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體名。亦單稱傳。是一種常見的文學形式。主要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跡，根據(jù)各種書面的、口述的回憶、調(diào)查等相關(guān)材料，加以選擇性的編排、描寫與說明而成。傳記和歷史關(guān)系密切，某些寫作年代久遠的傳記常被人們當史料看待。一般由他人記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稱"自傳"。傳記大體分兩大類：一類是以記述翔實史事為主的史傳或一般紀傳文字；另一類屬文學范圍，傳記作者在記述傳主事跡過程中，可能會滲透自己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斷，但和小說不同，傳記一般不虛構(gòu)，紀實性是傳記的基本要求。
簡介
基本解釋
1 記錄某人生平事跡的文字
2 一般傳記性著作，尤指作為一種類型的這類著作
傳記類著作領(lǐng)域
詳細解釋
1. 經(jīng)書的注釋。
《漢書·元后傳》：“‘五經(jīng)’傳記，師所誦說。”
南朝 梁劉勰 《文心雕龍·總術(shù)》：“經(jīng)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
章太炎 《國故論衡·明解故下》：“傳記有古今文，今文流別有數(shù)家，一家之中，又自為參錯；文言文準是。”
2. 泛指記載的文字。
《漢書東方朔傳》：“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
唐 韓愈 《南海神廟碑》：“考於傳記，而 南海 神次最貴。”
宋 張淏 《云谷雜記》卷四：“秦 漢 以前，箭矢已通稱，魏 晉 以下，見於傳記，不可具紀。”
3. 文體名。亦單稱傳。記載人物事跡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記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稱“自傳”。傳記大體分兩大類：一類是以記述翔實史事為主的史傳或一般紀傳文字；另一類屬文學范圍，以史實為根據(jù)，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
明 郎瑛 《七修類稿·詩文·濟顛化緣疏》：“﹝ 濟顛 ﹞至今相傳之事甚眾，有傳記一本流于世。”
清·田蘭芳《蓬萊（袁可立別業(yè)）紀勝雜體小引》：“豈非以傳記留傳，昭然可據(jù)，遂謂古或異于今，故如是耳。”
姚華 《論文后編·目錄上》：“析言紀傳，記志，總曰傳記之屬。”
趙樹理 《實干家潘永福》：“我對他生平的事跡聽得很多，早就想給他寫一篇傳記。”
基本種類
包括一般的傳記、自傳、評傳、人物小傳、人物特寫、回憶錄、年譜、小說化的傳記，等等。
自傳體傳記。這是某一個人物自己寫的記載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的文章。記載自己前半生或大半生的生活經(jīng)歷的一般稱為自傳，如《馬克·吐溫自傳》，愛新覺羅·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等。有些是以記載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片斷或某一方面的經(jīng)歷為主，這一般稱為自述，如《彭德懷自述》。
回憶體傳記。這類傳記的作者往往是被立傳者的親屬、朋友、同事或部屬，他們主要是通過自己的回憶記載被立傳者的生平與事跡。
采訪體傳記。這類傳記的撰寫人，一般與被立傳者原來并無交往，或者是與被立傳者相隔幾代的后人，他們主要靠采訪被立傳者的親友，搜集被立傳者的各類資料，然后經(jīng)過作者取舍、創(chuàng)造，形成傳記。如羅曼·羅蘭的《名人傳》、魏巍的《鄧中夏傳》等。
自傳體傳記和采訪體傳記融匯在一起的傳記。如聞名于世的瑞典電影明星英格麗·褒曼和美國作家阿倫·吉伯斯合作寫成的《英格麗·褒曼傳》。
在傳統(tǒng)的散文體傳記外，還有一些特殊體例的傳記。比如80后詩人、學者風來滿袖所著的《被隱喻的四月——徐志摩詩傳》就是我國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體傳記。
基本特性
“實用類文本”中的人物傳記，是遵循真實性原則，用形象化的方法記述人物的生活經(jīng)歷、精神風貌及其歷史背景的一種敘事性文體。其文體特點是真實性和文學性。其中，真實性是傳記的第一特征，因為傳記敘寫的是歷史或現(xiàn)實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實姓、居住地點、活動范圍等，寫作時不允許任意虛構(gòu)。但傳記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歷史記錄，它又具有文學性。它是寫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內(nèi)；它通過作者的選擇、剪輯、組接，傾注了愛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藝術(shù)的手法加以表現(xiàn)，以達到傳神的目的。
從敘述人稱看，傳記可分“自傳”和“他傳”：前者是作者自己撰寫的，后者是他人撰寫的。
從表達方式看，一般的傳記以記敘為主，還有的傳記，一面記述人物的經(jīng)歷，一面加以評論，記敘與評論各半，這種傳記則被稱為“評傳”。
從創(chuàng)作方法看，有的傳記以記敘翔實的史實為主，用語比較平實，稱為“歷史性傳記”；有的傳記多用形象化手法，描述人物的生活經(jīng)歷、精神風貌及其活動的歷史背景等，以史實為依據(jù)，但又不排斥某些聯(lián)想性的文學描寫，稱為“傳記文學”。
其他詞條
志屬信史
“志屬信史”，志傳和史傳一樣，必須真實可靠，符合歷史事實。對人物的記述也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過是過，不虛構(gòu)渲染，不隱惡揚善，不拔高溢美，不貶責降低，據(jù)事“直書”，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詭”，“事信而不誕”，才能有益于人，傳之久遠。
