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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孛兒只斤·忽必烈（傳統蒙文：?????????? ???????，西里爾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蒙古尊號“薛禪汗”（拉丁拼寫蒙文：Secěn qahan），元朝第五位大汗，元朝開國皇帝（1260年－1294年在位）。成吉思汗鐵木真之孫，監國拖雷第四子，元憲宗蒙哥弟。

蒙哥汗在位時，忽必烈受命總理漠南漢地軍事，后受封于京兆。在此期間招攬漢族儒士，整飭軍政，并參與蒙哥遠征大理白族自治州、圍攻南宋的戰役。孛兒只斤·蒙哥死后，孛兒只斤·忽必烈自前線回師，與同母弟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并即汗位于開平城，建元中統。至元八年（1271年），廢除“蒙古”國號，定國號為“大元”，翌年正式遷都大都。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伯顏等大舉伐宋，兩年后攻陷宋都臨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于崖山海戰消滅南宋殘余勢力，完成了全中國的大一統。統一全國后，相繼重用阿合馬、盧世榮及桑哥專理財政。同時接連派兵遠征日本及東南亞各國，然多以失敗告終。但他抗擊海都等西北諸王的侵擾和平服東北諸王叛亂的活動，仍是較為成功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病逝，享年八十歲。謚號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元世祖。

忽必烈是少數能重視漢文化，推崇儒術的蒙古統治者之一。其在位期間，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在內的各項制度，加強對邊疆的控制，注重農桑，倡辦學校，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發展。但其頻繁的對外征戰，以及對大量蒙古舊制的保留，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劇了社會矛盾，對元朝后來的發展影響深遠。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孛兒只斤·忽必烈，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元1215年9月23日），是成吉思汗鐵木真的孫子，其父為孛兒只斤·拖雷孛兒只斤·拖雷，其母為孛兒只斤·拖雷的正妻怯烈氏，在孛兒只斤·拖雷的十個兒子中排行第四。

孛兒只斤·忽必烈年少時，仁厚聰慧、英明敏銳，又對母親十分孝順。孛兒只斤·窩闊臺四年（公元1232年），孛兒只斤·拖雷逝世，喪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孛兒只斤·忽必烈迅速成熟，為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孛兒只斤·忽必烈募集藩王府內的臣子及各地精通儒學的學者，向他們請教治理國家的方法，了解前代君王的功業逸事。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努力下，他的身邊逐漸匯集了一批儒家學士和豪杰英雄。

在臨時應召和長留漠北的漢族士大夫中，張德輝、劉秉忠、李冶、姚樞等人系統地向孛兒只斤·忽必烈獻上了治國之道。張德輝為孛兒只斤·忽必烈講解治國之策與儒家思想；劉秉忠時常上書進言，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治理國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而姚樞針對蒙古國的弊政，結合漢地王朝的統治經驗，總結了治國理政的八條宗旨和救治時弊的三十條建議，深受孛兒只斤·忽必烈的認可；李冶則就舉才用人向孛兒只斤·忽必烈提出了諸多見解。這些學者的建議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提供了許多知識，也為他了解中原漢地和日后治理國家提供了思想準備。

總領漠南

孛兒只斤·蒙哥元年（公元1251年），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兄長孛兒只斤·蒙哥登上汗位。孛兒只斤·蒙哥即位后，孛兒只斤·忽必烈開始參與政事，替兄長出謀劃策。對于孛兒只斤·忽必烈的上奏，孛兒只斤·蒙哥大多聽從他的意見。孛兒只斤·蒙哥認為孛兒只斤·忽必烈在自己的同母弟弟中最為年長，也最有才干，因此將內蒙古地區漢族地區的軍國事務全部交給孛兒只斤·忽必烈處理，以應對孛兒只斤·窩闊臺系、察合臺汗國系諸王等敵對勢力。但文臣姚樞勸說孛兒只斤·忽必烈，認為漢地地大物博，如若孛兒只斤·忽必烈掌握大權，容易遭到可汗猜忌。于是，孛兒只斤·忽必烈請求只掌管漠南的軍事，而不管理政治事務。得到孛兒只斤·蒙哥同意后，孛兒只斤·忽必烈率眾南下，駐扎于金蓮川（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上都鎮附近）。

此時，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延請四方文學之士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號稱“金蓮川幕府”的謀臣侍從集團。這些謀臣和侍從地域種族各異，技能職業有別，學術派別林立，志趣主張也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刑州術數家、理學家、金源文學家、經邦理財家、宗教僧侶等。他們分別從自己的學術志趣出發，闡釋各自的政見方略，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提供理政建議。孛兒只斤·忽必烈對于不同人群提出的建議，往往兼容并蓄，多聽多問，擇其有益者從之，并不明顯地抑此褒彼。

遠征西南

孛兒只斤·蒙哥二年（公元1252年），孛兒只斤·蒙哥命孛兒只斤·忽必烈率軍遠征大理。由于蒙古軍久攻江淮和四川省而不下，但攻打吐蕃卻十分順利，加上大理白族自治州國力衰微，因此，孛兒只斤·蒙哥決定遠征大理國，從西南包抄南宋，進而攻滅南宋。根據孛兒只斤·蒙哥的旨意，全軍軍事由大將兀良哈·兀良合臺和孛兒只斤·忽必烈統領。七月，遠征大軍祭旗出發。

