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戰爭，是1924年9月15日至11月3日，奉系軍閥與直系軍閥為爭奪北洋政府最高統治權而展開的一場軍閥內戰。
第一次直奉戰爭，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戰勝了奉系，并將北京中央政府控制在手，形成了“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奉系軍閥張作霖則在戰敗后返回東北地區，對奉軍進行改革，準備練兵再戰。直系曹、吳佩孚等人則希望借機吞并張作霖的主要勢力范圍東北地區，雙方一直處于矛盾之中。與此同時，直系內部發生內訌。吳佩孚為“統一”直系軍權，排除異己，與處于直系邊緣的馮玉祥產生沖突，馮玉祥河南省督軍一職遭裁撤，其本人被調入北京擔任陸軍檢閱使的虛職。
1924年9月初，吳佩孚為了避免兩面作戰，率先對盤踞在淞滬、浙江省地區的皖系盧永祥等人發動了江浙之戰。9月18日，張作霖利用吳佩孚發動江浙之戰的時機，于9月15日出兵關內，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面對奉系的進攻，曹錕以吳佩孚為討逆總司令，將直系第一線部隊20萬人編為三個軍，與奉系作戰。
奉系與直系先后在熱河戰場、山海關戰場展開激戰，戰爭展開后，直系處于不利形勢，奉軍先后擊潰長城各口的直軍，后又奪取了熱河各個戰略要地。正當直奉兩軍決戰時刻，10月19日，暗中與張作霖聯和的直系將領馮玉祥率其第三軍臨陣倒戈，返回北京，發動“北京政變”。最終，吳佩孚束手無策，遂由天津乘軍艦南逃，直系軍閥自此潰敗，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奉系取得北洋政府最高統治權告終。
張作霖的奉軍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在第二次戰爭中聯合打敗直系后，又因為權力分配問題陷入新的沖突，于是共同推薦皖系的段祺瑞出山，于1924年11月24日在北京就任臨時執政。而奉系張作霖則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很快勾結段祺瑞，排擠馮玉祥，從而操縱了北京市政權。段祺瑞上臺后積極推進“善后會議”，試圖利用軍閥間形成的暫時均勢，從內部對北洋政府體系作一番整合。不過由于“善后會議”的內容與孫中山“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反而激起了民主革命勢力和反帝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再加上段祺瑞自身缺乏實力，不能形成新的權力中心，在其執政不久后，不同派系間的軍閥混戰再起。在這個過程中，奉系的實力一度達到巔峰，成為各派系中實力最強盛的一支，但是不久后又在以郭松齡倒戈為起點的內部分裂中走向衰退。
戰爭背景
第一次直奉戰爭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直系戰勝了奉系，并將北京中央政府控制在手，形成了“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皖系操縱推舉出來的總統徐世昌為迎合直系的心理，下達了大批任免命以削去張作霖在東北地區的勢力，其中包括，免去張作霖沈陽市督軍、東三省巡閱之職，任吳俊升為奉天督軍；免去察哈爾省都統張景惠之職，以張錫元繼任，譚慶林為明朝軍事幫辦；免去熱河都統汲金純之職，以王懷慶為熱、察、綏巡閱使兼熱河都統，米振標幫辦軍務。
