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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覺羅·胤禛[yìn zhēn]（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自號破塵居士、圓明居士，愛新覺羅·玄燁第四子，清朝第五位皇帝，清朝入關后的第三位皇帝，世稱雍正帝。

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十月三十日，胤禛在北京紫禁城永和宮出生，因生母孝恭仁皇后身份低微，胤禛被康熙的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撫養。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胤禛被封為貝勒，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晉為和碩雍親王。在此前后，他積極經營以謀取儲位，參與“九子奪嫡”，最終于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登基，改次年為雍正元年（1723年）。即位后，他懲處了曾參與“九子奪嫡”的允禩[sì]、允禵[tí]等兄弟，隨后又將“攬權結黨”的年羹堯、佟佳·隆科多等大臣處死或幽禁。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于北京圓明園中突然離世，葬于清泰陵，廟號“世宗”，謚號“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誠憲皇帝”。

胤禛在位的十三年間，勤于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在政治上，對內通過設養廉銀、打擊朋黨、整頓旗務、改土歸流、設軍機處、建立秘密立儲制度等舉措進行改革并加強中央集權；經濟上重農抑商，并通過設立會考府、實行耗羨歸公、推行攤丁入畝與士民一體當差、廢除賤籍、實行銅禁等舉措加強財政管理；文化上崇儒尊孔，糅合儒釋道三家理論維護其統治，并興文字獄以打擊朋黨、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對外進行多次統一戰爭，如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出征準噶爾汗國等，并對日本、朝鮮等國采取恩威并施的外交政策，加強與海外的貿易往來，被認為是康乾盛世承前啟后之人。

《清史稿》稱“圣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于漢之文、景”?！肚迨雷趯嶄洝贩Q他“韜略機宜，皆所洞悉”。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十月三十日（公歷12月13日），愛新覺羅·胤禛在北京紫禁城永和宮出生，是康熙帝序齒第四個兒子，他的生母烏雅氏當時只是一個普通宮人，且為鑲藍旗包衣籍，身份低微不能撫養皇子，胤禛遂交由康熙的皇貴妃佟佳氏撫養。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不滿6歲的胤禛入尚書房，跟隨翰林院學士張英學習四書五經，向徐元夢學習滿文，和廉潔奉公、“品行端方”的老師顧八代關系密切。此外，胤禛愛同僧侶討論佛學，對習武射箭也有所涉獵。為歷練兒子們，康熙經常會帶年紀較長的皇子們隨駕出游，為此，胤禛自九歲起就經常和太子愛新覺羅·胤礽[yìn réng]等一起跟隨康熙外出，并會奉命辦理一些政務。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胤禛還曾跟隨康熙北征綽羅斯·噶爾丹。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二十一歲的胤禛被封為貝勒，爵位比年長他的皇長子愛新覺羅·胤禔[yìn tí]、皇三子愛新覺羅·胤祉低一等，和皇八子愛新覺羅·胤禩等三位年齡較小皇子同列。

爭奪儲位

在受封貝勒后，胤禛跟隨康熙一同視察永定河工地、巡幸五臺山，還曾侍從康熙南巡江浙，對治理黃河、淮河的工程進行驗收。在此期間，胤禛對清朝主要地區的民情風俗、經濟物產等都有所了解，并積累了一定的從政經驗。與此同時，康熙對太子胤礽開始有所不滿。胤礽出生后不久，其母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就離世，康熙隨即把還是嬰兒的胤礽冊為太子，將他帶到身邊悉心撫養，并在其長大后給予他較多政治權力?？滴跞迥辏ü?696年），康熙親征綽羅斯·噶爾丹時，曾令胤礽監國理政。然而，胤礽預政后，身邊逐漸聚集起一股較強的政治勢力，開始和康熙爭權，康熙曾多次打擊他的親信予以警示卻無濟于事，父子感情也日益淡薄。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康熙以“不孝不仁”“不法祖德，不遵朕訓”等罪名廢黜太子愛新覺羅·胤礽，諸皇子紛紛開始謀求太子之位。其中皇長子愛新覺羅·胤禔因詛咒并提議誅殺廢太子胤礽被康熙斥為“亂臣賊子”囚禁起來?；拾俗?a href="/hebeideji/7234341743049687040.html">愛新覺羅·胤禩因被大學士富察·馬齊等滿漢諸臣推舉為太子，被康熙視作結黨營私，胤禩也因此被革去多羅貝勒的爵位。而胤禛在胤礽被廢圈禁時，因替胤礽向康熙代奏其沒有謀逆之心，被康熙認作“性量過人，深知大義”，令他參與重要政務、祭祀以及皇室事務的處理，還將圓明園賜給他居住。但事實上，胤禛曾暗中和胤禩合作，籌劃徹底扳倒太子愛新覺羅·胤礽，以便于自己謀取儲位。

由于廢黜胤礽時康熙沒有考慮好新太子人選，為避免皇子們爭儲引起朝堂爭斗，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三月，康熙復立胤礽為太子，此后又封胤禛等三個皇子為親王，皇七子愛新覺羅·胤祐[yìn yòu]、皇十子胤?[yìn é]為郡王，皇九子愛新覺羅·胤禟[yìn táng]、皇十四子愛新覺羅·胤禵[yìn zhēn]（即胤禵）等為貝子。然而，愛新覺羅·胤礽被復立后，繼續集結兵部尚書耿額等實權人物與康熙對立，還曾籌謀逼康熙退位?？滴跷迨荒辏ü?712年）九月，康熙再次廢黜太子愛新覺羅·胤礽?；拾俗?a href="/hebeideji/7234341743049687040.html">愛新覺羅·胤禩以及支持他的胤禟、胤?等又開始積極爭儲，但因引起康熙忌憚而失敗。而皇十四子胤禎卻逐漸被康熙重用，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月，康熙任命胤禎為撫遠大將軍去西北驅逐準噶爾汗國入侵勢力，胤禎因此地位攀升被稱作“大將軍王”。愛新覺羅·胤禵是胤禛的同母弟，卻和愛新覺羅·胤禩等皇子交好，在胤禩奪嫡無望后，此前支持胤禩的勢力轉而開始支持胤禎，而胤禎在出征西北后較關注朝廷動向以及康熙病情，有意爭奪皇位。

與此同時，胤禛實行“韜略”，通過自請侍疾、盡力辦事等方式贏得康熙好感與信任，與皇十三子愛新覺羅·胤祥以及康熙近侍搞好關系，拉攏身居步軍統領之位且較受康熙信任的佟佳·隆科多，因其是養母佟佳氏之弟，特稱之為隆科多舅舅。納與其產生主屬關系的四川總督年羹堯之妹為側妃，為防年羹堯和愛新覺羅·胤禵聯合，令其將十歲以上的兒子、弟侄送回京城為質，從而在年羹堯升任川陜總督后，間接擁有了前線兵權。因康熙不允許皇子結黨，胤禛采用“外弛而內張”的策略來掩飾自己和親信之間的關系。在二次廢太子之后，胤禛被康熙贊為“誠孝”，被委派處理孝惠章皇太后的喪事，參與國家大事和皇家內部事務的處理，且先后十多次參與重要祭祀并多次代替康熙進行大祀?？滴趿荒辏ü?722年），康熙還曾特意召見雍正之子乾隆（即愛新覺羅·弘歷）的生母鈕祜祿氏[niǔ hù lù shì]，贊其是“有福之人”，但立誰為太子康熙一直沒有定論。

登基稱帝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暢春園離世，三日后，胤禛宣布滿文本繼位詔書，說康熙于臨終前曾召集愛新覺羅·胤祉、佟佳·隆科多等宣布傳位給自己。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太和殿即位稱帝，改次年（公元1723年）為雍正元年，為避皇帝名諱，改其他皇子名子中的“胤”字為“允”，將皇十四子愛新覺羅·胤禵改名為允禵。命貝勒愛新覺羅·胤禩、皇十三弟愛新覺羅·胤祥、大學士富察·馬齊、尚書隆科多總理事務，召撫遠大將軍允禵來京，令年羹堯之兄年希堯為廣東巡撫，并于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再次加封允禩為愛新覺羅·胤禩、允祥為怡親王、皇十二弟愛新覺羅·胤祹[yǔn táo]為履郡王、廢太子愛新覺羅·胤礽之子愛新覺羅·弘晳[hóng xī]為理郡王，同時令隆科多為吏部尚書，以廉親王允禩管理藩院尚書事，以張廷玉為禮部尚書。

