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政治性史書。記錄了從堯、舜、禹到春秋中期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君王言論及重要事件，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典、謨、訓、、誓、命六種文體。《尚書》是儒家學派政治學說的重要經典之一，與《詩》《禮》《易》《春秋》并稱“五經”。
《尚書》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是研究上古時期歷史風貌的重要史料，也是記載上古時期社會主義、傳統文化的基本材料。相傳孔子編了《尚書》。后來幾經流變，又有今文《尚書》和文言文《尚書》之爭。《尚書》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它的法律思想和民本思想是后世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根源。作為傳世經典，后人對《尚書》的研究成果較多，較為出名的有《尚書注疏》《尚書考異》《尚書古文疏證》《古文尚書考》《今文尚書考證》《尚書綜述》等。
書名
在上古時期，“書”專門用來指史官的記載。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著于竹帛謂之書。”史官的職責是記錄君王的言論和重大事件。這些記錄匯集成冊，就稱為“書”。記載春秋時期史書的《左傳》中就有《虞書》。漢代學者們將幸存下來的這些《書》統稱為《尚書》。“尚者”，“上也”，指上古時代。《釋名·釋典藝》：“《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史，而書其事也。”所以《尚書》的意思就是“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書”。
《尚書》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司馬遷說最早將《書》稱為《尚書》，并且他認為《尚書》記載的是堯以后君主的事情。
《尚書》也被儒家學派尊稱為《書經》。宋代的程朱理學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備受其推崇的儒家經典《尚書》隨之被稱為《書經》。
背景
《尚書》記載了夏商周時期的歷史文獻資料。夏商周三代確立了“中國”的基本格局。夏朝使“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取代了傳統的邦國聯盟與禪讓制度，以王城為中心將天下分為九州、四海、五服，受到了萬邦的政治認同。商朝沿襲了夏朝的傳統文化，并在天下推行“內服”與“外服”的制度，促進各方對商王朝的認同。西周推行宗法制與分封制，從而使集權內部緊密相連，鞏固王朝統治。
夏商周王朝處于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政治上有等級化君主體制與多級臣僚形態。經濟上用政治權力分配人口、土地等生產資料。文化上將族群分土而居當作天所封建，將先王視為天子之封。
成書與流傳
《尚書》是我國傳統經典“五經”之一。《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為《尚書》寫了《書傳》，并且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所以一般認為《尚書》是由孔子編纂整理而成。《尚書》取材上至堯舜，下到秦，成書之初有百篇之多，后來在流傳過程中散失。
今文《尚書》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聽取李斯的建議“焚書坑儒”，許多經典都被焚燒，從此散失殘缺。漢王朝建立之后，開始廣泛搜集書籍。根據《史記·儒林列傳》中的記述，漢代經學興起，儒生開始講習經學，劉徹時期已經設立了“五經博士”。《詩》有魯（申培）、齊（轅固生）、韓（太傅）三家，《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易》有田生，《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兩家。以上這些博士，都是“諸子傳說”，就是由老師講解，再用漢代流行的字體隸書記錄，這就是“今文經”。由伏生傳授下來的《尚書》就是今文《尚書》。伏生是濟南市人，秦朝的博士。在秦始皇下令焚書的時候，他把書藏在了墻壁之間。后來漢王朝成立，伏生取出了這些書，其中就有《尚書》二十八篇。劉啟時期，又有一篇《泰誓》被收錄其中，共二十九篇。伏生在齊魯之間教學，傳授給了濟南的張生和歐陽生。劉恒想要召伏生入朝，但那個時候的伏生已經九十多歲了，實在沒有辦法長途跋涉。于是漢文帝就讓晁錯去抄寫了《尚書》，并收入秘府，也就是皇家書庫。在當時，因為學習講授《尚書》而出名的人，有兒寬、周霸、孔安國、賈嘉等人。
到了劉徹時期，為今文經設立了“五經博士”。其中傳授今文《尚書》的有歐陽姓、大小夏侯姓三家。后來孔安國獻出文言文《尚書》四十五篇，有二十九篇與伏生的今文《尚書》相同，其余十六篇今文《尚書》沒有。
