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約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昌平鄉邑人（今山東省曲阜市），春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學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在世時被譽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漢武帝施行“獨尊儒術”政策后，后世統治者或儒生陸續尊稱孔子為圣人、文圣、至圣、至圣先師、大成至圣先師、萬世師表等。
孔子3歲喪父，少時"貧且賤"。長大后，曾當過管倉庫的"委吏"和管畜牧的"乘田"等小官，頗有實際才能。他學黑白無常師，努力掌握三代文化，特別是周代的禮樂。30歲左右，他開始興辦私學。50歲時，他當上了魯國的"中都宰"，雖然職位不高，但孔子在此任職一年，政績頗佳。第二年，孔子升任魯國的"小司空"，是掌管土木的副官。后升任"大司寇"，是負責國家司法、刑獄和治安的最高長官。孔子以司寇之職攝行相事，即代理魯國最高行政事務。齊魯夾谷之會，孔子以智謀使魯國取得外交與軍事勝利。不久因政局動蕩、齊人離間，孔子不得已率弟子離開魯國，開始周游列國，奔走于衛、宋、陳、蔡、齊、楚等國。在離開魯國十四年，游歷數個國家后，孔子仍不能獲得機會施行自己的政治理念。最終魯哀公將其迎回魯國，賜封國老，稱“尼父”。孔子回到魯國后，開始編訂六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樂經》《春秋》）。公元前479年，孔子在魯國去世，享年73歲。孔子去世之后，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
孔子對后世影響深遠長久，其所編訂的六經成為中國古代儒生必學的經典，其主張的“仁”（孔子的思想核心）、“德”（以德教化人民）、“禮”（以禮治理國家），被后世奉為士大夫為人處世的準則，同時也是儒家核心思想。在其死后的兩千多年里，其形象被逐漸神圣化，成為儒家文化的人格象征與圖騰，被尊為“至圣先師”，更有儒生“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無限崇拜與無限敬仰。在數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歷代各帝王和大臣、百姓都會祭祀孔子，其嫡系后代中的嫡長子自被宋仁宗后尊為衍圣公，歷代王朝始終沿襲，直到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民國政府取消衍圣公的稱號。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出身貧賤
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9月8日（一說9月28日）生于魯國昌平鄉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市）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孔子是宋國第二代君主微仲的第十四孫。孔父名為叔梁紇，原為宋國貴族，祖上為避戰火從宋國逃亡魯國。叔梁紇正妻生九女，妾生一男名叫孟皮，但天生跛足。叔梁紇便向顏氏女徵在求婚，后二人結合，生下孔子。
孔子母親顏征在生孔子前于尼丘山祈禱，而生下后，孔子頭頂凹陷。故母親將孔子取名為丘。孔子幼年時便喜歡禮制，常陳設豆等禮器，以演練禮儀。孔子三歲時父親去世，顏徵在并沒有告訴孔子父親的墓地。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母親去世，孔子出于謹慎，并沒有急于將母親下葬。陬邑人挽父的母親告訴孔子父親的陵墓所在，孔子遂將母親與父親合葬。同年，魯國權貴季氏宴請士人，孔子前去參加，結果季氏家臣陽虎認為孔子沒有資格參加，將孔子斥退。
初試仕途
孔子成年后逐步在魯國的政壇嶄露頭角，魯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娶宋人亓官氏為妻。長大后的孔子先在季氏的倉庫里做官吏，統計倉庫中的糧食，記賬準確無誤。又曾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在他的管理下，牲畜高產。由于工作高效，孔子出任司空。
年輕的孔子甚至還受到了其他國家君主的賞識，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齊景公和晏嬰到訪魯國，孔子與他們見面。齊景公和孔子談論秦穆公能夠稱霸的原因。孔子指出秦穆公任用賢才、志向高遠，但是其水平僅能當做王而不足以稱霸。孔子的回答令齊景公十分高興。
孔子對于周禮十分向往，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孔子前往東周，并問禮于老子。自從周返回魯國后，求教于孔子的弟子開始多了起來。
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昭公與季氏發生沖突，兵敗逃亡齊國。孔子也一同前往齊國。在齊國孔子聽到了韶樂，并用心學習，為此三月不知肉味。齊國君主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向齊景公闡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思想和節儉理財的政治理念。齊景公很欣賞孔子，想要賜給他土地。但晏嬰認為不能委政于孔子，他認為孔子以禮教改造民俗的理念不適合百姓。齊國大夫此后想要加害孔子，孔子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自己老了，并沒有保護孔子的意思。孔子遂離開齊國返回魯國。