雍正初政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剛剛登基的雍正為整頓財政，令戶部全面清查錢糧，并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中央設置會考府，令愛新覺羅·胤祥負責稽核中央各部院的錢糧奏銷，責令各地清查府庫令其于三年內補清虧空，期間，懲處了大量貪腐官員。

雍正還號令官員興利除弊進行革新，并對吏治進行整頓，反對朝廷官員結黨營私，告誡他們要為政務實。為此，他還創立秘密立儲制來避免皇儲黨爭，完善并推行密折制度，從而可獲知更多地方事務信息。為清除賦稅制度積弊，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四月，下令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規定根據擁有田產的面積征收人口稅。

與此同時，雍正為穩定政局對曾參加爭儲的愛新覺羅·胤禩、愛新覺羅·胤禵集團進行分化，在加封允禩以及支持他的富察·馬齊等大臣的同時，將當時聲名較盛的允禵削去其王爵，囚禁在康熙帝的清景陵（位于今遵化市）。將皇九弟愛新覺羅·胤禟遣發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東南）交由年羹堯看管，以避免他與尚有權勢在握的生母宜妃聯合亂政。同時，將皇十弟愛新覺羅·胤?革去郡王爵，抄家監禁起來。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西部邊疆生亂，青海蒙古各部在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的號令下，不接受雍正新朝冊封并起兵叛亂。雍正派西寧侍郎常亮勸告無果，于同年十月命年羹堯、岳鐘琪整軍以備。次年二月，年羹堯等僅用十五天便順利平叛，羅布藏丹津在之后逃入準噶爾汗國。此后，雍正將青海省化分為二十九旗，設辦事大臣以加強控制。

在青海局勢穩定后，雍正開始加緊處置愛新覺羅·胤禩等政敵，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四月發詔斥責允禩“干法違紀”，欲與“眾大臣共正其罪”。但由于此前平定青海有功、手握川陜甘三省軍政大權的年羹堯，在聲名鵲起后不僅對朝臣傲慢無理，且“在御前箕坐，無人臣禮”，“結黨攬權”經常觸犯皇權，而在其即位時起到關鍵作用的佟佳·隆科多也“獨掌用人大權”出現“攬權作威?！钡那闆r，又私下常和允禩等來往，雍正怕這些勢力相聯合，遂暫時放緩了對允禩等人的處置。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免去年羹堯川陜總督的職務改調其為杭州將軍，收回其軍權，并在此后逐步加罪將其革職抄家，與其有過書信來往的人也被徹查：侍講錢名世因曾贈詩贊揚年羹堯平定青海之功被雍正革職，幕僚汪景琪因在年羹堯平定青海后寫《功臣不可為論》勸其自保、另在《西征隨筆》中譏諷康熙，非議雍正年號，被雍正下令處死，年羹堯也因此罪加一等。同年十一月，雍正下令免去年羹堯所有職銜將其鎖拿進京，列舉他貪瀆[dú]、反逆等92項大罪賜其自裁。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一月，雍正削去佟佳·隆科多職務，令他與俄國使臣議定邊界，同時發表長諭痛斥愛新覺羅·胤禩不忠不孝，將其和愛新覺羅·胤禟先后圈禁。允禩黨人在外積極活動，民間流傳諸如譴責雍正對兄弟殘忍、即位不正當的言論，同年三月雍正將允禩改名“阿其那”、將允禟改名“塞思黑”，并將他們囚禁至死，又將愛新覺羅·胤禵遷禁于北京景山（今北京西城區），將依附他們的勢力清除殆盡。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七月，雍正召回隆科多，歷數其欺罔、結黨、貪污等41項罪名，并于次年十月將其監禁。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六月，佟佳·隆科多死于禁所。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在清除政敵、打擊朋黨的同時，雍正為鞏固西南邊疆，下令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由土司世襲制改為派遣流官制，從政體上和全國保持一致，并在當地編制戶口，征收田賦。

執政中期

攤丁入畝實施之后，國家財政收入增加，為進一步充實財政和整頓吏治，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雍正宣布實行耗羨歸公，將各地向百姓征收的“火耗”收歸地方司庫統一支配，將大部分“耗羨”分發給地方官員做養廉銀。

為防官員利用科舉制度中的師生關系結黨，雍正曾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時下令禁止官員投拜門生。河南省官員田文鏡在執行此令時引發士人不滿，擁有較多門生、在科甲上有較大影響力的官員李紱[lǐ fú]、謝濟世等為此與田文鏡產生矛盾，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接連彈劾田文鏡，雍正認為此乃科甲結黨違抗政令實施，將他們降職懲處后，又對有科甲結黨之嫌的官員進行壓制、打擊。

此前依附允禩等的反對勢力借機加緊活動，散布不利于雍正的負面輿論，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湖南省秀才曾靜因聽到傳言后，認為君主失德而此時正是恢復漢室的機會，便派弟子張熙送信給川陜總督岳鐘琪，歷數傳言中雍正“弒父”“屠弟”“逼母”“殺害功臣”等十項罪名，并以岳鐘琪是岳飛后人而雍正品行不端為由勸岳鐘琪趁機起兵興漢，卻被岳鐘琪告發。雍正為平息民間議論未殺掉曾靜等人，寫大義覺迷錄駁斥曾靜為自己辯解，否認滿洲和中原有華夷之分。又因查出曾靜是受呂留良“華夷”思想的影響，雍正將已故的呂留良戮尸，焚毀其遺作、流放其家人，清查處置了大批與呂留良有關聯的知識分子以及官員。

而官員陸生楠[lù shēng nán]因出身科舉且籍貫為廣西壯族自治區，被雍正認定與曾在廣西任職的李紱有朋黨之嫌，在查處科甲朋黨時被革職，后又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被發往西北軍營效力，心有不忿的他在作《通鑒論》時借古論今，譏諷康熙不會教育太子，致使皇子爭儲成仇人，并對愛新覺羅·胤禩等的遭遇報之以同情，譴責雍正濫用君權。雍正得知后怒斥其“罪大惡極”，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底將其處斬。

在處置科甲朋黨案的同時，西藏噶布倫阿爾布巴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發動叛亂并意欲投奔準噶爾汗國，雍正隨即派查郎阿率軍入藏，在平叛后駐兵前后藏，設駐藏大臣。而雍正也隨之認為，青海省、西藏之所以接連生亂，究其根本原因是準噶爾勢力在西北作亂，并認為若西北不安穩，蒙古也會受到影響，且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準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離世，其子噶爾丹策零繼位后準噶爾政局不穩，卻屢次進犯中原襲擾清朝邊境。雍正遂于同年底決定開始籌劃對準噶爾用兵。

為便于商議軍務，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設軍機房，選其較為信任的臣子如愛新覺羅·胤祥、張廷玉等入軍機處，令他們負責對重要諭旨進行上傳下達。而軍機房也于三年后更名為軍機處，取代內閣成為常設的中央機構，內設軍機大臣，負責幫雍正處理、傳達重要事務。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五月，雍正派傅爾丹、岳鐘琪分領北、西兩路大軍，出兵攻打準噶爾汗國，因指揮不當等原因接連戰敗后，準噶爾進擊至杭愛山（今蒙古中部），并襲擾蒙古策凌部劫掠了策凌的子女，額駙策凌怒而攻擊準噶爾軍，取得了光顯寺之戰的勝利，重創了準噶爾，而準噶爾在此后無力再發起進攻，不得不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冬向清朝求和。雍正遂以次年七月，派傅鼐[fù nài]等前往議和，但終雍正一朝雙方未達成和議。

人物逝世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二月，雍正參祭東陵之時，身體康健，還曾于次月親耕耤[jí]田，下詔在地方為政要以得人心為要。同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圓明園染疾，但“仍照常辦事”，二十三日凌晨卻突然在圓明園離世。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雍正被葬于清泰陵,謚號為“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誠憲皇帝”，廟號為世宗。