大軍途徑六盤山時，許多地方官趕來，請求孛兒只斤·忽必烈開恩庇護，只有延安路（今陜西省延安市）兵馬使袁湘向孛兒只斤·忽必烈進言，說明本路軍戶困乏的弊端，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孛兒只斤·忽必烈采納了袁湘的意見，并對他進行了表揚，對其他官吏只求私利的行為則進行了訓誡。這樣一來，孛兒只斤·忽必烈在陜甘一帶留下了體恤百姓、秉公執法的名聲。

次年八月，孛兒只斤·忽必烈所率大軍到達了忒剌[là]（今四川省松潘縣附近），然后兵分三路，將領兀良合臺率領西路軍，孛兒只斤·忽必烈率領中路軍，將領也只烈率領東路軍，取道人跡罕至的地區，避開南宋軍隊，繼續行軍。渡過金沙江后，蒙古軍隊逐個攻下了臨近的柵，兵臨大理國城下。孛兒只斤·忽必烈派出三名使者前去勸說大理國歸降，使者有去無回，于是，孛兒只斤·忽必烈下令攻城，還親自登上點蒼山查看戰況。在蒙古軍的攻擊下，大理守軍潰敗，大理國王段興智和權臣高祥率眾逃離。孛兒只斤·忽必烈命大將也古領兵追擊，擒殺高祥。

入城后，孛兒只斤·忽必烈發現自己派出的使者已經被殺，十分憤怒，想要屠城，但在侍從劉秉忠、姚樞等人的勸諫下，孛兒只斤·忽必烈放棄了屠城的想法，并命姚樞在布帛上書寫止殺之令，做成旗幟，插在大理的街上。蒙古軍士看到旗幟后，不敢肆意搶掠，大理城民眾的身家性命和官民財產得以保全。元憲宗四年（公元1254年）春，孛兒只斤·忽必烈率軍返回，留下將領兀良合臺駐守大理白族自治州，并命劉時中為宣撫使，管理云南省地區。之后，段興智被俘歸降，在他的協助下，蒙古軍隊迅速征服了云南全境。

遠征大理的成功，使得蒙古國完成了對南宋的包圍之勢，也打開了向南亞、東南亞擴展的通道。云南被納入蒙古王朝的統治，促進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壯大。遠征大理的成功，也展示了忽必烈的軍事才能，為之后爭奪汗位中贏得蒙古諸多貴族的擁戴做了準備。

治理漢地

孛兒只斤·蒙哥對孛兒只斤·忽必烈十分器重，于元憲宗三年（1253年）命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商丘市（今河南汴梁）、渭河平原（今西安市）二地擇一為封地。孛兒只斤·忽必烈聽從了姚樞的建議，選擇關中為封地。之后，孛兒只斤·蒙哥又將懷孟（今河南省焦作市）作為封地賜予孛兒只斤·忽必烈。孛兒只斤·忽必烈對漢地失于撫治的情況了解頗多，于是，他請求孛兒只斤·蒙哥將黃河以南的屬地交付自己試行治理。孛兒只斤·蒙哥同意了他的請求，孛兒只斤·忽必烈得到了治理河南、關中的權力。在姚樞等人的建議下，孛兒只斤·忽必烈設立河南經略司，又陸續設置宣撫司、從宣所等機構，任用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等人為經略使，在邊境修筑城堡，又整頓吏治、均平賦稅、恢復農業生產，使所轄地區的生產生活秩序逐漸恢復。孛兒只斤·忽必烈運用漢法對河南省、渭河平原等地的治理，受到漢地士大夫的普遍贊譽，一些漢地世侯也成功被孛兒只斤·忽必烈拉攏。

兄弟失和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漢地實行的漢法政策，引起了蒙古貴族守舊勢力的不滿，兄長孛兒只斤·蒙哥也對他猜忌日深。一些蒙古貴族為詆毀孛兒只斤·忽必烈，向孛兒只斤·蒙哥告發孛兒只斤·忽必烈的“罪狀”，于是，孛兒只斤·蒙哥于元憲宗七年（公元1257年）派親信阿藍答兒、劉太平、脫因等前往京兆、河南等地，考察財賦出入盈虧，實際上是對孛兒只斤·忽必烈治理區域進行整肅，削弱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勢力。阿藍答兒性情苛刻，編織了一百余條罪名，孛兒只斤·忽必烈手下的許多官吏都難逃其禍。

孛兒只斤·忽必烈聽取了姚樞的意見，主動覲[jìn]見孛兒只斤·蒙哥，以化解誤會。孛兒只斤·蒙哥看到弟弟謹遵旨意，轉怒為喜，乃至親自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斟酒，并下令停止考察，將自己派出的親信召回，但孛兒只斤·忽必烈設置的經略司、宣撫司等機構都被撤銷，意味著孛兒只斤·忽必烈治理關中和河南的授權被廢止。

爭奪汗位

元憲宗八年（公元1258年），孛兒只斤·蒙哥率軍南下，征伐南宋，當年年底，蒙古軍順嘉陵江南下，想要進攻重慶市，結果在重慶北的釣魚城（今重慶市東北釣魚山）遭到殊死抵抗。孛兒只斤·蒙哥率軍輪番進攻釣魚城的城門，但五個月后，蒙古軍仍未能破城。至次年七月，蜀川一帶暑熱難忍，軍中瘟疫流行，蒙古軍只好暫時停止進攻釣魚城，轉而進攻重慶。而身患疾病的孛兒只斤·蒙哥在轉移營地途中逝世。

