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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又號處默、宜宦，晚年自號嗇翁，小名長泰，江蘇南通人，清末狀元、近代實業家、教育家、改革家，立憲派首腦人物。

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張謇出生于海門區常樂鎮，張謇自幼聰慧，先后受教于邱畏之、宋效祁等人。同治七年（1868年），張謇“冒籍”考中秀才后得到南通州（今南通）知州孫云錦的賞識，后經孫云錦推薦而擔任淮軍將領吳長慶的幕僚。吳長慶病故后，張謇回鄉準備應試并于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中狀元，被授為翰林院編修。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張謇受張之洞委派開始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甲午戰敗之后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起，張謇又興辦各種文教事業，他創辦的重要企業包括大生第二、第三、第八紗廠和廣生榨油公司，復興面粉公司，資生鐵治公司，大達輪船公司，以及通海大有晉、大豫、大、大豐、華成等鹽墾公司、淮海地區實業銀行。宣統元年（1909年）張謇出任江蘇咨議局議長，成為國內立憲派領袖。辛亥革命后，張謇被南京臨時政府任為實業總長，不久后辭職；與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等人成立統一黨，擁護袁世凱。民國二年（1913年）張謇應袁世凱邀請擔任北洋政府農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此間他興辦實業的抱負得以施展。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密謀推行帝制，張謇憤然辭職，回鄉繼續文教、實業建設，晚年張謇一直周旋于各路軍閥之間，出任揚州運河督辦等閑職。民國十五年（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歲，著有《張季子九錄》《柳西草堂日記》和《嗇翁自訂年譜》等。

張謇是中國歷史上狀元下海的第一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乃至中國近代史的影響較為深遠，一系列實業、教育、社會公益和市政設施的興辦推動了社會大眾的現代化意識發展。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張季直先生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多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年少求學

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時，張謇出生于江蘇省海門常樂鎮敦裕堂內的一個富農兼商人家庭，小名長泰，他家中有兄弟五人而他位居第四，因此后來海門民間稱他為“四先生”。四歲時，張謇的父親張彭年開始教他《千字文》，已經做到熟讀背誦。咸豐七年（1857年），張彭年等人將張謇及伯仲叔三兄送進海門邱畏之先生的書塾，接受儒家正統的蒙學教育，邱畏之為張謇起名吳起元。自十一歲至十五歲，張謇已經熟讀《楷體金文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爾雅》《禮記》等傳統儒家典籍。光緒二十年（1864年），張謇父親請西亭宋郊祁（秀才）先生來家教授，宋郊祁根據張謇的讀書學習情況而為其制定專門的學習計劃。同治五年（1866年），張謇已經可以作八韻詩，制藝方面可以成篇。同年，宋郊祁去世后，張謇被送至西亭宋家的宋琳處讀書，至同治九年（1870年）冬天止，張謇在西亭宋家學習內容為《禮》《春秋左傳》《儀禮》《周禮》《綱鑒易知錄》等。

誤入族籍

按照當時的科舉制度，凡三代內未有人考取秀才以上功名的人家即為“冷籍”，“冷籍”子弟不容易被錄取。兩宋先生建議張謇冒如皋市籍人士參加考試，張謇父親表示同意。同治七年（1868年），張謇冒用如皋籍張姓人士（張駉[jiōng]，不務正業之人）的姓名，張駉逼迫張謇改名張育才，認張駉作祖宗，之后張謇在院試中被取中第26名附學生員并獲得秀才稱號，但被如皋張家以“不泄之功”敲詐勒索。如皋張家反復敲詐多年，張謇原本殷實的家庭日漸困苦。如皋張家見無利可圖，將張謇冒籍的事情告到衙門。南通州（今南通市）知州孫云錦、江蘇省學政彭久余欣賞張謇的才華且同情他的遭遇，在他們的幫助下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張謇才經禮部核準“改籍歸宗”，如皋控案得以銷除。

