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錕[kūn]（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晚年自號樂壽老人，生于直隸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塘沽），中國近代軍事、政治人物，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北洋政府直系軍閥領袖，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清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862年12月12日），曹錕出生在天津東大沽的一個普通造船工家庭，少年時期以販布為生。光緒八年（1882年），曹錕放棄經商并投身淮軍，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后任毅軍哨官。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部赴朝鮮作戰。翌年，赴小站練兵投袁世凱復辟的新建陸軍，1915年9月上書請改帝制，為袁復辟帝制推波助瀾，袁病死后，任直隸督軍，在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大總統黎元洪的“府庭之爭”中左右逢源。1919年馮國璋去世后，曹錕被擁為直系軍閥首領，組織八省反段聯盟，在直皖戰爭中擊敗皖系軍，迫使段祺瑞下野。1922年醉心于謀取大總統職權，通過直奉戰爭擊敗奉系張作霖，并以“法統重光”為旗幟驅逐大總統徐世昌，擁黎元洪復職。次年指使黨羽逼宮奪印將黎元洪驅走天津市。10月5日出動軍警挾持國會，重金收買議員，賄選為大總統。在此期間，由國會起草并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也被稱為“曹錕憲法”“賄選憲法”）于1923年10月10日頒布實施，這部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辛酉政變后將曹錕軟禁，獲釋后轉赴天津做寓公并經營實業與房地產。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占領天津期間，曹錕拒絕出任偽職。1938年5月17日，曹錕病逝于天津寓所，享年76歲。同年6月，被重慶國民政府追授為陸軍一級上將。
曹錕在擔任大總統期間支持妥善處理“臨城劫車案”和完成中蘇建交談判，并且在下野寓居天津市期間拒絕出任日本偽職，表現出一定的民族氣節。曹錕政府的外交總長顧維鈞評價：“曹錕恢弘大度，襟懷開朗，他雖然幾乎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但曹錕在擔任軍職期間用扣發軍餉、貪污受賄、沒收政敵銀行、開幣制廠、敲詐下級、濫報軍費等各種手段斂財，同時鎮壓二七大罷工和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并槍殺工人，而以賄買票當上總統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清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862年12月12日），曹錕出生在天津東大沽口花兒寨的一個普通造船工家庭，其祖父就在東大沽做漁戶，父親曹本生終生以造木船為業養家糊口，而母親從事針線活和漿洗衣服以填補家用。年幼時曹錕曾被其父親送入私塾讀書，曹錕因此粗通經史文墨，但因家境貧寒而中止四年的讀書生活，之后曹錕開始利用自己的天賦習武抵御漁霸和惡棍，同時也從天津葛沽一帶的無賴劉得勝身上沾染不少惡習。16歲時，曹錕違背父母令其學習造船和務農的意愿，而向父親提出販布掙錢，后曹錕推車往返于天津城與塘沽區之間經營，由于不過分計較價錢和不討要欠賬，使得生意比較興隆，同時也被稱為“傻子”。不過不久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加深，再加上曹錕經營不善而窮困潦倒。
