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溥[pǔ]儀（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乳名午格，字曜之，號浩然。清朝末代皇帝，也稱清廢帝或宣統帝，是愛新覺羅·旻寧寧的曾孫、醇賢親王奕譞[yì xuān]之孫、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zǎi fēng]長子，母親是蘇完瓜爾佳·幼蘭。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11月14日，光緒帝載病逝，慈禧命溥儀繼承大統，由醇親王載為攝政王，年號宣統。1912年（宣統三年）2月12日，清廷頒布《清帝退位詔書》，清朝滅亡，但溥儀仍舊居于宮中，保有一定待遇。1924年（民國十三年）11月，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宮，后輾轉至天津市寓居。1931年11月，在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的謀劃下，溥儀乘船赴東北地區，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年號康德（1934年—1945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儀也于17日在沈陽桃仙國際機場被蘇聯紅軍俘虜，并被帶往蘇聯。1950年8月初，溥儀被押解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1959年9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簽署的特赦令，溥儀獲得特赦，后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館館員等職務。
1967年10月17日，溥儀因尿毒癥在北京去世，享年61歲。死后他的骨灰先被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后于1995年遷至清西陵附近的華龍皇家陵園。
人物生平
幼年登基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2月7日，溥儀出生在北京醇親王府。他的生父愛新覺羅·載灃是愛新覺羅·旻寧之孫、光緒帝的兄弟、第二代醇親王；生母蘇完瓜爾佳·幼蘭是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瓜爾佳·榮祿的女兒，且被慈禧收為養女。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11月13日，光緒帝病重，年已七十四歲的慈禧太后也突發痢疾。為了身后的朝局安排，慈禧于當天發布懿旨，將年僅三歲的溥儀接入宮中，并授予載灃攝政王一職。14日，光緒去世，慈禧命溥儀繼承皇統，“承繼同治，兼祧[tiāo]光緒”，將他過繼給同治帝載淳，并兼承光緒帝之。15日，剛剛被尊為太皇太后的慈禧也因病去世。清廷于20日以溥儀的名義頒布詔諭，宣布軍國大事由愛新覺羅·載灃裁定，王公大臣若有不服從或意圖不軌的，都將被國法懲治。21日，清廷又頒布了光緒帝的遺詔。12月2日，溥儀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緒的皇后隆裕太后（即后來的隆裕太后）和載灃攝政。以第二年（1909年）為宣統元年。
末代皇帝
1911年（宣統三年）10月10日，新建陸軍中的革命黨人在武昌發動起義，成立軍政府，由軍協統黎元洪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武昌起義的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各省紛紛宣告獨立。一個月后，除直隸、河南省、山東省、東北地區尚能由清政府控制外，民軍已“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各省咨議局的立憲黨人包括一些舊官僚，也都卷入了革命浪潮。
面對亂局，清廷曾試圖以武力鎮壓革命，但陸軍大臣蔭昌作戰不利，北洋水師提督薩鎮冰則因眼見水師官兵同情革命、消極厭戰，于11月11日晚默許革命。不得已，清廷只得任命于武昌起義后第四天即被起用的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帶領馮國璋、段祺瑞等部與起義軍作戰，后又在袁世凱的要挾下，罷免了愛新覺羅·奕劻[yì kuāng]的內閣總理大臣職務，由袁世凱接任。盡管袁世凱曾一度傾向于鎮壓革命，但在形勢的變化和革命黨人的勸說下，他最終決定委派唐紹儀率代表團南下上海市，同南方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于12月18日展開和談。經過長達兩個月的反復談判，袁世凱在得到孫中山“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貴妃”的明確保證后，決心逼宮清廷，結束清朝統治。
1912年（民國元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臨朝稱制，頒布《清帝退位詔書》，正式宣布退位，清朝滅亡。
長于深宮
宮廷生活
按照南京臨時政府與清政府議定的《關于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優待之條件》，北洋政府每年應撥給遜清小朝廷四百萬兩（改鑄新幣后為四百萬圓）的費用。這筆巨款讓溥儀在遜位后，仍可支撐一個小朝廷，在紫禁城中過著皇帝的生活。
1912年（民國元年）9月10日，隆裕太后為六歲的溥儀請了師傅，開始讀書，每天學習的時間是早八時至十一時。書房先設在中南海瀛臺[yíng tái]補桐書屋，后來移到紫禁城齋宮右側的毓慶宮。在眾多的師傅中，陸潤庠[xiáng]、徐坊、陳寶琛、朱益藩和梁鼎芬先后教文言文，伊克坦教滿文。他們主要教授十三經、古詩、古文以及《大學衍義》《朱子家訓》《庭訓格言》《圣諭廣訓》《御批通鑒輯覽》等書。據溥儀自己回憶，他讀古書的時間雖然不短，但卻極不用功，滿文更是糟糕。
