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齡（1870年7月23日—1937年12月25日），字秉三，別號明志閣主人、雙清居士，湖南鳳凰縣人，祖籍豐城市石灘。是民國時期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國務總理。他的父親熊兆祥20歲從軍，歷任守備、副將。
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870年7月23日）熊希齡出生在湖南省湘西鳳凰縣，14歲時中秀才，光緒十七年（1891年）中舉人，三年后被選為庶吉士。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熊希齡擔任兩湖營務處總辦，撰寫了《軍制篇》，提出改革清朝軍制的建議。不久后入湘參與維新，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熊希齡和維新派人士譚嗣同一起在長沙市創辦了時務學堂與《湘報》。戊戌變法失敗后，熊希齡被革職回鄉。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熊希齡跟隨常德市知府朱其懿辦理西路師范學堂，并受到了時任湖南巡撫的趙爾巽的賞識，然后被清廷重新起用，前往日本考察實業。后在清朝末年受江蘇巡撫陳啟泰重用，歷任要職。民國元年（1912年）4月，任唐紹儀內閣財政部長，7月辭職。民國2年（1913年）7月，熊希齡當選為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理，和梁啟超、張謇等出面組閣，成立“名流內閣”，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而辭職。后被袁世凱任命為煤油督辦，并任參政院參政，繼續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四年后，熊希齡離開政壇，開展慈善事業，他賑濟順直（今河北省）水災，建立香山慈幼院。1920年，又成立婦孺救濟會，以收容戰爭中的難民，不久后組織“北五省災區協濟會”以賑濟旱災。兩年后，熊希齡組織世界紅卍字會，隨后任北京老弱臨時救濟會名譽理事長，并設立救濟院。后來，熊希齡擔任世界紅卍字會華總會會長。1928年，國民政府任熊希齡為全國賑濟委員會委員，三年后改充賑務委員。抗日戰爭期間，熊希齡參與發起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以支持抗戰。1937年，熊希齡赴爪哇出席遠東禁販婦孺會議，會上就如何禁止販賣婦女和兒童等問題提出建議。不久后抗戰爆發，北平陷落，熊希齡此時在上海張羅救治傷兵難民之事，同時籌劃將香山慈幼院遷離北平。同年12月南京陷落，他取道香港特別行政區準備前往長沙市，但不幸在香港病逝。享年68歲。
清朝末年，熊希齡創辦醴陵瓷業學堂和湖南瓷業制造公司，促進了醴[lǐ]陵的瓷業發展。在北洋政府任職期間，熊希齡實行了煙草專賣政策。退出政壇后，熊希齡建立了香山慈幼院，和世界紅卍字會來開展慈善工作，積極投身慈善事業。熊希齡著有《熊希齡集》等。熊希齡參加鄉試時，主考官評價他：“邊楚蠻荒，前無古人，才華之高，乃三湘有為之士。”
人生經歷
早年經歷
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870年7月23日）熊希齡出生在湖南省湘西鳳凰縣一個軍人家庭，其祖上三代從軍，家住鳳凰縣沱江鎮文星街。他的父親熊兆祥20歲從軍，承襲了云騎尉世襲封職，歷任守備、副將，嗜好詩文字畫，對熊希齡管教很嚴。熊希齡少時曾在鳳凰鎮讀入塾讀書，后移居芷江侗族自治縣的熊公館。光緒十年（1884年），熊希齡14歲時考中了秀才，熊希齡前往芷江縣的秀水書院繼續讀書。四年后，熊希齡奉父母之命與廖氏成親，后結識沅州知府朱其懿，被他推薦入延聘飽學之士作教習的沅江校經堂就讀。后來，熊希齡參加州府的歲、科連試，名列全郡第一，補優生。因成績優秀被湖南學政張亨嘉抽調到長沙市的湘水校經書院深造。光緒十七年（1891年），熊希齡參加湖南省的鄉試，中第19名舉人。1892年，熊希齡參加壬辰科會試，中第六十五名中貢士。但當時殿試要求館閣體，熊希齡此類書法不佳，于是決定暫不參加此次殿試。光緒二十年（1894年），熊希齡參加殿試，名列二甲，賜進士出身，并被選為庶吉士。次年，熊希齡原配夫人廖氏病逝，熊希齡在沅州太守朱其懿的撮合下，與其妹朱其慧締結姻緣。
參與維新