棄商從戎
清光緒八年（1882年）春，李鴻章主持的淮軍在天津市招募新兵，曹錕在朋友的介紹下前往投軍，因體格魁梧被募兵的淮軍管帶鄭謙賞識而入伍，之后又因曹錕有一定的文化基礎，而被鄭謙收為義子并迎娶鄭謙的獨生女兒（曹錕的正室夫人鄭氏）。光緒十一年（1885年），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的李鴻章在天津創辦“天津武備學堂”，曹錕被鄭謙推薦為該學校的首屆學生之一，期間因為勤奮好學而在軍事理論、軍事訓練和槍彈操作等方面取得不錯的成績。光緒十六年（1890年），李鴻章親自主持武備學堂第一期學生的畢業考試，曹錕與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段芝貴、陸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張懷芝、李純和蔡成勛等人列為優等生，飭令回營擔任教官，畢業后曹錕被分配到淮軍提督宋慶的毅軍中擔任下級軍官——哨官。
投袁起家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曹錕隨提督宋慶赴朝鮮作戰。翌年，袁世凱奉清廷之命在小站鎮籌建新建陸軍，曹錕于此時攜帶毅軍委任狀赴小站投奔袁世凱，日益得到袁的器重，先后擔任右翼步兵一營幫帶、學兵營統帶兼督操營務處提調，期間又認頂頭上司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把兄弟曹克忠（曾任清末水師提督等職）為祖父，通過這層關系更加獲得袁世凱的賞識。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被清政府委任署理山東巡撫的袁世凱率領定武軍前往鎮壓義和團，曹錕率部隨袁世凱進駐曹州府并擔任鎮守使。
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后，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委任曹錕為直隸常備軍右翼步隊第十一營管帶，逐漸成為袁世凱的得力大將。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滿清皇族直接統率的京旗常備軍改編為京畿[jī]陸軍第一鎮，曹錕被任命為該鎮第一混成協協統（相當于旅長），之后曹錕接替段芝貴和段祺瑞擔任北洋新軍第三鎮的統制，駐防長春南嶺黑嘴子一帶，擔任統制期間曹錕經常獨自微服探訪軍營，改善士卒待遇，致使其口碑和威信逐漸上升，但同時他也對當地反清的人民斗爭血腥鎮壓，被清政府晉升為記名總兵。清宣統三年 （1911年），曹錕先后被授以副都統、總兵以提督侯用等職。
鎮壓革命
交兵山西
辛亥革命爆發后曹錕率部從關外參與鎮壓革命，11月15日，曹錕率領北洋軍第三鎮全體官兵由長春移駐直隸、娘子關一帶后南下進攻山西革命軍，雙方在娘子關、井陘縣[jǐng xíng]、驢嶺等地激戰都有較大傷亡，后曹錕不聽奉袁世凱命令宣布停戰的段芝貴之言，憑借炮火和兵力優勢攻下娘子關。后山西光復軍聯合陜西革命軍組建河東軍政府和“豫、晉、秦、隴聯軍”進攻清軍，曹錕急令盧永祥部繼續向南進擊革命軍，盧永祥部在晉南豫北節節勝利，與豫西、陜東的清軍形成犄角之勢。1912年1月5日，曹錕部將盧永祥率步兵第一標、騎兵三隊等進占太原市，曹錕也兵分兩路追擊山西省光復軍，不久袁世凱鑒于全國革命形勢走向高潮，而選擇與革命軍議和，曹錕的第三鎮也停止進攻山西并同山西光復軍副都督舉行會談，雙方約定以晉西南黃河為界，北路以曲沃、絳[jiàng]州為中立地區。
平定灤州
