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夏（1215—1233年），又名大真、東真，是金末中國東北地區的割據政權，由原金朝將領蒲鮮萬奴建立。
金貞祐三年（1215年），金朝將領蒲鮮萬奴與遼朝交戰失敗，回師平定沈州、澄州等地，附近州縣各猛安謀克紛紛歸附。同年十月，蒲鮮萬奴自立為“天王”，國號“大真”，設立年號“天泰”，任命宰相、元帥，并組建官署機構及軍隊架構，以籠絡遼東女真勢力，并于次年依附蒙古。天泰三年（1217年），蒲鮮萬奴殺耶律捏兒哥，與蒙古絕裂，并向東海地區擴展勢力，陸續派遣官吏組織部眾東遷，主力部隊繼續在東京（今遼寧省遼陽市）周邊地區與金廷的勢力周旋，爭取當地諸猛安謀克的支持。同年四月，蒲鮮萬奴成功攻占鴨綠江附近的大夫營，侵占婆速地區（位于今鴨綠江流域），其勢力逐漸影響朝鮮半島。同年六七月間，“大真”改國號為“東夏”，定都開元。天泰四年（1218年）重新歸附蒙古。天泰五年（1219年）正月，胡土元帥與蒙古、高麗聯軍消滅江東城契丹殘部。戰后，高麗分別向蒙古和東夏稱藩。隨著東夏壯大，天泰九年（1223年）五月，東夏與蒙古處于決裂邊緣，蒲鮮萬奴開始自行遣使高麗，蒙古使前往高麗也不再取道東夏領地。大同元年（1224年）正月，蒲鮮萬奴向高麗示好，繼續邊境貿易，并再與蒙古絕裂，改元“大同”。大同十年（1233年），蒙古軍攻取東夏南京（今延吉市附近），生擒蒲鮮萬奴，東夏政權覆滅。此后，東夏作為蒙古藩屬，至忽必烈即位建立元王朝后，東夏于元中統三年（1262年）六月被撤藩。
東夏國全盛時期，其領土范圍東至日本海，西接咸平（今開原市）、黃龍府至肇州一線，南界抵達高麗長城東段，北界則延伸至東流松花江和黑龍江省中下游地區。在內政方面，東夏沿襲金朝舊制，設立尚書省六部、少府監、引進司、審計院等官職，朝廷官制較為完備。外交方面，東夏（大真）因叛金而建國，相互關系緊張，在蒲鮮萬奴東遷后關系基本終斷；高麗向東夏納貢，東夏與之或保持友好往來，或出兵震懾；對于蒙古，東夏反復歸附、反叛，最終被元朝覆滅，融入元王朝的政權版圖。在經濟方面，東夏政權重視農業發展和與戰爭息息相關的畜牧業，并保留女真固有的漁獵經濟體系，積極與高麗等周邊國家展開貿易。在文化方面，東夏隨金朝情形，受漢文化影響較多，同時上承遼金時期女真文化，下啟元明時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文化。在社會方面，東夏包括了漢族、渤海族和契丹族等民族，作為金朝的繼承者，其宗教信仰體系延續著金朝時期三教合一的信仰特征。
東夏政權的遺跡包括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圖們市長安鎮磨盤村的磨盤村山城遺址、黑龍江省鏡泊湖附近的城子后山城、琿春市三家子鄉古城村斐優城等，以磨盤村山城遺址最為著名，其于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被列入“十三五”時期大遺址名單，2017年被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自2013年起，磨盤村山城遺址累計發掘面積近8000平方米，出土遺物6000余件，為東夏國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國號
蒲鮮萬奴所建政權原國號為“大真”，也被稱為“東真”，后改稱“東夏”。在建立大真之前，蒲鮮萬奴同時期的耶律留哥稱王、建號，在今東北地區至遼東地區割據一方，蒲鮮萬奴因出于遼朝女真五國中的蒲聶部，自稱tūng-king-wāng（即大金王），取與耶律留哥的“大遼”、lī-wāng（遼王）相對抗之意，后音譯為“大真”，取“女真大金朝”之意。朝鮮國《高麗史》則稱之為“東真”，樸真奭則認為，該稱謂應當為朝鮮地方對舊有的“東女真人”或“東女真人建立的國家”這一傳統叫法的簡稱。
在蒲鮮萬奴叛金自立后，為擴展勢力、躲避元朝鋒芒而向東海地區遷移，改稱的“東夏”。“東夏”稱謂源自先秦早期夏、商、周三代的“夏”，用華夏之名以擴大自身對遼東地區各族的影響，并沿至政權滅亡。清代史學家屠寄、日本學者箭內亙則認為“東夏”一稱為“東真”形近的誤寫。
歷史
屯駐咸平
金泰和六年（1206年）五月，金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仆散揆受命統兵伐宋，蒲鮮萬奴以尚廄局使出任金軍右翼副統。六月，宋將皇甫斌率步騎數萬分路侵蔡（今河南汝南），蒲鮮萬奴隨右翼都統完顏賽不率兵七千往擊之，大敗宋軍于溱水（今臻頭河），蒲鮮萬奴又以兵截斷真陽路，大勝而歸，蒲鮮萬奴也由此在金朝嶄露頭角。
金大安三年（1211年）二月，蒙古對金發起試探性攻擊，七月，成吉思汗親統大軍侵金，在金軍將領獨吉思忠、完顏承裕等失利的情況下，金廷命招討紇石烈九斤、監軍蒲鮮萬奴率軍三十萬駐守野狐嶺之戰（今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區）以拒敵，又以完顏承裕率軍為后援，被成吉思汗揮師戰敗，突破居庸關，進圍中都，蒲鮮萬奴在內的金軍將領不克而還。
金崇慶元年（1212年）春，耶律留哥率領的契丹義軍，起初活動于隆安（今吉林農安）、韓州（今梨樹縣八面城鎮）一帶，為尋求蒙古帝國的支持，契丹義軍西行與成吉思汗派來征討女真的蒙古軍相遇，并表示愿意歸附。次年，金衛紹王完顏永濟派完顏弼、完顏承裕為元帥左、右監軍，共同征討耶律留哥。蒲鮮萬奴時任咸平招討使，充當完顏承裕的副手。耶律留哥遂與蒙古大將按陳那顏結盟，在迪吉腦兒（今昌圖縣附近）大敗金軍。金朝戰敗后，金廷對主將完顏承裕不降反升，蒲鮮萬奴也隨之升為咸平路宣撫使，屯駐咸平（今開原市），成為當地金軍的主將。耶律留哥在得勝后正式歸附蒙古，并建國稱“遼”。
金貞祐二年（1214年）五月，金廷被蒙古威脅，遷都南京（今河南省開封市），同時起用蒲鮮萬奴，升其為遼東宣撫使，負責征討耶律留哥。同年深秋，蒲鮮萬奴奉旨率大軍40萬北進，與契丹軍迎戰于歸仁（今遼寧省昌圖縣四面城鎮）北細河地方。雙方戰斗頗激烈，最終金軍潰敗。蒲鮮萬奴率軍固守咸平，謀劃戰后事宜，而后攜同屬下官兵及其眷屬南徙東京（今遼寧省遼陽市）。咸平府所屬安東縣同知阿憐擔憂耶律留哥進攻，派遣使者投降，附近州縣紛紛響應，耶律留哥遂以咸平為首都，號稱“中京”。同年十一月，金宣宗下傳圣諭，追責蒲鮮萬奴等遼東將領有失朝廷重托，但未加懲處，只是警告眾將領需將功補過。據拉施特《史集》記載，此時的金廷已對蒲鮮萬奴失去信任，乃至疑恨有加。蒲鮮萬奴深知金廷現已無力控制遼東地區，便趁機利用其遼東宣撫使的地位，在東京擴展地盤、壯大勢力以遏金廷鉗制。金廷對此也只好采取羈手段籠絡蒲鮮萬奴。
