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學名斯才，別名乾，字眉叔，江蘇省丹徒（今屬江蘇鎮江）人，清末洋務派重要代表、外交家、語言學家。
馬建忠年少便隨家搬遷至上海市，9歲時進入徐匯公學，學習法文和拉丁文。原本準備走科舉之路的馬建忠，在經歷了帝國列強的侵略后，決定放棄科考，潛心研究西學，尋求救國道路。同治九年（1870年），馬建忠在哥哥馬建勛的介紹下進入了洋務大臣李鴻章的幕府，隨辦洋務。因為熟悉西洋文化和語言，他受到李鴻章的賞識，光緒二年（1876年），馬建忠被派赴法國留學，兼任駐法國公使翻譯。在留學期間，馬建忠還去了周邊國家參觀學習。三年后，獲博士學位的馬建忠回到中國，應李鴻章之邀，他再次進入其幕府為洋務幫辦，主張改革政治，發展工商業。光緒七年（1881年），馬建忠被委派前往印度，與英國人就罌粟的專售和稅收問題進行交涉。翌年（1882年），他又被派往朝鮮，協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英、法三國簽訂商約。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之際，馬建忠受李鴻章之命，策劃并經手將輪船招商局產業轉至美資“其昌洋行”名下。戰爭結束后，馬建忠又著手收回輪船招商局，并任會辦。隨后，他向李鴻章建議借外債以興實業、建海軍，又大力提倡設工廠、開礦山、行輪船、筑鐵路、廢厘金、興商務以及學習西方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諸些方面。光緒十六年（1890年），馬建忠被調往上海機器織布局任總辦，但不久就因織布局籌款困難，只能辭職讓位，后居家從事翻譯、著書等事宜，先后創作了《適可齋記言記行》《馬氏文通》等著作。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馬建忠再度應李鴻章之召，協助其議和事務，終因積勞成疾，于同年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去世，享年五十五歲。
馬建忠精通外文，對西方著作頗有研究。他在結合西方的先進理論和中國的國情下，在經濟方面提出了舉外債、重實業、改革經濟體制等主張；在海防方面提出了設立水師衙門、制定海軍制度、發展海軍教育等主張；在外交方面提出了主動開放、修約征稅、培養外交人才等主張。蔡元培評價稱馬建忠對西方學說的認識極深，談論鐵道、海軍、外交時，全都能夠抓住主要內容，并能從問題的關鍵點入手，順利地解決問題。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9日，馬建忠出生在江蘇丹徒（今屬江蘇鎮江）馬家村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馬建忠的學名叫馬斯才，別名叫馬乾。他的父親馬岳熊在家鄉當醫生，后自己做生意。母親姓沈，來自一個天主教世家。馬建忠還有兩個哥哥，分別是馬建勛、馬建常（即馬相伯）。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克了南京，馬家為了躲避戰亂，舉家搬遷到了上海市。
馬建忠9歲時，進入了法國人辦的天主教學校徐匯公學，學習法文和拉丁文等課程，師從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穌會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i），同時準備科舉考試。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帝國侵略者的舉動刺激了年少的馬建忠，于是他決定放棄科舉仕途，又學習了英文、希臘文，開始研讀西方新學的翻譯作品。后來，他又加入了耶穌會在上海設立的初學院作修士，繼續學習法文、拉丁文、英文、希臘文等外語。同治九年（1870年），經過大哥馬建勛的引薦，學業有成的馬建忠成為洋務大臣李鴻章的幕僚，隨辦洋務。
留學法國