1911年底袁世凱為進一步威逼清帝退位，以“維持北京治安”為名將曹錕調回北京拱衛京畿，12月31日，曹錕調其所屬第六協陳文遠部赴灤州[luán zhōu]防堵革命軍暴動，州革命黨人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后，曹錕和王懷慶被袁世凱調遣鎮壓革命軍，王懷慶部從鐵路兩翼進攻但被革命軍擊退，而曹錕親率第三鎮軍隊揮兵強攻，王金銘、施從云等革命黨率全部武裝700余人從灤州攻打北京，雙方在雷莊鎮展開激戰，曹錕所部最終擊敗革命軍并平定灤州起義。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pǔ]儀退位、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后，曹錕被袁世凱秘密安排率第三鎮假裝在北京發動兵變，制造袁世凱本人不能南下的理由，結果曹錕及其所部在北京城大鬧兩天，天津市、保定市、通州、豐臺等地的北洋軍也相繼模仿作亂，事后曹錕不但未受嚴懲，反而獲得在豫直兩省招兵補員的特權。
二次革命
1913年3月，中國國民黨宋教仁被刺后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一面向五國銀行團籌借軍費，一面調兵遣將以武力消滅國民黨勢力，其中曹錕率領北洋陸軍第三師攻打駐軍岳州的湖南省都督譚延闿[tán yán kǎi]，譚延為曹錕所敗并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獨立，其他各省也相繼取消獨立致使“二次革命”失敗。民國三年（1914年）4月，曹錕被袁世凱任命為長江上游警備司令，后又被賜“將軍”稱號并駐兵岳州以防備南方各省革命黨。次年9月，他和張紹曾以直隸“公民”的身份上書袁世凱，請求改變國體，后袁世凱加授曹錕為虎威將軍。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接受帝制并下達“賜爵令”以封賞親信，虎威將軍曹錕同張錫鑾、楊增新、陸建章等人被封為一等伯爵。
護國戰爭
同年12月25日，蔡鍔等人通電全國宣布云南省獨立并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曹錕隨即被袁世凱任命為行軍總司令前往云南鎮壓，當日他率軍從岳州經洞庭湖乘船溯江西省上進擊四川省，同時將司令部設于重慶川東師范學堂學校，督令各路北軍聚集川南進攻護國軍。從1916年2月6日至9日，曹錕的先遣部隊吳佩孚部、張敬堯部與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部在瀘州市交戰，劉存厚部與護國軍合攻瀘州，北洋軍先后喪失瀘州城外圍陣地，后吳佩孚旅急速增援解瀘州之圍，雙方在納溪等地的戰斗互有勝負，但護國軍由于兵力和糧草不濟而退出瀘州。在此過程中，曹錕等部出現軍紀敗壞，燒殺擄掠的現象，尤以張敬堯部為最（曹錕部下吳佩孚旅則有軍紀嚴明的記錄），使川民恨之入骨。
曹錕到達瀘州后親自率兵攻打納溪區背后的冠山和安富街，在護國軍的打火炮轟擊下曹錕節節敗退，最后被吳佩孚部救出并退回瀘州。3月17日，護國軍反攻瀘州，而曹錕則將第七師一個團布置于化陽山前防守，但在龍透關一戰中由于防守失當而被護國軍圍困，曹錕在吳佩孚渡江救援下乘船撤回瀘州城。袁世凱取消帝制后仍安排曹錕進攻護國軍，但此時曹錕接受部下吳佩孚的建議表面敷衍袁世凱，暗中聯絡與疏通各路反袁軍，袁世凱去世后依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曹錕被任命為會辦四川明朝軍事并與護國軍蔡鍔議和。
左右逢源
1916年，北洋軍閥在袁世凱去世后分化為皖系（段祺瑞）和直系（馮國璋）兩派，握有北洋重兵的曹錕成為兩派勢力爭相拉攏的對象。同年9月16日，段祺瑞任命曹錕為直隸督軍，于是曹錕率第三師由重慶市撤回北方并駐扎保定市。駐守保定期間，曹錕接受心腹悍將吳佩孚的建議招兵買馬，使其軍隊迅速擴展9個混成旅的兵力，同時任命吳佩孚管理整軍練兵事宜，使得第三師的力量壯大。次年，段祺瑞在梁啟超的支持下主張對德宣戰，曹錕等督軍代表在“督軍團”會議上同意對德宣戰。但段祺瑞的對德宣戰提案未能取得國會同意，黎元洪在國會支持下免去段祺瑞的國務總理等職，后段祺瑞企圖利用徐州市督軍張勛推翻黎元洪。曹錕看到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矛盾加劇，于是以稱病為由拒絕出席由張勛舉辦的第四次徐州會議。