此前，孛兒只斤·蒙哥命蒙古宗王塔察兒率領東路大軍攻打荊、襄地區，但塔察兒無功而返，于是，孛兒只斤·蒙哥命遠在漠北休養的孛兒只斤·忽必烈接替塔察兒率領軍隊進攻。孛兒只斤·忽必烈自開平（今河北省唐山市）出發，與諸軍會合南下。孛兒只斤·忽必烈抵達長江北岸時，聽聞孛兒只斤·蒙哥猝死，決定全軍繼續南下，圍攻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并派軍接應從云南北上的兀良合臺軍隊。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圍攻鄂州市時，接到了妻子察必從漠北傳來的密信，得知弟弟孛兒只斤·阿里不哥正在抽調軍隊，意識到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可能在為汗位爭奪作準備，便召集文武臣子商議此事。大臣郝經上《班師議》一書，認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應退兵返回漠北，孛兒只斤·忽必烈聽從了他的建議，命將領兀良合臺、霸都魯等率軍留守長江北岸，并與南宋使者進行和談，自己率兵返回漠北。

孛兒只斤·忽必烈抵達燕京（今北京市）后，將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脫里赤強行征集的民兵全部遣散，挫敗了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密謀。阿里不哥又借助自己留守和林（今蒙古國后杭愛省額爾德尼召）、主持國政的優勢，決定在漠北舉行孛兒只斤·忽里臺貴族會議，在會議上解決汗位繼承的問題，逼迫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會議上就范。而忽必烈拉攏了貴族塔察兒，搶先在開平舉行了忽里臺貴族會議，塔察兒在會議上率先勸說忽必烈繼承汗位，其他擁護孛兒只斤·忽必烈的貴族也紛紛表示臣服，孛兒只斤·忽必烈再三退讓后，登上大汗之位。即位后不久，孛兒只斤·忽必烈頒行詔書，闡明自己繼承大統的合理性，抨擊了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亂國行為，并主張建立一種適合帝國廣闊疆域的蒙、漢二元政治文化秩序。

在得知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內蒙古地區召開貴族會議后，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匆忙召集擁護自己的貴族，召開貴族會議，宣稱繼承大汗之位。這樣，元朝就出現了兩位并立的大汗。孛兒只斤·忽必烈和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在繼位后，分別派遣使者宣揚自己繼位的合法性，雙方也曾多次談判，但未能達成一致，只能訴諸武力。在與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作戰中，孛兒只斤·忽必烈制定了一套正確的戰術，即以漠北為主，秦隴為輔，兩戰場南北配合，集中優勢兵力，主動出擊漠北，確保蒙古本土作戰的勝利。

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五月，孛兒只斤·忽必烈決定先拿下秦隴地區。孛兒只斤·忽必烈命派往秦隴的軍隊由宗王合丹統一指揮，在合丹和大臣汪良臣等人的指揮下，秦隴會戰取得勝利，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阿藍答兒、渾都海被俘殺死。與此同時，孛兒只斤·忽必烈將駐守長江北岸的軍隊召回，率軍親征漠北。抵達和林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命人封鎖了糧食運輸通道，孛兒只斤·阿里不哥陷入絕境，只得倉皇逃離和林，回到吉爾吉思地區，并假意向孛兒只斤·忽必烈提出投降，孛兒只斤·忽必烈信以為真，率軍返回燕京。

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在得到休養后，再次發兵叛亂，忽必烈召集漢地軍隊和蒙古貴族，率軍北上，與阿里不哥展開決戰，大敗敵軍，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率領殘部向北逃竄。之后，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紛紛歸降孛兒只斤·忽必烈，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眾叛親離，只得于中統五年（公元1264年）南下歸降，并于第二年因病逝世。至此，汗位之爭以忽必烈的勝利告終。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勝利維護了元朝的統一，同時，蒙古貴族統治集團中的革新派占據了主導地位，孛兒只斤·忽必烈和元帝國走上了締造蒙、漢政治文化二元結構的道路。

統一全國

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之初，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反叛，對南宋保持和平休戰狀態。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孛兒只斤·忽必烈派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為使者，與南宋議和，但南宋丞相賈似道將郝經秘密扣留十余年，宋議和宣告失敗。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政權得以鞏固后，積極謀劃南下攻宋。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孛兒只斤·忽必烈采納了南宋降將劉整的建議，改變了主攻四川的方略，命蒙古軍都元帥阿術和劉整率軍筑城圍困，又修建軍船、訓練水軍，還截斷了宋軍的運糧通道。在圍困襄樊長達五年后，孛兒只斤·忽必烈下令強攻樊城，元軍使用西域進獻的回回炮攻打樊城，軍隊也奮勇進攻，樊城很快被攻破，襄陽守將呂文煥孤立無援，只得舉城投降。

