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kè]（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祖籍修水縣，出生于湖南省長沙，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宗教學家、語言學家，景星學社社員，晚清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近代同光體詩派代表陳三立之子。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陳寅恪生于湖南長沙。光緒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年-1894年），陳寅恪幼年就讀私塾，曾在名儒周大烈門下學習。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陳寅恪隨兄陳師曾東渡日本求學，回國后在上海復旦大學就讀。宣統二年（1910年）陳寅恪考取官費留學，在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歐美多所著名大學學習各種學科，重點研究梵語等東方語言，掌握蒙、藏、滿、日、梵、英、法、德等十幾種語言。歸國后，陳寅恪先后任職任教于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等。1950年8月，陳寅恪受邀成為中國歷史學會廣州分會的委員之一，這是陳寅恪第一次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術機構的職務。1952年底，陳寅恪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后拒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等職。1956年1月，陳寅恪擔任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之一，之后又擔任第三屆和第四屆委員。1969年10月7日晨5時30分，陳寅恪病逝，享年八十歲。
陳寅恪一生致力于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史的研究，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等中古佛教史、西域民族史、中國中古史等課題的研究有重要貢獻，他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等。陳寅恪運用“詩史互證”方法研究歷史，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并稱為“前輩歷史學四大家”。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國學大師”，被國學?師吳宓評價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他還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陳寅恪生于湖南長沙通泰街的周達武私宅，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生值寅年，且恪為兄弟間排輩，因此為其取名寅恪。陳家屬于客家人，從陳寅恪六世祖陳公元開始從上杭縣遷到江西義寧州（今修水縣）居住。陳寅恪的祖父是清末擔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父親陳三立是光緒十五年的進士，后輔助其父陳寶箴處理湖南政務，被時人稱為“晚清四公子”之一。陳寅恪是陳三立的第三子，陳氏家族總排行第六，有兄弟四人和姐妹三人。
光緒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年-1894年），年僅四五歲的陳寅恪在湖北武漢被安排進私塾啟蒙讀書。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陳寅恪祖父陳寶箴調任湖南巡撫，陳家全家搬往長沙市居住，陳寶箴邀請湘潭市宿儒周大烈擔任陳寅恪等兄弟的家庭教師。陳寅恪在這樣的環境下，幼承家訓且飽讀經史，對于《十三經》《皇清經解》等書基本能背誦；同時受陳寶箴的影響，陳寅恪對《本草綱目》等中醫著作也感興趣。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夏天），祖父陳寶箴去世后，陳寅恪隨父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由于家學淵源深厚，陳寅恪眼界開始擴及東西洋。
