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軍是晚清時期李鴻章麾下的一支私人軍隊，因其將領、士兵主要來自安徽江淮一帶而得名“淮軍”，又被稱為淮勇，主要將領有張樹聲、劉秉璋、劉銘傳、吳長慶、葉志超、聶士成、丁汝昌等。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軍爆發，為鎮壓起義，清政府在各地興辦團練，曾國藩在湖南省編練的湘軍，是鎮壓太平軍的主要力量之一。由于湘軍具有軍匪一家的缺陷，曾國藩令李鴻章招募兩淮兵士，以兩淮特長彌補湘軍不足。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攻陷江浙、進軍上海市，李鴻章正式受命招募淮勇。同治元年（1862年），李鴻章招募淮勇組成淮軍，以支援上海，建立之初共13個營，約6500人。同治元年至同治三年（1862年至1864年）間，淮軍在上海、蘇南地區協助湘軍、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反革命戰爭。在此期間淮軍不斷擴張至約6~7萬人，并接受外國軍官的西式訓練，戰斗力和裝備水平提升，逐漸成為承擔清廷重要軍事任務的軍隊；李鴻章也因此成為同治中興功臣。同治四年至同治五年（1865年至1866年）期間淮軍先后在曾國藩、李鴻章的率領下剿捻，平復捻軍后淮軍兵力增至八萬。
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后，以李鴻章為中心的淮軍將領逐漸形成淮系政治集團。但此時淮軍陷入被裁撤的困境，直到光緒元年（1875年）中日關系陷入危機，李鴻章趁機將淮軍轉型為常規性國防軍，淮軍也由此成為清政府重要的國防力量。此后淮軍在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中都參與作戰。甲午戰爭后淮軍日漸衰落，淮軍舊將大量轉投至袁世凱麾下，成為北洋系雛形。
淮軍的軍隊營制、訓練方式在建立之初承襲自湘軍，如招募、營伍、長夫、服裝、統領、薪糧、行軍、營務處等制度。后因時制宜、效法西洋軍制進行了改進，增設了洋槍隊、炮隊、馬隊等，并進行西式訓練。淮軍具有私人化、西化的特點。在其誕生之初挽救了清朝的統治，但也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在中法戰爭中，淮軍在劉銘傳領導下取得基隆大捷、淡水大捷，鞏固了清政府對臺灣地區的統治；中日甲午戰爭中，淮軍也在陸面戰場配合北洋水師進行戰斗。淮軍采用新式武器裝備和西法訓練影響了近代軍隊改良，也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體現。
名稱由來
淮軍是在曾國藩指示下由李鴻章招募淮勇編練的一支漢人軍隊。李鴻章于同治元年（1862年2月4日）在合肥市、安慶市等地以原有的團練為基礎集合定立了營制，正式建立團練軍隊。因其將領、士兵，如主要將領張樹聲、劉秉璋、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等都出身江淮一帶，故稱為“淮軍”或“淮勇”。
建立背景
軍事背景
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年十二月（公元1851年1月），太平軍在廣西起義，清朝派軍隊鎮壓。八旗和綠營軍節節敗退，起義軍乘勝進軍兩湖，定都南京市（今南京市）。至清咸豐十年（1860年）春，以綠營組織成的駐在浦口的江北大營和駐在天京城東的江南大營以及未經征調留在本省的綠營都被起義軍先后打垮，作為清朝權力主要軍事力量的綠營歷經數年戰事已無力繼續維護其統治。太平天國戰事之初，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地方士紳所辦團練來與太平軍抗爭，以緩解兵餉兩缺的窘境。