同年6月1日，直隸督軍曹錕倒向段祺瑞并宣布獨立，以要求解散國會和改正憲法的名義驅逐黎元洪。張勛復辟進入北京后，曹錕被任命為直隸巡撫并于6月15日建議由王士珍組織“軍人內閣”，后張勛支持的李經羲組閣成功，曹錕等各省督軍相繼宣布取消獨立。段祺瑞看到解散國會的目的已達到便反對復辟，曹錕也不滿張勛的作為而支持段祺瑞并于7月3日參加馬廠誓師，擔任西路司令即由保定市進兵出師逆討張勛，張勛失敗后曹錕擔任直隸督軍兼省長。黎元洪去職后，由副總統、直系軍閥首腦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段祺瑞重新擔任國務總理，但此時直系與皖系軍閥矛盾重重，而曹錕在直皖兩系的爭斗中保持中立。
護法戰爭
1917年11月18日，在馮國璋的授意下曹錕和直系“長江三督”李純、陳光遠、王占元聯銜通電，主張南北議和。后他在徐世昌的建議下支持段祺瑞，但又不與直系軍閥徹底斷裂，意圖從直皖雙方獲取利益。孫中山以段祺瑞沒有恢復臨時約法和第一屆國會為由舉起護法（維護臨時約法）旗幟，在廣州市組織政府，以護法的名義聯合西南軍與北京政府抗衡，護法戰爭（南北戰爭）爆發，焦點集中在南北勢力交界的湖南省。1917年12月2日，曹錕和張懷芝便聯合山西省、沈陽市、黑龍江省、福建省等各地的軍閥代表天津曹家花園集會，會議決定分兵兩路進攻湖南，不久他們又聯合致電北京政府要求討伐西南。馮國璋在曹錕等督軍的壓力下發布電令，委任曹錕為南征軍第一路總司令。
1918年1月，西南軍攻克岳州，馮國璋不得不于31日派遣曹錕兼任兩湖宣撫使，聯合張懷芝、張敬堯出兵反攻湖南。曹錕委派他的弟弟新任直隸省長曹銳代理直隸督軍，自己親自率軍南下并在漢口劉園成立第一路軍總司令部，后馮國璋為避免被支持皖系的張作霖驅逐下臺，而將支持主和的馮玉祥免職并交由曹錕查辦，曹錕借查辦馮玉祥之機拉攏馮部以擴大勢力，同時請馮國璋準允馮玉祥免職留任，因此之后馮玉祥開始歸曹錕節制調遣。由于同年3月曹錕部吳佩孚對西南軍閥的戰爭節節勝利，北京政府晉授曹錕勛一位（袁世凱時期制定的武將勛位制度）和一等大綬寶光嘉禾勛章。
1918年3月23日，曹錕等人聯名通電請求段祺瑞復職，馮國璋迫于無奈請段祺瑞組閣，段祺瑞組閣之后封曹錕為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但曹錕認為段祺瑞未能滿足其當上副總統的愿望，而以養病為由請假辭職，吳佩孚在曹錕支持下與湖南軍達成非正式停戰協議。段祺瑞為消除主戰派內部和直皖兩系的矛盾，親自在漢口召開軍事會議并到劉園訪問和拉攏曹錕，之后段祺瑞特委任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但曹錕此時不主動南下作戰，而是在天津的寓所里飲酒看花以靜待副總統的人選。后段祺瑞親自致信國會參眾兩院議長安福系的梁士治、王揖唐，向他們推薦曹錕為副總統，同時派人說服張作霖同意曹錕為副總統，但之后召開副總統選舉會議時由于未到法定人數，最終曹錕未能如愿當上副總統。
軍閥混戰
1918年10月25日，徐世昌以總統名義下達和平令，召集各省北洋軍閥到北京來舉行會議以解決南北和平問題，曹錕因徐世昌和交通系阻撓其競選副總統而對他們心生怨恨，但在徐世昌的催促下被迫來京，同時段祺瑞和安福系再次向曹錕保證選舉他為副總統，并且說服張作霖放棄副總統競選。11月22日，段祺瑞授意督軍團組織“戊午同胞社”并推舉曹錕為社長，曹錕等人謁[yè]見徐世昌，要求恢復段祺瑞內閣。次年4月9日，西南全體將領聯名通電表示“軍人不干政”，隨后北方各省北洋軍閥曹錕等一致通電響應。1919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爆發，段祺瑞及其安福系聲名狼藉，直系軍閥乘機加緊策動反皖系活動。12月，馮國璋病死后曹錕被奉為直系首領。曹錕由于未能真正當選副總統而對段祺瑞感到失望，同時鑒于段祺瑞勢力日益擴大而威脅自己，于是他逐漸由暗中支持吳佩孚反對皖系變為直接交鋒，曹錕利用皖、奉兩系間的矛盾積極爭取奉系張作霖的支持，到1919年秋冬之間逐步形成了以曹錕和張作霖為首的七省的反皖聯盟。
