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公元907年—公元978年），又稱義忠國，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十國之一，統治者為杭州市錢氏，由錢镠建立，定都杭州。吳越國歷三代五王，立國72年；從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錢镠為鎮海軍節度使算起，至滅亡前后存86年。
后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溫建立后梁，封錢镠[liú]為吳越王，兼任淮南節度使。龍德三年（公元923年），錢镠被冊封為吳越國王，正式建立吳越國。錢镠在位期間，修筑錢塘江石塘，又置都水營使，主管水利事業，專管治河筑堤，發展了太湖一帶的圩田，使境內農業生產獲得發展。長興三年（公元932年），錢镠去世后，第五子錢元瓘[guàn]即位，他先后被后唐冊封為吳王、吳越王。后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四月，錢元瓘恢復建國，并在境內實行大赦，冊立他的兒子錢弘僔為世子。天福六年（公元941年）錢元瓘去世，其子錢弘佐即位，他在位期間，對內禮賢下士，對外救援閩國，保障了南部邊境安寧。錢弘佐去世后，先后由弟弟錢弘倧、錢弘俶即位。宋開寶八年（公元975年），北宋滅南唐后，錢弘俶入朝表賀，高僧永明延壽勸錢弘俶“納土歸宋”，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五月，錢弘俶前往開封，納土歸宋，吳越國亡。
吳越國強盛時轄地為一軍十三州，約為現今浙江省全境、江蘇省東南部（蘇州市）、上海市和福建省東北部（福州市）一帶；吳越致力于發展生產，人口穩定增長，到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納圖歸宋時，達550684戶。吳越在官制、法律、基本沿用唐朝的制度，因為奉中原為正朔，軍制方面未設禁軍。外交上，吳越國君遵循錢镠“凡中國之君雖易姓宜善事之”的立國方針，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晉、東漢、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為正朔，并接受其冊封；與吳、南唐、閩等國以和為主，因海上交通的便利，與契丹、日本、高麗等國都有往來。吳越經濟、文化、科技繁榮，經濟上，保境安民的國策促進了國內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海外貿易也發達，與日本、高麗、大食等國均有貿易往來；文化上，文學、藝術、宗教等均有發展，尤其佛教發展迅速，佛學以禪宗思想、法華宗和律宗為主，大量印刷佛教經典、興建佛寺、佛塔；科技上，天文、建筑發展在當時中國處于領先地位，吳越王錢元瓘墓頂的星圖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星圖；喻皓所著的《木經》是對當時建筑技術的理論總結，豐富了中國建筑學的內容。
國號
天復二年（公元902年），李曄封錢镠為李泰。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錢镠上表朝廷求封吳越王，朝廷未批準，后朱溫替他說話，朝廷封錢镠為吳王。后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唐稱帝，建立后梁，并封錢镠為吳越王，龍德三年（公元923年），后梁帝朱溫冊封錢镠為吳越國王，二月二十二日，錢镠正式建立吳越國。
歷史
控制兩浙
唐干符二年（公元875年），石鏡都鎮將董昌招募鄉勇平叛，錢镠應募投軍，被董昌任命為偏將，隨軍平定王郢之亂，之后錢镠多次征戰立下戰功，在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升任為都知兵馬使、太子賓客。中和二年（公元882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董昌矛盾激化，劉漢宏派其弟劉漢宥與都虞候辛約率軍兩萬人屯兵西陵，企圖兼并浙西（錢塘江以西），董昌派錢镠趁夜渡錢塘江突襲，錢镠大破劉漢宥等人的軍隊，劉漢宥、辛約逃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李儇命劉漢宏與董昌二人和好，二人不奉詔繼續交戰。光啟二年（公元886年），董昌命錢镠進攻越州，并表示自己占據浙東地區后會將杭州市授于錢镠。錢镠遂率軍出平水，開山路五百里，直趨曹娥埭（今紹興東南約四十余里），收降浙東將領鮑君福。他屢破浙東軍，進屯豐山，而后攻破越州。劉漢宏敗走臺州（今浙江臨海），后在會稽被斬首。隨后董昌占據浙東，遂自稱“知浙東軍府事”，移鎮越州，將杭州讓于錢镠。