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熊希齡計劃投筆從戎，被兩江總督劉坤一勸阻。次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掀起了變法維新的風潮。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給當時的洋務派領袖、兩湖總督張之洞寫信，呼吁變法維新。隨后，熊希齡前往軍營謀事，投奔兩湖營務處的黃忠浩部，后被張之洞任命為兩湖營務處總辦。期間，他學習西方，比較中外古今各種軍事制度撰寫了《軍制篇》，提出改革清朝軍制的建議。與此同時，湖南省展開了變法維新的斗爭。熊希齡向湘撫陳寶箴提議在湖南創設槍廠，隨后辭去兩戶營務處總辦一職，入湘參與維新。為湘省興利致富，熊希齡與湘紳王先謙等人商議開辦機器制造工業及籌辦湘省內河行輪。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熊希齡和維新派人士譚嗣同一起在長沙市創辦了時務學堂，并任時務學堂總理。他還向兩江總督劉坤一等人籌集學堂經費，并聘請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同時，他參與創辦了《湘報》，并任董事之一。為保證該報的順利出版，熊希齡于4月通過上海市《時務報》館總理汪康年訂購了印刷機器和鉛字。這些機器于11月下旬運回長沙。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熊希齡主持定立了《湘報館章程》，以統籌全局，各明職守，規定《湘報》的宗旨是“專以開風氣，拓見聞為主”。同年2月，熊希齡與譚嗣同等人創辦南學會，任議事會友，負責會中事物，制定章程，活動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維新。次月，《湘報》正式出刊，其中的激進言論引起了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責難，因此5月中旬，陳寶箴對《湘報》進行整頓，之后再也沒有激進的論說文章出現。但7月間，熊希齡在《湘報》上連刊自己的兩篇反擊與揭露王先謙等人的文章，陳寶箴動怒，逼熊希齡交出報館，熊希齡不交，陳遂取消每月二百兩的公款津貼，使《湘報》在7月20日出完第116號停刊半月。不久后復刊，報館改為商辦，10月間由于戊戌政變發生，報館被查封。戊戌政變發生時，熊希齡因參加百日維新運動被革職永不敘用，并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革職后，熊希齡被朱其懿安頓在衡州府的衙門，后回到芷江侗族自治縣的舊居，閉戶讀書。
辦學授業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實行“新政”，廣設新式學堂，對戊戌黨人的管束也趨向緩和。朱其懿署常德市府知府后，在常德府開設了師范講習所，熊希齡受邀前往常德幫他辦理學務，并前往上海市采購學堂所需的儀器設備及圖書資料。隨后，他招集沅江上下游二十八個府、廳、州、縣的舉、貢生員，來講習研究。在開設師范講習所的同時，熊希齡還在常德辦了一個“啟智書局”，以開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風氣。次年，熊希齡建議朱其懿在原辦師范講習所的基礎上，開辦一所師范學堂即西路師范學堂，并參與了學堂章程的起草工作。學堂正式設立后，熊希齡任副辦，掌管學校內外事務。在辦理西路師范學堂的同時，熊希齡又聯合武陵區、桃源、龍陽、沉江四縣，開辦了常德市府中學，并將該中學辦成了“常德全郡之模范” 。
再入仕途
熊希齡辦學的成績受到了時任湖南巡撫的趙爾巽的賞識，趙爾向清廷上奏請求對熊希齡“免于嚴加管束”。光緒三十年末（1904年）趙爾巽升為戶部尚書，熊希齡則被派往處理實業問題。 次年，趙爾巽任盛京將軍，向清廷奏請起用熊希齡前往遼東隨侍。但熊希齡請求前往日本考察實業。同年7月，在趙爾巽、托忒克·端方的保薦下熊希齡充作愛新覺羅·載澤、端方等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的隨員，游歷日、美、英、法、德、俄等國，于次年返抵上海市。期間，熊希齡不僅留意日本社會改革和教育，且與宋教仁等留學生來往甚密。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齡以道員身份補用，派為奉天農工商局總辦。期間，熊希齡提倡移民墾殖等建議，并撰寫了《東三省移民開墾意見書》。 次年，熊希齡調至江蘇省，兩江總督端方委派他負責督署總文案、咨議局籌辦處會辦、辦理南洋牙刷廠等事務。這期間，熊希齡又與他人創辦股份有限公司，返湘后創醴陵瓷業學堂，設瓷業公司。同年4月，熊希齡又前往日本考察工業教育制度，參觀實踐女學校。