次年4月8日，曹錕在保定市召開直、蘇、贛、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會議并組成反段同盟，同時皖系組織魯、皖、浙、閩、湘、晉、陜、甘、察、熱、綏[suí]11省聯盟與之相抗衡，5月下旬直系部隊開始撤軍北返。1920年7月14日，直皖戰爭開始，奉系軍閥張作霖從東戰場幫助直系曹錕攻“定國軍”，直到7月19日皖系軍隊在直奉軍隊聯合進攻下大敗，段祺瑞通電下野，以曹錕和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控制北京政府。
直皖戰爭結束后，曹錕、張作霖聯絡前國務總理靳云鵬召開天津市善后會議，會議要求大總統徐世昌懲辦安福系分子和皖系集團，同時嚴懲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但徐世昌以三人未造成嚴重危機為由拒絕，此舉遭到曹錕等人的不滿，曹、吳不顧徐世昌、張作霖的反對，下令查抄通緝首要分子的財產。天津會議之后，徐世昌在曹錕和張作霖的央求之下給予他們每人軍費1000萬元，并改任曹錕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此外還達成重大事件由政府征求曹錕、張作霖二人意見的秘密協議，后曹錕和張作霖在特赦安福系政治犯和升官分爵問題上產生分歧。1922年元旦，梁士詒[yí]內閣不顧曹錕直系將領的反對，下令特赦安福系和皖系戰犯段芝貴等人，又在軍費問題上偏袒張作霖，致使直奉雙方矛盾不斷加深并最終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最后張作霖的奉系軍隊戰敗。
賄選總統
曹錕本想通過政變手段逐走徐世昌，但吳佩孚建議曹錕恢復法統和重開國會，為直系統治披上“合法”外衣，再通過國會選舉曹錕為總統。6月2日，徐世昌在曹錕和吳佩孚的催促下宣布辭職而寓居天津市，當日吳佩孚表示恭迎黎元洪依法復職。6月11日，黎元洪由吳景濂、王家襄和國務院代表周自齊、曹錕代表熊炳琦、吳佩孚代表李濟臣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專車赴京擔任大總統，雖然黎元洪相繼任用顏惠慶和王寵惠等人組建內閣，但自己被曹錕和吳佩孚當作傀儡總統。1922年6月18日，直軍代表王承斌、彭壽莘與奉軍代表孫烈臣、張學良在秦皇島市海面的英國軍艦克爾富號上簽訂停戰協議，雙方以山海關區為軍事分界線，直奉戰爭以直系獲勝并獨自控制北京政府結束，從而形成“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
之后直系內部吳佩孚的崛起，形成曹錕領導的直系保定派和吳佩孚的洛陽派。雖然吳佩孚不贊成曹錕出任大總統，但曹錕仍在直系內部處于優勢地位，且其出任大總統的計劃，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的工作，獲得美國政府的支持。1923年6月，美國總統沃倫·蓋瑪利爾·哈定發表支持中國統一的聲明，同時曹錕派人恐嚇黎元洪，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將黎元洪乘坐的火車在天津楊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總統印并簽署辭職書后才放行。曹錕利用內政總長高凌霨[gāo líng wèi]和議長吳景濂大批收買或威脅國會議員，每位投票議員以當時五兩黃金收買，每位參與選舉議員五千元支票一張。同年10月6日，曹錕以480票且得票超過法定3/4人次的成績當選為總統，但被當時的百姓嘲笑為“豬仔總統”“賄選總統”。此后由賄選國會起草并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人稱“曹錕憲法”“賄選憲法”，該憲法于1923年10月10日頒布實施（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
