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由宋徽宗第九子、趙桓趙桓之弟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重建的趙姓宋王朝。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遷都杭州市（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共傳九帝，享國一百五十三年，先后與西夏、金朝、蒙等國為并存政權。
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宋高宗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先后任用韓世忠、岳飛等人抗金，但主要重用秦檜為首的主和派。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與金簽訂“紹興和議”。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趙昚趙昚即位，支持“隆興北伐”，北伐失敗后再次與金議合，同時大力改革內政，發展經濟，文化，開創了“乾淳之治”。趙惇趙惇、趙擴趙擴在位期間，韓侂胄當權，后來史彌遠掌權，直到趙昀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年。宋理宗趙昀親政后，推崇理學，改革弊政，出現了“端平更化”的朝政新氣象，但之后蒙古南侵，奸臣賈似道當權，南宋國勢衰落。趙禥咸淳九年（公元1275年），軍事重鎮襄陽市、樊城區失守，加劇南宋的衰微。祥興元年（公元1278年），陸秀夫帶領趙昺趙昺逃至南海一帶；同時文天祥等人積極抗金，不幸被俘，在蒙軍猛攻下，雷州市失守，南宋小朝廷被迫遷往崖山。祥興二年（公元1279年）元朝大軍對崖山發動總攻，南宋軍隊全線潰敗，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投海，南宋滅亡。
南宋在政治制度，基本沿襲了北宋時期的中央官制和法律制度，部分地方進行調整；地方賦稅制度除了沿用北宋的“二稅制”，還增加納稅名目，賦稅沉重，教育分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外交上，南宋與金、西夏、蒙古等國有戰有和，因為戰爭壓力，南宋在武器裝備上有創新和突破。南宋疆土面積約200萬平方公里，行政區劃上南宋沿襲北宋路制，將全國劃分為十六路。學者葛劍雄等估算，南宋人口在趙構末年加上隱戶約有1550萬戶，人口約有8060萬人。南宋經濟文化繁榮，經濟上堅持農商并重的基本國策，手工業、商業得到了發展，海外貿易也發達，南宋貨幣在北宋交子的基礎上，出于解決財政缺口的需要，制造會子，與銅錢并行，交子仍在市場流通。文化上，南宋時期文學、藝術、科技等方面繁榮發展，理學成為了“官學”。南宋主要思想流派是朱熹的理學與陸九淵的心學；南宋理學確立正統地位，并向海外傳播，形成了東亞“儒學文化圈”。 市民階層形成、雇傭關系、城市化的出現，是南宋開啟平民化進程的典型特征。
國號
國號“宋”，是宋太祖趙匡胤時確定，因趙匡曾任歸德軍隊節度使，歸德軍的治所在宋州（今睢陽區），“宋”就是選擇了“宋州”中的宋。北宋立國之初，趙匡胤授意“有司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由此，宋王朝自命為“火德”。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趙構建立南宋王朝，年號為“建炎”，有火德中興之意，南宋亡國之后，益王稱帝于福州，改年號為“景炎”，仍寓意火德，火德貫穿兩宋始終，故當世和后世以“火宋”或“炎宋”稱趙宋王朝。靖康之變后，徽欽二宗被俘，北宋滅亡。為保國脈，趙構趙構在應天府（今商丘市）即位，后又將首都遷到臨安區（今浙江杭州）。從地理位置看，靖康之變前宋的都城汴梁在北，故稱北宋；趙構即位后都城臨安區在南，故稱南宋。
歷史
重建趙宋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朝入侵宋朝，京城汴梁陷入危機。同年十二月，北宋第八任皇帝宋徽宗將帝位禪讓給兒子趙桓（即宋欽宗），次年二月金軍退軍。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完顏晟再次發動大軍進攻宋朝，宋欽宗率大臣前往金營并按金軍統帥的要求寫下降表，接著金人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宣讀降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六日，宋欽宗被廢為庶人；第二天，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營。四月初一，金軍俘虜徽、欽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寶璽、輿服、法物、禮器、渾天儀等也被搜羅一空滿載而歸，史稱“靖康之變”，北宋由此滅亡。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初七，金朝立張邦昌為帝，建立偽楚政權。同年四月十一日，元祐皇后（趙煦的第一位皇后）垂簾聽政，張邦昌退居左相，偽楚自行消亡。隨后，孟太后和張邦昌去濟州請求趙構趙構稱帝主持朝政，在磁州知州宗澤建議下，同年五月初一，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在應天府（今商丘市）即位，即宋高宗，改年號為建炎元年，南宋王朝拉開序幕。
倉皇南渡
宋高宗即位后，對金采取妥協路線，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九任命宣義郎、假工部侍郎傅為金朝通和使去金朝求和，同時令張邦昌寫信給完顏宗翰和完顏宗望，表示愿意像靖康之變元年（公元1126年）的和議那樣以黃河為界。右相李綱建議趙構在戰、和、守中選擇“守”，宋高宗表面上接受李綱的建議任用宗澤、張所、傅亮等人以圖收復隔讓給金人的三鎮，實際上卻聽從黃潛善和汪伯彥之議，在七月十七日下詔“巡行東南”。李綱被迫在八月十八辭去相位，十月初一，宋高宗離開應天府前往江寧，留守東京汴梁的宗澤力主抗金，連續二十余次上書宋高宗請求返回東京，以圖恢復基業，但宋高宗不為所動。
李綱被罷相后，宋高宗任命黃潛善為左相、汪伯彥為右相，繼續派人向金朝求和，但完顏晟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發動南侵，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二十七日攻占徐州，進入淮東地區，進犯泗州，隨后金軍擊潰韓世忠、劉光世的軍隊，渡過淮河。同年二月，金軍急襲揚州市，趙構在御營司使都統制王淵等五六人的陪同下，急忙披甲乘馬出逃，直奔瓜洲乘小船渡江到鎮江市（今江蘇鎮江），史稱“瓜州之渡”，直逃至杭州市（今浙江省杭州）。就在宋高宗渡江之時，金軍已進入揚州，追至瓜洲沒有追上，金才望江撤退。
時局動蕩
宋高宗到臨安后，提拔御敵無策導致揚州潰逃的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為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引起先抵達杭州的將領苗傅、劉正彥等人的憤恨，于是發動兵變，逼迫宋高宗誅殺宦官并傳位皇太子。趙構被迫退位，年僅三歲的皇子趙旉被扶上皇位，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改元明受。兵變的消息傳出后，呂頤浩自江寧府率所部萬人勤王，劉光世、王德、韓世忠相繼引兵來會和。苗傅、劉正彥在韓世忠等人的圍攻下，被迫恢復宋高宗帝位，恢復當年為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趙構賜予兩人免罪“鐵”，暫行安撫。同年四月，韓世忠的軍隊在臨平擊敗叛軍，苗、劉二人率兵出逃。不久，趙構離開杭州抵達江寧，并改江寧稱建康府。五月中旬，劉正彥、苗傅先后在福建省的浦城縣和建陽區被俘，后被押赴建康處死，苗劉兵變平息。
經此事變，宋高宗聽從張浚關于“中興當自關陜始，慮金朝或先入陜取蜀，則東南不可保”的意見，加強西北邊防，同時向金求和。金軍完顏宗翰表面答應求和，實際以武力逼迫趙構投降。當時金軍一路攻破黃州府（今湖北黃岡）、大冶市（今湖北大冶）、洪州（今江西南昌），后又轉往茅山（今句容市、金壇區縣界），金軍遂占領建康。宋高宗在宰相呂頤浩“既登海舟之后，敵騎必不能襲我”的建議下，逃往明州。同年十二月，金軍攻陷臨安區，宋高宗坐海船先后逃亡定海區、昌國縣，隨后，金軍攻陷越州、明州，繼續追擊宋高宗，宋高宗一路逃到臺州市和溫州市。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由于南方天氣潮濕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將完顏宗弼從鎮江北歸時被韓世忠襲擊，金軍大敗后退入建康東北地區的黃天蕩，金兵屢次突圍均告失敗，在韓世忠、岳飛的人的進攻下，將完顏宗弼困于黃天蕩四十八日，史稱“黃天蕩之戰”，打破了金軍主力短期消滅南宋的意圖。四月中旬，金軍渡江北歸。宋高宗從溫州北上到越州，結束了五個月時間的海上逃亡生活。
和議之爭
岳飛收復失地
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正月，宋高宗改元紹興，十月越州升為紹興府。在紹興，宋高宗重新組織諸班直，廢除御營司，由宰相兼任樞密使，此外還設立鎮撫司，加強分區防守，后鎮撫司雖廢，但從此立下了分路防守的規模，使諸大將的權力進一步得到加強。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秦檜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同年8月又升任右相兼知樞密院事，執掌軍政大權，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趙構返回杭州市，不久，秦檜因與宋高宗政見不和被罷相。
金朝在“搜山檢海”的軍事行動結束后，在中原扶植劉豫為傀儡皇帝，建立偽齊政權。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三月，趙構任命襄陽市鎮撫使桑仲等人討伐劉豫，因軍隊內亂，討伐不成。同年十二月，原桑仲部將、襄陽鎮撫使李橫從京西山寨出發攻打劉豫，其后翟琮率領山寨余眾偷襲鄭州市獲得成功，宋軍收復潁昌府，準備向東京汴梁挺進。偽齊向金人求援，完顏宗弼親率大軍增援，李橫等人的軍隊因外無應援，內無糧草而潰敗，昌再次落入偽齊之手，在金、偽齊的反擊下，李恒退守汝州市（今河南臨汝），接著棄襄陽、荊南（江陵縣），翟琮等人的軍隊也先后撤退，、鄧、唐、隨、郢等大批州郡先后丟失。
