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字宋卿，祖籍江西豫章（今南昌市），生于黃陂木蘭鄉東廠畈[fàn]，又名黎黃陂，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
黎元洪自幼聰明，光緒九年（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1906年擢升暫編陸二十一軍統領。1895年，黎元洪跟隨張之洞回到湖北，張之洞在南京時，就已招募了兩千新兵，完全按照新式的方法訓練，于是黎元洪就參與了湖北新軍的編練，深耕湖北新軍。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后被革命黨人強迫推舉為湖北都督。民國元年（1912年）元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職大總統，黎元洪被選為副總統兼領鄂督。1913年，黎元洪支持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同年10月，袁世凱、黎元洪分別當上正副大總統，后又兼任御用的參政院院長，黎元洪權力逐漸增大。后袁世凱先后幾次電邀黎元洪進京以此讓黎元洪進京后手無大權。但黎元洪深知其中意味，一直不愿赴京。后袁世凱讓段祺瑞以武力脅迫黎元洪進京，于是黎元洪被迫離鄂北上。黎元洪到達北京后，之后被安置在中南海瀛臺，袁世凱與其結為兒女姻親來控制黎元洪。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黎元洪堅辭不就。民國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宣布恢復約法，召集國會。但實際權力則為國務總理、皖系軍閥段祺瑞所掌握。之后黎元洪強力讓段祺瑞辭職，張勛又以幫助黎元洪為借口出兵進京，但實際上是想復辟帝制。手無實權的黎元洪不得不又重新啟用段祺瑞，最后段祺瑞討伐張勛，張勛復辟帝制運動失敗。此后黎元洪辭去大總統一職，由副總統馮國璋代行。民國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趕走皖系總統徐世昌，請黎元洪復職。黎元洪復任總統后，無實權。民國十二年（1923年）6月，黎元洪再度辭職，退出政壇，移居天津投資實業，包括煤礦、鹽堿、鋼鐵、紡織、煙酒、食品、制藥、林場、銀行、證券、信托、保險、郵電等各種企業70多個。民國十七年（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腦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歲。
黎元洪一生兩次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三次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且還就任軍政府都督，推動了革命成功。他還在繼任大總統后，在宣布恢復約法，召集國會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學者蘇源，戴憶綿等學者認為革命前的黎元洪是比較開明的，他雖柔暗懦弱，但是在袁世凱等軍閥淫威面前又不肯完全屈服，他雖兩任總統，卻未脫傀儡色彩，職高而權小，位尊而言輕。
人物生平
少年時代
黎元洪幼時就極為聰明，領悟力很強，父親教他的東西，一遍就能記住，看過的東西幾乎過目不忘。此后，家里面發生了變故，一家人靠著父親微薄的“餉銀”生活。后黎家北遷，遷往北塘。光緒九年（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管輪科（一說機械科），開始了為期五年的海軍知識學習，在進入學堂之前與妻子吳敬君結婚。
優秀學子
在天津水師學堂學習期間，黎元洪用功讀書，各門功課學習優秀，尤其擅長輪機駕駛與騎術。1887年，黎元洪在教練艇上實習，各門技術掌握熟練，得到實習老師贊許，年終特予嘉獎。1888年春季，黎元洪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畢業考試，經學校呈報，北洋政府大臣李鴻章賞予六品頂戴，并給予其把總的職位。隨后，黎元洪前往北洋水師各艦隊實習，表現優異，海軍衙門給予黎元洪“把總盡先拔補”的錄用優待。黎元洪從天津水師學堂畢業后，就奉派到“來遠”艦見習。經過一年多的見習，提督丁汝昌見黎元洪表現不錯，于是在1890年3月，將他調往“廣甲”號兵船充當三管輪。1892年，黎元洪又被提升為“廣甲”艦二管輪。1893年，黎元洪又被賞為五品頂戴，并頒發了功牌。1894年4月，清政府進行第二次海軍校閱，這次校閱除北洋海軍全數參加外，還有南洋水師的6艦和廣東水師的“廣甲”、“廣乙號防護巡洋艦”“廣丙”3艦。黎元洪再次隨艦前往，同樣表現不俗。
湖北新軍
19世紀末，日本對中國發動了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中日甲午之戰。當時，黎元洪從廣州增援威海衛，戰艦被擊沉，墮海不死，泅至大連遇救。隨后到南京，經人舉薦，得到兩江總督張之洞賞識。當即委派黎元洪監修幕府山炮臺，兼任“自強軍”翻譯。在幕府山炮臺興修整頓工作完成后，黎元洪又被派充獅子山、幕府山、鐘山等炮山的專任臺官。張之洞非常欣賞黎元洪開明厚重的性格，又向朝廷舉薦黎元洪忠勇可靠，堪為眾任，黎元洪當上了南京炮臺的總教習。1896年張調任湖廣總督，黎跟隨回鄂，繼續編練新軍，遞升至二十一混成協協統(即旅長)并且編成新建陸軍。1898年、1899年、1901年，張之洞委派黎元洪到日本進行學習，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國后都寫下日本軍事考察報告送呈張之洞檢閱，引起了張之洞的極大興趣。學習考察后歸來的黎元洪頗得張之洞賞識和倚重，被提拔為各營教練官，又兼訓新兵，成為編練湖北新軍的高級將官。張之洞把在南京建成的“護軍”前營調回武昌后，就將其擴編為前后兩營以及工程兵，并組建成了武昌的“護軍營”，黎元洪就出任這個護軍后營的副營長。新建陸軍以張之洞從南京帶回的“護軍”為基礎，經過一再擴充編練，到1902年已擁有護軍左右兩旗，武建軍兩旗。除武建營調往廣西外，剩余的七千多人成為以后湖北新軍的基礎。為了提高軍隊的整體素質，黎元洪協助張之洞制定了《湖北新軍要義》共十條。1903年，清軍改制，中央設立練兵處。湖北要設置新軍兩鎮。1904年，黎元洪為新軍兩鎮的第2鎮統制兼護協統。黎元洪十分重視新軍中的知識分子，而且也愛兵。在升任協統以后還在軍營與士兵們過清苦的生活。后來，湖北設立陸軍小學堂，黎元洪又復兼該學堂會辦。
地位趨升