宣統復辟
1917年6月14日，安徽督軍、“辮帥”張勛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辮子兵”，以調?！?a href="/hebeideji/2351056113314313439.html">府院之爭”為名，進駐北京。17日，張勛進宮向溥儀請安。27日，沈曾植、康有為等抵達北京，與張勛商討復辟事宜。30日晚，張勛對王士珍、江朝宗等人說：“余此次入都，實為復辟而來，今已定于明晨舉行”，隨后調兵入城。7月1日凌晨，張勛等人擁戴宣統復辟，發出復辟、人事安排、外交等方面的上諭，并讓各家各戶重新掛起龍旗。7月1日白天，溥儀發布“復政諭”，稱“共和解體，補救已窮……於宣統[yú xuān tǒng]九年五月十三日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他公布9項施政方針，一連下了8道“上諭”，大舉封官授爵，恢復清朝舊制。參加復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書、閣丞、侍郎等要職，康有為任弼德院副院長，張勛為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政府大臣，并被封為忠勇親王。
然而他們的復辟通電，非但在各省如泥牛入海，沒有得到回應，張勛的軍隊還很快被段祺瑞組建的討逆軍擊敗，“辮帥”本人更是倉皇逃入荷蘭使館。12日，溥儀再度宣布退位，復辟只經過短短的12天便宣告破產。
師從莊士敦
1919年2月，由中華民國內務部出面，清室與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簽訂了聘用合同，“聘任英國莊士敦先生為清皇帝教習，專任教授事宜”。合同中申明，由莊士敦負責教授溥儀英文、數學、歷史、博物、地理諸科。同年3月4日，莊士敦第一次進宮覲[jìn]見溥儀，并開始在毓慶宮為其授課。
莊士敦從英文單字和會話開始教起，教溥儀讀過《英文法程》，繼而又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斯漫游仙境》等，并穿插給他講一些世界歷史和地理知識。他講授的內容，引起了年輕溥儀的極大興趣。受莊士敦的影響，溥儀醉心于生活歐化，甚至只因莊士敦譏笑說中國人的辮子是豬尾巴，他便不惜違反祖宗家法，剪去曾經象征清王朝統治的長辮。他像莊士敦一樣穿西裝、吃西餐、騎自行車、打網球、戴眼鏡、使用電話，甚至在和伴讀生交談時還模仿莊士敦那種中英文混雜的說話方式。莊士敦的熏陶，也使溥儀產生了赴英留學的念頭和逃離紫禁城去西方漫游的幻想。
舉辦婚禮
1922年初，溥儀剛過15周歲，幾位太妃和王公大臣們便將他結婚一事提上了日程。眾人認為沿用昔年選秀女的方式不太妥當，于是改為挑照片的辦法：溥儀看著誰好，就用鉛筆在照片上做個記號。溥儀先是選中了額爾德特·文繡，后又在端康皇貴妃（即光緒帝瑾妃）的建議下加選了郭布羅·婉容。
12月1日，溥儀的婚禮在紫禁城中舉辦。北洋政府的高官要員除了送來賀禮、派遣大批軍警負責維護大婚秩序外，還向遜清皇室支援了軍樂隊，同皇室樂隊一同演奏禮樂。3日，溥儀于乾清宮受賀，內務府為了打消民國政府對復辟勢力借題發揮，或想要通過賀喜從清廷換取“官爵頂戴”的顧慮，特意制定了應對辦法，“如有來賀喜及進物者，回賞概以物品為限。”不久又改變成例，對于應賞大婚出力之人，先行記錄，但不予公布。在溥儀的師傅莊士敦看來，民國政府“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都尊重民國與皇室之間協議的優待條例。不可否認，在有關皇帝大婚的所有事情上，北洋政府都恪守承諾，如對待一個在中國領土上的外國君主一般的禮節對待滿族皇帝。”
1924年10月23日，正當直奉戰爭進行至直方勝利在望的關鍵時刻，本屬直系陣營的馮玉祥班師回京，發動政變，控制首都，囚禁總統，組成以黃郛[huáng fú]為總理的攝政內閣。11月4日，黃攝閣以大總統名義向溥儀出示《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宣布永遠廢除皇帝尊號，將其逐出宮禁，并將皇室優待費由原定每年400萬元改為50萬元。
11月5日，鹿鐘麟、嚴慶澍奉命赴故宮驅逐溥儀。在鹿鐘麟的威嚇下，溥儀被迫接受《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于當日遷出故宮，隨后攝政內閣下令，組成清室善后委員會，對故宮保存的歷代文物進行清點、整頓和保管。
根據《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之第三條，溥儀出宮后一直受到國民軍的監視。但不久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后，在11月21日，即就任執政的當天就下令解除了對溥儀的監視。11月29日，溥儀即偕同鄭孝胥、陳寶琛二人從醇親王府逃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1925年2月24日，溥儀又在日本人的保護下乘車逃至天津市。
寓居天津
溥儀寓居天津期間，先是住在清代遺老張彪的園子（“張園”），1927年張彪去世后，他的兒子拿出房東的樣子朝溥儀要房租，于是溥儀又搬到了原北洋政府駐日公使陸宗輿的乾園，入住后，他將此地改名為“靜園”，取“靜以養吾浩然之氣”之意。
在天津的七年，溥儀身邊的人物形成了“還宮派”“出洋派”以及“用武人”三個不同的派別，且前兩派勾心斗角、水火不容。當“出洋派”羅振玉提出“游歷歐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時機變化”的主張時，“還宮派”的陳寶琛認為此舉“完全是輕舉妄動”，并站在國內國際方面對溥儀提出了警告，防止淪落到“日本住不成，國內不能容”的尷尬境地，于是溥儀對羅振玉的主張犯了猶豫。進而對羅振玉提出的出洋復辟計劃決定暫緩，出洋復辟思想幻滅。