叛金稱王
金貞祐[yòu]三年（1215年）正月率兵北上，攻咸平戰敗，便回師撫定隸屬于東京的沈州（今遼寧沈陽）、澄州（今遼寧海城）等地，附近州縣各猛安謀克紛紛歸附。三月，金宣宗下達諭旨，令蒲鮮萬奴選精銳部隊屯守沈州、廣寧（今遼寧北鎮）。蒲鮮萬奴等人識破了金廷意圖拆解自身勢力的伎倆，并沒有奉旨屯駐沈州、廣寧。為了擴展地盤，爭取遼東軍民的支持，蒲鮮萬奴于四月引軍東向，進婆速府路（今遼寧九連城）近境，遭遇婆速府紇石烈桓端率金軍抗拒，雙方互有勝負，期間奄吉、斡都、麻渾、賓哥出、臺答愛、顏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鄰十一猛安歸附蒲鮮萬奴。同時耶律留哥趁其東京空虛，南下襲取東京，俘虜了蒲鮮萬奴之妻李仙娥等眷屬。蒲鮮萬奴隨即調兵回軍收復東京，仍以此處作為自身勢力的根據地，為其割據自立初步打下基礎。
此時，金廷已經失陷中都（今北京市境內），放棄對遼東、河朔等地區的統治。十月，蒲鮮萬奴因連遭挫折，企圖樹立起建國稱王的新旗號，誘發遼東本地勢力投靠自己，在其追隨者的擁戴下，宣告與金朝決裂，自立為“天王”，國號為“大真”，設立年號為“天泰”，任命隱士王澮為宰相，伯德胡土（《高麗史》作完顏子淵）為元帥，組建官署機構及軍隊架構。蒲鮮萬奴意欲以此籠絡遼東女真的勢力，振興女真民族。
天泰二年（1216年）春，金廷任命蒲察移剌為都充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等官職，負責南下征討蒲鮮萬奴。建立伊始的大真政權在金軍的南北夾擊下撤離了東京，轉入遼東山林，以運動戰的方式與金軍周旋，并爭取當地諸猛安謀克的支持；另一部分大真軍則開始帶領老弱婦幼分批向曷懶、恤品、胡里改等女真故地轉移。三月，大真政權頒布了“勾當公事天字號之印”，在其組織架構中設立了負責日常事務處理及機要文書管理的承辦官員。與金朝的做法一致，東夏對數量較多的勾當公事官印采用千字文編號以便區分，將東夏的官印鑄造及頒發體系發展完備。六月，頒發“萬戶天字號印”，在武官建設方面亦借鑒金朝制度，設有萬戶等軍職，并著手構建完整的六部機構。八月，蒙古將領木華黎率軍占領朝陽市，略定遼西地區，開始設置地方軍政機構。平定遼西后，木華黎揮師鴨綠江下游，攻克婆速府路大夫營，北上略取了東京、沈陽市等城。十月，蒲鮮萬奴為保存實力，又圖借蒙古以制金軍，便主動向木華黎投降，以其子鐵哥為質。成吉思汗隨即扶持蒲鮮萬奴于東京，仍稱大真天王，以耶律捏兒哥充當其副手，并監視其行動。年末，木華黎從遼東還師。天泰三年（1217年）初，鐵哥則由蒙古御營逃歸，蒲鮮萬奴隨即殺掉耶律捏兒哥，不再臣屬蒙古。
為了防止蒙古軍進行報復，大真政權繼續舉國東徙的步伐，蒲鮮萬所則率大真的主要軍事力量也棄守東京，于同年早春取道沈陽、咸平，北上進逼隆安府（今吉林省農安），金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蒲察移剌都棄城南逃汴京，蒲鮮萬奴隨后進攻上京，并暗中遣人與上京行省太平聯絡，太平捉拿了上京元帥完顏承充、奪其軍權，投奔蒲鮮萬奴，蒲鮮萬奴隨即進取上京。交戰中，守城金將完顏承充之女阿魯真與兒子蒲帶一起率金軍力拒大真攻城，蒲鮮萬奴戰敗，遂率部隊撤往東海地區的新根據地。但由于當地多數女真首領支持蒲鮮萬奴，完顏阿魯真母子并沒能動搖蒲鮮萬奴的統治。
稱雄一方
東徙后，大真政權擺脫了金軍、蒙古軍和契丹軍的威脅，蒲鮮萬奴即著手完善政權建置，開展經濟建設。此時蒲鮮萬奴的追隨者中已不乏漢族、渤海人和契丹人等，打破了單一民族的界限。
天泰三年（1217年）四月，蒲鮮萬奴調動兵力，成功攻占鴨綠江附近的大夫營，隨后進一步派兵侵占婆速地區（位于今鴨綠江流域）。此時，大真政權的部分機構已至東海地區，并將東海的北京和南京（今延吉市附近）作為陪都，其勢力范圍逐漸影響到朝鮮半島。高麗王因畏懼大真政權的強盛，為其助糧八萬石。同年六七月間，蒲鮮萬奴將國號“大真”改為“東夏”，以表達自身政權為中國東部之國并欲問鼎華夏之意，仍用天泰年號，定都于開元。同年秋，蒲鮮萬奴再次向金廷進軍，戰敗金將蒲察五斤并攻占上京會寧府，改上京為開元，金廷從此完全放棄了上京、肇州等地。隨著軍事上對金廷的勝利，東夏的統治版圖逐漸擴大至南起高麗長城東段，北至今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三江中下游，西抵咸平、隆安、肇州一線，東至日本海，東南到鴨綠江上游。
天泰四年（1218年）四月，完顏珣派御史完顏素蘭、近侍局副使訛可至遼東查訪蒲鮮萬奴的叛亂情況。六月，東夏政權為加強境內軍器的監造和管理，頒發“監造提控所印”，設置了監造提控所的機構。九月，背叛蒙古的遼王耶律喊舍率“丹兵”主力攻取江東城（今朝鮮平壤東），高麗王廷為征剿丹賊，向蒙古、東夏求助。經耶律留哥的積極活動，蒙古、東夏雙方達成“協議”：蒙古不再追究東夏背叛蒙古、殺害耶律捏兒哥之罪，承認東夏政權的獨自存在，并給予東夏一定的物質利益等；而東夏重新歸附蒙古，出兵二萬配合蒙軍行動，聽從蒙軍主帥指揮，為過境蒙軍提供糧，為往來蒙使開設驛站等。隨即，成吉思汗準備派遣元帥哈真及扎剌率兵一萬，與耶律留哥余部聚集，東夏胡土率兵二萬同往。十一月，蒙古東夏聯軍進入高麗東北地區境，攻占高麗和、猛、順、德四城，并直指丹兵所據的江東城（今朝鮮江東郡）。十二月，蒙古與東夏聯軍進逼江東城。同年，東夏仿金制度建置軍職系統及外事機構。
天泰五年（1219年）正月，胡土與蒙古元帥哈真、高麗將趙沖、金就礪等所部組成三國聯軍，聯合消滅江東城的契丹殘部，契丹君主耶律喊舍戰敗自殺。江東城之役后，高麗為答謝蒙古、東夏的支援，開始每年向兩國進獻貢賦。由于路途遙遠，決定由蒙古和東夏派遣使者前來高麗受貢。此時的遼東婆速路仍為金廷轄地，蒙古的使者往返需經過東夏領土。從此，高麗每年向蒙古和東夏進貢，形成了新的朝貢關系，分別稱藩于蒙古和東夏。八月，蒙古與東夏派兵屯于鎮溟城外，監督高麗為兩方準備歲貢的工作；九月蒙古遣使十一人、東夏遣使九人來高麗督納歲貢。
天泰七年（1221年）多次遣使催納貢物。三年內，蒙古和東夏兩國派遣使者一起前往高麗索取貢物，約有八次之多；而蒙古使臣在往返經過東夏之境時，也受到了東夏人的優待，東夏重新恢復了對蒙古的附從關系。在此期間，蒲鮮萬奴趁東北金朝勢力不斷削弱之機，致力擴展東夏的勢力范圍，在不斷完善政權建置的同時，著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并加強城鎮和軍事設施的建設，以防御強敵來犯。隨著東夏政權力量的增強，蒲鮮萬奴企圖再次擺脫蒙古的控制。