1911年5月，清朝皇族內閣成立，立即宣布鐵路“鐵路干線均國有”的政策。湖南省、湖北、廣東省、四川省四省掀起聲勢浩大的保路風潮。10月上旬，清湖北當局和革命黨人都進入臨戰狀態。黎元洪不贊成博爾濟吉特·瑞澂、張彪的高壓政策，但是他長期受張彪排擠以及瑞的不信任，所以他只在一些具體的防務措施上，提出一些較為緩和的意見。10月2日，瑞澂特請張彪、黎元洪、鐵忠等秘密會議，策劃武漢防衛。之后，革命黨人在趕制炸藥的時候不慎引起爆炸，相關資料軍備泄露。后瑞澂在10月10日命張彪、黎元洪繼續搜捕革命黨人，大批革命黨人被捕。武昌起義前夕，湖北省革命團體紛紛聚會在共進會和文學社的旗幟下進行革命活動。黎元洪和各團體領導人的關系密切，共進會會長孫武與黎元洪是師生關系，文學社社長與黎元洪是部署關系等等。黎元洪和這些人的“關系”因素，在武昌起義前后或明或暗地影響了事態的發展。受“倒閣運動”和保路運動的鼓舞，湖北黨人的起義準備加緊進行。兩大革命團體多次召開會議——寶塔會議，在商討起義方案的同時，也提出了起義成功后由誰出任都督的問題。最后，兩大團體領導人一致認為改由黎元洪出任都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并取得成功。在10日當晚，起義爆發時，黎元洪就已轉至黃土坡謝國超家。起義成功過后，革命黨人需要重新組織政府，不能群龍無首。于是在10月15日，黎元洪被強推為鄂軍都督。武昌起義爆發后，清軍加大了對湖北的作戰力量。黎元洪委任黃興為湖北革命軍戰時總司令，但是在最后武漢會戰進行的非常慘烈。之后袁世凱提出南北議和，黎元洪雖然同意議和，但對袁世凱提出的君主立憲的條件嚴詞拒絕，堅持以建立共和作為議和的基本條件。12月9日，南北雙方簽訂正式停戰協定，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和領導的反對清王朝的起義斗爭至此告停。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成立之后，12月26日，黎元洪被公舉為大元帥。12月29日孫中山到達南京后，各省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黃興為副總統，但是最后由黎元洪擔任這個副總統，并兼任大元帥。1912年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20日，又選舉黎元洪任臨時副總統。4月13日，袁世凱任命黎元洪兼任參謀總長職務。張振武是武昌起義中的主要將領，向來是與黎元洪不和，兩人之間存在較多矛盾。在當初推選黎元洪為都督時，張振武極為反對，等到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后，張振武對黎元洪更加看不起。當時湖北軍政府內部交錯的矛盾中，孫武、蔣翊武、張振武都是湖北軍政府的重要人物。此后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就命令裁減人員以及軍隊。黎元洪借此機會先裁駐武漢的部隊，并且這次裁員，孫派（孫武系）所留之人最多，張（張振武系）、蔣派（蔣武系）所留之人最少，因此引起被裁減人的憤怒，就組建了群英會。張振武對黎元洪裁減不當和鎮壓革命黨人的事很不滿。后黎元洪因為張振武在武漢頗得軍心，深恐鼓動作亂，就發電報給袁世凱讓他邀請張振武赴京，也要求校團團長方維同行。兩人到京后，就遭逮捕，未經審訊，就在那天被殺害。消息傳出，舉國嘩然。為了對付臨時參議院的彈劾，黎元洪在通電全國之后，又于1912年8月22日宣布辭去副總統、參謀總長、湖北都督等本兼各職，采取以退為進之策。最后，聲討黎元洪、袁世凱的聲浪漸漸平息。此后，袁世凱暗殺政敵宋教仁，在他的授意之下，1913年3月20日，武士英在上海車站將宋教仁刺殺。雖然黎元洪事前不知情，但是此案一出，黎元洪就知道是袁世凱所做。1913年5月至6月間，黎元洪就接連致電南北方，就宋教仁案以及修建鐵路時所簽的善后借款合同在南北各方之間周旋，進行調解。
二次革命
在“二次革命”未爆發之前，老同盟會會員就組成了改進團繼續進行革命事業。由于力量不夠，改進團決定吸納被制裁的下級軍官和一些退伍士兵，革命的聲勢相當壯大，但是走漏風聲大批被捕。黎元洪隨即以緝拿改進團為名，對有參加改進團嫌疑的革命黨人大開殺戒。改進團失敗過后，黎元洪再次對湖北的革命黨人進行整肅、清洗。之后國民黨人要發動二次革命，南北方都在爭取黎元洪這支力量隊伍。1913年5月初，章太炎想要策動黎元洪出面競選總統，雖然黎元洪不擁戴袁世凱，想早日登上總統之位，但是黎元洪審時度勢就一直不動聲色，并對袁世凱表明自己的忠心堅決不參加總統選舉。當時袁世凱罷免了李烈鈞贛督之位，讓黎元洪兼領。黎元洪接袁世凱委任電之后，馬上致電袁世凱，要求收回成命。然后便飛書，對江西進行遙控。7月8日，李烈鈞在赴上海與孫中山、黃興等人會商后，潛回湖口宣布獨立，發布討袁檄文。李烈鈞任討袁軍總司令，“二次革命”正式拉開帷幕。但是由于南方革命軍隊的實力遠遜于北洋系與黎元洪的聯盟，加之國民黨內部的渙散，“二次革命”僅歷時兩個月便宣布失敗。在此戰過后，黎元洪得到了袁世凱的獎賞，被授予一等文虎勛章。袁世凱還親自書寫了“民國柱石”的牌匾，派人專程去武昌送給黎元洪，以示謝意。黎元洪在宋案到“二次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博得了袁世凱的暫時信任。
擁袁上位
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后，授意擁袁的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三黨合并為進步黨，以便與國會第一大黨中國國民黨相抗衡。黎元洪出任進步黨的理事長，成為進步黨的黨魁，為袁世凱當選大總統助陣。按照法律程序，只有先出臺根本大法——憲法，才能用總統選舉法進而選舉總統。然而袁世凱心切，就公然變動程序，威逼國會議員先選舉總統后訂立憲法。黎元洪早已揣知袁世凱的心意。隨后黎元洪催促并致電參、眾兩院，催促快速選舉總統，甚至指名推選袁世凱。此后，選舉大會上，袁世凱成功當選為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但是會上大家明顯更偏向于黎元洪。在選舉大會結束后，袁世凱解散了中國國民黨，黎元洪在湖北也宣布國民黨支部解散，與此同時袁世凱正式當上大總統。
權力被下
袁世凱正式當選大總統之后，因為黎元洪的兵權較大，先后四次電邀黎元洪進京，但是黎元洪一拖再拖，不肯離湖北一步。最后袁世凱讓段祺瑞以武力強請黎元洪赴京，并且讓段祺瑞去到武昌，任命段祺瑞為湖北都督。于是黎元洪深知自己回歸湖北無望，其家眷也隨之來京，黎元洪一家被安置在中南海瀛臺。此后，袁世凱借助黎元洪的積極配合下，下令解散國會。1914年6月20日，代行立法之權的參政院正式開院，黎元洪出任有名無實的參政院院長，為袁世凱向專制政權進發裝點門面。就任參政院院長之后，黎元洪多次提出辭去參謀總長的職務等請求，可袁世凱不批準。因此，黎元洪采取了在其位不謀其政的策略，干脆不去辦理各種事務。黎元洪最后提出辭去副總統、參政院院長等職位，并向袁世凱提出回湖北原籍修養，袁世凱認為放黎元洪回去無異于縱虎歸山，所以更加不予批準。無奈之下，黎元洪只能搬家從中南海瀛臺搬往離袁世凱較遠的東廠胡同。民國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正式稱帝。袁世凱復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黎元洪拒絕。此后的多次冊封，黎元洪也拒絕了。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引起革命形勢的劇烈變化，無奈之下，袁世凱只得宣布取消帝制。此后，袁世凱如同枯槁，病情惡化，1916年6月5日深夜，袁世凱去世，時年57歲。
