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是一部按《資治通鑒》體例敘述宋、遼、金、元歷史的編年體通史。凡220卷，360萬字，所敘上起于趙匡胤建隆元年（960），下迄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四百一十一年。
該書由清畢沅主編，名家錢大昕、邵晉涵、章學誠、洪亮吉、黃景仁等參與初刻至103卷，后因畢家貪污遭籍沒而止，書稿散佚，桐鄉馮集梧買得全稿補刻成220卷。1957年由中華書局點校出版，糾正了其中大小錯誤2400條，是目前通行中最好的本子。
《續資治通鑒》將宋、遼、金、元史融為一體，全書史料完備，考異講究，以徐亁學《資治通鑒后編》為基礎，從宋、遼、金、元四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續資治通鑒長編》等一百多種書中取材，凡四易稿，歷二十年而成。采用了“ 據事直書，善惡自見”的方法，在本文下分注考異，其中北宋部分較為精細，元代部分較為簡略。在體例上，對宋、遼、金、元四朝史事同等重視，破傳統觀念中“ 夷夏之防” 的禁，體現了其對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原政權等而視之的帝王正統觀。記敘上，著重論述政治史，經濟、文化及對外關系也詳細記載，反映了編者經世致用的歷史學思想。
其一經問世，即受到普遍贊譽。在文獻依據、篇幅繁復和考訂詳審等方面，超越此前諸家續通鑒，在乾嘉時期私人系統性史著稀缺之際，尤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梁啟超對該書評價：“有畢《鑒》則各家續《鑒》皆可廢也。”但該書也存在“出自眾手”“史才不高”等弊病，王繼評其：“上不足以與《資治通鑒》媲美，下不能與 《明鑒》抗衡。”
成書
成書背景
畢沅（1730年—1797年），江南鎮洋人（今太倉市人），字纕，號秋帆，因從沈德潛學于靈巖山，自號靈巖山人。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清嘉慶二年（1797）。其30歲應禮部會試對策太和殿，得一甲一名。
乾嘉之際，清廷對文化政策調整，以及以畢的老師惠棟為代表的諸多大儒倡復古學，致使經史考證之學蔚為學術潮流。畢沅，于金石、地理、文字、音韻、訓方面頗有研究，又好學愛士，常常廣聘學者校釋古籍。邵晉涵、孫星衍、洪亮吉、程晉芳、章學誠等，都先后招入師爺。于是，畢沅決定借諸幕客之力，編經史典籍。
《資治通鑒》只寫到北宋時期，后世從事文史研究者都想模仿其體例續寫宋元明歷史。先有南宋學者李燾編纂有《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編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徐夢莘編纂《三朝北盟會編》，后有陳鶴、談遷和嚴衍等作過《明紀》《國榷》和《資治通鑒補正》，但一方面，這些書籍繁重，難于流傳，一方面失于簡略和不全，考究不嚴謹，書本僅局限于部分朝代的史事。此后，陳?? 、王宗沐、薛應旗也因為不能網羅書籍，僅僅根據本史進行編排，參以其他書籍，各種缺漏尚不能擔當起傳承編年史史體之大任。到了清代，昆山市徐乾學才在大儒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人的協助下，以李燾不全本為基礎，參以王宗沐、薛應二人的版本進行增損，編纂了《資治通鑒后編》，宋、遼、金、元史料基本涵納，可惜其記載也僅僅截至趙曙治平年間（1064-1067），難成定本。到了乾隆時期，因為《四庫全書》的編纂，過去不易看到的書籍，此時得以流傳，修撰續鑒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于是畢沅利用自己為官的許多有利條件，網羅官私文獻，主持編纂了《續資治通鑒》。
成書過程
《續資治通鑒》編纂工作開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約畢沅任陜西省、河南巡撫期間。是時，嚴長明、孫星衍、洪亮吉、錢坫諸人為畢沅府中幕客，分任《續資治通鑒》之纂輯，集眾幕客之力完成書稿草創；成編后，畢沅因不大滿意，讓邵晉涵進行更正，書本大為改觀；其后，畢沅又囑托錢大昕復勘全書、增補考異。初本完成于愛新覺羅·弘歷五十七年（1792），歷時20年，初刻于愛新覺羅·颙琰二年（1797），畢沅去世兩年后，得罪籍沒，刻書中止，僅刻103卷。嘉慶五年（1800），浙江桐鄉人馮集梧買下畢沅原稿全部和不全版片，并將未刻的117卷補全，使全書220卷在嘉慶六年（1801）問世。
版本