墓葬略述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雍正被葬于泰陵，而泰陵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易縣西永寧山下的太平峪[yù]，和康熙的景陵相隔較遠。由于此舉打破了子隨父葬的中國制度傳統，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雍正在決定另開清西陵建泰陵之前，詔朝臣具奏以避爭議，大臣們特意列舉了歷史上遠離祖陵另辟陵區的例子，并提出泰陵之址在風水上于國家有利，雍正便以此為由另辟新陵。

清泰陵以一條2500米長的神道為中軸，由南向北排列著多座建筑，另有孝敬憲皇后烏拉那拉氏、敦肅皇貴妃年氏和雍正合葬，規模較大。1961年時，清泰陵在內的清西陵被認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施政舉措

雍正在政治上反對因循茍且，力主用嚴猛的手段去清除歷代積弊，主張“人治”，認為國家應以君主一人的指導思想為準，而官員則需勵精圖治，負責對君令進行實施推翻，為此他反對臣子結黨，并要求他們為政務實，從實際出發寬嚴并濟地執行律令從而能更好解決問題。

政治

整頓吏治

愛新覺羅·玄燁末年，吏治敗壞，官員貪腐盛行以致國庫空虛。雍正即位后，在全國徹查錢糧，并對貪污錢糧的官員予以嚴懲，對循私容隱貪污行為的官員從重治罪。但他認為單純禁止、懲處官員貪污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于是，在提倡興利除弊，整頓吏風的同時，將整頓吏治與賦稅改革相結合。

為此，他設置養廉銀，提高在京官員俸祿。其中在京漢官可得雙倍祿米，而吏、戶、兵、刑、工五部堂官則歲俸和祿米均翻倍。對外放官員，則根據各省經濟狀況、地方事務的繁簡、用度多寡等規定了不同的養廉銀數額，由戶部統一發放，且養廉銀數額一般都會超出官員歲俸數倍之多。此外，雍正實施獎廉懲貪的政策，對廉潔奉公的官員獎勵豐厚，官員合法收入隨之增多，為吏治整頓提供了經濟保障，且規定上司不得向屬員索賄攤派，裁除了官場陋習，并為官員形成廉潔奉公的品行創造了條件。

此外，雍正較為重視對官員的監察和考核，經常派出巡察人員監察地方，并完善了密折制度，擴大了使用密折的官員范圍，規定中央部院侍郎以上官員、中央派出的鹽政、關差、織造等官員，以及由他特許的其他官員都可以使用密折上奏。為保證奏折內容不被泄露，雍正規定密折需由官員本人撰寫，不許他人代筆，另制作帶鎖的皮匣，派專人負責直接運送奏折到御前。此后，地方官可以直接將機要稟告雍正，雍正也可以隨時了解地方事務。且雍正鼓勵官員通過密折揭發其他官員的違法行為，據實考核后，會對貪污瀆職的官員予以處罰。密折制度的完善，提高了行政效率，對吏治清明起到積極作用。此后，官員所奏機要事務均先經奏折呈報，獲得雍正后允準后在朝堂奏報，原有的朝堂題本成為虛設，而這一制度也被沿用至清末。

雍正的吏治整頓，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次對吏治的大規模多維度的整肅，克服了政治上的弊病，祛除了歷代官場陋習，加強了皇權，但由于其未脫離封建專制的本質，只能解一時一困，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吏制問題，而這也是乾隆時期吏治再次腐敗的根本原因。

打擊朋黨

雍正即位后，前朝遺留下的皇子黨林立，結黨營私的現象嚴重。允禩等為謀私，不惜打擊良善損害朝廷利益。為此，雍正對皇子黨核心成員允禩、允禵等進行分化處理，在虛尊允禩的同時，將允禵圈禁，將愛新覺羅·胤禟遣往遠離京城的西北，并將沒有實權的愛新覺羅·胤?抄家囚禁。又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發布《御制朋黨論》論述朋黨之害，為打擊朋黨立下理論基礎。

在權臣年羹堯出現結黨攬權的情況后，奪去其兵權，賜其自盡。將黨附他的官員查嗣庭、錢名世等加以懲處。又將允禩、允禟囚禁致死，將允禵遷禁北京，并將有結黨行為且與允禩等私下來往謀私的佟佳·隆科多囚禁。為限制官員通過科舉師生關系結黨，雍正下令不準官員投拜門生，對于此有異議的官員李紱、謝濟世等“科甲朋黨”進行壓制打擊。在打擊朋黨時，雍正使用了較為嚴苛的手段，但也有效地治理了朋黨積弊，刷新了吏治，于政治清明有積極意義。

改革旗務

清朝八旗制度中，旗主對旗下百姓有治理之權，雍正即位之初承襲舊制，任用王公和親信弟兄管理旗務，但由于皇帝管理旗民需要通過旗主，而旗下屬官與朝廷相關官員職權難分，容易產生摩擦。雍正下詔限制旗主對違法行為的審理權，并禁止旗主向旗民自派差役，規定旗主不可濫用“額真”尊稱，將他們的官名“固山額真”改作“固山昂邦”，降低他們的地位。

雍正嚴格對旗內官員的選拔和任用制度，常親自查看被引薦的官員，考校他們的騎射等能力，對世襲的官員也會嚴查其家譜。對旗內官員進行整肅，嚴查貪污、營私舞弊等進行查處，并嚴禁賭博等行為。設立宗學來培養旗下子弟，想以此改變旗民當中驕奢、鉆營、不思進取的不良習氣。告誡他們量入為出，并通過賞賜喪葬費用、擴大兵額、限制買賣八旗公田來保障他們的生計，還開設八旗井田令16-60歲的無地八旗子弟進行耕種，并通過賞賜官房給貧苦旗民、設立米局平抑物價等舉措對旗民進行優撫。

整頓旗務維護了清廷統治的根本，對康乾盛世起到積極作用。令旗人自食其力發展生產的舉措雖有先見之明，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旗人的方針，也無法阻止從清代就被養起來的八旗子民的逐漸腐化。

改土歸流

自元朝起，中國西南地區如云南省、四川省、貴州省、廣西等地，因聚居大量少數民族，且經濟較為落后，生產方式與中原不統一，歷代以來都由朝廷任命該族頭人即土司對地區進行治理。而土司因為權勢較重，易形成割據勢力發生叛亂，且各土司為爭奪領地彼此之間也經常發生爭斗，不利于社會安定和地區經濟文化發展。

雍正時期，西南與中原地區交流增多，而土司與治下百姓矛盾激化，中央政權與土司的矛盾也日益尖稅，在西林覺羅·鄂爾泰等官員的極力提議下，雍正為加強中央集權、奪取戰略要地，在對中國西南地區進行調研后，決定因地制宜地將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變換為和中原地區統一的政體，即改土歸流。

對“積惡累世，荼毒邊疆”的烏蒙、鎮雄等土司，雍正采取出兵鎮壓的方式，迫使相關土司逃離領地；對位于清水江流域物產豐富且無土司管理的新辟苗疆，雍正根據具體情況，懲治苗霸以及頑抗的寨主，勸降那些愿意歸降的勢力；對地勢險要，為山水所隔的瀾滄江地區，令清軍持斧鍬開路將山水深處的割據勢力一一找到，于普洱市（今云南普洱境內）、橄欖壩設官置兵，避生隱患，以達到一勞永逸的改土效果。

因改土歸流受到當地土民的支持，接近中原的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勢力較小的土司迫于壓力，相繼交出印信讓出領地。而雍正對主動接受改土歸流的土司予以獎賞，對頑抗者出兵征伐并沒收其財產，為防生亂，還會將土司和其屬官遷往他地居住。此后，雍正在當地編制戶口，并根據當地情況，減輕土民的稅賦，同時在改流地區實施和中原地區一致的官制、興辦學校、實施科舉。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春，改土歸流基本完成。

在改土歸流過程中，清軍在征討地區實施較為激烈的軍事手段，產生了不好的民族影響。但改土歸流總體上解決了土司割據隱患，減輕了土民所遭受的壓迫，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地方行政制度由此發生重大變革，清廷也因此加強了對中國西南地區的控制，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有利于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形成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

秘立皇儲

在雍正朝之前，清朝沒有完善的立儲制度，也因此造成了康熙末年皇子爭儲的激烈斗爭。雍正即位后，為防止皇太子與皇帝爭權的情況再現，又為了能早立繼承人以安定朝廷，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八月建立了秘密立儲制度。