在攻下襄陽市后，孛兒只斤·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命將領伯顏率軍南下。在伯顏的指揮下，元軍順利攻取了楊羅堡，鄂州市、漢陽的守將也紛紛投降。其后，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的指揮下，伯顏、董文炳、阿剌罕所率三路大軍在臨安府近郊會師，對臨安城進行包圍。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宋帝宋恭帝[zhào xiǎn]和太皇太后謝氏派遣部下向元軍進奉傳國玉璽及降表，南宋都城臨安府陷落。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又陸續消滅了南宋的益王趙昰[zhào shì]、廣王趙昺[zhào bǐng]等南宋殘余勢力，并逐一攻破重慶市、瀘州市（今四川省瀘州市）等川蜀地區，全國領土最終得以統一。

平服諸王

孛兒只斤·窩闊臺的嫡孫海都不滿于孛兒只斤·窩闊臺系失去汗位繼承權，對孛兒只斤·蒙哥及其弟忽必烈繼承汗位很不滿。孛兒只斤·忽必烈繼位后，對海都十分寬厚，曾賞賜海都白銀、文綺等，但海都連續三年拒絕出席忽里臺貴族會議，并利用元軍征伐南宋之際擴張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并聯合術赤系諸王，繼續與忽必烈為敵。孛兒只斤·忽必烈為壓制海都的勢力，派察合臺系的宗王八剌率兵攻打海都。海都在戰斗中，獲得了術赤兀魯思新君主蒙哥帖木兒的援助，大敗八剌。其后，海都又派使者與八剌議和，八剌、海都、蒙哥帖木兒的使者在塔剌思草原舉行會議，重新劃分了三方的勢力范圍，排擠了孛兒只斤·忽必烈在該地區的實際權力。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海都率兵攻擊納鄰部，孛兒只斤·忽必烈則派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反擊，迫使海都軍隊返回。其后，為遏制日益強大的海都勢力，孛兒只斤·忽必烈命孛兒只斤·那木罕在阿力麻里駐扎，并設置了對付海都的前線統帥部，還派中書省丞相安童輔佐那木罕。但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于安童分配物資不均和拖雷系宗王內部糾紛，那木罕的部下脫黑帖木兒、昔里吉發動兵變，拘捕了那木罕和安童，企圖與海都結盟，對抗元廷。次年，脫黑帖木兒和昔里吉率兵襲擊乞兒吉思地區，弘吉剌部的只兒瓦臺也舉兵響應，加入叛軍。為平定叛亂，孛兒只斤·忽必烈命中書省右丞相乞里迷失率軍北上援救，在元軍的攻勢下，昔里吉叛亂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得以平息。

昔里吉之亂后，元廷已無力對海都采取積極主動的攻勢。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海都再次發動叛亂，糾集玉木忽兒和明里帖木兒進犯漠北，攻至和林一帶，孛兒只斤·忽必烈的皇孫孛兒只斤·甘麻剌率軍迎擊，反被海都軍隊圍困，后勉強突圍，海都軍隊乘機占領了和林。孛兒只斤·忽必烈聞訊，御駕親征，收復和林。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漠北設置宣慰司，派遣皇子或宗王擔任總兵，選取軍事才能杰出的人才負責軍事防御，逐步擺脫了被動防御的局面。

皇位傳授

自成吉思汗建國以來，汗位繼承始終缺乏固定的制度，因此汗位爭奪和政局動蕩時常相伴。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接受了漢族儒臣的建議，采用漢地的嫡長子繼承制度，預立皇太子，以改變蒙古國汗位繼承的混亂狀況。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嫡長子朵兒只早逝，故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嫡次子孛兒只斤·真金作為繼承人培養，命他跟隨姚樞等人學習，在孛兒只斤·真金成年后，將他封為燕王。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孛兒只斤·忽必烈正式冊立孛兒只斤·真金為皇太子。

孛兒只斤·真金從小接受儒學教育，漢化程度較深，這與孛兒只斤·忽必烈的治國理念有所不同，因此，兩人的分歧越來越深。孛兒只斤·忽必烈七十歲時，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上書建議孛兒只斤·忽必烈禪位于皇太子孛兒只斤·真金，權臣阿合馬借機挑撥離間，孛兒只斤·忽必烈得知后大為光火，體弱多病的皇太子真金在聽聞父親發怒后十分恐懼不安，不久便逝世。孛兒只斤·真金死后，孛兒只斤·忽必烈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將皇太子寶印授予孛兒只斤·真金的第三子孛兒只斤·鐵穆耳。

因病駕崩

孛兒只斤·忽必烈晚年時經常臥榻辦公，對朝政逐漸力不從心。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孛兒只斤·忽必烈病重。次年正月十九日，孛兒只斤·忽必烈病危，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中書省平章不忽木、知樞密院事伯顏三位大臣召至禁中，宣布遺詔。二十二日，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元大都紫檀殿駕崩，享年八十歲，皇孫孛兒只斤·鐵穆耳登基。按照蒙古習俗，孛兒只斤·忽必烈被葬于漠北的陵地起谷。五月，孛兒只斤·忽必烈被尊謚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元世祖，蒙古語尊稱為薛禪汗。

執政舉措

政治

改元建都

在與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同時，孛兒只斤·忽必烈進行了建年號、國號，定都邑等工作，以創建一個與元朝、漢地傳統王朝都有繼承聯系的帝國。登上汗位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了中統年號，又在戰勝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后，將年號改為大元，并將自己駐扎的開平府定為元上都，將燕京改為元中都遺址，窩闊臺汗建立的草原都城則被放棄。首都的改變，意味著孛兒只斤·忽必烈的統治重心由漠北轉移到內蒙古地區。

