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成書于20世紀20年代，是清末民初由趙爾巽領導清史館主編的史書，全書本紀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傳316卷，共536卷，800萬余字，記載了自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至1912年清朝滅亡共296年的歷史。本書史料征引豐富，對舊國史館資料與清宮的檔案文書、圖籍都進行了廣泛而詳細的征用取材，具有相當意義上的清史研究價值。
然而，此書編纂[zuǎn]人員多為與舊清廷關系密切的文人，又因民國初年的政治動亂倉促而就。因而本欲寫成第二十五史，卻只能以《清史稿》而終，冀望“所有未臻完善之處，皆待將來”。書中存在偏向清朝統治者、反對辛亥革命的立場錯誤，也存在史實錯誤、繁簡失當、體例不一等諸多弊病，使其長久以來飽受文人學士的詬病。
書名
民國伊始，北洋政府欲為前朝修史，以續《二十四史》，故袁世凱下令建成清史館，聘請趙爾巽為館長，組織人員修纂《清史》。館內史官仿照明史體例，于1920年寫成初稿，然而直到1926年仍未完成終審定稿。趙爾自思年老力衰，又憚于政局動蕩，遂力排非議，亟力推動全稿付印，將初版于次年刊行。其自知并非定稿，只好仿照王鴻緒《明史稿》之取名，改《清史》為《清史稿》，并在發刊詞中辯稱，所有未臻完善之處，皆待將來。
成書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中國古代王朝自唐朝開始，就興起了官修前朝正史的制度與傳統。本朝人修前朝史，以確立本朝政權的合法性，同時也為過去王朝的君臣人事蓋棺定論，由此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清初，乃成《二十四史》。
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成果后，意欲以文事飾治，為北洋政府統治的“合道性”確立基礎，故而并未終結這一項傳統制度，而試圖將其加以利用。1914年3月9日，他下令開設清史館，希望其“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成二百余年傳信之專書，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袁世凱派遣秘書文聘用前清大官僚趙爾巽為史館總裁（后改稱館長），監修清史。
修撰清史的行為，是“趨新”還是“守舊”，在時人心中是情緒復雜的。對于袁世凱政府組成人員而言，前清舊臣居多，其中亦不乏故國遺老，他們不滿革命者對清廷之失的揭露，故而心向《清史》的修撰，冀望民國政府在承認清代覆亡的基礎上，又能表彰其功業。由此，袁世凱有意通過修史來籠絡人心，維系世道綱紀。
編者背景
《清史稿》的主要編者為趙爾巽、柯劭忞、金梁等人。趙爾巽是漢軍正藍旗籍，同治進士，袁世凱復辟時，為“嵩山四友”之一，擔任清史館總裁。柯忞是山東膠縣人，光緒進士，擔任清史館總纂，接替趙爾巽為代理館長，為《清史稿》出力甚多。金梁是正白旗人，光緒進士，擔任清史館“校刊總閱”，1928年任沈陽故宮博物院委員長,主管沈陽故宮內的東三省博物館的一切事宜。
除開名譽總纂、纂修顧問等，清史館實際受聘者131人，實際到館工作者前后約90余人，撰稿者68人，收掌、提調等30余人。館內編輯人員呈現出三個主要特點。一是遺臣居多，他們多任職于舊清廷，因而熟悉清朝典制，修史更快，且可靠性更高，實為當事者修當朝史，但他們也因而立場偏向清廷，半推半就地反對革命，意欲“修故國之史，即以思故國”。二是文人為主，國學底蘊深厚，為成書提供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但也因而保留了君死臣辱等傳統儒學糟粕梏，迂腐的觀念導致諸多史事錯誤。三是關系密切，由文人與宦官協作而成，編纂隊伍父子相隨、兄弟相從、師生相望、同學相應，故而能在軍閥戰爭與經費枯竭的背景中堅持十四年之久。
成書過程
民國三年（1914），北京政府國務院呈文申請特設清史館，本年3月9日，袁世凱允諾設清史館，勉勵史官“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聘請趙爾巽為館長，并由館長重金聘用人員百余名。為資料獲取便利，將館址設置在東華門內前清國史館舊址，并于9月1日正式開館修史。《清史稿》作者或自行搜集材料，撰寫成文，或摘抄、綜述前人成著敷衍成文，其材料大多取材自《清實錄》《大清會典》《清代方略全書》《國史列傳》及各種檔案文獻與私人著述，于1920年寫成初本，1928年印刷初版。
《清史稿》開寫之初，即著手籌備體例，討論與確立史目。開館之初，社會反響熱烈，一時間“體例未定，建議蜂起”，館內外人士紛紛上條陳述各種體例建議。于館內，有于式枚、繆荃孫、秦樹聲、吳士鑒、楊鐘羲（館外）、陶葆廉六人聯名的《擬開館辦法九條》；吳廷燮《清史商例》等。于館外，有張宗祥《陳纂修清史管見數則》；梁啟超《清史商例第一、二書》等。