中年經歷
施政魯國
春秋時期權臣掌權，孔子對于這種禮崩樂壞的情況十分憤怒，魯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魯國權臣季桓子家臣陽虎執政，孔子斥之為陪臣掌控國家，因而退出魯國政壇。孔子歸家后，編訂詩書禮樂，追隨他的弟子越來越多。
權臣執政又常常導致權力不穩定，而發生內亂，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陽虎出逃齊國，季桓子的另一位家臣公山不狃趁機占據費邑背叛自己的主公季氏。他征召孔子，想要讓孔子已為己用。孔子想要去公山不那里任職。孔子的大弟子仲由不高興，孔子最終未能成行。
孔子在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終于獲得了被重用的機會，是年魯定公任用孔子為中都宰，四方都來效法孔子的行政作為。這年春天，齊國與魯國會于夾谷。齊景公想要以武力威脅魯定公，被孔子識破。孔子斥責了齊景公在宴會上不合禮制的行為，讓齊景公十分羞愧，最終齊景公將侵占魯國的一些土地歸還給了魯國。一年后孔子升任司空，后又任大司寇。
此后，孔子進一步推行自己的改革計劃，魯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為削弱威脅魯定公的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被稱為因他們皆為魯桓公的后代被稱為“三桓”），準備將“三桓”的私邑拆掉，史稱“三都”。孔子的做法遭到了“三桓”勢力的反對，最終孔子“隳三都”的計劃失敗。
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以大司寇的官職代理國相管理國家。為整肅政治，孔子懲罰了自己的政敵大夫少正卯，同時將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使魯國路不拾遺。齊國人感覺孔子如此治理魯國將使魯國稱霸，于是想要阻止孔子繼續當政。齊國將會歌舞的美女，以及花馬贈與魯國。魯國權臣季桓子接受了齊國的女樂，終日玩樂。后魯國郊祀，結束后并沒有給孔子送郊祀的祭肉。孔子對魯國君臣十分失望，便帶領學生離開魯國。
周游列國
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離開魯國，去往衛國。在衛國孔子寄住在弟子仲由妻子的兄長家。衛靈公十分尊敬孔子，以孔子在魯國的俸祿水平優待孔子。有人向衛靈公進讒言陷害孔子。衛靈公便派公孫余假帶人持兵器在孔子居所附近出入。孔子感覺到威脅，害怕獲罪于衛靈公，便帶弟子出走去往陳國。
孔子在去陳國的路上，于匡城遇險。因長相酷似陽虎，與陽虎有仇的匡城人便圍困孔子。孔子被困五日方才脫險。孔子經過蒲城縣后一個月，又返回衛國，住在遽伯玉家中。衛靈公夫人南子派人對孔子說：“四方君子不以為辱要和衛靈公結為兄弟的，就必須先去見南子。”魯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去見了衛靈公的夫人南子。衛靈公出行，衛靈公和南子乘一輛車，孔子坐在后面的車里。孔子嘆到：“我沒有見過有喜歡德行，和喜歡美色一樣。”于是孔子厭惡衛靈公，再次出走衛國。
孔子離開衛國后經過曹國，又去往自己的故鄉宋國。孔子和弟子們在一棵大樹下學習禮法。宋國的司馬桓魋想要殺死孔子，將那棵樹拔起。孔子不得已，又離開了宋國。
孔子來到陳國居住，但陳國被楚國、晉國、吳國競相攻擊。國家動蕩，孔子因而在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離開陳國。孔子路過蒲邑，蒲邑人將孔子擋住。孔子弟子公良孺帶著私人戰車幫孔子解圍。蒲人與孔子定下盟約，不讓孔子去衛國。孔子離開蒲邑后立馬去了衛國。“端木賜覺得不妥和孔子說：盟可負耶？孔子稱：要盟（被要挾約定的盟約）也，神不聽。”
衛靈公親自到郊外迎接孔子，并問孔子能否征伐蒲邑，孔子認為可以。衛靈公年老怠政，孔子嘆息：“如果有人能任用我，只需一年就可以施行善政，三年就能很有成效。”
趙簡子家臣佛肸反叛，并請孔子來自己的縣邑任職。孔子準備前往，但最終未能成行。孔子又打算去晉國大夫趙簡子那里。之后聽說趙簡子殺死自己的家臣竇鳴犢和舜華，不愿再去趙簡子那里。遂作琴曲《陬操》哀悼兩位大夫，返回衛國。
魯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衛靈公向孔子詢問行軍打仗的知識，孔子說自己只知道禮樂之事，不懂行軍打仗。衛靈公因而疏遠孔子，孔子遂再次離開衛國前往陳國。
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魯國權臣季桓子病逝，其子季康子請孔子弟子冉求返魯，并請求冉求做他的家臣。孔子同意冉求返魯，并且告訴冉求季康子一定會重用他。
魯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從陳國去往蔡國。此后蔡國內亂，楚國趁機攻打蔡國。魯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離開蔡國去往葉縣。沈諸梁向孔子問政，并向仲由詢問孔子為人，子路不語。
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從葉縣離開，居于陳國和蔡國之間。楚國討伐陳國，在城父駐扎。楚昭王聽說孔子在陳國和蔡國之間，便請人聘請孔子來楚國。陳、蔡兩國大夫擔心孔子在楚國被啟用后會不利于自己，便將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圍困起來。孔子和弟子們斷食多日，但孔子仍帶領弟子吟唱詩歌，教授禮法。孔子在圍困中知道自己弟子們有怨氣，便和他們一個個談話。后孔子派端木賜前往楚國求救，楚昭王遂派兵解救孔子。
孔子被解救后，楚昭王原本想要給孔子封地七百里。但楚國的令尹認為孔子及其弟子的賢能楚國沒人能比得上，給他們那么多封地對于楚國來說不是好事。楚王作罷。這年，楚昭王在城父去世。孔子離開楚國，再次前往衛國。