不久后，趙爾巽調任四川總督，此時熊希齡正在日本調查浚河工程及商務，回國后， 趙爾巽已離開遼寧省，熊希齡把家安頓在上海決定不再留奉或隨趙爾巽入川。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8月，熊希齡接受了江蘇巡撫陳啟泰的征召，擔任他的師爺。隨后，他又被陳啟泰委任為江蘇農工商局總辦，兼蘇屬議局籌辦處會辦、撫轅文案，又被托忒克·端方委任為督署總文案， 兼寧屬諮議局籌辦處會辦，并充任南洋印刷官廠監督。次年，熊希齡派充東北地區分省補用道，旋即派為清理財政各省正監理官，調查各省歲入歲出總數。不久后到沈陽市履任，并任熱河都統，以文人出任武職。
民國初期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熊希齡開始支持共和。次年初，中華民國聯合會在江蘇教育總會成立后，熊希齡被選為該會參議員，不久后，該會改為“統一黨”，熊希齡任該黨理事。同年末，熊希齡參與上海共和建設會的活動，不久后他邀集湖南省人士組織了湖南共和協會，為共和建設諸事多方奔走。次年，他以該會正會長的名義領銜，率同副會長張學濟等一百五十人， 致電袁世凱請促清帝迅速退位。中華民國成立之初，熊希齡受聘為南京臨時政府顧問，關注臨時政府的財政問題。袁世凱上臺后，任命他為財政部長，他因民初財政困難，治理不易多次請辭，但均被拒絕，同年4月，熊希齡出任財政部長，隨后成立財政籌備處。
當時內閣總長唐紹儀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談判破裂，為給南北兩方軍隊發放月餉，避免大亂，熊希齡與銀行團重新談判。5月，為獲得一千二百余萬兩借款來解決民國財政，他與銀行團簽署了墊款合同與監督開支暫時墊款章程。由于該章程提出設立核計處，并由中國和銀行團各任命一名核計員，負責簽署資金撥款的支票。同時，在使用借款發放軍餉和遣散軍隊費用時，需要備三聯領餉清單，并由高級軍官和稅務司簽署備查，并且鑒押的三聯單需要由核計員核對。輿論立即大嘩，群起攻擊熊希齡賣國。同盟會革命黨人黃興于5月24日通電斥責熊希齡，面對外界的反對與謾罵，熊希齡發出通電解釋借款原委。隨后請求辭職未果，又與銀行團重開談判，此時，銀行團新增日、俄兩國，組成六國銀行團。熊希齡不愿接受銀行團提出的更苛刻條件，因此他們停止支付墊款，談判于7月9日中止，熊希齡向銀行團發出“另籌他款”的聲明，隨后辭職。
辭職后，熊希齡受袁世凱之托在總統府當顧問，并擔任臨時財政委員會會長，繼續處理借款之事。在與六國銀行團談判期間，熊希齡暗中與與北京姜克生國際銀行團的代表白啟祿聯系，并向英國倫敦姜克生萬國財政社借款一千萬英鎊。隨后委托中國駐英公使劉玉麟為全權代表， 與英國姜克生商訂借款合同并與姜克生萬國財政社訂立借款契約。但草約簽訂后， 姜克生萬國財政社征得中國方面同意，又將其承辦借款的權利轉授給英倫的克利司浦公司。8月30日，中國與克利司浦公司正式簽訂《克利司浦借款》合同， 又稱《五厘金鎊借款》。同年10月，熊希齡以借款事宜辦理完畢，告辭袁世凱回滬。1912年12月，他被任命為熱河都統，任職期間對熱河行宮古物進行了清理。
任國務總理
1913年，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成進步黨，熊希齡等19 人被選為名譽理事。進步黨意在民主共和的制度下，與袁氏力量聯合，排斥中國國民黨激進派，取得國會多數。同年3月，宋教仁被刺殺，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導致國務總理趙秉鈞等人被譴責，內閣解體。為了利用進步黨的力量，袁世凱提名熊希齡擔任國務總理。8月26日，熊希齡任總理一職，提出“不問黨不黨，只問才不才”的口號，避免陷入“黨爭”。他上任后，想要把自己的內閣組成“第一流經驗與第一流人才內閣”，任用梁啟超掌管財政，楊度掌管交通，但受到袁世凱阻攔，袁世凱只留下教育、司法、農商等部待熊希齡配置。不久后，熊希齡又兼任財政總長，并由梁啟超始掌司法，張謇主農商，孫寶琦任外交，朱啟鈐務內政。他的內閣被成為“名流內閣”。
熊希齡在擔任國務總理期間，與袁世凱頻繁產生意見分歧，但由于內閣還能夠按憲法履行職責，他只得忍耐屈服。他反對派遣北洋軍駐扎在湖南省，主張派遣云南省都督蔡愕出任湖南都督，但袁世凱卻派出陸軍總長段祺瑞與他發生沖突。梁啟超曾擬定省制改革計劃，包括廢除省級政府以加強中央集權、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財政等一整套政策和法規。然而，這些計劃與袁世凱的最終目標相沖突。同年11月，袁世凱解散中國國民黨，并制造“熱河行宮盜寶案”，利用《群強報》《新社會日報》等報紙刊登熊希齡前在熱河都統任內盜竊前清熱河行宮內的古瓷器、書畫二百余件的消息，以挾制熊希齡。1914年1月，袁世凱解散國會，次月熊希齡還是在國務會議上提出辭職。而幾天前，熊希齡代表中國政府與紐約士丹達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即美孚石油公司）的代表艾文瀾簽訂了合資開采中國石油的合同，辭職后被袁世凱任命為煤油督辦，并任參政院參政，繼續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
