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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1856年6月30日-1928年4月30日），清末民初翻譯家、學者。名Tomson，即湯生，號立誠，鴻銘為其字。別署為漢濱讀易者、冬烘先生，又號“讀易老人”，常自稱“慵人”。英文名為Kuh Hung-beng或Ku hung-Ming，另稱Amoy Ku，所撰西文文章，署名為“一個中國人”或“一個穿長袍的中國人”。祖籍福建同安。關于辜鴻銘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說服力的考證材料，往往基于猜測而莫衷一是，另有漳州市海澄、惠安縣、泉州晉江數說。

辜鴻銘1856年6月30日生于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是其父辜紫云次子，其母為西洋人，辜鴻銘由此也擁有混血兒的藍眼特征。他從小聰明伶俐，受來自英國的橡膠園主布朗夫婦喜愛，被收為義子。辜鴻銘從小受西式教育，曾在檳榔嶼的英國王子中心學校學習三年，主要學英語。13歲左右由布朗夫婦帶往歐洲留學，在西方游學十一年。他先于1873至1874年之交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專攻西方文學。1877年春獲文學碩士學位。此后他又曾到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獲工科文憑。接著在法國巴黎、意大利等地游學，1880年返回檳榔嶼，娶妻淑姑，后被派往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任職。三年后，他在新加坡結識了清廷洋務派官員馬建忠，在馬建忠的啟發下，辜鴻銘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從此留心蓄發養辮，改穿長袍馬褂，閉門鉆研中國語文。隨后，辜鴻銘轉往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攻讀中文書籍和儒家經典，廣泛研究西方漢學著作。這一時期，他還開始以英文發表文章，對西方漢學進行批評，正式揭開了其文化活動的序幕。1885年，辜鴻銘在日本納妾，其名貞子，本姓吉田。同年他進入張之洞幕府擔任洋文案，主要負責譯述情報和禮賓工作，歷時近20年。在這期間，他曾協助張之洞創辦兵工廠，為其延聘各種教習等。辜鴻銘用英文譯述儒家經典，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中庸》，著書立說，向西方宣揚儒家文化，為晚清政府辯護，并抨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及其西方文明。1905年經張之洞和周馥舉薦，辜鴻銘出任黃浦江濬治局督辦。隨后被任命為外務部員外郎，晉升郎中，擢[zhuó]左丞。1910年1月，清廷以其為“游學專門列為一等”，賞給文科進士。年底，他辭去外務部職務，出任南洋公學監督。在晚清，辜氏在政治上大致屬于洋務派。他既反對戊戌變法，也反對辛亥革命，曾撰文著書屢以攻擊。辛亥革命后，他以遺老自稱，留辮不剪，與世抗爭。1917年丁巳復辟，他卷入其中，負責外交聯絡，被列名為外務部侍郎。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聘其為北大教授，主講英詩和拉丁語。五四運動前后，辜氏仍不懈地以中英文著書作文，堅持批評西方文化，宣傳儒教救世救西和中國文化優越論，同時反對新文化運動。在西方，他是東方文化的代言人，在中國則是“新青年”們抨擊和嘲諷的頑固象征。1924年，辜鴻銘被邀往日本講學三年，主講東西文化，其間曾應其宗弟辜顯榮之邀到臺灣演講。1928年4月底，奉系軍閥張宗昌內定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鴻銘也有意前往執掌。但染了感冒，請了法國醫生來看，不見好轉。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由于辜鴻銘生在馬來西亞，學在歐洲，出仕清廷，娶日本女人為妾，他自稱“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政府”，又曰“東西南北人”。

辜鴻銘用英文創作《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書，并有多篇闡述中國文化的隨筆。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西亞、俄等9種語言，獲文、哲、理、神等13個博士學位，向西方人宣傳東方文化和精神，是中國清末民初精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在翻譯史上，辜鴻銘打破了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儒學經典的翻譯壟斷，完成了更貼近實際含義的英文譯著。其著作文風奇警，文筆犀利，行文流暢、機智詼諧。由于辜鴻銘脾氣古怪、行為乖張不可捉摸，且好作驚人之語，被稱為“文壇怪杰”；西方流傳一句話形容他：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人物生平