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史館“集會數次”，開始討論史體的定位、史目的擬定、史例的討論等問題。就史體而論，史官一致以《清史稿》為“正史”，列為《二十四史》之后。就史目而論，史官對志、傳、表曾意見不一，終以《擬開館辦法九條》例目為框架，大體依照《明史》體例，然后先定草目，再定撰寫目。草目擬定后，登諸報刊，受社會人士評議，又做了一定的修改補充。最終確立了《清史稿》紀12篇，志16篇，表10篇，傳15篇的史目。就史例而論，意見龐雜，經多次討論，以《九條》為主，其他建議兼而有之。結果“當時議定凡例，而有遵有不遵”，實際編纂中，體例未能較好統一。
《清史稿》的編纂經過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內容
《清史稿》接續了二十四史的紀傳體正史體裁，分本紀、志、表和列傳4個部分，把清朝統治296年間的重要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典章制度囊括其中。全書計本紀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傳316卷，共536卷（今通行本刪去《時憲志》中的《八線對數表》7卷而為529卷）。《清史稿》對后金建立前后的歷史亦加記載，上起努爾哈赤起兵，下至宣統三年末清帝退位。體例上主要模仿《明史》而略有創新以適應時代的變化，例如本紀部分，最后一個本紀名為《宣統皇帝本紀》，不符合以皇帝廟號命名的常規，因為末代皇帝溥儀遜位后仍然在世，沒有廟號，于是以年號“宣統”命名本紀；志的部分，新創《交通志》《邦交志》，其中《交通志》中記載鐵路、輪船、電報、郵政，《邦交志》中記載清代與當時世界各國的外交，《軍機大臣年表》記載以威命所寄、總攬軍國大計的軍機大臣，創《疆臣年表》記載地方大員總督、巡撫，《疇人傳》記載清代算學、歷法、天文等科技方面的人才，剩下的篇目則大多沿襲《明史》或稍加增刪。
全書卷數及文字都超過了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高達800萬余字。清史館成立后，對舊國史館資料與清宮內的檔案文書、圖籍都進行了廣泛而詳細的征用取材。由于成書作者眾多、各人的治史態度與史法又不相統一、選用材料也有多有寡，故而成書質量高低不齊。
其中治史嚴肅者如張爾田，他廣泛搜集整理資料，寫作出不少旁征博采的作品，如《樂志》8卷，《刑法志》2卷，《地理志》江蘇省1卷，《圖海、李之芳列傳》1卷。又有《后妃傳》草稿，雖然最后未被采用，但他自行編輯成單行本《清列朝后妃傳稿》2卷，該卷的參考書籍就達到90余種之多。
版本
20世紀60年代前
關內本、關外（一次）本
1928年5月，《清史稿》1100部全部完成印刷。金梁利用校刻的職權，自稱總閱，私自改動原稿，修改了《藝文志序》，增加康有為傳、張勛合傳及張彪附傳等，并將400余部運往東北地區關外，稱為關外本。
1928年6月，北京被北伐軍奪得，并改為北平市。故宮博物院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命令，就近接管清史館，邀請清史館的協修朱師轍對館藏進行清點，原編纂人員發現金梁偷運與篡改事實，于是緊急通報柯劭忞，決定抽取金梁所改動部分中重要者，將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抽換更正重印，是為關內本。
關內與關外本的主要區別，即在于關內本無總閱之名，關外本則多出總閱及眾多名譽職，及金梁的《清史稿校刻記》之有無，《藝文志》，傳記篇目等。
關外二次本
日本奪取東北地區后，金梁根據人們對《清史稿》的批評，以及所發現的明顯錯誤，對初本進行了一定的修改，然后在關外重印，稱為關外二次本。其特點主要為開本大小與關內本相同，都是每行30字。他修改了一些重名錯誤，但對于史恩培錯成史思培之類的錯誤則仍然不改。以及刪除了“八線表”等偏數理理論而非文史的內容，又對張彪傳等進行了刪去，總體上關外二次本比關內本少了七卷。
廣島本或村上正雄本
據1931年以后曾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的劉禺生敘述，日本人得金梁第二次增修足本后，排印大字，紙墨精美，裝訂十函，并加校勘，是為廣島市本。廣島本及東北地區增修足本，卷首均有金梁序,而其他版本沒有。該版本尾頁印有“非賣品”字樣，及“發行者：聯合書店；印刷者：精華印刷公司；發行者：各大書局；印行時間：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印刷，三月發行”，但無具體出版發行地名，推測是由修綆堂等書店虛構的出版單位。
