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爾察·鐵良（1863年4月5日-1938年6月8日），字寶臣，晚年別號抱默，謚莊靖，滿洲鑲白旗人，是清末大臣，被時人視為滿族中杰出的軍事人才。
鐵良祖上曾有多人為官，但自其祖父、父親相繼離世后，家境開始變得艱難。其早年為工部筆帖式，甲午戰后，憑借才識進入榮祿幕府，此后相繼出任戶部右侍郎、 兵部左侍郎等職。清末新政期間，鐵良曾赴日考察軍事，回國后以幫辦大臣身份參與編練新建陸軍。光緒三十年（1904年），鐵良奉命南下監察地方財政稅收和軍事，因順利完成清廷下達的使命，得了慈禧和光緒帝的信任和倚重。自光緒三十年（1905年）起，其先后擔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陸軍部尚書等職。清末立憲期間，鐵良又與愛新覺羅·良弼等滿族親貴勢力，聯合打壓袁世凱，最終將袁解除兵權。但不久之后，鐵良便受到愛新覺羅·載濤、良弼等人的排擠，于宣統二年（1910年）被外調為江寧將軍。辛亥革命爆發后，鐵良在南京對抗革命軍，失敗后逃往北京，參與創建宗社黨。清帝退位后，其以遺老身份寓居天津市，多次參與復辟活動。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5月11日，鐵良在天津病逝，終年75歲。
時人馮恕在鐵良的墓志銘中贊賞其潛心研究財政與軍事，“憂國如家”，以天下大事為己任，但由于他人的排擠與誹謗，鐵良的“理財、經武”計劃最終都難以得到實施。清末名士辜鴻銘稱贊鐵良沉著冷靜，具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雖然固執，卻有強烈的廉恥感和責任感；雖然刻板僵硬，但卻正直誠實；酷愛秩序，勇武有氣節，又具有傲慢的抵抗力量。”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鐵良出生于同治二年（1863年）4月5日，屬穆爾察氏，滿洲鑲白旗人。其始祖福拉他跟隨努爾哈赤征戰有功，清軍入關時定居北京。祖父特克紳布曾擔任江西吉安知府，從四品官；父親英會同治時擔任禮部員外郎，從五品官。鐵良早年在吉安縣讀書，祖父死后，隨父親扶喪回京，母親博爾濟吉特·巴特瑪璪親自教授其學業。四年后，其父亦死去，家境更加艱難。相傳鐵良曾因家中斷炊，拿著僅存的三方舊硯外出售賣，卻終日無人購買。由于家境艱難，鐵良便放棄科舉，轉而研究財經與軍事，以筆帖式進入工部，并考取神機營書手，月薪僅一兩銀子。此后其又相繼升任工部主事、戶部銀庫員外郎等職。甲午戰后，瓜爾佳·榮祿奉命編練武衛軍，鐵良因才識被引為榮祿的幕僚，不久便升遷為鴻臚卿。義和團運動后，又被提拔為內閣學士。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奉旨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負責督辦北洋軍。由于袁世凱權勢日重，引起滿族親貴猜忌，清廷便命鐵良參與北洋練兵事宜，于次年在保定市成立京旗常備軍督練處。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鐵良又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赴日本考察軍事。同年10月，其以戶部右侍郎的身份參與新設的練兵處襄辦，不久改為兵部左侍郎。
鐵良南下
清政府設立練兵處后，為應對日俄爭奪東北地區的危機，同時削弱地方兵權，其很快出臺了籌餉練兵政策。練兵在于籌款，然而地方督撫卻不愿向清廷提供額外的經費來削弱自己的軍權與財權。就在籌餉練兵政策難以實施時，張之洞與兩江總督魏光燾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向清廷上奏，提議把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遷移至江西萍鄉。江南制造局一向是地方督撫的財源與軍火庫，因此清政府便趁機派兵部左侍郎鐵良南下長江流域的省份，調查各省財政，考察地方軍隊，企圖清理地方兵權與財權。