童年經歷

辜鴻銘于1856年出生在馬來亞檳榔嶼一個華僑世家。他的曾祖父名叫辜禮歡，曾首任英屬馬來半島的“甲必丹”，家族從此興盛。辜禮歡生有八子三女，子女中最有出息的是辜安平、辜國材和辜龍池。辜安平自幼被送往國內讀書，得中進士后在林則徐部下為官，后調職臺灣并定居下來。其孫辜顯榮和曾孫辜振甫在商業上都有很大的成就，聲譽卓著。辜國材和辜龍池在政治上也都有所作為。辜龍池就是辜鴻銘的祖父。他的兒子也即辜鴻銘的父親叫辜紫云，以經商墾植為業。他幫英人福布斯?布朗（ Forbes Brown）管理一個名叫“牛汝莪[é]”的橡膠園，擔任經理，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由于勤勉忠厚，深受布朗信任和器重。辜鴻銘是紫云次子，其母為西洋人，所以生就一副藍眼睛，加之聰明伶俐，也甚得布朗夫婦喜愛，被收為義子。辜鴻銘從小受西式教育，曾在檳榔嶼的英國王子中心學校學習三年，主要學英語。14歲時（1870年），他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后回到英國。

廣納西學

辜鴻銘在西方共呆了十一載。他被戈登·布朗帶到蘇格蘭，進入著名學校蘇格蘭公學，后再入愛丁堡文法學校。在辜鴻銘臨行前，他的父親辜紫云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里，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他通過背誦約翰·彌爾頓《失樂園》、莎士比亞戲劇來記憶英文。物理、化學等科目則由家庭教師在布朗家中的實驗室講授。后來辜鴻銘隨布朗族赴德，在布朗的指導下，通過背誦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浮士德》學習德語。布朗還循循善誘鼓勵辜鴻銘統一對法、葡、拉丁、希臘文等進行了深刻學習。這成為辜鴻銘后來精通多門外語的基礎。接著，辜鴻銘閱讀了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了解到浪漫主義學者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揭露和批判。在正式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之前，他的父師布朗曾親自把他送到卡萊爾教授家中，并一同在這位老學者家中連住了三個月。17歲時，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著名的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院，專攻西方文學，師從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并得到其賞識。1877年春，他順利通過了拉丁語、希臘文、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諸多科目的考試，以優異成績榮獲文學碩士學位，時年方21歲。此后他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并到法國巴黎、意大利等地游學，1880年24歲時返回檳島。

出仕清廷

1880年，辜鴻銘返回馬來西亞后，旋即被派往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任職。他在新加坡得遇清朝洋務派官員馬建忠，兩人一見如故，面談之后辜鴻銘決定辭去殖民政府職務。他從此留心蓄發養辮，改穿長袍馬褂，閉門鉆研中國語文和儒家文化。1882年，辜鴻銘轉往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在香港，他一面廣泛閱讀傳教士和西方漢學家們關于中國文化的著作，尤其是威妥瑪關于中國語言的著作，理雅各英譯的儒家經典，以及巴爾福、翟理思、衛三畏等人的各種著作。這一時期的辜鴻銘主要學習傳教士和漢學家的英文著作來認識中國文化。他還曾到過福建老家和上海市，并拜師補習文言文，探索著回國效力的道路。這一時期，他還開始以英文發表文章，對西方漢學進行批評，正式揭開了其文化活動的序幕。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秘書）。

辜鴻銘為張之洞幕僚之后，充分發揮才干，與梁鼎芬對湖北舊式書院進行改革，引進“時務”，并創建新式書院和學堂（如經心書院、兩湖書院、江漢書院、礦業學堂、工業學堂等）。辜鴻銘與梁鼎芬為張之洞謀劃、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設“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方言”學西方語言及外事交涉諸務；“格致”兼通化學、物理、工學等，為眾學之門；“算學”乃制造之本源，以求為國家培養通用型實用人材；“商務”關系強國富民大計，旨在造就管理財務人材。由辜鴻銘草擬初稿，與梁鼎芬敲定底稿，再呈張之洞審定，于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帝，獲欽準。自此，華中地區有了第一所高等學府，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兼任方言教習。凡辜氏門生二年內必以西班牙語對答如流。1896年，學堂實施改革，增設德、法、俄、日諸文。辜鴻銘仍于公務余暇兼授英語、德語。辜授課極嚴，全校師生景仰，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