兩次留日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十三歲的陳寅恪跟隨長兄陳衡恪東渡日本自費留學，他們同時和率領官費留學生的舅舅俞明震一同乘船前往日本，到達日本之后，陳寅恪兄弟二人入日本巢鴨東京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江南班，學習日語和普通課程，除此之外還學習其他的文化知識。兩年之后的暑假，陳寅恪返回南京看望父親，并在同年與五兄陳隆恪一道通過官費留日學生的考試，到達日本后仍在弘文學院高中部學習。
留學日本期間，陳寅恪主要將精力放在學習日語上，同時體驗日本的生活習俗和研究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學術著作等。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陳寅恪由于所患的腳氣病加重，不能再堅持學習而休學回國調養，但卻一直關心日本學術界的發展情況，為自己的學術研究做借鑒，從這年秋天到宣統元年（1909年），陳寅恪一直就讀于上海吳凇復旦大學（后來的復旦大學），期間他一邊就醫一邊讀書，涉獵各種學科的知識，還曾在某次夏季考試中考取第一名的成績。
三赴歐美
宣統元年（1909年）秋，陳寅恪尚未從復旦公學畢業，就在三舅俞明頤的資助下被父親陳三立送到德國留學，到達德國后陳寅恪于次年考入柏林洪堡大學學習語言文學，期間為日本吞并朝鮮感到憤懣而寫詩譏諷。宣統三年（1911年）春，由于腳氣病復發，陳寅恪不得不轉地治療調理，后他自費來到挪威旅行。同年秋天陳寅恪轉到瑞士的蘇黎世大學學習語言文學，學習期間成為第一個讀過卡爾·馬克思德語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
然而由于祖父陳寶箴去世后，家里經濟狀況出現問題，再加上辛亥革命爆發后國內環境混亂，陳寅恪和兩個兄長的留學費用難以籌集，因此陳寅恪不得不于1912年春天暫停學業提前回國。次年春天，陳寅恪籌足留學的費用，只身前往歐洲并考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學習，選擇社會經濟專業。由于陳寅恪自費留學的生活開支很大，因而在法國期間生活貧困，但期間他學習了西方政治經濟學原理，為他之后做歷史研究提供借鑒。
1914年秋，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長符九銘以“閱留德學生考卷、并許補江西省留學官費”為由電召陳寅恪回國，次年春天陳寅恪到北京擔任經界局局長蔡鍔[cài è]的秘書，主要負責翻譯東西方政治經濟學資料，1916年還被湖南督軍譚延闿[tán yán kǎi]邀請擔任湖南公署交涉科科長，負責對外聯絡事宜。從1915年至1918年，陳寅恪連續三年為江西省批閱留德學生考卷，但之后由于生性清高而厭倦官場習氣，最后選擇辭官專門治學。
1918年11月，29歲的陳寅恪從上海市乘船至美國留學，次年抵達美國后他注冊哈佛大學文理研究院學習世界歷史，并師從藍曼教授學習梵語和巴利語，期間陳寅恪廣泛涉獵歷史學、佛學、文學等學科，還與美國比較文學系教授白璧德討論佛理。1921年，為進一步研究梵文等中亞語言文字，陳寅恪選擇進入德國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并師從呂德施教授繼續深造梵文等語言。后他申請加入首個以漢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組織——景星學社。
清華執教
1924年下半年，吳宓擔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辦處主任，并致信校長曹云祥邀請陳寅恪回國任教，次年曹云祥同意以薪資四百元邀請陳寅恪至清華研究院任導師。但陳寅恪在1925年收到吳宓的回信后并未立即動身，反而要求國學研究院購進一批國內買不到的圖書。同年8月，吳宓多次奔走于庶務處、會計處和曹云祥校長等處活動。曹校長經過考慮，同意預支陳寅恪薪金2000元，預付購書公款2000元，折合成美元于9月3日、9月18日，由吳宓親自交花旗銀行匯出。10月8日吳宓給陳寅恪匯去追加的購書公款2000元。
12月18日，陳寅恪從德國出發動身歸國，并在收到吳宓寄來的款項后請羅家倫等朋友在德國幫忙購置圖書。1926年，陳寅恪回到杭州市看望已患尿閉癥的父親陳三立，同年7月在陳三立病情穩定之后他到達北京清華園報到。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陳寅恪支持吳宓主編天津市《大公報·文學副刊》，后又資助經濟困難的《學衡》雜志，結交歸國的歐美留學生和文化教育界名流等人。1927年7月21日，陳寅恪在反對提前畢業出洋的宣言上簽字，并與金岳霖等人一起登報質問清華董事會，反對留美預備部學生提前被遣派出洋，最終迫使外交部訓令否決預備部學生的提前出洋決議。
