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德（?~1269），南宋安豐軍（治今安徽壽縣）人，南宋晚期將領。
呂文德生于宋、金、蒙三國對峙之際，樵夫出身，早年被淮東制置使趙葵招至軍中，以抗擊蒙古起家。趙昀嘉熙元年（1237），呂文德為池州市都統制。淳祐二年正月，呂文德為福州市觀察使、侍衛馬軍副指揮使，總督兩淮軍事。歷任淮南西路招撫使兼知濠州、知鄂州兼節制鼎澧辰沅靖五州、四川省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京湖制置使等職，轉戰江淮、荊湖、四川各地前線達30多年，屢與蒙古軍角逐，多次擊退蒙軍，取得驕人戰績。南宋朝廷對呂文德極為倚重，累授寧武、保康軍兩鎮節度使，加少傅，先后封崇國公、衛國公。咸淳五年（1269）十二月十日，呂文德病卒，朝廷追贈其為太傅，謚號武忠。恭宗德祐元年（1275）十二月，呂文德被追封為和義郡王。
呂文德曾克扣軍餉，據為已有，但在賈似道的支持和庇護下，反而屢屢升遷。南宋晚期，以呂文德為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呂氏軍事集團，家族舊部皆為南宋軍政要員，通過朝廷賞賜、兼并土地、侵吞國家財產等方式攫取了大量財富，經濟實力十分雄厚。
人物生平
投軍初期
呂文德生于宋、金、蒙三國對峙之際，淮南為宋御敵前線，戰事頻仍，民生多艱。呂文德出身農戶，不曾讀書，略識文字，平日以樵采和狩獵為生，練就一副強健身板，好恃勇斗狠且有智謀。其弟文煥、文信，堂弟文福文興，子師夔、師孟，好友夏貴等，皆身強力壯，一干人等為求自保結團抱伙以制豪強，在當地小有威名。一日，呂文德進城賣柴，信手將破敗的草鞋扔在路旁，被軍帥趙葵無意發現，吃驚于草鞋長達一尺有余，因此訪問當地居民，得知是一位賣柴的黑大漢所遺棄。趙葵巡視結束后即安排小吏尋訪。當小吏找到呂文德家時，正巧呂文德扛著一只虎和一只鹿打獵歸來，于是小吏上前，表明主帥趙葵的愛重之意。因天黑路遠，呂文德留小吏共宿，次日二人一起去見趙葵，趙葵欣賞其武勇，當即留在帳前效力。
呂文德投軍后，不再有凍餒之憂，加之銜恩圖報，因此做事下力，跑腿聽叫頗為用心。在與金朝的幾次遭遇戰中，他揮舞關刀，沖鋒在前，其身材氣勢頗為駭人，敵兵望之寒心，不敗而潰，于是迅速被擢為小頭領。呂文德發跡不忘故人，先后招邀其兄弟子侄和舊時玩伴夏貴等入伙從軍，部隊屢有小勝，聲名漸著。趙葵又著意栽陪，不久，呂文德連被擢拔，二三年內，所部從二三十人的小隊，壯大為二三千人的偏師。隊伍壯大，呂文德志氣益高，于是著意操練，整頓軍紀。其兵士經年力田樵獵，又累日演練，一個個渾似黑炭，蒙金兵士將其視為勁敵，稱其軍隊為“黑炭軍”。1234年，蒙古滅金，次年大舉攻宋。趙昀嘉熙元年（1237），呂文德為池州市都統制。冬十月，蒙古宗王昆布哈攻安豐，杜杲奮勇力戰，呂文德率兵突圍入城，全力捍御，蒙古國武裝部隊因此撤退。次年，他和杜庶（杜杲子）、聶斌等率精銳在要害處設伏擊蒙軍，連傳捷報27次。尤其是他守衛真州時，更是“儀真之民，恃以為命”。嘉熙二年（1238）九月，蒙古將領察罕率領號稱八十萬的軍隊圍攻廬州，杜杲全力進行防御，訓練水軍控制淮河，并派遣他的兒子監督呂文德，同時讓聶斌率領精銳部隊埋伏在關鍵位置。蒙古軍隊因此無法前進，最終撤軍返回。