這樣一來，溥儀的選擇就只剩下借助軍閥的武裝力量。為了復辟帝制，溥儀先是主要以拉攏、利誘為主要手段，尋求機會和支持。這期間他會見的政治人物主要以軍閥、政客、各使館的洋人、遺老為主。1926年始，他會見過的軍界人物有張作霖、張學良、褚玉璞[chǔ yù pú]、徐源泉、李景林、張憲、張慶昶[chǎng]、畢庶澄、常之英、閻澤溥、張宗昌、許蘭洲、劉鳳池等。這些人在與溥儀的交往中，都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利益，有的還從溥儀那里拿走了大量的金錢、珠寶、玉器。而溥儀得到的只是無法實現的許諾和“空歡喜”。
1928年7月，軍閥孫殿英盜掘了清東陵，溥儀為首的滿族團體上告到蔣介石那里，要求北洋政府嚴懲。但蔣介石等人收了孫殿英的賄賂，又需要借助孫的軍事力量，全然不顧他這位皇帝的顏面，將此事壓了下來。自此之后，溥儀便下定決心，要打造屬于自己的軍隊。于是他派愛新覺羅·溥杰和潤麒去日本學軍事。為建立自己夢想中的軍隊做人才儲備。
盡管軍閥和政客都不可靠，但溥儀的復辟希望并沒有就此熄滅，而是選擇投靠日本，1925年1月12日，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致電公使芳澤謙吉，就如何對待宣統皇帝問題指示時曾引導溥儀逃離北京，選擇天津租界作為永居之地。而當溥儀到達天津市后，日本的領事官們對溥儀更是百般攏絡，培養其“親日感情”，隔三差五前去拜望，逢年過節還登門祝賀。溥儀也常派人到領事館送信，送物。溥儀與日本軍人亦有著極為密切的來往，駐屯軍司令官是他坐上的常客，駐屯軍的將佐們也同領事官們一樣經常前去拜望溥儀。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關東軍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權的方案，一方面積極物色充當各種傀儡的漢奸。一直冀望復辟清朝的遺老遺少們，認為時機已經到來，前清宗室、時為吉林省省軍參謀長的熙洽便趁吉林長官因母親離世回家奔喪而不在城中之機，打開吉林城門，向日本投降，成為日本侵華以來第一個投效日寇的中國官員。隨后，他通過日本人密呈“勸進表”給溥儀，請“皇上”回到“吾祖發祥地滿洲復位，以救蒼生”，在日方的支持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盡管陳寶琛等人極力反對，但一心想要復辟的溥儀，在土肥原賢二這位關東軍顯赫人物的勸誘下，最終決定聽從日本人的安排，出逃東北地區。11月10日，在日方的安排下，溥儀趁天津市局勢混亂，先后乘坐“比治山丸”號汽船和“淡路丸”號商船從塘沽區出逃，進入東北。
偽滿洲國
傀儡執政
在營口市的“滿鐵”碼頭，溥儀見到了“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甘粕正彥。一周后，甘粕借口為了溥儀的安全，把溥儀送到湯崗子療養區的對翠閣，實際上是將溥儀軟禁了起來。跟隨溥儀潛逃的鄭孝胥父子和羅振玉，表面上負責代表溥儀與日本人談判，實則是以溥儀作為和日本人討價還價的籌碼。經過一番威逼利誘，1932年3月6日，溥儀不得不放棄稱帝的要求，答應出任“滿洲國”的執政，并與板垣征四郎簽訂了“湯崗子溫泉密約”。
密約內容主要包括：“（一）“滿洲國”的治安維持及國防委以日軍；（二）國防上所必需的鐵路、港灣、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三）任命日本人為“滿洲國”參議，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們的選任、解任需經關東軍司令官的同意；（四）以上宗旨及規定是將來兩國締結正式條約時的基礎?！边@一密約實際上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滿議定書》的藍本。
3月8日下午３時，溥儀到達長春市。9日，溥儀于道尹衙門大堂就任“滿洲國”執政，年號“大同”。溥儀名為一國最高統治者，實則只是日本人的傀儡。全國上下在聲討溥儀的同時，也無情地指出了他和“滿洲國”的傀儡本性，“現在所謂滿洲帝國，非滿洲之滿洲帝國，乃日本之滿洲帝國也。日本為完成其滿蒙政策，方有此一步?！?月15日，日方代表武藤信義與偽滿洲國代表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至此，日本政府和關東軍已經實現了對偽滿洲國的全面控制。
康德皇帝
1934年3月1日，在日方導演下，溥儀“藉口全東北地區官紳士民各團體擁護之熱誠”，第三次登基稱帝，改元“康德”，偽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líng yì lóng]率日本200多名官員出席儀式，并與出任“滿洲帝國”總理大臣的鄭孝胥換文，表示當場予以承認。
日本人之所以同意溥儀稱帝，并非出于對他的善意，而是因為國聯在調查中日關系問題后，決議對偽“滿洲國”不予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承認，這讓堅持獨占中國東北的日本無法接受。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國際聯盟，同俄羅斯、美國的關系也日趨緊張。為了打破僵局，日本決定“師亡韓故智，使東北地區與中國脫離關系，然后實行日滿合并”。日方認為，欲貫徹日滿合并政策，唯有樹立滿洲帝制政府，才是當時國際政局下對日最有利的辦法。因為在一個實行帝制的國家里，皇帝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威，國家統治權既然集中于皇帝一身，日本也就不難從“兒皇帝”溥儀的手中，騙取一張出賣滿洲的賣身契了。與此同時，讓溥儀“登基”也可表示日本并沒有吞并“滿洲”的野心，“滿洲”既然能夠自由地擁戴自己的“皇帝”，當然不能說是日本的殖民地了。
1934年5月5日溥儀首登《時代》周刊封面，對于溥儀毫無實權的傀儡之狀給予了毫無遮掩的蔑視。在封面中，溥儀身著黃色皇家龍袍，手中持著代表著寓意吉祥如意的玉如意，頸上戴著代表長命的項圈，頭上是多彩的寶石皇冠，還有他那在西方人眼中極具代表性的鏡片，周圍環繞著代表好運的七彩祥云及其散發的光芒。報道哀嘆溥儀慘淡之命運，稱溥儀的“登基”儀式，從皇冠、龍袍、樂隊到禮節等規制之類還是按照清朝傳統進行，確是實現了他的“兒童夢”。