村上正雄本是一種影印的“關外本”，開本大小比初印本小五分之二。至于廣島本是否與村上正雄本為同一本，底本又為何均不明，目前傾向于認為兩種版本都是影印的“關外本”。
20世紀60年代后
臺灣“國防研究院”《清史》本
由于《清史稿》問題眾多，自面世之后糾謬文章登于報刊的不下二三百篇。時臺灣當局想在大陸完成《清史稿》整理前搶先完成一部“正規”的《清史》，遂以“清史編纂委員會”為名，于1961年搶先出版《清史》，共8冊，大開本，550卷。然而該版《清史》“出版之日即為報廢之時”，因為《清史稿》中的諸多紕漏不能去除，其編委會又不具備編纂清史的客觀條件。因此他們事后也承認，雖然他們對《清史稿》的體裁、立論、書法等有所匡扶糾正，但是對于其底本等眾多重要史料，大多都沒有見到，故而“倉促成書，脫漏訛，在所難免。”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由于有關清代的史料分藏于大陸和臺灣，一時難成全璧，又鑒于臺灣搶修清史的失敗教訓，所以大陸方面雖早有重修清史的倡議，卻難實行。70年代開始，中華書局開始組織《清史稿》的點校工作，以關外二次本為底本,將《清史稿》進行了分段、標點工作,結合關內本、關外一次和二次本三種本子,凡篇目、內容不同之處都有附注,錄出異文,以資參考。這套《清史稿》于1976年開始陸續出版，分裝48冊，總計529卷。
《清史稿校注》本
鑒于60年代的失敗，臺灣當局清醒地認識到匆忙修《清史》不可取，遂決定先重點掃除《清史稿》的紕繆。1986-1991年，“國史館”出版了《清史稿》校注本，其編纂原則是“不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凡歧誤紕謬,或同音異譯,皆逐條考訂，并注明出處。”較為詳盡具體地把《清史稿》存在的問題清理了出來。校勘全書、注釋疏漏，全書達到1200萬字16冊,共1200萬字。全書具有摸清底細、考訂求實、征引豐富的突出成就；但又有校訂不細、校訂標準不一、征引文獻不全等不足與缺陷。
特色
內容豐富
《清史稿》本紀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傳316卷，共536卷，全書根據國史館稿本而成，是由清代許多代的學者集體編撰、長期積累的學術成果。而清史館內編者大多是功名出身，且在清廷供職，因而記錄的各種傳記、志、表，有不少都是當代人修當代史，故而對個中細節不僅熟悉，而且對細節把握更為豐富，真切有感。有些內容則是較以往史書更勝，如《地理志》所載疆域，很多是前史不載而經實地測量者；《災異志》記載水旱蝗疫，不太多去記載祥瑞迷信的內容；《疇人傳》為科學研究者著書立傳，創下科學史未有之新舉。基于此，孟森先生說:“《清史稿》為大宗之史料，故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
整理史事
《清史稿》對史事內容做了一定的梳理，理清了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對制度的源流和演變進行一定的探索，并對一些人物的生平梗概進行了整理敘述。比如卷295《隆科多傳》，雖是根據《清史列傳·隆科多傳》節寫的，但也增加少許內容，如在指出隆科多為佟國維之子后，補充了“孝懿仁皇后弟也”；《清史列傳》未提佟佳·隆科多與雍正帝繼位的關系，《清史稿》添了“圣祖大漸，召受顧命”的話。其所加文字雖少，然對了解隆科多的歷史很是重要。若不說明他是皇后弟弟，不提他受顧命，就難以說清他在雍正前兩年飛黃騰達的歷史。
思想
《清史稿》全書思想表現出反辛亥革命的政治與歷史觀。清史館編輯隊伍多為清代遺老或心向舊國者，從成書結果看，全書反對辛亥革命，有意回避清朝的覆亡，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來敘事清史。興中會、同盟會、《民報》、孫中山與革命黨人的數次武裝起義，都是當時政治上的重要事件，而《清史稿》卻有意忽視。對于武昌起義的記載，語義尤為貶抑：“革命黨謀亂于武昌，事覺，捕三十二人，誅劉汝等三人。”這是站在清朝統治者的角度出發反對革命黨。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清史稿》有意不寫他的名字，只記：“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開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于上海市，舉臨時大總統，立政府于南京，定號日中華民國”。書中唯一一次提及孫中山，是與康有為、梁啟超等戊戌黨人共同被赦免，并指明三人大逆不赦。
而另一方面，是對清朝統治者的歌功頌德，如《同治紀》論云：“國運中興，十年之間，盜賊鏟平，中外乂安”，以慶幸清消滅太平天國的態度。對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反而認為是“所謂有君而無臣，能將順而不能匡救”，把失敗的責任推給了包括林則徐等禁煙抗戰派在內的諸臣身上，而頌愛新覺羅·旻寧為賢君。