總統生涯
袁世凱死后第三天，黎元洪被推選為總統，當時黎元洪為52歲。黎元洪即位后，于6月29日正式申令，仍遵守民國元年公布的《臨時約法》。7月中旬，黎元洪下令懲治帝制禍首楊度、顧鰲、夏壽田等八人，其余皆從寬處理。恢復《臨時約法》、重開國會、懲辦帝制禍首，三把大火，燒毀了袁世凱的政治基礎，使“護國”的任務基本完成，國內矛盾緩和，南北統一在表面上得以實現。黎元洪自從做了總統以后，沒有實權，希望拉攏護國軍方面的力量作為后盾，于是身邊的人建議他禮聘梁啟超為南京總統府秘書長。黎元洪就致電梁啟超，但是梁啟超知道黎元洪沒有實權，所以婉辭復謝。此后發生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發生矛盾，黎元洪想讓徐世昌代段祺瑞，但是徐世昌拒絕，所以黎元洪只好接受徐世昌調停。1917年2月，黎元洪和段祺瑞因為對德國問題再次產生尖銳的沖突，并導致了兩人之間的徹底決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希望中國參戰并且希望中國與德國絕交。于是當時咨文的手續都準備齊全，只需黎元洪蓋印，但是黎元洪不蓋印。于是段祺瑞負氣出走。后黎元洪又叫眾議院湯化龍到天津市請回段祺瑞。此后對德絕交案，黎元洪蓋印，國會也迅速通過。之后，段祺瑞還想對德宣戰，因為段祺瑞看準協約國必勝，力主參加這場大戰，德國敗后，中國就可作為“戰勝國”從日本手里面收回山東省權益。黎元洪不同意段祺瑞的想法，國會也不同意。于是段祺瑞就帶領各省軍閥對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結果就是黎元洪只好在議案上蓋印，此時國會仍不同意。督軍團想要解散國會，最后黎元洪走投無路。
討伐張勛
長江巡閱使、十三省大盟主張勛明確表示隨時奉黎元洪之命令入京，維護治安，但是張勛的目的是想要復辟帝制。5月23日，黎元洪連下三道命令，免去段祺瑞的職務，任命李鴻章侄子李經羲來代理段祺瑞的職務，于是全國各地軍閥包括幾個省份都開始宣布獨立。黎元洪走投無路，就召集張勛進京調停。6月6日到8日，張勛進京。黎元洪讓張勛帶兩千人，結果張勛帶了六千人，而且見面一開口就是解散國會，于是國會之后就在張勛的逼迫之下解散了。6月30日夜，復辟正式開始，7月1日，宣統正式上位。而黎元洪在7月1日這一天，黎元洪連發三道電令，一是要求各地立即討伐國賊；二是宣布起用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三是宣布由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做完這些布置，7月2日，黎元洪進入日本公使館避難。此后段祺瑞開始組建軍隊力量討逆張勛。之后，討逆成功，丁巳復辟失敗。從7月1日到12日，十二天時間，這場復辟帝制運動就結束了。
去職總統
黎元洪征召張勛進京險些讓帝制復辟，于是深感愧疚就辭去職務，搬到天津私宅養老。1917年8月28日，黎元洪回到天津私宅。而在此后的五年時間，中華北洋政府并沒有因為黎元洪的去職就徹底穩定下來。副總統馮國璋依照約法繼任總統一職，“再造共和”的皖系首領段祺瑞依舊回歸內閣總理。在段祺瑞的主持下，以對德參戰的名義，皖系向日本大舉借款練兵，企圖武力“統一中國”。在馮國璋、段祺瑞合作的政局中，由于馮國璋掌控的直系勢力分布在南方，所以實權依然掌握在國務總理段祺瑞的手中。馮國璋、段祺瑞二人均為手握重兵的洋實力派人物，這也就預示著二人的合作充滿矛盾，而沖突的背后實際上是直系、皖系兩大軍事勢力之間的斗法爭雄。段祺瑞倚仗日本貸款練兵，高舉“武力統一”南北的旗幟，乘機削弱直系的實力。馮國璋也不甘坐視皖系的迅速膨脹，外聯英、美等國，內舉“和平統一”的大旗，牽制段祺瑞的皖系擴張。雙方的角力，形成了新一輪的府院之爭。而且段祺瑞在復職之后拒不恢復舊約法與國會，于是就激起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國民黨人和西南地方軍閥勢力的反對。他們在廣州聯合成立非常國會和軍政府，開始了護法運動。孫中山被非常國會選為大總統，成立了廣州政府。1918年馮國璋病死，徐世昌即位大總統，曹錕和吳佩孚成為直系的新首領。1920年7月，直奉聯軍將皖軍擊敗，段祺瑞下野。直、奉兩系又因為對北京政府權力的爭奪與1922年發生戰爭，最后奉系失利退出關外。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在直系逼迫下辭職。
復任總統
當時徐世昌辭職過后，直系鑒于中國國民黨、奉系以及西南軍閥的存在，直系尚有顧忌。于是直系決定重新擁戴黎元洪復職為大總統以及恢復丁巳復辟期間解散的國會。徐世昌辭職的當天，直系將領就在保定市曹的府邸商議“恢復法統”，恭請黎元洪再次出任大總統的具體辦法。會后，曹錕和吳佩孚二人領銜，會同直系軍閥十七人發表通電，表示恢復約法、國會，擁戴黎元洪重新出山。黎元洪一開始婉言謝絕，但是后直系派代表催促，黎元洪終于答應。但是之后黎元洪收到兩封電報，一封出自皖系軍閥，一封出自章太炎。兩封都在告訴黎元洪此時不是復職的時候，于是黎元洪決定推遲復職，先靜觀局勢的發展，托故不出。于是直系發動了新一輪的擁戴攻勢。于是黎元洪就發出來電稿，電稿的主要內容就是“廢督裁兵”四個字。此后，曹錕和吳佩孚二人還是發電假意贊成，在他們的授意下，其他地區的督軍也紛紛來電表示愿意聽命。于是，黎元洪在6月10日發出復職通電，開始了第二次總統生涯。
面臨難題
黎元洪復職之后，首先就是“廢督裁兵”的問題。黎元洪急于將此方針切實執行下去。黎元洪想讓吳佩孚擔任陸軍總長，一來吳佩孚的直魯鄂豫四省副經略使之職自然取消，等于無形中去掉一個手握重兵的督軍。再者，調任吳佩孚為陸軍總長，主持“廢督裁兵”和全國的軍事事宜，其他大小督軍懾于吳佩孚的威力不敢不從。不料吳佩孚根本就不赴任陸軍總長一職，黎元洪的設想失敗。為了給黎元洪一個臺階，1922年6月15日，曹錕、吳佩孚等人在保定市主持召開了“廢督裁兵”的會議。提出在全國設立九個軍區，將全國軍隊編為四十個師，直接隸屬于中央政府，但由各軍區的“軍區長”主持計劃。這次會議的內容只是掛著“廢督裁兵”的羊頭，實質上卻是直系的一次軍事整頓會議。黎元洪當然不能認可這種形式下“廢督裁兵”。即使是那些當初允諾“廢督裁兵”的督軍，眼見曹餛、吳佩孚二人公然反對的態度，也都見風使舵，以各種理由表示“廢督裁兵”不宜實行。此后，黎元洪又想出通過委任省長來主簿廢除督軍的辦法。在復職之后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有黎元洪委任的各個省長都遭到督軍們的反對，無一到任。至此，黎元洪的“廢督裁兵”計劃宣告失敗。黎元洪宣布唐紹儀組建內閣命令的兩天后，原本表套不予干涉的吳佩孚就直接變臉阻礙黎元洪的計劃，由于吳佩孚的反對，唐紹儀還沒有就任，內閣就倒臺了。此后，又發生了羅文干案，最后圍繞羅文干案的保、洛兩派的明爭暗斗，以保派的勝利而宣告結束。黎元洪在此案的處理上，受制于曹錕與吳佩孚兩人。時局的發展讓黎元洪意識到復職出山就是一個錯誤。