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金朝派使節到南宋要求宋高宗將出逃到南方的北方民眾送還北方，并想讓南宋和偽齊劃江為界，宋高宗沒有接受。次年春，岳飛上《乞復襄陽札子》，提出收復陷于偽齊政權的襄漢六郡（襄陽府、郢、隨、唐、鄧等州、信陽軍）的主張，在宰相朱勝非、趙鼎的支持下，宋高宗決定派岳家軍出兵收復襄漢六郡，又令韓世忠、劉光世等人為岳家軍增援。岳家軍節節勝利，先后收復郢州、襄陽市、隋州、鄧州市、唐州、信陽軍，襄漢地區重歸南宋版圖。宋高宗升任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但是反對北伐，力求和金朝議和。
堅持和議之策
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宋高宗下詔詢問朱勝非、李綱、范宗尹、汪伯彥、秦檜、張守、葉夢得等十九人關于對金合戰的態度，絕大部分大臣主張對金人用兵。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右相張浚部署韓世忠、岳飛等北伐，并請求趙構移駕建康，以圖恢復中原，但遭到左相趙鼎的反對，十二月，趙鼎罷相，政局完全由張浚主持。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正月，宋徽宗病故的消息傳回，張浚借機再次提議移駕建康，同年二月，趙構下詔移駕建康。與此同時，宋高宗積極與樞密使秦檜商議和議對策。隨后，宋高宗以王倫為徽閣侍制，出使金朝，向金乞和。同年年底，王倫返回，帶回金朝同意宋朝稱臣、交納歲幣議和的條件，并答應廢劉豫，歸還宋徽宗等人的梓宮以及河南省等地。宋高宗得到消息后，議和的態度更加堅決，命王倫等人準備再次出使金朝，遭到了趙鼎等人的反對，但宋高宗堅持議和。
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春，宋高宗從建康返回杭州市，升任秦檜為右相兼樞密使，以加強主和派的力量。同年五月，宋金議和的消息傳出，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對。其中韓世忠認為此時金人廢掉偽齊劉豫北伐中原的好時機，他請求朝廷全師北伐，自己愿意率先出兵迎敵；岳飛稱金軍不可信，講和不可取。三天后，宋高宗仍然表示堅決議和，又過了三天，秦檜見宋高宗對議和之事堅定不移，于是拿出自己制訂的方案，并言“乞決和議，不許群臣干與”，宋高宗接受了秦檜的建議。同年八月，宋高宗先后罷去參知政事劉大中和左相趙鼎的職位，把議和大權全部交給秦檜；同年十一月，宋高宗啟用贊成議和的孫近為參知政事，蕭政、勾龍如淵等人為臺諫官，命他們彈劾對議和持異議的人。
第一次和議失敗
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十月，金朝以張通古、蕭哲為江南招諭使，攜帶完顏亶詔書與王倫南來。詔書不稱宋而稱江南，不稱“國信”而稱“招諭”，還要宋高宗跪拜于金使腳前，接受詔書，奉表稱臣。金人的無理條件引起朝臣議論紛紛，多數人反對和議。樞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見宋高宗，反對和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直諫，要求斬王倫、孫近、秦檜之首以絕和議，以謝天下。但是宋高宗與秦檜不為所動，罷免了王庶，并將胡除名、編管，決心采取高壓手段，強行通過和議。同年十一月，王倫在入見宋高宗時，自覺金人條件苛刻，便接病請辭，宋高宗仍堅持議和。
同年年底，宋廷借口宋高宗正在給宋徽宗守喪，向金使要求由宰相秦檜代行接受詔書的跪拜禮。經過王倫的懇求，金國最后同意秦檜代行跪拜禮。南宋與金商定：南宋向金朝稱臣納貢；金朝“賜與”南宋原劉豫所據河南省、陜西省地，以及歸還宋徽宗和韋太后、趙桓、宗族的梓宮。同時，趙構正式定都于杭州市，以向金朝表示他已經徹底放棄收復北方領土的打算。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春，南宋派王倫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不久又任命他為東京汴梁留守兼開封府尹。王倫到達開封府見完顏宗弼，雙方交割地界，南宋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曹、單州及陜西、京西諸州之地。但由于宋金在正朔、誓表、冊命等問題上達不成協議，雙方遲遲未能簽訂正式和議。
同年六月，王倫第四次第四次出使金朝；但在和議期間，金朝發生政變，主持對宋和議的完顏昌倒臺，反對交割河南省、陜西省的金兀術上臺，王倫也在七月被扣押于中山府，趙構繼續派出工郎莫將等出使金朝，又被金人囚于涿州市。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顏亶采納完顏宗干、完顏宗弼的建議，公開撕毀和議，下詔元帥府伐宋，河南、陜西州縣在一個月內又落入金人之手。南宋軍民奮起反擊，同年六月，東京汴梁副留守劉锜取得順昌之戰，宋高宗命令劉锜不得追討；同年七月，岳飛取得郾城之戰和潁昌大捷，一直打到離東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鎮，此時，河北省的抗金武裝已經發展到四十余萬，岳飛上書給宋高宗，表示現在是中興的最好時機，希望乘勝抗金。趙構不聽，詔令岳飛班師回朝，岳飛被迫撤軍，河南省大片州縣再次被金軍占領。
紹興和議
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四月，宋高宗采納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的建議，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回臨安府，宋高宗任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任岳飛樞密副使，奪其兵權；同年七月，又罷去劉锜的兵權，秦檜升任為左相，封慶國公。七月十六日，右諫議大夫萬俟卨秉承旨意上書彈劾岳飛；八月，岳飛被罷去樞密副使之職，十月十三日，岳飛及其子岳云遭下獄審訊，后岳飛被趙構和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毒殺。
同年十一月，宋金達成和議，宋金和議內容包括南宋向金稱臣，并且世世子孫都如此；宋金疆界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關為界；南宋向金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二月，完顏亶允許歸還宋徽宗夫婦和趙構原配邢秉懿的梓宮，并放回趙構的生母韋氏。紹興和議，換來了南宋二十年的茍安局面。
宋孝宗中興
隆興和議
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九月，金主完顏亮率大軍南侵，趙構被迫下令備戰，金軍準備渡江之際，被南宋使丞虞允文在采石擊敗。完顏雍在國內即位，金軍將領在軍帳中殺死完顏亮，同年十二月，金朝都督府派任到鎮江安排金軍從兩淮撤兵，至此，金朝南侵宣告失敗。這場戰事也讓宋高宗萌生了退意。次年六月，宋高宗宣布退位，立皇太子趙為帝，是為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停止屢行“紹興和議”，并積極準備進行北伐。宋孝宗先后恢復了胡銓、李光等人的官職，起用積極主張抗金的陸游等人，并下詔雪岳飛之冤，驅逐秦檜黨人。
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正月，趙昚任命史浩為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負責用兵事宜。五月，李顯忠攻取靈璧縣（今屬安徽）、邵宏淵攻取虹縣（泗縣），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及蕭琦先后出降，金朝河南都統奚撻叛金降宋。同年五月，李顯忠與金將紇石烈志寧的軍隊戰于宿州市城下，宋軍大敗。張浚聽說宋軍潰敗后急退到揚州市，并建議宋孝宗議和。隨后，南宋被迫與金簽訂了隆興和議，隆興和議要求宋繼續遵守紹興和議，歸還唐、鄧、海、泗四州外，再割讓商、秦二州與金，南宋與金不再以君臣相稱，而是以叔侄相稱。
乾淳之治
隆興和議訂立后，趙昚仍沒放棄收復中原的打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宋孝宗任命虞允文為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章事、兼樞密使及制國用使，掌握了政權、軍權和財權。在宋孝宗的支持下，虞允文為北伐做準備，在軍事上積極練兵，同時注意選拔人才和穩定政局，如奏請恢復成閔、李顯忠的官職。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十月，宋孝宗密詔虞允文催促四川省宋軍早日北伐，虞允文以“軍需未備”為由不奉詔，并上奏表示時機未到，需要國富兵強才能北伐。次年二月，虞允文因病去世，妥協勢力在朝廷里占上風，趙昚最終放棄恢復中原的計劃，宋金關系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
宋孝宗在支持北伐的同時，在內也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整頓內政，發展經濟。他重用王淮、周必大等人為相治理國政，還提拔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等正直的大臣，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風氣。宋孝宗關心民間疾苦，輕徭薄賦，興修水利，控制會子的流通量，使之與銅錢等值，保持會子幣值的穩定，這些措施讓南宋經濟得到了發展。這一時期，南宋文化發展繁榮，理學家朱熹、陸九淵，學者陳亮，詩人范成大、陸游等都創作了豐富的作品。
走向衰敗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趙昚禪位給太子趙惇，即宋光宗。宋光宗即位之初，多次下詔減免百姓的賦役負擔，啟用宗室趙汝愚執政及升陳亮為進士第一人；同時嚴懲贓吏、嚴格執行贓吏連坐法。這些措施在統治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政績，但趙惇始終受制于皇后李姓與壽皇（宋孝宗），于是大臣趙汝愚、韓侂胄等人策劃政變。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宋光宗被迫將皇位禪讓給皇子趙擴，即宋寧宗。宋寧宗即位后，升任趙如愚為樞密使，進而升任右相，韓胄為汝州市防御使，后韓侂胄逐步掌權后趙汝愚被罷相，同時打擊趙汝愚黨羽及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派。
