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詒( 1869—1933年)，字翼夫，號燕孫，廣東三水人，光緒進士，中國近代政治家、經濟學家。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清郵傳部大臣、國務大臣、鐵路總局局長，曾參與袁世凱脅迫清皇室退位活動，民初任袁世凱總統(tǒng)府秘書長、交通銀行總理、財政部次長、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等職務。
1898年梁士詒阻撓梁啟超變法，1903年入袁世凱幕、被聘為北洋編書局總辦。1907年梁士詒任京漢、滬寧等五鐵路提調，又任鐵路總局局長。同年，成立交通銀行，梁士詒任幫理。1911年武昌起義后，梁士詒擔任袁世凱內閣部傳部大臣。1912年任袁世凱南京總統(tǒng)府秘書長，兼交通銀行總理。1913年周學熙去職后，以財政部次長代理部務。1914年任稅務處督辦。同年，他擔任國內公債局總理，發(fā)行"民蘭公債”，1916年袁世凱去世，梁士詒被通輯，隨后逃往香港特別行政區(qū)。1918年，梁士詒回京，出任安福國會參議院議長，交通銀行董事會董事長。1921年12月，經張作霖推薦，出任內閣總理，次年因奉系在直奉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避居日本，然后又蟄居香港。1925年，其參加段祺瑞執(zhí)政府的“善后會議"，再任交通銀行總理。1928年，梁士詒被國民黨政府通輯。1933年4月9日，梁士詒病逝于上海市，時年64歲。
1916年，梁士詒被《紐約時報》評為“中國大腦”、“王座背后的權臣”。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清同治八年(1869)生于三水區(qū)崗頭鄉(xiāng)海天坊。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緒十四年(1888年)，就讀于三水、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廣州市等地。光緒十五年(1889年)，從陳梅坪(孝廉)在佛山書院讀書，與梁啟超同學。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二月,隨父入京應禮部試，以二甲第十五名進士為翰林院編修。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充英武殿及國史館協修。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充殿試受卷官。次年，充編書處協修。
科舉無奈落第
1903年6月(光緒二十九年)，梁士詒在京應試，取得了經濟特科試第一名，朝野上下有“特元”之譽。但遺憾的是，當時慈禧卻聽信流言，因其姓梁且為廣東人，誤將其認為是梁啟超的族親，故被“誤傷”，無奈落第。
初入北洋
1903年袁世凱聽說梁士詒通時務，經過唐紹儀介紹，禮聘梁士詒至天津市，委任梁士詒為北洋編書局總辦。翌年秋，清廷派唐紹儀為議藏約全權大臣，唐提議梁士詒出任參贊協助，1905年初，梁士詒與唐紹儀聯袂出使印度，經數月努力，與英國簽訂《續(xù)訂藏議條約》，確認中國對西藏自治區(qū)擁有領土主權。其間，梁士詒派人調查印度罌粟的種植、制煉、稅收等情況，撰寫詳細報告，并擬出各種禁煙方案，促成清廷頒布《禁煙諭令》。不久，梁士詒受任鐵路總文案。1906年9月，郵傳部成立，鐵路均改歸部轄，裁撤督辦大臣，梁士詒一躍成為五路提調處提調，主持全國七分之五的鐵道業(yè)務，無疑成為交通系實權人物。在其經營鐵路4年多的時間內，中國境內鐵路在五路基礎上又增加京奉、廣九二線，后又再筑津浦、吉長、株萍三路，使線路擴展至 10 條。其間，梁士詒對外更改合同以收回鐵路主權，對內則擴展線路清理積弊，為中國早期鐵路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梁士詒奏請設立“交通銀行”。