豐富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體系，也為后世軍事將領提供了兵法與謀略的借鑒，對后人理解戰爭本質、把握戰略戰術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主要特點
編年體例
《資治通鑒》記事上起于戰國，接續《春秋》《左傳》，下終于五代十國，止于北宋開國之前。它仿效《左傳》和漢荀悅《漢紀》，采用編年體，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將16朝1362年間大事按年、月、日時間順序記載，一氣銜接。在具體撰述結構上，主要以歷代紀傳體正史的本紀為經，以各史的人物列傳和志書為緯，并博采其他史料作為補充，倫次編年，熔煉成聯續古今的大編年史。
鑒戒史觀
《資治通鑒》以資政為主要目的，其鑒戒觀念在取材方面，表現為全書內容主體是政治和軍事史料，所記典章經制內容相對疏略，經濟和文化史料較少；記亂世的史事多，記治世的史事少；對歷代統治集團，既重視記述帝王將相的善政美事和嘉言懿行，也重視記述昏君庸主、奸臣污吏的昏聵無能與倒行逆施等。在書法方面，突破了尊正統、別正閏、抑偏霸、斥偽和《春秋》筆法等舊的史學傳統，對各類政權、各類人物都堅持據實直書，如實反映。在史論方面，重視因事立論，或選錄史書舊有評論，或以“臣光曰”形式發表評論，闡明史意，以資鑒戒。
取法實錄
如實記錄、企達信史，是中國優秀史學家的追求。就司馬光著《資治通鑒》而言，其一表現為治史嚴謹，先由三位助修博采眾史作“叢目”，務求史料詳備，以供采擇；再作“長編”，對宏富的史料比次異聞、逐一考辨，鑒別取舍、組織連綴；最后由司馬光再斟酌裁斷、刪削定稿，并輔之《資治通鑒考異》說明取舍緣由，求是、求備、求精，力圖接近歷史真實。其二表現為據實直書，對帝王將相既不以大善而隱小惡，亦不以大惡而掩小善，功業德行均一一實錄，不加粉飾。其三表現為持論中正，對人物的評論相對客觀、辯證。其四表現為文風平實，語言簡潔明了，不事夸誕，避免以文害義。
多重敘事
從敘事方式看，《資治通鑒》主要采取了“提綱法”（記事先提其綱、再述其詳）、“追敘法”（在記本事之前以“初”“先是”等形式追溯事件起因由來）、“連類法”（即并敘法，述一事時連帶述及相關史事）以及“插敘”“附敘”等方法，突破了編年體記事沒有篇題、眉目不清和“事以年隔”等局限，使歷史事件前因后果、發生本末和歷史人物生平事跡得到完整呈現。從敘事視角看，《資治通鑒》或運用全知視角，超越時空限制，從多角度、多維度描述歷史事件，實現記事的全面、客觀；或運用限知視角，制造人物沖突、情節懸念，使敘事生動、引人入勝。
歷史影響
史學影響
《資治通鑒》的出現，使編年體這一中國最早的史書體例得到復興。中國史書編年體起自《春秋》《左傳》，紀傳體的正史地位形成于兩漢，之后直到宋代數百年間，紀傳體歷代都有繼作，編年體則時斷時續、乏善可陳。《資治通鑒》一出，情況為之一變，史學家們師承司馬光編年體創新義例，或補撰，或續作，于是編年體史著也逐漸自成系統，記事前后銜接，從上古一直貫通到明代，從而與紀傳體的二十四史得以并行。
《資治通鑒》的出現，催生了一門專門學問“通鑒學”。通鑒學一說，源出宋末元初史學家胡三省《通鑒釋文辨誤序》。通鑒學的范疇大體上包括對《資治通鑒》的補撰、續作、改編、仿制、考訂、注釋、評論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目錄》《通鑒舉要歷》和劉恕的《通鑒外紀》、范祖禹的《唐鑒》，可視為通鑒學第一批著作。其后主要有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史炤《資治通鑒釋文》、宋元之際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明末嚴衍《資治通鑒補》、明末清初王夫之《讀通鑒論》、清畢沅《續資治通鑒》等。近代以來，有學者陳垣所著《通鑒胡注表微》和張煦侯所著《通鑒學》等。
《資治通鑒》的出現，也推動了史學編纂體裁的創新和多樣化。南宋史學家袁樞對《資治通鑒》進行改編，從“三家分晉”到“完顏雍征淮南”列出239個事件，每個事件單獨成篇、從頭記述到尾，著成《通鑒紀事本末》，創造了有別于紀傳體和編年體的第三個史書體例“紀事本末體”。南宋理學家朱熹將294卷《資治通鑒》刪減至59卷，仍以戰國至五代十國時間為序，記事先作提要，謂之“綱”，再詳述事件，謂之“目”，在編年體中創造了一個更加簡明扼要的分支流派“綱目體”。
社會影響
《資治通鑒》問世以后，從帝王將相、士大夫、軍事將領到市井百姓，都從各自不同的需要出發閱讀《資治通鑒》，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帝王從中學習為君之道、馭下之術和教化風俗之法，士大夫從中學習為臣之道、君相之職和立身之要，軍事將領則從中學習兵法與謀略。自宋訖今，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在中國古代史書中，論及影響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廣泛和深入，以及所受稱譽與重視，除《史記》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任何一部史著可與之媲美。
國際影響