韓侂胄掌權后，先后被加太師，封平原郡王，到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立班在丞相之上，三省印全部在他手上。次年五月，韓侂胄請宋寧宗下詔北伐，對金戰爭正式開始，史稱“開禧北伐”。北伐過程中宋軍接連受到挫敗，期間四川省將領吳曦叛變，在吳曦叛變粉碎后，南宋川蜀地區趨于穩定。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在宋寧宗皇后楊后等人策劃下，禮部侍郎史彌遠偽造詔書殺死韓佗胄。
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三月，宋寧宗為向金表明求和的決心，恢復了秦檜謚號。同年九月，“開禧北伐”以失敗告終，南宋與金簽訂和議，史稱“嘉定和議”。和議內容是宋金兩國改叔侄為伯侄關系，歲幣銀絹各三十萬 ，又以三百萬緡錢贖回淮、陜兩地，是宋金之間最屈辱的和議。同年十月，史彌遠升任為右相，南宋進入史彌遠掌權時期，從此走向衰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閏八月，趙擴病死。史彌遠、鄭清之二人不顧反對，強行立趙貴誠（后改名趙）稱帝，即宋理宗。宋理宗即位后，朝廷事都由史彌遠決策，直到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
端平更化
紹定五年（公元1232年）十二月，蒙古派使臣到宋商議宋蒙合作，夾擊金朝，蒙古承諾滅金之后，將河南省歸還宋朝，宋蒙結成抗金聯盟，隨后，趙昀任命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主持滅金事宜。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宋軍出兵攻占鄧州市等地，于馬蹬山大破金軍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斷了完顏守緒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馬轄孟珙統兵二萬，與蒙軍聯合圍攻蔡州。端平（公元1234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國滅亡。金國滅亡后，蒙古毀約只將陳（今淮陽區）、蔡東南一帶歸還給南宋。宋理宗派軍收復河南失敗后與蒙談判，結果未達成協議，從此進入宋蒙對峙與交戰時期。
史彌遠去世后，趙昀親政，他在積極部署對蒙防御的同時，在內政上也做了變革，他尊崇理學，以最高統治者的身份承認了理學在儒家傳承中的正統地位，理學正式成為官學，成為南宋后期政治統治的指導思想和倫理道德的基本規范；在用人上，理宗貶黜了一些劣跡昭彰的史彌遠同伙，如梁成大、李知孝、莫澤這所謂的“三兇”，分別被削奪官職，驅逐到邊遠州郡“居住”；同時起用了一批理學家，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等，肅清了部分朝綱，史稱“端平更化”。端平更化是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的短暫亮色，對革除史彌遠專政時的弊政，對穩定趙昀親政后的政局與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但南宋王朝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等治標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
蒙古南侵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六月，蒙古兵分三路南下侵宋，西路蒙軍于同年十二月侵入四川省，圍南宋四川制置使趙彥吶于蜀北的咽喉青野原（今陜西略陽西南陜甘邊境），利州區都統制曹友聞率部擊敗蒙軍。次年九月，曹友聞戰死，蒙軍占領川西重鎮成都市等地，大肆劫掠后北歸。同年，中路蒙軍侵入宋境，占領襄陽市、隨州市、荊門市、棗陽市等地。蒙軍在進攻江陵縣（今湖北荊州區）時，被宋將孟珙率軍擊敗，蒙軍渡江南侵計劃破滅。宋軍繼又連敗蒙軍于信陽（今河南信陽）、光化（今湖北丹江口市），遂收復襄陽等失地，但不久襄陽宋軍降蒙，嘉熙二年，襄陽蒙將又降宋。
面對蒙軍南侵的嚴峻形勢，宋理宗于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正月，將參知政事史嵩之升為丞相兼樞密使，由督視京湖軍馬升兼都督兩淮、四川省、京湖軍馬，依舊置司鄂州市（今湖北武漢武昌區），全面負責抗蒙事務。后又升任吳潛為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兼鎮江市知府；董槐任江州（今江西九江）知州兼都督府參議、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知州吳淵兼都督府參贊、鄂州江陵府都統制孟琪兼都督府參謀，進行抗蒙的全面部署。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十一月，蒙古窩闊臺汗病死，蒙古內亂無暇伐宋。淳十一年（公元1251年）孛兒只斤·蒙哥繼承汗位后又開始南侵，而此時趙昀耽于享樂，不以國事為重，朝政由賈似道把持。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三月，李曾伯出任京湖安撫制置使兼江陵縣知府，從戰略高度認識到襄陽市地位的重要性，即提出“經理襄陽”的方略，經過二三年的經營，襄陽、樊城區（今湖北襄樊市樊城區）重又成為華中地區前線的堡壘。襄、樊終于成為進可戰、退可守的堡壘，阻擋了蒙軍進攻的步伐。
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宋理宗選定其侄子趙禥作為繼任者。景定四年（1264年）十二月，趙繼位，即宋度宗，改年號為咸淳。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八月，蒙軍進攻廬州、安慶市（治今安徽潛山）等地，宋將范勝、張林等戰死，戰火燃及兩淮。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二月，宋度宗任命呂文煥為京西安撫副使兼襄陽市知府。次年九月，蒙軍開始圍攻襄陽、樊城區。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三月，京湖都統制張世杰率馬步軍及水軍援救襄、樊，與蒙軍戰于襄陽東南的赤灘浦；襄陽守將呂文煥多次出戰，也未能擊退蒙軍。
同年十二月，京湖制置使呂文德病死。次年正月，又調李庭芝任京湖安撫制置使，兼路策應使、江陵縣知府，接替呂文德措置華中防務，并督師援救襄陽。襄陽危機，但是當趙禥問起襄陽的情況時，賈似道謊稱蒙軍已退。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為元，以表明元王朝取代宋為封建正統，于是元軍更加緊了對南宋的進攻，南宋西起四川省，東至襄、樊，全線告急。次年三月，樊城外城失守，退守內城。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堅守達五年之久的孤城樊城被攻破；二月，襄陽市知府呂文煥降元。
投海國亡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三十五歲的宋度宗病逝；年僅四歲的宋恭帝即位，即宋恭帝，尊皇太后謝道清為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同年九月，元軍兵分兩路攻取荊湖。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元軍順江而下，相繼占領黃州、蘄州、江州、安慶市。第二年，元軍攻占南宋首都臨安區（今杭州市），趙被俘，南宋的勢力已經衰退。然而南宋的殘余力量如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杰等人，他們先后扶持兩位幼年皇帝（宋端宗和幼主），并在南方創建了小朝廷。趙昰在福州稱帝，即宋端宗，改年號為景炎。
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春，南宋小朝廷抵達雷州市；同年四月，年僅十一歲的趙昰去世。陸秀夫與眾臣在（今香港梅窩）擁戴趙昺為帝，即宋懷宗，改年號為祥興，南宋小朝廷逃至新會區至南海一帶。文天祥在海豐縣兵敗被俘，在元軍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遷往崖山。祥興二年（公元1279年），元軍漢人將領張弘范率兵緊追在后，對崖山發動總攻，宋軍無力戰斗，全線潰敗，史稱崖山海戰，又稱崖門戰役。崖山之戰，南宋全軍覆沒，陸秀夫身背幼帝趙昺投海，隨行十多萬軍民相繼殉國，南宋滅亡。
疆域
南宋疆域總體概括為秦嶺、淮河以南，東南沿海的澎湖列島。南宋初，金軍一度攻入今湖南省、江西省和浙江省三省的中部。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金朝領三省事完顏宗磐等人將河南省、陜西省之地歸還宋朝。?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議成立，雙方確定以當時的黃河為界。但次年金軍毀約，出兵占領河南、陜西兩地。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與金規定雙方以淮河中流為界，唐（治今河南唐河）、鄧（治今鄧州市）二州也屬金，各守境土，大規模戰爭告一段落。此后，南宋的疆域，大致在今青藏高原一云南省省界以東，秦嶺 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議定以淮河為界。第二年又將西部界線調整至大散關（今陜西寶雞市西南）及秦嶺以南。以后只局部變動，基本以這條界線以南為南宋行政區域。
行政區劃
南宋沿襲北宋路制，將全國劃為16路，建炎四年以后，合在江南東西為一路，紹興初年復分。后又分利州為東西二路，唯乾道四年復合為一路（利州常有分合，但以合為多），因此南宋一代以16路為最久，此十六區劃大致如下：
人口
人口政策
南宋初期因戰亂問題，人口驟減。為穩定社會秩序，鼓勵流民回鄉生產，趙構重視北方南下的流民問題，嚴令禁止殺嬰，并對收養孤兒的人家給予獎勵。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 下旨，遭受戰爭破壞的州縣，以墾墾田多少和撂荒多少，作為守令 （州縣官）考課的重要標準之一，同時繼續實行北宋時期的把戶口增減作為考課地方官的重要條件。具體規定如下：遭受戰爭破壞的州縣親民官，到任和離任時，都要接收或交割戶口數，增者升官受賞，減者降職受罰。在南宋初期一系列政策推動下，南宋初期人口得到了增長。但紹興十一年 （公元1141年） 南宋與金議和后，趙構大興士木，修建奢華的宮殿苑林，僅花園就多達 40 余所，大量消耗人力財力，剝削嚴重。同時由于南宋土地兼并嚴重，人口增長緩慢。