兩次訪日
1934年6月3日，日本秩父宮雍仁親王親王雍仁奉昭和天皇命代聘“滿洲國”，于6月7日向溥儀呈日本天皇的親筆信表示祝賀，后又贈給溥儀日本大勛位菊花大綬章。關東軍為表示禮尚往來，強制要求溥儀前去日本。
次年4月2日，溥儀一行前往日本。在日本訪問期間，溥儀受到日本皇室的禮遇，內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這甚至使他產生了思想誤區，認為“天皇氏與我（溥儀）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被氐?a href="/hebeideji/7166109757014868003.html">長春市后不久，溥儀頒布《回鑾訓民詔書》，聲稱“深維我國建立迄今，皆賴友邦之仗義盡力，以奠丕基……朕與日本天皇皇帝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宜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痹谠t書中，溥儀始終將偽滿洲國和日本聯系起來，足見他和偽滿洲國政權的傀儡性。
七七事變以后，日本侵略者為了使東北地區徹底殖民地化，決定在偽新京建立一個“建國神廟”，供奉“天照大神”。 因此，關東軍又驅使溥儀于1940年第二次訪日，迎回日本的“天照大神”，作為“建國神”供奉于“建國神廟”，并宣稱偽滿同日本一樣，始于天照大神。6月26日，溥儀第二次訪問東京，受到昭和天皇的親自迎接。在歸國途中，“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交給溥儀一張由日方擬好的《國本奠定詔書》，讓他在回國后頒布。7月15日凌晨1時，溥儀在梅津美治郎的陪同下，率偽滿洲國文武百官150多人在“建國神廟”舉行了參拜“天照大神”的最高規格祭祀禮儀——“鎮座祭”。上午11時，溥儀在偽滿皇宮博物院頒布《國本奠定詔書》，稱“滿洲國”之所以要供奉“天照大神”，建立“建國神廟”，是為了“奠國本于悠久，張國綱于無疆”。詔書中宣稱“自建國以來，邦基益固，邦運益興……莫不皆賴天照大神之神，天皇氏皇帝之保佑”，所以偽滿洲國的“國民”也是日本國民的一部分，偽滿洲國也應該由日本來統治，將“盟邦日本”改稱“親邦日本”，并要求全體國民“克體朕意”。這標志著日本在完全吞并東北地區的圖謀中又得逞了一步。
無權元首
無論是擔任“滿洲國”執政的兩年，還是身為“滿洲帝國”皇帝的十二年里，溥儀的權力都少得可憐。
首先，他作為國家元首，卻沒有行政權。按照法律規定，執政“統治滿洲國”，“依立法院之協贊，以行使立法權”，“統督國務院以執行行政權”，“依據法律組織法院以執行司法權”，然而上至溥儀，下至他的“文武百官”，一切行動都要聽從以總務長官為首的各級日本人官員的指揮。溥儀擁有的，只有為關東軍已經決定好的文件背書的權力。
其次，溥儀的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吉岡安直從1935年起擔任溥儀的“帝室御用掛”，實則負責監視溥儀的一舉一動，用溥儀本人的話來說，“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我好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溥儀的出巡、接見賓客、行禮、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乃至點頭微笑，都是在吉岡安直的指揮下行事。在偽滿皇宮博物院里，除了吉岡安直，還駐扎著日本憲兵和在偽皇宮內任職的日本人官吏，在整個偽皇宮中工作的大約七百人中，“其中十分之一為日本人。日本人的比例雖然小，但從宮內府次長、課長，都由日本人占據”。
七七事變后，溥儀更是牢牢地被吉岡安直掌控。溥儀的一般親屬來拜見，只能向他行禮，不能同他談話；外面給溥儀寄來的信件，一律送到吉岡安直處，由吉岡安直決定是否轉交。吉岡安直每天隨時出入皇宮，而溥儀不僅對此毫無辦法，還要努力配合這種“突然考察”。
甚至在個人及家庭私事上，溥儀也無權做主。溥儀在偽滿洲國期間，先后納了譚玉齡、李玉琴兩名貴人，這兩樁婚姻都是在經過關東軍的許可后才成行的。另外，溥儀之弟的婚姻他也無權干涉，關東軍計劃給溥儀尋找繼承人，因此將日本貴族之女嵯峨浩嫁給愛新覺羅·溥杰。新婚第二天，溥杰夫婦拜見溥儀時，嵯峨浩拿出自制的日本甜品敬獻給溥儀，溥儀則拿著一塊甜品，隨手一扔，眼神露出了防備不安的神情，讓溥杰和嵯峨浩感到十分惶恐、失望。此時作為傀儡皇帝的溥儀，已經洞察出了關東軍的陰謀，但卻無力反抗。作為元首，溥儀的自由和權力都未得到保障，更遑論其代表的偽滿政權。
戰犯歲月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關東軍在蘇聯紅軍的猛烈攻勢面前一敗涂地。為了逃脫審判，溥儀于11日乘火車從長春市南逃，13日到達通化市臨江縣大栗子車站。15日，日本投降，溥儀在吉岡安直的安排下，于17日宣讀《“滿洲國皇帝”退位詔書》，宣布偽滿政府解散，“滿洲帝國”滅亡。
按照日方安排，溥儀應乘火車前往通化，在通化三源浦機場起飛前往沈陽，然后在沈陽市換乘大型運輸機前往東京羽田國際機場。然而就在溥儀飛往沈陽的同時，一支蘇聯空降部隊也降落在了沈陽東塔機場，溥儀等人因而在8月19日被俘虜。
被俘后，溥儀先是被帶到通遼市，后于21日被蘇聯空軍運送到赤塔。一個月的初審后，蘇聯又將他遷往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在被拘留期間，溥儀一直享受優待，從不參與勞動，生活起居也有他的三個侄子和原來的侍者照顧。溥儀在侍候他的人面前，依舊保持著“皇上”的做派，接受他們的請安；而在蘇聯人面前卻表現得十分謙和、順從。
1946年7月31日，溥儀啟程赴東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美國法官約瑟夫·季南的邀請下，作為證人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8月16日，溥儀開始出庭作證。在證言中，他聲稱自己在任偽滿洲國皇帝期間完全為日本占領當局擺布，沒有人身自由，也沒有作為偽滿洲國元首相應的權力和尊嚴，是被日本關東軍脅持到南滿洲的。但在被轉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后，溥儀承認由于懼怕日后被中國政府追究，作證時將部分責任推卸給日本方面，在部分涉及雙方責任的地方也有所保留。溥儀的作證持續了八天時間，不僅出庭時間遠超419名證人，發言量也位居第一。然而溥儀始終在庭上為自己開脫，最終沒有為28名被告中的任何一人添加什么罪行。