北京政變
曹錕就任大總統后，吳佩孚開始操控直系的實權。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率領十五萬大軍兵分兩路進攻山海關區、赤峰、承德等地，曹錕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并率領二十萬人應戰，以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但張作霖的奉軍節節勝利，先后攻占赤峰等地，隨后與吳佩孚的直系軍隊在山海關激戰，吳佩孚于11日親赴山海關督戰。馮玉祥作為直系的將領防守古北口，但他與吳佩孚素來不和，當王懷慶被奉軍擊敗后，馮玉祥駐軍古北口卻按兵不動，同時收受張作霖五十萬大洋賄賂，并與段祺瑞締結密約決定推翻曹錕。同年10月23日，馮玉祥與孫岳等人發動北京政變（也被稱為甲子兵變），成立“國民軍”攻入北京城，將曹錕軟禁于中南海延慶樓并賜死其弟曹銳，同時將紫禁城中的末代愛新覺羅·溥儀驅逐出宮。
晚歸津門
1926年4月9日，馮玉祥的部下鹿鐘麟驅逐段祺瑞并釋放被軟禁的曹錕，其獲釋后不久至河南省投靠吳佩孚；至1927年2月，因奉系軍閥為阻止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而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只得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英租界泉山里隱居作寓公并淡出軍政界。曹錕寓居天津后十分重視修身養性，1932年12月，齊燮元[qí xiè yuán]、高凌爵、趙玉珂、吳毓[yù]麟、閻治堂、邊守靖等舊部來到天津為曹錕慶祝七十大壽。1937年，日本攻占天津之后，特務土肥原賢二先后派遣日本特務以及漢奸齊燮[xiè]元、高凌霨等人勸說曹錕出山擔任偽職，次年1月3日，《大公報》以“平津群丑，沐猴而冠，敵考慮首席傀儡人選曹錕吳佩孚說已過去”為題報道曹錕等不愿出任偽職一事。1938年5月17日（農歷四月十八日），曹錕因肺炎不治而病逝于天津市山里劉鳳瑋[wěi]夫人的寓所，享年76歲。同年6月15日，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令并由行政院長孔祥熙副署，追贈曹錕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并明令褒揚其“華胄忠良”。
為政舉措
外交
臨城劫車案
1923年5月6日凌晨，山東省嶧縣孫美瑤在津浦線臨城和沙溝站間，攔截浦口往天津的特別快車，并卸下其中一段鐵軌，劫持數十名中外人質，被外人稱為義和團運動后中國最嚴重的涉外事件。英、美、法、意、比五國駐華公使在該案發生后，連續召集各國駐華使節會議，先后兩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5月9日，外交次長沈瑞麟會晤各國公使并表示主張和平解決，駐華公使團向中國方面不斷提出巨額賠償、共管鐵路及聯軍代剿等各種要求。曹錕表示可以完全保護中外行旅，并任命山東督田中玉剿，隨后江蘇省軍務督辦齊燮元、徐海鎮守使進行談判，雙方于6月12日下午達成協議，孫美瑤釋放被扣押的全部人質并被收編為官軍。8月10日，由16國駐華公使署名的照會遞交北京外交部，要求按《辛丑條約》規定懲辦與事件有關官員、賠償被害人損失，并改組鐵路護路警察予以特別編制。時任外交部長的顧維鈞表示不能損害中國的獨立和主權，也不會違背國際法準則。9月24日，北京政府復照公使團，表示凡懲處中國官吏和人民，皆須由中國政府依照中國法律辦理。當時曹錕急于賄選總統，而此舉恰為公使團要挾中國接受關于臨案條件提供最好的機會。10月13日，曹錕將田中玉招到北京并勸其自動辭職，同時升其為上將軍以為安撫，但此舉遭到公使符禮德的反對，他要求在48小時內撤銷提升田中玉為上將軍的命令，曹錕迫于壓力辭去田中玉上將軍一職以了結此案。