此制度規定，在選擇儲君時，重視其才能而不論其是否為嫡長，并會將事先選好的儲君名字藏在紫禁城最高處——乾清宮正大光明牌匾之后，由專人看管。在皇帝離世后或臨終前予以公開。秘密建儲制是中國歷史上皇位繼承制度的重大變革，沖破了嫡長子繼位的歷史局限，保證了帝王的素養和能力的延續，避免了皇權和儲權發生爭斗，保障了皇位的順利交接，有利于社會穩定，有助于清朝的穩定發展。

設軍機處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對準噶爾用兵前，為親掌軍政大權，提高處理軍務的效率，雍正特設軍機房，指定其較為信任的愛新覺羅·胤祥、張廷玉等進入軍機處處理軍務，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時改軍機房為軍機處，軍機處官員由雍正從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官職中選調，人數不定，且均為兼職，入職軍機處的官員一般稱為“軍機處行走”，仍保留原來的職務。主要負責參與官員奏折的處理，對用兵、刑事、人事任免與考試等方面的機要政務進行商討，出任欽差巡撫地方以幫助皇帝搜集相關信息。軍機大臣上設領班大臣，負責與皇帝商討政務、奉旨起草諭旨等。

而軍機處里有滿屋、漢屋等機構，其中滿屋負責處理滿文文件，辦理除綠營外軍營官員的補放任免，負責在蒙古、藩部以及喇嘛朝貢時為他們擬賞單，以及軍機處的事務性工作；而漢屋則負責處理漢文文件并負責對外聯系，辦理皇帝交辦的事務，管理軍機處檔案，辦理文官和綠營軍官的補放任免等。還有負責管理各種文件的檔案庫。

雍正還對軍機處進行了職權限制，軍機處一般只能以傳達皇帝諭旨的形式來辦理政務，軍機處值房門口也常駐御史進行監察，規定非軍機處官員不準在軍機處值房門前逗留、窺探，而入值的軍機大臣也不能與其他衙門之人有所往來，且私下不能接納重禮。

創設軍機處方便了皇帝行使職權，提高了中央的決策效率以及行政效率，使清朝決策機構更加明朗化，并因此被清代后世統治者沿用。同時，在軍機處成立之后，滿貴族議政制逐漸被取消，軍機大臣取代原來的內閣處理軍國要事和機密事務，大學士的政治權利增大，軍機大臣攬權結黨不斷。而當后世出現倦政的皇帝時，軍機處非但沒有加強皇權，反而分化了皇權。

經濟

設立會考府

康熙末年，雖設置有負責監察的都察院，以及分管財賦、注銷文卷的六科，但各部院想要動用錢糧，往往是自行奏銷，沒有相關部門對實際數目進行審計，財政管理混亂。而官員也趁機大行貪賄，全國各庫錢糧虧空嚴重。雍正即位后，為解決錢糧奏銷弊端，在中央設會考府，規定各部門錢糧出入均要由會考府審核，且要經由主理會考府的怡親王愛新覺羅·胤祥、佟佳·隆科多、大學士白潢[huáng]、尚書朱軾會同辦理。此外，他特令允祥嚴格清查政策，防止各部院營私舞弊。

會考府分為左右司，所處理檔案后均要加蓋所屬司印信。除允祥等四位王公大臣外，下設滿漢郎中各三人、員外郎兩人、主事三人、筆帖式十人，并根據公務繁簡情況，酌情增減人員。主要負責審核所奏銷錢糧是否合理準確，過程是否符合規章制度，并對奏銷制度提出改進措施。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由于愛新覺羅·胤禩、愛新覺羅·胤禟等的政治勢力已經大為削弱，財政整頓基本完成，且由于會考府擁有較高的審查權利，引發了新的弊端。于是，同年九月雍正下令撤除會考府。

會考府作為一個獨立的財務審查機構，成立不到三年，所承辦的550件錢糧奏銷事件當中，就有96件因違規被駁回，禁革了奏銷中存在的部費陋規，遏制并打擊了官員的貪腐行為。同時，由于會考府對允禩主管的工部的奏銷嚴格控制，從經濟上對允禩等反對勢力進行了有效打擊，對穩固統治、加強皇權起到有利影響。

耗羨歸公

清代時，除征收規定要繳納的錢糧外，會征收部分附加稅（耗羨），用以補充碎銀鑄熔過程中以及糧食轉運途中產生的損耗，而耗羨主要由地方官員私征，并逐漸成為地方官員補充私用、賄賂上司、彌補府庫虧空的來源，有些地區耗羨加征至稅賦的50%，不僅加重了百姓，還造成了吏治腐壞。

為清除積弊，雍正即位后下令將耗羨收歸國家統一管理。在不同地區規定了不同的耗羨率，禁止官員私自加征。而歸公之后的耗羨，主要用途有三：第一，為官員支發養廉銀，用以增加官員收入，防止他們因私用不足營私貪腐。第二，補充府庫虧空。雍正在清查虧空后，責令各地補齊。但由于國庫虧空積弊已久，原因或與現任官員無關，而雍正規定用耗羨的一部分用來補充以往虧空，在不繼續加重百姓負擔的同時，也為無罪的現任官員尋找了一個補上虧空的方法。第三，用作地方公用。包括地方雜費，修造河堤的耗費等。

由于耗羨歸公后，規定了各地的征收比例，從一定程度上遏制耗羨濫征的情況，對吏治進行整肅的同時，也對財政進行了彌足。但由于對各地沒有形成有效監察，實際耗羨征收往往高于額定征收率，有官員在征收歸公耗羨后，會加征耗羨私用，耗羨歸公也在愛新覺羅·弘歷時期就出現弊端。

攤丁入畝

清朝入關以來，主要的賦稅徭役有“田賦”和“丁徭”，另有多種苛捐雜稅，由于稅收管理混亂致使百姓負擔較重，影響生產發展。康熙在位時，為鼓勵生產曾實施“永不加賦”的經濟舉措，而對多丁的貧苦人家來說，丁徭依舊負擔很重，為此，民間常瞞報人丁，致使國家稅收不足。為保障國家正常稅收，雍正改革賦役制度，將丁徭和土地聯系在一起，規定按土地面積收取丁銀，而沒有田產的農家則不需要再交納丁銀。

攤丁入畝因損害了部分擁有大量田產的富戶的利益，受到各地富戶縉[jìn]紳的強烈反對，且其在實施時，因攤丁不均、豪強轉嫁稅賦等，反而加重了部分百姓的負擔，但它使財政收入得以保障，且從總體上促使了稅收的相對公平，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的土地兼并，而將田賦和丁徭分開后，無地農民可根據自身需求向城鎮流動，減弱了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的同時，增加了工商業從業人員數量，有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生長和發展。

重農抑商

雍正即位之初，出現人口多、墾荒少，糧食供給不足的情況。為鼓勵農業生產，雍正在各府州縣設立先農壇，置耤田，讓各地方官耕田以“知稼墻之艱難”“量天時之晴雨”，并給各地“勤勞作苦”的老農發放頂戴，通過獎勵措施來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同時，他鼓勵墾荒，禁止官員對報墾農戶進行私征勒索。興修水利，營造河道、水田，為發展農業創造條件。調各地有經驗的老農去農業相對落后地區教授種田事宜，以提高生產技術。為防谷賤傷農，還通過發放官帑[tǎng]購買滯銷商品、設立社倉出糶[tiào]谷米來平抑物價。

為避免糧荒，他鼓勵種植糧食作物，限制經濟作物的種植與發展。為防止興商影響農業生產，雍正嚴禁各地開礦，并加強了對商人的管理，要求各地對轄區的商人的財產狀況定期匯報，并以此決定是否繼續委辦鹽務或者發放借貸事宜。雍正重農抑商的政策，提高了農業生產水平，在當時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但由于他將農業和工商業絕對對立起來，阻礙了商品經濟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士民一體當差

清代時，秀才之家稱作儒戶，監生之家稱作宦戶。而儒戶和宦戶可以免除差徭，地方官也常將他們應交的耗羨轉嫁給貧民。且士紳還和地方官吏勾結，包攬地方錢糧和訴訟，并以此向百姓收取費用，在地方欺壓百姓、腐蝕官僚敗壞吏治，激化社會矛盾。于是，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下令革除儒戶、宦戶的特權，嚴禁他們包攬錢糧和訴訟，并讓他們和百姓一樣交糧完稅。