采用漢制

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后，采納劉秉忠、許衡等人的建議，推行漢化政策，在沿襲金、宋的舊制的同時，對蒙古習俗進行繼承和改造，形成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孛兒只斤·忽必烈采取漢族儒臣的建議，在中央設立中書省，取代蒙古國時期掌管政治刑法的札[zhá]魯忽赤（即斷事官）。中書省下設左、丞相、平章政事等，還設左三部（吏、戶、禮三部）和右三部（兵、刑、工三部），掌管各類事務。此外，中央機構還有樞密院、御史臺等，負責全國軍務、諫言進諫、監察百官等。孛兒只斤·忽必烈還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和邊疆地區設立宣撫司，由忽必烈的舊臣擔任正、副宣撫使，負責輸送軍需物資、監督征稅和刑獄、勸課農桑、考核州縣官吏等，對地方官吏進行監督。其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宣撫司改為宣慰司，增加蒙古族和色目人（元朝時對來自中西亞、西亞和歐洲的各民族的統稱）在其中任職的比例，以更好地實行對漢人的監督。經過孛兒只斤·忽必烈的以上舉措，元朝的國家政治制度基本得以確定。

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命劉秉忠、許衡等人主持訂立朝儀，對漢、唐等有關制度進行承襲和變通，創造出蒙漢結合的禮儀制度。在諸類禮儀制度中，孛兒只斤·忽必烈最為重視的便是仿照漢地制度建設的太廟。元太廟始建于中統四年（公元1263年），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落成。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太廟中祭祀列位祖先，并在仿照漢法的同時添加了諸多蒙古族因素，如宗廟的祝禱之文用蒙古文書寫，祭祀時命喇嘛作佛事等。通過建年號、定都、建太廟等舉措，孛兒只斤·忽必烈推動了蒙古文化與漢地儒學的融合發展，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發展。

設立行省

元朝建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派遣中書省的大臣前往地方管理事務，稱“行中書省事”。之后，行中書省變成了固定的官府名稱，有成為地方行政區劃的名稱，簡稱行省或省。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設置了總制院（后改名宣政院），專門用于管理吐蕃地區的軍事、行政、財政、刑法等事務。行省制是秦漢以來郡縣制的發展，奠定了明清乃至現代中國的規模范圍，方便了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在西藏自治區地區設立的管理制度將西藏地區置于元王朝中央政府的統治下，并成為后世管理西藏的范例。

嚴懲貪腐

在總領內蒙古地區之時，孛兒只斤·忽必烈便對官吏的任用和調整尤為留心，曾派部下史天澤誅殺了百姓痛恨的河南省總管劉福及其黨羽。即位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又頒布了一系列法令，罷免州縣官員世襲之制，改為選拔德才兼備之人為州縣長官，并下令將貪污腐敗的官員根據情節輕重進行懲處。這些措施成效顯著，使得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時期成為了元朝政治最清明節的時期。

經濟

勸課農桑

在長期的戰亂中，漢地的農業生產遭受極大破壞。孛兒只斤·忽必烈繼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復農業生產的發展。忽必烈設立勸農司、司農司等，負責農桑水利，檢查農業發展，還將勸課農桑的成績作為考核官員的標準之一。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下令禁止蒙古貴族占民田為牧地，禁止損害莊稼，以保證農田資源充足。其后，忽必烈也積極鼓勵開墾荒田，推出定期減免開荒者稅收的政策，促進百姓開墾田土。在朝廷的推進下，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

興修水利

孛兒只斤·忽必烈十分重視農田水利和漕運河道的建設。忽必烈繼位后，大臣張文謙將水利專家郭守敬推薦給忽必烈，忽必烈當即在便殿召見他。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條水利建議，孛兒只斤·忽必烈便將他任命為提舉諸路河渠，專職負責各路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在郭守敬的建議下，孛兒只斤·忽必烈下令修復了寧夏回族自治區地區的農田水利工程，使得寧夏地區成為重要的糧食產地。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下令開鑿了通州區至元大都的通惠河，自此，南起杭州市、北至元大都的南北大運河全線貫通，江南地區的糧食可以直達大都，南北物資運輸問題基本得以解決。

財賦整頓

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之初，戰事頻繁，軍需開支龐大，再加上新設軍政機構的祿和宗藩歲賜，都需要巨額經費。孛兒只斤·忽必烈命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全權負責財賦稅收之事，王文統主持了對漢地戶口的整頓和分類，根據戶口不同進行收稅，使國家得以直接控制較多的戶籍和賦稅。王文統還加強了對各地鹽的管理，降低榷賣食鹽的價格，使得榷鹽收入大量增加，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提供了穩定又可觀的財賦來源。此外，王文統還在全國發行中統元寶交鈔，廢除各路原先使用的錢鈔，中統鈔的廣泛流通和鈔值物價的平穩，方便的民間貿易及百姓生活，也改善了國家的財政收支。王文統的財政改革取得了較大成功，使得中統年間府庫充實，民生安定，國用充足。