1928年春，北平大學北大學院院長陳大齊聘請陳寅恪為歷史系學生講解佛教翻譯文學和“蒙古源流”，此后陳寅恪一直在北平大學與清華大學兩處奔走，同年8月30日，陳寅恪赴上海市與臺灣巡撫唐景崧[táng jǐng sōng]的孫女唐筼[táng yún]結婚。次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因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去世而宣布停辦，陳寅恪改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系合聘教授，同時在中文研究所、歷史研究所開設專題課，結合德國利奧波德·馮·蘭克學派、西方東方學理論、中國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研究并指導學生。1929年，陳寅恪提出不脫離教學和不負責行政工作的要求，獲允之后同意受聘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主任。
同年6月，為紀念王國維去世二周年，陳寅恪受邀撰寫王國維紀念碑文，其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1931年5月，他在《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特刊》上發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職責》，系統闡發自己的歷史價值觀，表達對中國歷史學研究落后日本的擔憂，以及調整研究方向以振興中國學術文化的意圖。同年，陳寅恪由于學術研究方向有變而退出德國東方學會。從1931年至1937年，陳寅恪一直專心于史學研究和清華大學執教。
南遷歲月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后，日軍開始全面侵華，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五天，并于當年的9月14日去世。治喪完畢后，陳寅恪本來打算隱居讀書而觀察時局變化，但受父親絕食而亡的刺激，同時日本人已經注意到其行蹤，因此陳寅恪為避免個人失節問題而決定改裝離開北平市，適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南遷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陳寅恪攜全家和朋友毛子水一同前赴長沙。
1938年由于戰局變化，清華大學奉令前往云南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國立西南聯大，陳寅恪選擇從衡陽市轉到廣西桂林，再乘船抵達香港特別行政區并取道安南到云南西南聯大授課。同年8月，陳寅恪在西南聯大開學之前抵達昆明市，并擔任文學研究所史學組導師，次年6月主持文學研究所的口試招生工作。但陳寅恪在昆明期間，身體羸弱且眼病加重（右眼視網膜脫落），其妻子唐筼和女兒身體狀況同樣欠佳，雖經傅斯年四處籌款醫治，但由于戰時醫療條件較差，而未能將陳寅恪的眼病根治。陳寅恪靠著對知識的記憶和毅力完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于1940年在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8年，陳寅恪得知英國劍橋大學漢學教授孟樂退休，于是向劍橋大學申請教授職位，但由于申請資料未到而被劍橋大學延緩申請。后牛津大學向陳寅恪發出邀請，但最初陳寅恪由于經濟薪酬問題而婉拒。1939年春，牛津大學正式聘請陳寅恪為該校的漢學教授，并授予他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研究員的職稱，陳寅恪成為牛津大學建校以來第一位中國人專職教授。同年6月22日，陳寅恪從昆明市出發抵達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和家人短暫團聚之后準備前往英國，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終止行程。
重返昆明之后的第二年（1940年）3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授予陳寅恪新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學術研究社科類一等獎，同年4月又被國民政府教育部聘為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期間陳寅恪因蔣介石指定顧孟余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而憤懣不平，堅決反對投票支持，后雖然其心中候選人胡適未能繼任院長，但陳寅恪卻對蔣介石的行徑感到不滿，于是離開重慶市返回香港，并致函牛津大學要求開始下半年授課。