此舉引發了生員士紳的不滿，但對抗令拖欠糧賦的士紳，雍正均嚴懲不貸。同時加強對監生的管理，嚴禁士紳干政，又制定法令規范主佃關系，嚴禁士紳欺凌佃戶，搶占佃戶婦女，規定對擅自處罰佃戶的秀才、監生等革除功名，但對逃佃不交稅的佃戶也予以嚴懲。此項法令讓佃農和士紳在法律上擁有了相對平等的地位，打擊了士紳的不法行為，緩和了社會矛盾，有利于社會穩定。

推行保甲法

歷朝以來，戶口編制大多傾向于記錄人口數字和家庭財產狀況，以便于賦稅征收，由于攤丁入畝的實施時已獲取了賦稅征收時想要的信息，傳統的戶口編審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于是，雍正決定實施側重于治安管理的保甲法對戶口進行編制，保甲法規定十戶為一牌，設牌頭，十牌為一甲，設甲長，十甲為一保設保正。要求地方根據保甲法編制戶口，并從中選擇民壯加以訓練，以維護地方治安。該戶口編制法，將流民也編入戶口，解決了流民入籍的問題，適應了賦役制度的變化，維護了社會秩序。

廢除賤籍

雍正即位之初，社會上有樂戶、世仆、丐戶等賤民，他們多為罪臣之后，世代被迫從事官方規定的卑賤的職業，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地位在佃農和雇工之下，雍正元年(1723)三月，因監察御史年熙上書，請求雍正削去山陜樂戶的賤籍，并解釋稱只因其祖先是在明朝時擁護朱允炆的良臣，山陜樂戶在明成祖明成祖登基后不得世代墮入賤籍，而壓良為賤有傷風化，雍正同意了他的請求，此舉開啟了除良為賤的先導。

隨后幾年，雍正接連廢除樂戶、墮民等賤民的名籍，使他們擁有和平民一樣的權利，可以讀書出仕，也可以墾殖農業。廢除賤籍的舉措，解放了大量勞動力，促進了農業生產，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清除了前朝積弊，變易了社會風俗，維護了綱常倫理，而雍正也因實施仁政獲得了更多政治資本，同時避免了不法士紳借賤籍之限制欺壓賤民、激化社會矛盾。

錢法與銅禁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的貨幣增多，但雍正為抑制商貿禁止開礦，后雖允許云南省等地區進行銅礦開采，可鑄造貨幣所需要的黃銅產量依舊不足，出現了錢價高于銀子價格的現象。而民間私鑄者為獲得更多利益，私熔制錢再制作成更多劣幣以次充好，破壞了制錢的信譽且加劇了制錢短缺。

雍正為防止民間私鑄錢幣，下令除三品以上官員外其他人禁止使用青銅器，令民間搜集制錢所需原料一應交官，然而此舉在地方上推行困難。于是，雍正派出官員至各地設立公所，動用藩庫錢糧以每斤給價一錢一分九厘九毫三絲的價格收購黃銅。允許百姓拿黃銅抵錢糧之稅，允許捐納官職之人拿黃銅抵價。每收取一定數量的黃銅，就會下令開爐鑄錢，又制定法令對私鑄貨幣者進行懲治。此舉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黃銅短缺的問題，銅禁和禁止私鑄貨幣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反而助長了銷毀制錢打造銅器的風氣。不利于商品的流通以及商業的發展。

軍事

平定青海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羅卜藏丹津發動叛亂，雍正因繼位不久，朝中事務較多，不愿意輕易用兵，于是一方面派西寧市侍郎常壽勸其罷兵，一方面令年羹堯籌備打仗。而羅布藏丹津不聽勸告，將常壽扣留，另與西寧附近的塔爾寺大喇嘛私下聯系，欲利用教眾進攻西寧。雍正于是決心出兵平亂，令年羹堯通領西北平逆將軍愛新覺羅·延信，邊關負責理餉的諸位官員，以及四川、陜西省、云南省三省的官員進行討逆。

年羹堯隨后將張掖市（今甘肅張掖）軍營移駐西寧，派兵駐守永昌縣（今甘肅金昌境內）和布隆吉河，以防敵兵攻入甘肅內地，又截斷叛軍入藏通路，杜絕叛軍與準噶爾汗國的聯系，之后對叛軍展開猛攻，羅卜藏丹津吃敗逃亡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雍正又采用岳鐘琪建議，派精兵五千攻打其營帳，羅布藏丹津不得不化為女裝逃向準噶爾。而這次軍事行動僅用了十五天。

戰后，雍正根據青海各首領在戰時的態度予以獎勵和懲罰，并仿照內蒙古自治區給青海蒙古各部指定游牧地區，以防止其內部生亂起斗，同時將他們編制成二十九個旗，將他們分為三班，每三年一班入朝朝貢，并允許他們和內地定期互市，并將青海境內原向羅布藏丹津交稅的藏民編戶，減免此前的部分賦稅后向他們征稅，并設立衛所（次年改為西寧府），增加駐軍，整頓喇嘛寺，同時在西寧市與張掖市、武威郡（今甘肅武威）之間興辦屯田，從而鞏固了對青海的統治，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平亂西藏

雍正即位之后，曾下令將康熙時期的駐藏軍隊回撤至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清廷對西藏的控制力減弱，而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西藏噶倫阿爾布巴等殺掉朝廷冊封的首席噶倫康濟鼐發起叛亂，并欲轉投準噶爾汗國。雍正為使邊防能長久安穩，決定出兵平亂，并在之后將達賴喇嘛從西藏移至西寧，從而保證西藏的安穩。但又怕阿爾布巴聞知發兵消息，劫持達賴喇嘛逃入準噶爾，只好下令停止出兵。

而管理后藏的頗羅鼐卻在之后率軍擊敗了阿爾布巴，雍正由此確認阿爾布巴無法再劫持達賴喇嘛，于是令查郎阿統領一萬五千余人進藏繼續平叛。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秋，查郎阿至拉薩市殺掉已被頗羅鼐擒獲的阿爾布巴等，隨后，雍正封頗羅鼐為貝子后又加封至貝勒，令其總管前后藏。同時為鞏固對西藏自治區的統治，雍正設正副駐藏大臣，令他們領二千士兵分駐衛藏。

此時的駐藏大臣主要負責管理駐守清軍，卻為乾隆時期設駐藏大臣和達賴共管西藏事務的駐藏制度打下基礎，有利于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出兵準噶爾

阿爾布巴叛亂的同年，新任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頻頻襲擾清朝邊境，干涉西藏事務。為防止準噶爾利用宗教繼續禍亂西北邊境，進而徹底解決西藏和青海省問題，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以討要逃亡準噶爾的羅卜藏丹津為名分西北兩路出兵準噶爾。其中，傅爾丹領北路軍，轄下主要為滿族兵和蒙古兵。岳鐘琪領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屬下多為漢人，而西路軍被作為主攻力量。

聞聽清軍出兵，準噶爾派出使臣特磊于岳鐘琪處謊稱要把羅布藏丹津押送往清廷，雍正出兵借口被打破，而雍正不愿背負“出兵不仁”的名聲，下令暫緩進軍，并詔傅爾丹和岳鐘琪進京商討。準噶爾則趁機開始籌備對西路軍用兵的策略。而在岳鐘琪離開軍營后，其負責放牧駝馬的滿族部下查廩[lǐn]縱酒為樂防范放松，被準噶爾劫掠去十幾萬頭牲畜，代理岳鐘琪處理軍務的紀成斌派人奪回大部分駝馬，并欲處罰查廩。由于查廩是查郎阿親戚，而岳鐘琪回營后也認為滿人黨派眾多且排擠漢臣，不能隨便予以懲罰。于是隱瞞事實，謊稱取得了大捷，雍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對相關人員進行了嘉獎。

