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鑅[héng]，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未學齋主，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江蘇省無錫市人，祖籍浙江臨安，吳越太祖錢镠錢镠之后。中國現代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臺灣省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臺北中國歷史學會監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錢穆于宣統二年（1910年）轉入南京私立鐘英中學，因學校解散，他矢志自學，之后在家鄉小學任教。民國十一年（1922年）后，錢穆先后在福建省廈門集美中學、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省立蘇州市中學任教。抗戰前，錢穆先后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范大學教授，此后在遷至昆明市重新組建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職。從1943年起，錢穆又轉入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昆明五華書院任教，兼云南大學教席等。1948年，他重返無錫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錢穆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創辦新亞書院（今香港中文大學前身）。1967年10月，錢穆遷居臺北市，同年他膺[yīng]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臺北中國歷史學會監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1986年，錢穆退休。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臺北寓所逝世。1992年歸葬太湖。
錢穆畢生致力于國學研究，創新地從史學的角度去考察、探索中國經學的淵源和治經方法，為后世的經學研究拓展了思想，開辟了路徑；他主張以信疑偽，疑以堅信，重建上古信史，提出了主、客統一、融鑄一爐的治史主張；他注重朱子學的研究，推動朱熹及理學思想研究創新；對諸子學的歷史貫通作了深入分析，強調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相一致。他對中國文化的演進階段和發展方向作了論述，揭示了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質和基本精神，并通過創辦新亞書院，形成獨特的教育辦學理念，從而發揚了中國文化，并為之尋求出路。錢穆著作等身，涵蓋了經學、歷史學、文學、理學、諸子學等文化精義，共達70余種，1700萬字，其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等。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1895年7月30日，錢穆生于江蘇省無錫市一個書香門第，祖籍浙江臨安，吳越太祖錢镠錢镠之后，原名恩嶸，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未學齋主，晚號縑帛老人、七房橋人。父親錢承沛曾以縣試第一名考取秀才，盡管家道中落，但他仍重視教育，錢穆七歲（1901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文化熏陶；十歲（1904年）進入無錫蕩口鎮私立果育小學。1906年，父親病逝，家徒壁立，錢穆家人依靠本族懷海義莊救濟。1907年，錢穆考入江蘇省常州高級中學，師從呂思勉。1910年冬，錢穆因參加學潮退學，宣統二年（1910年）轉入南京私立鐘英中學讀書，適逢辛亥革命爆發，學校被迫解散，只得輟學回鄉，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
任教中小學
1912年，錢穆自認家貧已無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便矢志自學，攻讀《孟子》《史記》等經史子書及唐宋諸家文辭，不久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教。次年任教鴻模小學（前身為果育小學），教高小國文、歷史、地理課程。他學習經學著作，遍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等大學教本，深受啟發。
1914年，錢穆在無錫市第四高等小學任教，同時兼鴻模小學的課程。他效法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的學習方法，并借鑒《馬氏文通》的寫作體例寫成《論語文解》一書，于1918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錢穆的第一部著作。1919年，錢穆任后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并開始籌建無錫縣第一所校圖書館。受杜威教育思想影響，他希望從兒童開始，改革教法，并在實踐中研究白話文對兒童初學的利弊得失。