隨著東夏政權的逐漸壯大，天泰九年（1223年）五月，蒲鮮萬奴遣侶信、阿典、渾坦等八人出使高麗取貢物，不再與蒙古使節同往。同時，蒙古使節前往高麗，也不再取道于東夏領地，而從婆速府前往。
天泰十年（1224）正月，蒲鮮萬奴遣使高麗并告知：鑒于成吉思汗長期用兵西征，難于取勝，存亡不明，而留守本土的鐵木哥斡赤斤（成吉思汗四弟）又生性殘暴，對東夏政權貪婪無厭，肆意勒索，東夏決定與蒙古斷絕舊好；并要求高麗與東夏擴大貿易往來，東夏于青州、高麗于定州各置榷場，繼續進行邊境地區的物資貿易活動，力圖與高麗結好以共同對抗蒙古。但高麗并不信任東夏政權的力量，并借東夏與蒙古“已絕舊好”之機，停止了對東夏的歲貢。東夏于本年改元“大同”。
政權覆滅
大同二年（1225年）正月，蒙古使者著古與在高麗等受貢返回途中，被盜賊所殺，高麗嫁禍于東夏。東夏與高麗的關系逐漸惡化。八月，東夏為掠奪牛馬及人口，遣百余兵力進犯高麗朔州，九月入犯定州（今朝鮮定平）、長州（今朝鮮定平南），進屯宜州（今朝鮮德原）。及至大同市四年（1227年）十月，蒲鮮萬奴指令兵士襲擊高麗定、長二州。大同五年（1228年）七月，東夏軍隊駐扎在高麗長平鎮（今朝鮮永興東）。大同六年（1229年）二月，東夏出兵突襲高麗和州，八月再以追擊溫迪罕為由抵達和州。大同八年（1231年）十月，蒲鮮萬奴攻打和州，并俘虜高麗宣德都領而歸。
在同一時期，蒙古政權復征西夏（1226年）、掃除金遼東殘余勢力（1230年）、兩度討伐高麗（1231年、1232年），蒲鮮萬奴不得不對之加強戰備。大同十年（1233年）二月，孛兒只斤·窩闊臺詔諸王議伐蒲鮮萬奴，遂命皇子孛兒只斤·貴由、諸王按赤帶、國王塔思統領左翼軍往征東夏。九月，蒙古軍進抵東夏南京圍之。因南京地處抗蒙前線，蒲鮮萬奴親赴南京與蒙古軍展開戰斗。蒙將查剌采用聲東擊西戰術，誘使守敵集中于東北方面，自己登上城之西南角，蒲鮮萬奴對此并組織有效的反擊，隨即被其生擒，（一說被斬），東夏政權正式覆滅。
東夏滅亡后，原勢力作為蒙古下隸藩國保留至元中統三年（1262年）。期間，其政權架構基本維持不變，首領“天王”仍由蒲鮮萬奴家族世襲，中央機構以尚書省為中心，設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但已不再擁有完全獨立自主的地位，必須接受蒙古的監控，履行藩屬的義務。在軍事上，東夏設有副統和都統，猛安謀克組織得以保留，行政區劃的府、州也得以沿襲。
蒙古李世民七年（1235年）夏季，蒙古第三次向高麗發動了軍事進攻，東夏軍隊隨之攻入了高麗東北境，成功攻占了龍津鎮、鎮溟城等地。據《高麗史》記載，高麗高宗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1252-1259年），“東真兵”作為蒙古征服高麗軍隊的一部分多次入侵高麗境內，東夏藩國也在蒙古侵入高麗時為其取道。
蒙古憲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哥汗病死于南征南宋的前線，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元世祖中統元年），蒙古內亂，元世祖忽必烈皇帝與弟弟阿里孛哥（阿里不哥）爭奪皇位。東夏國的女真首領們趁機在遼東興兵，侵犯高麗邊境、擄掠人民。為了推行漢法與加強中央集權，忽必烈于中統二年（1261年）八月命賈文備為開元、女真水達達等處宣撫使，其所轄“開元、女真水達達等處”即包括了東夏藩國的領地。翌年（1262年）六月，忽必烈宣布撤銷東夏藩國，將囊括了東夏的遼河以東區域（原東夏國開元府路）升格為開元路，將東夏藩國的領地和人戶被納入開元路的行政體制中，由中央直接管轄。
疆域
領土
東夏的領土隨著其影響力的消長而不斷發展變化。在其全盛時期，領土范圍東至日本海，西接咸平、黃龍府至肇州縣一線，南界抵達高麗長城東段，北界則延伸至東流松花江和黑龍江中下游地區。
其疆域變化主要分為三個時期：大真時期、東夏前期和東夏后期。
在大真時期，蒲鮮萬奴的初建政權僅占領了東京（今遼寧省遼陽市）一帶。面對金軍和蒙古軍的進逼，大真開始向東海地區轉移，尋求開辟新根據地。此時，東夏的疆域分處遼河下游和東海之地，地域不穩定且相隔較遠，中央和地方建置也十分不完備；
進入東夏前期，大真完成了向東海地區的轉移并改稱東夏。利用金軍衰敗和蒙古南征中原的時機，東夏以圖們江、綏芬河、牡丹江三江流域為中心基地，加強政權建置與經濟建設，增強國力并向外擴展勢力范圍。此時，東夏的疆域向西、向北擴大了許多，地域連成一片，地方建置尤其是中心地區相當完備，局勢也相當穩定；
到了東夏后期，東夏被蒙古大軍征服，淪為蒙元藩屬。其西部疆域逐漸收縮，領地局限于遼河以東，隨著忽必烈“割遼河以東隸開元路”的政策實施，東夏藩國的實際政權和疆域隨之消失。
行政區劃
東夏據有女真部分故土，并仿照金制，設定三京三路。諸京設留守司，長官稱留守，由留守兼所在路的都總管。路下設府、州，但由于文獻缺載，可被文獻、文物證實的僅有青州市、古州、運州和會州四州。
三京三路
上京
遼上京遺址又稱開元。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曾在開元自立為王。《元史·王榮祖傳》記載蒲鮮萬奴叛金建國后，將國都東遷，改大真為東夏，依舊稱天王，并以開元為都。《元史·地理志二》提及蒲鮮萬奴于1233年被蒙古軍所擒，蒙古軍隨之揮師至開元、恤品，開元之名，始見于此，《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開元路建置沿革》也對“開元”有所提及。關于上京開元的地理位置，眾說紛紜。主要觀點有二：學者王慎榮、趙鳴岐認為，開元位于綏芬河南岸，烏蘇里斯克南面山上，今俄羅斯克拉斯諾雅爾山城；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則認為，開元應在今黑龍江省東寧市東5里大古城。這兩種觀點皆認為開元位于今綏芬河流域。呂春鳳、張泰湘認為東夏上京是俄羅斯游擊隊河（原稱蘇昌河）上游的的賽金城。
北京