晚清時期

投入慶軍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孫云錦調任江寧區發審局，因掛念張謇家貧而邀請張謇任江寧發審局書記，期間張謇隨孫云錦到淮安市查勘漁濱河積壓訟案，同時他在江寧結交當地的名師益友。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張謇仍回江寧發審局，但他為躲避官場同僚間的排擠而借住惜陰書院讀書。次年閏五月，張謇經孫云錦推薦和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區入慶軍幕任文書，與后來投奔吳長慶的袁世凱共同參與慶軍的軍事機要決策，期間張謇曾多次參加鄉試均遭失敗。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省提督并帶領張謇等人奉命入京覲[jìn]見，之后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省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以防備日本。光緒八年（1882年）夏，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陽，為吳長慶起草《代某公條陳朝鮮事宜疏》《朝鮮善后六策》《壬午東征事略》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wēng tóng hé]等的賞識，而北洋政府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先后禮聘張謇入幕但被其婉拒。光緒十年（1884年），張謇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吳長慶病故后張謇離開慶軍回鄉讀書，準備應試。

高中狀元

光緒十一年（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鄉試中舉人，此后十年間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他四次赴京會試均遭失敗，備考期間主要在家鄉興蠶桑，并掌教于江蘇贛榆選青書院和崇明瀛[yíng]州書院。光緒二十年（1894年），張謇再度赴京參加會試，高中狀元，被光緒帝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戰敗，張謇上書《推原禍始防患未來請去北洋折》痛劾李鴻章“主和誤國”“戰不備”“敗和局”。不久張謇因父親去世，循例離京回籍丁憂。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兩江總督張之洞命張謇辦理通海團練。張謇在此后的五個月時間里為江防工作付出大量精力，親自負責起草《海防團防營制》《民團續議》，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主張和辦法。但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并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閏五月十四日，張謇正式收到張之洞的撤防命令，隨即陸續遣散各營練丁，半個月以后結束了全部的團防事務。同年底，張謇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大生紗廠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冬，兩江總督張之洞根據光緒帝“官為設局，一切仍聽商辦”的諭令，委派通州區籍翰林院編修張謇總理通海一帶商務，籌辦大生紗廠。大生紗廠籌辦之初，計劃在通州、上海市兩地招募商股規銀60萬兩。但近一年過去，無論是通州還是上海，響應入股者均寥寥無幾，整個招股工作進展艱難。此時張之洞原先為湖北南紗局從國外訂購的40800枚紗錠的“官機”（估價為97萬余兩白銀）轉到南洋商務局之后，一直堆放在黃浦江江邊碼頭整整3年而有待出售。經過努力，張謇爭取到將此“官機”作價50萬兩入股大生紗廠，大生紗廠另招商股50萬兩，合計100萬兩，官商合辦大生紗廠。然而，50萬兩商股招募仍然難以為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經多次協商，50萬兩的“官機”以張謇自稱為“紳領商辦”的形式，由盛宣懷和張謇“合領分辦”，兩人各自領用價銀25萬兩的20400紗錠，在通州和上海各設一紗廠。大生紗廠另募商股25萬兩，合計50萬兩，開辦大生紗廠。大生紗廠剛投產時，有原始資本44.51萬兩，紗錠2.04萬枚。投產后為了盡快增加利潤，張謇充分利用了通州區地區具有產棉高、銷紗多、運費低、工資廉等有利條件，很快將產量、質量提高，不僅增強了大生紗廠在同業中的競爭能力，而且經受住了洋商的挑戰和洋貨的競爭。由于張謇興辦實業有功，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廷發布上諭，加賞張謇三品銜作為商部頭等顧問官；同年，張謇利用大生紗廠的盈余和續招新股，增加資本63萬兩，增加紗錠2.04萬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張謇在崇明久隆鎮（今啟東市）辦了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

宏圖初展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即清廷新政諭旨出臺后數十天，他立即寫出2萬余字的《變法平議》上奏朝廷，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提出了改革中國政治的設想。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到二十九年（1903年），張謇的大部分精力除了用以鞏固和發展大生紗廠以外，主要是投人通海墾牧公司和通州師范學校的創建工作。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張謇先后總共正式創立了十九個企業單位，除上述通海墾牧公司以外，還有廣生油廠、大興面廠、阜生蠶桑公司、翰墨林印書局、資生鐵廠、資生治廠、頤生罐詰[jié]（頭）公司、頤生釀造公司、大達內河小輪公司、通州（天生港）大達輪步公司、外江三輪公司、澤生水利公司、大隆皂廠、生房地產公司、染織考工所、大中通運公行、船閘公司等。這些企業大多是以大生紗廠為軸，直接或間接為大生紗廠服務，或者憑借大生紗廠以獲取利潤。宣統三年（1911年）以前，張謇在外地參加投資創辦的企業單位也為數不少，如上海大生輪船公司、鎮江大照電燈廠、鎮江開成筆鉛廠、吳淞江浙漁業公司、海州海贛墾牧公司、海州贛豐餅油公司、徐州耀徐玻璃廠、景德鎮江西瓷業公司、蘇省鐵路公司等等，活動范圍相當廣泛。