離開官場
1915年，袁世凱計劃推行帝制，因此同年8月，熊希齡以母親生病為由請假省親。11月，袁世凱電催熊希齡回京，距離期滿尚差二天，熊希齡拍一電要求續假一月。此時袁世凱計劃將南京總統府改為新華宮，設立12名女官和一名女官長，并推舉熊希齡的夫人朱其慧為女官長，朱其慧為避免遭遇不測只好同意。不久后袁世凱頒發詔書到熊府，熊希齡因家室被袁世凱監視，于1916年1月返回北京。回京后，被授予中卿，加上卿銜。不久后，貴州護國軍攻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他再次向袁世凱“請假” 回鄉迎母親到漢口避難，袁世凱想利用他“疏通“南方。而他回鄉后在漢口成立婦孺救濟會，以救濟來自四川省、湖南省的逃難者，直到3月，護國軍攻破黔陽，他才開始張羅迎母。不久后，袁世凱任命熊希齡為湘西宣慰使，利用他聯絡接洽過境北軍，他是借“宣慰”之名，以行衛鄉救災之實，并呼吁罷兵恤民。事畢，熊希齡致電北京政事堂統率辦事處，請取消宣慰使職。1916年5月，熊希齡還致函袁世凱勸其退位。次月，袁世凱身亡，熊希齡返回北京，隨后辭職隱退，在天津英租界小孟莊10 號本宅奉母終養。次年，熊希齡被黎元洪任命為平政院長，推辭不就。不久后，熊希齡發電聲討丁巳復辟。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時北洋軍閥混戰，熊希齡多方周旋希冀消弭戰事。次年10月，他與蔡元培、張謇等24位社會名流宣告將成立和平期成會，以圖和平。隨后逐漸轉向慈善事業。
從事慈善
1917年8月，順直（今河北省）發生水災，受災103 縣，淹沒田畝25 萬余頃，災民600 萬人。熊希齡被特派督辦京畿[jī]一帶水災河工善后事宜，盡力撫恤流亡，賑濟饑乏，他在各縣設留養所共170 多所，收養老弱近4 萬人，并在北京創辦慈幼局（原為臨時收容難民），收容男女災童千余人。他還組織了聯合辦賑機構——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并擔任會長，同時設法根治水患，并于次年8月成立順直水利委員會，自任會長。洪水退后，災童除家長陸續領回外，尚有200余人無家可歸。于是熊希齡請示大總統徐世昌，商請用前清皇室香山靜宜園舊址，建筑永久校舍，建香山慈幼院。1918年12月，熊希齡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慈善團體全國聯合會”，該會于次年1月正式開會成立，熊希齡被推選為臨時正主任。
1920年7月，北方發生了直皖戰爭，熊希齡偕夫人朱其慧在北京創辦了婦孺救濟會，并在石駙馬大街本宅設辦事處與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達七八百人。隨后又在鐵路俱樂部、香山來青軒、北京女子師范、培華學校、通俗圖書館等六處添設收容所。同年秋北方直隸、山東省、河南省、山西省、陜西省五省發生特大旱災，災情較順直水災尤甚，饑民達到3000多萬。熊希齡邀集北京的各慈善團體共商辦法，決定組織“北五省災區協濟會”，舉黎元洪為名譽會長，熊希齡任副會長。同年9月，他與北京學生聯合會商議，派出50命學生組成調查團，分隊前往各縣調查災情，同時派人前往上海市等地，購運雜糧麥種，又趕籌冬衣，運往災區接濟。并將各災區的孤貧兒童，送交北京香山慈幼院教養。次年，湖南省發生春荒，熊希齡任湖南急賑會名譽會長，籌款十余萬元以賑濟災情。
1922年4月，直奉戰爭爆發，熊希齡組織救護隊，前往戰地救治難民。10月熊希齡與道院的一批人及中外人士在北京聯合發起成立的一個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宗旨的慈善救濟組織世界紅卍字會。同年11月，熊希齡任北京老弱臨時救濟會名譽理事長，隨后在北京宣外下斜街斗雞坑感化學校與老墻根玻璃公司設立救濟院兩所，收容貧民達二千余人。次年9月，日本發生大災，熊希齡以紅卍字會名義籌賑日災，并成立日災籌賑會，自任會長。1924年，直奉戰爭爆發，隨后三年里，熊希齡以世界紅卍字會名義組織救護隊奔赴戰地，同時多次函電勸告交戰的各方軍閥停戰議和。民國12年（1925年），熊希齡被推舉為世界紅卍字會會長。次年，熊希齡將香山慈幼院改行分院制，行政上自堇事會以至各分校院，均行新組織法，并設法籌措資金，以維持慈幼院。