因為，梁士詒看到借款所辦各鐵路，依合同規(guī)定，存放款項一向由外國銀行分儲，匯款亦由外國銀行匯劃，損失太多，建議郵傳部“設立銀行，官商合辦，股本銀五百萬兩，招募商股六成，先由郵傳部認股四成，以開辦用，名字叫交通銀行，將輪、路、電、郵各局，向由洋商銀行存款的，改由該行存款，就郵傳部各項散款，合計起來，掌握經營權，一切經營按照各國商業(yè)銀行辦法，與國家銀行性質不同，將來擴充郵政，凡經郵便匯兌，郵便儲金，及聯絡海外華僑遞信匯兌諸事，調度較靈。讓人堅信，讓輪、路、電、郵四者互為交通，即中央銀行劃一全國幣制，得鐵路、車站、郵政各局所為之經理匯兌儲金，使國幣通行內地，設立交通銀行。這是梁士詒創(chuàng)立交通銀行的初衷和理想。其實，交行初設時總理為李經楚，協理周克昌，梁士詒不過是幫理。但其后因政治關系，梁士詒先后出任該行總經理、董事長。
1911年初，唐紹儀被解職。與梁士詒已結宿怨的盛宣懷出任郵傳大臣。盛宣懷排斥異己，奏請撤消梁士詒鐵路總局局長和交通銀行幫理職務。同年10月，武昌事起，清廷風雨飄搖，不得已起用3年前被罷黜的袁世凱出山組閣，梁士詒時來運轉，被起用為郵傳部副大臣、大臣。后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梁士詒因“主持內外，厥功甚巨”被任命為南京總統(tǒng)府秘書長，從此成為新朝樞密，掌管內政、外交中樞大權，承上啟下，聯系內外，坊間有“二總統(tǒng)”之稱。
民國新貴
民國初年，梁士詒為袁世凱所倚重，按袁世凱的命令，利用桑梓人脈，先挑撥廣東省新銳胡漢民與陳炯明關系，使陳炯明擁護袁世凱；繼而以為父祝壽之名，回粵收買粵籍將領擁袁；遣其胞弟赴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活動，促成廣東軍變，取消獨立，南方反袁軍事同盟瓦解。梁士詒在挫敗孫中山等人發(fā)起的“二次革命”、平息南方諸省反袁過程中立下大功。袁世凱躊躇滿志，急于做正式大總統(tǒng)，命梁士詒組織公民黨脅迫國會，選舉袁為大總統(tǒng)。此時，財政總長周學熙告假，梁士詒出任財政部次長代理部務，既掌握中樞大權，又控制交通、財政大權，得“梁財神”之號。然而，袁世凱得隴望蜀，夢想稱帝。梁士詒頗不理解，表示反對，因而被逐出南京總統(tǒng)府，出任稅務處督辦。梁士詒在連吃苦頭后，悟出“贊成帝制是不要臉，不贊成則是不要頭”之情勢，轉而在袁世凱復辟過程中，在財政上大力支持，成為帝制派中堅人物。“洪憲帝制”鬧劇般草草收場后，北京政府著手懲治帝制策劃操辦者。西南方護國軍方面原提出一個懲治禍首名單，除籌安會“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和胡瑛外，加上梁士詒、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張鎮(zhèn)芳、雷震春、袁乃寬“七兇”，合稱“十三太?！?。
北京政府發(fā)表懲辦帝制禍首命令，將楊度、孫毓筠、顧鰲、梁士詒、夏壽田、朱啟鈐、周自齊、薛大可8人列為禍首。梁士詒見大勢已去，偕其弟逃往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避難。在避難期間，梁士詒仍不忘國事，盡力而為。1917年7月1日，張勛等人在北京擁戴清帝丁巳復辟。梁士詒在香港分別致電唐紹儀、葉恭綽、陸榮廷等，聲援討逆。同年10月，梁士詒應邀訪問日本，力主和平統(tǒng)一中國，提出“中國提供天然及勞動力，日本提供資本和技術”等主張，并擬訂出中日實業(yè)合作的詳盡計劃。1918年2月，北京政府宣布特赦，對梁士詒、朱啟鈐、周自齊3人免于追究。梁士詒回到北京后，被選為交通銀行董事會董事長，后又被選為安福會參議院院長，梁士詒重新活躍于北京政壇。梁士詒致力于與西南護法軍政府聯絡，以期南北和平統(tǒng)一，并重新與孫中山建立聯系。是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梁士詒此前策劃派出勞工20萬人赴歐，此舉也是中國取得參加巴黎和會資格的因素之一。
盛極而衰
1920年9月，民國政府宣布梁士詒獲一等火綬寶光嘉禾勛章，由大總統(tǒng)徐世昌親自授勛。12月，經張作霖推薦，梁士詒出任國務總理，這是梁士詒仕途的顛峰。12月31日，梁士詒會見日本公使，表示膠濟鐵路由中國政府借款自辦。不料外間傳言梁士詒向日方借款自辦，一時掀起強大的“反梁倒閣”風潮。廣州軍政府也下令通緝徐世昌、梁士詒，直系軍閥吳佩孚乘機攻擊他們“賣國媚外”、斷送膠濟鐵路，揚言要訴諸武力。梁士詒成眾矢之的，不得已于次年1月托病請假，不久后第二次避居香港特別行政區(qū)。