在今海林市海浪河流域出土“北京市行六部造”的天泰二年“萬戶天字號印”已有“北京”這一地名，為大真東遷最早經略的地區之一，但其具體位置尚待考證。學者王慎榮、趙鳴岐認為，北京城位于黑龍江省寧安市鏡泊湖大瀑布偏北約五六里處的城子后山上，基于在海林市海浪河流域發現的“北京行六部造”官印及鐫有“北京驗記”的銅鏡等文物；學者呂春鳳、張泰湘認為東夏的北京是俄羅斯綏芬河南岸的克拉斯諾雅爾山城。學者劉長海認為，海浪河流域發現金代古城七座，出土金朝和東夏官印六方等文物較為集中，其作為金朝、東夏重要的屯兵積粟基地，北京應該位于該流域的海林市九公里山城。
南京
在天泰三年六月，“南京行部造”的“南京路勾當公事之印”中已有“南京”與南京路的提及，為大真東遷最早經略的地區之一。《元史·石抹也先傳》記載石抹也先之子查剌于1233年隨從國王塔思（木華黎孫）征討南京的蒲鮮萬奴；《元史·石抹阿辛傳》亦載石抹阿辛之子查剌隨同國王軍征蒲鮮萬奴，圍南京并攻克的事跡。南京位于今延吉市東20里海蘭江與布爾哈通河交匯處西北部的城子山山上，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處于南北要沖。在蒙古征東夏之際，南京首當其沖，蒲鮮萬奴親自駐守并指揮作戰，戰斗異常激烈。經過這場戰役，南京城破，蒲鮮萬奴被擒，東夏因此降服。
四州
青州
即現今朝鮮北部的青州。根據《高麗史·高宗世家》的記載，在高宗十一年（1224年）正月，東夏派遣使者攜帶國書至高麗，其中一項提議東夏在青州、高麗在定州各自設立榷場，繼續進行買賣交易。定州（今朝鮮定平）位于兩國邊界的高麗長城以南，青州市則在長城以北。東夏正式向高麗提出在青州和定州設立場，旨在恢復和發展邊界貿易。
古州
位于現今牡丹江市附近。1984年7月，在牡丹江市北郊發現的刻有天泰二年應辦所造的“古州之印”，證實了東夏設有州級地方行政機構。此外，“古州”這一地名還出現在張成墓碑文中。碑文記載，百戶張成，蘄州（今湖北蘄春）人，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內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五月，諸王乃顏叛亂，張成隨千戶岳公領軍屬南下，七月二日抵達古州。古州又被稱為谷州，在《遼東志》中有載。
會州
位于現今黑龍江省依蘭縣。此地因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三江匯合而得名。在遼代，此處為五國頭城；金朝則為胡里改路治所，土地肥沃，農業經濟較為發達。
運州
位于現今東寧市附近，為東夏開元路下屬機構。
人口與民族
人口分布
東夏的人口數量沒有數據記載，根據路遇、滕澤之所著《中國人口通史》統計，金朝涉及東夏政權領地的東北地區，其上京路、咸平路和東京路人口稀少，會寧府（治今黑龍江阿城）松花江以南至盤石、撫松、安圖間人口稍多些，遼河下游地區人口逐漸密集。在東夏淪為蒙古帝國的傀儡政權時期，《高麗史》依然有“東真進犯連年不絕”的記載，其進犯人數有時一次多達數千人，學者周爽認為，這一時期的東夏政權領地人口依然較多，勢力龐大。
民族
東夏政權的民族組成主要是留在女真故土的女真族人，其統治民族和主體民族都是女真族。此外還包含了遼東地區的漢族、渤海族和契丹族等，都是東夏政權中的被統治民族。
女真人
女真族源自肅慎族系，屬于靺鞨一支，乃是金朝的先祖。在遼朝時期，女真族分為熟女真和生女真兩大分支。生女真部落實力雄厚，部落實例繁多，構成女真族的主要部分。生女真內部的完顏氏部逐漸嶄露頭角，成為女真統一大業的中心力量。隨著金朝的建立，女真族邁入了蓬勃發展的嶄新時代。金朝在接連征服遼朝和宋朝的戰爭中，大批女真猛安謀克部眾遷徙至中原等地。然而，留居東北地區的女真人仍然主要分布在諸如上京路、咸平路、東京路和北京路等地，其中以上京路的女真人為最多。
金朝末期、東夏建立之際，女真社會矛盾日趨激化，耶律留哥在松遼平原舉兵起義，蒲鮮萬奴在東京汴梁叛金自立，蒙古木華黎則在遼西地區、遼東等地進行擄掠。東夏所控制和影響的金上京路及咸平路東部地區，除了會寧、隆安、咸平等地發生過戰斗外，其他廣大地區并未受到戰火的波及，形勢相對穩定。蒲鮮萬奴曾率領十余萬部眾從遼東南部轉入女真故地，為女真族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并為該地區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史學家蔣戎、蔣秀松依史料推測，東夏境內的女真猛安謀克人口至少有一百多萬，成為東夏得以立國的重要基石。
渤海人
渤海族源自渤海國和白山靺鞨，歷史上曾有大祚榮自稱為震國王，后被唐朝招安，成為渤海郡王。自此，渤海民族共同體開始成型。9世紀后期，渤海國逐漸走向衰落，契丹族取而代之并征服了渤海。金朝建立后，渤海人歸附于金朝，并參與了反遼的行動。到了金朝末期，金廷因蒙古的進攻而南遷，遼東渤海人于貞祐三年隨蒲鮮萬奴在東京叛金自立，重建女真國，其族人參與蒲鮮萬奴起事并“受偽署官”的原金按察使高禮。之后東夏政權東遷中，相當一部分是渤海人也由此重歸祖先故地。
契丹人與奚人
在魏晉時期之后，遼朝和庫莫奚民族曾附屬于宇文鮮卑。至唐朝初期，契丹和奚均歸附于唐朝。唐末時期，契丹逐漸崛起，阿保機建遼稱帝，并參照中原漢制設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促進了北方游牧經濟與南方農業經濟的融合與發展。
金國建立后，契丹人處于被女真人壓迫、被奴役的地位。大定十七年（1177年），金廷將部分契丹人戶遷移至遼上京遺址、濟州（今農安縣）、利州等路和烏古里石壘部（今黑龍江泰來縣塔子城）以及臨潢、泰州等地安置，“俾與女真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這些契丹人（包括奚人）也為了金末席卷松遼平原的契丹義軍的核心力量，在東夏國建立后，有部分在東夏政權的統制轄地生活。
漢人
在東北地區，漢族人口的增長主要源于遼朝和女真南下對漢區的擄掠。隨著時間的推移，至金朝時期，當地漢人的分布地域從西遼河流域擴展到了東流松花江流域和日本海岸。這些被擄掠的漢人不僅增加了當地的人口數量，還為占據部分東北地區的東夏政權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如蒲鮮萬奴的宰相王澮，即為漢族，金朝時期咸平路咸平府人。
內政
中央行政
尚書省
東夏因襲金制，設有尚書省，其中設有尚書令、左右丞相、左右丞、參知政事等職位。尚書令“總領紀綱，儀刑端”，為首相；左、右丞相各一員，平章政事二員，“掌承天子，平章萬機”，為宰相；又下設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為輔佐宰相的執政官。
