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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骍，字適之，后改名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漢族，祖籍安徽省績溪縣，出生于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國駐美大使、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等職。他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于世，是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與領袖之一。

胡適早年在家鄉的私塾讀書，19歲赴美留學，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1918年，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他發表的白話詩成為了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批新詩，在白話文學創作方面起了帶頭作用。1919年2月，他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五四”運動后的次年，他創作了《嘗試集》，開創了白話詩的“新形式”。1928年開始，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相繼問世。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胡適被聘為全國財政委員會委員，創辦《獨立評論》雜志。抗日戰爭爆發后，胡適受命于民國二十七至三十一年（1938—1942年）出任駐美大使，爭取為中國的抗戰勝利贏得更多國家的支持。1937年8月5日，胡適、陶希圣還分別給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寫信和上條陳，提出與日本達成“一刀兩斷”的方案，其內容為保持冀察領土完整，保守河北省中部的滄州市、保定市一線，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而其交換條件則為“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胡適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胡適晚年定居臺灣，擔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52年，胡適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人類科學文化史編輯委員會委員，同年，應邀返臺講學。1962年2月24日，他因突發心臟病在臺北市去世，享年71歲。

胡適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涉及文學、哲學、歷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及小說考證等多個領域。在學位上，胡適擁有36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

家族成員

父親：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代貢生，在寧古塔時為正二品鎮守寧古塔將軍容山和三品卿銜吳大澂幕僚，曾任淞滬（今上海市）厘卡總巡、臺東直隸州（今臺灣省臺東縣卑南鄉）知州，后因乙未戰爭離開臺灣，著有《臺灣紀事兩種》，1895年8月22日病歿于廈門。

母親：馮順弟，安徽省績溪縣人。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胡適出生時19歲。1895年丈夫胡傳去世，馮順弟一直守寡長達23年。

妻子：江冬秀（1890年12月19日—1975年），安徽省旌德縣人，由其母親一手包辦，1917年與胡適成婚。

長子：胡祖望（1919年—2005年），1919年3月16日出生。先后就讀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后擔任中國航空公司的工程師、中國臺灣駐美國機構“經濟參事”等。

女兒：胡素斐（1920年8月16日—1925年5月），早逝。

次子：胡思杜（1921年—1957年），1949年留在中國大陸，1954年被迫與胡適斷絕父子關系，但仍被斗爭，后于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自殺身亡，遺體未保存下來。胡適墓旁有其衣冠冢。

孫子：胡復，是胡祖望與曾淑昭之子，1955年出生，名字為胡適所取，意為恢復和振興中國，1978年，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后任美國勞工部爭議司司長。他目前是獨身主義者，沒有結婚。

人物生平

少年時期

胡適的父親認為胡適從小天資聰穎，胡適年僅三歲就被送入學堂，其父親離世前，留給妻子的遺囑中就要求一定要讓兒子讀書上進。胡適不滿八歲，就能自己念書，讀習并記誦了《孝經》《四書》和《五經》中的四經，讀遍了本村鄰村的白話文小說。在接觸《資治通鑒》時，他擺脫了因果絕對論，十一歲便成為了一位無神論者。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13歲的胡適在家庭的安排下與江冬秀訂婚。后來，胡適跟隨他的三哥來到上海市，進入梅溪書院學習。當時由于他不懂上海方言，剛來時被分到成績最差的班級。在后來課堂上的一次對話表現，老師對胡適的文學能力感到非常驚訝，第二天就把他提升到了優等班。

此后胡適轉到澄衷學堂繼續學習。在他上海學習期間，開始逐漸接觸到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并受到梁啟超和嚴復的思想影響。1908年，開始編輯《競業旬報》并發表自己的小說《真如島》，同時在《國民白話日報》《安徽白話報》上發表文章。1910年，他留學于美國，進入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1915年，他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學習，師從約翰·杜威。

1912年9月，胡適進入康奈爾大學文學院學習；12月代表康乃爾大學大同會，到費城參加世界大同總會，被推為憲法部干事。

新文化運動時期

1917年9月，胡適回國受聘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1月，他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同年，他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后考試，但并未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后被尊稱為“博士”（十年后才正式取得學位）。他以《新青年》為輿論陣地，以《文學改良芻議》為信號，以北京大學為思想場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胡適在《文學改良議》中明確提出了提倡白話文和打倒文言文的主張。從《文學改良芻議》到《白話文學史》，在這十年之間，他為中國的白話文學做了一番探源的工作；把白話文學的發展上溯到了漢朝，使二十世紀初年的白話文學運動有了一個歷史的聯系。