評價
除開《清史稿》效仿《二十四史》詳實的記敘外，其書存在諸多重大弊病，不僅趙爾巽、金梁自知，往今史學家也大多對其持否定態度：
在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看來，雖然是為了保存《清史稿》不被南運，但其列舉19項罪名當還是出自客觀敘述。他指出《清史稿》體例文字錯謬百出，指不勝屈，認為“此書若任其發行，實為民國之奇恥大辱”。他列舉罪名包括“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例書偽謚”“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清代諱”“體例不合”“體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志傳互相不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事跡之年月不詳載”“泥古不化”“淺陋”“忽略”等。
趙爾巽自己評價本書道：“（清史稿）乃大輅椎輪之先導，并非視為成書也。”而金梁也說：“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內通人不吝指教。當別撰校勘記，為將來修正之資，幸甚幸甚。”
但是對于紛繁復雜的清史研究現狀，《清史稿》也具有相當的史學意義：
歷史學家孟森認為，《清史稿》仍作為史料之大宗，需要治清史的學者來重視。雖然此書是為將來《清史》出版后的舊稿，但在百年之內仍具有相當的保存意義。
歷史學家金毓黻認為，《清史稿》經歷十余年風雨與數十名學者的心血，依據國史，又備全歷朝所修的實錄、圣訓及宣統政紀，并將蔣、王、潘、朱四氏之《東華錄》，采搪豐富，史實備，囊括廣大，足以成一代大典，可以堪稱為《二十四史》的后續之作。
而利用《清史稿》材料，也有一定的史學研究空間，如：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學者董鐵柱將地方志與《清史稿》進行比較，發現在地方志和《清史稿》中，幾乎每一處不同和忽略都可以找到社會、政治或文化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地方和中央對于法律、考試和經濟制度的不同態度，由此可以去尋找清史研究的新問題。
歷史學家王記錄利用《清史稿》編纂過程考察清史館史官的生存狀況，關注到清代史官由知識精英構成，他們雖然抱著經世致用的政治情懷，卻不得不處處遵循著官方意志，因而飽受專制政治精神摧殘，人格分裂。晚清史官在政治上趨于保守遲鈍，已經無法對激烈變革的社會做出相應的反應。
影響
《清史稿》出版后，各方的批評如潮而至。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南京國民政府接收故宮博物院，令其就近接管清史館。10月，清史稿舊臣劉贊廷本欲由此推動《清史稿》的發售，卻引起了南京國民政府對《清史稿》反對革命的總體觀點產生質疑，因而以此為契機，要求將《清史稿》和清史館所有館藏都運到南京進行審查。故宮不愿將館藏南運，因而與國民政府產生館藏之爭。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為了保全館藏，提出由故宮編纂“清代通鑒長編”需要用到《清史稿》，又列舉《清史稿》十九條謬誤，從而請求政府將其查禁。1930年，國民政府最終訓令行政院，要求“所有從前已發行者，應一律嚴禁出售。”《清史稿》自此遭受查禁。
其后，傅振倫在其《〈清史稿〉評論》中贊揚查禁《清史稿》，而孟森、金毓黻等則提請為《清史稿》的歷史意義辯護，強調其豐富內容所具有的史料價值。由于關外流通著金梁運出的400部，所以民間私行印刻《清史稿》并不能禁，關外本的影印本也出現在了日本市場上。于是眾多學者又請求馳禁，或再事重修，并有吳宗慈撰《檢校述略》一冊，組織《清史稿》的檢校工作。由于抗日戰爭日益高潮，重修清史之事被擱置。
60年代后，海峽兩岸皆積極籌劃清史的重修工作。諸多學者意識到，重修清史非具備充分客觀條件而不可為。于是兩岸學界將研究重心重回《清史稿》，對其內部紕漏弊病進行全方位的篩查，相繼有北京中華書局版《清史稿》與國史館《清史稿校注》。
由此，《清史稿》的藩籬逐漸被突破。近年來興起“新清史”研究，從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邊疆與中外關系、歷史地理方面不斷深入，也為學界認識清代歷史全貌有了更全面的認識。由此來重新修纂大型詳盡完備的《清史》，正積攢著越來越充分的條件。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