尚書省六部
東夏襲金制設有六部，即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與尚書省左、右兩司通署，吏、戶、禮三部在左司，兵、刑、工三部在右司。
但從已發現的東夏官印中，僅見吏部和禮部，而戶、刑、兵、工四部，尚未有官印實物發現，也不見于文獻記載。
少府監
東夏沿用金制設有少府監。據《金史·百官志二》記載，少府監是掌管邦國工匠建造的官職。在東夏建國初期，駐地分散，機構不全，故由“行部”造印，后來隨著中央機構的完備，就改由少府監負責造印。
引進司
依據金朝官職，引進使是引進司的主官，品級為正五品，設有副使一名，品級從六品，其職責為掌管外國使節進貢獻禮之事宜。東夏亦沿用此官職機構，為宣徽院的下屬，并依據《金史·百官志二》記載，設有宣徽院，掌管朝會和宴會，凡是殿庭禮儀以及負責膳食。
審計院
東夏沿金制設立有審計院，其職權范圍大致與宋、金兩國相當，負責承擔核查收支、揭示腐敗、保證經濟運行安全的責任。知審計院事即為主管審計院的首腦，這一官職稱謂沿襲自金熙宗皇統年間的“知某事”，并未有所更改。
地方官職
行部（行省）
東夏建國之初，效仿金朝設置行六部，簡稱行部，管理地方軍政事務。金朝末年，多設置行省（行部），為尚書省行六部的簡稱，即尚書省在地方的臨時派出機構，其主要職責是節制諸軍，指揮軍事，并統管所轄地區的行政事務，安撫百姓，征發賦役，選授官吏等。隨著形勢的發展，行省這種臨時性機構就逐漸增多，也經常化了，有如常設衙署，全國的路治幾乎都設置過。在東北地區，宣宗興定元年（1217年）四月，以權參知政事遼東路行省完顏阿里不孫為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以權遼東路宣撫使蒲察五斤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上京。行省（行部）的官職比中央要少，行省的六部尚書、侍郎各由一人兼任。“行六部侍郎印”的發現，就是明確的物證。刻有“北京行六部造”和“南京行部造”的東夏官印的發現，說明東夏在其北京路、南京路設置行部，委任行部尚書和行部侍郎，行部有權頒布鑄造官印。
猛安謀克
完顏阿骨打阿骨打在對女真諸部進行編制整頓，實行“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的制度，東夏作為從金朝分裂出的地方割據政權，盡管其隸屬關系發生了改變，但其性質與形式仍與原貌相似。在東夏國。猛安謀克既是社會組織形式，也是地方政權機構，較少受外界影響，保持生活方式和傳統。猛安謀克制度體現了軍事職能在女真社會的突出地位，也反映出女真人崇尚武力的民族特性。金朝前夕，猛安謀克成為女真地區與州縣并行的基層政權組織，州縣主要設在漢區，猛安謀克則實行漢法。
東夏國治理特點體現在機構設置、長官職責及軍事色彩上，軍政合一的結構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猛安謀克制度。猛安謀克既作為女真軍隊的基層組織，亦為其指揮官的稱謂。在金朝建國之前，女真各部在和平時期將部落首領稱為孛堇，而在戰爭時期，率軍出征者則被稱為猛安、謀克。他們的稱號根據所率領軍隊的人數多少而定，猛安為千夫長，謀克為百夫長。
總押所
東夏沿用金制設立的機關，按《金史·百官志》記載，諸府、州，設兵馬鈴轄一員，從六品，掌巡捕盜賊。若有盜，則總押隨處巡尉，并力擒捕。總押即諸府、州專司巡捕盜賊之事的兵馬鈴轄的兼稱。
監造提控所
東夏沿襲金制設立的官署。學者羅福頤認為，《金史·百官志》稱提控者甚多，但無專稱者，惟官宗紀興定二年，有“夏人犯谷，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等記載，監造提控應為軍中權置領兵之官。“監造提控所”為軍器監并掌管修理兵器，東夏便撮用其職司而改稱為監造提控。
勸農
東夏沿襲金制設立的勸農官職，較為重視農業生產。
廣盈倉
東夏設立的管理貯藏糧谷的官署。
軍事
軍事架構
元帥
據《元史·耶律留哥傳》記載，耶律留哥于1218年冬率蒙古、契丹軍及東夏國元帥胡土兵十萬，圍困契丹君主耶律喊舍。胡土，亦稱胡土，曾在東夏國擔任元帥，是東夏首任元帥。胡土身兼元帥和樞密使之職，主管王國軍事。學者王慎榮、趙鳴岐等認為，胡土與王澮一同分管行政和軍事，是東夏國的核心人物。
德虎魯府
考古發現的大同六年“德虎魯府軍政之印”，證明東夏設有德虎魯府一軍職。德虎魯為女真語音譯，限定詞“德”用于“虎魯”，與金初勃極烈制中的“國論忽魯勃極烈”地位相當，類似于樞密使，其府為樞密院式衙署。此外，德虎魯府軍政為府屬職官之稱，而不僅德虎魯府設有此官職，其他單位也可能存在此類官職。
懷遠大將軍
據《元高麗紀事》記載，東夏設有懷遠大將軍，同樣為承金制的武散官，官階不高，但東夏設置不缺。
兵馬安撫使
發現的天泰五年“兵馬安撫使印”證實東夏設有此官職。金朝曾設宣撫司或安撫司，東夏參照金制設置兵馬安撫使，強調其軍事職能。
軍政
發現有天泰四年“軍政之印”。金代不及之前各朝代未載有此官，學者張紹維根據《資治通鑒》“古有軍正”，的記載，認為東夏軍政一職，掌管軍法。軍政原是專指軍中行政，東夏國的軍政，應為掌管軍中政事的職官，從“軍之印”“德虎魯府軍之印”文物可以推知，軍政是某官署（如德虎魯府長官）的下屬官職。
都統和副統
天泰四年、大同八年、十年的“副統所印”，顯示東夏設有都統和副統官職。金初，都統司和都統地位較高，但隨著猛安謀克的衰敗，兵員減少，地位降低。“副統所印”是副都統官員所在官衙使用的印信，數量較多，和駐地有定點或調動較頻繁，可見東夏軍制沿襲金初定制，且較穩定完備。
萬戶和行軍萬戶
在金軍編制中，都統為方面軍統帥，萬戶次之，掌兵權大，職位可世襲。據考古發現的天泰二年北京行六部造的“萬戶天字號印”、天泰九年少府監造的“行軍萬戶之印”可得知東夏同樣設有萬戶和行軍萬戶軍職，前者為平時行政長官，后者為戰時指揮官。
軍事措施
為防備金朝和蒙古的侵擾，東夏將南京和北京都設于山城之中，憑借山勢之險要保衛東夏北京的安全而設，實現割據一方的戰略目標。今在鏡泊湖北岸，有一處顯要的東夏山城，該城卓立于高山之上，三面臨崖，陡峭難攀，僅有南面坡勢平緩，便于通行。此城由南北雙城構成，周長共約3000余米。北城為內城，南城為外城，兩者僅一墻之隔。北城內有多達十余口的古井，可供千人食用，顯然是駐軍的主要駐地。城墻采用石材筑成，高度約為4米。城門處設有半圓形的甕城，墻上有馬面設施，城墻外圍還有護城壕。此外，城門西南另有一座小城，用以守衛大城的南門。