奉軍敗回關外后，張作霖認識到由巡防營和收編土匪成軍的奉軍難以與受正規訓練的北洋軍相比。因此，他下決心整頓奉軍，從關內各地招聘日本士官學校、日本陸軍大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軍官，加強指揮系統，而以東北陸軍講武堂畢業生充任下級軍官。直皖戰爭時，張作霖曾將段祺瑞的南宛航空學校和日本訓練的邊防軍炮兵，據為己有；遂以此為基礎，憑借其東北地區雄厚財力，從國外購入大量火炮和飛機，加強這些兵種。張作霖奉軍遂成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
直系曹錕、吳佩孚等人則希望借機吞并張作霖的主要勢力范圍東北地區，雙方一直處于矛盾之中。
直系內訌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后，吳佩孚為“統一”直系軍權，開始排除異己。時任第十一師師長的馮玉祥成為其首要目標，由于馮玉祥一直處于直系的邊緣地帶，與吳佩孚關系并不密切。但馮玉祥任河南省督軍后，在河南的勢力蓬勃發展，其兵力也愈加強盛，引發了吳佩孚的忌憚。吳佩孚千方百計逼迫馮玉祥離開河南，最終裁撤了馮玉祥河南督軍一職，將其調回北京擔任陸軍檢閱使這一虛職，馮玉祥所率領的部隊全部移駐北京北苑。
除此之外，北洋政府一直積欠馮玉祥的軍餉長達11月之多，馮玉祥調職后，與吳佩孚的關系徹底決裂，成為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馮玉祥作為直系部隊臨陣倒戈的導火索。
江浙戰爭
1924年9月初，吳佩孚為了避免兩面作戰，率先對在直皖之戰中戰敗后盤踞在淞滬、浙江省地區的皖系盧永祥等人發動了江浙之戰。江浙戰爭爆發的次日，孫中山宣布“援浙即以存粵”聲援盧永祥，張作霖也發出聲援盧永祥討伐曹吳的通電，表示“將親率三軍、掃除民賊、去全國和平之障礙”。張作霖還委派楊毓珣到杭州市強調定會親率奉軍入關相助，同時匯款300萬元作為資助浙滬聯軍的軍餉。9月4日晚，張作霖在大帥府召開旅長以上會議，會議決定組成震威軍出兵討伐曹吳，張作霖親任震威軍總司令。奉軍將約25萬兵力匯編成6個軍，第一軍軍長姜登選，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李景林，第三軍軍長張學良，第四軍軍長張作相，國民黨第五軍軍長吳俊升，第六軍軍長許蘭洲，趁直系南下之機進軍關內。
戰爭進程
9月15日，奉軍向熱河省、山海關區方向進軍，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面對奉系的進攻，9月17日，曹錕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彭壽萃為第一軍總司令，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率20萬大軍迎戰奉系軍隊。雖直軍參戰兵力略少于奉軍，吳佩孚19日于北京在中外記者面前自信表示，將在兩個月內攻克沈陽市。
熱河之戰
開戰后，奉軍第二軍在李景林指揮下向駐守朝陽縣的直軍第二軍發起進攻。駐守熱河的直軍有龔漢治統領第四巡防營、米振標的毅軍、張林的第一混成旅及熱河游擊隊，總兵力約17000人，統一歸直軍第二軍總司令王懷慶指揮。9月16日奉軍攻占阜新，19日攻占北票后開始進攻朝陽，當日，得到消息的王懷慶匆忙離開北京奔赴熱河前線。直軍第四巡防營為缺乏戰斗力的老舊部隊，指揮官龔漢治于戰前即做好了逃跑的準備，劉富有與張林也無心抵抗，劉富有“于夜半召集守城軍人，擁護車輛出城西奔”，張林率部棄城出南門西去，奉軍迅速攻占了朝陽。奉軍乘勢一路推進，于29日攻占建平，30日攻占了凌源，直軍第十三師五十一團兩個營長及二百七十余名士兵被俘。王懷慶親率部隊增援亦未能挽回局面，被迫退守平泉。10月3日，劉富有、龔漢治被吳佩孚免職，10月6日，王懷慶的第二軍司令之職被張福來接替，直軍第二軍、第三軍全部交由王承斌統一指揮。赤峰城下及周邊陣地直奉兩軍的激戰雙方傷亡甚重，直軍董政國第九師及毅軍等部未能抵擋住奉軍第六軍許蘭州、吳光新部的進攻壓力棄城而退，10月9日奉軍攻占赤峰。