1923年2月，孫中山回廣州市，第三次組織政府，邀請梁士詒共商國是。梁士詒選派葉恭綽、鄭洪年支持孫中山，分別擔任大元帥府財政部部長和次長。1924年3月，梁士詒從香港啟程，赴歐美實地考察各國戰(zhàn)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狀況，至9月初經日本返港。直奉戰(zhàn)爭后，段祺瑞重新執(zhí)政。1925年3月，梁士詒應邀赴京參加善后會議。梁士詒先后任財政善后委員會委員長、交通銀行總理、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和關稅特別委員會委員。1927年，張作霖的“安國軍”總司令部設立政治、外交、財政討論會，梁士詒被聘為政治討論會會長，極力對抗國民革命軍北伐。1928年6月，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殞命，北洋政府時代至此結束。梁士詒被國民政府通緝，落荒而逃，第三次避往香港特別行政區(qū)。
逝世
1933年4月9日，梁士詒病逝于上海市，時年64歲。
施政舉措
“以工代兵”策略
梁士詒認為“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非建奇功，將來于國際上恐難保地位”，也意識到“斯時情勢混沌，孰得孰失，極難分辨。且事關全華民族之興衰，未易于孤注一擲，以貽民族無涯之戚。設中國永不參加，則戰(zhàn)勝國所得之勝利品，勢不分予中國;設中國明予參戰(zhàn)，則中國無船無械無餉，終至參而不站，必受各國責難”。深思熟慮之后，梁士詒提出了以“以工代兵”的參戰(zhàn)方案。但這一方案提出之始，并不為時人認可，甚至有人誹謗他為“販奴者”。事后憶起此事，梁尚覺“惟當日之辛苦艱難，尤怨誹謗，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也”。政府當局考慮到“以當時中國的財力兵備不足以遣兵赴歐作戰(zhàn)，如果實行以工代兵的策略，中國不僅可以省去巨額費用，反可得列國所給工資，中國政府不費分文，而且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戰(zhàn)后利權”，最終還是通過了這項計劃。
財政政策
整理濫幣
濫幣是指：始用于清末、沿用至民初的由官銀錢局發(fā)行的各種紙幣兌換券，以及辛亥革命后各省軍政府發(fā)行的軍用鈔票。民初由于局勢動蕩，缺乏健全的金融機構與金融法規(guī)，地方政府苦于財政匱乏，多以增發(fā)紙幣，解決財政開支。1912年熊希齡在任財政總長時，查勘各省官銀錢局發(fā)出的紙幣、軍用票總額已達到三億三千多萬元，主張由國家發(fā)行兌換券，將紙幣及軍用票一概收回，以杜濫發(fā)之弊。1913年財政部制定了《商業(yè)銀行條例》，針對各省官辦、私立商業(yè)銀行濫發(fā)紙幣加以限制。梁士詒上任后首先整理湖南省濫幣，清查總額計兩千二百萬元，在熊希齡方案基礎上加以細化、落實，歷時五個多月全部整理完畢。整理過后，匯率、錢價、米價下跌，煤、油、鹽等百貨價格亦不同程度下降，市場平靜，百姓生活改善。廣東省濫幣亦極嚴重，“從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軍政府先后三次從官銀錢局提取紙幣2152000元、500萬元、500萬元?！?913年3月間，梁以為父祝壽為名南下，與胡漢民商討剿匪、裁兵、維持紙幣等各項事宜。據《梁譜》記載，梁士詒在吸取整理湖南省濫幣的經驗與教訓之上，提出四條整理廣東濫幣的措施：“籌基金以為公債之保證；加新稅以補公債之償還；設銀行為操縱之機關；出新票為交易之媒介”。在之后召開的財政會議中，梁士詒又將此四項基本措施具體化為十條辦法大綱，得出“因市面情形而固定價格，用債票現金折易而收回之”的辦法。
此后梁士詒親自主持制定了江西省濫幣整理辦法。最終，中、交二行兌換券得以介入并流通，中央以少量現款收回了大宗濫幣，湘、粵、贛人民的痛苦亦大為減輕。濫幣的整理，基本掃除了辛亥革命帶來的混亂的經濟生態(tài)，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金融環(huán)境，為此后的幣制改革打下堅實基礎。同時中、交二行兌換券的流通范圍得以擴大，不僅有助于提升兩行的金融地位，且有助于中央收回紙幣發(fā)行權，為此后《國幣條例》的頒布及袁頭幣的推行奠定了基礎。