白話文運動受到了諸多質疑和反對，例如他在北京大學的同事黃侃（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的章士釗，但胡適始終堅持他的主張。他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書寫，白話文運動是中國文學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7月份胡適發表的《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起思想界有關“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此后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也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

1919年，“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胡適作為最重要的倡導者之一，始終以較為溫和的態度堅持革命統一戰線。1919年6月，胡適接辦《每周評論》，11月代理北京大學教務長。

中年時期

1922年，胡適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兼文理學院代理院長，并創辦《努力周報》。在任職期間，胡適和他的導師郭秉文在美國成立了華美社會促進會。1928年12月，胡適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急待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援助。民國二十七至三十一年（1938—1942年），胡適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游說于英美等國，以尋求支持。成為駐美大使后，胡適在美進行了400多場演講，演講題目大致有《中國能戰嗎》《中國能贏嗎》《中國處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遠東沖突后面的問題》等，他在美國各界大聲呼吁，南京如果失守，中國將繼續抗戰，胡適的中國持久抗戰論，在美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加上日本的侵略對美國的利益也是有損害的，故當時價值大概五千萬美金的“桐油借款”得以順利通過。1941年11月10日，拜訪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談遠東局勢。

1945年4月25日，胡適出任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之一，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同年11月以國民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1946年，胡適回國。在國民大會上，胡適作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接受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國民大會因此在三讀中正式通過了憲法草案，會議也于同日閉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在1947年南京成立時，胡適當選了執行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胡適遠赴美國，從事《水經注》的考證工作。1952年，胡適回臺灣講學，行程結束后再度赴美。1954年，中國大陸以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導火索，在中國文壇掀起了一場批判胡適的運動。

1956年是蔣介石70壽辰，而胡適在《自由中國》期刊上發表了祝壽文章，委婉批評了蔣介石大權獨攬，明確反對蔣介石連任第三屆“總統”等觸及中國國民黨底線的言論，對此，蔣介石十分惱火，但礙于形象，蔣介石不便公開發作，于是在內部下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點名批判胡適，于是造成了臺灣著名的圍剿《自由中國》事件。而由于當時胡適在島內外有廣泛影響，且對國民黨還有利用價值，因此蔣介石對胡適的圍剿只限于國民黨內部，還留有余地，1957年9月26日，胡適以“中華民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前往美國，并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同年11月，蔣介石任命他為“中央研究院”院長。

晚年飄零

1958年，胡適回到臺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后，便立刻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主張，以充實大學的研究所，挽救人才危機。胡適為了奠定科學的基礎，改善教授、科學家的生活待遇，又擬定《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向臺灣當局申請撥款。此時中國大陸正進行著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也因此發表了申明。1959年，金門建工單位在老金城東部意外發現明魯王墓“皇明監國魯王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胡適全身心投入其研究。

1960年，《自由中國》雜志負責人雷震與臺灣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無黨派人士聯合簽名，反對蔣介石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第三次擔任總統”，而胡適就是簽名者之一。9月，雷震因“共產黨間諜案”被捕，胡適通過報紙公開聲援雷震，參與了營救雷震的工作，但沒有成功。胡適也因此留下了3000多字的日記來解釋事件始末。雷震被捕入獄，新黨建立無望，加之胡適的經濟狀況不佳，這一系列事件讓胡適難以接受，但他只能談“容忍比自由重要”。1961年，胡適心臟病發作，出院過后，胡適因發表演講歌頌西方，貶低中國古老文明，再次受到“圍剿”，胡適因此心臟病復發，再次住院。養病中的胡適十分憤懣與煩憂，卻無可奈何，只能任由事態發展。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臺北市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時，在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71歲。

人物成就

學術成就

整理國故

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對中國文學傳統進行重估，吸收精華，棄其糟粕。對中國文學傳統重估時，胡適借鑒西方學術文化思想在文學的歷史觀念方面獲得的科學的自覺性，為新文學運動提供了理論的支持。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以科學精神破除經學傳統（注疏形式），即把經典的原文作為正文改為以自己的話作為正文。開創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傳統文化研究的嶄新局面。

《說儒》

就孔子和儒家的研究而言，胡適在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中，首次采用西方現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先秦哲學，將孔子和儒家置于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打破了儒家的“排他”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影響。胡適對儒學作出了自己獨到的歷史意義的判斷，首先肯定了儒學中的積極價值。