1940年11月，陳寅恪被聘為香港大學哲學客座教授，并由中英庚款委員會支付其薪水以供生活，次年接替病故的許地山擔任中國史教授。1942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并攻占香港，陳寅恪未能成功逃離，后他辭去香港大學的教授職位而在家閑居，委托學生張向天謀得圖書館中的職位以過生計，期間陳寅恪多次拒絕日本和汪偽漢奸的邀請和勸降，雖生活貧困但仍保持文人氣節。不久中國國民黨要員朱家驊被陳寅恪的愛國事跡感動，并籌資四萬元幫助陳寅恪離開香港。
晚年與病逝
1945年抗戰勝利后，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順道去倫敦治療眼疾，經英醫診治本已見成效但由于此前受國內庸醫手術影響，再開刀眼病逐漸加劇，最后被診斷雙目失明。陳寅恪失望之余辭去聘約，于1949年經北美返回祖國并任教于清華園，同年他移居廣州市，拒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邀聘，應嶺南大學教授陳序經的邀請任教于廣州嶺南大學，擔任中文和歷史雙系的合聘教授。從1949年到1952年，陳寅恪先后在《嶺南學報》《南國》等嶺[lǐng]南大學刊物止發表了《白樂天之先祖及后嗣》《論元白詩之分類》《白樂天與劉夢得之詩》《崔浩與寇謙之》《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元和體》等論文，以及《論韓愈》《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等十篇新論文。
1950年8月，由杜國庠[dù guó xiáng]主持的中國歷史學會廣州分會成立，陳寅恪受邀成為該會的委員之一，這是陳寅恪第一次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術機構的職務。1952年底，嶺南大學合并于中山大學，陳寅恪于當年的初冬擔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次年11月，陳寅恪的學生汪籛[wāng wèi]受郭沫若等人的委托勸說陳寅恪北上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但陳寅恪要求研究所不尊奉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后郭沫若再次向陳寅恪發出任職邀請又被其拒絕。1954年春天，陳寅恪評論清代女子陳端生《再生緣》的作品《論再生緣》最終定稿，次年9月，中山大學校方采納陳寅恪的建議正式聘請黃萱擔任陳寅恪的專任助教。1956年1月，陳寅恪擔任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之一，之后又擔任第三屆和第四屆委員，但陳寅恪都沒有前往與會。
1960年7月，由著名文人章士釗提議和中央相關部門批準，陳寅恪和沈尹默等四人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但陳寅恪等人都沒有北上接受聘任。1962年，雙目失明的陳寅恪洗浴時不慎跌倒，右腿骨折，但仍堅持完成《柳如是別傳》的初稿。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后，廣州市的紅衛兵趕走陳寅恪的得力助手黃萱女士，他們還張貼大字報要求陳寅恪不能出校門，將其列為“特號對象”，凍結他的薪俸與銀行存款，陳寅恪珍藏的大量詩稿書籍也被焚燒，因此陳寅恪的身心遭受巨大折磨。1969年5月5日下午，陳寅恪躺在床上，氣脈幾近衰竭。同年10月7日晨5時30分，陳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和腸梗阻、腸麻痹等疾病在廣州病逝，享年八十歲。
人物成就
陳寅恪的研究范圍很廣泛，在很多研究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史學領域如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史學方法等方面的貢獻更為突出。他是中國現代第一代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專業史學家，其后中外名家輩出, 莫不尊奉他為現代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先驅。直到現在，中古史領域的許多根本性問題的檢討依然建立在陳寅恪先生提供的分析框架中，陳寅恪的論著構筑了中文世界中古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術典范。
治學思想
詩史互證