光緒三十年（1904年）8月28日，鐵良乘船抵達上海市。此后其相繼對上海、蘇州市、南京等地的財政、炮臺、軍隊及武備學堂進行了考察。12月9日鐵良率隨員離開南京，繼續前往安徽、江西省、湖北、湖南省、河南省五省進行考察，直至次年2月回京。這一期間其考察的主要對象為制造局廠址、軍隊、軍事學堂、炮臺等。鐵良此次南下基本完成了清政府所下達的使命。就“劃一營制”與奪取江南機器制造總局而言，張之洞、魏光燾等地方督撫的營勇武裝，或被改變或被解散，江南制造局的大筆經費以及用人權也被收歸練兵處。就籌款而言，鐵良不僅發現了地方大批未報的款項，而且順利將蘇、皖、湘、鄂等八省的重要財源“土膏統捐”收歸中央，使中央練兵處獲得了一個穩定的經費來源。而鐵良此次南下所取得的成績也贏得了慈禧和光緒帝的信任和倚重，其很快被提拔為兵部尚書，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又充政務處大臣，甚至獲得了在西苑門內和紫禁城內騎馬的殊榮。
袁鐵之爭
鐵良南下極大地削弱了東南督撫的勢力，但其最大的受益者卻并非清廷，而是袁世凱。江南制造局歸于北洋政府控制之下，所籌得的練兵經費也大部分被袁世凱占有，而江南也逐漸被袁世凱的北洋勢力所把控。因此，鐵良南下后，袁世凱與滿族親貴勢力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袁世凱和鐵良的斗爭。袁鐵交惡，始于糧餉收放權的爭奪。練兵處初設時，曾規定練兵款項的收支均由練兵處的餉局負責，但由于袁世凱一手包攬練兵處，各省上繳的糧餉都被北洋糧餉局接收。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鐵良出任戶部尚書，其隨即從財務上對北洋軍“鉤稽精核”，抑制袁世凱勢力的擴張，使得北洋兩江總督捉襟見肘。此外，鐵良還依靠留日歸來的愛新覺羅·良弼聯絡士官生，開始在軍中培養自己的勢力，企圖打破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武備勢力。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袁鐵二人就立憲問題再次展開斗爭。袁世凱為獲得中樞大權，積極附和立憲，鼓吹責任內閣制。鐵良等人看出袁世凱是為了攬權，便指出袁所說的立憲，“實與立憲本旨不合”，進而提出立憲應該先實行中央集權，而實行中央權力，則需要剝奪地方督撫的軍權與財權。這實際上是要暫緩立憲，因此遭到袁世凱的忌恨。于是袁世凱便向慈禧參劾鐵良，聲稱“若不去鐵，新政必有阻撓”。愛新覺羅·奕劻也附和袁氏，力言鐵良的不是。慈禧本準備不讓鐵良等反對派再參加御前會議，但奕、袁的表現，讓她意識到二人的目的是為了獨攬兵權。于是慈禧立馬改變主意，使鐵良轉危為安，袁世凱和奕反而成了眾人的攻擊對象。同年10月，清政府舉行彰德會操。袁世凱和鐵良同時被任命為校閱大臣，南北兩軍的審判長也是滿漢各一，雙方營壘分明，針鋒相對。會操結束不久后，清政府便正式發表厘定官制，否定了袁世凱成立內閣的主張，仍保留軍機處，同時采納鐵良集中兵權的意見，將兵部改為陸軍部，統率全國軍隊，并由鐵良擔任陸軍部尚書。袁世凱察覺到政治環境對其不利，便主動交出四鎮新軍由陸軍部直轄。鐵良順勢接收，并推薦鳳山接管這四鎮的兵權。由于袁世凱手中仍握有兩鎮兵權，滿族親貴仍對其不放心，于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9月，清廷又內調袁世凱為軍機大臣，明升暗降，完全解除了其兵權。然而，由于袁世凱的朋友、親信、部下等依舊掌握著一些部門和北洋軍的實權，因此直隸軍政大權實際上仍被袁所控制。