但是作為一位新文化的思想家，胡適對儒學又作出了近乎否定的價值判斷，發出了激進的批孔吶喊。胡適對儒學的批判更多集中在政統和道統的儒學，而對學統的儒學卻保留了最大的寬容。所以綜合以上，胡適在周密考證的基礎上，大膽地對孔子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提出新穎的見解。胡適之所以對儒學采取辯證看法，是因為胡適的思想始終與其早年打下的深厚儒學功底分不開，故無論是在思想根源上，還是在情感上來說，胡適與中國傳統文化都是始末相連的，這還與他幼年時期受徽州文化以及漢學的影響有一定的關聯。

哲學史

胡適是中國現代學術研究人員中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在胡適本人的哲學體系中，他繼承并且肯定了約翰·杜威對于歐洲傳統哲學的批判，重點關注哲學的方法論層面。他以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家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論述到先秦時期的哲學思想。

胡適倡導健全個人主義人生觀，竭力主張解放個性。他的文化哲學思想在當時無疑對新文化運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是胡適的白話文運動更是推動了文化的傳播；與此同時，胡適文化哲學思想還對如何科學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使得在困惑中的探尋者們有了更多的思考角度。他哲學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中國文化哲學研究的理論資源，鞏固了中國近現代哲學思想研究的理論基礎，對中國文化現代轉型提供了有益思考。

白話文學史和紅樓夢研究

胡適從事“白話文學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說的考證，寫有《白話文學史》（上）和關于《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等小說的考證論著、都是力圖做對傳統文學現代化闡釋的基礎性工作。

胡適開一代學風，在文、史、哲等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胡適的古典文學研究范圍相當寬廣，有詩經、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民俗音樂、秦腔皮黃等等，但他始終以推崇民間的白話文學為研究主線。

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海上花列傳》等十二部小說中的研究卓然有成，寫了60萬字，出版了《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胡適最早研究的小說是《水滸傳》。他用歷史家的眼光、考據的方法，從過去的文獻中搜羅了比較豐富的材料，描述了《水滸傳》從歷史史實演變為英雄傳奇小說的演變軌跡。胡適對《紅樓夢》的研究是古典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在中國文壇上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胡適也被認為是新紅學的創始人。

在各種文學發展中，胡適認為干預生活、反映事實的現實主義精神主要體現在民間文學和進步作家的創作之中。胡適認為它的最明顯標志就是揭示“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抨擊“很黑暗很腐敗的王朝的政治”。

《水經注》的研究

胡適廓清了近二百年的酈學疑惑，整理了當時現存的全部酈學檔案，把酈學推向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傳播的酈學知識（主要在版本研究上），至今位列在前。胡適研究《水經注》的直接切入點是《水經注》的研究史，即所謂酈歷史學上轟動了一百多年的“戴趙《水經注》案”和《水經注》的版本問題與歷代重要酈學家的成績與貢獻。

胡適視清代考據學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而戴震則是這一“文藝復興”運動的主帥和旗幟，胡適考慮到他半生事業的評價問題，甚至是中國思想史的方向，運用他一生所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精神，用了近20年時間致力于“《水經注》案”的研究，成果包括論文、序跋百余篇和函札數十封，占其身后印行的《胡適手稿》60%的篇幅，只為證明戴震并未抄襲趙一清的《水經注》。

禪宗研究

作為“五四”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適對宗教與中國人的信仰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思考。

從1925年寫作《從譯本里研究佛教的禪法》開始，直到去世前的1961年，胡適對禪宗史研究的關注幾乎持續和貫徹了胡適的一生。胡適以一個歷歷史學家的嚴謹態度去考證當時保存的禪宗史史料時，他發現大部分史料都已經過后來禪宗信徒的竄改，根本無法呈現早期禪宗史的真實面貌，這使得他決心發掘禪宗史的原始史料。1926年，胡適在倫敦和巴黎看敦煌市文獻時發現了有關唐代禪僧神會的新資料，這一發現改寫了整個禪宗史。胡適提出禪宗的主要經典之一《壇經》是神會所作，將其師父六祖慧能排除在外。并改正指出，神會才是中國禪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神會的出現，是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關鍵。