除辦學，他還協助張之洞創辦兵工廠，為其聘請各種教習等等。辜鴻銘以英文譯述儒家經典，著書立說，向西方宣揚儒家文化，為晚清政府辯護，并抨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及其西方文明。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5年經張之洞和周馥舉薦，出任黃浦江濬治局督辦。隨后被任命為外務部員外郎，晉升郎中，任左丞。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語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0年1月，清廷以其為“游學專門列為一等”，賞給文科進士，同榜中嚴復居首，他位在第二。年底，他辭去外務部職務，出任南洋公學監督。

晚年生活

辛亥革命后，他辭去公職，此后以遺老自居，至死與民國作對，詛罵新生事物，并留辮不剪，與世抗爭。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不避其頑固保守聘其為北大教授，主講英詩和拉丁語。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他曾對學生說，當時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1917年丁巳復辟，他卷入其中，負責外交聯絡，被列名為外務部侍郎，并因此遭到廣泛批評，險些丟掉教職。五四運動前后，辜氏仍不懈地以中英文著書作文，堅持批評西方文化，鼓吹儒教救世和中國文化優越論，同時反對新文化運動。在西方，他儼然成為東方文化的代言人，在中國則成為“新青年”們抨擊和嘲諷的頑固象征。1920年，辜鴻銘和英國作家威廉·毛姆會面，一年后，又會見了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1923年，蔡元培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辜鴻銘也緊隨辭職。不久，經人推薦到一家日人辦的英文報館當總編。1924年4月23日，印度徐志摩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訪華，辜鴻銘與梁啟超、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熊希齡、蔣夢麟等前往北京前門車站迎接。同年，辜鴻銘見到溥儀。從本年起，他赴日本講學三年，期間還曾赴臺灣，由臺灣遠親鹿港辜家的創始人辜顯榮招待。1927年，辜鴻銘從日本回到中國。不久后他的妻子去世。日本人推薦他做新組建的“安國軍政府”大帥張作霖的顧問。張作霖對穿前清服飾、留小辮的辜鴻銘感到奇怪，直截了當地問：“你能做什么事？”；辜鴻銘見其態度與當年張之洞總督“待人如賓”的風范迥異，乃拂袖拒絕受聘。1928年4月底，奉系軍閥張宗昌內定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鴻銘也有意前往。但染了感冒，請了法國醫生來看，經治療不見好轉。當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主要作品及特點

儒經翻譯

辜鴻銘一生完整翻譯過的儒經有三部，即《論語》《中庸》和《大學》。但正式出版、公開發行的只有前兩部，其它的都是誤傳。辜鴻銘還零星翻譯過《詩經》《尚書》《易經》《孟子》《孝經》《禮記》等經典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有的反映在論著文章中，有的還在英文報刊上專門發表過。

在翻譯理念上，辜鴻銘視作品為“有機整體”，其譯文在總體上，顯示出對儒家經義比此前一般傳教士和漢學家（包括理雅各在內）有更為全面貫通和深入的理解。比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一句的翻譯就有代表性。辜氏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為：“hates to die without having one anything to distinguish himself”，傳教士理雅各則譯為：“ dislikes the thought of his name not being mentioned after his 死亡”。由此可見，辜氏的翻譯相當準確，理雅各的譯文則錯得太遠。在理氏看來，君子是不應當掛念死后之名的，所以他將此句譯為“君子討厭掛念死后名字不被人提及”。辜鴻銘的譯文流暢自然，顯示出很高的英語文學修養，追求在翻譯中既展示儒經深的哲理，又展現其文學上的價值。

在具體翻譯方法上，辜鴻銘主要取意譯法。這種翻譯法追求譯文與原作之間的“靈活對等”。在《論語》譯序中，他明確指出自己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塑造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并公開聲稱其譯文是“努力按照一個有教養的英國人表達同樣思想的方式，來翻譯孔子和他弟子的談話”。在《中庸》譯序里他又明確表示，其翻譯標準是“徹底掌握其中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例如，“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論語·學而第一》）。此句中的“敏”字本是勤快的意思，辜氏譯為“deligent”可以說適得其意。理雅各將其譯為“earnest”（恭敬、認真、篤實），則離真意甚遠。又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第一》）。此句中的“歸”字意為“歸于”。理雅各似乎不懂得漢語中的“歸”字還有這一用法，他將其譯作“resume”（回歸或重新恢復），這樣一來，整個句子的內涵就受到了影響。而辜鴻銘譯為“ grow in”，則非常合適。