投身立憲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到六月，張謇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訪問考察日本，親眼目睹了君主立憲政治給日本帶來的好處，確立了“萬事法為上”的觀念。由此張謇正式形成君主立憲思想并投身立憲運動。次年三、四月間，張謇特地前往南京，與魏光燾[wèi guāng tāo]、張之洞、蒯光典[kuǎi guāng diǎn]等多位地方要人商量立憲事宜。五月，張謇在光典、趙鳳昌等人的幫助下，刊刻《憲法義解》《日本憲法》《日本議會史》等有關君主立憲的著作。之后張謇還通過私人關系，將刻印的有關立憲的著作分送朝廷和大臣，同時到處鼓動游說立憲。清政府由于受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和朝廷立憲派的影響開始施行預備立憲，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一（1906年12月16日），中國國內最大的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愚園召開了成立大會，張謇當選為副會長。預備立憲公會在張謇的領導下成為江蘇省以至東南地區立憲運動的核心，對全國的立憲運動起著主導作用。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江蘇咨議局正式開會，張謇當選為江蘇咨議局議長，成為國內立憲派領袖。立憲派迅速發起了全國范圍的國會請愿運動。

地方自治

在倡導請愿運動的同時，張謇還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和參與收回并自辦江蘇省鐵路。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張謇陸續設立全國漁業公司并擬訂南洋漁業公司辦法，創建學校公共植物園、通州五屬學務處、新育嬰堂、翰墨林書局、南通博物苑、吳淞商船學校等機構，并籌議創辦淮屬師范學校。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出使俄羅斯大臣胡惟德等先后奏請頒行地方自治制度，張謇的積極性更為增強。在這一年中，他設立了南通五屬學校、鐵路學校、法政講習所、中國圖書公司，協助創辦復旦書院并被推為寧屬學務會長和蘇省鐵路公司協理，同年張謇還主持籌備參加意大利秘拉諾賽會有關事宜。宣統元年（1909年），張謇改良地方監獄，籌議設立導淮水利公司，并且被推舉為江寧商業商等（學校監督和江蘇教育總會會長）。次年，張謇積極參與籌辦江寧南洋勸業（博覽）會，并設立勸業研究會等等。張謇不僅著眼于江蘇省全省的規劃，而且還想把這種地方治的模式推廣擴大到全國，張謇發起成立全國農業聯合會。宣統三年（1911年），張謇北上覲見時被派充中央教育會會長，之后他逐漸成為清末全國“商學兩界”以至慈善界（義賑會之類）公認的代表人物。

民國初年

辛亥前后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張謇于漢口參加大生紗廠湖北分公司開工儀式。在武昌革命爆發當晚登船離開武昌，親見城中燃起的大火。10月14日張謇到南京后，立刻去會見穆爾察·鐵良（時任江寧將軍），請求其出兵援鄂，并速定憲法。鐵良讓他去和兩江總督張人駿商量。張謇次日往見張人駿商議援鄂事宜，張人駿斷然拒絕。清王朝在武昌事發后迅速土崩瓦解，張謇對革命的反應很快從試圖挽救轉到參與新機構的籌設。宣統三年（1911年）11月8日，武昌事起不足一月，張謇已赴上海市參與臨時議會的籌組。武昌起義后袁世凱組閣，任命張謇為農工商大臣。但張謇以為“理無可受”，發電辭職。（在正式發出的電文中，張謇基本是站在清廷以外的“第三者”立場上講道理，不復以人臣的身份說話）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張謇受邀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不久后因反對孫中山、黃興與日本合資漢冶萍公司，憤而辭職。1月30日，張謇與章太炎等成立統一黨，擁護袁世凱。2月12日，清帝退位，張謇則負責起草退位詔書。

