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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政變是1861年8月22日至1861年11月2日間，由慈禧與恭親王奕訢共同發起以推翻咸豐遺命、奪取政權的宮廷政變。因該年為辛酉年，因此稱為“辛酉政變”；因該年年號為祺祥，又稱為“祺祥政變”；因發生在北京，又稱為“北京政變”。

1861年8月，咸豐帝臨終前口授遺詔，立年僅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任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大學士愛新覺羅·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大臣”。八大臣排擠載淳生母慈禧太后和愛新覺羅·奕訢奕訢，慈禧太后授意御史董元醇上奏請求皇太后垂簾聽政，但遭到八大臣的抵制。8月22日，咸豐帝病逝，奕訢隨即以祭奠咸豐帝梓宮為由，赴承德避暑山莊與慈禧密謀，并決定趁咸豐帝靈柩回京之時發動政變。10月底，兩宮太后及皇帝載淳先行回京，并再次與奕訢等人確認政變。11月2日，慈禧以幼帝為名，宣布解除輔政八大臣的圣旨，并令人分別逮捕了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人。11月3日，恭親王奕訢被任命為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參與政變的瓜爾佳·文祥、瓜爾佳·桂良等人任命為軍機大臣；11月7日，慈禧太后宣布廢除”祺祥“年號，以次年為同治元年；11月8日，慈禧太后下令將肅順抄家立斬，載垣、端華賜令自盡，其余五名王大臣被革職或充軍。11月11日，載淳在太和殿登基稱帝，12月2日，兩宮太后正式開始了“垂簾聽政”，但實際上，慈禧太后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權力，該制度一直持續到1908年。

通過辛酉政變，恭親王奕訢與兩宮太后聯手肅清了八大臣集團，形成太后垂簾、親王議政的政治格局，結束了清朝由皇帝獨攬大權的歷史。在對外政策上，新政府一改咸豐朝時搖擺不定的舉措，堅定地推行主和政策，以奕訢、文祥、桂良為首的務實派，開始了向西方學習、“自圖振興”的進程。

事件背景

人物背景

咸豐在位初期，與其弟恭親王奕訢因皇位繼承問題，彼此不和。之后，咸豐帝接連任命奕訢為軍機大臣、都統、宗正等要職，而使兄弟關系得以緩和。1855年，咸豐帝封奕訢生母為“貴妃”而非“太后”時，使奕訢大為不滿，屢次要求咸豐帝加封，咸豐帝均未同意。孝靜成皇后去世后，咸豐帝又將她與愛新覺羅·旻寧分葬，導致兄弟二人徹底失和。咸豐帝撤銷了奕訢所有職務，僅留親王的封號。

奕訢被罷斥后，咸豐帝轉而重用肅順。肅順早年的市井經歷，使他能“習知京師五城諸坊利弊”，又有“接人一面，終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經年能舉其詞”之才，再加上兩位鐵帽子親王鄭親王愛新覺羅·端華和怡親王載垣的全力舉薦，咸豐對他很是信任，并逐漸形成以肅順為中心的新的領導核心。在內政上，肅順輕滿重漢，實施重用漢人、唯賢是尚的政策，又利用開源、削減滿族皇糧、清理虧空等手段整頓財政，還利用嚴刑峻法整肅吏治、重整朝綱。在對西方國家的問題上，肅順極力維護天朝的“體制”與“尊嚴”，對西方國家持“仇視”態度。因此在對外政策上，肅順一派主戰，多次公開宣稱“必須將全部歐洲蠻夷統統趕出中國”。

慈禧太后出生于滿族地位顯赫的葉赫那拉氏家族。1852年2月，慈禧選秀入宮，賜號蘭貴人；兩年后，晉封懿嬪；1856年，慈禧為咸豐生下獨子愛新覺羅·載淳，晉封為懿妃；次年，再次晉封為懿貴妃。當時，咸豐因身體原因，懶于理事，時常讓慈禧披覽各省章奏，并代筆批答。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慈禧還多次為咸豐帝出謀獻策，并舉薦了曾國藩。因舉薦有功，慈禧有了更多參預朝政的機會。

歷史背景

1858年，愛新覺羅·耆英議約違旨案發生。圍繞耆英量刑定罪之事，在皇室中有較強威信和政治勢力的奕訢一派奏請將耆英定為絞監候，肅順則單銜奏請將耆英即行正法，以達到震懾滿族親貴，推行強硬外交的目的。咸豐帝最后采納了肅順的意見。1859年，肅順整飭財政時，發生了“五宇號官錢案”恭親王府首領太監孟來席被查抄，恭親王側福晉的父兄也受到了此案的牽連。