發展商業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重視農業發展的同時，也對商業發展給予了較高的保護和重視。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間，戰爭接連不斷，國土面積不斷擴大，龐大的軍費和財政開支只靠農業稅收難以支撐，因此發展商業便成為孛兒只斤·忽必烈解決財政問題的重要手段。國家大力發展官營商業，實行政府專賣，壟斷專利，蒙古貴族也多與商人共同從事各種商業活動。同時，忽必烈還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高官和各級政府的官吏。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先后發行了中統元寶交鈔、至元寶鈔等紙幣，并以白銀作為紙鈔的發行后備，元朝的紙幣管理制度得以逐漸形成和完善。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的支持下，元朝的商業發展較為發達，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也較為頻繁，中國真正進入了世界歷史的舞臺，并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發展交通

由于元朝疆域廣大，全國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都依靠水陸交通，因此，孛兒只斤·忽必烈十分重視交通發展。窩闊臺汗統治時，設立了站赤制度（即驛站），解決使臣長途馳騁和搬運貨物的困難。孛兒只斤·忽必烈繼位后，健全完善了站赤制度，并將其推廣到全國。除站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設立了急遞鋪，用于軍政重要公文的傳遞。忽必烈統一全國后，還開創了從江浙沿海到渤海直沽（今天津市市）口岸的海運通道，在之后的幾十年間，海運的路線得以完善，運船規模也不斷擴大，海運逐漸成為元朝的重要運輸通道。水路交通的發展便利了全國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對鞏固元朝的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

軍事

對外征戰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間，蒙古族的征服思想一直影響著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對外政策。除了平定叛亂、統一全國之外，忽必烈頻頻發動對日本、安南、占城、緬甸、爪哇等亞洲諸國的軍事征伐。通過征討高麗，孛兒只斤·忽必烈使得高麗成為元朝的附屬國；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又征服緬甸，使得緬甸蒲甘王朝及所屬各部歸附元朝；但在與日本、占城等地的戰爭中，元朝并未取得勝利。孛兒只斤·忽必烈所發動的一系列對外戰爭,在亞洲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通過對外戰爭，元朝加強了內地與邊疆地區的聯系，中國與亞洲諸國的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也更為頻繁。另一方面，頻繁的戰爭給國內民眾帶來了巨大負擔，遭遇入侵的亞洲人民也遭受了巨大苦難。

軍制改革

成吉思汗建國后，左、中、右三萬戶是最高的軍事統帥組織，軍權主要由大汗、宗王、萬戶掌握。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改革了軍事制度，設立樞密院掌管軍政，負責軍隊的調發、軍官的奏舉與選、軍人的賞罰與存恤等。樞密院的設立加強了中央集權，在調兵遣將、協助孛兒只斤·忽必烈應付各種戰事等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在中央，孛兒只斤·忽必烈創建重組了怯薛，即直屬于可汗的宿衛軍。他將自己在藩邸時期的宿衛納入怯薛，并召集官員貴族的子弟入京，親自挑選怯薛人員，作為自己的親衛。在重組萬人怯薛的同時，孛兒只斤·忽必烈招募兵士，創設了以漢族為主的五衛武公色目人、蒙古族單獨組建的衛軍兩大侍衛親軍集團。

孛兒只斤·忽必烈對成吉思汗創立的千戶制度沒有太大改革，只是撤銷了千戶之上的左、右翼萬戶長，千戶直屬于朝廷，由朝廷派遣的樞密院官員和總兵宗王負責管理。中央宿衛軍之外，孛兒只斤·忽必烈又根據需要，增設了鎮戍軍及其相關制度。鎮戍軍包括蒙古軍、漢軍、探馬赤軍、新附軍四類，鎮戍軍直接受樞密院管轄，駐守在全國各地。在全國范圍內，孛兒只斤·忽必烈廣泛推行軍屯制度，以促進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推動對邊疆地區的開發，并保證軍隊物資的供應。

文化

創制文字

蒙古族形成之初，并沒有文字，記事方式是較為原始的“刻木、結繩”。在滅亡金、西夏的過程中，蒙古族大量接觸到漢族和漢化程度高的遼朝、女真等人民，在文化上受到很深的影響。一時間，大批蒙古子弟開始學習、使用漢語漢字。但不久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與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為爭奪汗位展開戰爭，在此期間，被孛兒只斤·忽必烈倚重的山東省漢族軍閥李璮[lǐ tǎn]起兵叛亂，嚴重威脅了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后方安全。受到叛亂事件的影響，孛兒只斤·忽必烈對漢族等民族產生了強烈的疑懼心理。因此，孛兒只斤·忽必烈敕封來自西藏自治區的活佛八思巴為國師，并命他造“蒙古新字”。之后，八思巴按照藏文字母的形式造出“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孛兒只斤·忽必烈隨即詔令頒行全國，使之成為元朝的官用文字。但蒙古新字未能在全國順利推行，僅在官方的公文中有小范圍應用。元朝滅亡后不久，蒙古新字失去了正式使用的場合，逐漸銷聲匿跡。

宗教政策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間，對各種宗教采取相對寬容的政策，允許各類宗教發展。

成吉思汗在位時，以全真教為首的道教迅速發展，一度取得了高于儒學、佛教的優勢地位，但全真教時常網羅不法之徒，侵壓佛教及儒學，引起了蒙古朝廷的猜忌。為了壓制道教，孛兒只斤·忽必烈兩次舉行佛、道辯論，并判決道教辯論失敗，強令道士焚燒道經、歸還佛寺產業，全真教遭受重大打擊。但與此同時，孛兒只斤·忽必烈對道教的正一、太一、全真等道派仍采取了一定保護措施，并與這些教派保持長期溝通與聯系。