孔子的弟子冉求在魯國權臣季康子手下發揮了自己出色的政治、軍事才能。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軍隊在冉求的指揮下擊敗了齊國的軍隊。季康子在和冉求的談話中了解到孔子的才學和人品，便使人帶上禮物召孔子返回魯國。孔子由此結束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國的旅程。魯哀公和季康子問政于孔子，但并不任用孔子。孔子也不求出仕，便在家編修六經。季康子想要施行征收田賦的政策，孔子表示反對，并且怒斥冉求輔佐季康子謀利的做法。
晚年經歷
獲麟之悲
孔子返回魯國后，專注于編修《詩》《書》《禮》《樂》，同時深入研究《易經》，并完成《春秋》的編訂工作。其晚年繼續以“誨人不倦”的態度從事教育活動，弟子分布于各諸侯國。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有人在大野狩獵，打到一只奇怪的野獸。孔子前去查看，認為是一只麒麟。孔子十分哀傷，他認為這樣的瑞獸被殺十分不祥，并說“吾道窮矣！”。就此停止了《春秋》的寫作。同年，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顏回去世，孔子十分痛心，哀傷地說道：“天喪予！”
魯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大弟子仲由因衛國動亂而死。孔子悲哀地說：“天祝予！”
夢奠而卒
孔子在子弟相繼去世的打擊下身體每況愈下。端木賜前來看望孔子，孔子悲哀地和他說：“泰山要崩壞了，梁柱要被摧折了，哲人將要凋零了！”并且他還告訴子貢，他夢見自己坐在兩個柱子中間祭奠。
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病逝，享年73歲。
思想主張
克己復禮
孔子主張用禮法規范社會制度、人際道德、日常禮節等多個方面。《禮記·仲尼燕居》記載孔子曾說：“禮也者，理也。”換而言之，孔子認為，禮就是讓人的言行符合規范的一切規定和綱紀，在禮的引導下，人的行為和言語才能恰到好處，達到中庸的境界。
孔子的禮以周代的禮法為基礎，其內容滲透于社會的方方面面，祭祀、行政、日常溝通、衣帽服飾、音樂、倫理等方面都有禮制的規范。孔子認為，在這些方面處處遵循禮的要求，社會就會達到和諧和穩定，長治久安的理想社會就能實現。
孔子的禮法具有鮮明的等級性，尊卑長幼，君君臣臣都被禮法嚴格規定著彼此的行為和地位。在禮法的規定下，人們的地位尊卑、長幼次序、能力差別都被禮法框定，并用具體的原則和思想對人們的行為和言語進行規范，讓每個人的行為符合自己的地位，以保證等級制度的穩定性。
孔子對于禮法在日常中的運用十分重視，他認為應嚴謹地遵循禮法的規定。但他同時也反對死板地照搬禮法，《論語·子罕》中記載孔子曾說：“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顯然，孔子認為，禮法的運用應符合實際情況，他見到穿喪服的、眼瞎的、身份尊貴的人，孔子沒有嚴格遵循禮法，而是對他們保持晚輩或地位更低的人才應該采取的站立、快步走過的行為以表示敬意。
同時，孔子認為禮法應適度，“過猶不及”是孔子禮法精神的一大核心內容。孔子反對不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過于鋪張浪費地踐行禮法。
對于如何踐行禮制，孔子提倡“克己復禮”。然而對于克己復禮中的“克己”一詞的含義，歷朝歷代的儒生多有不同見解。從先秦時期文字的習慣用法來看，“克己復禮”中的“克”應解釋為“能”，其含義應為：讓自己能夠感知本有的道德潛能，自覺踐行禮的規范。而千百年來儒生多將“克己復禮”解釋為克制自己、壓抑自己的欲望去踐行禮制。
孔子的禮制思想中貫穿了自己的“仁學”“中庸之道”等思想理念，是一個較為完整的政治、倫理、社會思想體系。
中庸之道
孔子提倡“中庸”，“中庸”中的“中”即合適、合理的道路，“庸”則是常用的意思。因而，中庸就是一種強調日常生活中做事、思考問題要適度，合理，通過一種不偏不倚的方式達到平衡狀態的哲學理念。在《論語》中記載孔子曾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對于當時人們放棄“中庸之道”十分痛心。他認為“中庸之道”應廣泛地踐行于社會的各種實踐活動中。包括君臣之間的關系，父子之間的關系，行政制度，禮樂教化都離不開對“中庸之道”的遵循。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絕非調和主義，也絕不是折中主義和庸碌無為。孔子對于善惡曲直有著鮮明的正義觀和邊界感。孔子的“中庸”強調的是遵循正確、合適的正道，將之自己的理念付諸實踐。但后世在發展中不少人漸漸將孔子的“中庸”理解為調和主義和折中主義，認為儒家就應該居中，在面對對立的事情時選擇中立的態度。在面對政治斗爭時各階層“和稀泥”、“模棱兩可”、“模糊黑白”等行為和價值判斷很多都套著“中庸”的外衣把自己合法化，這對于中國人形成壓抑自己，因循守舊的做事風格有較為直接的關系。
仁者愛人
孔子推崇人與人之間保持一種以“仁愛”為核心的和諧關系。孔子的“仁”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也同時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情感。簡單來說，仁愛從人的內心生發，以愛、德性和同理心為核心。對人類美好情感的共鳴以及對他人的體諒和關心就是孔子“仁愛”精神的外在表現。
仁愛思想具有豐富的精神內涵。“仁”從文字學來說從人、從心。這就決定了“仁愛”是從人內心生發出的一種思想。孔子稱：“我欲仁，斯仁至矣。”因此，孔子的“仁愛”有著基于人內心情感的內在基礎。孔子在談論“仁”的時候也往往從情感入手。孔子稱：“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子從個人內心的好惡來詮釋“仁”的價值判斷，顯示了仁愛思想基于人內心良知的情感底色。