但不久后，雍正就獲知了其中實情，對岳鐘琪開始心生猜忌，另派伊禮布、石云倬[shí yún zhuō]為西路副將軍，分去岳鐘琪的統兵權對其進行防范監視。在岳鐘琪提出御敵戰略時，雍正也不再完全采信。而在岳鐘琪率兵出征后，代其為川陜總督的查郎阿也在后方對其進行挾制。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準噶爾汗國自烏魯木齊市襲擾哈密市，岳鐘琪在派兵迎擊的同時，派石云倬斷敵后路，因石云倬動作遲緩放走了準噶爾兵，岳鐘琪隨即對其進行奏劾，卻遭到大學士西林覺羅·鄂爾泰反駁。鄂爾泰認為岳鐘琪身為將帥不能料敵于先，雍正也認為岳鐘琪對部下不能一視同仁，遂將其召回予以斥責并削去其公爵，令查郎阿接替他統領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而查郎阿和岳鐘琪向來不睦，兩人因調兵籌餉、遣兵用將等方面屢次發生爭執，在查郎阿的彈劾下，岳鐘琪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被下獄論死，而西路軍也始終沒有取得較大勝利。

與此同時，北路軍也戰況不利，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主將傅爾丹輕信準噶爾汗國間諜故意承報的噶爾丹策零的駐軍處，帶兵攻擊時落入敵軍陷阱，所領一萬士兵只余兩千人逃往科布多省（今蒙古西南），但雍正聞訊為他掩蓋失敗，還將腰帶賜給傅爾丹。次年十月，傅爾丹又在烏遜珠勒大敗，以至于準噶爾進攻至杭愛山（今蒙古中部），又襲擊了蒙古國的博爾濟吉特·策棱部，劫掠了額駙策凌的子女。策凌怒而帶兵突擊準噶爾軍，贏得了光顯寺之戰的勝利。雍正聞訊嘉獎策凌，令其屯兵科布多經理軍務，并削去了傅爾丹的官職。而經過光顯寺之戰，準噶爾汗國無力再發動進攻，流露出求和之意。雍正也不愿再戰，遂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五月暫停進兵。此后不久，雍正在與張廷玉、查郎阿、策凌等商議后決定議和。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七月，雍正派傅鼐、內閣學士章佳·阿克敦等前往準噶爾議和，欲劃定準噶爾與蒙古國各部的游牧區，但由于雙方各存異議，和談一直沒有決論，直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雙方才談定以阿爾泰山作為準噶爾和喀爾喀的分解線。對準噶爾用兵期間，雍正調度失利、用人無方，獎罰失當，且由于八旗兵戰斗力削弱、滿族上層腐化等原因，導致損兵折將、耗費錢糧卻未達到預期目的，另刺激了滿漢矛盾。但經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喀爾喀蒙古部和清廷的聯系加強，而準噶爾汗國也不能再干涉西藏自治區、青海省事務，對西部邊疆的穩固起到積極作用。

文化

思想政策

雍正尊崇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將孔子的五代十國先人追封為啟圣王，將孔子生辰日改為大祀禮。將帝王去南京夫子廟的書面敘述從以往的“幸學”改為“詣學”以示尊崇。下令避諱孔子名諱“丘”，變姓氏“丘”為“邱”?？婆e取士時，重視對《論語》《孟子》《大學》和子思中庸四書的考量，另加試《孝經》。隆禮尊孔的同時，雍正宣揚三綱五常，借助儒學的影響治理國政。而在儒家思想的引導下，治下之民更容易安分守己，從而強化了雍正的政治統治。

此外，為了體現自己是天命所歸，雍正大搞祥瑞，在官員西林覺羅·鄂爾泰上報天現“卿云”（皇帝孝順時才會出現）時給予獎勵，以此證明自己并非曾靜等人所說的不孝之子。雍正還糅合佛、釋、道三方的思想，用沙門統做謀士，將神權和政權相結合，以加強思想方面的統治。此外，雍正還在民間提倡拾金不昧、簡樸節約，以揚風化。

雍正對儒、佛、道三家采取了并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不管是尊孔崇儒還是推崇佛教、道教，都注重其對自己統治地位的實際作用，在加強皇權的同時，助其走出了帝位合法性的隱影，對穩定社會秩序、穩固其統治起到積極作用。

興文字獄

雍正在位13年間，先后處理了25起文字獄案件。它們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為打擊朋黨而制造的文字獄事件。比如在打擊年羹堯、佟佳·隆科多朋黨時，雍正借口年羹堯在奏折上將“朝乾夕惕”寫作“夕乾朝惕”是暗指皇上的行為配不上“朝乾夕惕”這個詞，于是對年羹堯大加指責，并借此為打擊年羹堯做輿論準備。在年羹堯案發后，侍講錢名世被疑和年羹堯結黨，便以其曾寫詩稱贊年羹堯為由將其免職逐回家中禁錮，還親書“名教罪人”令其掛在宅中對其進行羞辱。年羹堯幕僚汪景祺則因在《西征隨筆》里稱贊年羹堯案、譏諷康熙帝，在年羹堯平定青海省后作《功臣不可為論》勸說年羹堯自保而獲罪被梟首處死。而年羹堯也因此罪加一等，被令自盡。而官員查嗣庭因與佟佳·隆科多結黨，在出任江西省主考官時，在根據《詩經》出了“ 維民所止” 的試題后，被人彈劾稱“ 維止” 兩字意在將“ 雍正” 兩字“ 去首” ，雍正便判定其為大不敬將他處死，另禍及其家人。

第二，為肅清漢族反清的民族意識而制造的文字獄。比如，漢人知識分子曾靜以反清復漢為由向川陜總督岳鐘琪投書勸其反清，被岳鐘琪告發后，雍正借此大作文章，對曾靜和其弟子張熙嚴加審訊，在得知他們受呂留良“華夷”思想的影響后，雍正又查得呂留良在著作中，有“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論”等諸多反對少數民族政權的思想，而其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學者在生前懷念明朝拒絕在清為官，其門人也延續了他的思想理念。為清除漢人反滿反清的思想，雍正作大義覺迷錄，在駁斥曾靜以及民間輿論對自己品行、即位合法性的指摘后，又提出不以地域作為評判君王好壞標準的理論，認為滿洲和中原地區同出一源，無華夷之分。此后，他釋放了曾靜、張熙，令曾靜到江南等地宣講《大義覺迷錄》。同時將已離世四十年的呂留良戮尸，燒毀其遺作，命大學士朱軾等批駁呂留良的《四書講義》、流世語錄，并編書刊發在南京夫子廟宣講。將呂留良的已逝的兒子呂葆中、弟子嚴鴻逵戮尸梟示，斬殺其另一子呂毅中以及弟子沈在寬，將其孫輩發往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與呂留良有過交往的孫克用、為呂留良刻過書的車鼎豐以及收藏其書籍的周敬輿等均被處死。此外，廣州市同知朱振基因是呂留良同鄉且供奉過其牌位，被人告發后死在獄中。

文字獄加強了思想方面的控制，但嚴重鉗制了人們的思想，破壞了文化典籍，在曾靜、呂留良之后，文人騷客因或一時不查用錯詞藻就被治罪，隨著文禍蔓延，人人自危，形成明哲保身的社會風氣，而除考古活動外學者們不敢再輕易涉獵其他領域的學術研究，阻礙了文化的積極發展。而此后，臣子不敢輕易納諫，奸佞之人則借機對統治者進行阿諛奉承，致使清代“至亡國無死節之臣”。而文字獄作為中國文化機體上的一個毒瘤，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深遠。

外交

驅逐傳教士

康熙熱衷于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對教授他學習算學、幾何圖形等西學的傳教士心懷好感，其為政時期允許天主教在清朝自由傳播，天主教也因此在清朝得以迅速發展?？滴跛氖辏ü?704年），雅威教皇禁止中原地區教徒祭拜孔子，不許在家中祭拜祖先，并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派節使來華監督執行?？滴跽J為此舉與中國的道理相悖，于同年十一月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規定除有技藝之人可以留用外，其他傳教士需離開清朝。由于康熙和傳教士一向交好，下層官員并未真正執行他的命令。

此后，傳教士為獲得下任皇帝支持，涉入康熙末年的爭儲斗爭，傳教士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穆經遠等和允禩、愛新覺羅·胤禟來往密切，且西方宗教中有關神權大于皇權的理論侵犯了皇權。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因西班牙傳教士在福建省傳教，使“男女混雜”并宣揚有違清代男女之防的言論，在雍正支持下，總督滿保在福建封禁教堂、驅逐傳教士。之后，又在全國范圍內驅逐傳教士。在傳教士的積極活動下，除去留在京城的有技藝的戴進賢等二十余名傳教士外，其他各省傳教士被允許暫時羈押至廣州市居住，但不允許他們出外傳教。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時，容留廣州的傳教士又被驅逐至澳門。