出走天津
在吳佩孚安排的王寵惠組織的內閣倒臺過后，黎元洪又費一番周折說動汪大燮出面組閣，但是汪氏內閣立即遭到曹錕的反對，黎元洪進退兩難。汪大結束了十天的代理期過后就堅持要求去職，不肯多代理一天。汪大燮從內閣卸任以后，黎元洪就選張紹曾為正式內閣總理人，但是此后與曹錕、吳佩孚又有了嫌隙。及至黎元洪任期滿一年，直系曹錕等人逐漸開始不滿于黎元洪不肯自動退位，為曹錕當選總統讓路。之后，保派采取“倒閣驅黎”的策略，于是張紹曾內閣辭職，但是黎元洪不為所動，但是最后局勢越來越不利，黎元洪就被逼出走天津市。在走時還將總統印信拿上并且交給了其夫人，于是當時保派政客就派人去攔截黎元洪。在得知印信在其夫人那里就去奪得，最后奪得成功。雖然黎元洪出走天津，但是他在政治上并沒有死心。
離津赴滬
黎元洪決定反直復職，當時他在天津的反直復職活動并沒有什么進展，但是在上海的反直活動卻日益高漲。大家都勸黎元洪南下赴滬。于是黎元洪決定離開天津趕赴上海市。然而，當他來到上海，準備實行他的宗旨的時候卻發現，雖然反直中的三方力量都不反對黎元洪南下，但是誰也不真正支持黎元洪在上海組織政府。在上海組織政府不成，黎元洪進退失據。在1922年10月5日的直系賄選告成過后，反直同盟的活動也暫告結束。黎元洪見事已經無可為，最后宣布他將去日本別府養病。黎元洪的政治生涯就此畫上了一個句號。
最后歲月
1923年11月8日，黎元洪偕如夫人黎本危、秘書劉鐘秀以及仆役數人東渡日本。半年之后，黎元洪從日本回到天津市寓所，從此他不再過問政事，安心頤養天年。黎元洪遠離政治之后，在天津做起了實業家，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投資實業上。1926年10月下旬，黎元洪突患腦出血。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和其夫人去英租界馬場看賽馬，忽然昏倒。6月1日，黎元洪立遺囑。6月3日晚上22點，黎元洪病逝，享年六十五歲。
主要成就
政治
調和南北政爭
關于定都
民國初年，中國出現了三股擁有全國影響的政治勢力和三足鼎立的政權：一個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另一個是袁世凱掌握實權的清朝王室；再一個是以黎元洪為都督的湖北軍政府。在定都政爭中，袁世凱要求定都在北京，孫中山要求定都在南京，黎元洪要求在武漢。三地定都，各有優劣，最后的定都方案一建都北京勝出。黎元洪的第三種定都方案為當時緊張對峙的政局起到了一個緩沖，給了國民另一種選擇。
關于組閣
民國底定，組織南北統一政府的地點確定后，南北雙方在組閣人選上的問題成為民初各方政治力量斗爭的焦點之一。根據各自政治利益，政壇上出現了四種派別不同的觀點。一個是“首功之說”。南方革命黨人主張對辛亥革命有功的人來擔任閣員。另一個是“放任主義”。原立憲派和擁袁勢力主張用所謂的“人才主義”標準來選人。再一個是“聯合論”。以覃振為首的部分南方革命黨人主張南北聯合統成內閣最合時宜。還一個就是“選賢論”。以黎元洪為首湖北政治力量主張任人唯賢。為加快政府北遷，彌合南北分歧，他勸大家放開黨見之爭，多從內外交困的政治形勢考慮。在黎元洪的極力說服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政府內閣終于初見雛形。1912年4月1日，唐紹儀內閣正式成立。
關于宋案
1912年，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于是袁世凱指使槍殺宋教仁的事實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各方面的討伐之聲不絕于耳。對此，黎元洪通電各省“力持鎮靜”并且反對南方用武，主張用和平的法律手段來解決。黎元洪的言辭在客觀上造成了為袁世凱曲意辯解，維護其統治威信的形象，但其主觀上卻是為了維護國計民生的穩定和諧，珍惜民國的來之不易，而且這種主觀上的意識不具備標榜的意義，這從黎姓戎馬倥傯的革命經歷及其后對袁世凱若即若離的態度中可以找出其思想產生的社會和歷史的根源。
關于“二次革命”
袁世凱北京政府制造“宋案”，開展善后大借款，其目標直指中國國民黨和南方革命力量，企圖通過發動內戰、消滅異己來強化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看清袁的反動面目，主張武力討袁。黎元洪力主調和，考慮到當時國基不穩，民生涂炭。黎元洪作為第三方政治力量在民初一系列政爭中常在報刊等公眾關注的媒體上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立場，確實吸引了不少時人的側目，對歷史的發展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對大勢的判斷，或是或非，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且均以大局為重。雖然他的有些手段和做法比較過激，有時甚至以犧牲他人性命來維護民國的穩定，但作為武人出身的政治家，這在民國的政場上并不鮮見。他的很多言論和做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還是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歡迎和追捧。正如當時的有識之士所說的那樣，“黎副總統自起義后兼領鄂督，老成持重，砥柱中流，每遇大事發生，以至誠惻恒之言向雙方排解，故其經世文章，多為世人所樂誦。”
軍事
編成湖北新軍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黎元洪跟隨張之洞回到湖北，后將自強軍中已經練成的原江南護軍前營500人調往湖北，擴充為前后兩營，編成湖北護軍。
軍事改革
①規定水陸各營所轄兵勇凡遇有重大過犯者，均交執法官審訊，不得擅殺；②將武備學堂及防營將棄學堂合并改為武高等學堂，另設武普通中學堂。前者為張之洞軍事學堂體系中的高等軍事教育機構，后者為中等軍事教育機構。武高等學堂程度與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相等，為武普通中學堂畢業學生升學之地，為湖北乃至全國培養了大量軍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③湖北省會開辦警察，從各營選拔優秀士兵進行訓練后充任。