關于《續資治通鑒》初版，由于歷史流傳問題，至今仍是頗多爭議的一段公案。有章學誠所撰《邵與桐別傳》，稱其家所刻《續資治通鑒》為賓客初定之本，僅就徐氏之本進行曾損，成書200卷，邵晉涵更正后寄給畢沅的版本在畢沅死后消失不可訪。但1929年，胡適、姚名達合撰《章實齋先生年譜》，對這一說法提出了異議，認為馮集梧購得的原稿和版片正是邵晉涵更正后、錢大昕增補校之本的版本，成書220卷。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有說，其書成于邵晉涵，而章學誠參與其義例的制定。可以肯定的是，嘉慶五年（1800），浙江桐鄉人馮集梧買下畢沅全部原稿和不全的版片，補全未刻的117卷，全書220卷在嘉慶六年（1801）問世。之后，刻板保存在嘉興市馮氏后人家里。咸豐年間，清軍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欲搶去燒水做飯，被馮氏鄰居用加倍薪柴易出，部分缺失。不久，上海道應寶時購得書版，刻補所失65版，書本在同治年間第二次印行。1938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此書，收入《四部備要》。1957年由中華書局點校出版，糾正了其中大小錯誤2400條，是目前通行中最好的本子。
內容
《續資治通鑒》是一部按《資治通鑒》體例敘述的編年體通史。上起趙匡胤建元元年（960），與《資治通鑒》相銜接，下迄于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四百一十一年，成書220卷。綜括宋、遼、夏、金、元諸朝史事，并附有《考異》，以徐乾學《資治通鑒后編》為基礎，參以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葉隆禮《契丹國志》及各家說部、文集約百數十種，詳明記述了宋、遼、金、元四朝興衰治亂的歷史，其中北宋部分精確著述，元代部分較為簡略。本可編到明代，由于當時文網甚密，易觸忌諱，故明史缺而不書。
體例
《續資治通鑒》以《資治通鑒》為體例，在寫作手法上沿用編年體敘述之法，又突破編年體的局限，擴大了記事容量。如：一、對某些重要歷史事件，采用連載法，始末連貫，因果彰顯，在全書中成為相對獨立的章節。二、對某些單獨列出條目，而又值得一提的“次等” 史事，多用附敘法，先述一事，逐后連及其他。三、采用追敘法，先及本事，后溯由來。四、不拘于以記事為本位，在人物的卒年之后，吸收紀傳體的優點，以“列傳”敘述人物生平事跡。五、對于一般歷史人物的傳記，《續通鑒》則采取敘其典型、 突出事跡的方法。六、除人物外，對典章制度的記載，也汲取了 “書”“志”的敘述體例，不完全拘于時間的限制，而注意溯其演變本末。
史學成就
取材完備
畢沅之《續資治通鑒》以徐乾學《資治通鑒后編》為參照，但引據史料比其多近兩倍。據統計，其總引資料達377種之多。除自宋以來的常見隸書和官修史書外，還大量采用官野記、案奏疏、家乘志狀、金石碑刻等。對清人的文集、筆記也大量選用，如萬斯同的《庚申遺事》《六陵遺事》、黃宗羲《南雷文案》、姚鼐《古文辭類纂》等。在記述少數民族史事過程中，還大膽參考朝鮮朝鮮王朝徐居正 《東國通鑒》、鄭仁趾《高麗史》等史書。
考異詳備
《續資治通鑒》繼承和發展了司馬光《資治通鑒》以來的考異傳統，對史事記載的歧異作出判斷與選擇。其考據內容涉獵人名地名、年齡身份、謚號帝號、官銜職務、具體數量、時間天文現象、制度沿革、事件經過以及河流名稱、軍隊名稱等，十分廣泛。其考證史料多以正史為本，眾說擇優，辯證是非。考證中不能定論之事謹慎對待，或標注“未知何據”“未詳孰是”等。深入探查不同記載的史料來源，對比分析，具備很強的邏輯性。
體例整齊
《續資治通鑒》對宋、遼、金、元四朝史事同樣重視。全書 220卷，其中《宋紀》（含 遼、金、西夏）182卷（包括北宋168年97卷，南宋152年85卷），《元紀》38卷，在記述遼、 金、西夏、高麗等少數民族史事上也頗占筆墨，一改過往宋史專著 “好述東都之事” 的弊病，彌補了詳北宋、略南宋、抑遼金的偏頗。
公正嚴謹
《續資治通鑒》采用了“ 據事直書，善惡自見”的方法， 記錄史事而不仿照以往編年體史書夾入史論，避免了將作者的主觀臆斷強加給讀者，表現了畢沅審時度勢的現實精神，也有認為這是為害怕文禁。在本文下分注考異，其中北宋部分較為精細，元代部分較為簡略。
史學思想
不辨夷夏的帝王正統觀
受封建正統夷夏之防觀念的束縛，史學界排元情緒高漲，此前的史學著作中，對于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活動，多有忽略。《續資治通鑒》于政權分立時期斟酌統系，在宋年號之下同時書寫遼、金、西夏年號，強化以帝王正統論為核心的歷史觀念，和愛新覺羅·弘歷《通鑒輯覽》中的強調不謀而合。并沖破傳統觀念中“ 夷夏之防” 的禁錮，對少數民族政權合法性意識的增強，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面面俱到地記載少數民族政權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史事，較為全面地反映了這一民族大融合時期的歷史風貌。這是相對以往私家隸書對于少數民族政權態度上的一大進步。
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