1922年秋，錢穆辭去后宅小學校長及泰伯市圖書館長之職，到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任教。一個月后被福建省廈門集美中學聘為高中部與師范部畢業班國文教師，他扎實的學問功底得到師生認可。1923年，錢穆回到無錫，接受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資深教席錢基博的邀請，到校任教，講授國文和文字學。在此期間，他編撰了《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國學概論》等著作，后來均付印出版。
1927年秋，錢穆執教省立江蘇省蘇州中學校，擔任全校國文首席教師。他續編《國學概論》，并研究撰寫《先秦諸子系年》，還為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編寫《墨子》《王守仁》兩部著作。1929年，顧頡剛到江蘇省蘇州中學校演講，與錢穆相識，他讀了《先秦諸子系年》初稿，對錢穆的文學功底和學識大為贊賞，推薦他到中山大學任教，因蘇州中學挽留未成行。
執教大學
1930年秋，在顧頡剛的推薦下，錢穆任燕京大學講師，教授國文，開始了他的大學教書生涯，躋身學術界。同年，錢穆所寫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在《燕京學報》上刊登，他通過梳理古文經學史實，逐年列出，對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進行了批駁，直擊今古文經長期以來的諸多紛爭，糾正一味疑古的風氣，得到胡適等學者的推崇，受到學界的重視。
1931年，錢穆受聘為北京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并在清華大學兼課。他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上古史”“秦漢史”課程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選修課。1933年，北京市大學開設“中國通史”課程，改變過去由北京史學界名家共同擔任講席的慣例，由錢穆一人獨講，貫穿始終，每堂課近三百人聽講，坐立皆滿，錢穆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與胡適齊名，成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此期間，錢穆潛心修訂和增補了《先秦諸子系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作為他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獲得學界很高的評價，陳寅恪稱其“極精湛，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1937年5月，錢穆在上課講義的基礎上修訂完成代表巨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借此抒發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批評全盤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論。“七七事變”后，錢穆隨北京大學南遷湖南南岳，后至昆明市，在重新組建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0年，他編寫《國史大綱》，被指定為當時大學指定用書，在中國公開發行；同年任職于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從1943年起，錢穆先后轉入華西大學任教，兼四川大學教席；赴云南省昆明市五華書院任教，兼云南大學教席，授課以中國思想史為主；1948年重返無錫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錢穆為避戰亂，在廣州市私立華僑大學任教，兩個月后隨校移居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創辦書院
1949年秋，錢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張其昀、謝幼偉創辦了亞洲文商學院，自任院長，并創立《新亞校刊》，次年建立新亞書院并擔任院長，成為當時香港唯一的私立公益學校。1955年，香港大學頒授錢穆法學博士學位。1960年1月，錢穆赴美國，到耶魯大學東方研究系講學半年；6月獲頒耶魯大學名譽人文科學概論博士學位。1960年至1965年，他參與創立香港中文大學。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一職，自創辦伊始，他主持院務長達十六年，自稱是平生最忙碌的時期。
遷居臺北