教育
社會辦學
①第一所學校，允許招收女兵；②湖北第二女子師范學校：黎元洪在孫中山女兒孫和孫琬的幫助下建立的，以如夫人的名義創辦的；③1914年，黎元洪特地撥款以及撥土地資助北塘開辦學堂，辦起了北塘第一所學堂——北塘貧民小學。這所學校秉承黎元洪的義舉，全部義務授課，每年只收學生兩元的學費，為貧民子弟開辟了一條求學之路；④1919年黎元洪向南開大學大學捐款“七長公債”10000元，為南開的發展解決了很大的難題；⑤黎元洪派教育家胡康民返回黃陂區擔任勸學所長和教育學會會長。1920年，胡康民在縣城創辦第一所私立中學——私立前川中學。黎元洪還為此捐款3000銀元，他還是這所中學的首任董事長，他還表示愿意將其在黃陂銀行的股款3萬元捐作前川中學發展基金；⑥辛亥革命后，黎元洪想要在武昌創辦一所江漢大學，為此，1919年黎元洪籌集了19萬元銀洋購買了當時的中興煤礦股票1000股留作辦學基金。但是因當時政事不斷，直到去世時，江漢大學也無眉目。后黎元洪的兒子用這筆巨資在武漢大學建造了一座體育館——宋卿體育館。
改善教育水平
1916年12月16日，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的校長，從此，一批具有時代精神的文化偉人出現了。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李大釗等一些有識之士都集中在蔡元培的麾下，引來了開啟中國人智慧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外交
黎元洪與中德關系
1916年，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發來賀電。此時兩國關系外交表現友好，但由于1917年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的實施，直接威脅到中國人民的利益，在協約國的邀約下，民國政府加入了對德斗爭的行列。此時的中德關系可以分為抗議、絕交、宣戰、參戰四部曲。中國是繼美國之后比較早向德國進行抗議的國家之一，由于德國方面對中國抗議未采取任何實質性行動，后中國政府再次照會德國公使。至此，中德關系由中方抗議已經上升到對德絕交。對德參戰問題在政府方面，黎元洪的態度是支持和反對的態度不斷往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德關系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特別是貿易方面。1913年當時德國在中國有近300個德國商號，但到了1919年，卻只剩下2個。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于次年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系得以恢復。
黎元洪與中日關系
黎元洪曾先后四次親自到達日本。1898年2月至5月，黎元洪第一次到達日本，被分派到禁衛騎兵聯隊練習。學成歸來，黎元洪向張之洞報告日本練兵情況，暢談學習體會，并建議派遣青年才俊赴日本士官學校學習。1899年10月至1900年6月，黎元洪第二次到達日本，重點考察馬隊、步隊的教育和軍紀，以及各隊兵法等。1901年9月至11月，黎元洪第三次到達日本，以陪覽官的身份學習日本仙臺陸軍大操的操法和軍事政治。1923年11月至1924年5月，黎元洪第四次到日本，主要內容是退隱養病，但期間他并未純粹地休閑游玩，而是經常性地受邀四處演講、會晤友人、參觀學校等。
1914年日本借口對德宣戰，出兵強占山東省，北京政府害怕戰火蔓延中國，宣告中立。1916年6月，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日本外務省通告國際通信社表示擁護，以此拉攏黎姓政府。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后，日本為改善中日關系，滿蒙獨立運動的主要策劃人川島浪速等人的舉兵計劃遭到日本政府阻止，川島浪速的勤王軍也被日本政府解散。滿蒙獨立運動雖未成功，但它實際卻成了后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建立偽滿洲國的雛形和預演。1935年，偽滿皇帝溥儀訪日時，特派侍從赴川島芳子家“慰問”，賞賜有加，可見川島家族和清朝復辟勢力的深厚關系。
1916年8月，日本東北駐軍利用該國商人吉本與一中國士兵在吉林省遼源縣(今雙遼縣)鄭家屯鎮發生口角這一普通的民事事件，制造事端并不斷擴大事態，以致最后升級為兩國軍隊發生流血沖突，要求中國讓出重大利權。最后由于寺內內閣的經濟提攜的“大陸政策”和段祺瑞政府力求日本財政支持的經濟需求氣味相投，分別給雙方退讓合作提供了條件，最后事件的處理結果也以寺內內閣為建立兩國政府的“親善”而對華作出了某種讓步，中方也對于無礙主權各款作了退讓而告終。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使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恥辱，，中國人民遂掀起了反對“二十一條”，要求收入旅順、大連租界地的斗爭，并很快發展成全國性的群眾性革命運動。此時國民反對二十一條，堅持收回旅大，但黎元洪受制于曹餛的脅迫，不能將自己的政治訴求付諸實施，成為形同虛設的政治傀儡。
黎元洪與中俄關系
辛亥革命發生后，中國邊疆政局動蕩，在英國陰謀分裂西藏自治區的同時，俄羅斯帝國抓緊了對博克多汗國地區的侵略，其主要活動是策劃外蒙古獨立。1912年11月，沙俄和外蒙古簽署《俄蒙協約》及附約《專條》，條約內容中沙俄幾乎囊括了外蒙古的全部權利。協約簽署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激起了中國各界的極大憤慨和強烈反對。北京政府聲明概不承認。袁世凱大總統為此事迭電黎元洪提出對策，黎復電同意用兵入蒙。1913年12月2日，就外蒙古自治區尚須劃界而后定外交方針一事，黎元洪向袁大總統提出：劃界為當務之急，要“先行選出熟悉外蒙古地域歷史之人多員，佐以精圖，俾其預為研究，以備他日劃界之選或者不至有失”。幾經協商，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簽署《中俄蒙協約》，中國在名義上恢復了對博克多汗國的宗主權。1916年1916年，俄羅斯為應付歐洲戰爭，并保住侵華權益，急需與日本結成同盟，以便從日本得到武器和其它援助。日本則擔心大戰后西方列強重返東方，與其進行爭奪，也要求與俄國結盟。雙方開始合謀簽訂《日俄協約》以守住各自權益。這個協議將日俄勢力范圍從東北地區和內、外蒙古擴大到整個中國，并準備相互以武力支持來“保衛”其侵華權益，從而日俄正式結為軍事同盟。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政局動蕩，新舊勢力展開激烈斗爭。北京政府追隨日本對蘇聯的外交政策，繼續承認舊俄駐華使節。直到1920年前后，舊俄勢力在國內爭奪權力的斗爭中失敗，北京政府才開始重新考慮與舊俄的關系，清理俄羅斯在華權益。