在今黑龍江省寧安市發現的東夏國時期古城——城子后古城的布局結構顯示出，其防御特性遠超一般軍事要塞。考古發掘出土了金朝的磚瓦、鐵鍋、鐵車轄及鐵鏃等遺物。這些發現證實了城中有磚瓦建筑的存在，應為官府的駐地。鐵車轄作為車輪的關鍵部件，也證明了車輛在城中的通行能力。
外交
與金國
作為金朝將領蒲鮮萬奴，其所建東夏政權的統治方式、機構設置、官印形制和文化都承襲金朝。在建國初期，東夏國與金朝關系對立，不可共存。遼東地區割據勢力眾多，蒲鮮萬奴政權為擴張領土，選擇向對該地區統治力薄弱的金朝發起進攻，但經過多次戰爭，東夏國損失慘重，重心轉移至金源故地、東海地區。至1217年后，兩國關系基本中斷。
與蒙古
蒲鮮萬奴在金朝時已與蒙古軍交鋒三次，大真國成立后，蒲鮮萬奴政權與蒙古的關系在投降與反叛中變化，大致分為四個階段：蒲鮮萬奴歸附蒙古后反叛，改國號東夏；再次歸附蒙古結為同盟；與蒙古政權決裂，蒲鮮萬奴被蒙古軍擒獲，東夏國滅亡；最終東夏作為蒙古的藩國以管理當地遺民、牽制高麗國。
與高麗
東夏國與高麗國是相鄰的兩個國家，在成為蒙古藩國后，東夏頻繁入侵高麗北部邊境地區。天泰三年，蒲鮮萬奴派兵入侵婆速路，高麗王因畏懼蒲鮮萬奴兵力強盛，不得不提供給蒲鮮萬奴八百石糧食。此后，東夏國幫助高麗討伐契丹叛賊，兩國保持友好往來，互開榷場進行民間貿易往來。直至1224年，蒲鮮萬奴給高麗王的一道牒中表示想要兩國重新開確場，互通貿易，遭到高麗王的拒絕。此后，東夏國多次侵擾高麗邊境，為蒙古征服高麗提供助力。
1231年，蒙古以使者著古與被高麗殺害為由征討朝鮮，至1232年蒙古將領撒里臺被流矢射死，方撤退。高麗隨即“答東真書”，說到蒙古軍的“殘暴寇掠”和高麗軍民的反抗斗爭，并將蒙古軍撤退事通知東夏。隨著蒙古對遼東及朝鮮地區的進犯，東夏與高麗在這一時期關系較為接近。
經濟
作為金朝分裂出來的地方割據政權，東夏的經濟是金朝在該地區的延續發展。經過渤海、遼、金的開發，東夏政權在女真故地的經濟基礎得以奠定，在農業、畜牧業、漁獵和采集業、手工業等方面有所恢復和發展。
農業
女真的先民早己有了原始農業，到了渤海國時期，牛耕和鐵制農具的廣泛使用，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的發展。在遼（契丹）統治時期，女真人以耕作為主要職業，農耕技術有了顯著的提升。進入金朝時期，國家高度重視農業，推行了一系列重農政策。東夏在繼承金朝政策的基礎上，也以農業為基礎，通過猛安謀克的組織形式，積極鼓勵和組織農業生產活動。同時，在統治區域內設立了專門的勸農機構，以確保各地農業生產的有序進行。
隨著大量猛安謀克戶的遷入以及東夏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女真故地的未開發土地得到了大規模的開發和耕種。這使得糧食產量大幅增加，除了滿足國家軍政機構的開支外，還有剩余的糧食。對于東夏遺址磨盤村山城的發掘，發現當時作物包括粟、赤豆、蕎麥、大麻等，其炭化的糧食堆積約15萬斤，證明當時政府設立了糧倉以儲備這些糧食，以應對可能出現的荒年。
畜牧業
在遼、金時期，女真人的畜牧業在其經濟中占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進入金朝，女真故地的畜牧業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東夏政權繼承了金朝在當地的農業發展成果，吸納畜牧業的發展成果。在面臨戰亂的嚴峻形勢下，為了穩定和鞏固新政權，東夏統治者將農耕和戰爭兩者相結合的“耕戰”作為首要發展方向。而要實現“耕戰”，畜牧業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漁獵業
女真故地擁有廣闊的地理范圍和豐富的物產資源，使得漁獵和采捕成為女真人的傳統生計方式。遼金時期，留居女真故地的猛安謀克戶在從事農耕、畜牧的同時，仍保持著漁獵和采捕業。女真人在歸附東夏政權后，其社會經濟中的漁獵和采捕業仍占有重要地位。
手工業
東夏的手工業發展是對原金代手工業的延續。在蒲鮮萬奴率眾進入女真故地的過程中，各種工匠的加入為手工業發展注入了新動力，帶來了先進的工藝技術。為了滿足農業和軍事需求，東夏需要大量生產工具和武器裝備，如鐵、鐵鎬、鐵鍬、鐵鐮等農具，以及馬箭、戰刀、長矛等武器。這些生產主要依賴于官營作坊，同時也催生了冶鐵業的發展。銅器加工和銅冶煉業在東夏轄區內也有顯著表現，多處出土的銅器和相關文物充分展示了東夏的冶銅技術和工藝水平。此外，在東夏遺址磨盤村山城中，也出土多組陶器如大卷沿的陶盆、陶罐、斂口罐、陶盤、香爐等手工制品。
紡織業和造船業也是東夏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女真故地的紡織業和皮革加工業一直是家庭副業的形式，而造船業在沿海地區較為發達，東夏人曾使用自造船艦侵犯高麗海疆。這些行業在元代東夏時期仍然存在并有所發展。
商業貿易
在生產發展和社會分工擴大的背景下，女真各部間的經濟聯系逐漸加強，對外貿易也日益頻繁。女真與遼、北宋、高麗的貿易活躍，通過輸出金、帛、布、藥材等物品和馬匹換取所需。金朝建立后統一了北部地域，吸引漢人、契丹人等遷入，經濟文化交流加強，形成了統一的體系。但金末期蒙古南犯導致金朝解體，東夏割據女真故地。此時，東夏與高麗的商貿往來因交通阻斷而減少，但仍保持一定的經貿關系，包括國家間的貢賜交易和民間互市貿易。前者主要是高麗向東夏繳納貢賦，后者則是在兩國邊境城鎮進行的民間交易。據《高麗史》記載，東夏曾提議在東夏青州和高麗定州各設榷場，恢復邊境貿易。這種榷場互市由兩國政府管理，促進了雙方商業貿易的擴大和發展。
在東夏遺址磨盤村山城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大量瓷片和宋金時期的銅錢，其中瓷器多數為中原輸入，少量來自高麗青瓷。銅錢以北宋年號為主，少量為金朝銅錢，表明東夏國在經濟生活中與中原的商貿來往較為密切。
文化
東夏文化跟金朝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因襲金制，東夏社會漢語言文字與女真語言文字并行，但女真族不僅在人口方面占絕大多數，而且在文化方面居主導地位。盡管受到中原文化的沖擊，有碰撞交融，這里的女真人仍保持和傳承著女真傳統文化。