《資治通鑒》的影響近及朝鮮半島、日本、越南，遠及歐洲，對中華傳統文化傳播和世界史學發展產生積極作用。與隋唐不同，北宋因外患憂國防，一度禁絕“有資于治道”的《資治通鑒》輸出。但有商人為謀私利，不顧禁令偷運史書出國，尤其在兩宋兵荒馬亂之際，《資治通鑒》等書籍廣泛流出。明代，《通鑒》類史書成為中國朝廷賜贈和藩屬國求購的主要書目。《資治通鑒》的儒學思想、為政理念和史著體例受到諸國思想家、政治家和歷史學家重視。受其影響，朝鮮王朝時期出現了《思政殿訓義資治通鑒》《思政殿訓義通鑒綱目》等解讀、校釋《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的著作和《東國通鑒》《東史綱目》等通鑒體、綱目體史著；日本出現了《吾妻鏡》（“吾妻”日語“東”的意思，故又稱《東鑒》）和官修史書《本朝通鑒》等；越南出現了《大越通鑒》等。通鑒學著作何時傳入歐洲已不可考，18世紀七八十年代，法國出版了已補充明清部分歷史的摘譯本《通鑒綱目》，是系統介紹中國通史的一部著作；1876年，清政府出使英國的劉錫鴻在《英輪私記》中記載，他曾在大英博物館見到中國《元史》《通鑒綱目》《通典》等史書。
名家評價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對《資治通鑒》給予高度評價，稱“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金元之際文學家元好問在《集諸家通鑒節要序》中稱“《通鑒》成一家之言，而為百代不刊之典”，認為《資治通鑒》成一家之言，是歷經百代都不可磨滅的經典。
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講：“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史書占畢》中說“編年之史，備于司馬氏；司馬氏出，而宋以前之為編年者廢矣”，認為史書編年體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才近于完備。
清代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說，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宋元學者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是作者窮盡一生精力和心血所成就，故能成為“后世不可無之書”。
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讀十七史，不可不讀《通鑒》，“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并認為《通鑒》多從正史之外的古籍中取材，又能加以考辨、裁正，只有它可以擔當“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的贊譽。
晚清政治家曾國藩在《與羅少村書》中認為，《資治通鑒》是“先哲驚世之書”，其中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論中肯、合理，閱讀有益于開闊心胸。
近代學者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中評價《資治通鑒》說：“司馬光《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版本流變
北宋元祐本
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資治通鑒》成書，趙煦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國子監獲準于杭州市鏤板，元祐七年（1092年）版成印行。元祐本是《資治通鑒》最初的本子，也稱“祖本”，但可惜今無傳本。
南宋余姚官刻本
趙構紹興二年（1132年）七月，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下屬紹興府余姚縣重刻《資治通鑒》，次年十二月完工印行。世稱《資治通鑒》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本，簡稱余姚官刻本，此本可能是對元祐本的翻刻，書中附有司馬光《進書表》和趙頊《獎諭詔書》等資料，有助于了解《資治通鑒》成書至開雕之經過。余姚官刻本的雕版，后來在戰亂中被金軍擄走。北京首都圖書館藏有余姚官刻本，雖有殘損，尚是足本。
元初興文署本
蒙古統一戰爭后，在大都（今北京）設置興文署，重新刊刻儒學經典、諸子百家及各種史書，《資治通鑒》是這套叢書中的一種，由當朝翰林學士王磐作序。圍繞王磐序、興文署本《資治通鑒》的考辨，清代中期以來學者們意見并不一致，形成一樁公案。
元刊胡注本
宋末元初史學家胡三省曾兩注《資治通鑒》：初撰《通鑒廣注》97卷，摘錄《資治通鑒》文句并加以注釋，獨立成書，但書稿在戰亂中遺失，沒能刊印；其后，又找到一部《資治通鑒》重新作注，把自己的注文和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都散入《資治通鑒》相對應的正文之后。胡三省自謂此書為《新注資治通鑒》，后更名《資治通鑒音注》，世人多稱元刊《資治通鑒》胡三省音注本，簡稱元刊胡注本或胡注本。元刊胡注本在明代傳刻有十余種，因輾轉雕版訛誤漸多，后來漸失原貌，到清代原刻本書籍已不多見。