孔子的仁愛首先是“愛人”，而愛人之道則是以“忠恕”為核心的。即對人篤實，表里如一，同時用心去理解他人。所以孔子認為施行“仁愛”可以讓人自身乃至社會長期和諧發展，《論語》中記載孔子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顯然孔子認為仁愛之心能讓君子長期處于安定的精神狀態中，智慧的人也能看到仁德的好處。
孔子的“仁愛”具有一定的超階級色彩，《論語》中孔子稱：“泛愛眾，而親仁。”顯然，孔子的仁并不只是針對當時的貴族階級的，對于平民階層，孔子同樣認為應該施以仁愛。
不語怪神
《論語》中記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意思是君子不談論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而要“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敏而好學潔身自好。魯迅先生則進一步解釋道：“孔子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使中國文化注重現實政治和世俗生活，而不去追求超越現實的宗教或是神學世界。
主要成就
教育
孔子在魯國廣收門徒，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其門徒有三千之多，其中有七十二人最有賢能。孔子在古代教育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其提出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對后世影響深遠。孔子的教育方式深刻影響了后世中國古代教育的模式和內容。
有教無類
在春秋時期，教育為上層階級所壟斷，而孔子第一個提出“有教無類”的思想。主張無論什么出身都可以受到教育。孔子曾對學生說：“拿著一束（十條）干肉送給我的人，我沒有不教導他們的。”孔子招收的弟子也確實符合“有教無類”的原則。孔門弟子中既有冉求、孟懿子這樣的貴族，也有生活貧困的顏回、曾子，還有仲由這樣行為粗魯的“野人”，更有出身商人的端木賜。孔子招收弟子不論貴賤，不分貧富。這在等級森嚴的春秋時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謙謙君子
孔子在教導學生時以“君子”作為塑造學生的理想人格標準。在孔子的理念里，君子要以施行仁義為己任。智勇兼備、胸懷坦蕩是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形象。在孔子的理念里君子既不是過于文弱的，也不是過于武莽的。君子應該是文氣和質樸之氣兼具，所謂“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在這樣的理念下孔子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弟子，以期將他們培養成“有恥且有格”的君子。“道之以德”即以道德教化來引導學生。“齊之以禮”即以先秦禮法來規范學生的行為。
文行忠信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方面作為自己教育的主要內容。“文”是指文化知識，主要是先秦時期的歷代文獻典籍。包括《詩經》、各種上古三代的禮法記載。“行”是指各種行為，包括家庭中如何入孝出悌，在行政時如何忠君守禮。“忠”是指為人要忠誠、厚道，對待事情要嚴肅認真。“信”是指要有誠信，對人要實在。孔子將這四方面貫徹到自己對子弟的言傳身教中，教導他們如何學習、為人、處世。
因材施教
孔子對學生的教育并非統一、程式化的模式，而是依據學生的性格特點實施因材施教。這一教育理念既注重培養受教育者的共性品質（如君子品德），又尊重個體差異，促使學生在不同領域各有所長，體現了“小以小成，大以大成，無棄人”的教育智慧。對于不同學生提出的同一問題，孔子很可能針對他們的性格給出不同的答案。如冉求問孔子：“聽到道理就應該做么？”孔子直接回答道：“當然應該聽到就去做。”當仲由問同樣的問題時，孔子卻回答：“父兄還在，要先聽父兄的意見。”公西赤很疑惑地問孔子為什么對同樣的問題給出不同的答案。孔子稱冉求性慢，比較謹慎，因此我讓他做事果斷一點。子路性情比較急躁，因此我讓他謹慎一點，多聽意見。
注重美育
孔子具備深厚的文化藝術修養。他將自己的文藝美學理念灌注于自己教育弟子的過程中。孔子十分鐘愛《詩經》，他經常帶領弟子品讀，并分享自己對詩的感受，同時讓弟子提高對詩歌的審美水平。并通過詩讓學生在審美中生發出豐富的情感和自然地真情流露，讓主體達到一種情感享受的境界，從而達到孔子所提倡的“內圣”。此外，孔子還重視音樂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他經常和學生一起詠唱詩歌。孔子希望通過禮樂的熏陶完善弟子的人格修養。
文學
孔子在文學上成就很高。孔門四科，文學位列其中。孔子的文學以現實主義為基調，強調文學的政治實用性。在他眼里無論是歷史散文亦或是詩歌都是為政治教化服務的。從《論語》中可以看到孔子的語言是樸素而優美的。孔子在《論語》中的言論沒有華麗的詞藻，沒有精致、巧妙的修飾。語言平實但不平乏，簡單而又準確。《論語》中孔子的言論雖然簡潔，但卻微言大義，含蓄而深厚。孔子的語言平實，但也會使用一些排比、比喻來豐富語言的表現力。如孔子厭惡禮崩樂壞的現狀便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囗之覆邦家者。”排比增強了語言的氣勢，充分表達出孔子對于春秋時期舊秩序崩壞，原有傳統道德、禮樂被踐踏的厭惡和憤怒。又比如，孔子稱：“見不善如探湯。”一個“探”字將人手碰熱水時被燙收回的狀態形容地十分生動，進而形象地表達了對于“不善”的事要以厭惡、警惕的態度去面對。在面對春秋時期日益墮落的政治風氣，孔子常用諷喻性的語言去批判它們。季康子向孔子問道：“殺死無道的人來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樣？”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將那些小人的德行比喻為隨風而倒的草，生動地闡釋了禮崩樂壞下產生出的意志不堅定，立場搖擺的小人形象。孔子十分重視詩歌的教化作用，自己也曾經創作過詩歌，不過傳世作品多被學者疑為偽作。