光緒二年（1876年），馬建忠在李鴻章和福州船政局大臣沈葆楨保薦下，以郎中資格被派赴西洋各國使館，學習洋務。最終，馬建忠進入巴黎政治學院，主修國際法，并兼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tāo）的翻譯。在郭嵩燾離任后，他又繼續擔任了公使曾紀澤的翻譯。僅在一年后，馬建忠就在考試中屢屢取得好成績，得到了政治、法律、外交、理科等學位，并成為第一個在法國獲得語言學學位的東方人，當地報紙紛紛刊載有關馬建忠的消息。在法國留學的三年多時間里，馬建忠訪問了許多法國的家庭、學者和政要，周游了英國、德國、奧地利、瑞士、比利時、意大利等國家，參觀了各國眾多的工廠、學校和軍營。通過研究中、西文化的異同，馬建忠看到了清朝制度上的弊端，于是屢次上書，提出造路、通商、借款、開礦、興學、設議院、創設海軍、培養外交人才等主張。
幫辦洋務
光緒六年（1880年）春，馬建忠結束了留學生涯，獲得博士學位并回到天津市，清政府授予道員頭銜，而李鴻章對馬建忠此前提出的各種主張大為欣賞，于是再次聘請他入幕，協助其辦理外交與洋務事宜。光緒七年（1881年），李鴻章為加強海防建設，派馬建忠視察北洋水師重要基地旅順口。事后，他對發展新式海軍提出了具體的建議，主張效仿西方設立水師衙門，舔購制造新式艦船，鞏固海防。同年夏，馬建忠奉李鴻章之命到南洋與英國人交涉罌粟專售及稅收問題。中國政府希望通過由國家本身或由政府指定的承攬公司與英方進行直接貿易，并將其經營額度歷年遞減，直至二三十年之后“自然禁絕”。馬建忠提出鴉片收入究非財政正項，且販賣鴉片的已經為世人所共憤，應當予以禁絕。但由于販賣鴉片利益巨大，無法一日取消，但可以逐漸遞減。馬建忠還提出“鴉片流毒，中外騰謗，當寓禁于征，不可專重稅收”。英國人也責備其政府強行破壞煙禁，在華進行鴉片貿易，并引以為恥。聽了馬建忠的方案后，英方雖沒同意，但認為其言論十分有理。
光緒八年（1882年），美國逼迫朝鮮與其立約通商。李鴻章奏派馬建忠前往，協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與美國簽訂完商約后，英、法兩國的使臣也先后達到，馬建忠繼續參與，以與美國相同的條約規定同英、法簽成商約。日本駐朝鮮公使屢次詢問簽約之事，馬建忠都避而不談，導致日本人十分惱怒。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大院君發動政變掌握政權，馬建忠與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隊東渡觀變。當馬建忠再次赴朝，達到仁川時，發現日本海軍早已登陸，并想乘亂控制朝鮮。馬建忠設法穩住了對方，然后立即奏請朝廷派軍來平定叛亂。不久，朝廷派提督吳長慶率三千兵力東渡支援，馬建忠設下誘擒叛亂頭目之計，和吳長慶、丁汝昌一起抓捕了大院君李是應，而后先將大院君用軍艦押解往天津市，繼而撲滅余黨，幫助朝鮮國王復位。日本使者雖有怨言，然叛亂已定，已無能為力。
發展經濟
中法戰爭爆發前夕，馬建忠身負李鴻章交付的秘密使命前往上海市，通過各種關系刺探法方意向，同時按李鴻章的指示，將輪船招商局轉售給美國旗昌洋行，使招商局的船只在中法開戰后免于為法國所奪，此舉使馬建忠遭到朝臣的激烈抨擊。光緒十一年（1885年）4月，中法戰爭結束。馬建忠會同盛宣懷一起收回招商局輪船，并任招商局會辦。光緒十六年（1890年），馬建忠被李鴻章調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第二年，馬建忠發表了《富民說》一文，明確提出“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他呼吁實行關稅保護政策，加強中國傳統商品絲茶的出口數量，減少洋紗洋布的進口，采用國外先進技術來發展紡織業、開礦業。另外，馬建忠還主張廢除上海市織布局“專利十年”的規定，要求民族資本向該局投資，提倡商人糾股設立公司。但不久后，馬建忠就因上海機器織布局籌款困難，在誹謗聲和責備聲中讓位給楊宗濂。
著書立說