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錢镠升任鎮海軍節度使，駐杭州。干寧二年（公元895年），董昌在越州自立為帝，建立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并任命錢镠為兩浙都指揮使。錢镠率軍赴越州勸告董昌，董昌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處分，朝廷赦免了董昌，但錢镠上疏指控董昌僭[jiàn]越本分，不能赦免，請求親率軍隊前去討伐。同年五月，李曄削除董昌的官爵，又加封錢镠為浙江東道招討使、彭城郡王，派其討伐董昌。乾寧三年（公元896年），錢镠進攻越州，董昌兵敗自殺，同年十月，唐昭宗任命錢镠為鎮海、鎮東兩鎮節度使，又加任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其九死。干寧四年（公元897年），錢镠前往越州，正式接受鎮東軍節度使的任命，而后返回杭州市，把越州作為“東府”。回到杭州后錢镠派大將顧全武奪取蘇州市、松江區（吳江區）、無錫、常熟市、華亭（上海市松江區）等地，次年，錢镠上書請求朝廷把鎮海軍從潤州遷往杭州，朝廷批準。從此，錢镠基本控制了兩浙，形成割據勢力。
建立吳越
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錢镠上表朝廷求封吳越王，朝廷未批準。朱溫替他說話，朝廷才封錢镠為朱橚。后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溫篡唐稱帝，建立后梁，并封錢镠為吳越王，兼任淮南節度使。錢镠不聽屬下官員“拒梁命”的建議，接受了梁朝冊封。后梁開平二年（公元908年），錢镠改元天寶，在兩浙境內執行自己的紀元，并自稱“吳越國王”。后梁龍德元年（公元921年），錢镠獲得“詔書不名”的殊禮，此時前蜀、楊吳、南漢、閩等地統治者先后建國稱帝，君臣都勸錢镠據吳越稱帝，錢镠拒絕。龍德三年（公元923年），后梁末帝朱友貞（或朱瑱）派兵部侍郎崔協（或作曄[yè]）、刑部員外郎夏昭侯到杭州市，冊封錢镠為吳越國王，二月二十二日，錢镠正式建立吳越國。他改府署為朝廷，設置丞相、侍郎等百官，一切禮制皆按照皇帝的規格。
中原屬國
龍德三年（公元923年），李克用李存勖滅后梁，建立后唐，改元同光。錢镠派遣使者進貢，并求取玉冊，李存勖將此事交給有關部門商議，群臣都認為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玉冊，其中郭崇韜反對的態度尤為堅決。李存勖[xù]最終還是賜予錢镠玉冊、金印；而新羅區、渤海國等海外諸國皆接受錢镠冊封，尊其為君長。同光四年（公元926年），李存勖在兵變中遇害，李嗣源即位。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錢镠上書后唐皇帝李嗣源建議把鎮海、鎮東兩個軍事重鎮傳授給第五子錢傳瓘，八月，李嗣源詔命錢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次年李嗣源派供奉官烏昭遇、韓玫出使吳越，回來后，韓玫奏報說烏昭遇見到錢镠后，自己稱臣，三跪九叩地稱錢镠為“殿下”，并且把朝廷的事暗中告訴錢镠。李嗣源詔令烏昭遇自殺后，在九月二十七日下詔給錢镠，詔令他以太師的名義退休，其他官職一律剝奪；吳越派的進奏官、使節、進貢官，就在所在地，由當地政府逮捕囚禁。錢镠命錢傳瓘上疏辯解，李嗣源不理睬。
長興元年（公元930年），錢镠上奏章責備自己的過失，其子錢元瓘及吳越將領多次上疏為錢镠鳴冤。十月十三日，李嗣源下詔命各地方政府釋放吳越使節官員。次年三月二十七日，李嗣源恢復錢镠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等官爵，并命監門上將軍張篯前往杭州市諭旨。并告訴錢镠之前飭令他退休的事情是安重誨假傳圣旨。長興三年（公元932年），錢镠去世，終年八十一歲，后唐朝廷賜謚號武肅。
錢镠在位期間，下令修筑捍海石塘，使杭州不再受潮水危害；又置都水營使，主管水利事業，專管治河筑堤，發展了太湖一帶的圩田，使境內農業生產獲得發展。
保境安民
錢镠治國有略，留下遺命告誡子孫要以民為本、尊奉中原。后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錢元瓘即位，改名元瓘，在位十年。錢元瓘即位后，遵從先王遺命繼續推行尊奉中原的政策，采用中原大國的年號，先后臣服于后唐、后晉。長興四年（公元933年）七月十三日，后唐賜封錢元瓘為吳王；后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四月，錢元瓘恢復建國，地位和待遇如同后唐同光年間一樣。錢元瓘在位期間，任命處州刺史（浙江省麗水市）刺史曹仲達為知政事，幫忙處理朝政；設置擇能院，選兩浙文人名士為官。在任用賢人的同時，他還注重農業生產，即位后下詔勸課農桑，鼓勵百姓墾荒耕田，使得吳越國繼續保持安定繁華的局面。十一月，后晉皇帝石敬瑭下詔，加任錢元瓘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為吳越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六月，杭州市突然起了大火，火勢蔓延到王宮，錢元瓘因此受驚病倒，八月病死，后晉賜謚號文穆。