政治
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并未能夠施展其全部抱負，但是在其短暫的執政生涯以及和子弟的交談中，也可以一窺孔子的政治理念。在魯國執政時，孔子實施了多項政治措施。孔子認為，“政者，正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因此，他十分注重政治中名與實的統一，即實際擁有權力的人和名義上擁有權力的人的統一。同時讓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能安分守己，各自居于合適的位置，并且不做出出格的舉動。孔子重視禮教在政治中的作用，強調人人循禮，這樣社會就能和諧。孔子企圖恢復周代的禮樂制度進而恢復周王室分封制基礎上的天下秩序。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權臣執政而國君大權旁落成為一種常態。在魯國亦是如此，以季桓子為代表的“三桓”勢力控制魯國政治。孔子為“正名”做出了許多努力，他為嚴肅法律，誅少正卯。同時凈化社會風俗，讓魯國“路不拾遺”，甚至市場上的買賣交易都井然有序。孔子執政時曾計劃“隳三都”，即拆掉“三桓”各自的私邑以削弱“三桓”的勢力。但最終遭到“三桓”的反對而不了了之。
史學
孔子晚年醉心編著《六經》，其中就有編年體史書《春秋》。孔子在編著春秋時創造性地使用了一種記述史學的手法——“春秋筆法”。即通過一種委婉、隱晦的方式在歷史記錄中表達態度、觀點的歷史書寫形式。《左傳》這樣總結和評價孔子的“春秋筆法”：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孔子通過暗藏褒貶的方式，將自己對歷史上人物的評價表達了出來，并將這些人的故事記述下來。對于亂臣賊子，孔子通過平常但隱晦的方式記述他們的罪行，鞭撻他們無恥的人格。春秋時期，大臣殺害君主的事情屢見不鮮，孔子在《春秋》中明確記載了許多大臣殺害君主的事跡。并且以“弒”字明晰其暴行。但孔子的“春秋筆法”也有局限性。當本國丑聞發生時，孔子又會以“子為父隱、臣為君隱”的原則加以掩蓋。孔子的“春秋筆法”深刻影響了后世中國古代歷史記錄的書寫，《史記》《漢書》《三國志》等二十四史的寫作都有以“春秋筆法”暗含褒貶的方式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
音樂
孔子十分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將音樂教育視為陶冶情操、培養完善人格的一種方式。孔子自己會演奏多種樂器，包括古琴、瑟、等樂器。《史記》中記載，孔子在衛國擊磬，門外有人聽到，便說孔子擊磬時有深意。顯然，孔子在擊磬時傾注了自己的情感和想法，通過音樂表情達意。孔子還曾創作過幾部琴曲。孔子曾想去晉國趙鞅處就職，在路上聽說趙簡子殺害曾經輔佐自己的家臣。孔子為哀悼被趙簡子殺害的家臣，便作了琴曲《陬操》。據蔡邕《琴操》中所記述，孔子在目睹魯國君臣沉醉于齊國歌女的時候，憤而創作《龜山操》，表達自己對于政治腐敗無能為力的悲憤情感。孔子游歷多國未被重用，路過隱谷，見谷中薌蘭獨茂，想到自己獨立于世生不逢時，于是觸景生情，寫下了《猗蘭操》一曲。但孔子認為音樂的抒情性需要有節制，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切都在禮制的框架下，“發乎情，止乎禮”是孔子理想的音樂表達。
歷史評價
孔子生前受到子弟們的高度贊揚。他們幾乎一致將其評價為圣人、賢者，甚至強于古代的賢君堯、舜。但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對于孔子褒貶不一。晏嬰認為孔子恢復禮教以教化人民的政治主張并不適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墨子在《墨子》中的《非儒》一篇中批判孔子，認為孔子鼓動田常作亂，而在危難時又如饑不擇食一般慌不擇主。墨子還批判孔子的人品，認為他和弟子懷疑舜和周公，是心術不正的體現。總之墨子認為孔子為代表的儒生表面上講求仁義，但是實際上鼓勵叛亂危害天下。莊子在《盜》一文借盜跖之口稱孔子：“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韓非在《韓非子》中認可孔子是賢明的人才，將其與管夷吾、伍子胥相提并論。并且承認“仲尼，天下圣人也”。但他同時認為，孔子一些言論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是“亡國之言”。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都對孔子予以高度評價，孟子稱孔子是集大成的圣人，是出類拔萃的杰出人物。荀子則稱孔子是當時的大儒，即便在破屋陋巷，王公也無法與之爭名，即便在百里之地，千里之國也無法與孔子爭雄。