作證結束后，溥儀被押回伯力，繼續戰俘生活。由于擔心前途，溥儀多次向蘇聯當局申請永遠留在蘇聯。1949年7月29日，溥儀在寫給約瑟夫·斯大林的“請愿書”中這樣對斯大林說：“在此前我就曾提出請求：愿留居蘇聯邦。雖尚未蒙答復，可是我認為自己是同蘇聯人一樣的關懷和盡心蘇聯之發達和興盛，并且我也愿意同蘇聯人一樣的工作和努力，以報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許我居住蘇聯邦內?！比欢勾罅质冀K不置可否。直到1950年7月30日，蘇聯通知溥儀引渡回中國前夕，他還最后一度口頭向翻譯別爾緬闊夫提出留在蘇聯的請求，希望他能轉告蘇聯政府。據愛新覺羅·毓嶦[yù zhān]回憶，溥儀被引渡回國前情緒低落，神經質，甚至想過自殺。但最終安全回到祖國。
終獲特赦
1950年8月1日，溥儀與其他偽滿洲國263名“戰犯”在綏芬河[suí fēn hé]由蘇聯政府移交給中國政府，送撫順市戰犯管理所受到約十年的思想再教育與勞動改造。編號981。他們在撫順呆了不久，就因抗美援朝戰爭被集體遷移到哈爾濱市。
在哈爾濱的監獄里，溥儀第一次參加真正有意義的勞動——糊鉛筆盒。開始時，由于溥儀經常出廢品，肅親王之子憲均總喜歡挑剔、挖苦地批評他，把他氣病了半個月。病好之后，一次開會，溥儀說出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來：“我恨！我恨我從小生長的地方！我恨那個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會？從小把人毀壞，這就是封建社會！”
1954年3月，溥儀遷回撫順市。隨著時間的推移，溥儀身邊的親信先后同他分道揚鑣，他對改造的態度也逐漸從抗拒走向接受。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明確提出對戰犯“一個都不殺”的主張，“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同年11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明確提出溥儀等人是 “大蔣介石”，對他們的處理方式，只能是逐步改造，而不是簡單處決。
自此以后，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又度過了三年時光。其間，他或者在東北各地參觀游覽，或者專心寫前半生的自傳，或者在高墻內的醫務室以及房前屋后參加輕微勞動。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了關于特赦確實已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隨后，劉少奇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赦令》。12月4日上午，撫順戰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戰犯大會召開。由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讀給特赦人員的通知書，溥儀被予以特赦。所里珍藏的原版視頻顯示，溥儀向前幾步，深深地鞠躬，然后抬起雙手，接了那份特赦通知書。
晚年生活
1959年12月9日，溥儀特赦回京后，他的五妹金韞馨和妹夫萬嘉熙把他從車站接回自家暫住。第二天，溥儀先到民政局報到，然后去派出所報戶口。完成登記后，民警吳靜深把一張嶄新的戶口卡片夾在戶口本里還給溥儀。溥儀雙手接過來，又深鞠一躬后離開。
1960年2月16日，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溥儀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進行勞動鍛煉。最初溥儀只負責澆水和搞衛生。不久后，溥儀轉到扦插繁殖溫室，學會了播種、移栽幼苗、上盆、換盆和松土等技術，能夠熟練完成四季秋海棠的移栽。后來，他還學會了為部分花卉品種剪枝、嫁接的技術。1961年3月，溥儀被調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職。
1962年4月30日，經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熙和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周振強介紹，溥儀與朝外關廂醫院的護士李淑賢結婚。結婚以后，溥儀向李淑賢講過第一次見到她的印象：“你穿戴樸素，人品老實，經歷很苦，讓人同情。又是搞醫務工作的，和我興趣一致，我喜歡。”
1964年，溥儀被調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資料專員。11月8日，他收到了全國政協秘書處發出的通知，上面寫著：“愛新覺羅·溥儀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協商決定：你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特此通知?！?/p>
逝世
1966年8月，溥儀家里受到了紅衛兵的沖擊，溥儀被迫參加勞動改造。但在周恩來的保護下，溥儀并未挨過批斗。12月23日，溥儀因并發尿毒癥和貧血性心臟病，住進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后因醫治無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時30分去世。