遭受排擠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光緒帝和慈禧相繼去世，年僅三歲的溥儀繼位，由其父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攝政。載掌權后，竭力推行皇族集權政策。其借口袁世凱患有“足疾”，讓其回鄉養病，自任陸海軍大元帥，讓滿族親貴愛新覺羅·載洵、愛新覺羅·載濤分管陸海兩軍，同時編練衛戍軍、擴充新建陸軍，企圖分割北洋政府勢力。在袁世凱的勢力得到暫時抑制后，滿族親貴內部的矛盾便逐漸顯露，其中較為突出的便是鐵良與愛新覺羅·良弼之間的矛盾。良弼曾留學日本，向來以知曉軍事出名，目空一世；鐵良則憑借自己的才識從底層升遷至高位，在滿族將領中頗有資望。雙方雖然在排袁斗爭中相互合作，但卻彼此輕視，在爭權奪勢問題上也是積怨頗深。在禁衛軍成立時，良弼僅被授予第一協協統，職位遠低于鐵良，因而其心中不快，常在愛新覺羅·載濤面前鄙薄鐵良。而載濤也對資望在自己之上的鐵良心懷嫉妒，加之鐵良并非皇族，不如良弼親近，于是其大力支持良弼排擠鐵良。與此同時，被解職的袁世凱也派人在滿族親貴中散布謠言，稱鐵良與袁暗通合謀，想要奪取載濤的兵權，進一步離間了鐵良與載濤之間的關系。由于受到排擠，鐵良便稱病辭職。宣統二年（1910年），鐵良被免去衛戍軍訓練大臣和陸軍部尚書職務，外調為江寧將軍。
遺老生涯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全國各地紛紛響應。11月8日，原屬清軍的徐紹楨率領陸軍第九鎮在陵關起義。徐被革命黨人推舉為江浙聯軍總司令，率軍攻打江寧（今南京）。鐵良雖然率軍抵抗，但很快遭到失敗，倉皇而逃，由日本人護送逃往上海后返回北京。此后鐵良又與愛新覺羅·良弼等人打出“君主立憲維持會”的旗號，成立“宗社黨”，公開反對清帝退位，反對與南方革命政府議和。民國元年（1912年）1月26日，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傷，三日后斃命，宗社黨遭到沉重的打擊。不久，宗社黨黨徒紛紛出京，鐵良也逃往天津市租界內，此后頻繁往來于大連市、天津、日本等地，進行復辟活動。袁世凱出任大總統時曾邀請鐵良出山，但被其拒絕。民國六年（1917年）年6月，張勛與宗社黨為首的勢力串通，乘“府院之爭”帶兵入京，擁立丁巳復辟。期間，鐵良、張人駿等人曾被溥儀任命為弼德院顧問。張勛復辟失敗后，鐵良又再次回到天津租界。民國十三年（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后也寄居在天津租界，鐵良等滿清遺老便繼續向溥儀效忠。隱居天津市期間，鐵良還經常以作詩、寫字作為消遣。其對于書法尤為喜愛，曾自撰一副七言對聯“惟期后輩知書益，莫忘當年賣硯難”，回顧其年輕時的困苦經歷。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月8日，鐵良在天津病逝，終年75歲，溥儀賜予其謚號“莊靖”。
人物軼事
錫良與鐵良
張之洞在北京時，曾赴某尚書的筵席，當時客人中還有兩位尚書，一個是錫良，一個是鐵良。席間，張之洞說：“我幼年時曾聽過一個笑話，不知諸公愿不愿聽？”眾人都說愿意。于是張之洞講道：“我家鄉有個塾師，十分嚴厲，學生們經常挨打，便想了一個法子報復。他們逮了兩條泥鰍，悄悄放在老師的夜壺里。半夜老師起來小便，夜壺里的泥鰍突然劈劈啪啪地跳了起來。老師大驚，順手把夜壺扔到門外，夜壺是瓦的，應聲而碎。第二天，私塾主人為老師換了一把錫夜壺，學生又悄悄在夜壺底鉆了個小孔。老師不知，半夜撒尿，結果被褥全部被打濕，氣得老師大罵不止。主人又為他換了一把鐵夜壺，這樣終于平安無事。一天，私塾主人同老師談到夜壺的優劣。主人問：‘瓦夜壺與錫夜壺哪個更良?’老師回答：‘錫良。’主人又問：‘然而錫夜壺與鐵夜壺哪個更良呢?’老師回答：‘鐵良。’”