東夏的統治階層由金朝統治階層演變而來，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蒲鮮萬奴和王澮等。據考證，蒲鮮萬奴深受漢文化熏陶，得到了金章宗的賞識和器重，是金章宗親手提拔的將領。因此，蒲鮮萬奴被蔣戎、蔣秀松等現代學者認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是完顏璟的追隨者。而漢人王澮作為東夏政權的宰相，其自幼便沉浸于儒學，他與蒲鮮萬奴的緊密合作也展現了東夏政權中的女真文化與漢文化的深度交融與發展。
建筑風格
東夏國建立時間短，又處于戰亂時期，其城市建筑理念多為利用早期廢棄墻體修整后繼續營建。通過對磨盤村山城遺址的發掘，晚期東夏國遺存出土建筑構件風格較為單純，與金朝長白山神廟風格相似。此外，東夏國在南京城的大型建筑、官印制度、官倉特點等深受中華文明影響。
宗教信仰
女真族原本信奉的是薩滿教，隨著女真人入主中原，金朝政權為了滿足對多民族統治的需求，其統治者開始統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開始在女真社會中占據重要地位，并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東夏國作為金朝的繼承者，其宗教信仰體系已經相當成熟，形成了一種新的、符合統治需要的三教合一的信仰，如在1964年吉林省延吉市長安鎮城子山山城出土的圓形占卜器，其正面刻十二干支圖便屬于道教使用器物的常見標識。
后世影響
在歷史上，東夏所占據的東海地區屬于女真人的故土，是東部女真人的主要聚居區域，其女真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然而，東夏的建國時間相對較短，雖然對當地女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推動力并未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這里的女真人并未像南遷至漢地的女真人那樣受到漢化的影響，相反，他們將后來遷入的漢人、渤海人、契丹人等民族融入了女真文化中，實現了女真化。
在東夏被撤藩后，經過元代進入了明代，以東女真即東夏遺人為主體的女真民族逐漸復興。他們繼承并弘揚女真文化，始終保持其獨特的民族特征。在歷史上，這些女真民族被稱為后金女真和海西女真，成為了女真文化的傳承者和守護者。
相關爭議
建國稱王時間爭議
關于蒲鮮萬奴建國稱王的時間，主要有貞祐三年（1215年）十月說和貞祐三年正月說。
第一種為《金史·宣宗本紀》所載：貞祐三年（1215年）十月，蒲鮮萬奴號，改元天泰，《元史·太祖本紀》《高麗史》等史籍也均采納此說；
第二種說由晚清學者屠寄提出。屠寄依據《金史·紇石烈桓端傳》所載“貞祐三年，蒲鮮萬奴取咸平、東京沈、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者”等內容認為蒲鮮萬奴建國稱王的時間應為貞祐三年正月。
年號爭議
東夏的年號爭議主要涉及天泰年號是否延至十八年、東夏政權是否只有天泰這一年號。
中外歷史學者一度依照民國十三年版《寧安縣志》中曾出土一顆有“天泰十八年”款識的官印的記述，認為東夏存國“十八年”，或斷定該政權十九年中只有天泰這一年號，且之后在史料中發現的天泰年款官印“十四年”、“十八年”記載。學者張紹維、李蓮根據《元史·地理志》“元初癸巳歲（1233年），出師伐之，生擒萬奴”的記載判斷，東夏國亡于建立政權之后的第十九年應無誤，但在《寧安縣志》的記載中本就有“天泰十八年”和“某某二年”的異說，鑒于當時政局混亂、刀力不工，致使刻款模糊不清，后人將“泰”字的下部筆劃誤讀為“十”，認為寧安出土的這方印的刻款，原是“天泰八年”，“天泰十四年”同樣為“天泰四年”的誤讀；而具楊賓《柳邊紀略》記載康熙，于沙兒虎古城（今撫順市）發現“大同二年少府監造”之印，1923年又在琿春東北地區二百里發現了一方背鐫“大同六年”銘款的“德虎魯府軍政之印”，之后有大同年款的官印在吉林、黑龍江省等地區不斷出土十三方之多，張紹維、李蓮判斷大同年號并非誤刻，而是確實存在過的年號。
疆域范圍爭議
關于東夏的疆域的爭議，大致分為：
一類認為地域比較狹小，僅局限于金朝曷懶路地區。這以本學者池內宏為代表，認為東夏國以布爾哈圖河畔的南京城為據點，領有大體上相當于金朝的曷懶路全部地區。因1980年春鏡泊湖城子后山城遺址發現的東夏古城、1984年7月牡丹江市北鄰出土天泰二年“古州之印”、1975年在牡丹江中游海林縣出土了天泰二年六月“萬戶天字號印”、1977年發現的大同市四年九月“會州廣盈倉印”等等文物的發現，被王慎榮等學者認為其為某些史書的零星記載而作出的片面武斷的結論。
二類認為東夏國地域比較廣闊，包括金曷懶、胡里改和恤品三路地區，以王健群等學者為代表，認為胡里改路以胡里改江得名，胡里改江即瑚爾喀河、牡丹江；恤品與綏芬為同音異字，恤品路即是以綏芬河得名；曷懶即海蘭，曷懶路是以海蘭江得名，東夏國的疆域即以這三條江河流域連結起來的廣大地域。
三是其疆域包括除上述三路及金上京會寧府，以學者金毓黻為代表，認為蒲鮮萬奴曾經攻占金上京會寧府，并領有其地，其疆域應達到金上京會寧府，西南應至黃龍府，或包括學者陳得芝認為的金上京路等地域。
四是其疆域包括上述西北部、東部地區外，西南部又有所延伸，以學者賈敬顏為代表，認為蒲鮮萬奴勢力所及還包括婆速路，并兼及遼東半島。曷懶、胡里改、恤品三路確屬蒲鮮萬奴活動的重要區域。但是，王慎榮等學者認為該說法較為籠統，而根據現有史料記載蒲鮮萬奴在東徒前確曾用兵謀取過上京城，但因遭到上京守軍的拼命抗擊而沒有達到目的；而遼東半島大部分地方僅曾經置于蒲鮮萬奴兵力的控制之下，其統治政權并不穩固。
此外，學者蔣戎、蔣秀松認為，東夏國疆域在最盛時為南起西逾大嶺中經定平東止都連浦的朝鮮古長城東段，北至今黑龍江省巴彥、依蘭以北至黑龍江下游地區，西起今吉林省中部偏依蘭以北至黑龍江下游地區，西起今吉林省中部西至黑龍江省南部當中一帶（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內），東至日本海。孫進已、馮永謙等編撰的《東北歷史地理》一書中，按照《元一統志》所載，認為東夏國建置的分布包括上京、南京、合蘭府、雙城、谷州、上京、建州、賓州、黃龍府、利俗縣、金上京、會寧府、利涉軍、信州、武昌縣、肇州、始興縣、永州、昌州、延州、哈州、奴兒干城等。
都城爭議