咸豐二年十一月（公元1852年），太平天國進攻武昌。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國藩負責湖南團練事宜。曾國藩在衡州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效仿明將戚繼光的“戚家軍”，以原來羅澤南的“湘鄉練勇”千余人為基礎，加上江忠源的“楚勇”擴編成湘軍，接連大敗太平軍。太平軍進軍安徽后，李鴻章、李文安（李鴻章之父）于咸豐二年（1853年）、咸豐三年（1854年）分別在同鄉呂賢基、王茂蔭的奏保下回鄉辦練。李氏父子皆進士出身，“鄉望素孚”。經過李文安的招撫編練，“合肥市等處團練整齊皆可用”。李文安于咸豐五年（1855年）病死軍營，李鴻章在咸豐八年（1858年）三河失守后因祖宅被毀無處藏身而投奔曾國藩軍營并成為主要謀士，但父子兩人在辦練期間與廬州地區的士紳形成了另一種基于門生、部屬、鄉鄰、親族、世誼基礎上的地方勢力關系，這種盤根錯節、錯綜復雜的關系網，構成了日后李鴻章招募淮勇、組建淮軍的組織基礎。
政治背景
咸豐九年（1859年）曾國藩致胡林翼的信函中，曾國藩表示想以兩淮的特長來彌補湘軍的缺點。當時計劃為先招五百人進行試練，如果可用便再續招三千人；曾國藩請胡林翼預備馬匹，并舉薦李鴻章，李鴻章以初到曾國藩營中為由辭謝。此后李鴻章在、毫一帶招募了五百人，因受到地方阻撓而未果。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攻陷江浙一帶，上海市的防守問題引起了中外紳民的關注。當時上海的防守官軍構成復雜，包括江蘇巡撫以下所屬的標兵、團練、英法軍、洋槍隊等。因防兵屢遭潰敗，滬紳以錢鼎銘、厲學潮二人為代表向安慶市請兵支援。曾國藩得到消息后，與其當時身邊的主要謀士李鴻章連日商議援滬辦法，并開始了積極的考慮與籌劃。曾李二人決議由曾國荃在湘募勇六千，于第二年正月赴皖，再皖援滬。11月下旬又計劃招募淮勇以增援曾國荃，增加了李鴻章和黃翼升二人并五千淮陽水師援滬，淮軍援滬契機初現。12月初曾國荃去信表示不愿援滬之行，故李鴻章成為援滬主將。
咸豐十一年（1861年），湘軍占領安慶后，曾國荃沿江而進，左宗棠進攻浙江省，李鴻章支援上海市，兵分三路對抗太平軍。正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而殫精竭慮的曾國藩，為了解決兵力不足問題，同時也為了減輕清廷對他的猜疑。心懷“裁湘建淮”打算的曾國藩， 便命得意門生李鴻章在安慶市招募淮勇。
歷史沿革
正式建立
咸豐十一年（1861年）10月下旬李鴻章開始招募淮勇，組建援滬之師，李考慮到倉促招募編練困難重重；而廬州一帶舊有團練較為強悍；加之自己對當地人情也較為熟悉，所以決定羅致并改編廬州一帶舊有團練，組建新軍。通過門生、部屬、鄉鄰 、親族、世誼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的封建關系網，李鴻章憑著自己的聲望歷時兩月便組成數營，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2月4日在安慶市集合定立了營制，至此淮軍正式建立。淮軍建立之初的13營為其基本骨干，約6500人，包括李鴻章一手招募的5個營；湘軍統帥、兩江總督曾國藩的標親兵2個營，由韓正國統帶；借自湘軍曾國荃的開字營，由程學啟統帶；滕嗣林、滕嗣武統帶的林字營2營；陳飛熊統帶的熊字營；馬先槐統帶的垣字營。
平定蘇南
同治元年（1862年）4月之6月間上海官紳雇傭的英國商船分批次地將淮軍運送至上海，淮軍加入了鎮壓太平天國的反革命戰爭。在此期間，淮軍在李鴻章回皖招募、改變前江蘇巡撫薛煥所布防軍、借將帶兵、收編團練與太平軍歸降部眾等方式下擴充了營伍，新增了三十余個營頭。6月，淮軍在上海的虹橋、徐家匯等地與太平軍多次激戰獲勝，共捕殺太平軍三千余人，淮軍的戰斗能力受到了上海洋人的嘆服。此后李鴻章與英法干涉軍、洋槍隊聯手，采用了“用滬平吳”戰略，加強上海地區的防御太平軍難以進入淞滬會戰地區只能攻擊周圍地區，以配合湘軍在上海附近對太平軍進行鎮壓。在此期間李鴻章還購入大量洋槍洋炮對淮軍進行武裝，還聘請外國軍官對淮軍進行訓練，淮軍的戰斗力和裝備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同治元年（1862年）11月常熟市的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率領淮軍發起了收復蘇、常的戰役，并最終攻克了常熟、太倉市、昆山市等地。蘇州市外圍的太平軍被初步掃清后，李鴻章又定下淮軍分三路進軍的計劃：中路由程學啟統率從昆山直抵蘇州；北路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由李鶴章、劉銘傳帶領；南路進攻吳江區、平望鎮，以切斷太平軍從浙江省趕來增援的道路。