人口遷徙與分布
歷時一百五十三年的南宋因戰亂曾發生三次人口大遷移，第一次是南宋建立之初，金朝滅遼后，大舉南侵，對中原人民燒殺搶掠，南宋人民被迫逃亡；第二次是蒙古南下進入中原，為使農田變成草場，發展游牧經濟，蒙古大量屠殺中原人，以致南宋人口驟減；第三次是元朝滅亡南宋時期，又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滅亡南宋的準備時期，當時江北四川地區大批人口南徙，第二階段是南宋理宗寶五年（1257）蒙元大舉南攻，反復剿殺無辜人民，南宋人口驟減。
南宋由于戰爭影響，人民向江南和四川省逃亡，江北平原變得人煙稀少，尤其是準河兩岸。與之對應，一些地方因社會穩定，出現了爆炸性人口增長，特別是巴蜀地區，漢水中游河谷地區成了人川的主要通道。但南宋后期，在蒙古國武裝部隊的殘害下，巴蜀地區人口驟減。另外江南西路 （主要今江西省，不含鄙陽湖以東地區）、福建路 （今福建省）、荊湖南省路（今湖南東南部地區）、江浙地區等地區人口都出現大幅度的增長，其中江浙地區是南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
人口總量
南宋在政治上既是北宋的繼續，其人口方面的政策規定與北宋相似。南宋執行著乾德元年的詔令，它的基本特點就是“女口不預”，以及一些僧侶無從考證，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人口都需加倍計算，并且只是最低的估計。據統計公元1124年南方約有1360萬戶，到公元1135年南宋境內約有1086萬戶、5650萬人，平定民亂和和議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復，至1162年南宋約有1162.26萬戶、6450萬人，到趙構末年南宋境內的人口數量已接近北宋后期的水平。南宋中后期受戰爭影響，人口增長緩慢。南宋人口大體以嘉定十六年（公元1123年）統計為準，再加少數民族人口約490 萬（按分析北宋統治區少數民族人口 550 萬，減去隴西地區 60 萬），共約6154 萬（不含云南省地區），每平方千米30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吳松弟和葛劍雄考慮到隱戶問題認為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應有1550萬戶、8060萬人。
內政
中央
官制
南宋繼承了北宋“強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權力、官僚機構、司法、軍權等方面加強中央集權的系列措施，為維護國家內部統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內環境。從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時代。南宋初期，以尚書左、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一同改為參知政事作為副相，廢尚書左、右丞官。從宰相官稱來看，三省已并為一省，包括參知政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樞密使、副使、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等職位，統稱為執政，與首相一起稱為宰執。從此，首相成為全國最高行政官，尚書省只負責六部，執行政務。由首相和次相負責朝務，對皇帝負責。趙昚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將尚書左、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為左、丞相，參知政事未變（左、右丞相，李隆基時為尚書省長官，宋為中書的長官）。
法律
根據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東旭先生對宋朝法制的考察，南宋基本繼承北宋的法制體系。兩宋三百年間立法在行政立法、民事立法、財經立法等方面取得了超越隋唐的成就，兩宋主要的立法活動是修訂《宋刑統》，編敕、編例、編制條法事類。
《宋刑統》：在北宋修訂完成，南宋延用。
編敕：是普遍適用效力的一種立法活動和法律形式，但宋代編敕均已失傳。
編例：分為斷例和事例。斷例是可以作為斷罪定案的成例事例，又稱為“指揮”；把對審判具有指導意義的判例編成集的立法活動，叫做編例，由此而產生的這種案例集也泛稱編例。趙頊時，就出現了“以例破律”的情況，此后歷代皆是以例為用，南宋時這種現象達到頂峰。南宋時例的發達和編例的出現及其強化，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基本法典與其他法規的權威性。
編制條法事類：是宋朝出現的一種獨特的法典編撰形式。它是以事類（公事性質）為標準分門（篇章）編纂的法規大全，每項事類中同時收入相關的敕、令、格、式、申明等。條法事類的出現改變了以往法典編撰過程中以法律性質作為編撰標準的做法，是宋朝法典編纂體例上的又一創新。南宋時有《淳熙條法事類》和《慶元條法事類》。其中南宋趙擴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七月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是保留下來的惟一事類匯編。因其奉詔于慶元年間而頒行于嘉泰年間，故兼稱《慶元條法事類》《嘉泰條法事類》，凡437卷。所收為南宋初年（公元1127年）至慶元年間（公元1195—1200年）敕、令、格、式和隨敕申明，分職制、選舉、文書、禁、財用、庫務、賦役、農桑、道釋、公吏、刑獄、當贖、服制、蠻夷、畜產、雜門共16門。
同時在南宋，司法官員審判依據多元化。在南宋，地方官員利用各種手段，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進行案件偵查和審判，旨在查清事實和實現正義。這些官員為百姓提供了真實有效的幫助，能夠讓受冤的人得到平反。
地方
官制
宋代地方實行州、縣兩級的行政機構，與州平級而又根據它們的重要性與作用不同，還有府、軍、監三種建置，一般都稱“州郡”。為限制州郡長官的權力，又在州郡之上設立路一級的監察區。州郡長官分別稱為知州、知府，知軍和知監，統掌本州郡的政務。州郡下面是縣，長官稱縣令或知縣，另設負責文書和財賦出入的主簿，負責治安的縣尉，但小縣也不全置。州郡長官全由朝官擔任，根據州郡大小、事務多少，他們的品級很不一樣，甚至有前任宰相出任知州的，故稱為判州事。至于幕職州縣官，一般都由選人一級的低級文官充任。
在路的一級，設有安撫使司、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等彼此既平行又互相監督的機構，它們分別代表中央掌管和監察所屬州郡的軍政、財政、刑政、農田水利和賑災救荒等事務。其中，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總稱為監司。在南宋初期，由于軍事不穩，安撫司取代其他監司，成為路級最重要的管理機構。隨著和議達成和南宋政權的穩定，安撫司衰退。南宋中期至末期，四個主要的路級機構的權力被新的高級政區機構，如宣撫司、制置使司等取代，使得原路級機構成為執行機構。由于南宋末年地方社會貧窮，確保稅收的充足成為了這些機構的主要任務，其功能更加偏向財政事務。
賦稅制度
南宋時期賦稅制度復雜多樣，有經界法、義役法、括田法、公田法、“二稅制”（即秋稅和夏稅）等。
經界法是南宋時期一項重要的土地管理政策，旨在核實私家農戶納稅耕地的實際面積，以確保政府的賦役收入并實現賦均役平的目標。在南宋初年，由于戰亂和版籍殘缺，賦稅征收失去了依據，導致官僚、地主和豪強與地方官吏勾結。南宋政府委托李椿年負責實施經界法。
具體實施經界法的方法如下：首先，在轉運司下設立了專門機構“措置經界所”來執行經界工作。然后，以“都”為經界的實施單位，要求官戶和民戶按照規定填寫“砧基簿”，上面寫明戶主姓名、田地面積、四至、丘段、土地來源，并附有地形圖。填寫完畢后，保正會召集田主和佃客逐一核實和確認，并在圖籍的四至處押字，同時上報經界所。經界所會派官員按圖勘驗和核實，如發現不實之處，將予以處罰。砧基簿經過勘查核實后，成為田地所有權的證明。未來的土地交易必須出示砧基簿和契書到縣級機關進行批鑿，否則將不被承認為有效交易。沒有上報砧基簿或填寫虛假信息的田地，一經查實將受到懲罰。每個縣存有一份本鄉砧基簿，另外還制作了三本備份，分別存放在縣、州和轉運司。
李椿年在經界法中引入了砧基簿和地形圖的創新做法。但之后王鐵簡化了手續，取消了核心環節，田地信息的真實性難以保證，經界法失去實效。
義役起源于南宋初年的浙東地區，并逐漸在浙西、福建省等地推行，持續至南宋末期與差役并行。義役的實施經歷了成功和失敗的案例，初期成功較多，但中期以后失敗案例增多。
義役最早由松陽縣民間首創。宋代縣鄉兩級政權機構龐大，吏役名目繁多，日常事務由吏承擔，但吏役無俸祿，由地方官按民戶資產分配。為了應對保正、保長、戶長的役務，松陽民間開始出現了“義役”制度。義役的具體做法是以一個鄉或一個都為單位，由應役戶出田或購買一定數量的田地作為助役田，所收取的田租用于支付應役費用，出田的數量根據貧富不同而不同。直到1171年，范成大擔任中書舍人時再次上奏推廣義役制度，才得到朝廷的同意。此后，政府將義役制度作為正式制度加以推廣，逐漸由民間創設發展成為“官督民辦”的形式。各地紛紛效仿。到了淳熙十一年（1184年），監察御史謝諤的奏疏推動了義役法在各地繼續推行。
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在為家鄉江西吉水縣永昌鄉的義役所寫的序文中肯定了義役，并指出差役的弊端。
括田法是南宋時期為了解決財政困難而實施的一項經濟措施。在淳祐七年（1247年），為增加財政收入，趙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設立了田事所，并任命史宅之為提領官，負責括田法的相關事務。同時，計院檢閱、右司趙與擔任參詳官，趙與譽和謝獻子負責文字工作，協助史宅之。括田法的目標是將南宋各地的圍田、沙田以及沒官田等納入國有，統一由田事所進行管理和經營，收入歸朝廷統一支配。此外，在淮南西路地區、兩浙地區和江東等地設立分司，派遣朝廷官員到各州縣，負責測量和確定公田界限，并具體執行中央政策。在括田法的實施過程中，由于下級官吏的偏差執行，不屬于公田的土地也被錯誤地納入，對待民戶的標準也不一致。民戶為了避免被括抄，爭相賄賂地方官吏。隨著趙與膺、史宅之等負責人去世，括田法最終被廢除。田事所收入的公田歸安邊所統一管理。
趙昀在賈似道的建議下，推行公田法。該法案的初衷是解決軍餉供應和財政問題，通過回購官田來解決。公田法的實施由劉貴良負責，最初在各郡設立專門官員負責管理，后來由路級機關直接管理。公田法的價格和對象發生了變化，原本針對官戶的政策轉而實行派買，回購價格也大幅下降。然而，地主們對此失去了積極性，使得回購公田變得更加困難。