1967年10月，錢穆遷居臺北市，同年他被膺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1968年，錢穆遷至外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將住所命名為“素書樓”以紀念母親，在自家客廳開設每周一課，每次可容納四五十人，持續18年書聲不輟，學生常五代同堂。他每日堅持散步、讀書、寫稿，在此完成《中華文化十二講》《孔子與論語》《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等著述。1969年，應張其昀之約，錢穆擔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博士班主任，講授中國史學名著、史學導言等課。此后在臺灣成功大學等高校任教，并擔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臺北中國歷史學會監事。這段時間，錢穆不僅為大學授課，而且為社會各界人士講授中國文化，1971年即為軍人講授“中國文化精神”課程達13期。
1977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開辦“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當時錢穆患嚴重眼疾，仍前往授課，后來在講課稿的基礎上擴充，出版了《中西文化比較觀》一書；1983年4月，他再次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請，赴中國香港參加學術講座。1986年，錢穆退休，結束了75年的教育生涯。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臺北市寓所逝世。1992年，家人遵照他的遺愿，將骨灰撒入太湖，歸葬故里。
主要成就
錢穆是當代國學大師，貫通古今，被譽為通儒之學。在學術研究領域，經學、歷史學思想相當豐富，亦多有創見，他創新地從史學的角度去考察經學，破除門戶之見，以貫通經學；強調以中國傳統史學為本，來創造中國現代新史學，為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張綜合研究理學，突出初期宋學的歷史地位，把理學劃分為宋明與清朝兩個歷史時期，揭示了理學流變的特點及其內在邏輯；他對諸子學的歷史貫通作了深入分析，強調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的一致性。在文化學、文學等研究中，他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己任，對中國文化的演進階段和發展方向作了論述，探尋國家和民族文化永久演進的生命力。錢穆還通過創辦新亞書院，形成獨特的教育辦學理念，從而發揚中國文化，為中國文化尋求出路。
經學研究
錢穆對中國傳統經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學術通義》《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穆先生全集：四書釋義》《國學概論》等著作中。他研究中國經學的淵源，創新地從歷史學的角度去考察經學，破除門戶之見，以貫通經學。他通過考證認為，“中國經學應自儒家興起后才開始”，在孔子以前并沒有“六經”，孔子也沒有創作“六經”，孔子與“六經”無關。他還考察了經學的發展歷程，認為兩漢經學的精神偏重于政治，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的經學為義疏之學，十三經注疏完成在這一時期；宋元明時期的經學主要是四書代替五經，開啟了經學新時代；清朝經學為考據之學，是經學的終結。在研究經學時，錢穆注重經學精神與中國文化精神的有機結合，他提出一套考據、義理、辭章三者相結合的治經方法，為后世的經學研究拓展了思想，開辟了不同路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錢穆在治經學方面最大的貢獻是打破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門戶之見，他所著的《劉向歆父子年譜》考證了當時經師論學的焦點，駁斥了康有為所謂劉歆偽造經書的不通之處，重要的是平息了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
史學研究
錢穆主張經史并重，注重經世致用，知古鑒今。在經史批判與繼承方面，他主張以信疑偽，疑以堅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推翻古史，使一些限于歷史條件暫時不能確證的史料也能得到學術重視，被給予合理的闡釋。他提出了主、客統一、融鑄一爐的治史主張，從史學和歷史的本來面目，把客觀歷史與歷史知識相區別，在歷史知解的整體架構上超越了古史辨派。他對古史辨派的批評，為中國文化和學術發展史作出了突出貢獻。從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開始，他指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中不符合史實的地方有二十八處之多，在小行星3789學術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在《國史大綱》里，錢穆直接駁斥了古史辨派對《全本史記》的“極端之懷疑論”，他在扉頁指出，中國知識分子要對本國歷史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他說：“所謂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他堅持以文化為基準的民族意識，堅持批評激進革命而又反對全盤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觀，其歷史學研究充分體現了宏觀、中觀和微觀的有機統一，這種史學研究方法在現當代中國史學上具有借鑒意義。