離開了李鴻章幕府后，馬建忠自稱自己被世人所詬病，便一直閉門不出，在家從事翻譯和著書的工作。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馬建忠與上海《時務報》主筆梁啟超相識，并出版了《適可齋記言記行》，全書共收集了他自光緒十三年（1887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論著。馬建忠學識淵博，擅長文言文，尤其精通外文，從現代的英、法文字到希臘、拉丁文的古代文字，無不通曉。馬建忠意識到西方各國都有語法書，雖然中國的經史典籍內容布局上也有規則，但始終沒有一本像西方語法書這樣能將這些規則揭示出來的書籍。于是，馬建忠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創作了《馬氏文通》一書。
猝然去世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清廷一邊于6月21日發布宣戰旨意，一邊任命李鴻章為全權議和大臣，催促他迅速由廣州市北上。7月21日，李鴻章達到上海市后，馬建忠再度應李鴻章之召，襄理文案。不久，馬建忠便積勞成疾，于8月14日因趕譯長篇急電而猝然去世，終年五十五歲。
人物思想
經濟思想
馬建忠明確提出了既要反對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又要對外開放，學習西方富強之本，以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馬建忠認為，中國要富強，就不能回避“利”，反而應該學習并采用西方人“以利為先”的精神。他還強調，治理國家必須以富強為根本，而強大必須以致富為前提。為此，他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現狀，一共設計了五項方案：第一，改革經濟體制，保護商會，設立公司。第二，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第三，實行保護關稅政策。第四，舉借外債，利用外資。第五，重視實業開發。其中，提高國內產品的質量從而增加出口、仿造外洋的貨物其來減少進口、開采金銀礦是最主要的三個辦法。關于出口貨物，馬建忠主張除了絲織品和茶葉兩類外，其余貨物都要征輕稅；關于進口貨物，馬建忠主張按照西方的辦法，將其分成四類，分別加以輕征或重征。
海防思想
自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事件發生以后，很多朝野人士積極主張發展海軍。當清廷決定編練海軍后，馬建忠被委任籌建北洋水師事宜。馬建忠首先提出建立海軍衙門，以便統一籌劃海軍建設。隨后，他建議效仿法國海軍部的機構設置，設立水師衙門，衙內再設立軍政司、典選司、廣儲司、糧司和會計司，以及議事處、稽查使。而且，全國各地的制造局、船政局偶要納入水師衙門統一管理。在人才培養方面，馬建忠建議開設海軍學院，加強海軍教育以便培養海軍人才。馬建忠還特別強調，要把海軍專業化的人才不斷 充實到水師衙門中擔任管理職務，以代替外行領導，提高辦事效率。在制度方面，馬建忠主張依法治軍，建立海事人才選拔制度和水師兵卒等級制度。他根據西方國家的情況，把海軍官員分成四個等級十個檔次；提出了海軍官員的升轉辦法和薪俸發放標準；對海軍士兵也規定了不同的級別和相應的口糧，對休假、養老、公傷、撫恤甚至轉業等都作了 規定。此外，馬建忠還效仿西方，對艦船進行編制。
外交思想
馬建忠外交思想包括四個方面：
其一，主動開放，謹慎結交。馬建忠認為，與其被動地與各國交往，不如主動開放，根據局勢控制外交方針，運用外交手段在國際社會上力爭一個平等且獨立的地位。他還建議清廷應該加入參加者眾多、約束力大的盟會與其結盟，可以起到讓第三國不助敵國的作用，但結盟雖好，也需要慎重而行。
其二，利用國際法，修改不平等條約，重征進口稅。因為各種不平等條約給中國百姓帶來了巨大災難，馬建忠建議利用國際公法，修改諸多不平等條約。修約的內容有兩方面，一是強調國家的行政和關稅主權，要求外國領事到任、辭任，要奉清朝地方官批準。二是主張重征進口稅，輕征出口稅，征稅免厘。
其三，反對盲戰，內政為先。馬建忠主張談和要根據形勢而定，不能該和時盲戰，也不能該戰不戰。而馬建忠也深知“弱國無外交”，因此強調要抵御強敵侵略，必須首先改革內政。