公允評價
從人物的復雜性中對人物作出公允的評價。歷史是絢麗多彩的萬花筒，歷史人物有其復雜性。在錯綜復雜的歷史條件下，大量的歷史人物功過滲合，斑瑜互見。有的人功大于過，有的人過大于功。因此，我們對歷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體分析，一分為二地看人物的好與壞，功與過，決不能因為一個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勞一筆勾銷，也不能因為做過一些錯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貢獻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司馬遷寫《淮陰侯列傳》對韓信的軍事才能是滿懷激情的描寫，但對韓信早年的“無行”、“不能治生商賈”、“食從人寄食飲”、“俯出胯下”卻并沒掩蓋而是直書，讀者讀后反覺真實可信。所以我們寫人物傳記，一定要從當時社會歷史的客觀條件出發(fā)，實事求是地記載和評價歷史人物，真實地反映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寫作方法
選材典型
要達到上述要求，一要選材典型。編寫人物傳要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時，選擇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詳細記述，把不能表現(xiàn)人物特征的事件摒棄或一筆帶過。從各種素材中加工、提煉，選擇最能表現(xiàn)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的典型事件來寫。這些典型事件，往往是人物一生的關(guān)鍵所在。寫好這些關(guān)鍵之處，不僅可以表現(xiàn)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顯示歷史發(fā)展的進程及其特點。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借鑒，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和藺相如都是趙國封建統(tǒng)治集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司馬遷為了要表現(xiàn)廉頗、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不是給他們各開一張履歷表，而是選擇了“完璧歸趙”、“澠池之會”、“將相和”三件事來寫。這三件事反映了兩種矛盾，一是秦趙兩國之間的矛盾，二是廉藺兩人之間的矛盾，前一個矛盾發(fā)展的后果，是構(gòu)成后—個矛盾的原因。通過這兩對矛盾沖突，廉頗、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時秦趙爭奪和氏璧以及澠池之會兩件事，實質(zhì)上是秦趙兩國統(tǒng)治階級兩次實力較量，是秦國大舉進攻趙國的前奏，所以選擇這兩件事情，也顯示了歷史發(fā)展進程的特點。
寫大事固然重要，但對細節(jié)描寫也不可忽視，有時人物的性格特點往往在一些細節(jié)中表現(xiàn)出來。茅盾說：“善于描寫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來表現(xiàn)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細節(jié)的描寫。”恰當?shù)赜浭鲂∈拢芤娢⒅⒃鰪妭饔浀目尚判院透腥玖Γ踔令A示著人物日后的發(fā)展。如《史記·陳涉世家》，開頭寫了這樣一個細節(jié)：陳涉為人傭耕時，曾對同伴說：“茍富貴，無相忘”，并十分自負地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這個細節(jié)，看來或許并非必要，其實對描寫人物來說，卻有助于展示人物思想脈絡(luò)，寫出人物前后一貫的性格史。寫陳勝少時就有鴻鵠之志，所以后來才發(fā)展到大澤鄉(xiāng)起義。寫陳涉少時就把別人比作微不足道的燕雀，所以稱王后嚴重脫離群眾，甚至把早年同過患難的老朋友也殺了。這是他最后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可思想根子卻早就種下了。
敘行錄言
二要敘行錄言。思想支配行動，行動表現(xiàn)思想。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所表現(xiàn)出來的行動也就不一樣。記敘人物行動，是揭示人物內(nèi)心世界和性格特點的重要方法。因此記敘人物，要選擇那些最典型，最能表現(xiàn)人物思想性格的行動來寫。例如在《吉鴻昌傳》中，作者記述吉鴻昌在1931～1932被迫出國期間，為了反對美國歧視華人，特意在自己胸前佩帶“我是中國人”的牌子。這個細節(jié)的描寫，表現(xiàn)了吉鴻昌高尚的民族氣節(jié)，也體現(xiàn)了他的個性特點。又如《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在巨鹿之戰(zhàn)的巨大勝利之后，叱咤風云，諸侯懼服。作者通過項羽召見侯將，侯將“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的動作描寫，反襯出項羽驕橫不可一世的性格。可見動作的描寫對記敘人物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了具體的行動，才能生動感人。“言為心聲”。人物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無不表現(xiàn)在他們的語言中，因此選擇人物的典型語言，來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如《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見秦始皇出游的壯觀時說：“彼可取而代之”。而《史記·高祖本紀》寫劉邦看到這種壯觀時卻說：“嗟呼！大丈夫當如此。”盡管他們兩人的話意思都是羨慕帝王，但卻體現(xiàn)了兩種不同性格。人物的詩作、著述（包括文章、書信、日記）和話語一樣，是人物思想境界的高度凝結(jié)和表露。無不凝聚著人物對客現(xiàn)事物的認識、主張以及所持的態(tài)度。恰到好處的引用一些人物的詩作著述，對寫活人物，突出性格也是不可少的。