至同治三年（1864年）7月，淮軍先后收復了被太平軍占領的南匯、江陰、無錫、蘇州、宜興市、溧陽市、嘉興市、常州等二十余個蘇南地區的府州縣，誘降、殺死了大量太平軍將士，削弱了太平軍的力量，為湘軍攻陷天京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治三年（1864年），淮軍攻克了常州，捕殺了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肅清了蘇南地區的太平軍。至天京陷落時（1864年），淮軍已發展到有一百二十營，6至7萬人的強大武裝力量。此后由于湘軍被裁撤，淮軍乘機擴大勢力，成為承擔清廷重要軍事任務的軍隊。
平復捻軍
太平天國覆滅后，捻軍成為當時中國最活躍、力量最強的抗清武裝勢力。同治四年（1865年）10月，清軍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在菏澤市全軍覆沒；曾國藩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北上督軍剿捻；李鴻章署理為兩江總督，以負責籌集糧餉和調兵等后勤事務。由于此時湘軍大部被裁撤，故曾國藩率領北上的八萬“剿捻”部隊中約有六萬為裝備精良的淮軍。但由于淮軍長期聽命于李鴻章，曾國藩難以指揮調動淮軍進行剿捻，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里曾國藩都督師無功。同治五年（1866年）秋，捻軍分為東西兩支：在山東省和中原一帶作戰的，是由賴文光、任化幫率領東捻軍；在張宗禹率領下一支捻軍與回民軍聯合，在陜、甘一帶呈犄角之勢，即西捻軍。
同治五年（1866年）11月，清廷任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李鴻章上任后，妥善處理了淮軍的兩江總督供應問題，又借鑒了曾國藩的剿捻經驗，實行“劃河圈地”“以靜制動”的作戰方針，于同治七年（1868年）賴文光被害后，淮軍徹底鎮壓了東捻軍。此后李鴻章率淮軍與張宗禹率領的西捻軍對抗，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戰略分歧，淮軍進攻受阻。到了5月中旬，黃河暴漲形成了天然防線，淮軍取得戰場主動權；8月西捻軍全軍覆滅，張宗禹投水而亡。至此淮軍在李鴻章的帶領下平復了捻軍，淮軍兵力達到八萬，淮軍發展進入鼎盛時期。
勢力擴張
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后，其部下的淮軍成為拱衛京師的絕對主力，暫時化解了淮軍的去留問題。但淮軍始終未有正式的名分和目標，仍然面臨被裁撤的危機。如盛軍在天津市參與城市工程建設；西征的淮軍部分繼續隨征，部分撤回徐州市、兩江、湖北等地駐扎而不再屬于國防體系等。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國藩去世后，兵制改革難以啟動，淮軍經費困難等情況使淮軍的裁減逐漸成為大勢所趨。
光緒元年（1875年）中日關系陷入危機，很快形勢急轉直下，沈葆楨受命至臺灣布防。沈葆巡查臺灣后向李鴻章提出增調福建省精兵至臺灣。李鴻章雖未提出出兵幫助，但他由此得到了一個令淮軍轉型的機會：派唐定奎十三營赴臺助陣，以此為轉機重新布置淮軍。至當年6月，在江蘇省承運下唐定奎十三營赴臺助陣，由此淮軍從內部平叛和閑置狀態，轉向抵御外部沖擊的國防一線，淮軍地位提升，并與駐扎在直隸的淮軍形成了南北相互策應的布局。淮軍從臨時性勇營轉型為常規性國防軍，李鴻章也由此成為清廷新海防市體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隨著李鴻章的權勢顯赫，淮軍逐漸從軍事武裝演變為實力強大的政治集團。