《資治通鑒》的目的是為封建王朝提供歷代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教訓，因此著重論述政治史，在經濟、文化部分頗有省略。而《續資治通鑒》除以政事部分為多外，經濟、文化及對外關系也詳載備至，避免了過偏之病，反映了編者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
學術價值
《續資治通鑒》在文獻依據方面有了超越以往的成績，篇幅之繁富和考訂之詳審，亦非之前的續通鑒諸家所可比擬。學界公認其水平高于之前的陳?? 、王宗沐、薛應旗 、徐乾學諸家，后世史學家把它作為堪稱續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唯一著作，兩書合刊為《正續資治通鑒》，在乾嘉時期私人系統性史著稀缺之際，學術價值受廣泛認可。
整理編修史料
由于之前史料殘缺及史學家們知識欠缺，之前續作中多有錯誤。《續資治通鑒》對其中錯誤進行了修改，如對于歷史紀年，詳細到帝王紀年、改元紀年、朝代更替紀年等的一一甄別。地理知識的也多有改動，如此前資料顏師古注《漢書》、李賢注《后漢書》和《晉書·地理志》等的錯誤，在《續資治通鑒》中都得到了更正。畢沅還借助金石考據用以證經史，糾正了許多史志錯誤。
補充完善史事
該書以 宋、遼、金、元四朝正史為主，參以此前諸家續鑒，在記述上更加詳備，另據《契丹國志》等書，補遼、金、西夏史事之遺漏。元朝事則多引文集，旁及說部之可信者，豐富了遼、金、西夏、元朝史事的記載。其中遼、金、西夏史事附于宋年號之下，記載內容涉及的層面及詳盡程度和宋幾乎沒有差別。
突破史學發展
乾隆時期，史學編纂以官方為主，官方主導大型、系統隸書的纂修。《續資治通鑒》以畢沅私人組織編纂，挑戰官方對歷史敘事的主導地位，孵化出乾隆時期史學發展的新因素。
糾正殊乖體例
之前的續作在體例上不嚴謹，一事常常有重復出現的情況，《續資治通鑒》對其進行了糾正。如：薛應旗《宋元資治通鑒》，記真德秀兼宮教勸濟王孝敬以俟天命語，一篇之中，前后兩見。《續資治通鑒》對其做了更改，首次見于卷一百六十二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 蒙古太祖十七年）五月：“真德秀時兼宮教，諫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深可慮也。’ 竑不聽。”第二次出現時，用“復以前言進于竑”代之，避免了重復敘事。
記敘體例多樣
過去，編年體歷史書籍表述歷史主要以時間為線索進行記敘，這種方法容易割裂史事的完整性。《續資治通鑒》采用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寫法，跳脫“以事系日”， 嚴格按照時間順序逐條排列史事的程式，突破了編年體的局限，擴大了記事容量。
歷史評價
正面評價
莫友芝在《修補畢氏續資治通鑒刊板跋》中稱：“雖紀四百年事，較溫公紀千數百年者，卷遂有三之二，猶啟后來議端，續溫公書誠不易易。然其縝密詳贍，在二代編年家，固未能或之先也。”
梁啟超對該書評價：“有畢《鑒》則各家續《鑒》皆可廢也。”
張之洞評價《續資治通鑒》：“宋、元、明人續通鑒甚多，有此（即《續資治通鑒》）皆可廢。”
王繼所撰《畢秋帆述評》一文，肯定了畢沅《續資治通鑒》一書“取材宏博，考證謹嚴” “刪去《通鑒》發揮褒貶、口誅筆伐的‘臣光曰’評論，是對《通鑒》的積極改造”“糾正了以往宋史專著詳北宋略南宋的缺點”“繼承了《通鑒》的優良傳統，不述異，不語神怪”“對少數民族政權的活動記載有所增強”等優點。
當代學者劉盛評價《續資治通鑒》：繼承了徐乾學等人《資治通鑒后編》的基本架構，在此基礎上對該書進行了一番豐富資料、考證辨偽的工作，特別是在乾嘉時期新的書寫環境下，對相關部分進行了相應的改寫。全書既照應了當時的書寫環境，又有節制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是一部了解宋元時期歷史的脈絡清晰、史料豐富、結構合理的基本讀物之一。
學者陸泰評價《續資治通鑒》：《春秋 》出，使“亂臣賊子懼”；《資治通鑒 》出，成為歷代皇帝的教科書；《續資治通鑒》出，使元明清歷史延續，并豐富了少數民族建國的史料，是經世功能極強的著作。
負面評價
梁啟超曾指出：“司馬光作《資治通鑒》，畢沅作《續資治通鑒》，同是一般體裁。前者看去百讀不厭，后者讀一二次便不愿再讀了。”
王繼所撰《畢秋帆述評》，指出了該書的不足之處：一者畢沅終究缺乏司馬光的史才與文思，有志續書而無力凝煉裁剪，總其成的水平不高。二者修書計劃受條件的限制，一直未建立一個固定的修史班底，預修諸人，隨來隨去，書成眾人之手，參差抵，在所不免。同時指出該書上不足以與《資治通鑒》媲美，下不能與 《明鑒》抗衡。
參考資料 >
論王宗沐《續資治通鑒》的“資治”特色.中國知網.2023-05-08
《續資治通鑒》平議.全國圖書館參考咨詢聯盟.2023-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