1860年9月，英法聯軍迫近北京，咸豐帝率后妃及親信大臣出逃承德避暑山莊，臨行前，他命恭親王奕訢為欽差大臣督辦和局，并要求奕訢“加緊弛奏，以便回鑾”。9月底及10月初，奕訢、瓜爾佳·桂良、瓜爾佳·文祥、瓜爾佳·勝保及留京全體王大臣上奏，多次請求咸豐帝回鑾，咸豐帝卻一反常態，表示暫不回京。奕訢還多次奏請馳往行在，面見咸豐帝，也未被允準。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北京集團認為咸豐帝的猶豫反復是愛新覺羅·肅順等人的負面影響，導致雙方矛盾升級。

1860年11月，中俄《北京條約》訂立后，奕訢與西方國家達成了“友好關系”，并上奏“借師助剿”。但以肅順為首的強硬派，對“助剿”顧慮重重，唯恐外援變為外患，便以“遺禍將來”為借口，予以否決。1861年1月，奕訢奏準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把持了外交大權。自此，清朝中央政府，已徹底分化成兩股政治勢力和兩個政治中心，一個在熱河，以肅順等八贊襄政務大臣所主持；一個在北京，由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及統率京軍的勝保等人所主持。

政變經過

咸豐遺命

1861年8月，咸豐帝病情加劇。他于8月21日子時在熱河行宮召見了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令其承寫朱諭。在朱諭中，咸豐帝立年僅6歲的皇長子愛新覺羅·載淳為太子；又任命御前大臣怡親王愛新覺羅·肅順，鄭親王愛新覺羅·端華，大學士肅順，御前大臣、額駙富察·景壽，軍機大臣托和絡·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為“贊襄政務大臣”，八人“承旨輔政”，“贊襄一切政務”，輔佐年幼的載淳；此外，咸豐帝還授予皇后“御賞”印章，授予載淳“同道堂”印章，皇帝所頒布的一切詔書，必須同時加蓋兩枚御印才能生效。次日，咸豐病死于熱河避暑山莊行宮（在今河北省承德市），載淳繼位，改年號為“祺祥”，尊皇后為慈安太后，尊生母慈禧葉赫那拉氏為慈禧太后。

奕葉密謀

載淳繼位后，贊襄政務王大臣行文知照吏、兵兩部，今后所有諭旨由贊襄政務王大臣繕擬后，呈遞皇太后、皇上用印發下，上用“御賞”印，下鈐用“同道堂”印，傳諭京師內外各衙門一體遵照執行。但慈禧太后不甘心僅在八大臣擬就的諭旨上鈐印，她首先提出閱看奏報的要求，得到了八大臣同意了。

同樣被排擠的奕訢也極度不滿，試圖通過政變回到權力中樞。首先，他不斷加強與各國使臣的聯系；其次，極力拉攏駐軍于京津之間的瓜爾佳·勝保。1861年9月5日，奕訢以祭奠咸豐梓宮為由，從京師去到了熱河行宮，在祭拜過咸豐帝后，又與兩宮太后秘密會商，解除了兩宮太后對西方國家的疑慮，又商定將北京作為政變的地方，最后還達成了以贊同垂簾交換輔政大權的計劃。緊接著，奕訢又同他安插在熱河行宮的親信商定了具體的方略，擇定9月12號，將軍隊集結于京師，9月23日將咸豐帝的梓宮運送回京。

1861年9月10日，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上奏《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并另簡親王輔政折》，以“事貴以權，理宜守經”為由，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并另簡親王一二人輔政。兩宮皇太后閱過奏折后，立即召見載垣等人，面諭照行。但載垣、愛新覺羅·端華、愛新覺羅·肅順等人明發上諭《諭內閣皇太后垂簾聽政并另簡親王輔弼均不可行》，以“不能聽太后之命，請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太后垂簾聽政有違體制的理由予以駁回。對肅順等人的上諭，兩宮太后留中不發，而肅順等人則以軍機處停止辦公以對抗，兩宮被迫妥協。

政變準備

9月14日左右，手握重兵的欽差大臣勝保在北京與奕訢會面，奕訢以“八大臣掌權會削弱勝保的權力”為由頭，徹底拉攏了勝保，四天后，勝保帶著重兵回到熱河，并借機將軍隊部署于京郊一帶。同時，和碩睿親王仁壽等依照愛新覺羅·颙琰年間的成案，提出要將咸豐的梓宮護送回京。八大臣商議后，正式確定10月26日讓兩宮太后及幼帝由間道先行啟程回京、愛新覺羅·肅順等率大隊護送梓宮走大路緩行，11月1日梓宮抵達京師的計劃。