農商總長

民國二年（1913年）10月16日，年逾60歲的張謇接受袁世凱的邀請，出任北洋政府的農工商總長并兼任全國水利總裁。張謇上任工商總長后，很想有一番大的作為。他首先發表了《實業政見宣言書》及其他一系列文告的法令，想要憑借政府的權威，來振興中國實業。在袁世凱的支持及進步黨人才內閣的良好政治環境下，張謇"舉世界所有實業之名，一時并舉"的宏大抱負得以施展。張謇在任職農商總長期間制定的一系列經濟政策與法規，大大促進了民初經濟的發展，為稍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奠定了基礎。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第一至四條號要求，張謇憤然辭職，回鄉繼續文教、實業建設。張謇回鄉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列強無暇東顧，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此時是張謇實業興辦最輝煌的時期。大生發展成四個規模可觀的紡織廠，紗錠達15.5萬枚，資金達900萬兩，又創辦大有晉、大豫、大賚、大豐、華成等20個鹽墾公司，用地達413.5萬畝。

晚年與逝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帝國主義列強卷土重來，特別是日、美、英等國加緊向中國傾銷商品和輸入資本，再次使民族工商業陷于凋敞。同時由于大生資本集團歷年盈余分配過巨，影響了擴大再生產資金的提留，陳舊的機器長期得不到更新；而且大生的投資面過廣，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后匯率變動，造成大生買入機器的成本大增；加上大股東挪用巨額資金和無度開支，幾大因素造成了大生紗廠負債累累，資金枯竭，原料缺乏，生產幾陷于停頓。民國八年（1919年）后，張謇先后擔任過皖系政府的揚州運河督辦，直系政府的吳淞商埠督辦、長江水道委員會副委員長之類無足輕重的閑職，在直系、奉系和皖系軍閥之間艱難生存。

民國十一年（1922年）起，大生各紡織廠開始連年虧蝕，債務不斷增加。到民國十四年（1925年）7月，張謇被迫把將近30年苦心經營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江浙財團（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市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的債權人）接辦。民國十五年七月十七日（1926年8月24日）處暑，張謇在南通市病逝，享年73歲。國民政府發布悼揚命令，稱贊“張謇耆[qí]年碩德，體國忠誠，位望崇隆，邦人所重”，之后趙爾巽[zhào ěr xùn]、梁啟超、陳三立、張作霖、黎元洪、王寵惠、章太炎、蔡元培、黃炎培等民國政要名流送來挽聯，同年十二月五日，張謇身著用大生紗廠所織的南通大布做的殮衣出葬，南通萬余人前來送葬，最后張謇葬于故鄉南通。

人物成就

實業

改革經濟政策

中日甲午戰爭后，張謇棄政從商，鮮明地提出了“實業救國”的主張，他從籌辦南通大生紗廠始，陸續興辦了數十個企業，從封建社會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近代中國，法律制度、行業制度極不健全。張謇在擔任農商總長時，為了將其經濟思想付諸實踐，他對清末和民國已頒布的相關法律進行梳理、修改和完善，先后制定了《公司條例》《商會法》《勸業銀行條例》等40多個法規條例，使各產業發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將這些制度運用于經濟實踐活動中，產生了一定的效應。

改革傳統農業

首先，通過獎勵措施提倡多種經營，豐富農業內部產業結構，采取獎勵措施大規模發展植棉、種蔗、種甜菜、牧羊業和林木業。1915年他主持制定《造林獎勵條例》，具體地規定了提倡和獎勵造林的辦法；其次，采取科學方法改良農產品、改進農業技術；1914年2月28日的《關于征集稻麥種給直奉吉黑魯豫粵鄂湘蘇贛川甘黔滇桂新浙皖閔陜民政長訓令》中可見其產業技術改革思想；第三，通過鼓勵墾荒而增加農產品產量，張謇促使北洋政府制定并頒布了一系列較完整的墾荒條例——1914年3月頒布的《國有荒地承墾條例》、同年7月頒布的《國有荒地承墾條例施行細則》、同年11月頒布的《邊荒承墾條例》。這些條例比較系統地規定了鼓勵墾荒的政策和辦法，較之于以前的墾荒政策和管理辦法有很大進步，并體現出一定的科學性。

開放主義

1895年，張謇主張仿效各國成例，通過舉借外債來發展中國實業。1911年，張謇結合憲政改革，提出要“慎舉國債”，強調“經國會之議決”后，可借外債用于振興實業推廣鐵路。民國肇建之后，張謇利用外資來發展中國實業的思想更加清晰，也更為系統，在給袁世凱的呈文中，明確提出"利用外資，為振興實業之計”的方針。在如何利用外資上，張謇也曾提出過一些具體主張，并代表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張謇認為，應采取多種形式來引進外資，包括獨資經營、合資經營、借款和代辦等方式。張謇還注意到在利用外資過程中如何維護主權的問題，強調“借外資不可喪主權”，使用外資一定要“使條約正當，權限分明”，盡可能防止對民族資本企業的沖擊。