李鴻章重用親屬、提拔鄉里以鞏固淮系集團的政治地位：李鴻章兄長李瀚章曾官至湖廣總督，協助李鴻章籌建海防；部下張樹聲曾為兩廣總督，在李鴻章丁憂期間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劉銘傳為第一任臺灣巡撫；劉秉璋為四川總督；潘鼎新為云南省、廣西巡撫；丁汝昌為北洋水師統帥等。淮系集團在宗族、姻親、師生等關系的加持下愈發緊密，并不斷擴展其政治、社會影響，滲透到了晚清的外交、工業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
中法戰爭
19世紀80年代中法關系緊張，法國輿論界常有占領臺灣為質的叫囂，故自光緒九年（1883年）底清廷開始征調部隊對臺灣進行布防。光緒十年（1884年）4至5月，淮軍章高元二營與湘軍、勝軍、潮勇等軍隊被抽調至臺灣。光緒十年（1884年）6月，淮軍將領劉銘傳被任命為督辦臺灣防務大臣，帶親兵一百余名至臺灣。6月9日，法國軍艦炮轟基隆市，劉銘傳以防軍勢弱屢次上書申請抽調淮軍援臺；此后清廷抽調劉朝枯淮軍四營、聶士成部淮軍二營，臺灣淮軍兵力上升為八營，駐扎于臺北市。
光緒十年（1884年）8月4日，法國海軍副司令利士比率領一支艦隊進犯臺灣，稱要摧毀基隆的炮臺并占據附近的煤礦工廠；5日，法國艦隊強行登陸臺灣占領了海港；6日，利士比帶領法軍試圖搶占基隆，途中剛翻過一座山頭，便被四面八方突然出現的淮軍包圍。在劉銘傳的帶領下淮軍奮勇作戰使法軍被迫撤退回海上，粉碎了法軍“據地為質，占領基隆市”的幻想。后在淡水區海戰中，劉銘傳又綜合兵力不足等原因決定放棄基隆、堅守淡水，使法軍試圖兩路合擊臺北市計劃告吹，據地為質的企圖也無法達到目的。
衰敗
北洋海軍與淮軍一樣，是由李鴻章創立的具有西式裝備的軍隊。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淮軍在衛汝貴的帶領下，配合北洋海軍進行陸面作戰。但在甲午戰爭中，淮軍節節敗退，暴露了舊軍的缺點，北洋海軍也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至此，以李鴻章為中心的淮系集團沒落，淮軍勢力也逐漸衰落。
此后由李鴻章引進的袁世凱及其政治集團逐漸取代了李鴻章的地位。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1月19日，光緒帝和葉赫那拉氏命袁世凱在小站鎮編練“定武軍”10營。大量淮軍舊將士也投入到袁世凱招募的“新建陸軍”中，李鴻章所創“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的學生皆被袁世凱收納，領官、管帶、統帶等職多由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李純、張懷芝、雷震春、何宗蓮等在內的武備學生擔任。這股兵力后來成為清末陸軍主力，也是北洋軍閥的雛形。袁世凱以德軍為藍本，制訂一整套近代陸軍的招募制度、組織編制制度、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以及糧餉制度等內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方案，基本上摒棄了八旗、綠營和湘軍、淮軍的舊制。在軍事裝備上，袁世凱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采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小站練兵培養了一大批近代新軍事人才，加快了舊軍隊的淘汰，促進了清軍的近代化。在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誕生后，淮軍從此失去了國防軍的地位，變為次要巡防隊。光緒、宣統之交，革命軍圖謀在長江起義，清廷調北洋準軍巡防隊一部移防長江，后來張勛曾指揮這支部隊在南京與革命軍作戰。淮軍巡防隊迄清亡而尚存。
軍隊編制
營制
承襲湘軍營制
淮軍的初定制是曾國藩仿照湘軍營制定制。