古文《尚書》
后來魯恭王為了修建宮室，破壞了孔子的舊宅，發現了藏在墻壁之中的《論語》《孝經》《禮記》《尚書》。這些書都是用“蝌蚪文”寫成的。“蝌蚪文”就是古文字。這些用古文字寫成的經書就是“古文經”。這些書后來流傳到了孔子后人孔安國的手中。孔安國約自劉啟元年至劉弗陵末年間在世，他曾經師承兒寬，兒寬又從師伏生，所以孔安國也有今文《尚書》。劉徹建元之后，孔安國將文言文經書獻給了朝廷，但是當時恰好有政治紛爭，再加上孔安國不久之后病逝，所以，這些書就被藏在了秘府，不見人世。
今古文之爭
劉驁時期，劉歆和他的父親劉向奉旨整理秘府中的書籍。發現了這些古文經書，他希望這些經書也能設立學官，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學習。劉欣建平元年，劉提出為古文《論語》《尚書》《孝經》和《禮記》設立博士。結果遭到了今文博士們的反對。憤怒的劉歆寫下了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他言語激烈，被眾人憤恨。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經學派失敗。這就是“今文言文之爭”。后來王莽篡權，他和劉歆交好，于是召回了劉歆，給古文經設立學官。后來王莽倒臺，古文經也隨之湮沒。到了東漢漢章帝時期，雖然沒有為古文經設立學官，但是也召集了高才生講授古文經，古文經逐漸得到了儒學家們的重視。
東漢初年的時候，扶風茂陵人杜林得到了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然他十分喜愛這卷書，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他將書傳授給了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杜林的同鄉賈逵為這卷書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這部古文《尚書》也因此被稱為鄭玄學派古文《尚書》。這本《尚書》最終取代今文《尚書》，取得了官方正統地位。
到了魏晉時期，因為戰亂不斷，今古文《尚書》相繼失傳。南北朝時期，一部偽托孔安國所注的《古文尚書》取代了鄭玄學派的古文《尚書》。唐代貞觀年間，李世民召國子祭酒孔穎達與其他儒生共同為《五經》注解，定名為《五經正義》。孔穎達認為，雖然《古文尚書》流行比較晚，但是它言辭富麗，恢弘典雅，于是選定《偽孔安國古文尚書》作為定本，寫成《尚書正義》二十卷。于是孔安國流傳下來的古文《尚書》原本和今文《尚書》一起失傳了。《尚書》的今古文之爭，到了孔穎達這里告一段落。
內容與體例
《尚書》的內容體現在文體上。《尚書》的章節依朝代劃分，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大部分。《尚書》的文體分類共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根據《偽孔安國古文尚書·序》，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類；第二種根據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的說法，分為“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征、范”十種。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是第一種分類。根據這六種文體在《尚書》中的義項，基本可以如下歸納：1.典，主要記錄了（1）歷史文獻（2）主管、掌管（3）常（4）法；2.謨，主要記載了謀略和謀議；3.訓，主要是（1）臣子教導、告誡君王的話（2）君主告誡臣子的話（3）歷史文獻（4）先王之教（5）順（6）解說；4.誥（1）帝王對大眾訓誡（2）臣子相告（3）臣子告君王的文書（4）臣子對君王的講話5.誓，帝王在出師時的講話6.命，（1）上天的意志（2）國家的命數（3）君主讓臣子做某事（4）君王的命令（5）官員指派工作（6）任命官員（7）帝王登基（8）問龜。
典
“典”載錄先王行跡、功德，以達到垂范后世的目的。因其保有口頭文學的特征，所以表現在文本中有駢散結合，雅俗相宜的特征。如《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四字一句，協和整齊，還出現了頂針格，古拙莊重，質樸厚實。中心思想亦不深奧，用簡潔的語言表達了對君主品德的稱贊。
謨
“謨”生成于天子諸侯朝聘之禮，體現了周公禮樂為治的精神和原則。多以君臣問答的形式呈現，語言風格簡練，展現了上古時期的政治制度。如《皋陶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兜？何遷乎有苗？匡亞明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大禹說，若能任用賢能，使百姓蒙惠，還憂懼什么驩（huān）兜？還擔心什么驅逐三苗？還畏懼什么花言巧語的人？皋陶聽到后回道，應該推行九項德行作為君主的準則。這段文字以生動的君臣對話形式，來探討惠民之政應該如何施行。