棉鐵主義

張謇認為發展實業核心在于工業化，他從眼前外國工業品特別是棉、鐵產品充斥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優先發展棉、鐵二業的工業化，進而逐步帶動整體經濟的工業化，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競爭中由劣勢轉變為優勢。在1910年于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上，張謇首次將其經濟主張概括為“棉鐵政策”。張謇也認識到在落后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不同產業之間工業化應該有先有后，“以棉鐵為主要，以類于棉之稻、麥，類與鐵之煤為從要，其他如水利、如電、如鐵路、如汽車為次從要。”棉鐵主義是張謇對中國工業化發展路徑進行的有益探索，是靜態的思想，也是國人在試錯中不斷探索工業化路徑這一動態歷史進程的重要一環，既對鄭觀應等人商戰、洋務派工業化思想有所繼承和發展，對后人繼續探索中國工業化路徑也提供了借鑒。

保育政策

張謇基于“棉鐵主義”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保護和扶植重點產業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主張是對重點產業實行獎勵和保息政策，即政府應該對“民業”實行必要的獎勵和補助，尤其是重要產業的民營大企業。在張謇的推動下，北洋政府先后頒布了涉及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包括《植棉制糖牧羊獎勵條例》《植棉制糖牧羊獎勵條例施行細則》《漁輪護洋緝盜獎勵條例》《公海漁業獎勵條例》《森林法》《造林獎勵條例》等。為推廣相關產業，農商部還通過向地區發布訓令的方式，對當地實施行政獎勵提出具體要求。例如，就獎勵糖業給江西省民政長發布訓令，“查中國產糖之區，除閩、川、粵等省外，應推江西。長斯土者，提倡振興，責無旁貸..….勵糖商，勸誘出口，庶可收暢銷之效。”

創辦產業

從光緒二十五年到宣統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區為基地，以棉紡業為中心，張謇興辦了一系列輔助企業，共34個，總投資900多萬元。張謇的實業，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經濟體系，具有強烈的民族性，中國的面粉、玻璃等產業從此開始起步。在蘇北沿海各縣，張謇先后創辦了20個鹽墾公司，資本估計達到1600多萬元，圍地413萬多畝，已墾地98萬畝，年產棉11.6萬余擔。工農業加在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的大生民族資本集團，資產總額大約3300多萬元。

政治

張謇于20世紀初開始以實業政治家的身份投身于改造中國政治，并試圖以君主立憲來重構中國的政治制度。第一，張謇主張“東南互保”，并勸說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至李鴻章等人不要和外國人開戰，力勸其為東南大局和國家將來到上海市簽訂了“東南互保”協議。第二，張謇在全國性政治運動（立憲運動）中從事立憲考察研究和宣傳鼓動、成立上海立憲公會和江蘇咨議局、組織國會請愿活動。第三，武昌起義后約一個月，張謇為追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順應歷史潮流和維護資本家利益由堅持立憲到轉向共和，并利用自己的特殊社會地位促成南北議和和辛亥革命獲勝。

教育

高等教育

張謇看出清政府倉促興辦高等學堂收效甚微的弊端，1909年在考查歐美日本的海運狀況后創辦上海高等學堂船政科，辛亥革命后更名為吳淞商船專科學校學校（即后來的上海海事大學、大連海事大學前身之一）。1912年3月，張謇與張詧[chá]借南通市城南廟宇籍仙觀創辦私立南通醫學專門學校，設西醫科。4月，張謇等人在大生紗廠創辦“紡織染傳習所”，次年提升為南通紡織專門學校，開辟中國紡織高等教育的先河。私立南通醫學專門學校和南通紡織專門學校是南通大學前身，另外私立南通醫學專門學校也是蘇州大學醫學部前身之一。1915年張謇投資創辦中國第一所水利高等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以培養治水專門人才，學科分設特科與正科，正科招收高中畢業生，學習三年畢業，有力地推動中國近現代水利事業的發展。張謇創辦的蘇北抗大九分校和通海農學堂（張謇改為私立南通農科大學）是揚州大學的前身之一，之后張謇又在江蘇省省內其他地方或上海市等地辦學，和朋友聯合創辦上海復旦學院、蘇州吳縣鐵路學校、南京兩江高等師范等。