理宗淳祐元年（1241）三月，呂文德被任命為廬州的新知州。淳祐二年正月，呂文德為福州市觀察使、侍衛馬軍副指揮使，總督兩淮軍事。淳祐三年十二月，因在開封市、濠州、膠州市、淄州的戰功，被授予四等官階。淳祐四年五月，蒙古圍攻壽春府，呂文德率兵成功解圍，宋廷賜給他緡錢百萬以犒師；同年六月，兼任淮南西路招撫使，并同時掌管豐州、壽州、亳州市的軍務。淳祐五年二月，在五河大敗蒙古軍隊，收復該城，皇帝下詔晉升他兩級官階；四月，呂文德被任命為樞密副使，并繼續掌管廬州；七月，與蒙古軍隊在五河隘口交戰，隨后又在濠州交戰，蒙古軍隊撤退。淳祐六年，呂文德繼續統領豐州、壽州、宿州市等地的軍隊。淳祐八年五月，呂文德被任命為侍衛馬軍指揮使，同時保留原有的保康軍承宣使、右軍衛上將軍、樞密都承旨等職務，并兼任濠州知州；同年九月八日，皇帝下詔：“今春北兵侵邊，呂文德指揮將士，累策奇功，進官二等。”
川東防御戰
趙昀寶祐二年（1254年）七月，呂文德被任命為湖北安撫使并兼任知州，同時總領江陵縣、漢陽、歸州、峽州、襄陽市、郢州等地的軍務。他暫時在公安設立官署，以便上下協調與支援。同年十月，呂文德主持京湖地區的軍政事務，此時，湖北的軍事和政治大權都集中在了呂文德一人身上。寶祐三年七月，呂文德被任命為鄂州市知州，并負責節制湘西的鼎州、澧州、辰州、沅州、靖州五州的軍務。寶祐五年閏四月，他繼續擔任靖州知州，同時原有的職務和職責保持不變。同年九月，因蒙古將領兀良合臺從云南入侵貴州的羅氏鬼國，播州（今貴州遵義等地）邊境發生警情，朝廷命令呂文德率兵前往抵御。寶祐六年七月，呂文德進入播州境內，朝廷下詔令京湖地區提供白銀萬兩作為軍需支持。
趙昀開慶元年（1259年）正月，皇帝下詔表彰呂文德：“呂文德城黃平縣，深入蠻地，撫緝有方，與官三轉。”三月，呂文德被任命為保康軍節度使、四川省制置副使并兼任重慶府知府。四月，呂文德又兼任四川總領財賦的職務。五月，達州市上報了呂文德等人的戰功。六月，趁著順風之勢，呂文德率軍攻擊涪州的浮橋，奮力戰斗后成功進入重慶市，皇帝下詔嘉獎呂文德斷橋開路的功績，并命令他兼任馬軍行司的職務。八月，呂文德又被任命為兼任湖北安撫使。九月，蒙古孛兒只斤·忽必烈率軍圍攻鄂州市，朝廷內外大為震動，皇帝下詔命令各路軍隊出兵抵御蒙古國武裝部隊。十月，皇帝下詔檢校呂文德的軍功，并賜予他錦緞作為獎勵。閏十一月，呂文德被任命為京西湖北安撫使兼制置使，同時繼續擔任鄂州知府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的職務。
鄂州之戰
趙昀開慶元年（1259年），元軍分頭向四川省、鄂州、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南省等地發起進攻。趙昀命賈似道駐軍漢陽，增援鄂州。元軍乘其初至，率眾來攻，宋軍突遭襲擊，死傷一萬三千多人。元軍乘勝猛追，賈似道險些被擒，只因宋將高達奮勇鏖戰，他的親信呂文德竭力保護他逃走，他才保全性命。賈似道死里逃生，暗中派人去元軍求和，答應南宋對元稱臣，并每年奉獻大量金銀。元軍本已斷然拒絕，恰巧這時孛兒只斤·蒙哥（元憲宗）戰死合州釣魚城，方允許和議，往北撤退。賈似道便上表告捷，詐言已擊退敵軍，大獲全勝，入侵之敵已全部肅清。趙昀信以為真，稱贊賈似道立了“再造大功”當他返回杭州市（今浙江杭州市）京城時，理宗還命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封他為衛國公。
與賈似道勾結
景定元年（1260年），賈似道入朝為相，從此開始專權擅政。他為了解決當時面臨的財政危機，同時也為清除軍隊中的異己勢力，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實行了“打算法"。賈似道通過核查軍費的方式給與他不和或可能威脅到其地位的統兵大臣安上種種罪名，對他們打擊迫害。曾在對蒙作戰中立有功勛的劉整、李曾伯、趙葵、向士璧、印應飛等都遭到打擊，或被逼死，或被迫降蒙，或被貶官。然而，在眾多將領受到迫害之際，呂姓諸人卻紛紛升遷。同年四月，呂文德被晉升為檢校少傅，并兼任路策應使。皇帝下詔特別賞賜他銅錢百萬貫以及位于浙江省的百畝良田。十二月，呂文德上報了夔路的戰功。