理學研究
錢穆非常推崇理學，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開篇即說：“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于宋。”在思想溯源上，他突出初期宋學的歷史地位，成為溝通漢唐、先秦以至宋以后學術思想的橋梁，其多方面活動是理學產生的直接根源。在發展階段上，錢穆將之劃分為宋明理學和清朝理學兩個不同時期，結合社會歷史背景分析，揭示發展變化的內在邏輯。在宋明理學與清朝學術思想的關系上，錢穆主張宋明理學在清代仍有延續性和傳承性，思想與學術不會憑空產生，總有一個孕育和萌芽的過程，他指出理學不僅在清初，乃至在漢學盛行的乾嘉時期仍有影響。他格外注重朱子學的研究，把朱熹置于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去考察，以理氣論和心性論為軸心向四周展開，打破以往學者研究中存在的“門戶之見”，這些思想均體現在他晚年撰寫的《朱子新學案》中。他對朱子學的研究，是一種更加全面而綜合的研究，對完整準確地理解朱熹及理學思想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諸子學研究
錢穆認為，諸子學的產生與貴族之學的衰敗有關。從橫向看，諸子相貫通，互相取長補短，“開諸子之先河為孔子”，即先秦諸子之學，均起源于儒，墨子早年受教于孔子，后來成為儒家的反對者，由此便形成了諸子學中最早的兩個學派，之后的諸子學或起源于儒，或起源于墨；從縱向看，他選擇學術與政治關系的角度考證，強調二者的一致性，揭示諸子學術流變與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相適應。錢穆指出，諸子學剛興起時具有貴族時代特點，此后平民階級覺醒，形成百家爭鳴的平民諸子學，諸子學精神與孔子精神本為一脈，孔子是把貴族學平民化的第一人，在學術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經書”與“子書”的結合部即在孔子。關于先秦諸子思想統一問題，近現代學者有過持續爭論，錢穆認為，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這段歷史即是諸子統一的歷史，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是一致的，由政治需要決定，為政治服務；同樣，《易傳》《中庸》《大學》《禮記·禮運》融合諸子，完成了思想上的統一。
文化學研究
從20世紀30年代后期開始，因國家及世界動亂、民族文化衰頹，錢穆轉向文化學研究，1947年所著的《中國文化史導論》首次系統闡述了中國傳統文化。他用歷史的眼光和思維，將中國文化史分成上古到統一、漢唐時期、宋明清時期、清末以來等四個階段，對中國文化的演進階段和發展方向作了論述。他著力揭示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質和基本精神，指出中國文化屬于農耕文化類型，安于天地，自給自足，因此具有“天人合一、內外合一”的民族性格。主要表現為道德精神是中華民族的支柱，主靜重化求同是中國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即側重繼承沿襲、強化內在量變、提倡求同存異。錢穆從歷史出發，揭示了中國民族文化的風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他指出，經濟、政治、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是組成文化結構的七要素，并將道德與藝術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位置，處于重要地位。錢穆認為，中國文化史正處于“科學與工業時期”，?在此階段，應當恢復固有的優秀道德文化，努力發展工業以“盡物之性”。他贊成向西方學習，但反對全盤西化；他認為中國文化自成體系，而且偏重人文科學概論，如果人文科學演進后可以利用甚至駕馭自然科學，那么中國傳統文化當然能夠容納近代西方科學文明。
文學研究
錢穆認為，中國文學的發展與中國文字的特點密切相關，文字之美體現在以“簡單的駕馭繁復的”“以空靈的象征具體的”，基于此，中國文學具有普遍性和傳統性的兩大特點，形成其獨特的審美精神。他在《錢穆作品系列：中國文學論叢》中對中西文學進行比較，認為西方文學取材常陷于偏隅；中國文學取材則常貴于四方；西方文學中敘事長詩、劇本、小說是三大支柱，中國文學與之對應的是詩史。造成中西文學差異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學以隨俗演進，而中國文學以雅化演進。他在《談詩》一文中，分別對王維、李白和杜甫進行性格和學問派別分析，指出王維是釋，代表禪宗；李白是道，代表莊子；杜甫是儒，代表孔孟。他從中國詩中領悟到中國文學重在情與意，文學中的審美意蘊就是“情當境而發，意內涵成體”。錢穆強調，無論是釋、道還是儒，其文學的境界都是人生，至高境界即為人生理想，他認為“中國文學亦可稱之為心學”，故中國的文學家需要寬廣的胸懷，而且其胸襟與作品相呼應。錢穆還認為，創作難，欣賞也不易，欣賞者要選擇出色的詩人和作品，才能讀出人生的真境界。