辜鴻銘翻譯的過程中，引用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如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人的言論來注釋儒經，這在儒經翻譯史上尚屬首次，類比兩個文明的古代圣賢，如將顏回比作圣徒約翰，仲由比作圣徒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于一些中國的歷史朝代，他也用西方人熟悉的方式類比，如夏朝之于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于現代歐洲人。他在積極幫助西人理解經文的同時，內心深處更尋求西人對儒家經典價值的認識、及其對儒家道德文明的認同。在《中庸》頭版序言中，他曾指出：“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如我在譯本中所附的注釋所顯示的，在現代歐美最優秀和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最近著述中，能找到與這本寫于兩千年前的書同樣的形式和語言的闡述，而這正是該書特有的價值所在。”由此可見，顯示儒經的價值也是他引注西方思想家言論的意圖之一。

然而，辜鴻銘過于注重意譯，會出現誤譯、漏譯或錯譯的問題。他強行將中西人物進行類比，有時候不倫不類。在《論語》翻譯中，辜鴻銘還隨便刪掉經文中出現的大量中國人名，他對于孔子的弟子除顏回和子路外，其它一般都直譯為“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又如“深則厲，淺則揭”（《論語·憲問第十四》）。此句中“厲”的意思是“穿著衣服蹚過去”，全句意思是說明要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不同對策：水深則穿著衣服蹚過去，水淺則擦起下衣涉過去。但穿著衣服蹚過去不免有些古怪，為了不讓西方人因此加重對中國人的偏見，他將這個一般注解都較明確的“厲”字譯為“游過去”。

隨筆

辜氏著作文風奇警，文筆犀利，行文流暢、機智詼諧，這是他的著作和思想在西方得以產生廣泛影響不容忽視的因素之一。他常常采用問答形式來闡述自己觀點的行文，形式運用自如，令人回味、啟人深思。

清流傳：中國的牛津運動

1910年，辜鴻銘出版《中國牛津運動故事》，該書首次在上海市出版。這是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最后一本重要著作。牛津運動指1833年由牛津大學一些英國國教教士發起的宗教運動，其目的是通過復興羅馬天主教的某些教義和儀式來重振英國國教。辜鴻銘以張之洞領導的清流運動類比來編著此書。辜鴻銘有兩個目的，一是“想幫助我們中國人去與現代歐洲的進步與新知的觀念戰斗，回顧我們過去的運動可以總結教訓。我們怎樣戰斗，為什么失敗和怎樣失敗：所有這一切對于我新的外國盟友也將是有用的”；二是紀念領導他參加“中國的牛津運動”的首領張之洞，并藉此向西方再作一次悲壯的抗議，告誡他們已經到了必須改變對中國政府及其文明的錯誤態度的嚴峻關頭。在該書序言中，辜鴻銘批評英國人所謂的“觀點”哲學，譴責他們將其自以為是的關于道德、宗教與文明的“小小看法”強加給中國人的行徑。他引用英國將領查理·喬治·戈登的話警告西方：中國人“希望有一種選擇權，僧恨突然外加給他們的道路，就仿佛他們對此亳[bó]無意義似的”。如果西方人繼續漠視這一點，中原地區人即便完全接受西方所強加的一切，也不會真正貫徹它。在該書再版的附錄中，他又悲憤地預言：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的災難性后果，“必將迫使歐美民族非常嚴肅地反省他們對待中國及其文明的方式”。

春秋大義：中國人的精神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辜鴻銘開始在英文報紙《中國評論》發表一系列關于中西文明的隨筆，后編成集，在1915年出版。《春秋大義》又名《中國人的精神》，全書由“中國人的精神”、“中國婦女”和“中國語言”等七部分組成。其中“中國人的精神”是核心。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是嘗試解釋中華文明之精神，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恒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原地區語言”。他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在本書中，辜鴻銘反對西方文明，提倡中國傳統文明，明確地提出中國文化拯救西方的主張。