奉軍之所以在熱河戰場迅速取得勝利，與馮玉祥與段祺瑞締結密約有關。馮玉祥率部于9月21日由北京出發，28日才到達密云區，10月1日到達古北口后即以籌措糧餉為名停止前進。胡景翼的第一師也于喜峰口、平泉之間徘徊，對熱河直軍的挫敗作壁上觀。10月11日，馮玉祥的參謀長劉驥和段祺瑞的代表賈德耀在灤平縣與奉軍代表簽訂了不打內戰之協定。奉軍為避免與馮玉祥部接觸，在占領赤峰后即將戰斗重心由熱河向山海關區方向轉移。
山海關之戰
軍事部署
山海關依山面海，內有京奉鐵路經過，外接秦皇島海港，是連通關內外的咽喉要地。第二次直奉戰爭開戰之初，吳佩孚即令直軍第一軍總司令彭壽萃重點布防山海關沿線。自9月11日開始，彭壽萃的第十五師、馮玉祥的第十三混成旅、董政國的第九師、王維城的陸軍二十三師、陜軍第二師及第二十師、吳佩孚的第三師三團騎兵一營、直軍駐防廣州市、固始縣兩地的第五路軍、靳云鶚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四師，相繼從各地奔赴山海關前線。且直軍在山海關北面山地至南面海濱，部署了三個旅的兵力，意在憑借地理優勢對奉軍構成戰略威脅，試圖在山海關殲滅奉軍主力。
奉軍第一軍和第三軍成立了聯合指揮部進攻山海關，其作戰部署是由第一軍姜登選、韓麟春部五個團的兵力進攻直軍包括九門口在內的左翼北線；第三軍張學良、郭松齡部六個團兵力攻擊直軍右翼南線，同時備了三個團的兵力作為預備隊做好了隨時增援的準備。
襲取九門口
自9月中旬起，直奉兩軍之間小規模火力接觸不斷，奉軍空軍自9月19日下午開始向灤州、山海關區、北戴河區、昌黎等地的直軍投擲炸彈，奉軍一度掌握了制空權。直軍緊急調來意大利制高射炮應對奉軍的飛行隊，直奉雙方互有傷亡。10月6日黃昏，彭壽萃獲悉了奉軍將在次日拂曉發起總攻的消息，下令全軍各部做好迎戰準備。7日4時許，奉軍第一、第三聯軍發動全線總攻，直奉雙方的指揮官均親臨前線督戰。奉軍在炮火掩護下猛攻直軍陣地，直軍早已構筑好了防御工事，堅固的機關槍掩體遍布全線，且直軍炮火覆蓋前沿陣地，炮火轟炸歷時二十時之久，對奉軍造成了很大的殺傷力，奉軍發動的數次沖鋒均未能突破直軍的正面防線。
10月8日早晨，姜登選指揮的第十九旅孫旭昌團突襲九門口北側的黃土嶺長城一線，奉軍利用山勢避開直軍炮火，取得突破，九門口告急。直軍駐守九門口一線的直軍第十三混成旅旅長馮玉榮向彭壽萃發出急電求援。當彭壽萃派出的增援部隊趕到九門口時，馮玉榮部已全軍潰敗，局勢難以挽回，9日，九門口失守，馮玉榮服毒自殺。奉軍攻占九門口之后乘勢推進，迅速占領了石門寨附近高地。
石門寨之戰
10月8日，彭壽萃抵達秦皇島親自指揮石門寨之戰，吳佩孚亦于12日清晨6時抵達山海關前線陣地巡查，同時還調來直軍第三師的十團和一個混成團兵力的增援部隊，懸賞十萬元誓奪九門口。10月13日至14日，張福來指揮直系豫陜援軍向石門寨附近的奉軍發動了數輪猛攻。奉軍姜登選、韓麟春等人親臨前線指揮，奉軍第一軍和第三軍聯軍亦派出三個混成旅以上兵力增援前線，奉軍憑借天險抵擋住了直軍的猛烈攻擊，直奉雙方均傷亡慘重，戰局僵持不下。15日，一架直軍飛機落在直奉兩軍陣地中間的一山溝內，姜登選傳令奪得直軍飛機賞金10萬，重賞之下奉軍士氣大增，奉軍終于突破了直軍防線。10月16日晨，奉軍乘勝追擊占領了石門寨，正在石門寨南門外一山上督戰的彭壽萃無奈慌忙后撤。
山海關激戰
10月中旬以后，奉軍相繼占領了山海關外的小河口、石門子、無名口、賀家樓、俄國兵營、姚家山等地。10月16日起，奉軍先后三次突破直軍十五師防線直逼直軍威遠城陣地，均遭到直軍的頑強抵抗未能獲勝。于是，奉軍趁夜幕掩護分三次投入了共四個團的兵力向直軍十五師陣地發動猛攻，遭到直軍馬克沁式機關槍密集掃射，奉軍傷亡慘重。郭松齡遂令宋九齡旅競選出千人組成敢死隊，在十八團團長劉翼飛率領下猛攻直軍威遠城陣地，奉軍的沖鋒再次被直軍兇猛的火力擊退。奉軍在沿海一帶向直軍陣地發動的進攻也未能突破直軍防線，奉軍進攻受阻。山海關之戰直奉兩軍尸體堆積如山。據1924年10月22日《申報》報道，奉軍傷亡人數多與直軍，奉軍僅山海關區、九門口兩場戰斗中傷亡人數就達1.3萬余人，開戰以來總傷亡人數在2.5萬左右。郭松齡向直軍建議每天正午雙方停戰清理戰場上的尸體，吳佩孚唯恐中了奉軍的緩兵之計拒絕了郭松齡的請求。正當直奉雙方在山海關戰之際，直系將領馮玉祥在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