1923年3月26日，黎元洪大總統正式發布特任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的總統令，同蘇俄代表加拉罕進行談判。談判主要內容有：外蒙問題、中東鐵路問題、庚子賠款用途問題、松花江黑龍江省航行權利問題、華僑損失賠償問題等。經過一年時間的接觸和會談，于1924年3月14日，王正廷和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各以政府全權代表資格，在《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草案》、《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草案》及七種附件上非正式簽字。中俄大綱協定“猶得完全立于相互平等之基礎上，為互惠之協定”，得到了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熱烈贊同。這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府同外國政府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并由此引發了全國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同時，這也推動了中蘇兩國在北京互換建立外交關系的換文，確認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黎元洪時期的中蘇關系還反映在中東鐵路上。俄國十月革命后，中東鐵路成為中國、蘇聯及列強關注的重要問題。從1917年到1924年中蘇建交，中國北京政府積極努力，試圖收回中東鐵路的主權，但因其受制于列強，錯失了良機。蘇俄從其利益出發，先是宣布無條件歸還中東鐵路，繼而將路區劃入遠東共和國的疆界，后與中國議定由中國備款贖回路權。黎元洪還比較重視邊疆安全問題，在中俄邊境問題上，他表現出了較強的民為邦本、守土有責的思想。1923年2月19日，迪化(新疆)省長楊增新向北京政府報告俄國政府強迫俄屬宰桑的旅俄華人加入俄國籍，黎元洪復電指出，“所稱俄人強迫華民入籍一節，違背國際法，事關國權，斷難承認”，并交代國務院妥善籌措解決辦法。同年5月，俄國人在新疆寧遠的中國境內設立郵局，傳遞該國往來文函，兼收中外人民信函，并辦匯兌俄帖事宜。黎元洪得知后電迪化省長楊增新：“俄人在境內設置郵局，既侵害我國主權，復違反國際法例，自應嚴辭抗議，責令取銷”，表現出了強烈的國家主義情感。
黎元洪與中美關系
黎元洪時期的中美關系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23年以前，這是政治生活領域黎元洪和中國政府與美國的交往時期。此間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加緊與日本爭奪在華權益。美國政府先扶植黎元洪，后通過華盛頓會議，簽訂的《九國公約》打破了日本獨霸中國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實行無限制潛艇政策，之后美國國會宣布對德斷交。為保護國民和商船利益，美國國會還一度提出武裝中立政策，但是德國的潛艇政策仍未松動。為團結對德作戰力量，中美雙方外交上對緩付庚子賠款十年、增加進口稅、解除《辛丑條約》內限制中國自由防范之處等進行磋商。1921年華盛頓會議，中國方面曾提出收回關稅自主權，取消領事裁判權等，但均被拒絕。1923年6月，黎元洪被迫辭去大總統職務，于是黎元洪與美國的政治交往隨著他的退位而宣告結束。
第二個階段是1923年以后，這是私人生活領域黎元洪對美國的向往和關注時期。1923年7月，黎元洪的女兒黎紹芬趕赴美國留學。學成歸來后，黎紹芬從美國帶回了關于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尊重女性等新思想和新觀念，黎元洪對這些新生思想和事物都深表贊賞并且身體力行去實踐。黎元洪不僅樂意與美國人結交朋友，還合作創業。黎元洪在天津蓋房時，所用的木材就是來自美國的大來木材。黎元洪還以私人名義與美國人華克在北京合辦中美實業公司。黎元洪與美國人的交往促進了兩國友誼，促進了民間中美兩國的交流與合作。
工商
金融投資
黎元洪的投資范圍非常廣，包括金融、礦產、森林、造紙、食品、面粉、貿易、證券、保險等各個行業。黎元洪的投資地域也相當寬闊，從黑龍江省到香港的很多地方都有黎姓的投資。
①投資的銀行、廠礦七十余家，投資金融不低于三百萬元。其中，投資有二十余家銀行：共有中國銀行(股票金額三十二萬元)、中華江業銀行(股票一千股，股金美金五萬元)、中國實業銀行(股票金額五萬五千元)、黃陂商業銀行(股票十張，股金五萬元)、左通銀行(股票一百五十股，股金十五萬元)、勸業銀行(股票五百七十六股，股金五萬七千六百元)、新華儲蓄銀行(股票三百股，股金三萬元)、上海永亨銀行(股票五百股，股金二萬萬千元)、金城銀行(股票二百股，股金二萬元)、天津北洋保商銀行(股票二百股，股票二萬元)、華孚商業銀行(股票二百股，股金二萬元)、中南銀行(股票一百股，股金一萬元)、農商銀行(股票五十股，股金五千元)、香港廣東銀行(股票二百股，股金一萬元)、華意(義)銀行(股票二百股，股金萬元)、華孚銀行、天津匯理銀行、天津麥加利銀行、天津華北銀行、東方商業銀行、震義銀行等。
②投資的大型煤礦共有八個，即中興煤礦公司(股票六十六張，計五千四百股，股金五十四萬元)浙江長興煤礦公司(股票一萬一千零四十五股，股金三十一萬零九百元）、中原煤礦公司（股金十一萬元)、六河溝煤礦公司(股金十一萬元)、磁縣怡立礦務公司(股金十萬元)、蘆漢銀公司(即臨城煤礦，股票四張，股金十萬元)、北票煤礦公司(股票五百股，股金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元)、和萍鄉煤礦公司(股票五十股，股金五萬元)等。礦產類公司也有八個，即龍煙鐵礦公司(股票五十股，股金五萬元)、新鄉宏豫鐵礦公司(股票十股，股金五千元)、濟華鐵礦公司、中華礦業公司(股票四十股，股金四千元)、河北石膏公司(股票九張，股金八萬零六百元)、塘沽久大精鹽公司(股票七百張，股金七萬元)、永利堿廠(股票五百六十一股，股金五萬六千一百元)、伍佑泰和鹽墾公司(股票十股，股金一萬元)。森林類的共三個，即鐵嫩森林采木公司(股金十四萬六千元)、天利采木公司(股票一百股，股金一萬元)、龍門縣林照。紡織類六個，即上海豐華紗廠公司(股票一百股，股金一萬四千七百零五元)、無錫紡織公司、漢口第一織公司(股金一萬五千元)等。