景定二年四月，呂文德因功勛卓著，被破格授予太尉之職，并擔任京湖安撫制置屯田使、夔路策應使，同時繼續兼任鄂州市知府。五月，他又被任命為湖廣總領財賦的職務。八月，朝廷再次加重他的職責，命他兼任四川宣撫使。十月，呂文德報告說已經收復了瀘州市的外圍堡壘，并計劃沿江堆砌石塊建造城墻，以作為長期防御的策略。景定三年正月，呂文德成功收復瀘州，皇帝下詔將瀘州改名為江安軍，并晉升呂文德為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呂文德多次上書請求辭去四川省宣撫使的兼職，皇帝最終同意他仍兼任四川策應使。景定四年二月，呂文德負責疏浚并加固了鄂州、岳州、常德市、澧州四州的城池，皇帝下詔對他進行了嘉獎。三月，呂文德被任命為寧武、保康軍節度使，但他的其他職務和職責保持不變。
景定四年（1263年）四月，南宋將領劉整向蒙古主建議“南宋人主要依仗的是呂文德，但他也是可以被利誘的，請派遣使者攜帶玉帶作為禮物送給他，并請求在襄陽市城外設立交易場所”。蒙古使者隨后到達鄂州市向呂文德提出這一請求，呂文德答應了。蒙古方面又提出在襄陽城外筑造土墻作為交易場所的屏障，呂文德起初不同意，但后來還是向朝廷請求并獲得批準。同年七月，襄陽城外的樊城區附近設立了官方貿易場所（榷場），同時在鹿門山筑造了土墻。這個土墻外與蒙古進行貿易往來，內則構筑堡壘作為防御。這樣一來，蒙古國武裝部隊在襄陽城外有了據點，可以有效遏制南宋軍隊從南北兩個方向的增援。蒙古軍隊還時常出兵在襄陽市城外巡邏和掠奪，其軍事威勢日益強大。呂文德的弟弟呂文煥察覺到蒙古的意圖，知道呂文德被蒙古所利用，于是寫信規勸他。呂文德看到信后才恍然大悟，但此時已經為時過晚，他只能自責而無法挽回局面。
景定五年（1264年），趙昀去世，賈似道奉遺詔擁立太子趙繼承皇位是為趙禥。理宗死后，賈似道為了試探自己在度宗心目中的地位，以退為進，主動提出擔任理宗陵寢總護山陵使，負責喪葬事務。度宗猶豫一段時間后批準了賈似道的申請，并下詔褒獎賈似道。賈似道心生疑慮，于是在處理完理宗的喪事后，沒有返回朝廷，而是徑直回到天臺老家。呂文德受賈似道唆使，謊報軍情，說蒙古國武裝部隊大舉進攻，邊防要塞告急。得到蒙古入侵的邊報，度宗驚慌失措，急忙下詔懇請賈似道立即返回杭州市主持大局，將其視作拯救江山社稷的救星。賈似道一回到臨安，邊防警報就解除了。同年六月，皇帝下詔表彰呂文德在職期間政績顯著，特賜官職晉升一級。
襄陽之戰
咸淳元年（1265年）正月，京湖制置使呂文德請求辭去職務，但皇帝并未準許。同年九月，呂文德又上奏請求對京湖制置司、帥司、策應司的官員們進行恩賞，皇帝下詔同意，并命令各官員的職位均晉升一級。咸淳二年三月，皇帝特別賜給呂文德敕書一封，對他進行嘉獎和勉勵。咸淳三年六月，呂文德的官職再次得到晉升，被加授為少傅。然而，到了八月，邊境傳來緊急軍報，皇帝下詔告誡呂文德等人要加強防守，嚴密遏制蒙古國武裝部隊的進攻。
咸淳四年（1268年）八月，蒙古方面戰略部署顯著，任命劉整為都元帥，攜手蒙古將領阿珠，共謀襄陽之戰。呂文煥聞訊后，深感憂慮，即刻遣使以蠟丸密信急告其兄呂文德，請求增援。呂文德收信后，非但未予重視，反怒斥呂文煥夸大其詞，堅信襄陽城防穩固，糧餉充沛，足以抵御外敵三十年之久。他承諾待春水泛濫時，將親自率軍救援，對蒙古的攻勢顯得極為輕視。然而，朝中一些有識之士私下里對呂文德的過度自信表示不屑，認為其低估了蒙古軍隊的實際威脅。