講究文采
三要講究文采。人物傳雖不能偏向華麗的詞藻，繁瑣的描寫，多余的形容，曲折的情節(jié)。但語言生動形象，用詞精當貼切，句子流暢，層次分明，布局合理，一句話，文采還是必須講究的。雖說史志中的人物傳記與文學中的人物傳記有區(qū)別，前者完全是根據(jù)歷史事實，不允許任何虛構(gòu)，后者在符合歷史真實的基礎(chǔ)上允許一定程度的虛構(gòu)。但是，在需要生動因而需要文采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因為傳者，傳也。立人物傳記就是為了傳于后世，為了“記一方之言，激千秋之愛憎”為了“鑒人明事”。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可見講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編寫人物傳記應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卡爾·馬克思要求人物傳記應當寫得有“強烈色彩”、“栩栩如生”。恩格斯認為人物形象應當“光芒奪目”。《史通》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zhì)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返，百遍無致”。在不影響歷史真實性的情況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并茂，引人入勝，還是必要的。因此，在寫人物傳記時，應當重視文字錘煉，講究藝術(shù)手法。
區(qū)別紀傳
傳記在內(nèi)容表述上忠于史實和抑惡揚善，是我國人物傳記寫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一直持續(xù)到了今天，這是各種形式的人物傳記的共同的特點。但是，各種傳記在表述方法上又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首先，志傳和紀傳不同。一是“紀傳”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別是在“詞藻”上下功夫。有大量的形容詞和修飾語，以增強傳記的文學性；
二是“紀傳”在撰寫人物時雖然也以事實為根據(jù)，同時它又偏重于文學形象的刻劃。使歷史傳記同文學傳記合為一體，這就不能不使人物歷史的真實性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
三是在“紀傳”文章的最后都要加上一段評語，如“太史公曰”、“贊曰”等等。作者公開站出來對人物進行評價。
以上三點在“志傳”中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其次，志傳與史傳不同。有專家從“志屬史體”出發(fā)，進一步指出方志傳記與歷史傳記是一樣的，屬于同一種體裁——史體。但史傳可以史論結(jié)合，有史有論，志傳不能議論，是“寓褒貶于記述之中”。史傳手法多樣，可以夾敘夾議，也可以先議論、后記事，或者先敘述后議論。而志傳只能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跡和功過。
人物的善、惡、美、丑則需要通過敘述反映出來。應該說志傳別于史傳，因此在志傳的寫作中，文字運用就要仔細地斟酌，對傳主的是非不能明斷，但又要讓讀者從字行間看得出來。
節(jié)寰袁公傳
明 黃道周
【明大司馬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jié)寰，睢縣（今河南省睢縣）人，先世安徽鳳陽府潁[yǐng]州人。袁可立中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子樞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天啟二年為登萊巡撫，主持遼務多年，參與并指揮明清戰(zhàn)爭。以智取策反收降努爾哈赤姻婿劉興祚，在任上積極為毛文龍請餉募兵，后因奉旨指斥毛文龍貪功冒餉又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天啟末以虜情危急起兵部左侍郎，反對袁崇煥議和，注重加強海防建設(shè)，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zhàn)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后袁崇煥獲罪遭殺身，然毛文龍被殺，袁可立苦心經(jīng)營的海上防線漸次瓦解，致滿族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shù)載，而登萊遂敗。…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鮮淪陷。”
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quán)，袁可立嚴詞質(zhì)責，并牽及朝鮮勾通倭寇等舊事。五十年后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朝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專使來中國在康熙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記載。由于清代對建州史諱莫如深，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袁可立、毛文龍、劉興祚等遼戰(zhàn)敏感人物《明史》皆禁不立傳，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jié)寰袁公行狀》竟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