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與海云、那摩等高僧也時常交往，對佛教有所涉獵，并最終在國師八思巴的指引下，舉行灌頂儀式，皈[guī]依藏傳佛教。孛兒只斤·忽必烈曾多次頒布圣旨，保護天下寺院僧徒的禮儀，免除僧人的賦稅，命僧人專心于佛事。孛兒只斤·忽必烈還下令修建了大護國仁王寺、大乾元寺、西鎮國寺等寺院，以促進佛教發展。

孛兒只斤·忽必烈雖然皈依了藏傳佛教，但對外來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也保持尊重和兼容并蓄的政策。因此，不同宗教在元朝得以和諧共存，避免了唯藏傳佛教獨尊的封閉性和排他性，保持了兼容并蓄的開放性和多元性。

修訂歷法

歷法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起居和農耕節令，也直接關系到王朝的正朔和正統，向來為統治者所重視。元初沿襲遼、金的歷法，使用劉宋時期祖沖之編制的《大明歷》，而《大明歷》時間久遠，誤差較大。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孛兒只斤·忽必烈命王恂為太史令，郭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共同負責修訂歷法。經過觀測和計算，郭守敬等人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編成新歷，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其命名為《授時歷》，于次年頒行天下。

儒學政策

在總領內蒙古地區時，孛兒只斤·忽必烈主動接觸和學習漢地儒學，還聽取不同派別的漢族儒士的治國之道。但忽必烈對儒學并不是完全信奉和尊崇，而是有選擇地學習和吸收。忽必烈強調儒學的應用性，對空談義理的學說不屑一顧。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大型軍事征伐前夕，總會被推崇仁義的儒士勸阻，因此，孛兒只斤·忽必烈對儒學并不是十分信賴和熱衷。

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推崇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子學，在地方也普遍設立提舉學校官，并頒布《教官格例》，作為管理教官的辦法。但與此同時，忽必烈反對恢復科舉，以抑制漢人進入統治階層，維護蒙古貴族的權益。因此，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統治時期，儒學中經世致用的部分受到重視，而對統治無益的義理則被忽略，儒士的地位也降至僧、道之下。

民族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時期，不同民族在元政權下多元并存，而蒙古族在政治上占有優勢，漢人在數量和文化先進程度上占有優勢。為了鞏固統治，緩和社會矛盾，忽必烈提出了以“天下一家”思想為核心理論，以“同而不等”思想為基本原則的民族關系思想，仿照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遼朝、次漢兒的做法，將全國居民分為蒙古、色目、漢族、南人四個等級。這種民族關系使得各民族及其文化均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發展環境，有利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但他又對占據數量、文化優勢地位的漢人進行壓迫，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

外交

日本

平定南宋后，忽必烈將中國以外的東亞、南亞當作新的征伐目標。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委任兵部侍郎黑的擔任國使，出使日本，但因高麗護送官的勸止而未能進入日本國境。其后，忽必烈又幾次遣使前往日本，但日本的鐮倉幕府拒絕與元朝交往，甚至恐嚇來到日本的使者，忽必烈欲與日本互通的愿望落空，便發動了征伐日本的軍事行動。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鳳州經略使廉希憲[xīn dū]和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率軍渡海，征伐日本，但因指揮作戰不夠統一，加之箭矢缺乏，元軍在劫掠當地村鎮后便撤退回國。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再次派軍東征，但各將領意見不和，海上又恰好生起大風，元軍潰敗，此次征伐亦告失敗。之后，忽必烈得知日本尚佛，又命元朝僧人東渡日本，但也未能成功。其后，忽必烈決定第三次征討日本，但尚未出兵便逝世。

安南

忽必烈從孛兒只斤·蒙哥七年（公元1257年）開始便準備攻占安南。忽必烈從大理白族自治州返回后，便命駐守大理的將領兀良合臺遣使前往安南詔撫，結果使者被安南國主陳日煚[chén rì jiǒng]逮捕入獄。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封陳日煚之子光為安南國王，確定了入貢制度，并要求安南歸附蒙古。安南拒不執行詔書，而忽必烈此時忙于與南宋的戰事，無暇處理與安南的外交關系。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陳光昺逝世，其子陳日煊（音xuān）繼承王位，此時南宋已經平定，忽必烈派遣使者強硬地要求安南臣服，而陳日煊多次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于是忽必烈兩次派兵攻打安南，均以失敗告終。其后，忽必烈還希望第三次攻打安南，但尚未發兵便逝世，第三次征討安南才算作罷。

緬國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忽必烈派使者出使緬國，希望緬國能夠歸附元朝，但緬國拒絕了此要求，還將使者殺死，而此時忽必烈忙于征討重慶市等地，決定暫緩攻打緬國。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緬國因怨恨阿禾歸附元朝，發兵進攻阿禾，大理路總管忽都急忙率兵救援，擊敗緬軍。之后，忽都又命部下納速剌丁率軍進攻緬國，招降其東北境三百余寨。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忽必烈命宗王相吾答兒等率軍征討緬國，元軍攻破江頭城、太公城等地，一路南下。在調兵遣將的同時，忽必烈還派使者前往緬國，勸說他們歸附。次年，緬王被其庶子毒殺，國內大亂，元軍乘機進攻，攻取緬國都城蒲甘，緬國被元征服，開始向元朝臣服進貢。