胡適將禪宗史研究的重點從“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移到禪宗革命者本身的問題上，這影響了中國近代著名佛教思想家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的編纂。胡適的禪宗史研究在20世紀學術界有著重要影響，他對早期禪宗史料的發現整理，對當代禪史研究的方向有著根本性的影響。在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圣山收集了胡適的講稿、手稿和信件，并將其編入《胡適禪學案》，這一資料在研究禪宗學界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學成就

領導新文化運動

胡適是文學革命的首倡者和中心人物。胡適的理論建樹最突出，影響最大的是“白話文學”論和“歷史的文學觀念”論。這兩者相輔相成，筑起胡適的文學思想的基本架構，同時也是文學革命指導思想。胡適堅信文學革命體現了歷史發展的趨勢，白話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地位，并將其理論化，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廣。

文學革命能夠短時期內取得重大突破，原因之一是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由文學改革的范圍向整個社會全方位推進。他將白話文運動的提倡視為文學革命最迫切最實際的舉措，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提出文學改良的關鍵在于從語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話文學。胡適并不限于文學本身的考慮，而是主張造就言文一致的統一的“國語”，取替往昔言文脫節的狀況，以此作為實現思想啟蒙和建立統一的現代民主國家的必要條件。這一主張在當時具有特殊的策略意義，在言文合一的口號下白話被稱作越南語，“文學革命與國語統一遂呈雙潮合一之觀”，從根本上扭轉了文言為雅、白話為俗和詩文體尊、小說戲曲體卑的傳統文學觀念。同時，正是這種蛻變與轉型，為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人的現代化，構建了一個與古代和古典不同的民族共同語，以及進入20世紀后的中國人閱讀交流與表達思想情感的新的書面語系統。

在新文學的思想內容與方法上，胡適重視宣揚個性主義，主張采用現實主義。他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湯”即充分發展的個性主義，來挽救落后的中國文學的命運，挽救缺少活力的中國社會；同時，提出要以寫實的方法“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這些主張引發了“五四”后一、二年間的“問題小說"與“社會問題劇”的創作熱潮。

新詩創作

胡適在《論新詩》等著述中提出過“詩體解放”說，認為新詩要擺脫舊詩詞曲的束縛，不但要用粵語，還應不拘格律，向自由詩發展。他還有意輸入與借鑒西洋詩體，以蛻變出中國特點的新詩體，包括用語體散文來寫的完全“解放”的體式。胡適的“詩體解放”說雖然有忽視詩歌語言藝術規律的傾向，但卻鼓勵了新詩人大膽嘗試，在新詩初創期產生了廣泛影響。這實際上是對發展得過分成熟、人們業已習慣、但已脫離了現代中國人的思維、語言的中國傳統詩歌語言與形式的一次有組織的變革，從而為新的詩歌語言與形式的創造開辟道路。這一主張的提出，使得中國詩歌的發展超出“詩界革命"的極限，促進了現代白話詩的產生與發展。

胡適在中國首先創作自由體新詩，其《嘗試集》是中國現代新詩的第一部詩集，影響巨大。《嘗試集》以新的本文結構原則、新的表意方式構成了一個新的藝術傳統。其具備了現代漢語抒情詩本文結構的雛形，是連接新舊兩個藝術時代的“橋梁”。胡適在其中充分展示自己創造現代白話詩的“嘗試”，展現出漢語抒情詩的本文結構是如何從古典形態過渡到現代形態的。

教育成就

胡適曾在高校任教，他的一些著名學生包括牟宗三、羅爾綱、顧頡剛、俞平伯、傅斯年等。此外，胡適還幫助同儕，提攜學生。作為近代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他一生著述浩激，所寫的論文、札記和演講涉獵廣泛。而胡適的公民教育思想也為當代公民的思想和行為、為我國公民教育的實施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導向。有利于促進胡適思想體系的構建和完善，進一步豐富我國公民教育的理論寶庫。胡適提升了文學教育在中小學語文教育中的地位，準確定位了文學教育的目標，對于文學教育的途徑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

人物思想

十六字主張

胡適概括出新文化運動的“十六字方針”：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是胡適一生思想和事業的主題。胡適認為，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是新思潮的“手段”，主要針對現實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并輸入西洋學理以為研究問題的參考材料；而整理國故是新思潮對于舊文化的“態度”，再造文明是新思潮的“目的”。

胡適在“五四”時期的文化學術活動，都是在提倡“整理國故”的口號下進行的。胡適解釋“國故”就是“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是過去時代的人們用文字作成的文化和歷史。即一切古書典籍，皆是國故。“整理國故”就是用資產階級實驗主義的觀點、方法來重新評定它們的價值。