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見的干練之才。二十八歲彈劾炙手可熱的應天巡撫李淶，平反蘇州知府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視西城，抗旨斬弄臣，懲辦權(quán)貴；因直諫觸帝怒，削職為民二十六年，史稱“震門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間，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戶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因公開反對魏忠賢再遭罷官。皇帝念可立登萊勞，授兵部尚書，特準馳驛乘傳歸。
天啟四年春，登州巡撫即將離任，作《觀海市》詩，描述海市生動真實，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是豫東現(xiàn)存最大道場，《道藏輯要》所記最詳，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節(jié)寰袁公傳》文錄自臺灣文獻叢刊明末著名愛國主義學者黃道周的《黃漳浦文選》，內(nèi)容詳實可考，能補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見和不足，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資料。另見孔貞運《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jié)寰袁公墓志銘》、高攀龍《答袁節(jié)寰中丞》、董其昌《節(jié)寰袁公行狀》、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jié)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節(jié)寰大司馬像贊》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史周氏曰：嗚呼！二正之際，與阿柄者難言之矣。方其時，室有凝陰，野有亢血。鴟[chī]虜號于其外，梟藩伺于其側(cè)，堂奧之間，疑檄不絕。然值天子英武，練于情事，絫[lěi]澤所參，眾志如結(jié)，二三賢士大夫黽勉戮力，柴叔輿以質(zhì)實匡襄于先，于廷益以駿烈克鞏于后，吳永清、羅學古之徒咸將助竭蹷[jué]也。
康陵時，人才方興，庭徑各別：許季升瞻遐矚幽，清氣見于禁旅；何世光調(diào)停折沖，權(quán)用究于天宰；王德華、彭濟物昂低殊態(tài)，而裁酌當心。諸常侍即縱橫，爪牙自豎，要如蟠蟒學虬[qiú]，未有吞海之意。諸君子上視王鈇，下祝鼉[tuó]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
至于魏崔，岸谷所漸，瀆岳易勢。北牙擐甲之士，雄于猰□，天偷斯難，以養(yǎng)外患。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wèi)，義者不能決，賴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計其時即有于廷益、羅學古之才，王德華、彭濟物之健，刪杰就厭，則中門近關(guān)，兩竇其選矣。然且諸君不能。
予觀古人尚哲簡戇，因事蟬脫，如季札、遽伯玉、晏嬰、樂毅之流，皆值禍難飄然，有以自立。逮于東漢，懷鴆搗椒，以死相勉，以為春秋之義與易殊旨。間有掛冠拂衣，蓋亦疏逖[tì]無甚系著意而已。至乘朝車、執(zhí)宮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
舍命豹袖之下，即獨行安之，如張然明、皇甫義真其人矣。張然明破諸羌，靜幽并，恥為王曹所賣，發(fā)憤申陳竇之冤，卒不得為三公。皇甫義真蕩黃巾，破梁州賊，征赴城門，賴其子堅壽以免，雖卒為三公，亦不大竟其志。
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jié)寰袁公也。
袁公可立字禮卿，以英年成進士，理蘇郡報最，召入西臺，抗疏歸。
二十六載始出，仗鉞[yuè]治登萊軍。于時遼左新潰，三韓余眾大東焉，依東人，遇遼眾，不相主客，時時夜驚，賴公撫綏無事也。公去登萊不數(shù)載，而登萊遂敗。
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xiāng)縣，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后，是以有兗[yǎn]東之功。
于時毛文龍張于島上，劉愛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內(nèi)，崔霍之交盤于中。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lián)絡(luò)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又猝有朝鮮廢立之事，公毅然請討。既而李倧銜太妃命，稱李琿通□失國人心，改步自贖也。公因請正詞質(zhì)責之，以濟師助剿為券，與廷議合。是以東事一視公。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鮮為□陷。凡公所發(fā)軔者，率視旋轍為重輕如此。
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魏焰益肆。