高麗

早在孛兒只斤·窩闊臺時期，蒙古便多次派兵攻入高麗，并在高麗屯駐軍隊，索要人質。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采用政治懷柔的政策，加強對高麗的統治。蒙哥汗逝世后，入朝覲見的高麗世子王禃[wáng tiǎn]（后改名王）主動在開封市（今河南省開封市）等候北上奪位的忽必烈，忽必烈聽從了大臣趙良弼等人的意見，派兵護送王回國即位，并頒發赦免高麗境內的制書，采取懷柔政策，鞏固與高麗的聯系。王禃即位后，多次親自前來覲見，還向忽必烈請求聯姻。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忽必烈將自己的女兒孛兒只斤·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給高麗世子王諶[chén]，元朝和高麗結成了政治聯姻關系。王諶及日后國王尚蒙古公主者，一律授予“駙馬高麗國王”，憑借駙馬身份享有聶氏宗祠、司法、軍事等方面的部分主權，而蒙古公主在高麗國也頻繁參與國政，具有較高的地位和權力。忽必烈通過軍事征服和聯姻的策略，將高麗國改造為由元朝嚴密控制的附屬國。

歷史評價

關于忽必烈的人生經歷，許多學者都進行了評價。

學者多對忽必烈統一全國、開拓功業進行了稱頌。明代文臣宋濂在《元史》中提到，忽必烈善用人才，尊崇儒術，又十分關注農業生產，其眼光見識，與古代的賢君無異。清代思想家魏源在《元史新編》中認為，蒙古族剛剛進入中國時，只知道殺伐攻戰，而不知法度紀綱為何物，與突厥、回紇汗國[huí hé]等少數民族并無區別，而忽必烈延請儒士，采用漢族的方法治理國家，使得蒙古族這一游牧民族變為華夏正統的一部分，建立了國家的法度，完成了全國統一的事業，使得元朝超越了遼、金的成就，可以與漢、唐相媲美。但也有學者對忽必烈的不足提出了批評，如清人趙翼認為，忽必烈嗜利武之心植根于天性，終身不曾改變。

歷史學家李治安對忽必烈的評價較為全面客觀。他認為，忽必烈在戰爭中改變了前代可汗濫殺無辜的行為，還在建立元朝后，做出了節儉、植樹、禁賭等一系列嘉惠庶民的政績，在政治上善用人才，勤于政事，最終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功業，推動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忽必烈不斷發動的戰爭加重了財政危機，激化了社會矛盾，他所創立的“內蒙外漢”的官制加劇了蒙漢統治集團內部的沖突，也導致了冗官、貪污等后果，使元朝吏治敗壞較早到來；而忽必烈推行的四等人民族制度激化了民族矛盾，不利于民族融合。總而言之，忽必烈的“內蒙外漢”政策支撐了他創建元帝國、統一南北等偉大功業，也帶來了種種社會矛盾，最終致使元帝國不足百年便覆亡。

家族成員

以上主要參考資料：

軼事典故

生有異象

孛兒只斤·忽必烈出生后，成吉思汗對孛兒只斤·忽必烈端詳良久，然后說：“我們的孩子都是火紅色的，這個孩子卻是黑黝[yǒu]黝的，像他的舅父們。去告訴他的母親，讓她把孩子交給一個好乳母去喂養。”遵照成吉思汗的意見，孛兒只斤·忽必烈被交給孛兒只斤·拖雷的次妻撒魯黑撫養。

姓名由來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蒙古文中寫作“Qubilai”，在蒙古語中，“qubi”意為“份子”，“qubila”意為“分配”。蒙古習俗常以新生嬰兒所遇到的重要事件、人物或物品取名。孛兒只斤·忽必烈出生時，成吉思汗攻下金中都（今北京市），命部下汪古兒等將金朝收藏的金銀、緞匹等財物盡數取出，除進獻給可汗的物品，余下財物均分配給部眾。此次收獲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以來收獲最豐盛的一次，孛兒只斤·忽必烈便因此得名。

喜愛大象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征伐大理時，逐漸熟悉了大象的生活習性，并將其帶回宮廷。其后，隨著對云南省征伐的勝利，云南的大象時常被作為貢品送往大都。元朝以前，大象多用于宮廷娛樂，在宮廷交通工具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了完整的“象輿”制度，在出行時經常乘坐象輿，以顯示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孛兒只斤·忽必烈的“象輿”制度延續至元末，并對明清的“鹵簿”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

后世紀念

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在各地分別祭祀歷代帝王，又在順天府（今北京市）祭祀孛兒只斤·忽必烈。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廷創建歷代帝王廟，在正殿中祭祀歷代帝王十七人，其中，孛兒只斤·忽必烈與漢太祖劉邦、楊堅楊堅、趙匡胤被供奉于西一室。明朝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1年），由于蒙古時常南下入侵，明世宗聽從了禮部官員陳棐[fěi]的建議，不再祭祀孛兒只斤·忽必烈。清朝建立后，恢復了在歷代帝王廟中對孛兒只斤·忽必烈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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