改革幣制
改革幣制要求中央具有雄厚的硬通貨儲備，或強力的國家體制與高信用等級，但二者尚無，只能寄望于引入外幣作為準備金。但中國素以銅本位制而難與世界之金銀本位制接軌，故本位制亟需改革。1914年1月，北洋政府財政會議，發(fā)布《國幣條例》及施行細則，幣制改革正式開始，改革計劃一如梁士詒所擬定的展開：一、采用銀本位制。梁士詒認為，金銀復本位制不適用于我國，“歐美各國屢試屢挫，鑒彼前車，毋庸置議”，中國金儲備不足，而銀卻有很多，“驟難處置”，從世界形勢看，“銀本位制固非可持久無弊，雖然，惡本位，猶勝于無本位”，梁士詒主張過渡時期先采用銀本位。二、以六錢四分八厘為價格單位?！凹疵棵吨亓科咤X二分，所含九成純銀之量也?！辈扇∵@樣的做法“并非謂衡以學理，非此不可，不過事實上最便利而已”。三、各輔幣重量成色應該減輕。四、主幣準許自由鑄造，并且收取鑄造費六厘。五、從前官局所鑄一元銀幣暫時準許作為國幣。六、舊輔幣暫時按照市價通用。七、外國銀元暫準按照市價通用。八、施行地域分次第進行。
清理官產
1913年7月，清查官產處成立，梁士詒擬定的《清查官有財產章程》開始實施,該章程處處體現中央要通過清查強勢介入地方，并以財政部作為全權單位，全面掌控官產并控制地方政府命脈。著重解釋如下幾條：第一條“凡非私有公有財產均屬官有財產”—中央控制一切財產；第二條“官有財產分二種清查之，一建筑物，二土地”—著重掌控不動產，從根本上強化中央控制；第四條“特派調查員及擔任調查之各機關，關于調查辦法得自酌定之”—中央派員與委托機關有專斷權，力壓地方政府；第五條“地方行政機關及地方自治機關擔任調查事宜，應受各省國稅廳籌備處長及其他中央委員之指揮監(jiān)督”—中央財政部全權監(jiān)管；第七條“地方行政機關及自治機關調查報告書得委托地方行政上級機關及自治監(jiān)督官廳，或特派員復勘，如查有報告不實者按法懲戒”—連帶責任層層互保，確保調查真實性；第八條“財政部在參事室內附設官產清查處，管理關于清查一切事宜，其章程另行定之”—清查處由財政部直管，是中央直屬機關，地方必以重視。1914到1915年期間，周自齊擔任財政總長，又在梁所定章程的基礎上擬定了《官產處分條例》、《陸軍營清查規(guī)則》等具體實施細則，將官產清理工作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推進下去。通過清理官產的種種舉措，地方上對幣制改革的抵制逐漸被化解了。雖然在一定時期內，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矛盾有所積累與激化，但濫幣得到了整治，幣制改革得以進行。
從1913年5月15日到9月11日，梁士詒主持財政部的短短四個月間，設計、規(guī)劃起一整套財政管理體系與改革方案。這套體系與方案在梁離職后大部分依然得到貫徹和沿用，事實亦證明它是合理而有效的。這一段時期同時也是其后發(fā)行民三、民四國內公債、對列強關稅談判、改革常關稅并統(tǒng)一關稅管轄權、推行鹽政改革等重要經濟政策的醞釀期。梁主導的這次財政改革，成為整頓國家財政的種種計劃與善政的始端，對民初國家經濟的平穩(wěn)運行和恢復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經過財政改革，全國經濟逐漸聯成一體，形成了較統(tǒng)一、較可靠的貨幣體系，為一戰(zhàn)期間中國經濟迅速發(fā)展鋪路。
個人生活
梁士詒一生為人謹慎，如履薄冰。長期主政交通銀行及全國鐵路，自然會成為眾矢之的。但政敵們查來查去，也沒有查出什么經濟問題，這也是梁士詒的過人之處。梁士詒曾告誡弟子：做事只憑良心、憑才學、憑知識、而秉之以毅力，把定方針，其成敗利鈍不必計較也。梁士詒一生不蓄產。常對人說，園林茍足安居，人我初無分別。又告訴后人，五十歲后方可置業(yè)，大丈夫四海為家，國事方殷，謀生無定所。梁士詒要求全家不準吸鴉片，不準蓄婢，也不喜歡書畫古玩。梁士詒喜歡吃肉，但并不講究烹調方法。梁士詒雖然家境優(yōu)越，但子女并無紈绔習氣，這與他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關系。梁士詒對子女要求極其嚴格。