淮軍的招募制度最初仿照湘軍之制：所招必為鄉土農夫；統將親自招集勇營成軍。雖然后來有所變革，但其濃烈的鄉土本色在淮軍中得到了長期保持。
淮軍建軍初期的營伍規制完全仿照湘軍。營是淮軍最重要的單位，設營官一員。每營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設哨官一員，管理全哨，設哨長一員作為副哨官。每哨正勇，分為三類共八隊：抬槍隊（第一、五隊），刀矛隊（第二、四、六、八隊），小槍隊（第三、七隊）。刀矛、小槍每隊正勇十名，抬槍每隊正勇十二名。八隊每隊設置什長、伙勇各一名。四哨每哨官有護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包括哨官、哨長、什長、護勇、正勇、伙勇，共計一百零八人，四哨即四百三十二人。營官有親兵六隊，但不置哨官哨長。其配置為：劈山炮隊（第一、三隊），刀矛隊（第二、四、六隊），小槍隊（第五隊）。各隊設置什長一名，親兵十名，伙勇一名，六隊共計七十二名。每營官統帶四哨與親兵合計五百零四名，故一營包括了劈山炮兩隊，抬槍八隊，小槍九隊，刀矛十九隊，共三十八隊。
淮軍承襲了湘軍的長夫之制，即和營伍有連帶關系的人員配置制度，這是湘軍的最大特色，也是曾國藩最為卓越的創制。其制每營用長夫一百八十人，具體分配為：營官及幫辦人員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三十名、每哨哨官哨長及護勇四名（長夫）、每一劈山炮隊三名、每一抬槍隊三名、每一刀矛隊二名、每一小槍隊二名。故全營正額，自營官至長夫共計六百八十五人。淮軍的長夫之制一直無所改變，直到承平時期李鴻章才受命進行了部分裁減。長夫的職務與現代的工兵類似，雖仍有欠缺，但也是中國兵制的一次重大進步。
淮軍的服制為曾國藩所定：以帕裹首，身著勇字短上衣，長褲扎綁腿，穿草鞋。
淮軍以營為單位，營以上無固定編制。但兩營以上至數十營設有統領，該制系為源自湘軍并逐漸演變而成。淮軍在統領的性質與職權上沒有嚴格規定，習慣上為招募與統帶的首領，也是戰場上的指揮官。統領所統率的部眾數量不等，少者可為作戰時的一支小隊，多者則為一方面的統帥。如張樹珊的樹字營僅六營，張樹珊陣亡后由其弟張樹屏統帶的僅有三營；劉銘傳的銘字軍常有二十營以上。
淮軍的薪糧制度仿照湘軍，但與其相比有很大的克扣。
統領薪糧除自帶一營薪水公費夫價外：統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費銀一百兩，加夫十名；統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費銀二百兩，加夫二十名；統至萬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費銀三百兩，加夫三十名。
而新立營頭、奉札招勇時，尚未經過大營點名的勇夫勇丁，都有小口糧。大營憲委員點名后起支大口糧。勇丁勇夫每名小口糧為日給制錢一百文。
淮軍承襲湘軍的恤賞制度，作戰陣亡、受傷者均有恤賞：陣亡恤銀為五十兩；受傷者頭等賞十五兩，二等賞十兩，三等賞五兩；殘廢者另加。
淮軍承襲湘軍的濠壘之制，軍至一處必先扎營壘，常用于平吳之役。淮軍的扎營方法為一營一壘，偶有一營兩壘。淮軍將營壘稱為墻子，高八尺、厚一丈，由草坯土塊筑成，正墻頂厚一尺五寸，上有槍炮眼；子墻頂厚二尺，可供人站立。營濠一般為內外兩層，也有掘三層：外層一般寬八尺，深一丈五尺；內層減半，上寬下窄。營濠外不設通道，內里每隔二丈則留一條橫路，方便進出。每一營壘設有兩門，前門正大并在其外設灣墻，后門則相對隱蔽。壘中留有甬道，四哨的兵勇分別駐扎于前后左右四廂，親兵駐扎在甬道兩側。
淮軍拔營行軍沿用湘軍規制：行軍期間以七成隊伍預備打仗，三成隊伍為押夫。敵人在前方時，七成隊伍走前，鍋帳擔子走中間，三成隊伍在后押運；敵人在后方時，則三成隊伍押鍋帳擔子走前，七成隊伍殿后。十營八營同日拔行時，各營遵守其制分班前進，不允許摻雜混亂。行軍過程中每營派一弁在后押尾以稽查落后和滋事者。拔營之前要派好手先行在大隊前十里或二十里處查看地勢、敵情。行軍行程約為每日三十里，長日四十里。