普通教育

張謇認為基礎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于是他于1902年之后出資組織創辦南通延壽閣小學、通州師范附屬小學以及女子師范學校附小，1905年張謇及地方鄉紳陳啟謙、馮熙宇等人共同集資捐助創辦公立女子學校（1906年末，學校更名為“通州公立女子師范學校”），并設初、高兩等附屬小學，同時張謇也認為小學基礎教育應與師范教育相結合，因此之后他利用大生紗廠五年來的酬勞兩萬多銀元以及親友及鄉紳捐助的資金近一萬銀元創辦“通州民立師范學校”（民立南通師范學校）。在創辦師范學校后不久，就著手興辦面向大眾的普通教育，直到1912年，張謇共建設初級小學135所，高等小學2所，師范附屬小學2所，中學1所，師范學校2所。張謇對書法教育特別重視和用心，在其所創辦的很多學校中都開設書法課，依據學校的等級、層次、專業不同，對學生習書提出不同的要求。

專業教育

張謇早在20世紀初就開始創辦職業學校，1902年張謇在南通市創辦的通州師范學校是他創辦的第一個職業學校，為近代中國農墾事業培養出大量的人才，對當地社會的治理及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之后他于1915年在南通創辦農業、紡織、商業、銀行、會記、交通運輸等20多所職業學校，并首創多層次和多學科并舉的職業教育模式。同時他還創辦南通女工傳習所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刺繡學校，為中國刺繡藝術的發展培養出大批人才。張謇創辦的伶工學社將戲劇課與文化課正式分開，專業訓練與藝術修養并重開創了中國戲劇學校的先河，為中國近代戲劇改革奠基，此外還鼓勵縣級以上學校每年開設一場大規模的運動會，加強體育教育以培養其“尚武”精神，組織農科學生舉辦棉作物展覽會，推廣優良棉種及播種技術還組織土木工科學生對淮河和通州水道進行測量等，以此表示對職業教育社會實踐的重視。

文化

出版業

張謇在1903年東行日本期間，特意參觀筑地活版制造所和大阪朝日新聞社印刷所，了解造版和鉛字印刷技術，并詳細考察和詢問日本師范學校教科書的使用和出版情況，發現日本及西方國家高度重視出版行業，于是他在《平法決議》中強調發揮出版事業對教育的輔助作用。1902 年，張謇創辦南通市翰墨林印書局，大規模編譯新式教科書，1905年張謇還聘請韓國友人金澤榮出任書局編校，金澤榮在南通的22年間先后編印和出版大量韓文書籍，之后張謇于1906年投資入股中國圖書公司并出任董事長。南通翰墨林印書局先后編印出版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生物、化學、物理、音樂、美術等各科教科書，其出版的教科書涵蓋師范學校、小學、中學、大學以及農、工、商等各類專科學校。

公共文化

張謄認為教育不僅僅在于創辦學校，還需要設立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于是他于1905年在家鄉南通市創辦中國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實際上是集自然博物館、博物館、植物園、圖書館等諸多功能的博覽館，七年以后他又在南通城南東岳廟遺址創辦南通圖書館，邀請畢業于通州師范的中國近代著名建筑師孫支夏設計圖書館。南通圖書館計有圖書樓兩幢二十間、曝書臺五間、廂樓上下十二間、閱覽樓上下八間等，圖書十三萬千百卷，1918年張謇之子張孝若訪美歸來后，張謇根據張孝若的所見所聞擴建圖書館，增加三百三十個閱讀書架，花費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元。

圖書報刊

在張謇一生從事的事業中，文化傳媒事業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他創辦、支持創辦、參與創辦、呼吁創辦的報刊甚多，張謇在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間竭力創辦或提倡、支持、幫助、參與各種報刊如《預備立憲公報》《申報》等的創辦和運作，充分利用報刊這一新媒體宣傳其立憲等思想主張。張謇親手創辦或參與創辦或倡導創辦了多個地方報刊，這些報刊在社會轉型期為開啟民智、傳遞信息、答疑解惑、地方自治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星報》《新通報》等。張謇創辦報刊圖書印刷出版發行機構、圖書藏閱機構，形成地方文化傳播及文化服務鏈。