后晉天福六年（公元941年），錢元瓘去世后，錢弘佐繼承王位，后晉仍封錢弘佐為吳越國王。錢弘佐即位后，任命丞相曹仲達攝掌政務，繼續推行祖父錢镠制定的“保境安民”之策，對外繼續“善事中原”。他在位期間任用賢人，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后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南唐進攻福州市，屯駐福州的威武節度使李仁達向吳越求援，吳越眾臣認為福州路遠來不及相救，而且一旦出兵就會得罪強鄰，反對去救援。錢弘佐卻認為“唇亡齒寒，不可不救”，于是不顧眾臣的反對，下令發兵三萬相救，最終取得了勝利，保障了南部邊境的安寧。事后，李仁達為報吳越出兵相救之恩，便將福州送給了吳越。后漢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六月初二，錢弘佐去世，謚號忠獻王，廟號成宗。因其子尚年幼，故由其弟錢倧繼位。
后漢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錢弘佐遺命委任弟弟錢弘倧[zōng]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任侍中。同年六月十三日，錢倧正式繼承吳越王之位。七月，李仁達到錢塘覲見錢弘倧，錢弘倧加任李仁達為侍中，又命他改名為李儒赟[yūn]。李仁達后悔進京（杭州），便請求內牙統軍使胡思進代他求情請錢弘倧批準他返回福州市，錢弘倧同意。同年八月，后漢任命錢弘倧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任中書令、吳越王。十一月，錢弘倧在碧波亭大舉檢閱水軍，賞賜比過去多一倍，胡進思勸諫應減少賞賜惹怒錢弘倧。次月，李仁達叛變，錢弘倧派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等人攻打李仁達，將其擒獲后誅殺。隨后，錢弘倧和內衙指揮使何承訓計劃驅逐或誅殺胡進思，并和內都監使水丘昭券商議。水丘昭券認為胡進思黨羽很多，難以克制，不如寬容他，錢倧猶豫不決。還未行動，何承訓怕事情泄露，把密謀之事告訴了胡進思。十二月十三日夜晚，錢弘倧招待文武百官，胡思進率領親兵一百人，闖入天策堂，將錢弘倧關閉在義和院，然后假傳錢弘倧的的命令，說錢弘倧突然中風，不能繼續主政，特將皇位傳給其弟錢俶。
后漢乾佑元年（公元948年），錢弘俶繼承吳越王之位。錢弘俶即位后即下令百姓歷年所欠的賦稅一律免除，又將境內荒廢的土地分給農民耕種。還命令數千兵卒解甲歸田，墾荒耕種，促進了吳越經濟的發展。后周廣順三年（公元953年），吳越國境內大旱，百姓賣兒賣女，錢弘俶下令由官府出錢贖回，并開倉賑濟，緩解災情。與此同時，他崇尚佛教，即位后便奉德韶禪師為國師，并跟隨永明寺道潛禪師受菩薩戒，號稱慈化定慧禪師。他還派遣使者赴海外，收集流散的佛教典籍。
納土歸宋
北宋開寶七年（公元974年），趙匡胤進兵江南，征討南唐。南唐國主李煜請求吳越出兵聯唐抗宋，錢俶拒絕了李煜的請求，反而派兵攻下南唐的常州，協助北宋滅唐。南唐亡國后，趙匡胤下旨令錢弘俶進京覲見。次年二月，錢弘俶到達汴梁，趙匡在崇德殿接見錢弘俶，給了他豐厚的賞賜，并破例封錢弘俶的妻子孫氏為吳越國的王妃，三個月后，錢弘俶回到杭州。當時高僧永明延壽身患重病，錢弘俶前往探病時，對宋滅南唐危及吳越走向，征詢延壽的意見，延壽勸諭錢弘俶“納土歸宋，舍別歸總”。
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錢弘俶奉趙光義之命入朝覲見，上表乞降，將吳越所屬的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五十五萬六百八十戶、十一萬五千一十六卒，悉數獻給宋朝，吳越就此滅亡。
吳越滅亡后，宋太宗在揚州市虛設一渤海國國，封錢俶為渤海國王，實際上仍將他留在汴京。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八月二十四日，錢弘俶去世，后追封“秦國王”，謚號“忠懿王”。
疆域
領土變遷
唐乾寧二年（公元895年），占據浙東地區的越州觀察使董昌自立為帝，唐政府派錢镠為浙東道招討使，討伐董昌，董昌兵敗自殺后錢镠兼有浙東、浙西兩道之地。唐天復二年（公元902年），李曄封錢镠為李泰；元祐元年（公元904年），唐昭宗又封錢镠為吳王，此時錢镠占地11州。后晉開運四年（公元946年），吳越得福州，此時吳越疆域最大的時期，約占有今浙江省全省，江蘇省西南部、福建省東北部，至北宋太平興國元年(公元976年)獻地入朝，吳越疆域未有變動。
行政區劃
公元947年錢弘佐得福州市后吳越的轄地為一軍十三州，其中一軍是安國衣錦軍（今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十三州為秀州（今浙江嘉興）、杭州、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華）、越州（今浙江紹興）、明州（今浙江寧波）、衢州、處州（今浙江麗水）、臺州、湖州、蘇州、溫州、福州。一軍十三州轄區分別是：
國都