懷疑精神

胡適主張懷疑精神，他在“五四”時期倡導的疑古論便是懷疑精神的體現。他的懷疑思想，來源于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和西方實證主義及科學研究態度，是建立在歷史進化理論基礎上的。

他認為科學的精髓是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精義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談“大膽假設”的時候，偏重于提倡懷疑精神，認為懷疑精神是科學的精髓。

實驗主義

胡適信奉實驗主義。他指出，一切學說的具體內容都包含了作者本人的背景、時勢乃至個性，因而不能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有效性，只有方法，尤其是經過長期應用而獲得證驗的科學方法才具有客觀的獨立性。胡適把一切學說都當作“假設”“參考印證的材料”和思想的“工具”，旨在希望學者拋棄主義，注意眼前實際問題的解決。

他堅稱這得益于約翰·杜威的影響，他從不諱言自己與“實驗主義”的密切關系，他強調哲學與邏輯的相互依存也是這方面的一個例證。他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這一觀點進行。

自由主義

胡適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批評自由，并身體力行。他在《新青年》發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就曾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而要發展個人的天性，“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個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須爭得社會自由。他進一步延伸認為，要想救國必先救自己，要想爭國家的自由和權利，就要先爭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胡適被譽為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為了達到學術獨立以及基于對現實政治語境的考量，胡適等人在主辦《新青年》雜志過程中提出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戒約。不過，在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還是常涉政治，曾多次提出以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個人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將其概括為“自由、民主、寬容、和平的漸進式改革”。

批判獨裁

胡適對于專制政治的各種制度極不贊同。提出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就應當重視民主憲政，提倡自由民主。1932年，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期創刊號就刊登了《憲政問題》一文，指出“訓政”多延一日只是為當國的政黨多造一日的罪孽。在這場“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中，胡適以《獨立評論》和天津市的《大公報》為主要輿論陣地，以及憑借著在教育界、輿論界的聲望，成為了這場爭論中民主派的標志性人物。

主要作品

書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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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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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書法作品賞析

胡適所經歷的時代，碑帖兼容已是書學強音。因此，他的書法雖淵自帖學，但亦廣涉碑法，這種碑帖含容的格局與時勢是統一的。加之他的學養之厚，他的書法在儒雅、敦厚、開張的背后，有放達之致，這種放達是學養寬博所致。除行草書外，他亦能作隸書，取法《曹全碑》和《張遷碑》，溫婉秀美，古拙渾樸，深得漢碑真髓。胡適的字如其人，清痕削瘦，而且相當工整，從來不肯作行草，一橫一捺都拖得很細很長，如同伸展身體。

衍生作品

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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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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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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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作品

榮譽獎項

胡適擁有36個博士學位，包括一個正式的博士學位和35個名譽博士學位。

博士學位列表：

其他：

1914年5月胡適的作品《論英詩人卜郎寧吟之樂觀主義》獲得卜郎寧獎

1939年和1957年胡適曾于分別被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軼事典故

交游

胡適一生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總是竭盡全力、不遺余力地扶持、鼓勵提攜新人，助其成功。

季羨林未與胡適相識時便對胡適推崇有加。相識后，胡適多次提攜季羨林，兩人常有往來。在新中國成立時，胡適選擇去往臺灣。原本對胡適尊敬有加的季羨林認為胡適應當明正典刑。但在1950年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季羨林保持了沉默；改革開放后，他寫下《為胡適說幾句話》，為胡適辯誣；到了新世紀，季羨林更是多次提及胡適對他的幫助。

朱光潛同胡適的往來與季羨林類似，胡適也是不余遺力地提攜朱光潛。留在中國大陸的朱光潛受局勢所迫，與胡適劃清界限，多次批判胡適。胡適明白朱光潛的無奈，始終表示充分理解。晚年朱光潛在談到胡適時，他感觸最深的便是胡適的提攜之恩。

由“農”轉“文”

胡適初到美國留學時，最先是進入紐約州康奈爾大學的農學院。但在上課時卻被蘋果分類問題難倒，這讓胡適重新審視自己的興趣。他自知不適合農學，1912年，胡適從農學院轉到文理學院。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唯心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因為果斷地棄農學文，中國歷史上多了一位優秀的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