公益慈善

從清朝末年至民國九年（1920年），張謇在故鄉江蘇省南通市開創近代慈善事業，改造并建設育嬰堂、義園、棲流所（1916年）、旅殯所等社會公益機構，為地方士紳和普通民眾提供便利，他還借鑒同期國內外的相關經驗，創建第一和第三養老院（1912年和1922年）、貧民工場（1914年8月）、濟良所、殘廢院（1916年）、盲啞學校（1907年）、游民習藝所和野犬欄等近代化的慈善機構。除此之外，張謇是近代中國以科學方法規劃治水的先驅，他建議使用疏堵并舉、分流入海的系統治理方案治理黃河；1911年，他便自費組建了30多人的測繪隊測繪淮河水系，并于1919年提出“七分入江，三分入海”的主張以治理淮河，留下了大量的以導淮為主的設想、規劃、方案等文字，以及測繪圖紙等檔案。

市政建設

張謇通過引進國外專家，得以吸收和利用國外現代科學技術，并積極聘用國外教師（英國工程師湯姆斯設計大生紗廠機器安裝）以培養本地人才，了解西方的商埠建設理論和實踐。張謇的市政建設和城市規劃思想主要體現在“成聚，成邑，成都”的思想上，即以通海地區為起點，試圖在蘇北一帶建立獨立于江寧區以外的新的政治經濟學中心，以謀求更大范圍內推行地方自治（“徐州建省計劃”）。因此張謇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創辦工廠、墾牧公司、帶動市的興建、重視樹藝綠化；規劃修筑全縣馬路、通公共汽車；疏浚[jùn]淮河河道、開辦小輪公司、修筑堤壩閘等水利工程；帶領鄉人要求減免厘捐。此外張謇還以私人身份聘請荷蘭奈格、比利時貝龍猛、瑞典海德生、美國葛雷夫等各國水利專家，商討南通市治水策略，科技治水，他還長期聘用奈格的兒子特里克、在南通和農墾區進行水利設施的規劃建設。張謇在城市總體規劃設計上考慮到生產、生活、生態的合理布局，因而除了主城區以外，他將唐閘設定為工業和港口區，狼山設定為風景旅游區，形成了科學合理的“一城三鎮、城鄉相間”的現代城市格局，推動南通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人物作品

家族成員

人物評價

張謇之子、南通大學校長張孝若評價：“他總是握緊了兩個拳頭，抱定了一個主意，認準了一個方向，直視往前走，總想打通了這條路，去造一個新世界。”

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張季直先生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多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

中華民國新聞記者黃遠庸評價：“張謇是新舊過渡時代之一天橋，彼若稍偏一隅，則橋折矣，其本身價值亦必全失。”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黃興評價：“負國人之重望，往時締造共和，殫盡心力。”

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創辦人章開沅[zhāng kāi yuán]評價：“他既非理論的巨人，又非行動的勇士；既不會大言欺世，也難以沖刺在前。他在沒有思考清楚以前決不采取行動，但一經采取行動就決心進行到底。他起步雖然稍嫌遲緩，但每一步都踏在實處，并且有足夠的后勁，因此往往得以后來居上。”

張謇的同僚、清末官員劉厚生評價：“他是一個促成革命成功的有力者，也似乎是一個結束兩千年封建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個大人物；同時也是走向新社會、熱心為社會服務的一個先驅者。”

上海交通大學講席凱原法學院教授高全喜評價：“張謇等士紳立憲派在這場大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不是補充性的，而是具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與孫文、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人和袁世凱北洋政府系勢力融匯一起，共同參與了現代中國的國家構建，都可謂現代中國的立國者。”

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長耿云志評價：“張謇始終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實干家，辦實業、辦教育是如此，參加立憲運動、領導江蘇咨議局也是如此。張謇也是一位穩健的改革家，他抱定和平改革的宗旨，秉持“盡其在我”，“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方針，不激不隨，努力做去。”

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南通博物苑，指出張謇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人物軼事

巧對對子

張謇從小就十分聰明，5歲開始跟私塾的邱老師學習，11歲時文章己經寫得不錯。一次邱老師出對“月沉水底”，張謇隨即說出“日懸天上”。邱老師仔細觀察張謇之后，對張謇的父親說希望可以幫他找一個更好的老師，小張謇聰穎過人而自己的水平有限。邱老師應張謇父親的要求推薦學識淵博的西亭鎮秀才宋蓮山做張謇的老師，在宋老師的教育下張謇進步很快。有一天，有位武士騎普高頭大馬在門前經過，宋老師說出上聯“人騎白馬門前過”，張謇立即對出下聯 “我踏金海上來”。宋老師大吃一驚，心想張謇的口氣真大，這是以狀元自比，因為科舉時代，朝廷發榜時狀元是站在宮殿前石階的鰲魚雕石上接榜的。所以宋老師連連夸獎張謇有志氣。