李曄干寧三年(公元896年)十月，錢镠被授鎮海、威勝（即鎮東）兩軍節度使，實際上已控制了越州。次年，錢镠定杭州為西府、越州為東府，設為道治。其中杭州為京都，越州為行都，亦稱東都，歸鎮東軍節度使所轄，為越州大都督府、鎮東節度副使、安撫使、觀察使治所。
人口
吳越國的人口數量隸書記載的只有吳越國最后一個年份的數據，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錢“納土”歸宋時的戶籍數，但戶籍數史書記載各有不同。如《宋史》《續資治通鑒》中記載吳越有一軍十三州，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吳越備史·補遺》記載的是五十五萬七百戶；《隆平集》記載的是三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戶；《宋要會》記載的是三十二萬零九百三十三戶。
據《太平寰宇記》記載，較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稍后幾年(太平興國五年至端拱二年，即公元980年—公元989年)，吳越國境內有五十萬五千五百一十七戶，比《宋史》等史籍記載的少4.5萬戶，比《隆平集》《宋要會》記載的多近20萬戶，學者李志庭在《浙江通史》中認為新舊政權交替之際，增加將近20萬戶之數顯然是困難的，而適量的減少應該是正常的，他認為《宋史》和《續資治通鑒》記載的數目比較正確。同時，他認為由于吳越國“常重斂其民”，逃避戶籍的肯定不少；吳越國又大興寺院，寺院僧徒動輒千人，致使許多人口脫離了戶籍；此外，與唐朝一樣，一些官、私奴婢和官戶、私屬部曲及士兵等，也都不入州縣戶籍，故推斷吳越國的實際戶口不止五十五萬六百八十戶。
內政
官僚制度
中央：吳越官制大抵仿效唐制，吳越國雖然臣服于中原，但是在國內仍然是獨立的王朝。其省、臺、寺、監等官署基本具備，設官也有平章事、尚書、侍郎、樞密使、翰林學士及郎官、御史等。吳越在同平章事之外有參相府事，大概都是相當于宰相的職稱；在門下省設有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和給事中，在中書省設有右補闕等。
地方：吳越國時期越州的行政體制基本沿襲唐代，以州、縣、鄉三級地方行政為基本形式。州、縣是最基本的地方行政單位。州置，縣設縣令。但吳越國時期，特別是統治時，由于戰爭頻繁，軍事建置在各地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地方行政建置中，節鎮及鎮、戍、軍等與州、縣平行的軍事機構同時存在，而且權力很大，甚至起到替代州、縣行政的作用。如越州刺史就是由東府安撫使來替代的，是越州的最高行政長官。同時，由于潘鎮體制的存在，大都督府、鎮東節度副使、觀察使等軍職系統機構與州（府）行政并行，成為吳越國前期地方行政的主要特點。縣一級行政，除縣令外，尚有鎮、戍、軍等軍事并行系統。行政與軍事兩條線并存，是唐代向唐末行政體制轉變的主要方面。
經濟制度
吳越沿襲唐朝的經濟政策主要采取均稅，減免兩稅等辦法，鼓勵無地、少地的農民開墾荒地，緩和土地兼并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同時，還通過官田出租方式使無地農民能夠維持生活。吳越的墾田業績顯著，錢俶時，“募民能墾田昔，勿取其稅， 由是境內無棄田。”范垌、林禹也指出，吳越“荒田任開不起稅額”，故無曠土。
吳越的土地政策，除了上述勸農墾田這一項外，還有屯田與營田官莊政策。吳越營田設置田使主管，吳越營田以浙西為主，營田使一職由吳越王兼任，如錢繆在唐干寧元年（公元894年)“進充本道營田招討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錢元瓘繼吳越王位后，也兼任營田使。吳越營田實際主持人是營田副使，如沈夏、馬掉、杜建徽、沈崧即任浙西營田副使。
法律制度
五代十國十國的法律，大體上行用唐后期的律、令、格、式和編敕。但敕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凡斷罪合取最后敕為定。”吳越也有立法，《續唐書》中記載“镠開東府南湖，立法甚備，寵姬孝明皇后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镠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吳越“立法甚備”，但因史料缺乏，無法考證所立法的具體內容和細節。
十國刑罰沿用唐朝的法定刑罰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五刑。吳越國施行“五刑”，如笞刑：“吳越武肅王破董昌，辟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魯封拒不受，武肅王笞之。”杖刑：“錢俶妻族恃親犯法，命杖背于府門，另外有人“糾民遺丁以增賦，弘俶命杖于國門。”斬刑：吳越漢宏被斬于會稽市。
軍事
吳越以步軍和騎軍為常設兵種，而以步兵為主。同時吳越還建有一定規模的水軍，水軍的統兵官一般都冠以水軍或冠以象征水軍名號的都指揮使、指揮使、都虞候等。水軍負責沿江或沿海地區的戍防,戰時配合馬軍、步軍執行某一戰役的攻守任務。