陳寅恪的治學方法比較突出的一點是他從文、史、哲多視角思考并綜合中外前代史學研究方法，然后加以繼承和發展而總結的“以詩證史、以史說詩”的方法。這種方法本質上講是以最廣義的“文化”來界定其“詩”和“史”的內涵，“以詩證史“就是以最廣義的文化史料來考證“正史”，側重于歸納；“以史說詩”是在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闡釋傳統文化作品，側重于演繹，而在過程中使用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文化決定論”，比如陳寅恪在《講演錄》中，“以詩證史、以史說詩”表現為“史”(或“詩”)與其他多學科多事物間的復雜聯系，除了包含以詩、文等傳統的文學材料證“史”之外，至少還包括以野史筆記和其它子、集部材料證史，以文字、音韻、訓等經學、小學資料和方輿、天算等輔助材料證史，以及上述諸學科材料在“詩”“史”互證中兼綜貫通諸義。
重視考據
陳寅恪繼承乾嘉學者的優良考據傳統，認為準確地鑒別[bié]史料便能提高歷史學的科學性。陳寅恪在考據史料中不依靠偏僻的史料或版本上的異文立論，而是多引用常見的典籍和通行的版本，另外從許多事物的相互聯系中判斷某一事的真偽、發生、變化和發展，而不偏重于字句的比勘。陳先生認為文字的校訂也是考據的一種手段，并非不需要，在他的著作中也視善本書的作用。他認為從文字上校訂史料，屬校勘學的范疇，而校勘學不過是考據學的一個部分。他把文字校勘作為事證的旁證。比如陳寅恪在《桃花源記旁證》中考證了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并非純出于亂世人們對世外桃源的向往，而是當時確實存在的塢堡的情況。
講求史識
陳寅恪直接繼承了宋賢重義理求通鑒的歷史學思想，特別強調“在史中求史識”，“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來證明史實、認識史實，要擺脫“時間空間之限制”達到“總匯貫通，了解其先后因果之關系”，從而對該史實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他重視在豐富的史料考證基礎上的闡釋與批評，能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中找出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后從這些普遍性現象的具體分析和闡述中體現歷史或文學的發展規律。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陳寅恪多次強調比較方法在文學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主張回到“原典”，探索比較文學背后之文化本原，從個別的比較研究上升到對文學規律和文化特質的總結。陳寅恪講求“史識”，善于從大量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抽象出一些古今相同的歷史或文學史“規律”。
研究成果
佛教文化
陳寅恪留學歐美期間就學習梵語、巴利語等東方語言文字，以研究宗教史崛起于史學界，尤其是對中古佛教史的研究成就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陳寅恪注重中古佛經的文字校勘和考證，力圖通過考證來說明社會文化現象，他根據《三國志》考證出三國名醫華佗二字來自天竺語agada，意為“藥”，漢譯時脫去字首元音“a(阿)”即為華佗。華佗原名華剪，因醫術高明，人們將其比附于印度神話中的藥神；竹林七賢雖有七賢存在，但竹林一詞則是假托佛教名詞Veluvana的譯語，是佛祖釋迦牟尼說法的地方。七賢大談玄道，故以Velu一詞比附，遂有竹林之游一說。
第二，陳寅恪注重佛教經典與中古文學的聯系，他考證出許多中國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情節都可溯源于佛經故事，比如《西游記》中唐僧弟子孫悟空的原型為印度著名敘事史詩《羅摩延傳》第六篇中的工巧猿，合并了《賢愚經、頂生王緣品》中頂生王升天爭位的故事，于是有猿猴大鬧天宮一節；慈恩法師流沙河誦經去惡鬼的故事則為沙和尚故事之起源。除此之外，陳寅恪還通過研究佛典中長行與偈[jì]頌相間的形式以及向說經文體的遞嬗，指出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是說經文體的一種結構。散文偶雜詩歌為說經文體的另一種結構，這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啟發的起點。
第三，陳寅恪借佛教來解釋社會歷史的一般狀況，比如佛教教義“無父無君”、“沙門不拜”、“沙門不敬王者”等亦皆與中國傳統的忠君孝親觀念不相容而不得不摒；借用佛道行般若之意旨以解釋莊子之《逍遙游》，便是以佛釋道之一例，天臺宗也是佛教華化的結果。除此之外，陳寅恪還詳細注重佛教與社會政治的關系，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指出詳細地分析了楊堅、隋煬帝[yáng dì]、武則天與佛教的關系，以此說明自隋大業至唐景云年間佛教地位的升降與政治集團變易的關系；中國傳統之聲本位為五聲，即宮、商、角、徵、羽，而所謂平、上、去、入四聲，乃摹擬西域讀經之方法以供中國行文之用。