秦朝雖然推行以吏為師，以嚴刑峻法治國的理念，但孔子在社會中的地位依舊很高。當秦始皇焚書坑儒時，秦始皇長子扶蘇稱，諸生皆誦法孔子，害怕秦始皇用嚴刑峻法懲罰儒生會導致天下不安。可見孔子當時的社會影響力。西漢時期，在經歷了早期的“黃老之術”思想統治后，劉徹為獨尊儒術，將孔子的地位拔高。董仲舒甚至將孔子塑造為先知，將其形象神圣化。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將孔子作《春秋》的動機解釋為受命于天，傳達天意。進而將孔子定義為有圣人之實而無帝王之名的“素王”。司馬遷在《史記》中也高度評價孔子，并稱天下學者宗孔子為圣人。“自天子王侯，中原地區言六藝折中于夫子（指孔子），可謂至圣矣”。劉驁將孔子封為“褒成宣尼公”，用官方冊封的方式加強孔子的“圣人”身份。東漢時期，孔子圣人的地位被進一步尊崇。有學者認為，在東漢，孔子取得了高于《六經》的政治地位，許多大臣在勸諫皇帝時都會引用孔子，可見孔子在當時皇帝的心目中地位之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盛行，孔子的圣人地位受到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挑戰。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就曾說自己經常“薄湯武而非孔周”。他在《答難養生論》中更是諷刺孔子為名利奔波，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驚于榮辱之途。魏晉玄學追求玄遠之說，有意無意間貶低了孔子積極入世的思想。因而以王弼著書試圖“融合儒道”，他認為，孔子用“體無”的方式，認識世間最高，最為玄遠的“無”的境界。孔子看似實用、具體的言說，無不體現著“無”的境界。這一時期帝王、官方仍十分尊崇孔子，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拓跋宏追封孔子為“文圣尼父”。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宇文闡加封孔子為“鄒國公”。歷代帝王對于孔子的尊崇使孔子的地位進一步被神圣化。
至隋唐時期，官方對于孔子的推崇有增無減，楊堅將孔子稱為天子和百姓的“先師尼父”。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將孔子稱為“宣父”。李治夫妻對于加封孔子亦十分熱衷。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贈“太師”。天授天綬元年（公元690年），武則天封孔子為“隆道公”。公元739年，唐玄宗李隆基封孔子為“文宣王”。孔子在官方的評價體系中的神圣化形象被進一步構建了起來。不過在孔子“圣人”和“先師”的身份上，唐代統治者有過一番糾結和思考。最終，唐代統治者還是將孔子定義為“先圣”。唐代官方雖然十分推崇儒學，但佛教在民間以及上層階級的精神世界中卻發揮著愈發重要的作用。針對這種情況，韓愈大力提倡儒學，同時也極力褒揚孔子，將孔子的地位進一步抬高。
宋代帝王對于孔子的尊崇有增無減。公元1008年，趙恒又封孔子為“圣文宣王”，孔子神圣化的形象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同時，程朱理學的發展，將儒家學說進一步哲學化、系統化。讓孔子“圣人”的形象得到了更多理論性的闡述。朱熹認為，孔子雖然沒有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是他的思想傳之萬世，就這點而言，他要比古代的賢君堯舜還要偉大。并感嘆道：“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元代蒙古統治者為建立自己統治中原的合法性，大力尊崇孔子。無論是國家祭祀還是官方宣傳，孔子都給以很高的地位。在《曲阜重修宣圣廟碑》等碑刻中可以看到元朝君臣對于孔子的尊敬。公元1307年，孛兒只斤·海山海山追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中“大成”的意思原為古樂演奏完畢，用來加封孔子，則是指代孔子的功績、地位至高至偉。
明清時期官方仍舊尊崇孔子的地位，但是開始弱化孔子“素王”的稱號，轉而強化孔子“先師”的身份。明世宗在確定明代祭祀孔子時將孔子的稱呼定位為“至圣先師”。而清代順治帝將孔子封為“大成至圣文宣先師”。但李贄對于孔子的地位提出了挑戰，他認為要“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即判斷事情的標準不是一成不變的，完全以孔子的標準去作為是非對錯的尺度是不對的。
及至近代，西方思想的傳入，使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遭到了挑戰。一些學者開始反思孔子對于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及其思想的價值。康有為在其著作《孔子改制考》中將孔子稱為改革制度，乃至創立民主的革新者。梁啟超則認為，孔子保守的觀點導致后世效法他的知識分子變得十分謹慎乃至消沉。孔子的觀點只能規范當時人的行為，絕對不能作為千年之后人們的行為準則。
民國建立后，孔子的地位被進一步打壓，尤其是新文化運動興起后，“打倒孔家店”甚至成為當時知識分子改革社會的口號。但新儒家也在漸漸興起，以梁漱溟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極力推崇孔子在新時代的價值。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稱孔子的禮教有宗教之用，而無宗教之弊。他還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強調，西方思想界要改變他們的從來的人生態度，他們要求趨向的就是孔子的路。西方近現代許多思想家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踐行孔子的路。