吳越由于奉中原王朝為正朔，沒有建立禁軍制度，兵制設有八都、武勇、上直、中直、右直、鎮武、鎮國、向明、親從、親衛、上右廳、飲飛、匡武。
吳越的軍隊是在杭州八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關于八都《資治通鑒》上記載是因為黃巢在乾符五年（公元）八月攻杭州，九月克越州，一些“兩浙豪杰”組織起來對抗義軍，義軍南下后，他們在同年年末組建了八都。錢镠取代董昌的地位后，在八都的基礎上發展到了十三都。其中八都分別是：臨安區縣的石鏡都，余杭縣的清平都、嘉興都，於潛縣的於潛都，鹽官縣的鹽官都、海昌都，新城縣的新城都、武安都、東安都，唐山縣的唐山都，富春縣的富春都、靜江都，錢塘縣為錢塘都，浙江都。八都之外還有紫溪、保城、龍通、三泉、三鎮，合起來共為十三都。
這支隊伍氏以孫儒的降卒為基礎組建起來的，《資治通鑒》上記載李曄天復二年七月孫儒死，其士卒投奔錢镠，錢镠把他們編為中軍，號武勇都。中軍即牙軍，是藩鎮軍隊的中堅力量，戰斗力強。吳越的武勇都自組建以來屢立戰功，許多重大戰役都有參加。武勇分為左、右兩軍，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人為統帥，如徐綰[wǎn]曾任武勇右都指揮使，許在思任武勇左指揮使。
這兩支軍隊是吳越的親軍。唐代的藩鎮皆置有牙軍，作為節度使的親信部隊，牙軍待遇優厚，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負有保衛節帥、野戰征行的雙重任務。但是牙軍容易發生兵變，所以到唐末時，節度使們便紛紛在牙軍之外,另外組建親軍，作為保衛節帥的親信部隊。武勇都所在的中軍，就是吳越之牙軍，親從、親衛便是其親軍。
吳越的軍隊還有上直、中直、右直；鎮武、鎮國、向明；上右廳、飲飛、匡武等。其中上直、中直的記載多見于吳越前期，學者杜文玉在《五代十國制度研究》中推測，這三支軍隊是吳越后來新組建的或是改建的部隊。鎮武、鎮國兩支軍隊是在錢镠之后改編或組建的，向明在《吳越備史》中作為“向盟”，杜文玉認為這支軍隊本為錢镠的敵人劉漢宏的舊部，錢镠將其收編后取名“向明”是比較合乎情理的。上右廳、飲飛、匡武不是吳越軍隊的主力，很少參與征伐。
外交
吳越與中原各國
錢镠立國確定“凡中國之君雖易姓宜善事之”的立國方針，他遺命子孫“如遇真主，宜速歸附。”故吳越與中原各國是藩主貢奉的關系，吳越國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為正朔，錢镠和他的繼承者自始至終沒有停止對中原王朝的貢奉，同時也一直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如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后，封錢镠為吳越王，兼任淮南節度使；后唐李嗣源詔命錢元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東漢任命錢倧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任中書令、吳越王等。
吳越與閩國
吳越與閩國有共同的強敵吳，因此吳越在戰略上是閩國抗吳最好盟友。后梁貞明二年（公元916年），吳國與閩國兩國結為親家，錢镠的第五子錢傳響迎娶王審知王審知的第二個女兒。貞明四年（公元918年），兩國共同出兵江西省境內，支援譚全播抗擊吳軍。
吳越與楊吳
吳越與吳兩國相鄰，為了爭奪蘇州市、常州，兩個國家常有戰爭。如后梁開平二年—開平三年（公元908-公元909年），吳任用陳璋為水陸行營都招討使率軍擊敗吳越兵，攻占常州東洲鎮；干化三年(公元913年)，吳越兵攻常州，吳鎮海軍節度使、內外馬步軍都軍使徐溫及其裨將陳率軍夾擊，大破吳越兵于無錫。直至貞明五年（公元919年），吳越與吳國在長江邊決戰并取得了勝利，吳國遣使求和戰爭才停止，修好之后，“境內休兵樂業二十年。”
吳越與南唐
南唐烈祖李在位時，吳越與南唐為友好的鄰邦。后晉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吳越國火災，南唐國君李昪慰問并支援吳越相應的物質。李璟李璟即位后，吳越與南唐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常有戰事發生，北宋攻南唐時，錢俶拒絕了李煜，未派兵援助南唐，反而派兵攻下南唐的常州市，協助北宋滅南唐。
吳越與契丹
吳越國是南方最早與契丹朝廷接觸的地方勢力，吳越與契丹多次互派使者往來。如后梁貞明元年（公元915年），吳越王錢镠派遣滕彥休“出使契丹，大得契丹心”；貞明三年，再次派遣滕彥休出使契丹，并饋贈犀牛角、珊瑚等物，契丹主賜滕彥休名“述呂”，并授予他官職，此后滕彥休四次出使契丹；后晉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契丹派使臣遙折到吳越通和修好。吳越國在天福八年（公元943年）在契丹和后晉交惡后最后一次向契丹遣使朝貢，此后雙方的官方交往便終止了。
吳越與日本
吳越國對“海中夷落亦皆遣使”，也應包括日本在內，但雙方并未開展國家之間的往來。盡管如此，吳越仍通過赴日本貿易的商人，與日本之間保持著信物交往。吳越與日本之間雖無正式國交，但書信往來不斷，有的傳信商人還以使者身份呈文，雙方之間保持著半官方的交往。