③此外黎元洪還在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北京玉泉山啤酒汽水公司、興林造紙公司、山西大應廣濟水利公司、中美實業公司、上海新新公司、香港中國郵船公司等都有參股。
政治思想
民族思想
黎元洪的民族思想表現在國家對內、對外的各種政治、民生等事務中，將個人與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調和矛盾，防止內部不和，主張共同外御其侮，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強烈的民族氣節以及之后赴日考察中堅決捍衛民族尊嚴的決心。在排滿問題上，黎元洪的民族思想表現得十分分明，而非盲目地一棍子打死。“二次革命”后，黎元洪的民族思想轉向到“反清”“反帝”和反對帝制上。在日本強占旅順大連并且傷害中國國民后，黎元洪致電各個相關人物，體現出了愛國愛民、反對帝國主義侵華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節。
治國思想
前期的軍民分治思想
由于觸及地方政權執掌者的利益，多數省份的都督們表示反對，包括革命黨人因涉及到削弱南方各省的革命勢力，也表示反對，所以這一政策只在湖北、四川省、山西省三省小范圍地試行。但其積極因素卻不容否認，“軍民分治”對軍閥、都督們占地為王亂施暴政，割據一方釀成“藩鎮之禍”，把持兵柄抵制中央等行為是有著監督和制衡作用的。從后來各路軍閥肆意妄為、武人干政的情形來反觀，黎元洪這一治國思想確實是有一定的正確性在里面的。
后期的廢督裁兵思想
黎元洪的廢督裁兵的思想雖然在政治格局上帶來了曹錕獨擅權柄的消極后果，但是積極的一面是，他的廢督裁兵的主張卻為民國政治健康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對國家重大建設問題的認識
辛亥革命后，國家財政捉襟見肘，黎元洪認為必須從生產著手，發展工業，振興實業。黎元洪本人也身體力行，大力發展實業，投資領域涉及金融、礦產、林業等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多個方面，對外抵御外資入侵，促進民族企業發展，保護國民經濟命脈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對于治理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政治措施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普及教育，軍事方面要有防守的軍備，經濟發展上要贊成外資發展實業。黎元洪還特別重視新聞輿論對政治的導向作用，以及在民初穩定政權上，黎元洪認為應該頒布官制來穩定大局。
政黨思想
黎元洪的政黨觀念包含了一些資本主義的觀念。加入的政治黨派。（一）民社。民社是1912年1月16日孫武、劉成禺等革命黨人于上海成立的新派政黨，其目的在圖共和政體健全之發達。黎元洪考慮到鞏固自己權力的需要，幕后支持民社活動，成為民社的實際領袖。（二）武學社。武學社事民國元年十二月由陸海軍人于湖南會館正式組成的團體。改黨派以聯絡感情、增進智識、提倡國民主義，促進全國征兵，振奮國民精神，洗國民軍積習為宗旨。改會推舉黎元洪、黃興等人為名譽社長。（三）共和黨。共和黨是1912年5月袁世凱為在臨時國會中與同盟會對抗，將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國民黨等黨派合并而成立的。該黨標榜保持全國統一，采取國家主義，以國家權力扶持國民進步，順應世界之大勢，以平和實利立國等。黎元洪被舉為理事長。（四）進步黨。進步黨是1913年5月由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并成立，組織取合議制，理事長黎元洪，擁護袁世凱。該黨標榜采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平和實利。政黨政治體制有助于民主執政，黎元洪傾向于混合內閣。
憲政思想
黎元洪由于從北洋水師學堂開始受到嚴復的影響很深，思想上早已傾向于君主立憲，所以其的政治立場也在君主立憲派。憲法是立國的根本，黎元洪非常重視制定憲法。1916年，黎元洪繼任大總統過后，下令國會恢復憲法。黎元洪還重視地方制度建設。早在1902年，黎元洪就主持制定了我國陸軍改革的第一個法規《湖北練兵要義（十條）》，還制定了全國第一個將弁學堂章程，為湖北乃至全國培養了大量新式軍官。武昌起義發生后，黎元洪領導湖北軍政府擬定了民國第一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軍政府暫行條例》，規定都督握有軍政大權，軍政府由司令部、軍務部、參謀部、政事部構成，四部均直轄于都督，受都督指揮命令，執行主管事務。這是辛亥革命后第一個省一級政府組織法案。緊接著，黎元洪與宋教仁等人還商議制定一部根本法，作為將來民國憲法的藍本，這就是后來誕生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改法效仿美制，主張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實行聯邦制，保障公民權利，確立三權分立原則，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職權作出了明確的劃分，為將來組織臨時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據。
共和思想
在民國政體問題上，黎元洪主張實行共和主義，其就任都督職位后，公開聲明贊成民主共和，反對滿清專制。在南北議和中，黎元洪的立場與黃興等人一樣，主張袁世凱可以當選總統，但前提條件必須是贊成共和主義。黎元洪雖然主張共和主義，但是他對立憲政體是持不反對態度的。
人物作品
挽聯
人物爭議
黎元洪成為鄂督之謎
第一種說法，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之間的矛盾，給黎元洪就任鄂督提供了可乘之機。文學社與共進會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主要是兩個團體成員構成不同而導致相互猜忌，互不信任。所以，兩個革命團體走向聯合革命道路后，最高領導人選難以解決。超然于這兩個團體之外的“湖北人望”黎元洪就成為雙方都能接受的鄂督人選。
第二種說法，武昌起義之前，革命黨人就有黎元洪為鄂督的討論。也就是說，首議黎元洪為都督的，始于革命黨人自己。這種提議雖從未形成決定，但在革命黨人的私下交談中，卻多次出現。 ???????????