1928年，國民政府任熊希齡為全國賑濟委員會委員，不久后又任他為豫陜甘賑災委員。次年，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成立，熊希齡任委員。1931年，國民政府將賑災委員會改為賑務委員會，熊希齡改充賑務委員，民國20年（1931年），熊希齡著《十六省救濟水災意見書》，對于救濟的辦法、措施、步驟做了十分詳盡的論述。同年8月，熊希齡的妻子朱其慧因病去世。
抗戰時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熊希齡與朱慶瀾等人發起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于12月致電張學良、馮玉祥等將領，請求堅持抗日，共赴國難。次年1月10日，熊希齡應聘為“國民救國會”指導委員，他臂纏黑紗，參與集會，發表宣傳抗日的演說。隨后，他又以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的名義領銜，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蔣介石等人，指責政府不作為。“一·二八”淞滬戰事發生后，日軍大舉進犯上海市，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全體將士奮起抵抗。他即組織“衛國陣亡將士遺族撫育會”，處理各種善后之事。2月12日，熊希齡發布《香山慈幼院通告》，開展了全院性的抗日救國總動員。此外，他組織院內200人為義勇軍，開赴抗日前線；女性則加入紅十字會救護隊，在戰區醫院工作。1932年下旬，中華民國救國團體聯合會成立，他被推為代表，前往北京見張學良，促請出兵抗戰。
為表明自己奔赴國難的決心，他在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園為自己筑了生擴，表明若在抗日救亡中倒下，就埋葬在這里，他還將自己所有的家產全部捐獻給了社會慈善事業。1933年，熊希齡以北平紅卍字會的名義，設北平市第一后方醫院，救護受傷的抗戰官兵，又設公墓收葬抗戰時的陣亡軍民。不久后抗戰爆發，“八·一三”淞滬會戰起，熊希齡在上海與紅十字會的同仁合力設立傷兵醫院和難民收容所，收容傷兵，救濟難民，同時籌劃將香山慈幼院遷離北平。次年，他組織華南救濟隊赴閩浙救濟難民，不久后，出席在上海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慈幼領袖會議，擔任副主席，并在北京西郊青龍橋創辦卍字中學。
晚年與逝世
1935年2月9日，熊希齡在女兒熊芷的撮合下，與毛彥文在在上海慕爾禮堂舉辦婚禮。1936年8月4日，熊希齡攜毛彥文去青島市參加中華慈幼協會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慈幼大會。同年10月，熊希齡發起組織香山鄉村服務委員會，主要包括昭慧幼稚園、昭慧托兒場、鄉村通俗圖書館、民眾體育場四項事業，并聘毛彥文為委員之一。
民國26年（1937年）1月19日，熊希齡攜夫人毛彥文赴爪哇出席遠東禁販婦孺會議，會上熊希齡呈交《中國代表團建議書》，就如何禁止販賣婦女和兒童等問題提出建議。3月，熊希齡等人從爪哇乘輪回國。不久后，與毛彥文去青島，與青島市人民政府商合辦嬰兒園與托兒場事。“七七事變”發生后，熊希齡于毛彥文由青島市乘輪船回上海市。不久后，“八一三”事變發生，熊希齡會同滬上紅十字會同仁合力辦理救護工作，同時致函北平紅十字會會長胡恩光，請他暫時代理自己擔任院長，設法保全慈幼院。9月，熊希齡從上海致函長沙市朱經農，表明在江西南昌或長沙設立分校，設法將香山慈幼院的兒童航海南遷。他特電邀香山慈幼院第三校幼稚師范部主任張雪門來滬，讓他先赴長沙落實校址，又電第二校小學部的教員張子招、周仰岐南下，協助張雪門具體辦理各有關事項。熊希齡與毛彥文打算等上海市救護工作完成后赴湘。12月13日，南京淪陷，熊希齡傷心欲絕，立刻離滬回湘，但長江道阻，遂與毛彥文登上意大利郵船，取道香港特別行政區，打算由粵漢鐵路轉回長沙。12月24日晚，熊希齡在旅館突發腦出血；12月25日晨6時，因搶救無效在九龍醫院去世，享年68歲。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儀式。
人物評價