吳越與百濟、高麗、新羅
吳越國與百濟、高麗交往時，居于共主的地位，直接對百濟、高麗國王發布詔令，稱新羅王建、百濟甄萱為“卿”。為了便于吳越僧人與朝鮮僧人的交往，錢镠建造了高麗寺。據考證，原址在今杭州花家山賓館西北一帶，為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吳越國王錢繆所建，初名慧因禪院。它成為當時中韓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寺院，華嚴宗中興的根本道場。
經濟
農業
興修水利
吳越水利在十國中是最著名的。杭州市、嘉興市、湖州、紹興市、明州等地水利條件好，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如后梁開平四年 (公元910年) 八月，錢镠下令修筑捍海石塘。形成堅固的堤壩，保護了江邊農田不再受海潮侵蝕，并由于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江邊農田得到灌溉，促進了杭州郊區農業的發展，“由是錢唐富庶盛于東南。”錢氏據有兩浙后，還曾修筑武義縣的長安堰，受益農田達萬余頃。余杭縣的上湖、下湖、北湖也是重要水源，經過整理，對農業生產效益很大。嘉興境內有拓湖、搬山湖、當湖、陳湖等四湖，支港相貫堰塘堤壩眾多，可以御海潮也可以蓄水和泄水，對于農業發展頗為有利。太湖在蘇州市的吳中區、嘉興市、長洲等地水利晚唐受到破壞，錢镠在這個地區建置“撩水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責浚湖、筑堤、疏河浦，使農田旱能灌，澇能排。
為充分利用土地，吳越統治者鼓勵墾荒，曾規定：“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因而“境內無棄田”，在這樣的政策下，吳越國百姓修造了很多圩田。為修建圩田，吳越國的統治者特分撥一部分軍隊去屯駐，叫做營田軍，從事修造圩岸，確保豐收。如蘇州就有營田軍七、八千人，專門組織農民進行圩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又在圩岸上遍植樹木，以鞏固圩岸。圩田的修建，使水旱災明顯地減少了。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鼓勵種植
吳越國君主從錢镠開始就注重引導農民種糧，糧食作物做到一年兩熟；同時也十分重視鼓勵農民種桑養蠶。錢镠設法勸導百姓種桑養蠶，“善誘黎氓，服勤耕。““再熟稻梁，八蠶桑。”兩浙山地、湖泊多，百姓就利用緩坡丘陵地與整治江湖后獲得的大批灘地種植桑樹。吳越國當時“水蛇麻遍野”，蠶桑生產的發展，為吳越絲織業提供了充分的原料供應，促進了絲織業的發展。
手工業
紡織業
吳越國官營織造業特別發達，設有少府監負責絲錦織造并在杭州西府設立王室絲織作坊，羅致的北方來杭避亂的技藝高超的織錦工多達三百余人，專門為王室與貢奉中原王朝的高檔絲織品即所謂“精”的織造。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錢镠向后唐進貢的絲綢品就有越綾、吳綾、越絹、龍風衣、絲鞋履子、盤龍風錦、彩緞等許多種，這些絲織品工藝的精細、花色品種的繁多均超前代。到北宋干德五年（公元967年）以后，南方上貢中原王朝的絲織品已占全國上貢數的75%左右，大大超過北方；而在南方上貢的絲織品中吳越上貢的約占65%左右。吳越實際上已成為全國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成為中國的“絲綢之府”。除了官營織造業，吳越民間有許多織戶，民間織戶生產出來的絲織品首先得抵繳捐稅，其余才能出錢售給商人。
印刷業
吳越國印刷業發達，吳越雕刻的《陀羅尼經》數量很多，印刷水平也很高。還刻印了名家詩文集，流傳民間，有的還遠銷日本、高麗等國。吳越國內的刻工、印工很多，吳越王錢俶與延壽所印佛教經像，咒語，有數字可考者，就有六十八萬二千卷（或本），數量巨大，在中國印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
制瓷業
吳越的制瓷業發達，在上虞區、慈溪市、峨縣、紹興市、鄞縣、奉化區、永嘉縣、溫嶺市、臨海縣、黃巖縣、天臺縣、仙居縣、湖州市、東陽市、武義縣等地，都發現有制瓷窯址。吳越所制的秘色瓷是瓷器中的精品，專供王室使用，向北方小朝廷進貢的貢品，主要產自上林湖、上虞湖和龍泉等地。除了官窯，吳越地區還有大量民用瓷窯場，如溫州市、龍泉等地的窯場就主要生產碗、盤、壺、杯之類民用瓷器。此外，一些越窯還生產一部分外銷瓷器，近些年，伊拉克巴格達附近的一些遺址就發現過五代十國時期越窯的青瓷。吳越時期越窯究竟燒制了多少瓷器已無從統計，但僅錢俶時，供奉北宋太祖、李世民兩朝的金銀飾陶瓷器即達14余萬件。
商業
海內貿易
國內商業