淮軍營務處可是一個參謀本部，也可說為指揮總部。淮軍的營務處與其他軍隊相較而言效用較大。因其為隨統帥行動的機構，故其主其事者為統帥本人。下設辦理營務處或稱營務處，一至三人不等，其職務為作戰、訓練的參謀。營務處受統帥之命，要對全軍各項調度進行統籌；還要帶領兵勇進行實際作戰。營務處以下有時特設有左右翼長，分統大帥的親軍。此外還有構成一個統帥部的組織，包括文巡捕、武巡捕、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公師營啟文案等。營務處在統帥部外的各大支部隊中都有設置，以便其調度全軍，如銘軍、武毅軍、盛軍、勛軍、慶軍等，均設有獨立的營務處。
淮軍有完密而有效率后勤組織，包括籌餉籌械的厘捐局、報銷局、轉運局、支應局、炮局、火藥局、船廠等，糧臺則是其營制方面的重要后勤組織，相當于一個隨軍的后勤補給站。
改進營制
淮軍的營制大部分出自湘軍，后因時制宜進行了大量改動，其中以效法西洋軍制為關鍵。
為增強火力，淮軍改換軍械，于同治元年（1862年）8月就已有近千人的洋槍隊參加了作戰。李鴻章在此期間還改編了若干重要部隊：韓正國所統帶的一支淮軍以親兵營使用劈山炮隊掩護洋槍隊作戰；郭松林部也組織了洋槍小隊參與作戰。淮軍在湘軍編伍的定制基礎上，參考并結合了西洋洋槍的運用法，組制了一種新的隊伍，即洋槍隊。初期李鴻章僅在各軍中編組洋槍小隊，而未改動營制；同治元年（1862年）9月開始將改各營的小槍隊改為洋槍隊，每哨添劈山炮兩隊。這種形式，是就舊勇改立特種武器的新營，一營可抵兩營之用，作戰時仍與舊營配合。后來李鴻章部下的各營水陸共計七萬人，大部改用洋槍，每營可達到三百至四百余桿。此時淮軍中每營四哨連親兵共五百人，除伙勇外基本都使用洋槍，劈山炮逐漸減少，小槍、抬槍、刀矛等皆被革去。
李鴻章至上海市后就曾感慨洋人炸炮之利，并有心效仿。但由于炸炮難以尋得，故其借重洋槍隊統領華爾代為物色外國造炮工匠并代購洋炮。至同治二年（1863年）初，李鴻章的親兵護衛營，即張遇春的春字營內已有兩百名淮軍組成的炮隊參與到戰陣中。這是淮軍以專門營伍成立的正式炮隊，也是中國炮兵制度的起始點。同年6月淮軍進攻蘇州市時，淮軍劉銘傳部、程學啟部內都已設有炸炮隊，其炸炮多使用十二磅重彈子，劉銘傳部還有兩尊三十二磅重彈子的炸炮。不到一年，淮軍使用的炸炮已為一百零八磅重的彈子。同治三年（1864年）蘇常戰事結束時，淮軍已有六營開花炮隊：劉秉璋、劉銘傳、羅榮光、劉玉龍、余在榜、袁九皋部各一營。
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緒三年（1877年），淮軍還添置了最新式的德國克鹿卜后膛鋼炮一百一十四尊；仿德國炮營制度成立了新式炮隊十九營，每營鋼炮六尊，每尊正副車二輛，每車配馬六匹，炮目另騎一匹，共十三匹，每炮什長與兵丁共二十四名，全營正勇共一百四十四名，連同營官、哨官、號手、鼓手、醫生、炮目共騎馬三十二匹；鐵工車、木工車、伙食車、行李車七輛，總計車十九輛，馬共一百五十匹。此時的淮軍炮營已經完全獨立，配屬銘、盛各軍，使得淮軍成為當時中國的一支勁旅。1884年后，淮軍已擁有三百七十余尊后膛鋼炮。
淮軍平吳之時只有少數張士芳、苗順清在徐州招募的馬勇騎從，尚未有騎兵營伍組織。平捻時期，淮軍因需設置騎兵營，其營制在湘軍形式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同治四年（1865年）在銘、盛兩軍才有馬隊營制，最初只有戰馬五百匹。
平捻時期淮軍的馬隊營制較有效率：一營設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名；每營分中前左右后五哨；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設正副哨官各一員，中哨營官自統，另設副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五哨共二百五十名，各哨又有散勇五棚，每棚十名，內一名為什長；合五哨，共計散勇二百五十名。另營官、幫辦、字識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馬勇，用伙夫一名，總共用伙夫二十五名；又全營公用長夫五十名。淮軍馬隊一營合計五百九十二人。淮軍平捻期間陸續成立了三十余營馬隊；平定西捻平后，遣散大部遣撤僅留下三營親兵馬隊和四營銘軍馬隊。