人物思想

中國人的溫良

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大學演講《中國人的精神》時提出，盡管中國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的弱點，但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特征是深沉、博大、純樸和靈敏。因此，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即一種心靈的生活，因此中國人永不衰老。他引用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來描繪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產生的那種“安詳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辜鴻銘認為，“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同樣有可能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溫柔”。雖然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馬利亞，但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更加“輕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禮”。例如《詩經》中的《關雎》一詩中，中國理想女性有三個本質特征，即“悠閑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后是純潔或貞潔”。

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讓中國人擁有了溫良的品質。“良民宗教”即孔孟之道，教育人們成為識禮的好人。這種文化優于歐洲文明，辜鴻銘因此提出，將中國人禮義并重的儒家文化奉送給歐洲，以此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并為一戰戰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

文明高下之辯

辜鴻銘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正式確立，是在甲午以后至戊戌時期。1896年，在《上湖廣總督張書》中，辜鴻銘明確表示了對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拒斥，和對儒家尊王之旨，義利之辯和忠恕之教的信服，留下了保守主義文化觀的確鑿記錄。代表作品是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一書。在列強瓜分中國的民族危機和維新變法浪潮高漲的刺激下，辜鴻銘譴責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政治壓迫、軍事侵略，民族和文化的歧視，痛斥了在華西人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各種罪行，而且還公開與西方爭辯了中西文明。

辜鴻銘認為，西方人尤其是英國民族十分傲慢，因為不了解中國人而看不起中國人，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有真正的道德文明。西方人大多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或文明，而在辜鴻銘眼中，儒家文明應處于基督教文明之上。近代歐洲的進步，重點放在產業和機械工業的發達上，而古代中國則側重于人的進步，人的靈魂和理性的進步。西方文明根本上是一種務外逐物的“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社會的一切方面都貫穿著實利主義、機械主義和強權主義的精神。而中國的儒家文明則完全不同。中國文明是一種真正的道德文明。它不僅首先公認一種道德責任感，將它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還使人們能夠完滿地獲得這種道德責任感。在中國，教育方式、統治方式和所有的社會制度都為這一目標服務，即致力于培養人們具有道德責任感；所有的風習，個人生活的追求等無不被鼓勵和設計以服務于人們容易服從這種道德責任感。

批評西方漢學

中國學又叫漢學，是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研究中國問題的總稱。長期以來，它成為西方人認識和了解中國人及其文明的重要途徑。辜鴻銘一生都在以英文寫作批評西方中國學和中國學家。1883年，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英文寫成《中國學》篇長文，于該年10月和11月分兩次連載于《字林西報》上，自此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譯經注釋和序文里，以及晚年在日本的演講中，他都曾專門談論過這方面的問題。西方漢學界盛行自以為是的不良習氣，總體水平實際上非常低下。辜鴻銘諷刺說，“憑著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一個在中國的英國人，只要他愿意，隨時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稱為孔子的。”它實際上也反映了西方人的無知和民族文化優越感這導致他們研究方法不當，沒有掌握中國文學和哲學的原理。辜鴻銘認為，科學的研究程序要像《大學》里一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先弄懂中國人個人行為的原則，然后再探究這些原則如何運用和貫徹到中國人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家庭生活中，最后，才能將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研究方向，用于研究政治及國家的管理制度。此外，辜鴻銘還認為，一個中國學的研究者除了理解中國的基本原則和概念，學習中國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禮儀風俗之外，還必須有歷史知識。西方漢學家既不了解中國民族的道德原則，又缺乏相關歷史知識，因此無法得出正確的評價。

抨擊西方傳教士

辜鴻銘在早期文化活動中猛烈抨擊西方在華傳教和傳教士。1891年長江教案期間，他以英文寫了一篇重要的反傳教文章題為《為祖國和人民爭辯》，副標題為《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系論》。該文發表于上海的一家英文報刊《字林西報》上。辜鴻銘首次以“一個中原地區人”的名義就教案和傳教問題，直接對西方公眾發表自己的意見。

他把西方列強在華傳教冠冕堂皇的借口或者“傳教士公開聲稱的目的”，歸納為“提高人民的道德”、“開啟人民的智識”和“慈善工作”三點，然后以事實一一進行駁斥，說明在中國進行傳教完全沒有必要。辜鴻銘指出，所謂“提高人民的道德”，這是“中國最初被請求接受生半傳播基督教的真正合理的目的”，就這一目的本身來說無疑是神圣的。但在中國，那些最優秀和最有教養的中國人的心靈與基督教格格不入。歐美在華傳教對中外雙方不僅無益，而且大有害處。他們傷害了中華民族，造成了中國人民強烈的仇外情緒。而這種仇外情緒又必然造成對歐美利益的傷害。因此，辜鴻銘主張在華傳教活動必須立即加以根本改革乃至徹底廢止。