家族成員
梁士詒共生育五兒五女，其中兩個兒子幼殤。成年的三個兒子定薊、定蜀、定閩均留學海外，畢業(yè)后回國報效國家。
公益活動
1914年，廣東發(fā)生大水災，梁士詒在北京聯合同鄉(xiāng)募集善款，并請政府劃撥巨額稅款，得資百萬，修筑基圍。1915年，乙卯大水，南海、三水區(qū)兩縣基圍多被洪水沖垮。梁知鑒命梁士詒倡募巨資供給鄉(xiāng)人，修建基圍，造福鄉(xiāng)民。
人物影響
梁士詒身上有著廣東人特有的實干，實在而不空談，是那個時代少見的經濟干才。梁士詒在當政期間所辦的教育、鐵路、銀行等都是很務實的舉動，也切實推動了當時中國這些方面的進步。梁士詒半生從政之余，辦了多項實業(yè)，又在鄉(xiāng)村辦初級職業(yè)學校，在城市辦專門工讀會、平民中學、通才商業(yè)學校等，梁士詒鼓勵留學生一方面要留學，學習西洋科學文化，另一方面要留教，向西方傳播中華文化，使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梁士詒提拔任用了許多有用之人，形成了名噪一時的“交通系”，成為民國時期重要的官僚集團之一，推進了當時中國的交通和其他多項事業(yè)發(fā)展。梁士詒崇文務實的精神仍影響著三水人。
梁士詒主張“創(chuàng)立農事試驗場，以水利灌溉瘠田，以肥料分化品物，以良種分贈佃戶，以旱地改種水稻，以更新改換舊植”，以促進家鄉(xiāng)農業(yè)生產。具體列出機器抽水灌田、試辦綠肥、試驗種竹蔗、試驗種桑等各具體項目，從水利、技術、資金等方面，全面而細致地提出改進生產計劃。
梁士詒是海南島設省的首倡者之一。早在民國元年（1912年）9月，廣東旅京同鄉(xiāng)會聚首于北京粵東新館，歡迎孫中山先生入京，蒞會者30余人。梁士詒被推為主席，登臺述說歡迎孫先生之旨。廣東省進士陳發(fā)檀有云：“中國有兩大島：一臺灣，一瓊州。臺灣已被日本占去，惟余瓊州，萬一再為法占，則全國受影響。若欲整頓，非將瓊州改為一省不可?！甭犅劥嗽挘菏吭r立即表態(tài)支持。然而其后，中國政局動蕩，中原紛爭逐鹿，城頭屢換王旗。經濟實業(yè)，何遑顧及。1988年，海南省終于得以建省，已是70余年之后的事情。
人物評價
梁士詒是三水區(qū)歷史上最有名的鄉(xiāng)賢。梁士詒與其父梁知鑒、其弟梁士訏等形成了三水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家族，也對家鄉(xiāng)貢獻巨大。梁士詒雖位高權重，但成名后不忘桑梓，關心家鄉(xiāng)教育、水利、農耕事業(yè)，崇文務實的精神也深深影響著三水?！?a href="/hebeideji/7402989667538436132.html">今日三水 評）
后世紀念
故居
梁士詒故居便坐落在佛山三水白坭鎮(zhèn)崗頭村，是一個典型的南粵村落。府邸是梁士詒擔任袁世凱總統(tǒng)府秘書長兼交通銀行總理并被授予‘勛二位’之爵銜時建起來的。這座勛爵府“集園林、聶氏宗祠和書舍于一身，正中為傳統(tǒng)的嶺南兩進院落，前后殿均用硬山頂風火墻，在檐柱與山門墻之間有兩組鏤金橫梁木雕，皆為高浮雕古裝人物故事，瓦脊灰雕花鳥、山水或動物。前殿門前有石獅一對，威武傳神。祠堂西面是園林式庭院，院前有小橋流水與天井相通，天井小池有石山，十分幽雅別致。東面為兩層的小姐閣和‘海天書屋’，屋內陳設以及金木雕屏風和五彩玻璃窗門。
梁士詒墓
梁士詒墓建于1933年，為圓土墳結構，以灰沙夯筑。前建有碑亭，碑前為石拜桌。有墓道、石牌坊。石牌坊陽面刻名書法家葉恭綽所書“梁士詒佳城”。陰面刻段祺瑞所題“將相聯輝”。整座墳墓建于小山丘之上，古木參天，寧靜肅穆。占地面積約6000平方米。1983年公布為三水區(qū)文物保護單位。
參考資料 >
三水一古居竟是民國國務總理府邸！帶你全景看民國豪宅！.微信公眾平臺.2024-06-05
白坭鄉(xiāng)賢故事｜他是三水最有名的鄉(xiāng)賢：官至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微信公眾平臺.2024-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