中古歷史
陳寅恪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初開始講授中國中古史課程，研究中國中古史長達30多年，學術成就和貢獻比較突出，大概是三個方面的研究方向。為首的是政治內容（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勢力的起伏），陳寅恪從文化的角度指出魏晉之興亡遞嬗[shàn]乃東漢晚年兩大集團競爭勝敗的問題，他將東漢末年的統治階級分為兩大集團（尚法輕禮、出身寒族的內廷閹宦和出身豪族、崇尚儒學的士大夫）；他還首先提出南北朝隋唐時期“關隴集團”的說法，初唐社會的軸心“關隴集團”和以山東士族為代表的高門貴族相抗衡，武則天改革科舉制度引進人才而打破關隴集團；中唐后士大夫分為兩黨——世族舊人和科舉新人勾結內廷宦官（牛李黨爭）。
除了政治之外，陳寅恪還注重考證典章制度的前后繼承，比如在第一部史學專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精細地考察了隋唐主要制度，如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等制度的源流，糾正了人們認為隋唐制度淵源于西魏、北周的一般看法，指出其源流主要是北魏、北齊，其中包括了晉朝、南梁前期所承魏晉文化以及保存于河西一帶的漢文化，集江左、中原、河西三種文化之大成，是隋唐制度的主體，其次還有梁陳一源和西魏北周一源；關于刑律，先生指出隋唐與北魏、北齊嫡系相系，而與北周律無涉。
陳寅恪還將眼光擴至當時的民族融合與遷徙，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都反復強調種族和文化問題“是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先生對五胡種族，少數民族政權的民族政策，民族的分布和遷徙以及各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都進行細致分析并提出獨特見解。例如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通過分析兩晉之際南來的北方各階層遷徙的路線及定居地來說明東晉南梁300年間政治社會之變動及文化之融合；在《東晉南朝之吳語》和《從史實論切韻》中，則通過語言現象來看北方僑姓移居南方后南北文化的交流。
邊疆民族
陳寅恪注重研究中亞地區的民族并取得重要成就，他先后研究過中亞地區的突厥族、藏族和蒙古族。首先，陳寅恪對突厥史以及突厥和唐朝關系研究最詳。他利用掌握突厥文的優勢，并吸取國外著名突厥史專家（法國的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shā wǎn]、俄羅斯的巴托爾里德）的研究成果考證唐代許多重要史事。比如李淵曾向突厥阿史那·咄吉世稱臣、唐太宗與突利可汗結為兄弟等為唐代史家所避諱的史實，經過陳寅恪考證為世人熟知，除此之外還分析唐太宗滅突厥汗國成功原因、太宗用突厥蕃將兵和李隆基用蕃將兵的異同。
其次，由于吐蕃在唐代歷史上關系重要，陳寅恪在中古史著作中對它有不少精辟論述，主要考證對藏族歷史事件和人物、挖掘藏族歷史資料。比如陳寅恪在《吐蕃贊普名號年代考》中考證出吐蕃彝泰的名號和年代，為吐蕃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陳寅恪對《長慶唐蕃會盟碑》的研究成果學術價值不菲，尤其是陳寅恪考證出已被埋沒的吐蕃名僧法成大師（吐蕃譯經僧人，生為唐文宗太和之世，對佛教傳播和促進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其藏譯本佛經可以校勘出文言文佛經中的許多錯誤）。
最后，陳寅恪對蒙古族歷史的研究成就主要集中于對古代蒙古史書《蒙古源流》的考證。由于《蒙古源流》中內容艱深，長期不為人所重視。陳寅恪曾發表了一組研究此書的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全面分析、論證此書并訂正錯誤。陳寅恪研究《蒙古源流》最大的特點是首先引進西方的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方法，后采取勘對滿、蒙、漢文本譯名的異同，訂正漢文史籍中對藏、蒙古史中的錯名等，突破了晚清學者沿襲補證或重修正史的老路，使得30年代后的蒙古史步入新階段。
語言研究
陳寅恪的《四聲三問》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事實出發，探討了其對漢語音韻發展的作用，分析了梵語發音對漢語音調的影響，進而解釋出漢語四聲音調的歷時變化過程。通過對比印度古時唐僧所稱的《聲明論》之三聲，陳寅恪在分析漢語音韻發展的基礎上，探討了近代漢語的音韻和語調的特征，他借用傳統的“體用”之說，論證四聲的產生與佛教傳入中國的關系，解釋了四聲與中國宮、商、角、徵、羽的關系；以五聲為體，四聲為用，陳寅恪以嚴謹縝密而又公正科學的態度，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外來文化對漢語的影響，認為四聲的演變、駢[pián]文的繁榮和近體詩的興起，都與四聲的發展歷史密切相關。