襄陽遭圍之后，賈似道表面上頻繁上奏朝廷，主動請纓前往前線救援，然而私下里，他卻暗中指使臺諫官員上奏皇帝，意圖將自己留在朝中。面對呂文煥的緊急求援，賈似道再次提出親自前往邊疆，但此舉遭到了朝中多數大臣的質疑，認為此舉并不適宜。監察御史李旺等人則提出派遣高達前往襄陽救援的建議，然而賈似道卻以擔心呂文煥安置問題為由，拒絕了這一提議。由于賈似道對襄陽戰局的輕視與拖延，未能及時提供有效援助，呂文煥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最終選擇了投降。襄陽的失守，標志著長江中游防線的迅速瓦解，元軍趁勢南下，臨安城的安全岌岌可危。此時，朝廷內部已是一片混亂，賈似道也顯得手足無措，倉促間拼湊了一支軍隊迎戰，但終究無法挽回局勢。元軍的南下行動，進一步激化了朝中大臣們對賈似道長期以來的不滿情緒。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之下，賈似道被貶為高州團練副使，并在被押解前往貶所的途中，遭到了會稽尉鄭虎臣的殺害。
咸淳五年（1269）十月，呂文德進封為崇國公，并增食邑七百戶。同年十一月末，呂文德上表請求退休，朝廷特授其為少師，改封衛國公，同時準許其退休之請。此時呂文德已經病重，“中外為之憂懼”。十二月十日，呂文德因背部生疽去世，朝廷追贈其為太傅，謚號武忠。恭宗德祐元年（1275）十二月，呂文德被追封為和義郡王。
家庭成員
人物評價
正面評價
呂文德是宋季一位重要的軍事將領。他“自奮于兵間，周旋三邊”，在兩淮、京湖、四川戰場與蒙軍作戰，立下赫赫戰功。他是宋季眾多將領中權勢最大、地位最高的一位。（《宋史研究論叢 第16輯》 評）
戰績是勝利的占絕對的多數。（李天鳴《宋元戰史》 評）
非文德指授諸校，布置方略，未必能以全勝若此。（李曾伯《可齋雜稿·續稿》后卷三《奏為徐提刑申呂馬帥事》 評）
呂文德措置西南邊防，“對防備蒙軍自大理白族自治州透漏至荊湖亦確實功不可沒”。（石堅軍《蒙古“斡腹之謀"與南宋西南邊防》 評）
（呂文德）聲名在于敵國，勛績著于三邊。（宋朝李曾伯 評）
反面評價
呂文德“只會墨守宋廷消極防御成規”。（《宋元戰爭史》 評）
呂文德是一名“貪將”。（明朝鄭真 評）
呂文德有勇無謀而貪利。（歷史學家周寶珠 評）
人物爭議
關于呂文德的家世，元人認為呂文德是北宋名相呂蒙正的后代，但通過考察呂文德和呂蒙正家族后，認為該說并不正確。呂文德“不識字”，而東萊呂氏家族是文化家族，世代以文化、學術相傳，雖然該家族在南宋后期開始逐漸走向衰落，但恐怕還未淪落到子孫“不識字”的地步，且呂文德從未提及過家族與東萊呂氏有關系，因此，呂文德并非呂蒙正的后人，呂文德家族和東萊呂氏家族沒有關系，二者是兩個不同的家族。
關于呂文德的出身，依據《宋季三朝政要》記載，呂文德出身于以賣柴和打獵為生的平民；而黃震《古今紀要逸編》卻有另一種說法，呂文德出身于土豪。這兩種說法是矛盾的。從材料來源說，《宋季三朝政要》編纂者是元初宋代遺老或遺民，黃震是宋末元初學者，二者基本都是同時代或稍后人。但是《宋季三朝政要》的記載比《古今紀要逸編》的記載更詳細、豐富，而黃震的記載僅有“起土豪”三個字。
中國古代評價人物時，不僅重才，而且重德。若一個人才華出眾，但道德敗壞，也不會得到認可。有學者認為：“呂文德不僅戰功卓著，而且在當時武將中可以稱得上是最廉潔奉公的一位。”并舉出了《宋史全文》卷36記載的呂文德派其子呂師夔將府庫所積多余錢財上交國庫，得到趙昀贊揚的例子作為佐證。但只憑借這一件事恐怕不足以說明呂文德廉潔奉公，相反，呂文德非但不廉潔，反而貪污腐敗。據劉克莊記載，淳祐初，呂文德前往朝廷，趙希瀞暫時接替呂的職位。趙到呂的軍營里，發現“軍無宿儲，萬口籍籍，憤呂剖克”。趙希“密刻其不法”，向朝廷做了秘密報告，最后呂文德受到“奪帥，權移馬司”的處分。黃震在《古今紀要逸編》也明確說明了呂文德貪污的情況，即使記載有些夸張，但呂文德貪污的事實不可否認。另外，降蒙的南宋將領劉整曾對孛兒只斤·忽必烈說呂文德可以“利誘”，并最終通過賄賂呂文德玉帶的方式在襄陽市附近筑起了城堡，為圍困襄樊奠定了基礎。以上事例充分說明呂文德不是什么廉潔奉公，而是貪污腐敗，大肆侵吞國家財產。