在公田法實施過程中，遭遇了各種反對聲音。一些大臣、學士、太學生、宗學生和武學生紛紛上書批評公田法，要求廢除該政策。但在趙昀的支持下，公田法繼續推行，并鎮壓了反對者的聲音。賈似道在咸淳十年（1274年）被罷免后，公田法受到影響，大臣們再次上書要求廢除該法。盡管朝廷原計劃將土地歸還原佃主，但由于軍情緊急，最終未能實施。南宋滅亡后，這些公田全部被元朝政府沒收，并賜給了蒙古貴族。
“二稅制”起源于北宋，又叫田稅，是按照土地質量好壞，分夏秋兩季征收。到了南宋時候，為了增加收入，政府在收稅的時候采取一些方法來增稅，具體有正稅及加耗、和糴、加大量器、折帛錢、和預買等方式。
正稅及加耗：南宋初年加耗是臨時性的。加耗有一取五斗的，也有一斛取一斛，后形成制度固定下來，并形成惡性發展，南宋晚期，甚至出現正稅一石，加耗至二石五六者。
和糴：本為宋政府糧食短缺，置場按價收買糧食的一種制度。“紹興和議”后，有官府置場收買的，并搭配錢、銀，變成一種硬性的攤派，變成了附加稅。
加大量器：南宋中期以后，官府采用民間加大的升斗對農民進行征稅，各地不一，有的地方稅米多量一倍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增加到二倍以上。
二稅中的夏稅按畝出絹、布等絲麻織物，正稅沿襲北宋，附加主要是折帛錢與和預買。
折帛錢 ：農民在夏稅納絹時，按市價折交現錢，稱為折帛錢。但南宋時，農民往往被迫以市價的二倍到三倍的價格交納折帛錢。
和預買 ：南宋時政府向民間買絹，當時不給錢，之后給物或錢。原來和買時，官府還給錢、給鹽，南宋中期以后，都變成了白科，一折為錢，再折為銀，越折越多。
除了正稅之外，南宋還以軍事需要設立名目來向民間納稅。
教育制度
中央官學：南宋的教育制度是承襲北宋，官學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中央官學主要有太學、武學、宗學、律學、算學、書學、醫學、畫學八所，其中宗學為趙氏宗室子弟而設。南宋建炎（1127一1130）年間設國子監，只有國子監生三十六人；紹興十三年（公元1143年）設立太學，太學設置仍仿北宋三舍法，生員名額700人，以后有屢增名額，到紹興十六年（公元1146年）外舍生已達1000人，內舍生100人，上舍生30人，總數1130人。
太學的最高長官為祭酒，一般以學行卓著的四品官員擔任，副長官是司業，為正六品官。下面還設國子監丞、博士、學正、學錄、學諭等官。太學學習內容是經術、詩賦和策論，基本與科舉考試的內容一致。太學之外的官學設置的課程各有不同，如武學課程內容為《七書》兵法和弓馬、步騎射，根據成績不同可以授予相應的官職，也可參加武舉；醫學學習《素問》《難經》《脈經》《巢氏病源》《三部針灸經》等，根據成績可以授予醫職。
地方官學：南宋的地方官學比北宋發達，首先，南宋在各個州縣都設立了公立學校，如南宋兩浙路就有七十四所公立學校。其次，南宋的縣學擴張很快，如當時建康府學的校舍總數為一百二十五間，其中主要建筑有大成殿、祠堂、御書閣、講堂、議道堂、教授東西廳、齋舍、直舍、祭器庫、公廚、錢糧廳、射圃等。州縣學的學習內容與太學大同小異。考試辦法為：每十日參加一次習試（練習性的測驗），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堂試，生員根據積分多少升學。
外交
南宋與金
南宋與金的關系是宗藩關系，對峙之初，兩國之間戰爭頻繁。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兩國初次達成和議，南宋向金稱臣，每年向金朝交納歲貢銀絹五十萬兩匹，金、宋兩國結成了君臣關系。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金朝撕毀和議伐宋，南宋幾路大軍北伐取得勝利，其中岳家軍逼近汴京。次年冬，宋金再次達成和議，宋對金奉表稱臣并納貢。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金再次交戰，征宋的金主完顏亮完顏亮去世后，即位的完顏雍派使者表現出和平的姿態。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宋金達成和議，改金、宋君臣之國為叔侄之國，宋主稱金主為叔父，雙方往來文書為平行文書，交納的銀、絹有所減少，即獻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金歸還或割讓宋海、泗、唐等六州。自此雙方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狀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南宋北伐失敗，兩國于嘉定元年（公元120年）三月再次議和，這次議和增加了歲幣的數量，還多了三百萬貫的犒軍費。端平（公元1234年）南宋聯合蒙古將金滅亡。
南宋與高麗
南宋初年，高麗曾有與南宋朝廷通好之意，如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閏四月，王俁派禮部員外郎崔清等向南宋入貢黃金、白銀、綾羅、人參等物，趙構接見貢使，回復答謝詔書后遣還貢使。之后，高麗不再遣使到南宋，南宋也擔心與高麗交往會被金朝利用而不利于國防，故南宋與高麗不復保持邦交關系，兩國交往只保持在地方層級上。
南宋與西夏
西夏與宋朝本為藩屬關系，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西夏不再向南宋稱臣，南宋與西夏從宗藩關系轉變為平等的國家關系。同年，南宋謀劃抗金北伐，想要與西夏結盟，派遣使丞到西夏請求結盟，但被西夏皇帝乾順拒絕入境。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再次聯系西夏，乾順依舊不予回應，之后，南宋與西夏關系暫絕。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金朝攻打西夏，西夏國王乾順派遣使臣到南宋請求通好，此后雙方雖保持聯系，但因雙方都缺乏誠意，兩國關系并無實質性突破。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與金達成“紹興和議”，南宋與西夏領土上不再毗鄰接壤，此后五十余年間南宋與西夏幾乎斷絕關系。
南宋與交趾
北宋時交趾已由南疆藩鎮變為屬國，南宋初期延續北宋慣例，也授予交趾統治者交趾郡王等封號。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趙昚下詔賜安南國名，冊封李天祚為安南國王，南宋提高了交趾的地位。
南宋與大理
南宋時期，大理是南宋獲得戰馬的新途徑，馬匹是推動南宋與大理往來的重要動力。趙構時，大理幾次請求入貢，但朝廷只購買馬，拒絕接受朝貢。南宋對大理的外交政策是隔離，只接受博馬交易，不接受其進京朝貢。后大理成為蒙古藩屬后，南宋與大理關系急劇惡化。當時南宋四川地區拒絕大理使臣人境，并且四川地區還曾突襲大理，同時南宋兩次命令廣西壯族自治區平反蒙古藩屬大理等國的叛亂。
南宋與南海諸國
由于地理原因，南宋與陸上西北國家沒有往來，主要與海路而來的諸國發展朝貢關系。占城、室利佛逝、大食、真臘王、真里富等首都遣使到南宋，南宋也對這些國家進行過多次冊封。如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占城國王“檢校太傅、加食邑”，授真臘王“檢校司徒，加食邑”。
南宋與蒙古
南宋與蒙古最初密切往來是聯盟抗金。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蒙、宋聯合攻金，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金朝政權在蒙古和南宋的聯合夾擊之下終告滅亡，結束了宋金之間長達100余年的對峙。
金亡之后南宋與蒙古敵對，南宋開始抗蒙戰爭。從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至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蒙古七次攻打南宋，占領南宋江北的大片國土，后蒙古內亂攻宋暫緩。寶祐二年（公元1254年），蒙古滅大理后，多次進攻南宋，到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占領臨安，南宋朝廷投降。
軍事
軍事制度
南宋初，宋軍經歷了從大部潰散到重新編組的過程。南宋的軍種大致可分“屯駐大兵”、禁兵（包括系將禁兵和不系將禁兵）、廂兵、土兵和馬手五類。南宋初設御營軍，改名神武諸軍，大致成為川陜以外東南地區的正規軍。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考慮到當時樞密院和三衙已有名無實，各軍“皆在行朝，不相統一”的現狀，趙構下令另設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由宰相和執政分別任御營使和御營副使，掌管御營軍。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宋高宗下詔御營司只掌管他直接統率下的行在五軍，次年六月，罷御營司。
南宋中期至后期的軍制演變，大體有三個方面：一是一般由文臣擔任的宣撫使、制置使等，逐漸剝奪了各屯駐大兵都統制的指揮權；二是在各屯駐大兵之外，又創設各種名目的新軍，逐漸成為正規軍的主力；三是各屯駐大軍的兵力逐漸減削，降居正規軍的一小部分。
武器裝備
長期戰爭的壓力，朝廷的重視，南宋在火器、戰船等武器裝備方面有創新和突破。南宋的長兵器主要有長刀、長槍、大斧，短兵器主要有短槍、短刀、劍和鐵鞭。南宋的拋射兵器，除傳統的弓、弩之外，增添了炮，即使是傳統的弩，南宋在形制和威力方面也有很大改進，有的弩射程達240余步，可穿透馬甲和頭盔。發射藥兵器主要有火炮、火槍、火箭、突火筒、火鐵蒺藜、鐵火桶、鐵火椎等，其中火槍就有長竹桿火槍、飛火槍、突火槍三種。南宋后期，軍隊改進和發展了鐵火炮，其威力增大，種類增多，主要有合碗式、鐵罐式、葫蘆式、圓球式四種。同時南宋軍民在抗金中，一方面利用紙殼火球的燃燒，焚燒金軍的人馬和戰具，另一方面把紙殼火球為初級爆炸性火器，炸擊金軍人馬。
南宋的甲胄，按材質分類，有鐵甲胄和皮革甲胄，按照軍士使用武器的種類區分，主要有“槍手甲”“弓箭手甲”“弩手甲”“馬甲胄”等。南宋的戰船形制多樣，有馬船、槳輪船、樓船、無底船等。船上的武器裝備也非常豐富，除了傳統的刀、槍、弓、弩之外，還增加了火器。
地方武力
為鞏固政權，減輕朝廷的壓力，以渡過生存的危機，趙構君臣在重建國防與軍政體系的同時，認識到地方武力因地制宜、保鄉衛土，協助正規軍作戰的重要性，形成了兩種性質的地方武力。一是民間自衛武力，由當地百姓自動籌措財源、槍械，組織而成的武裝團體。二是由當地官員籌措財源、槍械，招募當地民丁，加以組織、訓練的地方性軍隊。地方性軍隊由地方官員直接領導，受中央的指揮、調度。南宋比較重要的地方部隊有：湖北神勁軍楚州武鋒軍、揚州強勇軍、成都義勇軍、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等。