人物作品
人物評價
作家陸鍵東評價：“有些人死了，但他依然活著。作為歷史學家，陳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爾不群的著作之中；作為一個文化大師，陳寅恪的靈魂已經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
中國歷史學家周一良評價：“陳先生（寅恪）的學問，似乎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無從著手，不可企及。”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的弟子、史學家卞僧慧：“陳寅恪先生教育我們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
著名學者毛子水曾評價：“那年夏天傅斯年也從英國來柏林，我見到他時他便告訴我：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
陳寅恪的弟子、語言學家、歷史學家、佛學家季羨林評價：“乃師（陳寅恪）博學多能，泛濫無涯。”
國學大師劉文典評價：“聯大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先生是一個，馮友蘭先生是一個，唐蘭先生算半個，我算半個。”
國學?師吳宓評價：“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
哲學家金岳霖評價：“寅恪先生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而且也是堅持正義勇于斗爭的人。”
錢鐘書諷刺陳寅恪：“解放前某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的《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考證‘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而這是一個比‘約翰·濟慈喝什么稀飯’、‘亞歷山大·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仿佛要從X光透視里來鑒定圖書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
近代國學大師錢穆評價：“陳寅恪的作品一是‘冗沓[tà]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
家族成員
人物軼事
四不講
陳寅恪先生，曾坦言自己的講課原則：“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陳寅恪講課，聽眾甚多，甚至連朱自清、馮友蘭等知名教授也風雨無阻前去旁聽。陳寅恪的“四不講”其實就是說點自己的話，言人所未言，講人所未講。
妙對吳宓
1929年吳宓與其原配夫人陳心一離婚，意圖與海倫女士結合，但后來海倫與他人結合，吳宓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陳寅恪為安慰老友而送聯給吳宓，聯曰：“新雨不來舊雨往，此生未卜他生休。” 上聯取自杜甫《秋述》一文中的“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下聯是李商隱《馬嵬[mǎ wéi]》詩中的一句，此聯兩處暗嵌吳宓字“雨生”，“新雨”與“舊雨”相對，暗喻與吳宓有關之兩位女性，而這兩個詞又分別與下句的“他生”和“此生”相對，喻示了吳宓的今生必定充滿悲劇，而來生是否幸福也不得而知。吳宓得此聯后知道是老友對己之幽默雅致的同情之語，而陳寅恪也正是此意，因為他知道對于吳宓正面的勸解往往不會有效的。二人相知如此，不愧為真正的終生知己。后來吳宓自己也曾戲撰一聯，對一生予以總結，其中也暗嵌“雨僧”二字，可以與陳寅恪此聯相呼應，聯曰：“一生長畏風留雨；三寶終依佛法僧。”
大宴東方樓
陳寅恪初到哈佛大學，不少中國同學、同鄉接連為其接風洗塵，陳寅恪為表示謝意決定于“東方樓”（哈佛附近最大也最有名的中國飯館）大設宴會，宴會出席者人數眾多，菜肴豐盛，和當年北京、上海市著名大飯店的規模和內容相差無幾，燕窩、魚翅、海參及中國各地名特產等應有盡有，所費自然不寬。陳寅恪不像吳宓屬于公費留學生，他完全是自費留學，所以長期在外生活，經濟上常常緊張，但因個人節省，除買書外基本無其他日常花費，而且他們還有自己籌劃經營的辦法，所以陳寅恪可以拿出錢來招待朋友，后來吳宓認為陳寅恪請客一事可以算作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大學之趣聞之一，因此套用《紅樓夢》中的題目，把它戲編為小說回目：“陳寅恪大宴東方樓，吳雨僧三探南車站”。