新中國成立后，在革命史觀的指導下，孔子的圣賢地位遭到了進一步挑戰。面對這一情況，嵇文甫先生在《關于孔子的歷史評價問題》指出要以歷史主義的觀點去評價孔子，不能完全以當代的觀點去看，孔子固然有階級局限性，但是其思想有著“民主性”的因素。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對于孔子的評價出現了新的轉變，人們漸漸趨于理性，1978年7月，光明日報發表《孔子思想的再評價》對孔子的成就進行了一分為二的評價，指出需要全面看待孔子的作用，文章承認孔子思想在當時歷史發展中的進步性。龐樸先生在《孔子思想的再評價》一文中認為，孔子的政治設想具有空想性，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其“仁愛”的理論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對中國教育發展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歷代統治者并非尊重孔子，而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推崇孔子。而現在的中國人對于孔子需要批判地繼承他的觀點。
李澤厚先生在《孔子再評價》一文中稱孔子沒有將人類的情感心理引導向外在的神明或者其他神秘事物，而是消融在以親子關系為核心的世俗人際關系中。同時孔子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并強調對其進行合理引導。這樣一來，孔子的思想就抵制了輕視現實的悲觀主義和宗教出世概念。而孔子以“仁”作為內在的心理依據，突出了個體人格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排斥了鬼神虛誕等虛幻神學理念對人精神獨立性的指導和控制，具有一種清醒的實踐理性精神。后世的孔子學說經過漢儒、宋儒的改造，變成了“存天理，滅人欲”壓抑，限制情感的理論。這樣一個孔子學說與孔子的本來面目已經有了一定的偏離。但是孔子學說原型中因循、傳統、保守的一面又和后世塑造出來的孔子學說有著一定的本質聯系，這些學說并未脫離孔子“仁學”的母體。因此，孔子“仁學”的文化-心理結構問題對于中國的科學文化發展是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它會壓制、引導人們的情緒，讓人處于一種自我壓抑的狀態里。但同時，這種文化-心理結構也有著巨大的優勢，它在美學上創造出一種含蓄、淡遠的追求。它讓中國人注重現實生活，樂觀進取，而不會否定現實，更不會去追求玄遠的靈魂超度，以及宗教神學的統治。
在國際上，孔子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地直接接受中原地區的儒家思想，以孔子思想移風易俗。朝鮮從新羅時期便學習中國的科舉制度，以儒家思想作為考試內容，加強了孔子在朝鮮文化圈的影響力。高麗時期，朝鮮王室祭孔，一直延續到李朝。日本則在大化改新時期便建立了孔子廟，對孔子的尊崇也一直延續到近現代。
在歐美文化圈，孔子作為中國歷史上影響巨大的人物也受到了許多學者的關注。法國思想家伏爾泰認為孔子思想中勸人行善的內容十分有價值，他認為歐洲都應踐行孔子的思想。但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認為孔子的學說沒什么哲學價值，只是一些道德常識，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
相關典故
喪家之犬
魯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去往鄭國，和弟子們失散。有人在城東門外看到了孔子，告訴孔子的弟子端木賜說：“東門有個人，額頭像古代的賢君堯，肩像鄭國的賢臣子產，脖子像古代的賢人皋陶一樣，但從腰以下比大禹短三寸，憔悴頹喪的像只喪家狗似的。”子貢找到孔子，對他說鄭人對他的形容。孔子說：“他對我形貌的形容倒未必準確，但是說我像喪家之犬，是呀！是呀！”
韋編三絕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年酷愛閱讀《周易風水》，孔子極為勤奮，反復翻看，導致穿書簡的繩子多次斷裂，司馬遷將之稱為“韋編三絕”。“韋編”即指代穿書簡的繩子，“三絕”即斷裂多次。后世以“韋編三絕”來形容讀書勤奮刻苦。
三月不知肉味
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隨魯昭公赴齊國，孔子在齊國聽到了韶樂，并用心學習，為此三月不知肉味。但關于孔子為何“三月不知肉味”學術界有一些爭議。在東漢時期，皇侃在《論語集解義疏》中認為，孔子“不知肉味”不是因為快樂，而是因為“傷痛”。因齊景公作為諸侯，卻濫奏周王之樂，是一種失禮的行為，所以讓孔子痛心于周代的衰落。現代學者周葦風則在《質疑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音樂審美意義》一文認為，孔子“三月不知肉味”既不是沉醉于音樂，也不是因為齊景公失禮。而是因為生活窘迫，沒肉可吃。孔子即便“三個月不知肉味”仍然醉心于學習“韶樂”，這讓齊國人交口稱贊。
后世紀念
孔廟
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孔子的舊宅被改造為廟。據宋朝孔傳的《東家雜記》稱，是魯哀公為孔子立廟。漢朝時，孔廟不時有人拜，但多是私人行為。孔廟中的一些舊房甚至還被漢地方宗王拆除，從中發現了《尚書》。東晉時期，孝武帝接受尚書謝石的請求，在國學建廟屋，即孔子廟，從此歷朝首都的國學中都設有孔子廟。北齊時期，朝廷詔令在郡學中立孔子廟。至唐代，李世民又詔令在郡學、縣學中皆立孔子廟。從此孔子廟遍布全國各地。
全國各地的孔子廟現存1600多座。其中以曲阜孔子廟最為著名。曲阜孔廟占地327畝，采用帝王規格的九進院落設計，其中保存著從漢代以來的歷朝碑刻2000余方。
孔林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由于孔子死后弟子們各自持樹前來種植，歷經多代，孔子墓地附近的林地越來越大，就形成了如今的孔林。北宋宣和元年，朝廷在墓道旁修建了石儀。明代嘉靖至崇禎年間官方修建了孔林大門與神道。孔林占地180多公頃，內有墳冢10萬余座。是中國重要的古建筑群之一。1994年12月，孔林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孔府