其四，培養、選拔外交人才。馬建忠認為與外國交往，少不了外交人才。因此，對外交人才的選拔、培養和使用尤為重要。鑒于此，他提出了嚴考校、精培養、重祿傣的選才、育才、用才三位一體的“使才得用觀”，以形成一支得力的外交隊伍。
主要著作
《勘旅順記》
光緒七年（1881年）春，馬建忠赴旅順考察，踏勘了黃金山、考察了港口周邊的白玉山、老鐵山等處。回到天津市后，他撰寫了《勘旅順記》。全文可分為五部分，分別是：考察的起因、黃金山炮臺的施工情況、旅順水師的弊端、南非博亞人與英國殖民者斗爭的情況、前往老鐵山淘金沙與采煤處及沿途的風光描寫。《勘旅順記》是有關旅順口建港初期情況的重要歷史文獻。
《馬氏文通》
《馬氏文通》以文言文為研究對象, 從經、史、子、集中選出古漢語例句，并以拉丁文語法為理論參照，對其中的虛詞、實詞及其句法結構進行了較為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全書共十卷，另有馬氏的“序”“后序”和“例言”。大綱部分為第1卷，介紹主要的術語。主體部分從第2至9卷，依次論述了各類實詞和虛詞，主要是建立了漢語的詞類系統。其中，第7至9卷介紹“虛字”，包括介、連、助、嘆四種“字”。最后一部分是第10卷的“句讀論”，該部分是句法的總論和討論漢語的語法系統。《馬氏文通》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理論來研究中國語法的著作。
《適可齋紀言紀行》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馬建忠將回國前后倡議學西方和行新政的主要論說，以及參與外交活動的記錄結集為《適可齋紀言紀行》。全書分《記言》《記行》兩部分，《記言》有4卷，卷1包括《富民說》《鐵道論》《借債以開鐵道說》; 卷2包括《法國海軍職要敘》《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巴黎復友人書》《瑪賽復友人書》；卷3包括《上李伯相復議何學士奏設水師書》；卷4包括《復李伯相札議中外官交涉儀式洋貨入內地免厘稟》《上李伯相論朝鮮商約界務稟》《上李伯相論漠河開礦事宜稟》等。《記行》包括《旅順記》《南行記》《東行初錄》《東行續錄》《東行三錄》6卷。馬建忠在文中提出了諸多見解和主張，包括廢除厘金，爭回關稅權，提高關稅，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反對洋務派對新式工業的壟斷；要求對封建專制制度作某些改革，以及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表示不滿。
相關評價
蔡元培在讀完馬建忠的《適可齋記言紀行》四卷后，評價稱馬建忠對西方學說的認識極深，談論鐵道、海軍、外交時，全都能夠抓住主要內容，并能從問題的關鍵點入手，順利地解決問題。
梁啟超在《適可齋記言記行·序》中評價馬建忠，稱贊他的每一次言論都是數十年前談論洋務的人們從未談及過的，他的每一個建議，都會讓數十年后中國統治者不能改變。假如以前能聽到他的言論，怎會有今日的局面。假如現在聽取了他的建議，我們國家就有將來了。
張志孚在《文化的選擇》一書中，評價馬建忠敢于同與洋務主義不同調，可謂一種反潮流之舉。他對西方的先進科技的認識沒有停留在表象，而是探其根源，呼吁政治變革的到來。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觸及了中國歷來最核心、最敏感的政治問題，使中國近代文化實現了由洋務主義到改良主義的重大轉折。
楊樹達在《馬氏文通刊誤·序》中評價馬建忠，稱自從馬建忠完成了《馬氏文通》一書，中國才有了語法書。
趙爾巽在《清史稿》中稱，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一經問世，學者們全都稱其優秀，并將其推崇為從古至今的獨創之作。
人物關系
參考資料 >
馬建忠.鎮江市檔案館.2024-03-15
馬建忠.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3-15
《適可齋記言記行》.可可詩詞.2024-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