人物影響

思想影響

《春秋大義》1915年4月在北京首次出版，它一問世就受到西方輿論界的廣泛注視，被各大報刊普遍節錄摘譯，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丹麥評論家勃蘭兌斯，德國學者臺里烏司，奧斯卡·A·H·史密茨，弗蘭士等名流，都曾對此書作過評述。勃蘭兌斯1917年作《辜鴻銘論》一文，評述了此書的內容，在西方思想界頗有影響。1922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為滿足日益增多的讀者需求，又將此書再版發行。《春秋大義》還被譯成德語。1916年，德國就出現過兩種譯本：一種題為《中國人民之精神及大戰之出路》，譯者為瑞典學者斯萬伯。勃蘭兌斯就從他的譯文了解辜鴻銘的思想；另一種為著名學者奧斯卡·A·H·史密茨所譯。此本1924年曾被重印，較前一種流傳更廣。《春秋大義》的法譯本于1927年在巴黎出版，譯者為費里羅。此前的1925年，法國巴黎以保守聞名的《爭辯日報》曾連載辜氏此書的主體“中國人民的精神”部分，題為《中國人精神的自我闡釋》，基本上反映了辜氏思想的主要內容。該年年底，美國著名的《當代》雜志又全文譯載了此文。他的著作被大量翻譯出版，大小報刊競相介紹和贊揚，德國高校和學術機構甚至出現“辜鴻銘俱樂部”和“辜鴻銘研究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列島也興起一陣不大不小的“辜鴻銘熱”：辜鴻銘20年代赴日講學的某些言論，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為“大東亞文化建設”提供理論依據；他的有關講學內容被編成《辜鴻銘論集》廣為流布，頻頻出現于書刊報章乃至廣播電臺中。但這種宣傳是對辜鴻銘思想的曲解。

翻譯學貢獻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他一方面將我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通過中書英譯，讓西方人能夠更準確地理解中華文化。另一方面，辜鴻銘將外國詩歌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癡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他在翻譯中主張意譯法，即采用"動態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他所翻譯的《論語》，在歐美國家銷售近萬部，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

傳承新人文主義

清末民初，辜鴻銘以英文輸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實現對西方物質文明的批判，在思想內核上回應了“關注人自身的發展、提高人的素質”的新人文主義。他以外文譯漢文，把中國的文化介紹給西洋人，同時指出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問題。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受到辜鴻銘直接的啟發，指出西方文化的進化論、功利主義和強權意志學說導致歐洲陷入崇拜權力并形成軍國主義思潮，同時，他們迷信科學萬能從而動搖了宗教和道德的基礎。林語堂同樣繼承了辜鴻銘的事業，用英文講述中國傳統文化，批判西方物質文明當中的缺憾。

個人生活

家庭成員

關于辜氏的家庭情況，現在人們知之甚少。傳說辜鴻銘的母親為“英婦”或“葡萄牙女人”，尚無史料證明。只知他有一妻一妾。妻子名叫淑姑，廣東籍（一說湖南籍），是一個中國舊式的裹腳婦女，辜氏異常喜愛她的“三寸金蓮”。妾名叫吉田山村貞子（又名蓉子），日本大阪人。兒子叫辜守庸，為貞子所生。兩個千金是淑姑所產，一名辜珍東，一名辜娜娃，都聰敏好學，精于英文，且像他父親一樣性情孤傲。辜鴻銘死后，據說兩個女兒兩位都到蘇州市一所廟里削發為尼。

社會關系

后世紀念

惠安辜鴻銘紀念室

辜鴻銘祖籍惠安，螺陽上坂村是其父輩們生活和居住過的地方。螺陽鎮上坂村辜氏族親合力重建辜氏宗祠，1999年春落成，并設立“國學大師辜鴻銘紀念室”。為了紀念他，近年來，當地的辜氏宗親每逢傳統節日，都會舉行紀念辜鴻銘中華詩詞吟誦會。