10月4日，大學士瓜爾佳·桂良等遵旨上徽號，母后皇太后為慈安太后，圣母皇太后為慈禧皇太后。10月7日，載垣、愛新覺羅·端華、肅順等人奏請自解兵權，將鑾儀衛、上虞備用處、步軍統領、管理理藩院并響導處事務等職權收回重新任命。期間，慈禧還令醇郡王奕譞草擬載垣等人罪狀的詔書，以備到京師后宣發。

實施政變

10月26日，肅順、奕譞、陳孚恩、宋晉等人護送梓宮由大道因京；兩宮皇太后及幼帝在大行皇帝靈輀[ér]前行奠酒禮，禮畢，先行啟節，由間道兼程返京，慈禧太后抵達京郊后立即召見了恭親王奕訢。10月31日，勝保呈“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并簡近支親王輔政折”的奏折，在奏折中，他一方面痛斥了八大臣獨攬朝政、徑行擬旨的行為，另一方面，要求擇賢而任、皇太后垂簾聽政。與此同時，僧格林沁也致函八大臣，認為因皇帝年幼不能理政，也不能拘泥于舊制。11月1日，在奕訢等人的迎駕下，兩宮皇太后入京，并再次單獨召見了奕訢。11月2日，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上《奏請皇太后親操政權以振綱紀折》，皇太后在宮內召見了奕訢、瓜爾佳·文祥、瓜爾佳·桂良、賈楨[zhēn]、周祖培等人，歷數載垣、愛新覺羅·端華、愛新覺羅·肅順三人種種欺罔跋扈的行為，并以幼帝之名，以擅改諭旨、力阻垂簾罪，宣布了在熱河草擬的諭旨，解除載垣、端華、肅順、景壽的職務，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軍機。

當奕訢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時，載垣、端華已至，但還不知道解任之事。他們見奕訢入宮，以“太后不應召外臣”呵止，慈禧遂令奕訢傳旨，將載垣、端華、肅順革職拿問。隨即，奕訢命侍衛擒拿住載垣、端華二人，幽禁于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嚴加治罪；護送梓宮的肅順，則被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在密云拿獲捆縛送至京城。

革職任命

八大臣被收監以后，奕訢集團于11月2日當天，迅速將其罪狀公布天下。11月3日，慈禧太后頒發上諭，任命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右侍郎索綽絡·寶鋆任軍機大臣；鴻肪寺少卿曹毓瑛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次日，慈禧再次頒發上諭，查抄肅順所有在熱河財產。

11月7日，廢除八大臣所擬定的“祺祥”年號，改次年為同治元年；次日，清廷宣布對八大臣的處置：肅順立斬，載垣、端華賜令自盡，托和絡·穆蔭革職并發往軍臺效力，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景壽革御前大臣職，保留公爵及額駙品級。

垂簾聽政

11月9日，上諭規定了兩宮皇太后聽政，處理“各省及軍營奏報”和“緊要軍務”的程序。11月11日，愛新覺羅·載淳在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11月28日，愛新覺羅·世鐸等二百余名王、大臣、大學士、六部、卿、翰、詹、科、道上奏，會議皇太后親理大政的相關事宜，并制訂了垂簾聽政章程十一條。12月2日，兩宮太后在養心殿正式舉行了垂簾聽政儀式，王公、大學士、六部、卿等文武百官于養心殿行禮。從即日起，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正式開始。

事件影響

辛酉政變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權力由“顧命八大臣”到慈禧的權力轉移，打破了皇權專制，出現了皇太后垂簾、親王輔政的“皇權二元化”的局面。政變后，奕訢成為議政王大臣并掌管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內務府、宗人府等要害部門的實權，在中央政權中發展起自己的勢力，逐漸成為清政府的決策人物。清政府中央權力結構的這一變化，對中國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辛酉政變改變了清廷的內外政策。辛酉政變中，英法公使對慈禧太后和恭親王的支持與配合，開創了西方勢力干預中國朝政的先河。在奕訢主和的外交政策上，清政府對于西方的態度轉為更加的依附和屈從。在對內政策上，新政府繼續推行重用漢人的政策，提拔了一大批漢人官員，更加放手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地方軍事集團派的領袖。同時，借由和西方的“親密關系”，清王朝開展了一場以學習西法及西方生產技術為主的洋務運動。以奕訢為首的中央洋務派集團與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主的地方洋務派相互呼應，使中國從閉關鎖國逐步走向“自圖振興”，推進了洋務運動的開展。

政變后的清政府更加注重依賴漢族地武裝和新起的地方實力派官僚勢力，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一躍成為清軍的主力。在清代統治者的放手使用和扶植下，湘軍集團和淮軍集團迅速成為左右清政局的舉足輕重的軍事、政治力量，致使太平天國和全國各地人民反抗斗爭所面臨的形勢變得更為復雜和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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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政變經過

咸豐遺命

奕葉密謀

政變準備

實施政變

革職任命

垂簾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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