雍正對傳教士的驅逐，表面上免除了傳教士帶來的種種麻煩，但其拋卻了康熙帝時期對西洋傳教士在控制的基礎上加以利用的政策方針，對西洋傳教士一力禁絕，對其能傳播的西方文化也不再如康熙一般重視，從客觀上使清朝逐漸陷入閉塞，對清朝后世產生不利影響。

開閩粵洋禁

康熙收復臺灣省、國內統一后，曾允許商人出海貿易，并開設海關，對對外貿易進行管理和征稅，但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發展后，許多商人載大量糧食出海后定居海外不再返回，引起清廷擔憂。于是，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時朝廷禁止商人與南洋開展貿易，然而，禁海之后，走私貿易盛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雍正即位后，朝堂上反對海禁之人眾多，藍鼎元等官員認為開海禁有利于國家財政收入，能“以海外之有余補內地之不足”，促進閩粵地區的經濟發展；且禁海之后，沿海百姓因為生計無著落聚眾走私，長期以往容易起亂，不利于地區穩定。雍正在權衡之后，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下令重開閩粵地區海禁。

為防止留居海外的人歸來后懷有異心，影響社會安定，雍正不允許在之前就居住海外的人趁機回國；設立商總加強對海外貿易的管理，規定出洋貿易的商船要有清晰標志，令其在朝廷規定的時間內返回，若延期未歸則拒絕其再回國。后來又根據實際情況將歸國規定改為：若因海難飄泊他處，取得當地印信便可返還，若故意延遲，則要予以處罰。而出洋人員則需要辦理注明年齡相貌等信息的出洋手續，且需手持所在地戶族開具的證明。過往商船以及出洋人員一律在虎門、廈門等海關接受檢查。

開放閩粵洋禁后，南方沿海地區人民重獲被剝奪的謀生手段，有利于中國與南洋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出于維護統治的目的，雍正阻止久居海外的華僑回國，對出洋之人毫不顧惜，致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后，華僑在他國備受欺凌，而其對海外貿易的限制，也阻礙了商品貿易的發展。

對俄關系

康熙時期，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規定雙方可以開展貿易，并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線，但此后俄國繼續蠶食喀爾喀蒙古地區的領土，還曾試圖引誘中國邊民叛逃、迫使準噶爾汗國向其稱臣。為此，康熙曾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下令中止中俄貿易活動，此后，清朝在俄國請求下曾試著放開中俄貿易約束，但俄羅斯帝國不遵守協議，繼續在中國西北邊境從事顛覆活動。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朝完全斷絕了中俄貿易往來。俄羅斯帝國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財政來源。

為此，新任沙皇葉卡捷琳娜一世積極謀求中俄兩國進行貿易談判，而雍正也想通過出兵準噶爾汗國解決西北邊疆問題，并想在出兵準噶爾之前和俄羅斯達成和談，以防止他們和準噶爾相聯合。于是，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時，雍正派佟佳·隆科多、博爾濟吉特·策棱等組成代表團與沙俄重新談判貿易和邊界問題，因大學士富察·馬齊（允禩支持者）泄密，加上雍正對隆科多的不信任，清代表團在隆科多被雍正召回后被迫接受了俄方的全部要求，將恰克圖（今俄蒙邊界北岸）以北的大片領土讓給俄國。

雙方于同年八月三十一日簽訂了《中俄布連斯奇條約》，又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簽訂了《中俄恰克圖條約》，規定以恰克圖為界，東自額爾古納河，西至沙賓達巴哈（今俄羅斯西薩彥嶺山脈西端）為線，劃定中俄邊界。同時規定各自疆域內不得容留對方逃犯，俄國商人可每三年到北京貿易一次，商隊不得超過二百人，清朝對其不加收賦稅，且允許俄國在北京建立教堂。條約簽訂后，俄國無法再公開支持準噶爾汗國分裂勢力，使清政府能集中力量對準噶爾用兵。加上雍正又增設邊哨（卡倫）五十九個，反倒增強了對喀爾喀地區的控制以及對沙俄的防御。隨著兩國之間貿易往來的加強，雍正向俄國第一次派出使團，中俄經濟文化交流加強，關系也空前友好。

對日關系

日本江戶時代(公元1603年—公元1868年)，為防止基督教滲透日本實施了鎖國政策，康熙帝在收復臺灣后，允許商船赴日貿易，但也只是華商赴日的單邊貿易。由于清朝有礦禁政策且滇銅尚未開發，對日本黃銅需求較多，日本在兩國貿易期間也逐漸掌握了主動權，對清朝貨船推行“信牌”貿易制度，要求清朝商船必須有日本頒發的“信牌”才能靠岸貿易，無“信牌”的商人只能原船返回，以此威脅清朝商人將軍工等違禁品偷運往日本，為日本窺探清朝情報、網羅清朝技術人才等，并對琉球施加影響欲與清朝爭奪琉球王國作為藩屬國。

雍正即位后，繼續康熙時期對琉球的懷柔政策，在朝貢中對琉球“厚往薄來”予以優撫，加強對赴日商人的管理，立富商李君澤等八人為商總，要求他們對赴日商船進行檢查并做出“一體連坐”的擔保。其次，組建北洋水師防范“倭寇”。第三，增加巡查哨兵，對海上的違法行為進行打擊。另加強對日本情報的搜集。此舉防止了軍工等重要產品的走私，避免了人才外溢，形成了較為嚴密的海防體系，并從客觀上震懾了日本，使其不得不有所收斂。在兩國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前提下，商總成為貿易交涉中的有效機構，但由于雍正對日貿易中只關注黃銅貿易，不注重對外貿易的政策調整，該時期的對日貿易中清朝依舊處于劣勢，且由于地理優勢，日本在琉球王國的影響力也逐漸較清朝更加深入。

對朝關系

由于朝鮮與明朝外交關系密切，在明朝滅亡后，朝鮮雖迫于壓力和清朝建立了宗藩關系，但對清朝并不認同，多次想趁亂參與反清復明，并對清朝修撰的明史中有關朝鮮的史實提出異議。康熙時期，清朝多次通過停止互市等手段對朝鮮進行警示迫使其臣服。且隨著清朝統治的鞏固，朝鮮態度發生轉變，雙方關系也逐漸緩和。

雍正即位后，對朝鮮實施懷柔政策。在朝鮮繼續指出《明史》有關朝鮮的記載中的錯漏之處，要求清朝予以修改刪除時，雍正予以允準，并對朝鮮實施“厚往薄來”的朝貢政策，減免朝鮮歲貢次數和貢品數量的同時，給朝鮮的賞賜加多；還規范了遣使制度，要求出使朝鮮的官員不準自行索要貢品，需依照規矩辦事；對涉朝越境的案件也從寬處理。

在懷柔的同時，雍正堅持維護宗主國的威嚴，不允許朝鮮有過多軍事裝備，要求其行使藩屬國該有的朝貢等職責，而雍正時期的對朝關系，承襲了康熙帝時期的對朝政策的同時，對朝鮮進行優撫，促使了朝鮮對清朝宗主國地位的肯定，為乾隆時期雙方形成穩定的宗藩關系打下基礎。

重要爭議

關于繼位

關于雍正繼位，有學者認為雍正是篡位自立：比如清史專家孟森認為康熙帝并非壽終正寢，雍正系篡位自立，并指出雍正能繼位“內得力于佟佳·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堯”。王鐘翰對此表示認可，認為康熙本想把皇位傳給皇十四子愛新覺羅·胤禵（允禵原名），而“胤禎”和“胤禛”形似，為雍正修改遺詔提供可能性?？滴醯倪z詔不管滿文版本還是文言文版本都是雍正繼位后篡改所成，且遺詔是由“漢文本翻譯成滿文本的”。?學者戴逸也認為雍正繼位“可能出于矯詔篡立”。