在外領兵的文武大臣，若在朝中沒有宰相的支持，很難保有權勢，有時甚至會遭到殺身之禍。如岳飛因為破壞秦檜的求和而遭到后者的忌恨，最后慘遭殺害。晚宋時，抗敵有功，使“西土中興”的四川省制置使余玠因與宰相謝方叔不和而遭到后者的陷害，最后余玠服藥自裁9。所以，與宰相是否有良好的關系，能否得到宰相的支持，是在外領兵大臣保持權勢的條件之一，也是一個武將家族能否形成、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呂姓與當時的權相賈似道有良好的關系，賈似道積極支持呂氏家族。這是呂氏大族激光形成的重要助力。賈似道對呂氏家族的支持首先體現在推行打算法一事上。景定元年，賈似道入朝為相，從此開始專權擅政。他為了解決當時面臨的財政危機，同時也為清除軍隊中的異己勢力，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實行了“打算法"。賈似道通過核查軍費的方式給與他不和或可能威脅到其地位的統兵大臣安上種種罪名，對他們打擊迫害。曾在對蒙作戰中立有功勛的劉整、李曾伯、趙葵、向士璧、印應飛等都遭到打擊，或被逼死，或被迫降蒙，或被貶官。然而，在眾多將領受到迫害之際，呂姓諸人卻紛紛升遷。
呂文德曾克扣軍餉，據為已有。如果認真打算呂文德的軍費，他應受到處罰。然而，在其他將領被迫害時，呂氏家族多人卻獲得升遷。不難看出，這是賈似道打倒了一批難以駕馭和不依附自己的官員，任用與自己關系良好的呂氏家族諸人。
此外，賈似道還多次偏祖、庇護呂氏家族，如，襄樊戰役時，臣僚都認為派高達援助襄樊合適，然而賈似道卻說：“吾用達，如呂氏何?"堅持派呂文德的女婿范文虎去援助襄樊。又如，襄樊失陷后，宋廷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在此役中表現極差的范文虎成為人們追究的對象。給事中陳宜中請誅范文虎，但賈似道極力庇護，朝廷僅將范文虎降一官，知安慶府。這一不公平的處罰遭到人們的不滿，監察御史陳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賈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賈似道對呂姓的幫助可見一斑。可以說，若沒有賈似道的支持和庇護，呂氏家族是不可能如此顯赫、強盛的。
較早使用“呂氏軍事集團”這一概念的是匡裕徹。他在《淺析宋元襄樊戰役勝敗的原因》一文中說：“后來賈似道派自己的親信、當時南宋作戰力較強的呂氏軍事集團負責（襄樊戰事——引者）。”學界認為“呂氏軍事集團”不僅包括呂氏家族的人，還包括呂氏的舊部。但呂氏家族多人身居南宋軍政要職，舊部很多，并不確定所有舊部都屬于“呂氏軍事集團”。這個問題無法解答，說明“呂氏軍事集團”包括哪些人都不確定，意味著這個概念的外延不確定，就難以是一個科學的概念。