訓
《說文解字》將“訓”解釋為“說教”，段玉裁注曰：“說教者，說釋而教之，必順其理。”是指統治者依托祖訓與先人事跡而對臣民進行規勸。如《伊訓》：“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這里的先王指的是商湯，成湯聽從祖訓與正確的諫言，克謹勤明。對其他人不過分苛責，但對自己卻時時反思，這樣才能擁有安定的天下。“訓”是對先王智慧的總結與保留，這也一直影響著后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敬長尊賢的源頭。
誓
“誓”是戰爭誓辭，既有戰前的情勢分析與士氣鼓舞，也有戰后的經驗總結，同時還夾雜著獎懲制度以及對戰爭的看法，維護王朝政治的正統性。語言形式比較莊重。如《湯誓》：“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之……予畏雅威，不敢不正。”這是商湯討伐夏桀前的戰前動員。湯列舉了夏的罪孽以及討伐夏桀的合理性，鼓動軍隊士氣，為出兵滅夏奠定了堅實的信念基礎。《尚書》中的“三誓”（《甘誓》《湯誓》《牧誓》）雖是經后代儒生整理過的文本，但仍是學者們了解三代初始政權的珍貴史料，對探究早期國家正統性觀念的構建提供了研究路線。
誥
“誥”是禱告于祖先之辭，是統治者意志的集中體現。一方面，強調君權神授，君命與天命相統一，以天意為依托來推行自己的政治統治。如《召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皇天改變了天下的元首，王接受了任命，百姓們無所牽掛，生活美滿。另一方面，激烈地批判前朝的行徑，對前代遺民采取高壓的政策，用殘忍的酷刑來制約他們。如《康誥》：“汝陳時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王說你判斷案件，實施懲罰時，應該采取殷人制定的法律。雖然刑罰嚴酷，但執行時也受到約束。誥辭通常發生在冊封、任命與朝覲的場合，且含有濃厚的宗教神靈色彩。
命
比起“誥”所呈現的激烈的政治主張，“命”更傾向于平和的政治理想，顯示了周代立德修身、教化百姓和建設王朝的美好心愿。如《周書·命》：“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乃后德，交修不逮。……后德惟臣，不德惟臣。”這是周穆王對任職官員的鞭策，希望他能潔身自持，幫助帝王治理好國家。如果說“誓”是戰爭時頒布的誓言，“誥”是戰爭得勝后的政策施壓，那么“命”則是和平階段的建設，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利于構建君臣之間的契約關系，又能較好地保存祖先功業。
版本考訂
伏生本
伏生是秦博士，在戰火中將《尚書》藏在墻壁中，后來上奉給了朝廷。伏生本《尚書》是《尚書》通行的第一個本子，僅存二十九篇（實為二十八篇），伏生本也就是今文《尚書》。舊題伏生撰《尚書大傳》不僅存錄了二十九篇原文，還提到了《大戰篇》，有解說、但無正文的《九共》《帝告》《嘉禾》，僅存篇目名字的《揜(yǎn)誥》《冏命》等。
孔氏本
《史記·儒林列傳》記載：“伏生教濟南張珙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較為清晰地展現了伏生與孔安國的承襲情況，司馬遷認為孔安國傳讀孔氏古文《尚書》因以起家。劉向之后，有學者認為是孔氏將《尚書》藏于壁中，后來被孔安國發現。
獻王本
西漢河間獻王，是漢景帝劉啟的第二子。民間傳言，他喜歡收藏群書，不惜花重價搜集散落民間的古書，《漢書》載：“獻王所得書皆文言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道德經》之屬。”因此許多人都不遠萬里趕來向獻王獻書。獻王還愛好儒學，設立經學博士，獻《逸禮》，學者將這本古文《尚書》稱為“河間獻王本”。
思想
法律思想
《尚書》中的法律思想主要體現在《皋陶謨》中。“皐陶”是舜任命的管理邢獄的人員。《皋陶謨》中的法律思想分為四個方面：
（1）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思想。管理國家的君主必須要謹慎修身，要具備九種德行：寬厚而謹慎，溫柔而獨立，忠厚而莊重，能干而嚴謹，柔順而剛毅，耿直而溫和，志高而慎微，剛正而實在，堅強而正義。有德行的君主必須推行德治，只有推行德治，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同時，需要法律做輔助，用嚴苛的刑法為德治護法。德治法治相結合的管理方式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尚德，法家尚法，這兩種思想都能在《尚書》中找到源流。不僅如此，現代國家的管理制度就是基于德法一體的思想。
（2）以民為本。我們現在經常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樣的思想也存在于《皋陶謨》。《皋陶謨》認為，治理國家的關鍵就在于注重民眾，水能覆舟，亦能載舟。唯有將人民的利益視為國家的利益，國家才能繁榮富強。