北京政變
反直“三角同盟”的成員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等人，極力爭取拉攏被直系邊緣化的馮玉祥倒戈。馮玉祥自1920年秋開始與孫中山開始建立了書信往來，逐漸被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所影響；1923年4月至1924年3月間，張作霖通過煤炭商人段永彬先后三次分別將80萬、40萬、150萬“軍餉”贈予馮玉祥。馮玉祥聯絡直系內部有同樣遭遇的胡景翼、孫岳等人結成了反吳同盟。
9月23日，馮玉祥奉命率部離開北京奔赴山海關，月底抵達古北口后即以籌措軍餉為由停滯不前。吳佩孚趕到山海關督戰后，馮玉祥佯擺出對奉作戰的態勢， 實則按兵不動密切關注戰局走向。在直奉兩軍在山海關的激烈廝殺中，僅三道關、二郎廟之戰，奉軍傷亡八九百人，而直軍傷亡3000余人，直軍逐漸陷入被動局面。馮玉祥與鹿鐘麟等人于10月18日及19日連續兩天召開緊急秘密會議，最終決定班師回京發動政變。馮玉祥部10月21日開始行動，23日早晨即控制了北京城內外重要據點及交通、通訊機關，并將曹錕軟禁于總統府。24日，曹錕以總統名義下令前線停戰，并宣布免去吳佩孚所有職務，改任其為青海墾務督辦。
10月25日，馮玉祥宣布脫離直系，將其所屬部隊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并組建臨時內閣執政北京政權，同時盛邀孫中山、段祺瑞入京共商國是。政變發生后，反直“三角同盟”成員張作霖、孫中山、段祺瑞，先后致電馮玉祥盛贊其發動的政變功在國家的義舉。
直系兵敗
正在山海關與奉軍鏖戰的吳佩孚得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的消息后，將前線作戰指揮權交給張福來，于10月26日匆忙率兵約8000人從山海關回京救援。吳佩孚把軍隊駐扎在天津楊村一帶，等待蘇、浙、鄂、豫等省的直系援軍。11月1日，山東鄭士琦宣布中立，并炸毀了津浦鐵路韓莊附近的道路，京漢鐵路也在同一天被閻錫山截斷，增援吳佩孚的直軍行程受阻。11月2日，馮玉祥部攻占了楊村和北倉，吳佩孚被迫率部撤至軍糧城；此時，奉軍也已到達唐山和蘆臺附近，腹背受敵又無援兵增援的吳佩孚已難以支撐，曹錕見大勢已去無奈辭去總統之職。吳佩孚拒絕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令其避難日租界的提議，11月3日晨，吳佩孚解散了討逆軍司令部等機構，率領約2000余人的殘部在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保護下抵達塘沽區后，乘坐“海圻”號軍艦南逃，其余參戰的直軍被馮玉祥部及奉軍收降，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
戰爭結果
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軍大敗而宣告結束，直軍主力損失慘重，曹錕下臺和吳佩孚南逃標志著直系徹底失去了對北洋政府的控制權，馮玉祥脫離直系加劇了北洋軍閥內部的分裂。戰后奉軍沿京滬鐵路大舉南下向長江流域發展，奉軍所占地盤從東北延至江南地區，占據了奉、吉、黑、熱、翼、魯、皖、蘇、滬的廣大地區。奉軍擴增到28個師又8個旅，總兵力達到三十五萬人，兵源除李景林、張宗昌等旁系部隊人關后收編的大量直軍敗兵和土匪外，其他多為張氏父子在關外親手編練面成，內部比較鞏固團結，又有富庶的奉、吉、黑三省作根據地，外交上有日本的大力支持，張作霖的奉軍成為北洋軍后期中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
戰爭影響
戰后國情