教育辦學
中等教育方面：從1922年開始，錢穆先后在福建省廈門集美中學、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和省立蘇州中學任教。錢穆提倡素質教育，反對“實利主義”教育和“模仿主義”教育，指出中學“非專為投考大學之預備而設”，應該“以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能為目標”，主張加強中學生體能和智能培養；他提出“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兩大口號，主張中學生誦讀中國古代經典著作，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他認為，中等教育應該重視真正的“國史教育”?，以本國語言文字為中心，?他堅持“真正的中國人就必須學習中國史”的觀點，著力培養愛國主義思想，擔當發揚文化復興民族、建設國家的重任。
大學教育方面：1949年，錢穆到香港后創辦了新亞書院，目的是發揚中國文化，為中國文化尋求出路。新亞書院的誕生，寄托著錢穆的文化理想。因此，錢穆的教育辦學理念都融入在新亞書院中。錢穆提倡教育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教育，用智慧與事業教育代替智識與職業教育；在保持傳統教育文化獨立自主性的前提下，再取舍和吸納其它教育理念。為此，他主張“通人”尤重于“專家”，“用社會之人才”重于“供社會之用”的人才，人文科學概論人才重于自然科學人才。在新亞招生簡章中即注明：“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其課程設置也體現了錢穆重視通識教育的辦學準則。在制度設計上，錢穆認為一所名副其實的高等學校，優良的校風、學風是基礎和靈魂；在人才培養目標上，他強調正確認識求學與做人的關系，做人重于為學，他創辦的新亞書院即把教會學生做人作為第一要旨，《新亞學規》前兩條規定即為“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并進，更貴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的最高旨趣在做人。”在辦學方式上，他提出高校應當縮小規模，擴大課程，創立不分系的學院制；在各種專門學院之前，設立大學普通學院，教授人生經驗。錢穆有關中國大學教育的思考，具有啟示意義與警醒價值。
職業教育方面：錢穆指出，要從品格養成、人生理想實現的高度去認識專門技能的重要意義，他認為狹隘的追求職業和智識必然導向專業化，甚至危及教育本真所在；他強調職業精神的重要性，認為必須結合傳統文化與現代職業特點煉職業精神；注重發揮國家、政府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職業教育發展必須建立在高等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基礎上。錢穆關注學生畢業后的就業和去向，他認為“職業僅為個人，事業則為大眾”，強調事業重于職業，要成就自己的學業、職業與事業，必須考慮自己的才性所近。錢穆將他的職業教育理念在新亞書院付諸實踐并取得成功，始終要求學子從自身做起，做到通情達理、敬業樂群，他希望新亞書院的學生不但成為“中國人”，而且要做一個“世界人”?；新亞學規也要求學生不能僅僅為了個人的功利，而把大學讀書看成是為了獲得資歷、謀求職業的渠道和途徑。
主要著作
錢穆充分吸取了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隋唐玄學佛學、宋明理學、清朝樸學之精華，以及近代以來的新學說、新思想，創立了獨特的學術思想體系。他畢生著作70余種，涵蓋了經學、歷史學、文學、諸子學的文化精義。1998年5月，《錢賓四先生全集》由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編和收錄錢穆著述56種，合計1700萬字，共54冊。
經學方面著作：錢穆的經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著作《中國學術通義》《錢穆先生全集：四書釋義》《國學概論》《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于經學的淵源與發展史的考察十分詳細且包羅萬象。
史學方面著作：抗戰期間，錢穆出版《國史大綱》等系列著作，自稱新史學；此后發表了《論近代中國新史學之創造》《如何研究中國史》《中國今日所需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等系列著作，成為新史學大家。
理學、諸子學方面著作：錢穆非常推崇理學，稱理學為“大我之尋證”，對理學研究的貢獻頗多，主要著述為《朱子新學案》《宋明理學概述》《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王守仁》等，尤其是晚年所著《朱子新學案》，對朱子的思想、學術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現，成為后人研究朱子學不可繞開的著作。在考據諸子生平、學術淵源方面，錢穆所著《先秦諸子系年》，貫通了春秋晚期經戰國至秦統一大約350年的學術、思想、政治的歷史。