經濟
農業
開墾面積不斷擴大：南宋國土面積比北宋約減少五分之二，但農業生產發達地區都在南宋境內。南宋初，除四川、廣南等地外，東南一帶遭受嚴重的兵破壞，明州（今浙江寧波）、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都遭受金軍屠城的慘禍。但是，大量的北方勞動人民南遷，與南方農民共同勞作，使難弄的農業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墾田面積也不斷擴大。南宋平原地帶已大部墾辟，如浙西平江府、兩川地區，在山陵地區，還到處“墾山為田”，開墾了大批梯田。“梯田”一詞即起源于南宋。
農業技術發展：隨著開墾面積的擴大，農業灌溉也在提高，五十年內，南宋各地就興建或修復較大的水利工程，如潭州（今湖南長沙）的龜塘，可溉田萬頃；鎮江府練湖的七十二源，溉田在萬頃以上。與此同時，農具也在不斷改進，鐵耙，頭、刀、鐮刀等形制也有改進，輕巧耐用。水灌田的龍骨翻車，有全用腳踏和用牛拉的兩種，已為南方農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墾辟，使用了高轉筒車，依靠水力推動，引水上山。
租佃制發展：南宋農業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租佃制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階段，即沒有土地的貧困戶可以靠租種土地解決生活問題。南宋王朝的統治階級——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產資料——土地資源，他們主要靠剝削佃農的剩余價值發家致富，同時也向國家交納巨額稅賦，與農民共同創造及鑄就了南宋較高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種植種類多樣：南宋農業種植類型多樣。南宋遍植水稻，品種多至上百種，早熟豐產的占城稻得到進一步推廣，大大提高了稻米的產量，當時，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一帶上等田畝能收五六石糧食，“蘇（州）湖（州）熟，天下足”的諺語由此而來。除了水稻，隨著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各地種麥面積增加，南宋出現了“天下百姓皆種麥”的景象。經濟作物棉花、茶樹、桑樹、果園等種植的范圍和產量也在不斷增加。
總的來說，由于南宋政府采取興修水利、鼓勵墾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廣大農民的辛勤勞動，南宋時期，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比唐代提高了兩三倍，總體發展水平大大超過了唐代。南宋時期農業的發展使江浙在元初成了中國農業最為發達的地區，出現了中國南糧北調的新格局。
手工業
紡織業
南宋紡織業仍可大致分為官營和私營兩大類。官營紡織業主要分布在兩浙和四川地區的大城市，如杭州市、成都市，南宋少府監所屬的綾錦院、文思院等機構專門負責紡織品的織造。南宋的私營紡織業若按產品生產部門分類，可分為官僚、地主莊園的紡織手工業、寺院紡織業、與農業結合的家庭紡織手工業和紡織專業戶及其作坊。
南宋時絲織布技術有了新的提高，如蘇州市、杭州、成都三個著名的官營織錦院，就有“換綜”、 ?“廂杼”、 ?“練染”、 ?“紡繹”等比較精細的分工，產品類型多且精致美觀，超過了北宋時期。麻織業在南宋時也繼續發展，廣西壯族自治區所織的柳布、象布很暢銷，瑤族的蠟染法染制的染花布尤為精致，這種蠟染法是當時我國境內染斑的最高水平。另外，棉紡織業的發展是南宋紡織業中的新成就，當時棉紡已經有了鐵鋌、彈弓、紡車、織布機等生產工具。從此，棉布逐漸代替了麻布，成為人們穿著的主要物品。
制瓷業
南宋制瓷業規模宏大，如解放后在江西吉安市郊永和區發掘的吉州窯遺址，面積可達二十余畝。瓷器堆積有的地方達二十公尺之厚。南宋的制瓷業在繼承北宋瓷業的基礎上有發展，北方名窯如官窯、定窯、汝窯等戰亂破壞而衰落，大批工匠遷到南方，給南方帶來了技術力量和優良工藝，景德鎮已經發展為全國著名的制瓷業中心。如景德鎮的瓷器質地精良，幾乎與玉器無別，產品銷售各地；杭州鳳凰山下修內司官窯所產瓷器，胎細、釉潤、色青帶粉，極為精致；浙江龍泉所產傳統青瓷稱為上品。景德鎮青白瓷有“饒玉”之稱，與真定紅瓷、龍泉青瓷成為南宋三大名瓷。
造船業
南宋造船業十分發達，從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來看，它代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造船技術。南宋造船業有官辦的，也有私人經營的。在陸安、建康、平江、揚州、湖州、溫州、泉州市、廣州市、潭州、衡州、贛州等地，大多設有官辦的造船工場，當時官辦的造船工業，規模都很可觀，如溫州的官辦造船場，南宋初有工兵二百四十七人。江西路洪州（江西南昌）、吉州、贛州三處的官辦造船場，各有工兵和工匠二百人；鄂州（湖北武昌）的一個官辦造船場，建造每一艘船舶，平均要用一千五百多個工。南宋泉州、廣州等地以造大船為主，如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后浩港發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載重量約在二百噸以上， ?它的船艙竟多達十三個。
兵器制造業
南宋的戰事頻繁，兵器制造業發展很快。兵器制造業是由官方壟斷的，南宋時期的四川省是抗金抗蒙西線的主要根據地，因此兵器制造業發展得最快。四川的成都市、三臺縣、遂寧市、嘉、邛、資、渠等地，共有七個軍器制作院，造作兵甲。興元府、興、閬、成、云安軍、仙人關等地，共有六個造作院，制作神臂弓、甲、皮氈等。僅弓弩一項，每年造數十萬張，箭數百萬支。兵器行業除生產大量的傳統古代兵器外，火器的發展尤為迅速。南宋時新創制的火器有火炮、火槍，生產數量很大。在南宋的兵器制造業中，弓弩的改進以及射擊型、爆炸型武器如“突火槍”和“霹靂炮”的發明，都預示了熱兵器時代的來臨。另外，南宋兵器制造業中不論兵匠和雇匠，由于分工細、保密性強，每個工人“各站一能，不可以相易”。
商業
國內商業發展
國策：南宋時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士、農、工、商，皆百姓之本業”成為社會共識。南宋繼續堅持“農商并重”的基本國策，商品交換小至城鄉，大到海外，遍布之廣，形成了四通八達的商業網。
移民南遷促進城市商業發展：定都杭州市以后，大批皇親國戚，達官貴人云集江南。他們是社會上最富有的部分，消費能力高，臨安及其地區因之成為南方的主要消費中心，從而刺激了商業的發展。例如南宋定都臨安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城區人口的迅速增加，店鋪也增多，在臨安城的御街（今中山中路）形成了南、中、北三個商業鬧市區。據吳自牧《夢粱錄》記載，那里有名的大店達一百二十余家。此外，其他移民眾多的城市，例如建康、鄂州、泉州，也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商業中心。
互市貿易促進經濟發展：南宋時期對戰馬的大量需求，使得四川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邊境的互市貿易較前有所發展。例如，四川在乾道四年從邊外購進11000匹馬，而在北宋末四川和陜西省的岷州、階州每年不過購馬8700匹左右。同時，產自南宋的鹽、茶、絲綢等產品大量銷往邊地。這種互市貿易無疑有利于區域經濟發展。
另外，兩國和談也促進了邊境互市貿易。南宋與金就有官方的榷場，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簽訂紹興和議后，就在淮東路、淮河北岸設有榷場。南宋輸出的貨物主要有糧食、絹布、茶葉、書籍、各種手工業產品以及海外貿易所得的藥材和手工業產品；輸入的貨物主要有軍器、犬、馬等物。
海外貿易
南宋在東南沿海立國，發展海外貿易的條件優越，貿易規模遠遠超過北宋。南宋繼承北宋的市舶司制度，主要職責是負責關于一切有關出海貿易，外舶進來之后的抽解等事項。有時也由知州兼市舶使，知縣監官。此下還有專庫、手分和牙償等吏人。外貿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南宋有多達20個與外洋通航的外貿港口，其中泉州是當時世界第一大港，以泉州為界劃分南、北洋。同南宋有直接或間接貿易關系的國家總計有五十多個，尤以日本、高麗、東南亞各國來往最為密切，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瓷器、金、銀、銅、鐵、錫、絲織品、茶葉、藥材等，其中瓷器數量最多。進口的商品很多，據《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一書記載，高達一百四十多種，如毛金軟段、高麗毛絲布、檳榔、折扇、日本刀、螺鈿器物、象牙、龍涎香等。
貨幣
南宋貨幣制度基本上沿襲北宋成制，幣種依舊是銅錢、鐵錢、紙幣三種，銅錢仍是主要幣種，而鐵錢、紙幣屬于次要幣種，在特定區域發行流通。但是就發行數量多少有區別，北宋貨幣發行以銅幣為主，輔之以鐵錢、紙幣（交子、錢引），而南宋則是以紙幣為主，銅錢、鐵錢為輔。紹興三十年（公元1161年），官府按照四川省“交子”的辦法，設“行在會子務”，正式由政府發行“會子”。“會子”分一貫、二貫、三貫三種，在東南各路市場上流通，所以又稱“東南會子”，后會子發展遍布各地。包括川引交子、關外銀會子、鐵錢會子、淮交、湖交。除了紙幣與銅錢外，黃金白銀也是通用的貨幣。南宋定都臨安后，隨著城區人口的迅速增加，各種消費品的需求擴大，貴金屬黃金白銀在國家稅收、專賣制度、海外貿易、地方政府的上供、大宗商業貿易等方面都發揮出重要的作用。
文化
文學
宋時，詞在北宋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史中國詞史上的鼎盛期。南宋時，詞與樂已獨立開來，詞逐漸擁有與詩分庭抗禮的文學地位，成為文學家創作時的首要選擇，成為高雅的藝術活動。南宋寫詞的人多，數量也多，據唐圭璋先生所輯的《全宋詞》統計，現存作品不包括殘篇、附篇的有一萬九千九百余首，收錄的作家（不包括無名氏）有一千三百三十一人之多。其中南宋詞人有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南宋詞在內容上有拓展，在創作手法趨于成熟，因為特殊的政治背景，南宋詞在情感上又多了一份厚重與現實感。南宋詞的發展大概可以分兩個時期，前期詞人有李清照、張孝祥、朱敦儒、辛棄疾等；后期有姜夔、吳文英、朱淑貞、劉克莊等。在這些詞人中，又形成了南宋詞學的兩大流派，即以辛棄疾為首的豪放詞派和以姜夔為代表的格律詞派。
詩歌