溥儀的遺體于10月19日火化。對于骨灰如何處理，周恩來總理當時作了明確指示：一是可由愛新覺羅氏決定；二是可由家屬選擇在革命公墓、萬安公墓和其他墓地的任何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20日家屬聚會進行了討論，經家族一致商定，將溥儀的骨灰寄存在八寶山人民骨灰堂。1995年，他的遺孀李淑賢將他的骨灰葬于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縣華龍皇家陵園，與光緒的清崇陵僅一墻之隔。
人物評價
《清史稿》：帝沖齡嗣服，監國攝政，軍國機務，悉由處分，大事并白太后取進止。大變既起，謝政權，天下為公，永存優待，遂開千古未有之奇。虞賓在位，文物猶新。是非論定，修史者每難之。然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所見之世且詳于所聞，一朝掌故，烏可從闕。儻亦為天下后世所共鑒？
毛澤東：他（溥儀）的經歷證明，人是應該教育的，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夠變化的。這是社會革命和進步不可忽視的基本方面。
周恩來：你當皇帝的時候才兩三歲，那時的事不能讓你負責。但在偽滿時代，你是要負責的。
李淑賢（溥儀的妻子）：溥儀當過皇帝，而我卻是個普通護士，然而我們真誠相愛，無論是溥儀所在的全國政協，還是我所在的醫院，人們都知道溥儀對我特別好。
喻大華（研究清史的專家）：他身為皇帝卻沒有掌握過一天國家政權；長期處于政治漩渦中卻未發揮關鍵的作用；他是亡國之君和叛國罪人，最后成了新中國改惡從善的典型；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無疑是失敗者，但他的每一步失敗都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人民的解放，而他最終也成了自豪的中國人民中的一員。
人物軼事
溥儀作詩
十三四歲以后，溥儀閱讀了大量古代非主流的文學作品，增長了不少見識，他開始模仿這些作品，編造了一些傳奇故事，并自己繪制插圖，自娛自樂。十五歲那年，溥儀從先祖康熙、乾隆的詩文集中，深深受到感染與啟迪，開始在詩賦上下功夫。隨著時間的推移，溥儀的詩作越寫越多，漸漸對向外界投稿產生了濃烈興趣。他曾模仿并套用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的《陋室銘》，寫了一篇《三希堂偶銘》：
屋不在大，有書則名；國不在霸，有人則能。此是小室，惟吾祖。琉球王國影閃耀，日光入紗明。寫讀有欣意，往來俱忠貞?？梢钥寸R子，閱三希，無心悸病之亂耳，無倦怠之壞形。直隸長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這首詩后來在上?！?a href="/hebeideji/1902997836423931458.html">逸經》（1936年3月創刊）雜志上披露出來。
1922年初夏，溥儀曾把一篇共八行、四十字的五言詩，題名為《鸚鵡》的新作，用鄧炯麟的筆名，投寄上海市一家小報《游戲日報》，被該報采用。接著他先后又寄出一篇分上下闋、每闋四行的七言詩《浮月》和一篇共八行的七言詩《荷月》，這兩首七言詩又很快被該報采用了。英國牛津大學文學碩士、曾給溥儀當了五年英文教師的莊士敦特意把溥儀在《游戲日報》上發表的《鸚鵡》《浮月》《荷月》三首古體詩譯成英文，并收入他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其在該書中指出：“這位化名鄧炯麟的詩人，不是別人，而是清朝的皇帝，現在我將真相披露出來，可能中外人士都會為之驚訝的?！彼€說，“皇帝在報刊上發表他的詩作的時候，年僅十六歲，這往往是一個作詩才華開始含苞欲放的年齡?！币源藖盱乓倪@位皇帝學生具有所謂“非凡的詩人氣質”。
后來做了平民百姓的溥儀在他寫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透露，他當年給《游戲日報》投稿用的那三首古體詩，原來是抄襲明代一位詩人的作品。他的三首“山寨”詩，不僅蒙騙了《游戲日報》的編輯，連他的英文教師莊士敦也始終被蒙在鼓里。
會見胡適
1922年，當時不滿17歲的溥儀突發奇想，給以倡導白話文、大搞“文學革命”而蜚聲學界的胡適打了一個電話，邀請他進宮“面見皇帝”。而胡適通過聯系莊士敦確認信息為真后，于1922年5月30日進宮訪見溥儀。這次由溥儀心血來潮而促成的會面，只有短短的20分鐘。當日會面的情形和溥儀、胡適二人的交流情況，在胡適的日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太監們掀起簾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張藍鍛墊子的大方凳子，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幾上又擺著白情的《草兒》，亞東的《西游記》。他問起白情、平伯；還問及《詩》雜志，近來也試作新詩。他說他也贊成粵語。他談及他出洋留學的事……
這次會面雖然短暫，但他們彼此之間似乎印象頗佳。胡適借此機會向溥儀介紹了不少世界大事，并表示愿意幫忙找些新書讓溥儀來讀，促進溥儀的進步開明。溥儀則對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文甚為關切，還明確表示不在乎什么清室優待條件，要立志作“有為的青年”。事后胡適撰寫《宣統與胡適》一文對溥儀這一想法加以稱贊，并發表在《努力周刊》第12期上。在1922年6月7日寫給莊士敦的信中，胡適感慨萬千：“必須承認，我為這件小事深受感動。當時坐在我國末代皇帝——歷代偉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胡適與溥儀的會面，被當時全國各大報刊廣泛報道，社會各界多有批評胡適者。而在兩年之后的1924年，胡適卻置流言蜚語于不顧，再度入空心面見溥儀。然而這第二次會面，不但沒人知道雙方談了些什么，就連具體的日期也無從考證。
驅逐太監
1923年6月27日晚9點多，紫禁城建福宮突然發生火災。民國的軍警來到紫禁城中救火，但因宮中缺水而無法將火撲滅。次日凌晨二時許，意大利公使館聞知宮中起火，便派出了三十多名兵士去撲救。他們拆除房屋，隔斷火路，到早晨七點多才把這場大火撲滅，共有三、四百間房屋被燒毀。