孔府是孔子嫡長孫居住的府邸，緊鄰曲阜孔廟東側。現存孔府為明清時期建造，占地16萬平方米，有房屋400余間。三路布局，三路布局東路即東學?建有一貫堂、慕恩堂、孔氏家廟及作坊等西路即西學建有紅粵軒、忠恕堂、安懷堂及花廳等孔府的主體建筑在中路前為官衙有三堂六廳后為內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樓、配樓、后六間等最后為后花園。同時亦是帝王規格的九進院落。1885年（光緒十一年）重建遭火焚的內宅七座樓房。
祀孔
孔子作為古代王朝崇敬的“至圣先師”，歷代受到各帝王和大臣、百姓的祭祀。漢高祖曾于曲阜孔廟祭祀孔子，并祀以太牢，以示尊崇。開啟了后世帝王祭祀孔子的濫觴。東漢劉秀也曾派司空祭祀孔子。東漢明帝時，下令國學及全國郡縣學校祭祀孔子。但在祀孔在漢代還未形成國之常祀。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孔子為釋奠禮主要對象的制度固定了下來，帝王祭祀孔子更加頻繁。隋唐時期，孔子祭祀制度基本定型，以孔子為主祀，顏回等孔子弟子以及歷代大儒為從祀的制度一直延續千年。此后直至清代，對于孔子的祭祀級別基本為中祀，而光緒年間改為大祀。民國時期，袁世凱曾短暫恢復祭孔。1934年，民國政府規定以8月27日為孔子誕辰日，并派大員去曲阜祭祀孔子。從1984年開始，山東曲阜以9月22日為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每年確定一個主題，祭祀孔子，召開學術會議討論孔子研究的相關問題。
衍圣公
孔子的嫡系后代中的嫡長子會被中國古代王朝尊為衍圣公。衍圣公的稱號起源于北宋至和元年。當年，趙禎封孔子后代大宗嫡長子為“衍圣公”。從此以后，孔門的嫡長子一直世襲"衍圣公"的稱號，直到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民國政府取消衍圣公的稱號，將孔子后代大宗嫡長子改稱為“大成至圣先師奉祀官”。
人物爭議
野合而生
司馬遷《史記》中記載，孔子是其父與母親“野合”所生的。對于孔子父母的“野合”。歷代有許多解釋。鄭玄在注解《禮記》時說：孔子的母親顏徵在認為和孔子父親的“野合”是羞恥的，因而不告訴孔子父親的墓址所在。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引》中解釋說：孔子的父母結婚時，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年紀非常大，而母親顏徵在年紀很小，不符合禮法，因而被稱為“野合”。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認為，男子只要過了八八六十四歲陽道便絕，超過這樣的年齡結婚都被稱為“野合”。王肅在編寫《孔子家語》時“為尊者諱”，將孔子“野合而生”的事實直接斥為“無此事，注記者謬”。此后經學家對于孔子“野合而生”的解釋多以回避，或歪曲本意來掩飾的態度去維護孔子形象。近代儒學大師錢穆先生在《孔子傳》中認為孔子是“感天而生”外加“野合”，這是民間傳說對于孔子出生的神話演繹。蔡尚思先生在《孔子思想體系》中認為孔子的父親強奸了顏徵在因而被司馬遷稱為“野合”。孔令奇則在碩士論文《先秦非孔問題研究》中認為，孔子的父母是參加了商周春秋時期的一種野外婚配活動——郊，從而結合產下了孔子，因而被稱為“野合”。
生日不詳
《穀梁傳》中稱：“魯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陽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國、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但《公羊傳》又稱：“魯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兩部先秦文獻在孔子生日問題上出現了矛盾，一個記載為十月出生，一個為十一月出生。而且舊歷和新歷歷法不同，故確定孔子生辰較為困難，雍正年間，大臣商議將孔子的生辰定為農歷八月二十四日。民國時期依舊沿用這一說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民間祭孔普遍以農歷八月二十七日，公歷九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日。遼寧大學畢寶魁教授則在《孔子生年生日詳考》中經過考證認為，孔子的生日應在農歷八月二十一，公歷十月八日。
殺少正卯
孔子在魯國施政時，為施行仁政，誅殺了亂政的少正卯。《荀子·宥坐》中記載孔子認為少正卯五惡兼具，不可不誅。但是對于孔子殺少正卯，學界有許多爭議。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系年》中認為，孔子誅少正卯的記載是不可信的，甚至少正卯都是不存在的。現代學者汪秀麗在《‘子誅少正卯’案辨正》一文中指出，孔子當初并沒有殺死少正卯，在春秋時期，“誅”的意思并非是施以死刑的意思，而是責罰的意思。后世的學者望文生義，將“誅”理解為了殺死。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重新認識孔子的道德學說.中國孔子網.2023-12-20
我眼中的世界遺產.央視網.2023-12-21
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孔府.濟寧黨史史志網.2023-12-21
孔夫子 (1940).豆瓣電影.2024-01-15
(轉)費穆和他的影片《孔夫子》.豆瓣.2024-01-15
孔子 (1991).豆瓣電影.2023-02-15
東周列國·春秋篇 (1996).豆瓣電影.2023-02-15
孔子 (2010).豆瓣電影.2023-02-15
孔子 (2010).豆瓣電影.2023-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