光緒十七年（1891年）時任湖南學政的張亨嘉稱許他“年甫及冠，拔起邊，談兵如何去非，說地如顧景范。他日當為有用之才，不僅以文學顯也。”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時任安徽提學使的沈曾植與梁啟超談論當世人物時“推秉三并時無兩”。
熊希齡參加鄉試時，主考官評價他：“邊楚蠻荒，前無古人，才華之高，乃三湘有為之士。”
民國初年的報刊稱贊熊希齡的《軍制篇》：“于古今中外軍事融會貫通”，可視作“中國改革新建陸軍之矢”。
1949年10月，基金社董事會立下一塊石碑：“先生（熊希齡）于舉世行財產私有制度時代，獨倡此舉，實為社會主義之先進者。勒諸貞石，用志勿。”
現代學者周秋光：“熊希齡在湖南維新運動時期的激進程度絲毫不遜色于殺身成仁的譚嗣同與唐才常。他是《湘報》的創辦者與主持人。他的‘洋人不可與之開釁’的主張不應當片面加以指責。他在民國初年擔任財政總長所經手的大借款是不得已而為之舉措，也是唐紹儀內閣全體成員的一致決定，不應當由他一人承擔責任。他在袁世凱解散中國國民黨和國會的亂命上副署，雖是他難辭其咎的人生一大污點，卻也是有原因和苦衷的，在指責他時也應當多一點理解。他晚年脫離袁世凱而投身社會慈善事業與抗日救亡，這是他人生最為閃光的一面，應當給予充分肯定。”
現代學者王學文：“觀其一生，熊希齡不失為一個懷有愛國熱忱的名流人士，經歷政壇風風雨雨之后，找到奉獻心力的慈善事業。以一片赤子之心，期望教育普及，社會改良，國富民強，并始終踐行己愿，以經世治國之才，導社會福利之業。”
家族成員
人物成就
經濟方面
倡導煙草專賣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熊希齡旅行歐美，考察政治和經濟情況時，他在美國紐約參觀了比爾·杜克經營的美國煙草公司。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他多次上書戶部尚書張百熙和度支部尚書愛新覺羅·載澤，呼吁清政府盡快實施煙草專賣制度。他認為，煙草屬于奢侈品，加征煙稅能增加國家收入而對大多數人的利益影響不大。然而清政府內外困頓，熊希齡的建議未能引起足夠重視。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熊希齡出任內閣財政總長，次年他與梁啟超、張謇等人組閣，擔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當時社會上呼吁實行煙草專賣的聲音越來越多。議員錢寶鈞、陳其昌等向民國政府提出紙煙專賣議案，上海三星紙煙公司總經理劉樹森向熊希齡建議與英美煙草集團商議紙煙收買事宜。熊希齡同意并派員前往上海市協商。他派員考察了日本的專賣制度，并決定先開征煙酒牌照稅再實行煙草專賣制度。1914年2月，他向袁世凱呈請建立煙草專賣籌備處。然而不久后內閣爆發了權利之爭，他被迫辭職。
湖南瓷業
光緒三十年（1904年），熊希齡決定對湖南醴陵的瓷業進行改革，以振興這一產業并抵制國外畫琺瑯的傾銷。他首先對醴陵瓷業進行了調查和考察，并發現其瓷土非常豐富，共有七處產地，包括山、赤足嶺和青泥灣等。這七處產地一年總產值高達三十四萬元，是醴陵縣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由于生產工藝落后且產品質量普遍較差，只有下層貧民才購買，銷路不暢，生產效益欠佳，甚至出現了虧損。醴陵瓷業不振的原因主要是窯戶小本經營，資本不足，技術不先進，生產場地受限制，受高額利息和行規的控制等。次年隨戴鴻慈和托忒克·端方出國考察了日本、美國和西歐等國，后又專程到日本考察最先進的制瓷工藝。通過考察和分析，熊希齡認為醴陵瓷業非常適合改革創新。他以自己的實業思想為指導，制定了創辦瓷業學堂、設立瓷業公司等方案。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醴陵瓷業學堂開學，熊希齡被任命為學堂正監督，學堂分永久、速成二科。永久科學習三年，速成一年。并聘請5名日本制瓷技師,分別教授制陶、圖畫、窯務、制泥、轆輅模范、模型模范、陶畫模范等。同時，熊希齡在姜灣等地下設立了“湖南瓷業制造公司”，并親自擔任總經理。他聘請來自日本的技師和國內的技工，引進國際上的先進生產工藝和設備，全力推動細瓷的研發。湖南制造瓷業公司在客觀上刺激了醴陵市的瓷業發展，并且細瓷在民國初年取得突破性進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醴陵細瓷更壟斷了東南及西北各省市場。