墓葬與后世紀念
墓地
陳寅恪的墓地位于江西省中科院廬山植物園的三老墓（即廬山植物園的創辦人胡先骕[hú xiān sù]、陳封懷、秦仁昌三人之墓）附近，陳寅恪夫婦墓地左側石頭上的碑文為黃永玉先生所撰，上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款為“后學湘人黃永玉敬書”。陳寅恪夫婦去世后，他們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后寄存銀河公墓，因“文革”時期遭受迫害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陳寅恪先生的遺骨，直到2003年4月30日，植物園征得陳氏姐妹（陳流求、陳小彭）同意后，將陳寅恪夫婦骨灰入土廬山植物園。
紀念活動
2019年11月1日至2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辦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復建十周年暨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主持會議開幕式并發表講話，陳來認為紀念陳寅恪先生的重要方式是總結其學術貢獻與方法，并加以發展和開啟中國學術的新篇章。紀念會的第一場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的主旨演講《古今中西間的陳寅恪》。為了準備這次紀念會，劉東一年前組織了“重讀陳寅恪”工作坊，帶領學生系統閱讀陳寅恪的著作。在講稿中，劉東從四個角度闡述了對陳寅恪的理解。11月1日下午，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自2009年復建以來招聘和培養的博士后，按照歷史學、儒學、文學文獻等主題進行研討。參與論文發表與評議的有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的二十余位學者，論題包括陳寅恪的生平、唐朝政治史、儒學、近現代學術史、文學史、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等領域。
故居
康樂園，位于中山大學南校區，因曾是山水詩人謝靈運居住之地得名。其中，格蘭堂南有一座紅色兩層樓，是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的故居。故居原名麻金墨屋一號，建于1911年，由美國麻金墨夫人捐建。1949年，陳寅恪從上海市來廣州市任教于嶺南大學，1953年夏他搬入此樓，并在此度過十六年。故居前的水泥路以白色分外醒目，為方便視力不佳的陳寅恪行走而設。故居前門有饒宗頤先生題寫的陳寅恪故居牌匾和“東南區一號”的木質門牌。故居正廳中，有陳寅恪的半身塑像。壁上陳煒湛[chén wěi zhàn]教授用甲骨文手書的陳寅恪名言是陳先生在1929年為王國維撰寫的碑銘。二樓的陳設保持陳先生生前的原貌。北墻窗戶外可見陳寅恪的銅像。南面寬敞的走廊分為書房和教室，都留有先生當年的家具和教學工具。走廊東部的書房，是陳寅恪從事學術研究和著書的地方。《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重要論著均在此完成。
人物爭議
陳寅恪的爭議主要還是他姓名中最后一個字的讀音，主要有兩種叫法：ke（四聲）、que（四聲）。在民國時期確實有不少人“que”音的現象，比如趙元任、楊步偉夫婦指出“恪”字的確有很多人誤讀若“卻”；胡適在1938年7月29日向英國牛津大學寫信推薦陳寅恪出任該大學漢學教授時寫道“Prefessor Ying-Chiuh Chan is about 47 years old..(陳寅恪教授時年47歲)”，這一寫法念出來是“陳寅恪（卻）”；陳寅恪的女兒在填學籍報家長名時就讀“que（卻）”，讀法來自陳寅恪祖籍江西修水的族譜，屬于客家方言的舊讀。但據王鐘翰《陳寅恪先生雜記》中記述陳寅恪講課略帶長沙口音，因此本人不太可能發出漢語普通話中的“que”音，而且陳寅恪家族中許多恪字輩的成員都不讀成“que”，因此陳寅恪（que）的名字也應該是誤讀。實質上，今天不少讀“que”的人，更多是出于對自己師長的尊重，態度是有些非理性的文化崇拜意味，按照目前比較流行的普通話發音，讀成“ke”是最標準的。
參考資料 >
陳寅恪讀音三問：外文簽名含k而中文自稱寅què，“有待修正”嗎？.今日頭條.2024-03-05
陳寅恪詩箋釋(上下).豆瓣讀書.2024-04-01
陳寅恪的“四不講”.解放軍報.2023-05-23
在陳寅恪故居體悟治學-文摘報-光明網.光明網.2023-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