（3）司法正義。法律最忌諱的就是不公正。《皋陶謨》強調用法律治國時要謹慎嚴謹，不能有為私害人的情況發生。
（4）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強調人要以天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天為人立法。后來的儒家學派受益于《尚書·皋陶謨》，也可以說，《尚書》是儒家學派的重要思想源頭。不僅如此，現如今，中國的很多思想制度都能在《尚書》中找到源頭，《尚書》不愧為史書之首。
民本思想
《尚書》的民本思想塑造了后世的民本思想。一，《尚書》的民本思想以天人合一思為其理論前提，民意的來源是天意，因此君王必須重視民意;二，通過(民意)源于“天命”展開民本思想言說，以此闡述王位的合法性，從這一思想出發敦促君王愛護臣民;三，將“天子”詮釋為“民主”，從民眾的角度解釋君王的涵義，凸顯“民”的主導性地位，完成民本思想建構。
明德思想
“德”是《尚書》思想和核心，體現的在方方面面。在君王與民眾的關系上，主張“施民以德”；在治理國家方面，主張“德法”結合；在天命的思考方面，主張“以德配天”的思想；在任命官員上，主張“任人唯賢”思想。“德”貫徹了《尚書》始終，是《尚書》的精神內核，也是我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習性思想
《尚書·太甲上》：“茲乃不義，習與性成”。這句話的意思是，要重視習慣的作用，習慣對養成一個人的性格至關重要。“習”本意指鳥類為了學會飛行不斷地重復扇翅膀的動作。因此，“習”指重復性的動作。而“性”，從字的結構來看，與“心”有關，指人生來具有的本能和自覺。“習與性成”就是說人的習慣和性格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好的習慣才能養成好的性格，同樣，好的性格有助于形成好的習慣。
相關研究
真偽之辨
《尚書》的真偽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爭論的熱點。學界一般以秦始皇焚書為界，形成于先秦的文獻典籍就是“真”，秦焚書之后后人編造偽造的就是“偽”。解說《尚書》的經文就是《傳》，《傳》也有后人偽造的情況。漢代多方征集典籍，山東萊州人張霸根據傳說孔子所作的百篇之《序》，偽造了《兩百篇》，張霸稱《兩百篇》就是《尚書》，獻給了漢成帝。漢成帝讓人找出宮中秘府收藏的《尚書》作比較，發現有多處不一樣的地方，于是張霸《兩百篇》在當時就被鑒定為偽造之書。但是漢成帝認為張霸才高八斗，不忍心處死他，于是赦免了他。因此《兩百篇》也隨之流傳了下來。
司馬睿時，梅賾獻上《孔傳古文尚書》（即《偽孔安國古文尚書》），這本書還有一篇《序》。根據這篇《序》，陸德明、孔穎達都認為作《傳》的人是西漢時期的孔安國。《孔傳古文尚書》的篇目有五十八篇：《堯典》《舜典》《大禹謨》《益稷》《尚書·禹貢》《甘誓》《五子之歌》《征》《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中、下三篇）、《咸有一德》《盤庚》（包括上、中、下三篇）、《說命》（上、中、下三篇）、《高宗日》《西伯戡黎》《論語·微子》《泰誓》（上、中、下三篇）、《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明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宮》《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費誓》《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攝命》。
孔穎達曾經見過鄭玄所注的《尚書》，孔傳《尚書》有三十三篇與鄭玄注本相同，孔穎達列出了多出來的二十五篇：《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宮》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與鄭玄注本相同的三十三篇，大體上就是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為何二十九篇變成三十三篇，《孔傳古文尚書·序》中說，伏生將《舜典》合到了《堯典》里面，《益稷》合到了《皋陶謨》里面，《盤庚》三篇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于《顧命》。也就是說，《孔傳古文尚書》有五篇是從古文《尚書》中分出來的。這樣的差異自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朱熹、吳澄都提出過自己的疑問。