教育方面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熊希齡接手了籌備湖南時務學堂的具體事務，并與蔣德鈞一起親赴南京，向兩江總督劉坤一請求撥發督銷局鹽厘7000金作為辦學經費。然而，督銷局總辦易順鼎提出分撥2000金用于他的用途，熊希齡一直堅決拒絕。經過湘中官紳的協助和周折，最終在重重困難中保全了第一批經費。此后，陳寶箴上書光緒帝申請撥款1.2萬兩用于學堂的常年經費，時務學堂的經費問題才得以解決。同時，熊希齡和蔣德鈞著力購置圖書和儀器，曾開辦過中國近代第一個測量學會的譚嗣同也熱心襄助他們的儀器購買事宜，將海外購買的各類儀器售賣給時務學堂。在他們的努力下，學堂中的學生可以享用到各種先進的教學設備，如首架大天文望遠鏡，學生們可以在此觀測各類行星，湖南省民智得以開啟，湖南的風氣也得到了改善。
為了實現湖南維新派的設想，時務學堂開辦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學堂，中西學均精通的教師也成為一個難題。熊希齡等不得不前往上海市等地物色人才，在黃遵憲的幫助下，動員在《時務報》供職的梁啟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維格入湘，解決了人才問題。最終，時務學堂成立了由9人組成的董事會，包括熊希齡、譚嗣同、蔣德鈞、王先謙等人，熊希齡也被委任為學堂總理紳（即校長）。然而，在戊戌政變后，時務學堂被守舊派接管，熊希齡接到命令送學生赴日留學，時務學堂在一年內共舉行過3次招生考試，錄取人數共計264人。時務學堂成就了湖南的民智開啟和風氣改良。
此外，熊希齡與1917年創辦香山慈幼院，一年以后, 熊希齡看到孤貧兒童中不乏資質聰穎者, 遂改變計劃, 設教施學, 先后開設了蒙養、小學、高小、中學、職業教育、師范教育等不同層次和不同類型的學校，但因經費短缺,未能開辦高等教育。慈幼院由最初慈善性質的機關后來發展為將幼兒教育、通識教育、師范教育及多種職業教育融為一體的新式教育實驗學校，并形成了學校、家庭、社會合而為一的獨特辦學模式。
文化方面
熊希齡于光緒十七年（1891年）寫下詞《辛卯馬王城懷古》，表達“諸葛功名，伏波意氣”的志向，次年寫下《摸魚兒·壬辰煙臺》抒發“當年事，合約條條都誤。金湯之險誰顧。島夷出沒煙波里，萬里重洋可赴”的壯志。他還寫過《念奴嬌·甲午史忠正公墓》等詞，他的詩詞整體風格穩健端莊，七律尤工整，詩詞中表達傳統士紳作為核心關懷的人格養成與情性化育理想自然而然于詩學世界中豐沛流溢并進而反身潤澤其精神質地。
此外，熊希齡認為中國外交辦理不順，大部分原因在于中國的新聞事業不發達，缺乏相應的新聞手段來輔助外交交涉。他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在國外設立中國的新聞通訊網絡，創辦洋文雜志，這將在國外外文界中實現無形的裨益。在隨鎮國公愛新覺羅·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省巡撫托忒克·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大臣出洋游歷歐美各國的過程中，他與中國駐各國公使和留學生商議在國外設立報館，創辦洋文雜志。回國途中，熊希齡給袁世凱進呈了密函，反復論證在各國設立報館與創辦雜志的重要性，請求提款補助。他決定在上海設立“環球通訊社”，作為與國外通信聯絡的總機關，待基礎鞏固，再將機關擴充到日、英、美、法、俄、奧、意諸國。同時，他主張在國外設立機構，在上海立總社，在北京、天津立分社，以之作為報館之后報，以疏通隔閡、使國內外情誼交孚為宗旨。盡管他辦了兩家通訊社，即環球通訊社和遠東通訊社，但時間都很短且沒有收到很大的成效。但是他在辦理這兩家通訊社的過程中提出的新聞思想和見解是值得肯定的，其思想是在同時代人的前列，他強調新聞事業在外文中的重要性，具有前瞻性。
熊希齡還是湖南省最早的近代報紙——《湘報》的創辦者和管理者，他規定《湘報》辦報的宗旨為“專以開風氣、拓見聞為主……無論貴賤貧富、士農、工商皆可閱報。”他還強調報紙內容的真實性，拒絕刊登低俗內容以迎合大眾，同時，他還采取措施對報館經費、辦事機構、發行推廣、廣告刊登等方面進行管理，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保證報館的工作質量，使得報紙日出不誤。熊希齡開創了湖南的新聞事業，做出了一系列工作和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是當時無人能及的。
人物故事
為民除害
1925年，湖南省永綏（今花垣縣）地方遭受長達三個月的來自川軍的騷擾和搜刮，導致民窮財盡，田義卿背叛陳渠珍，成為川軍湯子模部委的第五混成旅旅長。田義卿在與陳渠珍的沖突中，殺害了巡防軍副司令張云龍，并占領了花垣城。之后，他與陶顯武等城中紳士發生矛盾，田義卿使用詭計殺害了陶顯武等11人。熊希齡得知家鄉人民受難，便轉成求見當時的內閣執政段祺瑞，告訴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只虎—田義卿，不除掉，人民不得安寧”。在他的督飭下，段執政派內閣參事唐紹雄到湖南省查辦此事，下令湖南省長趙恒惕剿除田義卿。田義卿死后，余部被改編、遣散，永綏人民得以安生。