交往魯迅

胡適與魯迅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還是頗具影響的學術大師，尤其在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方面。他們在共同的學術領域內，切磋辯難、互通信息。據《魯迅日記》記載，1921年至1924年，胡適致魯迅信12封，魯迅致胡適信14封。胡適特別推崇魯迅在白話文學上的成績，早在1922年，他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便說，中國短篇小說創作，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托名魯迅的人物。臨近晚年，兩人卻因為思想不同而關系惡化。后來，魯迅對胡適多有批評，胡適采取的則是“老僧不見不聞”的策略，不置一詞，不予反駁。

三味“藥方”

1960年，胡適受邀到臺灣的臺南臺灣成功大學進行演講。為了讓大學生們能更加透徹地理解自己所要演講的內容，胡適特地為大學生們開出了三味“藥方”。首先，胡適開出的第一味藥方為“問題丹”。他希望即將踏入社會的大學生們學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斷成長和進步。接著，胡適又開出第二味藥方“興趣散”。他認為大一新生需要培養一點除專業知識以外的興趣愛好，開拓自己的眼界。最后，胡適又給全體大學生開了第三味藥方“信心湯”。他道：“年輕人始終要保持堅定的信心和堅忍不拔的意志”。

人物評價

正面評價

魯迅說過，《新青年》時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

梁實秋：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屬下、仆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

《人民日報》：他是20世紀中國最具國際聲譽的學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

負面評價

魯迅：“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章太炎：哲學，胡適之也配談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學者徐復觀：胡適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蔑中國文化，誣蔑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布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研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

綜合評價

季羨林：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后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

黃克武：胡適是一個妥協的自由主義者，而不是與權力、政府對著干。他不是去當自由主義的烈士，他要漸進地改革，慢慢地調整。

人物爭議

新中國成立前

1919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為第一階段。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及其后的共產黨理論家就開始對胡適思想進行了批判。這一時期，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具有明顯的二重性，即在對胡適思想進行批判的同時，大都能客觀地肯定其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和積極方面。

新中國成立后

新中國成立以后胡適形象的演變是以“胡適思想批判”為開端。多個高校先后舉行了胡適罪行控訴大會，“以清算胡適在文化思想各個領域的影響”。諸如沈尹默、顧頡剛、羅常培、向達等一些昔日與胡適有著親密關系的朋友，也或主動、或被動地在報紙上公開表態，聯系具體實際進行自我批評的同時，進一步將批判的矛頭直指胡適。

1954年以“《紅樓夢》事件”為導火索，進而引發的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徹底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各個領域的知名教授，諸如馮友蘭、賀麟、周一良、侯外廬、陸侃如、鐘敬文等幾乎全部參與到“批胡”之中，這段時間公開出版、發表的批胡文章更是不計其數。胡適被從哲學、歷史學、文學、考據學等各個領域全面而粗暴地否定。

自“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以來，胡適就定性分析為“與封建主義沆瀣一氣的反動文人”等，使其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受人冷落的文化人物。

改革開放后

改革開放后，胡適被置于正常學術批評范疇，形象得以轉變。54對胡適這一在諸多領域影響深廣的歷史人物的重新評估，逐漸在教育、學術、文化傳播等各個方面開展起來。55對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評價也一反80年代之前毀多譽少的定評，越來越趨向于對胡適正面形象的肯定。57

后世紀念

墓地

胡適墓地位于臺灣省臺北市南港區，面積達兩公頃。由臺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捐獻修筑，家人按照胡適遺愿將其火化埋葬在這里。

胡適墓志銘由胡適學生、思想啟蒙先驅者毛子水撰寫，其內容為：“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里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績溪胡適故居

績溪故居位于安徽省績溪縣上莊鎮，為兩進三間磚木結構樓房，占地面積1100多平方米。遺址建在一座平臺上，三面依水，一面陸地有防獸溝。始建于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故居于1987年對外開放，1998年被列為安徽省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胡適故居分為四個展廳。一廳為靠院落大門（東邊），原是胡適大哥的房產。1997年根據國家文物局要求，縣出面征購，經整修后展出“故居概述”和“胡適父母生平”及“胡適九年家鄉教育”有關照片、圖案等。故居二廳，為胡適父親胡傳所建故居為兩進二樓通轉式結構，是晚清徽派建筑的典型，歷史、藝術價值并存，特別是“蘭花板”依存更體現它的價值。占地270平方米。園內公廁乃仿古建筑，堪稱為天下第一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