內務府向溥儀匯報起火的原因是由于電線短路，但溥儀懷疑是太監縱火，便拘押了幾名太監詢問。最終因沒有證據證明是太監縱火，便只好作罷。不過，溥儀堅信這場大火就是太監所放，甚至懷疑太監會謀害自己，從此不再相信太監，所以溥儀將宮中的大部分太監驅逐出宮，這才解除了他對太監的猜疑。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回憶道：“在無逸齋發現火警這天晚上，我再到太監窗下去偷聽，不料竟聽到他們這樣的話:‘這把火沒準就是皇上自己放的! ’……我回到養心殿東暖閣，心里撲撲地跳，‘他們犯罪，還想給我栽贓，真太可怕了! ’”
建福宮大火過后，緊接著又發生了太監行兇事件，一個太監用刀劃破了另一個太監的臉。溥儀堅定地認為紫禁城的大火為太監所為，再加上事后的太監行兇事件，又開始對太監疑神疑鬼，總認為太監對會謀害自己，夜不安枕，所以就叫來他的“皇后”婉容為其守夜，為其觀察“風吹草動”，又給郭布羅·婉容準備了一根棍子應事。溥儀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下令將太監驅逐出宮。
刀妃革命
出宮以后，在溥儀和額爾德特·文繡之間逐漸產生了政治分歧。鄭孝胥等人“借助外援”的方略，使溥儀在背叛民族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文繡早在醇王府就曾勸諫溥儀，但在1925年的大年初一，溥儀卻因被文繡公開頂撞，而操起雞毛撣子動手打了她。
到天津市以后，二人更加疏遠，在“張園”，溥儀和婉容住樓上，文繡獨居樓下；在“靜園”，溥儀和婉容住主樓，文繡則單獨住在另一座小樓里。溥儀天天與婉容在一起，上街時也只帶著郭布羅·婉容一個人，就連日常進餐，也不同文繡一桌同吃。接待太子賓客，溥儀只要婉容陪伴，逢年過節所施的賞賜，也沒有額爾德特·文繡的份。與此同時，文繡還不時因婉容尋機起事，遭受無理的謾罵和羞辱。太監或某些婢女見到文繡在溥儀面前失寵，也時不時給予岐視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繡經常在以淚洗面中過日子。文繡的遠親玉芬，在得知知文繡婚姻不幸、處境悲慘時，便勸她請律師、寫狀子，控告溥儀虐待妻子，同溥儀離婚并索要撫養費。最終，文繡決意同溥儀離婚，爭取人身自由權利。
1931年8月25日，溥儀的淑妃文繡在胞妹文珊的幫助下，秘密離開靜園，并延請律師與溥儀交涉離婚事宜。額爾德特·文繡和律師張士駿、李洪岳事先約好溥儀的律師，于9月4日下午在法國律師龐納富的事務所內見面。見面后文繡語氣堅決地提出了三個條件：一、徹底脫離，各不相擾；二、我日常使用的衣物已開列了清單，應照此單全部付給；三、必須撥付贍養費15萬元。并說明若能依照這三條辦便可無事，否則只好法庭相見。
雙方在供養費問題上幾經反復，最后統一在5萬5千元這個數目上。10月2日下午，雙方律師最后一次會晤，辦理了離婚手續，文繡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離婚的皇妃。
腕表拍賣
溥儀曾經擁有一塊可追溯至19世紀的百達翡麗腕表，是他的“私人物品”。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儀隨同手表被送往戰俘營，他在離開戰俘營時把這塊手表交給了他的俄語翻譯格奧爾基·佩爾米亞科夫保管。2023年5月23日，該腕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被拍賣，價格超過600萬美元。
家族成員
先世
曾祖父父母
愛新覺羅·旻寧（1782年9月16日—1850年2月25日），即清宣宗道光帝。
莊順皇貴妃烏雅氏（1822年11月29日—1866年12月13日），道光帝妃嬪，醇賢親王奕譞生母。
本生祖父母
愛新覺羅·奕譞（1840年10月16日—1891年1月1日），醇賢親王，道光帝第七子，咸豐異母弟。
葉赫那拉·婉貞（奕譞嫡福晉），嫡祖母，慈禧太后之妹，光緒帝生母。
嗣祖父
愛新覺羅·奕詝[zhǔ]（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即清文宗咸豐帝。
本生父母
愛新覺羅·載灃（1883年—1951年），醇親王愛新覺羅·奕譞第五子，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之同父異母弟，生母側福晉劉佳氏。
蘇完瓜爾佳·幼蘭（1884—1921），生母，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瓜爾佳·榮祿之女，后被慈禧收為養女。
嗣父母
愛新覺羅·載淳（1856年4月27日—1875年1月12日），即清穆宗同治帝。
愛新覺羅·載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日），奕譞次子，即清德宗光緒帝，也是溥儀的伯父。
孝哲毅皇后阿魯特氏（1854—1875），阿魯特·崇綺之女，清穆宗同治帝之妻。
隆裕太后葉赫那拉·靜芬（1868—1913），葉赫那拉·桂祥之女，清德宗光緒帝之妻。
后妃
皇后
郭布羅·婉容（1906年—1946年），字慕鴻，達斡爾族旗[dá wò ěr zú qí]人。原籍黑龍江省龍江縣牦牛屯，她的曾祖父郭布羅·長順曾任清代吉林將軍，父親榮源管理祖傳的房產和地產，母親愛新覺羅·恒馨是皇族朗貝勒的次女。婉容是清代最后一個擁有皇后地位的女性，也是最后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禮遇的女性。
1922年（民國十一年），17歲的婉容與溥儀結婚，成為皇后。起初夫妻關系尚好，溥儀在婉容與額爾德特·文繡中明顯偏向婉容。但文繡出走后，溥儀遷怒婉容，郭布羅·婉容開始遭到溥儀冷落，逐漸染上吸鴉片的嗜好。偽滿洲國時期，溥儀的壓迫終于導致婉容精神崩潰，她在兄長和身邊傭婦的撮合下，分別與溥儀的兩位隨侍發生了關系并懷孕，溥儀因而提出要廢掉婉容。盡管日本人沒有同意溥儀的要求，但婉容的孩子還是被溥儀謀害。此后婉容備受煎熬，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中，每日以煙為伴，到最后她的兩條腿已不會走路，眼睛近乎失明。