孫樞輔滯塞外，久請陛見，中外洶洶，以為志在君側(cè)。而公方有綠野之樂。居亡何，以□警起公為少司馬。公久在東疆，于諸大丑變態(tài)甚悉，政府欲借公為功。
公既至中朝，觀諸侯動靜，邑邑不樂也，數(shù)有所抵牾[wǔ]，欲自請外，以此失魏崔歡。
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致仕去。蓋是時致仕者若鳳□，以為奇表矣。
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wěi]之。
凡公值事，多長算，得大體，洞于要會。方為蘇理時，湖州董宗伯以厚貲[zī]為亂民所窘，哄甚，兩臺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事遂定。
又值倭警，吳中豪子弟王士繡、喬一琦輩馳驟自命，怨家詆為不軌。兩臺急诇之。公獨謂是狂生，無他。卒讞不得實，乃已。眾謂公長者也。
及在登萊，方元宵節(jié)宴客，有傳遼將李性忠與張爾心謀叛者，諸監(jiān)司怖甚。公徐命小隊阿殿過沈帥問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令何狀’？沈帥百口保其無他。公曰：‘吾固知其無他，但且令釋兵柄安坐耳’。于是公之整暇再見之矣。
又公為蘇理時，以汛期出海澨。有李弁者邀公飲，示二倭刀。公諦視還之。后半載，報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則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王國貢使至，稱數(shù)月前有飄舟墜此岸，出其人視之，則皆琉球也。眾咸謂公神明。
及在登萊，毛帥盛自詡滿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滿千，不遺一矢，伏炮機發(fā)，使□自踐藉，人馬騰踏死者四、五萬。公心疑之，移文東江審其顛末。毛帥以是恨公。公固謂海上去天遠，臣子勿欺，何厭詳者。于是公之練達再見之矣。
又公為蘇理時，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wǔ]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牘[dú]盡雪其冤。同列為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臺故誣賢知府’？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瑯瑯。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眾咸謂公強項也。
及在御史臺，值他御史觸上怒，將廷杖，諸御史詣政府乞伸救，輔臣以上意為辭。公于末坐抗聲曰：‘特相公不肯耳’！輔臣拂然，廉知為公。先是雷震景德門，公上疏陳闕政，如郊祀、講朝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謫公，再收再黜，以底于削甚哉！救之罔效也！公既用，久躓復起，當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謂老當愈辣。方在司馬門時，會□□（老酋）死，袁經(jīng)略遣僧吊贈，公力詆其辱國。一日，請權(quán)貴祗[zhī]候乾清門，出聲無律；公引咫尺之義折之，雖無所匡挽，而義形之意再見之矣。凡公精神著于為推官、御史時，即不躋[jī]臺輔，其精神亦有以自見。
又當定陵鎮(zhèn)靜，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間，留賢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遠，時以名教相厲，若不復知有延熹、建寧之事者。公以已丑理蘇郡，乙未入西臺，正當盛時，中貴出掖門，往往避驄[cōng]。公一日視西城，有內(nèi)珰殺人者，公輒按捶問抵罪。或語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奮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厭諸激聒，政府動以賣直沽名抑正論。公乃抗疏曰：‘近年以來，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致干圣怒，廢斥者不止百十余人，概目為賣直沽名。夫賣直者退，則不直者進；沽名者斥，則毀名者庸。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誰復為國家昌言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往往如此矣。
公多才藝，善持論，急主上之急，積精自衛(wèi)，無悶毒，故在亂能免，居危不廢。丙丁之間，天子賢達，士夫無出其右者。董先生曰： ‘公才兼數(shù)器，心運四慮，藉令一再出，不于毛帥、魏忠賢之時，得行其意，展四體，韓范之業(yè)，豈顧問哉’？又曰：‘公護名節(jié)，勝于功名。善刀而藏，見機勇退’。夷考當年，與公先后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shù)，然后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公先鳳陽縣人。始祖榮以開國功為睢陽百戶，因家焉。八世生公。生有異姿，廣顙[sǎng]稀眉。七歲通毛詩、禮記。未三十聯(lián)第，通百家書。安夫人妊時，數(shù)盥水，見金鯉蕩漾盎中。及長，數(shù)有異兆，自知其名位所屆。壽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隕西南，墜地有聲。子樞博雅有膽識，為戶部郎，別有傳。
贊曰：溪子子貴洞，千將利斷，桑榆決機，不以為晏。然明年有卒，義真不亂，道不可撓，還歸其貫。廷益抱誠，噬膻曷及？濟物微巧，扶繩緩急，剛?cè)嶂校瑒t有袁公。事不可調(diào)，睍視未窮。嗚呼才難，睇彼東蒙。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