另有學者認為，雍正是合法繼位。比如馮爾康認為康熙生前曾將胤禛當做太子候選人之一進行考量，在其彌留之際，為防朝堂動蕩不會考慮將皇位傳給遠離京城的愛新覺羅·胤禵，并進而推測若是康熙有意傳位給十四皇子允禵，不會讓他一直待在千里之外的軍中。楊啟樵在《雍正篡位說駁難》一書中認為學術界各種“篡位說”不能成立，雍正為合法繼位。史松認為“康熙傳位胤禛，實為順理成章之事”，并認為康熙晚年時因疼愛乾隆（乾?。?，才最終決定將胤禛確立為繼承人。

關于離世

雍正陡然離世，且其死亡后愛新覺羅·弘歷驅逐了被雍正帝親近的僧侶道人，金梁在《清帝外紀》中認為雍正帝因為中了丹藥之毒而死，楊啟樵也認為雍正帝是“服餌丹藥中毒而死”，鄭天挺在《清史簡述》里則認為，雍正帝死于中風。

歷史評價

乾隆認為父親雍正“重道尊師”“安邊懷遠”，勤政安民，為人有毅力，做事有原則，可以“樹百王之模范”。清代愛新覺羅·昭梿[zhāo lián]在《嘯亭雜錄》中認為，雍正勤政卻不圖享樂，才能將國家治理得國庫充盈、人民富足。并認為他體恤臣子，設養廉銀一事很得人心。

近代以來對他的評價多一分為二，比如近代清史專家孟森認為雍正“英明勤奮”“勤政”無人能及，并認為在康熙的所有兒子當中，雍正治國天分最高，即位后能“一清積弊”，刷新政治。但同時認為他在奪嫡繼統時，以及對待“有意居功要挾之人”有些“刻深慘毒”。

近代歷史學家蕭一山認為雍正“剛毅明察”可以和漢代劉啟相比，其為政期間吏法清廉，庫藏充裕，國家太平，倘使其后代都如他這般，便“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mān hān]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但其“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才有了“血崩之傳說”。

近代歷史學家戴逸認為雍正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對康熙晚年的積弊進行改革整頓，建立了乾隆時代繁榮興旺的基礎，但他“在政治上和個人性格上也存在很多缺陷”，他“性情褊[biǎn]急，手段殘酷，造成不少冤假錯案。又好大喜功，急于求成”。

當代清史專家周遠廉認為雍正帝繼位合法性有可疑之處，對政敵較無情，因而聲名不佳，執政的十三年里，也犯了不少錯誤，但他“仍不失為一位勇于進取、興利除弊、政績卓著的”“勇于革新”的封建君主，并認為雍正的系列改革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但也有關于他的完全正面的評價，比如當代歷史學家馮爾康認為雍正本人是有作為的、對中國歷史發展做出貢獻的君主，而雍正朝，在康乾盛世中承上啟下，清除了數百年來政治積弊，其攤丁入畝政策解決人口稅問題，是“巨大創舉”。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政策，具有現代財政預算、財政管理的意義。他所行的經濟舉措，可以和唐朝劉晏實行兩稅法、明朝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相媲美。

當代學者李治亭認為雍正“是一個非常務實，也很有政治見解和膽識的皇帝”，為政期間“吏風好轉，社會風氣也隨之好轉”。并認為他創建的秘密立儲制度，提高了皇權，避免了圣祖晚年諸皇子爭奪太子之位的明爭暗斗。

當代國學學者南懷瑾認為雍正的“文學詞章并不亞于任何一位翰林學士，談禪說道，并不遜于禪門宗師”。為政期間，雍正使內外肅穆，奠定了清朝的江山，是“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歷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而當代學者易中天則認為，雍正刻薄但不寡恩，冷酷但并非無情，其為政期間官員多清廉。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認為比康熙更愛法律、重公益，認為他關心國計民生，重視農業。主編《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裴德生認為雍正“是一個有著強烈使命感的人”，他“追求效率”“鼓勵創新”，使用的官員也有類似品質，但雍正不信任官僚制度，著力強化皇權，故“未能建立可以確保政治和經濟不斷加強的制度”。認為其向準噶爾汗國用兵是“沒有首尾一貫的政策目標”，并認為他于西北最終直接對西藏自治區行使主權，在西南鞏固了疆域。

旅日清史專家楊啟樵評價：“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滿清恐怕早已衰亡。”同時認為由于“人亡政息”，雍正的舉措反而引起了一些流弊，并認為如果他能多活幾十年，也許“因而改易了此后中原地區的命運”。

人物作品

雍正自撰和編輯的書籍較多，乾隆時將其編纂成《世宗憲皇帝御制文集》，共30卷，其中文20卷，詩10卷。文有諭、詔、冊文、雜著等13種體裁。

家族情況

長輩

兄弟

后妃

子女

人物軼事

易禾之緣

清代掌故遺聞匯編《清稗類鈔》[qīng bài lèi chāo]中提到，雍正還是皇子時，經常微服私行，一次在杭州市出游時，在涌金門遇見一個賣字的書生。雍正見他精通八股文，便令他寫一副字，那人卻將“秋”寫做“火禾”，且引經據典力證自己這般寫是對的。雍正認為書生知識廣博，便資助書生數笏[hù]馬蹄金讓他去考取功名，書生后來果然考中了翰林，但并未認出殿上的皇帝正是彼時資助他的人。雍正卻認出了書生，故意將“和”字寫成“口禾”給他看，書生仍未會意，還以為是皇帝寫錯了字。次日，他收到一個旨意，讓他去浙江省任巡撫，但前提是先去涌金門賣字三年再任職，書生這才想起來當年的事。

雍正耕織圖

康熙南巡回宮后，令宮廷畫師仿照宋代《耕織圖》作《康熙耕織圖》，雍親王胤禛隨后命人仿照《康熙耕織圖》繪制了一套《胤禛耕織圖冊》，后又被稱作《雍正耕織圖》，圖冊共有五十二幅畫像，畫上的農夫農婦皆按照胤禛、福晉、世子等雍親王府之人的肖像繪制而成，圖冊中他們身著漢服進行耕作，剛好和康熙想要推行農業、融合滿漢的想法相通，康熙為此對胤禛心生贊許。

雍正行樂圖

雍正帝勤于政事，閑暇時的愛好之一便是讓宮廷畫師為自己畫像。由于宮廷生活較為枯燥，雍正帝和后宮嬪妃都喜歡裝扮成各種身份的人供畫師參摹，而由清代風行者創作的雍正行樂圖中，雍正時而為高人雅士時而為山林野夫，有時候還會扮作神話人物。

自比僧人

雍正皇帝精于佛學，常自比僧人，青年時有替僧。自稱“破塵居士”“圓明居士”，即位后，雍正與文覺禪師等僧人道士來往密切，自稱“釋主”。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雍正令文覺執掌西山香山臥佛寺法席，將其作為政治助手。雍正自己也著有《揀魔辨異錄》等闡述佛家思想的書。

怒斬道士

雍正八年（1730），雍正身患重病，密諭地方官為其尋找醫生。浙江省總督李衛聽聞有個賈士芳的道士很有能耐，便將他舉薦給雍正。起初，雍正對賈士芳較滿意，還在與西林覺羅·鄂爾泰的信中說賈士芳為自己“調治有效”，賈士芳也因此名氣大增。幾個月后，賈士芳在給雍正治病時，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誦經咒。雍正突然發怒將賈士芳下獄處斬，還禍及其家人。后世推測，賈士芳這般做，可能是想綜合使用催眠術、按摩術和氣功給雍正帝治療，但由于功力不濟使雍正病情出現反復，雍正便認為他這般做是在裝神弄鬼，想要操縱皇帝的健康，故而處死了他。

自稱漢子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江南遇災，朝廷令山東省、河南省往江南運糶小米，河南巡撫田文鏡認為“江南人不食小米”請求將小米改為小麥，雍正同意了他的請求，并有意令山東也改送小麥去江南，然而張廷玉等大臣認為“小米熬粥甚好，江南人亦多食之”，雍正因而未令山東效法。但山東的小米運到江南后百姓都不愿意購買，這也說明田文鏡此前意見正確，雍正帝為此嘉獎田文鏡，并批評了當初反對田文鏡意見的朱軾、張廷玉、年羹堯、佟佳·隆科多等人，認為他們是故意針對田文鏡。田文鏡聽說后立即上奏折謝恩。雍正隨即朱批道：“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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