淮軍在馬、步、炮各營的薪糧公費方面大致承襲了湘軍的成法，但因兵種、戰區形勢的不同而有所更改。平捻期間，各營增加薪柴費一項，步營月支銀一百六十兩，馬隊營月支銀八十兩，此后沿為定制；各營的燈火油燭配給改為折價計算，步營月支銀三十兩，馬營月支銀二十兩。馬隊五哨需要配雇大車五輛，故每輛月給車價銀一十兩，共計每營百兩；開花炮隊每營月支車價二百兩。
各時期淮軍營制與將領
訓練
承襲湘軍成法
日常訓練
李鴻章建立淮軍之初承襲湘軍的訓練成法，，在其組成營制后由統帥自行訓練，訓練期限大致為一個多月。訓練內容與湘軍大體一致：練縱步、跳步；練手拋火球；練腳系沙袋；每十人一隊，練習戚氏鴛鴦陣、三才陣；練卡賓槍抬槍。
站墻子法
淮軍還沿用了湘軍站墻子之法的特長戰陣，是李鴻章在追隨曾國藩作戰后用以教練淮軍的。湘軍定制的站墻子為每營筑一壘，即所謂的壁或土城，湘淮軍中稱其為墻子；兵勇持兵器站立在子墻之上以備來敵。
西式訓練
李鴻章率淮軍抵滬后還學習了英法的軍備和戰陣。同治元年（1862年）8至9月期間李鴻章就已經開始在淮軍之中采用西法進行操演和編伍，并雇傭洋將領教演習洋槍。同治二年（1863年），淮軍在常勝軍統領查理·喬治·戈登的協助下進行西式訓練，淮軍各營廣泛聘請洋將進行教習。
歷史意義
淮軍是伴隨著經制軍隊衰敗而誕生、壯大的，具有私人化、西化特點的軍隊。淮軍作為清廷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機器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其建立初期在上海、蘇南地區平定太平軍，挽救了清代的統治，但也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在中法戰爭，淮軍在劉銘傳領導下取得基隆大捷、淡水大捷，鞏固了清政府對臺灣地區的統治；中日甲午戰爭中，淮軍也在陸面戰場配合北洋水師進行戰斗，是清末國防重要的戰斗力量。而作為近代中國首先西化的軍隊，其采用新式武器裝備、西法訓練，影響了近代軍隊的改良，在中國軍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淮軍內出現的獨立炮兵隊伍、近似工程兵的長夫、分兵種訓練等，都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體現。
淮軍公所
淮軍公所位于保定市環城西路220號，全稱為“淮軍昭忠祠暨公所”。淮軍公所是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后，在光緒十四年至光緒十七年（1888年至1891年）專折奏準后，奉詔修建的“淮軍昭忠祠”及“公所”（淮軍辦公駐地）合一的建筑群。淮軍公所南北長164米，東西寬128米，呈不規則的矩形，占地面積25畝；建筑分為祠堂區、淮軍公所區、西區、荷塘區及辦公區五個區域。祠堂建成后設總理一名，正副值年各兩名，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祭祀活動，還制定了相關規章條例刻在墻上。但祠堂僅使用了10年，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去世后奉詔改為李文忠公祠；至民國年間逐漸荒廢。淮軍公所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沉淀了大量淮軍史料；其建筑本身也是保定市古城風貌的重要組成部分。
藝術形象
參考資料 >
淮軍簡介.環巢湖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2024-02-07
淮軍.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3-06
淮軍 (2008).豆瓣電影.2024-02-07
圩堡槍聲 (2015).豆瓣電影.2024-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