吳越國“休兵樂業二十年”，對比北方的戰亂，吳越國相對安定，大批北方避亂的百姓南來，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經驗，提高了吳越國的社會生產力。同時，統治者重視農業的發展，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發展，境內富庶，促進了吳越商業的發展。當時吳越國內的商業活動活躍，糧食糧食布帛、雞鴨魚肉、都有買賣，茶樓酒肆也很多。由于商業的繁盛，杭州城不斷“臨街蓋店“擴大市場，以“開肆三萬室”，并逐漸形成“南宮北城”“前朝后市”的局面。“東豚巨浸，臻閩、粵之舟槽；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杭州城成為南來北往的商品集散地。
朝貢貿易
吳越國與中原王朝的朝貢關系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吳越國其時與海內各國各地區都有商業往來，而以與中原地區的商業往來為主要。吳越國通過陸路、海路兩條路入貢，《資治通鑒》記載后梁貞明二年（公元916年），吳越王錢镠派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皮、郴、潭、岳、荊南道入貢。雖然道路迂回，但是商機也更多。司馬光在論述朝貢貿易時直接寫道“镠之入貢，利于市易”，通過入貢，吳越國不但得到了名分上封號，而且也獲得了許多物質上的賞賜，吳越國與中原地區的貿易往來也增加。吳越國航海貢輸日久，沿著海路貢道也就逐漸形成為一條航海貿易線，并設置“回易務”與民貿易。
與契丹貿易
吳越國和契丹的交通一般為“沿海湖河”而行。吳越國和契丹除了有官方的往來之外，兩國的貿易也很多。當時，吳越國由契丹輸人的主要是馬、羊、皮毛等北方特產；往契丹輸出的主要是絹、羅、綺等絲織品及茶、藥酒、瓷器等日常用品，還有角、珊瑚、寶器、珍玩等。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大營子遼墓中曾出土過青瓷器均屬越器，這些青瓷器是當年由吳越國輸往契丹的。
海外貿易
吳越海運業發達，和很多國家有貿易往來。吳越的海外貿易東到日本，北往高麗，南邁林邑、婆利，西至阿拉伯帝國、波斯。從吳越海上繞道向西航行，遠涉印度、大食（哈里發帝國，今中亞，北非），輸出青瓷、絲綢，從大食輸入猛火油(石油）等稀有而實用的物資；和日本的交往商業往來也很多，從吳越運到日本的主要的是香藥、錦綺織物、瓷器，經卷、名家詩文、歷書等印刷品及佛畫、佛像等，而日本方面輸出的主要的是光鹵石等。與海外諸國廣泛的貿易來往，大大增強了吳越的經濟活力。
貨幣
吳越國的貨幣歷來眾說不一，學者彭信威在《中國幣貨史》認為：“十國中除了吳越、南平（荊南）、北漢等國以外，其余都曾鑄過錢”，千家駒、郭彥崗的《中國貨幣史綱要》轉引《通政》卷九日：吳越、北漢也曾鑄過錢“。（清）盛子履《泉史》錄有寶正通錢圖，他認為錢镠在吳越境內有過“寶正”的年號，寶正通寶錢就是錢镠時期所著，因五代史沒有記載吳越鑄錢事，所以其他史書也未記載，但他所得的寶正通錢不是贗作，可以證實吳越有鑄錢。到目前為止，從臨安出土的錢幣看，至今尚未發現過吳越年號錢，而以唐“開元通寶”和“會昌開元”居多。如1970年4月板橋鄉如龍村金家改山造田中發掘五代十國墓葬一處，墓主吳姓，是錢王功臣，隨葬品除青瓷器、銀器、銅鏡等珍貴文物外還出土“開元通寶”錢230枚。
文化
文學
吳越國時期，城市經濟、文化繁榮。詩歌上以羅隱最為著名。羅隱的的作品很多，保存下來的詩歌約500首，很多都是名篇佳作。他的詩歌大多諷刺現實，在民間流傳廣。他的七言律詩內容廣泛，包括時政、友情、登臨、詠物、酬贈等，如《魏城逢故人》《登夏州城樓》《籌筆驛》等名篇最為人所知。除羅隱外，在吳越詩壇上僧人貫休的詩作亦甚為人們稱道，他的詩清新明快、樸素康健，一反晚唐那種典雅、綺麗、纖弱無力的詩風。
藝術
吳越王錢镠“善草隸，稱神品”，且“工畫墨竹”。由于統治者的雅好，各地畫家“同時入吳越”，如山東的王道求、高唐的李群、婺州蘭溪人貫休等。除此之外，吳越國還有畫家王耕、鐘隱、羅塞翁、畫僧蘊能等。其中王耕擅長畫牡丹，鐘隱擅長畫山水人物、花竹禽鳥，羅塞翁擅長畫羊，蘊能擅長畫雜畫、佛像。這些畫家豐富了吳越國的畫壇，使吳越國的繪畫藝術在當時中國境內處于比較領先的地位。除了繪畫之外，吳越國的石窟藝術也很卓越，吳越國的石窟佛像造型豐滿，謙和慈藹，衣紋流暢，雕工精湛，具有典型的南方藝術風格。
佛教
佛學發展
吳越國國君提倡佛教，故佛教在吳越國流行，吳越也因此有了“東南佛國”之稱。當時佛學方面，禪宗思想、天臺宗和律宗都有很大的發展。禪宗在五代十國時分化為臨濟、法仰、曹洞、云門、法眼五宗，其中法眼宗創始人文益禪師便是杭州余杭人，繼承他學說的德昭、道潛、永明延壽等人都得到了吳越國王的尊敬與厚待，其中德昭被錢镠尊為國師；天臺宗為中國佛教的八大宗派之一，李炎和柴榮兩次滅佛之后，天臺宗的典籍散失，吳越國王錢俶采取德昭的建議，遣使臣往日本、朝鮮取回天臺宗教籍，自此，天臺宗得以中興；律宗也稱南山律，吳越國時，南山律流行最廣，以元表、贊寧為主，元表的門人景霄著《簡正記》二十卷，成為南山正宗。贊寧曾被任命為吳越國的僧統，主管全國僧眾和宗教事務，對宣揚南山律宗有很大貢獻。
大興佛寺