詩歌在南宋有所發展，從作家及其作品數量來說，南宋遠遠超過北宋。如楊萬里詩二萬余首，陸游自稱“六十年間萬首詩”。與唐詩相比，首先南宋詩歌的題材更為廣闊，如強敵虎視眈的背景造就了愛國情懷的詩篇盛行；其次南宋詩歌注意生活細節的深入發掘，擅長以小見大，南宋詩歌的發展也可以分為前后期，前期以江西詩派的陳與義和“中興四大詩人”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等人為代表，后期則是以四靈派和江湖派影響最大。
散文
南宋散文成就遠不能與北宋相比，散文成就較高的有陸游、辛棄疾、楊萬里、劉克莊、文天祥等，但他們更多以詩、詞或思想家為世人所知。不過南宋散文繼承北宋大家的優良傳統，在北宋散文的基礎上有所開拓， 表現出一些新的面貌和特征，如民族危亡的特殊時代環境， 孕育出一批充滿愛國激情、蕩氣回腸的不朽篇章；散文文體功能的開發更為全面， 序文 、雜記 、題跋、碑志、文賦、游記 、雜文諸體 ，在題材、格局、表現手法上都有拓展，并進一步發展了日記 、筆記、詩詞文話等著述體裁 ；相較北宋，南宋對散文理論的探討更為自覺。
話本
南宋話本的興起，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對明清白話小說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南宋話本小說的內容以愛情和公案居多，至今流傳的南宋話本有《京本通俗小說》中所收的《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等作品。
除了話本小說外，南宋還流行“講史”。如臨安北瓦十三座勾欄中就有兩座勾欄說史書，其所說內容概括古今歷朝歷代。講史話本，流傳至今的主要有《大宋宣和遺事》、三國故事、五代故事和宋江故事等。
哲學
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在儒學復興的思潮激蕩下，尤其是在鼓勵直言、自由議論的政策下，先后形成了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玄覺事功之學，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之學等主要學派，開創了浙東學派的先河。而理學與心學是南宋主要的思想流派，朱熹是繼二程理學后的又一位理學大家，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將《禮記》中《大學》《中庸》篇，分章注釋，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在南宋以后，四書被確定為官學的教材和科舉的指定讀物，對后代的文教有重大影響。陸九淵是心學的創始人，他提出了與佛教和朱熹理學相反的觀點，他把理和心看作是同等的。他不同意朱熹將心與理析為二，將理置于心之上，而將理從天的位置上拉下來與“心”相齊，從本體論的角度賦予“心”宇宙本原的內涵。
藝術
繪畫雕塑
繪畫：南宋繪畫在北宋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南宋定都臨安區后，，趙構即仿北宋宣和畫院，設置御前畫院，后人稱為紹興畫院。據《南宋院畫錄》所載，宋高宗朝有畫家三十人，著名的有李唐、楊士賢、馬公顯、李迪、李安忠、李從訓、朱銳、李端、張浹等。此后，趙昚、趙惇、趙擴、趙昀等朝也擁有不少名家高手，如林椿、閻次平、馬遠、劉松年、梁楷、夏圭、張茂、馬和之、蘇顯祖等。其中李唐、劉松年、馬遠、夏被成為南宋四大畫家，南宋山水畫、花鳥畫、人物畫創作豐富，如李唐的《萬壑松風圖》《關山雪霽圖》；劉松年的《四景山水圖》《西湖春曉圖》《南宋中興四將圖》；馬遠的《華燈侍宴圖》《寒江獨釣圖》；李嵩畫宋江等三十六像等等。
雕塑：南宋的雕塑比較集中地體現在石窟造像上，以四川大足石窟佛教造像為代表。其當地北山的佛灣、寶頂的大佛灣是佛教雕刻藝術的匯聚之地。其中北山南宋造像中最高水平的雕塑作品為編號為一百三十六的心神車（亦稱轉輪經藏）窟的菩薩造像。主像左邊侍立著迎葉、觀世音，右邊侍立著阿難陀、大勢至。窟內左（南）壁，自內而外依次有文殊菩薩、玉印觀音、如意珠觀音三組造像；內右（北）壁亦自內而外依次有普賢、日月觀音、數珠手觀音三組造像。窟口左右各刻有一個金剛力士。這些造像神態各異，體現了人物鮮明的個性，形象娟秀美好且有力量感。
音樂舞蹈
音樂：南宋的音樂制度基本沿襲北宋，但就音樂藝術本身而言 ，教北宋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首先，南宋形成了多種形式的樂種，即從藝術形式上可以分為說唱音樂、百戲、歌舞音樂、戲劇音樂以及器樂等；從音樂類型上可分為宮廷音樂和民俗音樂兩種。其中宮廷音樂又可分為雅樂、鼓吹樂和燕樂，民間音樂又可分為市民音樂與鄉村音樂。其次是樂器與器樂的進步，南宋時奚琴與軋箏兩種拉弦樂器不僅在民間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還運用到官廷宴會；還出現了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鷓鴣、扈圣、七星、橫簫、堅簫簫管、等多種弦樂器。三是樂理的提高。最具代表性的蔡元定的十八律理論，以及在音樂思想上創新性發展的王灼、鄭樵等人。
舞蹈：南宋舞蹈藝術可分為宮廷舞蹈與民間舞蹈兩種。宮廷舞蹈以表演人物故事的大曲舞最為盛行。它以大曲作為伴奏的舞曲和歌唱的曲譜進行演出，形成一套比較復雜的表演程序。宮廷大曲舞曲目很多，如《鶯鶯六幺》《鄭生遇龍女薄媚》《柳毅大圣樂》。民間舞蹈的節目繁多，以臨安瓦舍中表演的舞蹈節目而言，就有舞旋、舞蕃樂、舞劍舞砍刀、舞判、舞蠻牌、撲旗子、舞花鼓等。
戲劇
雜劇：南宋初期雜劇從過去的“散樂”或“百戲”中脫離出來，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舞臺藝術。宋雜劇有相對完整的表演結構，包括艷段、正雜劇、后散段 3 個部分。宋雜劇已經形成了固定的角色行當。 其中主要的角色有末泥、裝旦、副凈、副末、裝孤等。 雜劇的角色是后世戲曲中“生、旦、凈、丑”四大行當的雛形。宋雜劇有滑稽戲和歌舞戲兩種，在四川省等地頗為流行，雜劇曲目很豐富，但腳本沒有流傳下來。據《武林舊事》中記載，南宋雜劇曲目達二百八十多種，主要作品有《崔護》《鶯鶯》《裴少俊》《柳毅傳書》《鐘馗》等等。
南戲：南戲是南宋時期長江以南的戲劇形式，最早產生于溫州市，故也稱“溫州雜劇”或稱“永嘉雜劇”，因唱南曲又名“南曲戲文”，簡稱“南戲”或“戲文”。這種戲最初只用民間小曲，不分宮調，各角色都有白有唱，劇本的結構也沒有一定的規格。南戲的發展雖然比雜劇晚， 但因流傳有較完整的劇本，如《趙貞女蔡二郎》《王魁負桂英》《王煥》《樂昌分鏡》等，所以學者們多以南戲作為我國戲曲藝術完全成熟的標志。南戲的音樂組織結構采用當時詞牌聯唱、鼓子詞、大曲多遍結構，同時采用最為常見的同一曲牌多遍連唱形式，體現了自己的創造性。
史學
陳寅恪先生指出：“中國史學莫盛于宋。”宋代，尤其是南宋，是中國史學得興盛時期。南宋有官史和私史。官史主要指由宋廷官方主持修撰的國史、實錄、會要，以及起居注、時政記等等。宋代官修史書記載之詳、篇幅之大，都是空前的。如《宋會要輯稿》，僅《食貨》一門就有43冊之多，是現在研究宋史最主要的原始資料。私史是私人修史，南宋私人修史的風氣大盛，南宋私修史書成果最顯著的是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南宋編史的方式也有創新發展，如袁樞將《資治通鑒》所載重要事件分門別類，每事詳備始終，并列出標題，撰成了《資治通鑒紀事本來》一書，開創了紀事本末體這一新的體裁；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則開啟了記述學術宗派史的學案體之先河；其他還有還有金石學、方志、野史筆記等多種方式寫史。南宋史學家不僅重視當代史的研究，而且力主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從歷史上尋找興衰之源。
宗教
南宋的宗教主要為佛教和道教。南宋王朝重視佛教發展，希望以佛教來鞏固其統治，其標志是宋代禪法中看話禪和默照禪兩大體系的形成，反映了宋代禪法思想的成熟，南宋佛教具有集大成的性質。南宋時，人們普遍篤信佛教，企圖以菩薩保佑自身，消災降福，多行放生、素食的習俗。在此種風氣下，兩浙地區、福建路地區民間佛教盛行。同時南宋前期對道教不甚重視，但到趙昀和趙禥時期，由于統治者的大力提倡，道教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繁榮昌盛的景象。在治病、避邪、祈福、求雨時人們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請道士幫忙。南宋宗教最大特點是儒、佛、道三教的融合與統一。“三教合一”趨勢始于中唐，南宋時成形。它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和人生理想為核心，結合佛家的思維和實踐方式，道教的誘感和恐嚇手段，構建了一套對士民階層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和行為控制系統。除了儒道二教之外，伊斯蘭教和摩尼教也有流傳，尤其是在廣州市、泉州市、揚州阿拉伯商人集中的地方，建有伊斯蘭教寺院；摩尼教流傳于東南沿海地區的民間，稱為“明教”。
科技
數學
南宋數學也得到迅速發展，如秦九韶著有《數學九章》，提出了“正負開方術”來解高次方程式，算法更為完備，該方法比西方的相關發現早500多年。他還發展了《孫子算經》中的求一術，稱“大衍求一術”，在世界數學史上被稱為“中國剩余定理”，該方法在歐洲直到18世紀才為萊昂哈德·歐拉發現。其次數學家楊輝編撰的《詳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變本末》《田畝比類乘除捷法》《續古摘奇算法》《楊輝算法》等十多本數學著作，收錄了不少我國現已失傳的數學著作中的算題和算法。
指南針與航海技術
指南針：北宋末年指南針已運用于航海，始見于北宋末年朱或所著的《萍洲可談》和徐兢《宣和南宋壽春府發明奉使高麗圖經》兩書。但指南針在航海中得以大力推廣的開始于南宋。南宋時期的指南針.已從簡單的單針進一步發展成為比較復雜的羅盤針。李約瑟先生指出：指南針在航海中的應用，是航海技藝方面的巨大改革，并把原始航海時代推到終點，預示計量航海時代的來臨。
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在南宋達到成熟階段，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各種船型紛紛出現，趨于完備。以槳輪船為例，南宋還出現了許多新式戰船，有的面闊底寬，適宜于海上作戰；有的結構特別堅固，專用于沖擊敵艦；有的載運量甚大，適宜作戰時運輸。二是設計先進科學。據文獻記載，南宋時能夠根據船的性能和用途的不同要求，預先設計制作船的模型或圖紙，然后按照船模建造船只。三是性能優良。從文獻和泉州市出土的南宋海船來看，南宋船舶在穩定性、快速性、耐波性和抗沉性等方面，已比過去有了較大的提高。四是載重量大。遠洋船舶載重量大，也是南宋造船業發達的大標志。