文化學等方面：錢穆于1947年所著《中國文化史導論》首次系統闡述中國文化，到1979年講演錄《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和中國文化》出版，歷時三十余年，先后出版《中國文化精神》《文化學大義》《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十二講》等十多部有關文化方面的專著和演講錄。在其眾多學術著作中，《錢穆作品系列：中國文學論叢》是專門論述中國文學審美精神的專著，收錄了錢穆在不同時期有關中國文學的30篇演講稿、文論和筆談，主要涉及中國文字、中國文學中的詩、散文，中國藝術等。
家族成員
父親：錢承沛（1866~1906），幼時好學，16歲即以縣試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秀才，因身體孱弱，在南京市鄉試時病倒，以后未取功名，育有兩女四子，1906年病逝。
妻子：1917年秋，錢穆與鄒氏結婚；1928年，妻子及新生嬰兒相繼病逝。1929年春，錢穆在蘇州市與張一貫結婚，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錢穆與張一貫育有三子二女，長子錢拙、次子錢行、三子錢遜、長女錢易、幼女錢輝；1949年錢穆只身赴香港特別行政區，從此與家人音訊阻隔，張一貫與子女皆留在大陸。1956年，錢穆與比他小35歲的胡美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結婚；胡美琦是江西南昌人，出身名門，父親胡家鳳與錢穆是舊識。胡美琦對歷史與教育甚有研究，曾在中國文化大學任教，錢穆晚年皆由胡美琦代為整理文稿，付梓出版。
侄兒：錢偉長（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中國力學家、應用數學、 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上海大學校長。
兒子：錢遜（1933年10月13日~2019年8月22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曾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女兒：錢易（1936~ )，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現任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人物評價
2007年9月17日，北京大學網站刊登對當代歷史學者陳勇的采訪文章，指出：“錢穆是史學家，是著名的史學家，此點無需今人再來為他重新定性。一些學者把錢穆譽為“百年來中原地區歷史學界之第一人”，這種提法恐怕會引起眾多的爭議，但錢穆是20世紀中國最杰出的史學家之一，則是確定無疑的。”
錢穆所作的《先秦諸子系年》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中國歷歷史學家顧頡剛對錢穆的史學功底很贊賞，他在閱讀《先秦諸子系年》后稱贊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林語堂曾在《談錢穆先生之經學》一文評價錢穆：“賓四先生用客觀的史實，來解決今古文之爭。事實上，他最大的貢獻是摧陷廓清道咸以來常州派的今文家，鞭辟入里，使劉歆偽造《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之說，不攻自破。”
李敖在《我最難忘的一位學者：為錢穆定位》一文中直言不諱地評價錢穆：“錢穆作為史學家，本已令人皺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傾余生之力，還要做經學家、理學家，甚至儼然當代朱熹。這就更鬧了大笑話。嚴格說，他在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敗的，更見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算命，更見其上學朱子手法，而頭腦不清則一。”
中國史學家余英時在回憶文章《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評價錢穆：“錢伯初從不懂得嘩眾取寵，對于世俗之名也毫無興趣，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制造社會形象’，或‘打知名度。這些‘新文化’，是向來和他絕緣的。因此，他不會在和人初相識時，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
香港特別行政區學者霍韜晦教授指出，“在迷惘的時代中，能夠終生不渝地捍衛中國文化，并顯示讀書人的風骨，錢穆先生堪稱楷模。”
人物軼事
只答一道題
錢穆在常州中學讀書時，歷史和地理任課老師是呂思勉，因他講課生動，錢穆最愛聽他的課。一次地理考試，呂思勉出了四道題，錢穆對其中的長白山地勢軍情很有興趣，經過長篇論述作答，耗去了所有考試時間，只答了這一題。考完后，呂思勉批改考卷，盡管錢穆只做一道題，卻因答題質量好，給予了75分的高分。
沒有文憑的國學大師