姑且不管呂姓舊部。根據前人的論述，可以確定的是，呂氏家族諸人無疑屬于“呂氏軍事集團”。呂氏家族在宋元戰爭中，大多投降了元朝，如呂文煥、呂師夔、呂師孟等。可以說，他們為了自己和家族的利益，拋棄了國家。但也有呂氏家族的人并沒有投降，而是戰死沙場，為保衛南宋壯烈犧牲，如呂文信。據《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集團是“為了一定的目的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的團體”。呂氏家族的人有的為了自身利益叛變投降，有的為了國家利益壯烈犧牲，他們并沒有為了一定的目的組織起來共同行動。所以，即使呂姓的人都不能稱為一個集團，更不要說呂氏家族及其舊部了。綜上，就目前情況而言，稱以呂文德為首的呂氏家族及其舊部為“呂氏軍事集團”并不合理，“呂氏軍事集團”概念并不科學。
呂氏家族之所以為人們所關注，是因為該家族多人身居南宋軍政要職，握有很大的權力。時人說呂氏“兄弟子侄布滿臺閣”，“呂氏子弟將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馬”。呂文德是呂氏大族的開創者和支柱，呂文德從開慶元年（1259年）十月到咸淳五年（1269年）十二月，即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一直擔任京湖制置使。制置使和宣撫使在南宋是一個地區的最高軍事、民事長官，是“轄區內除總領以外所有地方官員的上司，同時也是對國家命運影響最大的官員”。呂文德擔任京湖制置使，說明他掌握了京湖地區軍事、民事的最高權力。呂文德連續擔任京湖制置使十年之久，這在宋代是極其罕見的。武將長期在一個地區擔任長官，極容易形成自己的勢力，從而威脅中央集權。所以，宋廷很少讓武將在某一地區長期任職（南宋前期四川地區情況特殊，除外）。此外，呂文德在擔任京湖制置使期間，還兼任屯田使、夔路策應使、湖廣總領財賦等職，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職權。特別是他兼任湖廣總領，取得了軍需之權。這樣，他成為京湖地區的最高軍事、民事和財政長官。
除呂文德外，呂姓的其他人也身居軍政要職。咸淳九年（1273年）呂文煥投降元朝前，呂氏家族一些人的最高官職：呂文煥，京西安撫副使、知襄陽府；呂師夔，廣西壯族自治區經略安撫使兼轉運使，知靜江府；呂文福，淮南西路安撫副使兼知廬州；范文虎，殿前都指揮使，均是握有一方實權的地方要員或掌管中央禁軍的高級將領。
經濟方面，呂氏家族通過朝廷賞賜、兼并土地、侵吞國家財產等方式攫取了大量財富，經濟實力十分雄厚。如開慶元年十月，宋廷賜呂文德金幣。景定元年（1260年）正月，宋廷賜呂文德緡錢百萬、浙西良田百頃"。范文虎“以勢豪"在宋末元初兼并“南潯區及慶元慈溪等處田土”。呂文德大肆侵吞國家財產，“掩取六十四州養三十萬兵之賦人為已有，又用私人戴塤者，名總領，歲科降朝廷金帛錢楮三十萬，瓜分為已私，以至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
后世紀念
民間傳說呂文德在西塞山遺有九座地下寶庫，已經出土金窟錢窖六座，規模巨大，據考證應為由呂文德專管的南宋軍資庫，在中國錢幣史上有著重大影響。明代萬歷二十六年（1598），出土黃金一窟，計有萬兩之多，并掘出古墓一座，尚有左右二窖未開。明代崇禎七年（1634），出土錢幣一窖，方中丈余自漢代五鐵至宋代古幣皆滿。清代乾隆（1743-1744），出土銅錢“坎土二三里”。1938年，發現錢窖一座，其重量約為30萬斤，被侵華日軍掠走。1955年，出土宋代銀錠一窖計有133.38公斤，其中，撥交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家一級文物12件。1967年，出土自漢至南宋歷代錢幣一窖，計有約30萬斤。
人物軼事
出身