鐵良遇刺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一直將暗殺作為革命的重要手段。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2月，鐵良南下考察結束，準備從湖南省經武漢返回北京。革命黨人王漢得知消息后，便向胡瑛、劉靜庵等人提議刺殺鐵良。經過商議，眾人決定由王漢和胡瑛執行刺殺任務。刺殺地點最初選在武昌，但考慮到此舉可能影響到日后的起義，也牽涉到自己的家人，于是革命黨人便將地點選在了河南彰德（今安陽市），這是鐵良北上的必經之路。王漢、胡瑛二人攜帶手槍到彰德后，等了幾天，鐵良遲遲不至。胡瑛臨陣膽怯萌生退意，王漢便獨自負擔起刺殺任務。幾天后，鐵良乘火車到達彰德，正準備換轎進城休息。王漢已在此等候多時，他見鐵良下車，便選好位置開槍射擊。然而，由于王漢缺乏訓練，射術不精，連發幾槍都未命中鐵良。鐵良的警衛立即前來追捕，王漢見刺殺失敗，便逃出人群。警衛們窮追不舍，王漢不愿被捕，被迫投井而亡，年僅22歲。鐵良下令彰德府知府追查此事。于是，官府將王漢尸體打撈上來，發現其身上有一篇闡明民族大義的絕命書，才知道其是革命黨人。胡瑛得知王漢死訊后，假扮成商人與當地士紳交涉，將尸體輾轉保出，在當地草草埋葬。事后胡瑛回到武昌，向革命黨人講述了王漢英勇犧牲的事跡。
案無留牘
據鐵良曾經的下屬李炳之回憶，鐵良為人勤懇謹慎。在陸軍部期間，鐵良每日退朝后就到部里辦事。當他到部以后，部里的司長、科長等都會抱著公文，到他辦公室請他批閱。鐵良一件一件、不慌不忙地看，一般例行公事基本就隨即批閱。有問題的，他便會挑出來，說：“這件我們要談談。”最后剩下幾個人留在辦公室，鐵良便一個一個談話，幾乎每件公事，他都當場做出決定。因此每天公事雖多，但其卻可以做到案無留。鐵良曾告訴李炳之其處理事情迅速的原因，他說："看公事要看頭、尾。頭就是事由，尾是這件公事請求的目的，頭尾一看，這件公事的綱領，已經了然于胸。至于中間所敘事實經過，大概一看，知道就可以了。如果有問題，可以仔細看看，否則看過就是。如果每件公事都字字推敲起來，那要消耗多少時間呢?”鐵良辦事雖然敏捷，但卻不潦草。據李炳之稱，下屬們向鐵良匯報時，他都能一項一項記得清清楚楚，毫無錯。
人物評價
民國七年（1918年）沃丘仲子在《當代名人小傳》中對鐵良的評價為：“深思明辨而器量狹隘，雖親交，一言不合輒與之絕。兵事僅通大略，所拔將校，半庸腐材”，認為其雖然做事精細謹慎，但卻氣量狹小，對于軍事也只是知曉大概。
清末名士辜鴻銘在其所著《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中，將鐵良與英國蘭斯東勛爵相提并論：“他們固執，卻有強烈的廉恥感和責任感；刻板僵硬，但確實正直誠實；酷愛秩序，勇武有氣節，又具有傲慢的抵抗力量；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還沉著冷靜。”又稱“目前的滿洲貴族中，像鐵良等人，便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鐵良去世后，時人馮恕在為鐵良所作墓志銘中贊賞鐵良潛心研究財政與軍事，“憂國如家”，以天下大事為己任 。同時也指出由于奸邪小人的憎惡與誹謗，鐵良的“理財、經武”計劃最終也都難以得到實施。
康有為曾私下給梁啟超寫信說道:“鐵良(何不設法用之)則吾見汪大燮、孫寶琦皆極稱之，以為滿族第一，且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誠可深結”，認為鐵良是當時滿族中最有才識和魄力的人，可與其深交。
受鐵良器重的一位漢人部下李炳之在新中國成立后回憶他時，仍不斷稱譽其“為人很勤懇謹慎，記憶力過人，條理也很清楚，為人謙抑，一向老成持重”。
人物關系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走向共和 (2003).豆瓣電影.2024-02-22
賈一平 Yiping Jia.豆瓣電影.2024-02-22
辛亥革命 的全部演職員.豆瓣電影.2024-02-22
辛亥革命演員表.首映網.2024-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