中蘇建交
十月革命后，蘇聯為了擺脫在國際上的孤立局面，其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于1919年和民國九年（1920年）先后兩次發表對華宣言，以期獲得中國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宣言宣布蘇俄放棄一切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的密約，將俄羅斯帝國政府獨自從中國掠奪的或與日本以及其他協約國一起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歸中東鐵路放棄庚子賠款和領事裁判權；呼吁中國政府派出代表與蘇俄談判，建立中俄友好關系。1921年7月6日占領烏蘭巴托，外蒙古問題成為中蘇談判中的最大障礙，三個代表團在打開中蘇關系方面都無功而返。在此情況下，曹錕督責外交部再開談判。外交總長顧維鈞在曹錕的堅決支持下，堅持維護主權的立場，使得加拉罕終于改變策略，轉而采取和解的方針。經過一系列磋商后，雙方在1924年5月31日達成協議并共同簽署《中蘇協定》，中蘇兩國正式建立的外交關系。
政治
曹錕賄選成功后，立即進行立憲以明其正統地位，后迅速完成了多年議而未決的《中華民國憲法》，使政權的“合法”性有了法理依據。13章141條的憲法條文于10月10日曹錕宣誓就職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華民國憲法》是《天壇憲草》基礎上制定的，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突出表現了該憲法的時代特點。
人物軼事
怒打術士
曹錕年少之時有一次路遇一位江湖術士，即令為其占相。這位術士見他虎背熊腰，甚感畏懼，既為討好他，又為自己騙點錢財，便信口開河，美言有加，聲稱曹錕天庭飽滿，地倉殷實，將來必定官至縣令。豈知曹錕此時認為這是有意嘲弄自己，頓時大怒，飽賞術士一頓拳腳，直打得那術士面色發青，口吐濃血，倒地翻滾不已。
曹三傻子
曹錕在家中排行第三，成名后多以“曹三爺”相稱，但在年幼之時性格魯鈍，鄰人經常叫他“曹三傻子”，曹錕也不與他們爭辯。他從街上販布歸來，將所掙的錢全部花到酒肆之中以謀一醉，喝醉之后就搖搖晃晃地在街市上調笑鄉間少女。有時旁邊調皮的兒童經過，經常趁曹錕喝醉之際偷走他所販賣的布帛或金錢，當曹錕醒來發覺之際也不與他計較。因此街上一般的無業流氓都對曹錕肆意取奪，有時還以婦女而誘詐曹錕，曹錕始終不與他們爭持較量。當時有人勸曹錕謹慎行事，但曹錕認為這些人不過是貪圖微末小利，他們既然能讓自己適意，自己擁有的物品可以給他們，即便被奪走也無不可，從此“三傻子”之名越傳越響。
修建戲園
曹錕駐守保定市后先在保定東郊征購土地，修建飛機場，拆通西關新開路，拓寬南大街，又將原清代直隸按察使司獄署改建為賓館，因他仰慕明朝遼總督戚繼光的英名，所以把賓館命名為“光園”，曹錕平日在原直隸總督署辦公，下榻在光園。曹錕愛看戲，他將關帝廟改建為戲園，人稱 “曹錕戲園”，他常常邀請當時戲劇界名角來保定演出。丁巳復辟失敗后，曹錕兼任直隸省長。曹錕在此春風得意之時，特邀京劇名角梅蘭芳來保演出，并親自率領親信坐馬車到保定市城北迎接。
家族成員
主要作品
曹錕晚節可風，其下野后耽于個人修養，將儒學之仁和佛學之慈悲結合起來，形成了其仁論思想。詩文書畫方面也頗有造詣，尤愛畫梅，自號“樂壽老人”。慕名登門求字畫者絡繹不絕。他對文人墨客也頗為禮遇，齊白石便與他交情深厚，他的印章多是齊白石所刻。移居天津市后，這種生活模式依然持續，直至去世，保定時期刊印的三期《仁智林叢刊》，便收錄了不少他的詩文偈[jì]語及書畫作品，而其刊印《孝經》、編選《古今百家詩抄》等，亦可見其文化事業之一斑。向后人展現了一個不同于固有軍閥形象的晚年曹錕。
人物評價