元朝鄭元祐《鄭元祐集》卷8《送呂惟清序》載：宋丞相呂文穆公呂蒙正，以深厚德行兩度拜相，其后呂夷簡、呂公著等相繼執掌朝政，共鑄宋室德業之輝煌，宛若兩漢之盛世。及至宋末，文穆公之后裔中涌現出武勇之將，如獲謚武忠的呂文德兄弟，起于鄉野，執帥印，領兵作戰，赫赫戰功顯著于天下。
從軍
屈超立《論呂文德及呂氏軍事集團》，胡昭曦、鄒重華主編《宋蒙（元）關系研究》：趙葵在趙昀紹定六年（也就是公元1233年）到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這段時間里，擔任了淮東安撫制置使這一重要職務。而文德，就是在這個時期加入軍隊的。歷史上還有記載，文德在嘉熙元年（即公元1237年）就已經參與了戰斗，由此可以推測，文德大概是在1233年到1236年這幾年間加入軍隊的。
從薪人到顯宦
元朝佚名著，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1：（呂）文德，安豐人士，身材高大，勇猛強悍。有一次，他在城里砍柴的時候，趙葵在路上看到了他遺落的鞋子，那雙鞋子竟然有一尺多長，趙葵感到非常驚訝。有人就告訴趙葵，這可能是安豐那個砍柴人的鞋子。于是趙葵就派了個官吏去文德家找他。結果官吏去的時候，正好趕上文德出去打獵了，直到傍晚，文德才背著一只鹿和一只老虎回來。官吏就在文德家留宿了一晚，第二天和文德一起去見趙葵。趙葵見到文德后，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營帳前。后來，文德在邊疆立下了很多功勞，最終成為了一位顯赫的官員。
貪腐之路
宋朝黃震《古今紀要逸編》：在岳飛（岳飛）的時代，京湖地區的軍隊人數定額是三十萬。后來，當史嵩之剛開始擔任主帥時，軍隊人數還剩下二十五萬。到了賈似道自己當主帥的時候，軍隊人數又減少到了二十萬。接著，李芝庭從淮東地區調任來當主帥，那時軍隊人數已經降到十七萬了。但到了呂文德（文德是呂文德的簡稱）掌權時，軍隊人數竟然銳減到了七萬。
呂文德不僅不積極擴充軍力，反而還暗中侵吞了原本用來供養這三十萬大軍的六十四個州的賦稅收入，全部據為己有。呂文德還任用了一個叫戴塤的親信，名義上讓他擔任總領一職，實際上是讓他幫忙每年從朝廷那里非法獲取大量的金銀財寶和紙幣，總數高達三十萬，這些錢財都被呂文德和戴塤瓜分了。
呂氏軍事集團
南宋晚期，呂文德逐漸崛起，他周圍聚集了一群人，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呂氏軍事集團。在這個集團里，文德的親弟弟們，比如呂文煥、呂文信、呂文福，都成為了南宋朝廷中舉足輕重的軍事將領。而到了他的子侄輩，像呂師孟、呂師夔這樣的年輕人也接過了家族的重擔，繼續在南宋的軍政界發揮重要作用。不僅如此，就連文德的女婿范文虎，以及他以前的部下夏貴等人，也都因為與呂文德的緊密關系，在南宋的軍事和政治舞臺上占據了重要位置。
藝術形象
呂文德，南宋時歷任襄陽市安撫使，主要事跡見《神雕俠侶》。其實早在《射雕英雄傳》中，呂文德就已經出場。書中的呂文德昏庸無能、畏戰畏敵、搜刮民脂民膏，同時也對郭靖等人禮賢下士，敢于放權給郭靖。郭靖、黃蓉要解蒙古兵難，來到襄陽重鎮報信。那時手綰虎符，威風赫赫的，便是這位呂文德大人。等到呂文德再次出現，已經是在《神雕俠侶》中了，此時郭靖、黃蓉二人的孩子都長到了他們當年的年紀，而呂文德還在做著他的安撫使。《神雕俠侶》全書結束時，楊過郭芙等兒輩已人到中年，呂文德的官職仍是風雨不動安如山。但這一小說形象與歷史上的呂文德有較大出入。
參考資料 >
一幅畫 一座城.開封網.2024-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