第三種說法，辛亥首義勝利后革命黨人群龍無首，遂決定推舉黎元洪為鄂督。革命黨人群龍無首的狀態，使得革命首義人物出任都督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而推舉黎元洪的可能性增大。
第四種說法，黎元洪成為鄂督是革命黨人威逼的結果。蕭致治、任澤全撰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轉變初探》一文認為：革命黨人的脅迫，促使黎元洪的態度發生轉變。
第五種說法，黎元洪出任都督是立憲派倡議的結果。1911年10月11日革命黨人蔡濟民等人和原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夏壽康、張國榕以及若干議員到咨議局召開聯席會議。咨議局議員大多數是立憲派人士，有人提議有革命淵源、且與立憲派交誼深厚的舊軍官黎元洪作都督，立憲派當然不提反對意見。
人物評價
著名的南社詩人，中國國民黨官僚，政治活動家葉楚傖：誠樸得諸天，福運過于人，小人所引為傀儡，君子能諒其苦哀，雖非亂之才，不失自好之士。氣度有余，聰明不足，其善容嘉言處，即受人挾制處。
近代著名翻譯家、教育家嚴復：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教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暗故。遍讀中外歷史，以為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儒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率其家；身為一國之長，必不是以保其國。
黎元洪自評：沉機默運，智勇深沉，洪不如袁世凱；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
史學家章開沅：黎元洪在中國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盡管步履瞞姍，坎坷曲折，但畢竟也是邁開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們理應給以必要的尊敬。
武昌起義首領之一熊秉坤：“自黎出之風一播，城內隱匿之軍官皆來。”
民國學者薛民見：黎元洪乃近代擁護舊民主主義革命人物之一，有別于袁世凱、徐'世昌、段棋瑞、馮國璋輩者，其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意識較多，而封建主義色彩不若袁等之濃耳。
學者馮天瑜：步履蹣跚、充滿矛盾性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及民國建立中的積極貢獻和消極作用皆不可小視；如果將其置于歷史天平做一總的權衡，黎元洪堪稱位應予基本肯定的人物。他在中國歷史大轉折關頭所表現出來的情態：彷徨猶豫、退二進三、終于守住共和底線，真實而生動地濃縮了一個數千年古國由專制通往民主路途的曲折坎坷。
學者王天獎、劉望齡：如果把黎元洪從一開始就作為篡竊首義政權，蛀蝕革命果實的角色來進行描繪，是有欠公允的。然而，在歷史上是合理的事件，并不是只有積極作用而沒有消極作用。肯定黎元洪的上臺產生了有利革命的效果，并不意味著這就否定了他破壞革命所帶來的危害。應當說，他在這方面是劣跡昭彰的：諸如攘奪首義政權，離間和殘害革命勢力，裹脅“獨立”各省向袁世凱妥協，破壞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等等罪行，是必須加以揭露和譴責的。
家族成員
人物軼事
個人愛好
黎元洪很注意健身。每日早飯前，他總要做一次體操。中午有午睡的習慣，但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沙發上。他非常喜愛騎馬與散步、打網球和滑冰。黎元洪在天津租界的住宅是一處美麗的花園，他在花園里自建了一個網球場，并且經常在下午打上一個小時的網球健身等到冬天來臨，黎元洪就讓人把網球場澆上冰，改打網球為溜冰 在北京大總統任上，他常到北海去溜冰。黎元洪晚年的閑暇生活可以用豐富多彩來形容。黎元洪不好煙酒，也不喜歡賭博。他最大的三個愛好就是書法、京劇和交朋友。黎元洪平素就喜好書法，字如其人，厚重有神。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后，黎元洪回鄉祭祖，他送給鄉里鄉親的禮物就是他親自手書寫的“福”字，由此可見黎元洪對書法的注重。晚年息居天津市后，他重是日日臨池，不知疲倦。遇到有人索要墨寶，他提筆就寫。
床下都督
武昌起義的時候，黎元洪逃到劉文吉的家中。馬野馬在《床下英雄傳》中云：“眾兵趕至劉文吉家內室搜查，到處沒發現黎元洪的蹤跡，只隱約聽得木床的抖動聲。他們在床鋪上、床架上搜了個遍也沒有發現什么。因為床底下光線很暗，看不清楚，他們就以嚇唬口氣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來，我就開槍了！”躲在床下直打哆嗦的黎氏連忙說：“別，別，別，我，我，我是黎元洪，黎某平時帶兵并不刻薄，你們為什么要與我為難？”黎還是不肯出來。眾兵只好掀床的掀床，拉人的拉人，將黎從床底下拖了出來。”
后世紀念
墓地
黎元洪墓位于武漢市洪山區土公山南坡，即現今湖北省林業勘察設計院內。黎元洪墓始建于1935年，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歷史遺跡。這里有宏大的墓道和巨大的墓冢。在墓前，留下了一條十幾米長的墓道，墓道的盡頭是刻有“大總統黎元洪墓”字樣的墓碑，墓碑后面就是圓形、大理石堆砌的黎元洪墓，墓的后面是一塊記載大總統生平的巨大碑石。碑文由中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親自撰寫。墓的前面設立了高大的牌坊。牌坊正面正中四個大字“共和磐石”蒼勁有力，背面正中刻的是“乾坤正氣”四個大字。“共和磐石”牌坊2010年末，武漢市人民政府為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慶典，斥資2000多萬元專款，重新整理和修復黎元洪墓，除了對整個墓園進行了維護，拆除了周圍的四棟房子，將墓園擴大到12畝，并增建了黎公亭、游廊等，補種了櫻花、桂花等樹木。
紀念幣
該幣正面圖案中央為黎元洪戴軍帽像，珠圈外上環鐫中文隸書體“中華民國”4字，下環鐫中文隸書體“開國紀念幣”5字，珠圈外左右兩側有梅花圖案；背面圖案中央是豎鐫“壹圓”2字，珠圈外上環鐫英文“THEREPUBLICOFCHINA”(中華民國)，下環鐫英文“ONEDOLLAR”(壹元)。兩側偏下有五角星。
黎元洪故居
大悟故居
黎元洪總統故居位于大悟縣彭店鄉黎河村黎家河。黎元洪故居紀念館及其設施的規劃與設計目前均完成。故居建設資金，將通過組織社會資金和捐資方式籌集，總投資約300萬元，占地面積4畝，故居土地征用工作正在展開中。黎元洪總統故里建成后，將成為大悟名人文化旅游景區。
天津故居
其一，在英租界盛茂道(今和平區河北路219號)是他1912與1918年先后以黎大德堂名義購自英租界工部局，8.096市土地共三塊畝，后又購自張金鑒堂上地4.69市畝。黎姓在買進這些土地后，委托一個外國建筑師，先后建成東樓、中樓、西樓、戲樓與花園等，共建房171間，建筑面積8516.5平方米。其中樓房150間，平房21間。東樓房是一所西式二層帶地下室混合結構，機磚、瓦頂，雙槽門窗，菲律賓木地板；西樓為法式三層樓房，高臺階，樓上有平臺、涼亭、裝飾富麗堂皇。中樓又叫鴛鴦樓，也是一所西式二層樓房，前后被花園圍繞。戲樓有休息廳、客廳，一些著名的最新演員在此唱過堂會。
其二，在德租界威廉路(今河西區解放南路256號)，是黎氏1917年以宋卿府君名義購置的一塊3.72市畝房產，經拆除后修建成一所花園住宅，共有房44間，建筑面積1878平方米是一所西式三層洋樓，磚混結構，混水墻，砂石面，尖形瓦頂，大理石臺階，整座建筑與室內裝飾都十分講究。院內有噴水池、方亭、石雕仙人像等，黎氏于1928年即死于這寓所。以上兩所住宅幾經拆改建，原建筑不復存在。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民國大總統黎元洪.武漢市黃陂區人民政府.2025-12-24
環球人物.人民網.2023-11-30
黎元洪.中國大百科全書.2025-08-29
近代幣鈔上的黎元洪.中國金融新聞網.2026-01-22
近現代·黎元洪·詩詞作品.祥普國學網.2023-08-03
黨課社會實踐報告——記“華師校園覓英魂”活動.華中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2023-08-03
走向共和.豆瓣電影.2023-08-03
武昌首義.豆瓣電影.2023-08-03
大長垣.豆瓣電影.2023-08-03
辛亥革命.豆瓣電影.2023-08-03
辛亥革命.豆瓣電影.2023-08-03
建黨偉業.豆瓣電影.2023-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