清代胡克家本
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至二十一年（1816年），江蘇布政使（其間又歷任安徽巡撫、江蘇巡撫）、今鄱陽縣人胡克家，獲得元刊《資治通鑒》胡注本，遂仿刻胡注本《資治通鑒》294卷并《通鑒釋文辨誤》12卷。這一刻本稱胡克家刻《資治通鑒》，簡稱胡克家本，又因雕版完工于丙子年，亦稱愛新覺羅·颙琰丙子刻本。近代藏書家章作《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 》30卷，對胡克家本進行過校勘。胡克家本被奉為善本，1956年中華書局《資治通鑒》撇號本，即以胡克家本作為底本。
近代傅增湘百衲本
1919年，藏書家、四川江安人傅增湘以舊藏殘本余姚官刻本為主，配以另六種少見的宋刊《資治通鑒》殘本，湊集而成176卷《資治通鑒》，由商務印書館影印，世稱《資治通鑒》傅增湘百衲本。現北京首都圖書館有藏。
中華書局標點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1954年11月成立標點《資治通鑒》委員會（或稱小組），由顧頡剛等12位學者分工協作，1955年底交稿，1956年《資治通鑒》標點本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57年古籍出版社并入中華書局，之后改由中華書局出版至今。該中華書局撇號本，采用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為底本，進行分段、標點使之眉目清楚，對原文紀年標注了天干地支和公歷，同時擇要采用了章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 》校勘成果，并增添了一些校注和補正。2019年11月，中華書局啟動標點本《資治通鑒》修訂工程，旨在提供更加符合現代學術標準的升級本。
延伸閱讀
王磐序與興文署本公案
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在元代只有一個刻本，關于這個刻本刊刻于何時、何地或胡三省注釋《資治通鑒》用的是哪個底本，沒有原始史料說明。元代翰林學士王磐曾作《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鑒>序》，提到元代成立興文署刊刻《資治通鑒》事宜。流傳下來的《資治通鑒音注》，僅明代前期印本卷首刊有王磐序。清代胡克家仿刻時，曾說其所據元本有王磐序，并定為興文署所刻。所以從清代中期以后，一直有學者認為胡注本為元代興文署初刻，有王磐序。民國學者王國維考證后認為，王磐序并非為刊刻胡注本所作；元版胡注本于胡三省死后（大德六年即1302年后）初刻于今浙江臨海，而非元大都（今北京）興文署；胡三省再注《資治通鑒》時用的可能是有王磐序的興文署本，故王磐序出現在胡注本中。此后關于《資治通鑒》版本“單傳”一般認為是：北宋元祐本為祖本，南宋余姚市本為二傳，元代興文署本為三傳，元代胡注本為四傳。當代學者吳哲夫推測，王磐序是“明季或清代好事者的偽作”。當代學者郭立暄認為胡注本初刻于元代中期，明前期修補重印時，誤增入王磐序，后來印本又將之撤去。當代學者辛德勇則認為，元代興文署沒有刻印過《資治通鑒》或《資治通鑒》胡注本；胡三省兩次作注依據的底本均是宋本《資治通鑒》；興文署未用的王磐序，在胡三省死后臺州路儒學初刻胡注本時采用，以示朝廷對刊印《資治通鑒》的重視。
司馬光《資治通鑒》殘稿
司馬光親書《資治通鑒》殘稿一卷，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橫長130厘米、縱寬33.8厘米，楷書書寫29行465字，是司馬光為節約紙張，在范仲淹之子范純仁給自己和哥哥司馬旦的書信空白處草擬的手稿。有三部分內容：一是手書羅列了司馬睿永昌元年（322年）主要事件（從正月王敦起兵作亂到十二月慕容皝自令支回歸），敘事并不完整，某事往往僅寫個開頭，后邊即以小字“云云”省略，接著另寫他事，應是《資治通鑒》的初稿或細綱；二是文中有已被抹去、尚可辨識的范純仁書信“純仁再拜……”幾句話；三是后邊還有司馬光手書“謝人惠物狀”，即收禮后的答謝信。一紙之間，集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范純仁書札、司馬光“謝人惠物狀”于一體，堪稱“幅紙三絕”，至為難得。手卷有清乾隆皇帝御筆題簽，有宋人任希夷等、元人柳貫等題跋，簽印清乾隆、嘉慶、宣統皇帝御寶及各家各式收藏印一百余方。
宋代以來通鑒學主要研究類書目
參考資料 >
發展到巔峰的宋朝教育制度.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2025-08-27
時間里的中國：通鑒家族｜國史的三重維度.澎湃新聞.2023-04-11
標點本《資治通鑒》修訂工程啟動.今日頭條.2023-04-12
標點本《資治通鑒》修訂工程在京啟動.今日頭條.2023-04-12
世界僅存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殘稿在京展出.今日頭條.2023-04-15
《資治通鑒》手稿.中國國家博物館官方網站.2023-04-15
運用科技互動手段，傳統文化典籍大展“讓古籍活起來”.文匯報.2023-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