造紙術與印刷術
南宋造紙技術，在前代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造紙原料遠比過去豐富。當時造紙原料主要有麻、竹、桑皮、褚、藤、苔、麥莖、稻稈等，這些原料經過備料、蒸煮、漂洗、搗叩、制漿、撈紙、壓榨、干燥加工幾個環節后，能夠制造出各種不同品類的紙張。第二，生產規模擴大。南宋為了造紙幣——會子，曾先后在徽州、成都市設立造紙坊來生產印發褚幣的特殊用紙。這種紙張的主要原料是堵皮，因而會子亦被稱作“幣”或“褚鈔”。第三，品種繁多，質量上乘。
印刷術：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畢異發明活字印刷術以后，南宋印刷技術得到進一步發展。首先，南宋開始推廣使用活字印刷術。其次，南宋還使用銅版印刷。據文獻記載，南宋政府曾用銅版來印刷紙幣“會子”。這種會子銅版，至今尚有實物遺存。
醫學
法醫學：南宋是中國法醫學正式形成的時期。南宋出現了鄭克《折獄龜鑒》、桂萬榮《棠陰比事》、趙逸齋《平冤錄》、鄭興裔《檢驗格目》等一批有關法醫檢驗的著作。淳花七年（1247）宋慈《洗冤集錄》一書的問世，則標志著我國古代法醫學的創立。它不僅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法醫學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著作，比意大利人菲德里于 1602 年所著的西方最早的法醫學著作要早三百五十余年，而且被奉為我國古代“官司檢驗”的“金科玉律”，并對世界法醫學產生了廣泛影響。
其他醫學：在婦產科方面，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一書代表了宋代婦科學的最高水平。王執中《針灸資生經》和聞人耆年《備急灸法》兩書，皆集歷代針灸學知識之大全，反映了當時針灸學的最高水平。南宋輸穴針灸銅人是針灸學上第一具教學、臨床用的實物模型。陳自明所著《外科精要》一書對指導外科的臨床應用具有重要意義。無名氏的《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和劉防的《幼幼新書》匯集了宋以前在兒科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國歷史上較早的一部比較系統、全面的兒科學著作。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是中國古代一部比較完備的方劑專書。
農學與植物學
在土壤肥料理論和技術方面，陳旉（1076 年~?）在《農書》中提出了著名的“地力常新壯”土壤肥力學說。在農作制方面，南宋稻區的復種指數空前提高，向多熟制發展，稻麥兩熟制在南方地區極為普遍。在栽培技術和植保方面，南宋也有不少進步。如陳惠在《農書》卷上就記載了一種培育水稻壯秧的技術。在蠶桑技術方面，南宋已開始應用嫁接術。在農學著述方面，南宋出現了眾多的農書，其中著名的有陳惠《農書》、樓瑋《耕織圖詩》、吳橙《種藝必用》、曾子謹《農器譜》等。同時出現植物譜錄。水果有韓彥直《橘錄》、王灼《糖霜譜》；蔬菜有陳仁玉《菌譜》，花卉有陸游《天彭牡丹記》、范成大《梅譜》、《范村菊譜》、陳景沂（全芳備祖》、趙汝礪《北苑別錄》等等。
社會
飲食
南宋的飲食風尚，極盡追求奢華。當時的食客不僅追求食品的豐盛，而且講究精美可口，這也是南宋奢侈性飲食消費的具體表現。由于南宋朝廷南遷，在飲食上出現了南北飲食融合的局面。汴梁食品和菜品的南傳，深受江浙一帶市民的喜愛，北方的各種風味小吃諸如甘豆湯、蜜棗兒、灌肺、酪面、羊飯、團子、三刀面等，也都在南宋時隨朝廷的南遷傳入杭州。除主食米飯外，大多北方人還傾向于麥食，主要分為面條、饅頭、麥餅水餃和餛飩等種類，并且南宋出現了“油條”，當時稱作“油炸檜”。此外，副食品還有菜肴、調味品、水果、飲料四大類。
建筑
園林：南宋園林建筑風格主要有園林疊山、崇尚西湖湖水、設置流觴曲水仿造蘭亭、筑壩放閘仿冷泉、方池理水的特點，并受風水術的影響。南宋園林主要目的是“游觀”。園林不僅是南宋皇家怡心養親的場所.更是南宋各類文化藝術活動發生的場所。當時無論多是文學家、書法家、畫家的南宋皇族，還是追求精神層面的享受和歸隱林泉之志的南宋士大夫，都把園林作為體驗游觀之趣、愉悅身心的田園生活的場所。南宋園林數量多、分布廣，從臨安到京地區再到文人鄉居園林（退隱文人的家鄉），以及南宋疆域的西南和東南地區的郡圃園林、書院園林和邑郊園林，鮮明體現了南宋是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的巔峰時代。
橋梁：南宋擁有的精美的橋梁建筑。南宋地處淮河以南，且以長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沿海為其立足根基，水系發達，湖泊眾多，橋梁建造事關國計民生。南宋建橋熱潮的高漲，在兩浙和福建路表現得最為顯明。據《宋元方志從刊》中的南宋方志所載各地橋梁進行粗略統計，總數已達二千二百多座。主要分為梁墩橋、廊屋橋、浮橋、伸臂橋與拱橋五種。
寺廟和佛塔：南宋的寺廟和佛塔在建筑風格上也有獨特之處。南宋文化中心在東南，即以杭州市為中心的江南一帶，當時佛教中心也在這些地方。南宋佛教（禪宗思想）有“五山”“十剎”。五山即有名的五大寺杭州徑山寺、靈隱寺，寧波天童寺，杭州凈慈寺，寧波阿育王寺。十剎指的是十大名寺，包括杭州的中天竺寺，奉化區的雪竇寺，天臺的國清寺，溫州市的江心寺，湖州市的伽藍山寺，金華的雙林寺，蘇州市的報恩光孝寺和虎丘寺，南京的靈谷寺，福州市的雪峰山寺。佛塔如著名的六和塔，此塔位于杭州之南，錢塘江畔的月輪山上，又名六合塔，始建于北宋開寶三年（公元970年）后因兵費兩次建南紹興二十三（1153 年）重建于興元（1163年）完成。
節日
南宋市民生活豐富，重視各種節日，在不同的節日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如元旦這一天被稱為“三朝”，南宋人非常重視這個節日，認為它是“一歲節序的開端”。立春前一天，官府會舉行旗鼓鑼鼓的迎春牛活動，希望能有一個“豐之兆”；元宵節即上元節各地會舉辦花燈展覽，都城臨安南至龍山，北至北新橋，四十里燈光不絕；二月初一的中和節，民間會互相饋贈青囊里裝著各種谷物、瓜果子等禮物，稱之為“獻生子”，官員們會進獻農書，以表明務農的重要性；四月八日佛誕日，臨安西湖上會舉行放生會，平江府會舉行浮屠浴佛的習俗；七月七日乞巧節女性會擺出香案和酒果，對著月亮穿針引線，被稱為“乞巧”。而富貴之家則會在“高樓危”上安排宴席，以賞賜節日的慶典；七月十五日中元節，當天人們按照習俗進行祭祖先、拜墳所、報秋的活動；中秋節，除了賞月外，民間還有秋社、吹簫擊鼓、賽神祭祖等慶祝活動，以慶祝豐收，從十五日到十八日，杭州人還有觀江潮的習俗。除此之外，冬至、臘八節、小年夜、除夕也都有各種活動。
喪葬
南宋時時期，理學家朱熹以《書儀》為基礎，參照《政和禮》寫成《家禮》一書。《家禮》一書中對當時的喪葬程序做出明確的要求：初終、復、易服、治棺、訃告、沐浴、飯含、小斂、大斂、成服、朝奠、夕奠、朔日奠、吊奠膊、擇地、擇日開壟域、穿擴、刻志石、造明器、遷柩、朝祖、陳器、發柩、下棺、祠后土、題木主成墳、反哭、虞祭、卒哭、小祥、大祥等。同時南宋盛行火葬，其喪葬文化受佛教僧侶圓寂后焚化尸體的影響；同時，由于當時喪事活動繁瑣，花費巨大，從看風水、擇墓地、置棺木到舉行一系列喪禮，平民難以承受，而火化則相對省錢省力。
婚俗
南宋初期的士大夫與民間婚姻多以北宋司馬光所著的《司馬氏書儀》中的婚禮程序為基準。《司馬氏書儀》雖然延續了古代的六禮，但根據北宋的風俗進行了刪定。南宋的四明史氏家族按照司馬公所著的《書儀》和《家范》的規定進行婚姻儀式。南宋的大儒朱熹根據《書儀》編纂了《朱子家禮》，根據南宋時期的風俗改變了古代六禮中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等程序，將南宋士人的婚姻禮儀簡化為納采、納幣、親迎這三個環節，民間婚禮也遵循這三個禮儀。南宋的婚禮將納采、問名、納吉歸為納采，作為兩家婚姻的準備階段。納幣則是婚姻的確認階段，包括下定禮、下聘禮、下財禮這三個步驟。親迎則是婚姻的完成階段，即新郎親自去女方家迎娶新婦過門。婚姻雙方的長輩或主婚人之間通過書信來往，成為兩家婚姻過程中的溝通紐帶和商討問題的橋梁。
服飾
南宋的服飾風尚經歷了簡樸、奢侈、再簡樸、再奢侈的過程。南宋初期繼承北宋服飾節儉的風格，紹興二年（1132年）十二月，趙構在兩天之內連續下了兩次詔令申嚴銷金之禁；趙昚也多次申嚴服飾侈靡之禁。趙惇、趙擴、趙昀三朝時，同樣對服裝上的逾制和奢侈風氣多次下詔嚴禁。
南宋時期士大夫衣服分為深衣、紫衫、涼衫、帽衫、斕衫五種。深衣用白細布制成，衣全四幅，其長過脅下屬于裳，“其過及”，“圓褲方領，曲裙黑緣”，并配以大帶、冠幅巾、黑履，為士大夫家冠婚、祭祀宴居及交際時所穿。紫衫本為軍校服，南宋初年因宋金兵事紛繁擾攘，達官貴人以冠帶不夠輕便，紛紛改用形窄緊身的紫衫，以適應戰事的需要。涼衫的形制與東北紅豆杉大致相同，用白色布料，達官貴人往往將其作為便服穿行。士庶、商賈等平民的服飾，只能著黑白兩色的服裝。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南宋服飾呈現出奢侈的特征。城中富人大多穿著貴重舒適的絲綢服裝，遍體錦繡，這種現象逐漸蔓延到農村。南宋婦女在服飾的消費中更加奢華，貴婦盛行穿窄袖袍服裝，并創制了“趕上裙”，這是一種前后均不開權、長而空地的新穎服式。
交通
南宋的交通路線可分為海路、江河路和陸路三類，這些交通路線以南宋都城臨安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海路在南宋交通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國內海道大致可以分為長江口外海道、錢塘江外海道、閩江口外海道和珠江口外海道等數條。長江口外海道又分為浙西路、浙東路；錢塘江外海道以臨安府、明州為中心；閩江口外海道以福州市、泉州市為中心；珠江口外海道以廣州市為中心。在海外航線方面，南宋主要有對日本、高麗東洋航線和東南亞、阿拉伯以及非洲東岸的西洋航線。南宋時期的陸上交通工，則具以騎馬、轎子、牛車、獨轅小車等為主。
旅游
南宋時期，游賞之風盛行，除了日常出行旅游之外，人們常在某些特定的佳節或時期出游。旅游者主要是南宋的文人士大夫，外國游客主要來自朝鮮、日本以及南亞、東南亞的商人、使者或宗教人士。南宋的旅游對象主要分為自然旅游和人文旅游兩大類。其中南宋都城臨安是當時著名的旅游城市，風景優美，在當時就有“西湖十景”的說法。南宋祝穆編撰的《方輿勝覽》中記載了“蘇堤春曉、曲院荷風、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雷峰夕照、兩峰插云、南屏晚鐘、西湖三塔”一共十處景點，其統稱為“西湖十景”。
帝王世系
南宋共經九帝，歷時一百五十三年，其帝王世系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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