張作霖聯手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取得了勝利，戰后馮玉祥對奉軍入關的限制引發張作霖強烈不滿。北京政變后的馮玉祥暫時掌控了中央政府，新內閣在馮玉祥提議下將鹿鐘麟任命為北京警備總司令；接著又將愛新覺羅·溥儀溥儀遷出紫禁城；馮玉祥還提出了五項施政改革方案。馮玉祥所作所為引發各方面不滿，張作霖遂聯合直系、皖系等各方勢力與馮玉祥抗衡。在馮、張二人的權力爭奪中，在皖戰爭失敗而失去軍事力量蟄居天津皖系的段祺瑞，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臨時執政。就職后的段祺瑞積極籌備召開北京政變“善后會議”，并公布了善后會議條例，條例規定四類人員有資格參加善后會議：一是有大勛于國家者；二是討伐賄選制止內亂各軍最高領袖；三是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四是有特殊之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政府特允者。由參加“善后會議”的人員組成可知以段祺瑞為首的北京政府其實質仍是軍閥制度。孫中山對段祺瑞提出的“善后會議”提案表示反對，12月31日，孫中山北上抵京提出了對善后會議提出補充方案，即會議必須加入人民團體代表，且善后會議討論的問題最后要經國民會議決定。段祺瑞拒絕了孫中山的補充方案，孫中山遂堅決表示拒絕參加會議。1925年2月1日，段祺瑞不顧各方的反對舉行了“善后會議”開幕典禮。
段祺瑞上臺后下令各軍一律退回原防、不得發生軍事行動，11月26日，馮玉祥率先離開陸軍檢閱使官邸返回西山修養，張作霖亦“以退為進”于12月2日離開北京回到天津市。段祺瑞為平衡各軍閥之間關系，于12月7日，任命皖系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同時任命李景林暫理直隸軍務督辦，東北三省軍事由張作霖統一指揮。段祺瑞徒有國家元首的虛名，北京政府的實權落入奉系之手。段祺瑞為制衡奉系于1925年1月3日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李鳴鐘為綏遠都統，宋哲元代理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的另一位大將張之江亦為察哈爾省都統，馮玉祥部兵力已近二十萬，自此馮玉祥占據西北另成一派。傳統意義的直系力量僅殘留在鄂、贛、豫等中部地區。奉系的實力巔峰也沒有維持多久，1926年，直系孫傳芳等人沿隴海鐵路直至徐州市，致使奉軍損失兩萬余人，值此危急時刻，奉軍將領郭松齡在馮玉祥策動下叛離奉系，令奉系遭受重創。
人民的災難
第二次直奉戰爭從1924年9月15日起到11月3日止，歷時50多天，是民國軍閥混戰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中國多個省份被卷入戰火，直隸、山東是遭受戰禍最為嚴重的兩個省份。直軍在山東大量招募軍隊及童年軍，還在山東津浦路沿線抓車輛、拉民用于軍事運輸。吳佩孚令平原、德州、禹城市、平原縣、肥城市、齊河縣等縣須交納軍車4000輛，且每輛車需配1人2騾，人死于戰場撫恤金為100元，騾馬減半為50元。被派差役的各縣知事倉皇失措，百姓則聞風而逃。時年直隸6月之前大旱，6月以后大雨連旬不止河水暴漲，百姓的農田被淹房屋受損生活苦不堪言。直軍依然在直隸廣大農村征用民伕、車馬。直隸京奉路沿線直軍所經之處莊稼被踩踏房屋被損毀，青壯年多被驅使為直軍的運輸役伕，老人則淪為乞丐流離失所。直奉雙方爭奪最為激烈的山海關區一代許多村鎮毀于戰火，老百姓被直奉兩軍強征為民伕送飯送子彈到前線，很多民伕死于戰火，山海關一代形成了“鄉民避逃，城鎮為墟”的荒涼景象。戰爭還導致多地運輸受阻物價飛漲，陜西省、湖北、江西省、安徽省、上海市、青島市及東北三省都受到波及，商鋪停業經濟蕭條。作為直奉兩大軍事集團決戰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