后來清代的閻若璩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認真分析，寫出《尚書古文疏證》一書，共列出128條，判定《孔傳古文尚書》是偽作，這一觀點深得學界認可。惠棟、段玉裁、孫星衍、皮錫瑞等人又對閻若的結論進行補證。從此，《孔傳古文尚書》是偽作已經成為了定論。也有人反對閻若璩。清人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為《古文尚書》辯護，他認為閻若璩所說不正確，《古文尚書》不是偽作。《孔傳古文尚書》的作者究竟是誰，至今還是個未解之謎。學界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諸多猜測。閻若璩認為是梅賾所作，丁晏認為是王肅所作。但是也有學者，如錢熙祚認為《孔傳古文尚書》并不是一人獨作，應該是在流傳過程中經多人綴補完成，其中，孔姓一族作出了巨大貢獻。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有不少學者通過考證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發現閻若璩的考據有諸多問題，不足以證明古文《尚書》之偽。《尚書》真偽問題至今尚未有個定論，有待后人探索。
研究史
據二十四史“藝文志”和“經籍志”的記載，關于《尚書》注解達到一千多部。在經學史中具有特殊地位。關于“尚書學”的研究主要分為四個時期：
一、先秦時期。《尚書》在先秦時期已經基本定型。先秦有很多典籍都引用過《尚書》的內容，包括《孟子》《荀子》《左傳》《國語》等。先秦時期的諸子學說都借用《尚書》來宣傳自己的學說。其中尤其以儒家和墨家為主。特別是儒家，因為孔子重新編訂了《尚書》，并肯定了《尚書》的思想，使得《尚書》稱為儒家經典。
二、漢唐時期。隨著古文經的發現，今古《尚書》之爭成為了漢唐研究的重點。后來因為朝代變更、戰火不息，使得《尚書》逐漸流失。晉朝時期梅賾上呈的文言文《尚書》一經面世就成為了眾學者關注的重點。孔穎達將這本古文《尚書》選定為底本撰寫《尚書正義》，從此科舉考試也以它命題。這一時期《尚書》的重要住本和研究著作是伏生《尚書大傳》、鄭玄《尚書注》、孔穎達《尚書正義》。
三、宋明時期。宋代關于《尚書》的研究都是圍繞《尚書正義》展開。北宋的科舉也以《尚書正義》為本。后來王安石撰寫《尚書新義》，為《尚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南宋時期以程朱理學為主，蔡沈的《書集傳》成為了繼伏生《尚書大傳》、鄭玄《尚書注》、孔穎達《尚書正義》后又一部重要的著作。這本書不僅代表了宋代《尚書》學研究的基本路徑，也成為了元、明、清三代官修《尚書》的底本、科舉考試的定本。
四、清代。清代《尚書》學研究達到了頂峰。清代重考據，以毛奇齡為代表的證實派和以閻若璩為代表的辨偽派爭論不休。后來閻若璩派獲勝，梅賾的古文《尚書》被認定為偽書，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和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也成為這次紛爭中的重要著作。后來辨偽派發展日漸盛大。同時也有不少學者深入到《尚書》的字句中，嘗試注解《尚書》。王鳴盛的《尚書后案》、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以及皮錫瑞的《今文尚書考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民國時期對《尚書》的研究也不少。其中陳夢家的《尚書通論》詳細探究了偽文言文《尚書》的作者；蔣善國的《尚書綜述》總結了清人辨偽《尚書》的方法。
評價
正面評價
劉起釪認為《尚書》是夏商周政治活動最早的歷史見證，保存了中國古代珍貴的歷史文獻與記言材料，保存了豐富的人文科學概論的和自然科學的各種重要資料，是后世學者研究夏商周歷史的第一手文獻資料。
韓運榮和劉一璇在《〈尚書〉輿論思想研究》中指出，《尚書》在思想層面與實踐操作層面都可被稱為集大成者。一方面，《尚書》中的民本主義輿論思想契合貴族階級和下層民眾雙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尚書》在任官、法制等方面提供了行為規范和制度。
陳望衡和張文在《〈尚書〉中的中華美學之源》中認為《尚書》最早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的禮樂文化，蘊藏著儒家文化基本的美學觀，做到了禮與樂的統一、善于美的統一。
劉海龍在《〈尚書〉思想價值辨正——兼論儒家政治哲學奠基》中指出，《尚書》表達了超越性的政治智慧，不僅維護傳統政治的穩定，還選擇性地吸取宗教神學，積極調整中國傳統文化中天地人共立共生的狀態。
不足之處
王學典在《從經學到史學——現代〈尚書〉學的開創與發展》中指出，《尚書》文字晦澀難懂。唐代韓愈即稱為“屈聱牙”，王國維說自己只能讀懂三分之一的篇章，錢穆稱其為“一部很難讀的書”。難懂的語義讓學者們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爭議。
李民在《〈尚書〉與古史研究》中批判《尚書》保留的奴隸制以及不徹底的民本思想。“表面上是說不要擅刑擅殺，而它的背后卻隱藏著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即奴隸主本來是可以對奴隸施以去鼻割耳等酷刑，甚至可以殺害奴隸的。”“教化”淪為統治者壓制百姓的工具，即統治者打著教化的幌子推行自己的統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