1911年，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讀書，由于時局動蕩，學校停學，錢穆被迫輟學。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此后以自己的學問和教學質量，成為中國第一流的大學教授，先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等中國知名大學任教，同時著書立說，影響教育了無數學子。1949年，他只身赴香港特別行政區創辦新亞書院，晚年定居臺灣省繼續研究傳授學問，是公認的歷史學家、國學大師。
“引路人”
1929年4月，錢穆認識了到蘇州市講學的北京大學顧頡剛，兩人相談甚歡。顧頡剛看到《先秦諸子系年》手稿，對錢穆的文學功底和學識很是贊賞，認為他不應將才華埋沒于此，“而應去大學教授歷史”。當年冬天，顧頡剛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撰寫文章，錢穆認真梳理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及經師論學的焦點，直擊今古經文長期以來的諸多紛爭，寫就《劉向歆父子年譜》，文章刊發后，引起了學界較大反響，也令顧頡剛興奮不已，竭力向燕京大學推薦，錢穆得以在燕京大學任教，次年又收到北京大學的聘書，并到清華大學兼職。此后在多種場合，錢穆皆心懷感恩地表示，顧頡剛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正因為顧頡剛的幫助和提攜，錢穆依靠勤奮與努力，由之前的中學講臺，一躍站到了大學的講臺上。
校園“中國化”
1930年，錢穆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任國文系講師。當時由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學校務，他設宴招待新來的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時，錢穆直言：“以前聽說燕京大學是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很是仰慕。這次剛來，感覺并不是。進入校園即看見M樓、S樓，不知有何含義？中國化又表現在哪兒呢？應該用中國名稱為好。”事后，燕京大學專門召開校務會議研究，最終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北大辦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有一湖，景色優美，競相提名均感覺不適合，于是命名為“未名湖”，即現今北京大學校園里的未名湖。
“素書樓”風波
1967年10月，錢穆遷居臺北市，蔣介石用公款為其在臺北近郊內雙溪建樓，錢穆命名為“素書樓”。素書樓共兩層，書房、臥室、客廳一應俱全，是錢穆晚年著書與生活的地方。1988年，臺北市有議員提出，素書樓是由公款所建，不宜被個人長期占用；1990年5月，錢穆被迫搬離居住20余年的素書樓，遷至臺北市內杭州南路新居。三個月后，錢穆在臺北寓所逝世。
后世紀念
紀念活動
1990年9月26日、9月30日，臺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分別為錢穆舉行公祭；錢穆逝世一個月后，香港中文大學舉行追悼會，錢偉長專程赴港參加。遵照錢穆“落葉歸根”的遺愿，家人將墓地選在蘇州市西山俞家渡村，依傍太湖，風景秀麗。1992年1月9日，錢穆骨灰安葬儀式在太湖湖畔西山舉行。
1995年5月11日至13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舉行錢穆(賓四)先生百齡紀念學術研討會。來自美國、澳大利亞、中國臺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和大陸的42位學者參加了會議，中國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云、余英時、嚴耕望和金耀基出席會議。
無錫故居
2012年5月15日，錢穆故居在江蘇無錫建成開放。故居位于新吳區鴻山街道“懷海義莊”旁原錢氏家族舊址，二十世紀曾因大火成為廢墟，僅保留20平方米的舊址。現建成的故居還原了舊貌，格調簡樸，具有江南水鄉風格，占地約5400平方米，館內陳列了錢穆的歷史資料及生活用具，對他兒時書齋“素書堂”，以及一些傳承印記悉數還原。?
臺北故居
錢穆在臺灣省的故居位于臺北市市士林區臨溪路72號，是東吳大學校園內一幢二層小樓，包括客廳、講堂、書房、臥室等房間。1967年，錢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遷居臺北后，由妻子胡美琦親手繪制圖樣建屋，取名“素書樓”，以紀念在家鄉無錫七房橋的故居“素書堂”。1992年，素書樓改作紀念館；為紀念錢穆學術貢獻，2001年紀念館經修繕，改名為錢穆故居，由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經營管理。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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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錢偉長故居”在江蘇無錫開館.中國新聞網.2023-04-17
臺北錢穆故居被列為紀念建筑.中國新聞網.2023-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