曹錕政府的外交總長顧維鈞評價：“曹錕恢弘大度，襟懷開朗，具有領袖的品格，曹錕不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隨者的衷心擁戴，還能使他的軍事將領們如吳佩孚大帥之流感到心悅誠服。吳大帥是個性情剛愎、相當轉斷獨行的人，但每逢緊急時刻，他就毫不猶豫的執行曹錕將軍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權威。表明他雖然幾乎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
重慶民國政府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并評價：“故陸軍上將曹錕息影天津市，報道自重，比歲以來，值寇勢之方張，遭奸佞之叵測，威脅利誘，逼迫紛乘，而該上將正氣凜然，始終俊拒，不撓不屈，通國具瞻，且於[yú]痰革彌留之際，悔悔以抗戰勝利為念，忠誠純篤，志節昭然，尤見軍人之風范，足垂弈祀之清芬，今者老成永逝，悼殊深，永宜明令褒揚，式資當世楷模。”
歷史學者汪烈九評價：“曹錕的斂財手段多種多樣，扣發軍餉是其主要手段，此外還有貪污受賄罪、沒收政敵銀行、開幣制廠、敲詐下級、濫報軍費等多項不義之財的進項，而曹錕以賄買票當上總統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蘇全有評價：“曹錕在鎮壓二七大罷工事件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總后臺、總指揮，并在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中下令槍殺長辛店、鄭州市的工人。”
人物爭議
曹錕本人最大的爭議就是賄選總統，這也成為他人生中最大的污點。被認為最能證明曹錕“賄選”的證據是直系給國會議員簽發的5000元支票，浙籍眾議員邵瑞彭是第一個提供直接證據的人，直系曹錕在選舉即將開始時兌現承諾，邵瑞彭遂領得5000元支票，拿到支票后，邵瑞彭將其拍成正、反兩面照片，并向京師地方檢察廳告發，請求實行偵查起訴并通電各省，申訴事情經過。這表明“賄選”說法決非空穴來風，但要認定曹錕是在“賄選”且觸犯刑律卻證據不足。比如按照《議院法》第18章有關規定，國會議員享有一定數量的薪俸和活動經費，其中議員費的歲費額度為5000元，但自1913年國會開會以來，議員薪俸從來沒有如數如期發放過，因此曹錕給國會議員發放5000元支票可能帶有對其歷年積欠薪俸予以補償的性質。
后世紀念
私宅故居
天津市河北區五馬路、黃緯路有一處天津市最大的私家林園（今中國人民解放軍254醫院所在地），叫“曹家花園”，這所住宅原系買辦孫中英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所建。1922年轉賣給曹錕后又大興土木，增建廊廡[wǔ]、亭池、島，建成一座豪華的園林別墅。占地面積200余市畝，樓、平房4000多平方米。除此之外，曹錕的曹公館（一幢意大利風格的三層小洋樓）位于今天津市和平區南海路2號，是1923年曹錕下野后為其四太太劉鳳瑋專門修建的。這座帶地下室的曹公館屬于磚混結構，共有樓和平房42間，大客廳約80平方米，總建筑面積2440平方米。主樓前面有一根雕刻花紋的鋼筋混凝土立柱，正立面中部前凸，腰線上下均有立柱支撐，頂層四坡出檐，外墻鑲黃色瓷磚，菲律賓木門窗，內部裝飾考究，雕刻有花卉、動物等圖案，現為天津市文化局幼兒園使用。
紀念幣
現在流傳于世的曹錕紀念幣中有一個比較罕見的“武曹幣”，由天津造幣廠鑄造于1923年（民國十二年）曹錕當選大總統之時，直徑3.6厘米、緣厚0.33厘米，重27克，光邊，幣正面是曹錕左肩斜挎“執行帶”的軍服正面半身像，幣背面篆體“紀”字末筆無鉤，“念”字中首畫未出頭，緣內左右設置各三顆小五星，五色國旗和軍旗交又于幣中央，旗頂呈半垂弧型，軍旗旗徽略大，整個紀念幣銀質精良，構圖嚴謹，雕刻工藝精湛。
參考資料 >
民國總統曹錕晚年生活:喝粥也不當漢奸(圖).中國新聞網.2025-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