對于東夏都城位置爭議，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郭毅生主張“東寧大城子”說，通過《元史》中“師至開元、恤品，東土悉平”的內容，認為恤品在雙城子，開元“當求之于綏芬河上游”，即綏芬河上游的東寧市位置；
張泰湘主張“克拉斯諾雅爾山城”說，通過《元一統志 》《東國輿地勝覽》載的記載，認為東夏都城開元城應位于綏芬河南岸，即今俄羅斯克拉斯諾雅爾山城；
李健才主張綏芬河流域說，他通過在延吉市磨盤村山城遺址發現的“南京路勾當公事之印”等考古文物、《元史·王榮祖傳》中“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僭號于開元”等記載，認為東夏都城開元城位于綏芬河流域的雙城子南面的山城。
遺址
磨盤村山城
磨盤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位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圖們市長安鎮磨盤村，該山城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被列入“十三五”時期大遺址名單，2017年被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為配合國家遺址公園建設，自2013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山城進行了10年的主動性考古發掘，累計發掘面積近8000平方米。共清理遺跡90余個，出土遺物6000余件。
磨盤村山城包含早晚兩期遺存，晚期遺存以青灰色建筑構件為特點，被認為是金末東夏國南京城。根據考古學研究，東夏國南京城遺址出土的遺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建筑構件如獸面瓦當、指壓紋板瓦等的風格較為單純，與金朝長白山神廟的發現十分相似，表明了東夏國建筑風格的繼承和發展。同時，陶器組合包括大卷沿的陶盆、陶罐、斂口罐、陶盤、香爐等，都是金代晚期的代表性遺物，反映了東夏國制陶工藝的發展水平。此外，還出土了大量瓷片和宋金時期的銅錢。這些瓷器窯口豐富，多數為中原輸入，少量高麗青瓷的發現也顯示出當時對外貿易的活躍。銅錢則以北宋年號為主，少量金年號銅錢的發現進一步印證了東夏國與中原地區在經濟貿易上的緊密聯系。這些遺物的出土，為研究東夏國的經濟生活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由于東夏的相關文獻記載較少，東夏國南京城遺址的考古學發現填補了東夏國考古研究的空白。
城子后山城
東夏國城子后山城遺址位于鏡泊湖發電廠西北約2公里，是牡丹江市右岸的山丘上的天然屏障。該遺址是1981年黑龍江省政府公布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被普遍認為城子后山城是金末叛將蒲鮮萬奴所建東夏國的山城遺址。
城子后山城所在的山丘高出江面50余米，東、北、西三面為山崖峭壁，南城垣則依據山勢建有雙重墻體。外側墻體東西延伸約200米至現代道路處轉向東北，內側墻體位于外側墻北約100米，同樣從西部江邊山崖起始向東延伸。此段墻體南側有2座明顯馬面，現代道路西側有1座直徑約30米的甕城。過路墻體向東南延伸，最后合攏于兩溝匯合處的山脊上。雙重城垣外側均有10余米寬的護城壕遺跡。墻體由土筑成，夾有石塊，斷面可見夯跡。城墻保存較好，現仍高于城內地面2米左右，高于城外地面近5米。城內還有1道中墻，將山城隔為南北兩半。中墻內側有1個20米見方的套城，傳稱為“水牢”。山城筑有15個馬面，有1口古井和甕城。此城曾出土金代蒲鮮萬奴“天泰”年號的銅印。
斐優城
斐優城（又作裴優城）位于琿春市三家子鄉古城村北緣，曾出土過10枚銅印。其中一枚為金代晚期的銅印，為金國第七任皇帝完顏永濟完顏允濟所用的“崇慶”年號“句當公事之印”，其余9枚均為蒲鮮萬奴建立東夏國的銅印。1993年經考古發現，在琿春斐優城東門外，有一處東夏國時燒磚窯遺址，在窯內發現兩具人體遺骨，一個倚墻站立，一個倒地，兩者均被刺殺。又在斐優城北墻內發現蒙古騎兵佩戴的水壺，均證明是蒙古軍隊攻占斐優城時所為。蒙元政權滅南宋統一全國后，斐優城轄境劃歸遼東行省，成為元朝統治區域內的一個地區。
1981年4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此城址為第二批全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5月，“溫特赫部城址與裴優城址”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君王年表
衍生文化
在小說《盜墓筆記》第三部《云頂天宮》中，作者南派三叔憑借東夏和其君主蒲鮮萬奴的歷史傳說刻畫出了云頂天宮的墓主人——萬奴王的傳說故事，小說改編的原名劇集《盜墓筆記之云頂天宮》。
參考資料 >
東夏國興亡.方志吉林.202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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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盤村山城遺址晚期遺存考古收獲.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12-20
東夏國城子后山城遺址.黑龍江史志網.2024-02-16
琿春市積極推進國家級古遺址博物館建設.中國吉林網.2024-02-16
閑話宋代“審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門戶網站.2024-01-24
東西問丨王永年:為何說金源文化見證了民族交融與東西方交流?.中國新聞網.2024-01-25
金末創立東夏國的女真人將領蒲鮮萬奴.圖們江報電子版.2024-02-16
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國家文物局.2024-02-16
中朝邊境之旅⑥丨圖們:一江兩國的觀察與想象.澎湃新聞.2023-12-20
盜墓筆記之云頂天宮.豆瓣電影.2024-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