吳越國境內修建了很多佛寺，現據《咸淳臨安志》初步統計，吳越國時在首都杭州市所創建和擴建的寺院有150余所。后周顯德元年（公元954年)吳越王錢俶建凈慈寺，并請延壽禪師在此編了有名的《宗鏡錄》一百卷，綜合了賢首、慈恩、天臺各宗的教義，論證了自己的理論，自稱“宗門寶鏡”，為后世研究佛學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錢弘俶又特邀延壽禪師主持重建杭州靈隱寺殿宇，據說有九樓十八閣，七十二殿，共一千三百余間，寺僧達三千多人，今大殿前東西兩石幢，八角九層，并有吳越國錢弘俶時期的佛像浮雕遺物。
石窟造像
杭州市被確定為吳越時代的造像有南山區的煙霞洞、石屋洞和將臺山（慈云嶺）等處的作品。煙霞洞是一深約20余米，高4米，寬5米的天然巖洞，洞內的三世佛和四脅侍菩薩、十六羅漢像以及孔雀明王像、千官塔(浮雕佛、菩薩和數百供養人的八角七層高2．86米的小塔)屬于吳越時代的制作；石屋洞位于南高峰下石屋嶺南麓大仁彈寺的后院，也是一處天然巖洞，洞內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的七尊像，還有很多小型阿羅漢浮雕，這些雕像多為吳越后期，后晉天福、開運年間(公元936年—公元947年）；將臺山佛雕像的所在地，是將臺山、玉皇山之問的慈云嶺南坡，崖壁上雕有一個大和一個小龕，大龕高4米、寬9．7米，龕內雕為一佛六脅侍的七尊像，主佛接引佛通座高3．5米，這一組龕像繼承了晚唐的雕像風格，容相豐滿，儀態端嚴。
印刷佛經
吳越國統治者崇奉佛教，雕版印刷術大都用于印行佛經。僅錢俶時期所印的寶印經，一次就達八萬四千卷；杭州雷峰塔出土的北宋開寶八年（公元975年）的《陀羅尼經》卷，全長2.11米，高7.3厘米，卷首刻禮佛圖，次為經文，經文首行11字，余每行均為10字，全卷271行，共2700余字。經紙分白綿紙和元書紙二種，卷端題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人雷峰塔遺址，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等字。此外，還發現了雕版印刷的塔圖。據張秀民考證：“錢弘傲與延壽禪師所印佛教經像、咒語，有數字可考者，共計六十八萬二千卷（或本）。”
科技
天文
公元1965年在玉皇山下五代十國吳越國王錢元瓘墓中發現了石刻星圖。石刻星圖畫在墓頂上，系用紅砂石刻成，據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圖——杭州吳越墓石刻星圖評介》一文中統計，全圖共刻有星官32座，附座13座，星數應有218顆，但因殘缺35顆，現存183顆。這幅星位圖也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星圖。
建筑
吳越國在建筑學方面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杭州人喻皓著《木經》一部，是當時建筑技術的理論總結。該書詳盡闡述了建筑上的幾項法則，如造舍之法，“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臺基）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裱等。書中還以人體尺度的基礎理論來作為比較的尺度，如文中說：“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也以御攀為法。”這種人體尺度理論的掌握與運用，要比歐洲人大約早四五百年。喻皓《木經》一書的出版，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建筑學的內容。《木經》原作已失傳，其建筑理論有賴沈括《夢溪筆談》和李誠《營造法式》得以部分地保存下來。
帝王世系
遺址
吳越國王陵
吳越國王陵位于浙江省臨安區錦城鎮和玲瓏鎮的太廟山南坡、明堂山。這里有吳越王錢镠墓、錢元瓘墓，以及錢镠父母錢錢寬、水邱氏墓。錢寬于唐干寧二年(公元895年)四月十八日去世，葬于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當時錢镠還未稱吳越王，所以其墓室僅具前后室，后室頂部繪有天文圖；錢镠墓有大型封土堆，長寬各約50米，高9米，地表遺存華表、石馬、石羊等石刻；錢元瓘及其妃子吳漢月的陵墓為前中后三室，后室四壁雕刻四神十二生肖像，后室頂部均有線刻天文現象圖，四壁有石刻浮雕和彩繪的牡丹圖案。
吳越郊壇
吳越郊壇又名拜郊壇、登云臺，位于浙江杭州玉皇山南側支脈天真山上的天真院遺址中。吳越郊壇建于后梁龍德元年（公元921年），是吳越國王錢镠祭天的場所。郊壇面積約2000平方米。現存壇址大致分為兩層，兩層平臺之間由數十級臺階相連，中間的山體皆以齊整長方形石塊壘筑。兩層平臺上散布多處歷代遺跡，如靈化洞、登云洞、“朱天廟洞”甘露井、午夢床以及近十處摩崖題刻。其中有錢镠刻的題記共29字：“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巴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镠建置。”
參考資料 >
吳越千年概述.杭州市文化廣電旅游局.2025-06-12
歷史劇《太平年》中講述的一次和平統一 錢氏家族為何選擇“納土歸宋”.新華網.2026-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