柏樹胡同26號

柏樹胡同（舊名椿樹胡同）屬北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胡同的26號曾是辜鴻銘寓所。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柏樹胡同26號與相鄰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館，門牌號變更成了柏樹胡同30號。前幾年王府井旅館倒閉，改建為綜合功用的小樓。如今柏樹胡同30號二樓成了東城區國稅局的辦公樓，一樓則是一家名為“都一齋飯莊”的小飯館。

人物軼事

北大傳奇

1907年辜鴻銘調任外務部員外郎，人稱辜部郎，住北京椿樹胡同。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辜鴻銘為教授，開設英國詩歌、希臘文諸科。辜鴻銘初上課，一身長袍馬褂，瓜皮帽帶小辮，學生見之哄堂大笑。辜鴻銘義正言辭：“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課堂頓時鴉雀無聲，傾聽教誨。辜鴻銘開門見山：“所以學英文者，冀將我國溫柔敦厚之詩教，化諭西夷也。”辜鴻銘在教學上，善于將中西方文化融會貫通傳授給學生，如講授英國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個對應的中國作家作品，以比較中西文化。他把約翰·彌爾頓長詩《Lycidas》比作《離騷》，把杜甫說成是“中國的威廉·華茲華斯（1770-1850，英國詩人）”。“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天價講座

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沒有售票的先例，辜鴻銘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梅蘭芳的京劇演出。聽梅蘭芳的京劇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卻仍然趨之若鶩。

主張納妾

辜鴻銘很主張男人要娶小老婆，認為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他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徐志摩結婚時，他的妻子陸小曼曾對他說：“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是不能公用的！”林語堂則從《金瓶梅》中拈出潘金蓮的那句名言：“一個碗里放兩把羹匙，哪有不磕碰打絆的？”林語堂認為，潘的這話正好可與辜鴻銘的“壺一杯眾”說比趣。

傳承重擔

1885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五十歲生日，清末詩人沈曾植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沈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二十年后，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么？”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后，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托翁往來

托爾斯泰與辜鴻銘的正式交往始于1906年初，機緣是日俄戰爭。托爾斯泰自始至終反對這場無恥的侵略戰爭，對深受戰禍之害的俄羅斯、日本和中國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辜鴻銘也是在日俄戰爭時期開始重視托爾斯泰的。1904年12月10日起，他在《日本郵報》連載了《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Et Nunc,Reges,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的長文（該文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并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1906年結集于上海市刊行此文的單行本。3月，他將這本小冊子連同《尊王篇》和一封信，委托俄羅斯駐上海總領事勃羅江斯基帶給托爾斯泰。信現已不存，兩本書至今依然保存在托爾斯泰莊國的藏書室里。托爾斯泰在同年10月回信并公開發表，在此之后，托辜二人仍有聯系，彼此存有好感。1908年10月，辜鴻銘將他所譯的《中庸》和《大學》寄給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于10月2日收到它們后當即閱覽，在次日所寫的日記中，他評論它們“激發思想”。

謝絕毛姆

毛姆在1920年曾到中國游歷四個月，寫成隨筆集《在中國屏風上》（On a Chinese Screen），現譯為《中國游記》。其中，文章《哲學家》記錄了毛姆拜訪辜鴻銘的經歷。毛姆請他居所的主人安排會面，多日未收到回信。主人回復，“我早就派人送了張便條給他，讓他到這里來一趟。我不知道他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來。他這個人很不通情理。”毛姆隨后用盡可能謙卑的言辭寫了封信給他，向他詢問是否可以允許我拜訪他。信送出還不到兩個小時，他就接到了辜鴻銘的回信，約好第二天上午十點見面。二人見面后相談甚歡。

對嗆伊藤

中日甲午戰爭后，伊藤博文到中國漫游，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接觸。辜鴻銘作為幕僚送給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道辜鴻銘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時語塞。

反思皇權

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但辜鴻銘一生也為慈禧太后進行過多次辯護，極力維護她的聲譽。民國建立前后，英國作家濮蘭德（J.O.P. Bland）和白克好司（E.T.Backhouse）合寫了《慈禧外記》一書。該書對慈禧太后的評述頗有夸大，常與史實不符。辜鴻銘曾在他的外國朋友圈子中經常抨擊此書認為他們不了解慈禧，事實上不懂得滿族以至于整個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