日本投降后，溥儀從大栗子溝逃走時，并未帶走婉容等人，后者在蘇聯紅軍進駐大栗子溝后，被押送到臨江市，移交給由何長工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盡管在李玉琴、嵯娥浩等人的照料下，郭布羅·婉容一度有所好轉，但后來延吉市的領導考慮當時的東北區正處于國共兩黨交戰時期，決定先將嵯娥浩及其小女兒轉送往牡丹江市。嵯娥浩離開后不久，婉容就在孑[jié]然一身的情況下，于延吉市江北大獄走完了她悲慘的人生旅程，默默地死去了。
妃嬪
淑妃
額爾德特·文繡（1909—1953），又名蕙心，自號愛蓮，幼時、與溥儀離婚后自名“傅玉芳”。滿族鑲黃旗人。祖父錫珍歷官至吏部尚書，至父輩家道中衰。1909年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錫珍府邸。1922年以照片入選皇妃，早郭布羅·婉容一日迎娶入宮，以便大婚時跪迎皇后。初期與溥儀感情尚好，1924年被逐出宮之際，袖藏利剪自盡殉清未果。
文繡反對溥儀投靠日本人、以圖復辟大業，加之后、妃爭寵，與溥儀感情疏離、齟齬不斷。1931年8月，伺機脫出天津靜園，登報公開表示與溥儀離婚，“刀妃革命”一時間成為天字號新聞；10月，文繡正式宣告與溥儀離婚。1932年任教于北平私立四存中小學，后因不堪忍受騷擾辭職，過隱居生活?！?a href="/hebeideji/7303811518125801499.html">七七事變”后，堅辭拒絕日偽的威逼利誘，大節不虧?？箲饎倮?，生活艱辛，以糊紙盒、上街叫賣為生；后于華北日報社做校對工作。1947年夏，與中國國民黨少校軍官劉振東結婚。一年后，因時局動蕩，劉退役，靠租平板車生活。解放后，因有立功表現，劉被解除管制，成為一名環衛工人。1953年因病去世。
譚玉齡（1920年—1942年8月14日），滿族貴族出身，原姓他塔喇氏，辛亥革命以后改姓譚。
1937年，溥儀對婉容不滿并打入冷宮，由親屬介紹當時正在北京中學讀書的譚玉齡來到長春市與溥儀結婚，住在緝熙樓樓下西側。溥儀封她為祥貴人，當時溥儀32歲，譚玉齡17歲。譚玉齡入宮后與溥儀的關系很好，深受寵愛，溥儀經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譚玉齡聰明能干，溫順賢惠，待人接物十分穩妥。但與溥儀過了5年如漆似膠的日子后，22歲的譚玉齡卻一命嗚呼。關于譚玉齡的死，至今還是個謎。溥儀在寫《我的前半生》時，同樣堅持這樣的觀點：“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她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但并不認為是個絕癥。后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診治。吉岡這時說要照顧，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來了，就這樣，在吉岡的監督下，日本醫生給譚玉玲進行了醫治，不料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p>
李玉琴（1928年7月15日—2001年4月24日），原籍山東省，世代務農，其曾祖父“闖關東”，落腳于長春郊區。1943年春，吉岡以“補譚玉齡之缺”為由，拿來許多日本女子照片，目的是在溥儀床邊為關東軍司令官安插耳目。結果溥儀偏偏選中了才15歲的小學女學生李玉琴，這讓她成了政治漩渦中的犧牲品。溥儀親自為她制訂“完全遵守清王朝祖制”的“二十一條”，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還親自“與她談話”，而后才獲冊封為“福貴人”。偽滿垮臺后，直到1955年李玉琴才和溥儀在撫順重逢。然而，這以后多次會面，包括中國監獄史上空前的“獄中同居”，其結果卻是于1957年5月離婚。1958年5月，當時已經成為長春市圖書館干部的李玉琴與吉林省廣播電臺工程師黃毓庚結婚。2001年4月24日。李玉琴因肝硬化病逝。
妻子
李淑賢（1924年—1997年），漢族，浙江杭州人。母親李張氏是家庭婦女，父親李金生在上海中國銀行當職員。1962年，37歲的李淑賢經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熙介紹認識了溥儀。在這之前，李淑賢有過兩次婚姻。溥儀那時很想再婚，于是兩人結成姻緣。1997年6月9日，李淑賢因肺癌逝世，享年72歲。
個人作品
《我的前半生》是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中所寫的“反省式”自傳，記錄了溥儀從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國“改造”等過程，是一部回憶錄，更是一本特定歷史環境下的自省書，從中可以清晰地瞥見特定歷史環境下末代皇帝的悲喜劇，他的人生道路凝聚著近現代社會的變遷。這本書的內容，確有很多是有史料價值的第一手材料，但其中從宣統元年到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這一時期的章節，涉及清代歷史的部分，有個別的地方，或屬于作者聽來的訛傳，或屬于作者對于歷史遺留的事物有誤解，也有的是注釋中有錯誤，因而使所述失實。
藝術形象
文學形象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溥儀在皇宮時拍下的9張老照片，無比珍貴，那時的婉容真的好美.上游新聞.2023-07-18
薩鎮冰:甲午戰爭時反擊日軍 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協委員(圖).人民網.2023-07-31
末代皇帝溥儀：一生都在告別的男人.百家號.2023-07-18
文史專員(四)|與愛新覺羅·溥儀共事的六年.中國政協網.2023-07-18
溥儀腕表600萬美元被拍賣.光明網-今日頭條.2023-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