張袁師生

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張謇在淮軍統領吳長慶府中供職，由于文字功底深厚和辦事利落、作風嚴謹受到吳長慶的信任和器重。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四月，吳長慶結拜兄弟之子袁世凱前來投奔，吳長慶令他拜張謇為師學習詩文八股，以待日后在科舉中榜。不過袁世凱不是塊讀書的料，張謇以八股命題課，袁世凱答得牛頭不對馬嘴，但張謇還是盡職盡責地認真施教，一段時間下來，袁世凱雖長進不大，詩文雖沒有本事作，但毛筆字和一般的書信還能湊合。此外張謇還發現袁世凱協助處理軍中事務有條不紊，于是張謇向吳長慶推薦袁世凱這方面的才能，吳長慶聽從張謇建議讓袁世凱擔任軍中小官。

后世紀念

張謇墓

張謇墓又被稱為“嗇公墓”，位于江蘇省南通市嗇園內，總面積達175畝。憩廳于1956年落成時，郭沐若曾題贈“張季直先生紀念館”匾額。嗇園內古樹參天，有池杉、龍柏、珙桐[gǒng tóng]等珍稀樹種200多種，總數8600余株，為南通規模最大的植物觀賞園。園內的張謇生平事跡陳列館、扇亭、映山樓、觀魚廊、松鶴軒等游覽景點。2001年張謇墓被選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今嗇園被評為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江蘇省環境教育基地、江蘇省生態文明教育基地、南通市義務植樹基地。

張謇故居

張謇的故居南別業和濠陽小筑位于今江蘇省南通市，濠南別業修建于1914年，地點在張謇于1905年修建的南通博物苑北側，濠南別業是一座四層英式青磚洋樓，坐北朝南的主樓由南通籍著名建筑師孫支夏設計，樓房極具西洋建筑風貌。張謇故居一層是被稱作“地炕”的儲藏室，二層是張謇居家辦公待客的議事大廳（張謇曾接待過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軍閥孫傳芳等中外名流），議事大廳東西兩側的房間是議事室、書記室、會客室及宴會廳。三層中央大廳為大餐廳，大餐廳東側為張謇書房，西側為家人娛樂休閑的琴書房，北側自東向西，分別為張謇夫婦及其獨子張孝若夫婦臥室，現如今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通博物苑的重要組成部分。濠陽小筑位于市區環城南路21號，該建筑由一幢二層樓主體建筑和多座小庭院組成，建于1917年，占地面積約1860平方米，建筑面積1200平方米，2006年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紀念館

張謇紀念館坐落于海門區常樂鎮狀元街。紀念館距張謇先生的出生地僅500米，是一所江南園林式建筑，始建于20世紀80年代。1986年張謇故里祠堂舊址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年底，常樂鎮地方政府規劃擴建張謇紀念館。2010年11月，擴建后的張謇紀念館開館。2013年紀念館被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宣傳部命名為“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陳列內容分為出生成長、實業救國、教育興國、社會事業、紀念研究5個部分，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地向世人展示了張謇艱苦創業，致力于實業救國的一生。

家誡碑

張謇的《家誡碑》現藏于南通博物苑，由張謇于民國十年（1921）親自題寫，并請當時著名刻工黃懷覺和王桂軒鐫刻而成。碑有正反兩面，正面是《倚錦樓石屏銘》，背面是《家誡》。《倚錦樓石屏銘》通過對石屏風的來歷和品性的描繪，展露出張謇純凈、正直、高潔的性情。而背面的《家誡》則是對銘文“家誡可書，子聽亦便”的生發與演繹。

科考船

張謇號是國內第一艘專為海洋深淵（深度從6500米至1.1萬米）科考設計的船舶，也是第一艘完全由民營企業出資建造的科考船，船長97米、寬17.8米，設計排水量4800噸，續航力1.5萬海里。除用于科考外，還具備深海救援打撈、水下考古和電影拍攝、深海探險與觀光等多種功能。此次共載運11名科考人員和20名船員，在公海執行海洋地質科學考察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