熱河行宮盜寶案
1913年，袁世凱想推行總統制，便打算趕熊希齡下臺。他利用熱河行宮古物案逼熊希齡就范。11月29日，北京《群強報》的“ 國事要聞” 欄內，報道稱現任國務總理熊希齡前在熱河都統任內盜竊前清熱河行宮內的古瓷器、書畫二百余件。北京的《新社會日報》與上海市的《神州》也刊載了相關報道。熊希齡隨后函請內務部轉知檢查廳查究此事，同時自己也派了國務院調查員朱謙明暗中查訪。但內務部公函到了京師地方檢察廳時，監察廳長以“來函不合公文程式”為由，將他的信件退回。不久后，熊希齡要求袁世凱派人前往熱河查辦此事，袁世凱派政治會議委員許世英前往調查，許世英整理了一些對其不利的傳聞和證詞。然而，由于證據不足，經不起熊希齡辯駁嚴厲，最終只得自行收場。
老夫少妻
毛彥文曾是熊希齡內侄女朱曦、朱嶷的同學，被熊希齡一家所欣賞，多次邀請她在家中度周末。熊希齡的夫人朱其慧在民國20年（1931年）去世后，他經常失眠。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事爆發時，熊希齡擔心毛彥文的安全，因此發電報要求她辭去上海市工作，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任教。毛彥文猶豫不決，最終拒絕了這一建議。1934年，熊希齡萌生了向毛彥文求婚的想法，他的侄女朱曦也多次代表熊希齡向毛彥文求婚。毛彥文感到驚慌失措，直接拒絕了這一提議。這時，熊希齡的女兒熊芷專程前往上海，為其游說。毛彥文看著熊希齡寫給她的10多封求愛信，感到萬分感動，再加上她也想從事慈善事業，于是答應和熊希齡結婚。1935年2月9日，兩人在上海慕爾禮堂舉行了婚禮，這件事成為了社會上的大新聞。上海市《申報》以《慕爾堂中熊希齡續譜求凰曲》為大標題，發表了長篇報道。
主要作品
熊希齡的著作只有《東三省移民開墾意見書》《順直河道改善建議案》《香山慈幼院發展史》和《香山慈幼院創辦史》等幾種著述刊行。此外，他的大部分言論和文字著述都零散出現在報刊和政府檔案中，還有一些散佚在國內外。女兒熊芷編輯了《雙清集》，是一部兩萬字左右的詩詞集。1982年，《熊希齡集》被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于1985年分集出版，收錄了熊希齡的著述和各類文件。顧廷龍1995年出版的《明志閣遺著》收錄了熊希齡的一部分遺著，包括文章、序跋、奏折、呈移文稿。1998年12月，于為剛整理的《熊希齡先生遺稿》出版，收錄了熊希齡天津寓所所藏文稿、函電稿、詩詞稿件等。
熊希齡的主要作品如下表：
紀念場館
墓址
熊希齡墓園位于海淀區四季青鄉北辛村，墓建于1931年。墓坐西朝東，占地約400平方米，1992年遷葬香山熊氏墓園，屬區級文保單位。
故居
北京
新文化街舊名石駙馬大街，這是一條與復興門內大街和宣武門西大街平行的東西向長街。以抗日名將佟麟閣命名的佟麟閣路，與新文化街成十字形相交，構成這一帶的交通主干道。路北的五間三啟的王府式大門就是熊希齡故居。熊希齡故居現為百年老校北京市第二實驗小學的部分校舍。
湖南
熊希齡故居位于古城北文星街內的一個小巷，故居往東200米便是秀麗的沱江。故居為四合院系南方古式的木瓦結構，比較矮小但很精致，故居現存房屋4間基本是保持原貌，故居屬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學校
1920年，熊希齡創辦香山慈幼院。解放后，香山慈幼院遷到了釣魚臺北側，改名立新學校。2015年，立新學校又改名為北京市立新學校。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熊希齡集．3.湖南大學圖書館.2024-07-02
熊希齡.海淀區圖書館.2026-02-17
區政協副主席胡淑彥調研熊希齡墓園環境整治問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海淀區委員會.2024-07-02
慈善和教育先驅熊希齡:毛澤東說“人民不會忘記”.中國新聞網.2024-07-02
熊希齡故居.鳳凰古城旅游網.2024-07-02
人民不會忘記：香山革命舊址和教育家熊希齡.中國日報中文網.2024-07-02
打狗棍 (2013).豆瓣電影.2023-06-01
《打狗棍》第一集的片尾演員表.央視網.2023-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