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是明清時期對湖南、貴州苗族聚居區的統稱，核心區域包括湖南湘西臘爾山紅苗聚居區與貴州黔東南雷公山、月亮山黑苗聚居區，兩地苗族人口均超百萬，形成獨立文化體系。清雍正年間以后形成一個有特定范圍的地域概念。一般把歷史上的“苗疆”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廣義的“苗疆”以云貴高原為中心，包括周邊少數民族分布的西南山區；狹義的“苗疆”主要指苗族聚居地區，一是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內，稱為“貴州苗疆”；二是黔東北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交界地，即松桃苗族自治縣和湖南省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帶，是為“湖南苗疆”。
“苗疆”字樣初現于明代，明王朝建立后，國家首次以組織化移民的方式，從內地調遣大量漢族以“軍屯”“民屯”“商屯”等形式移入西南民族地區。明代在湘西修筑苗疆邊墻隔離生苗與熟苗，生苗分布于鳳凰、松桃等地。明建國后不久，便在貴州單獨建立行省，相繼設立與內地一致的地方三司及州縣衙署，并于個別地區實行“改土歸流”政策，使苗區在制度上開始與中原進一步聯結起來。清代雍正年間，在苗區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打破土司制度的政治壁壘，使苗與內地關系通過劃一的政治制度獲得了空前的加強。
概念闡述
“苗疆”是構成中國疆域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涵蓋了整個云貴高原地區。這里所說的侗族是個泛稱，“疆”則具有王朝國家治下的民族地區的含義，相當于今天所說的“民族地區”，現今的苗族聚居地區只是這一廣闊地域的一小部分。當前的學者一般把歷史上的“苗疆”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廣義的“苗疆”以云貴高原為中心，包括周邊少數民族分布的西南山區；狹義的“苗疆”主要指現今苗族聚居地區，一是黔東南苗疆涵蓋黔桂湘交界地帶，通行苗語中部方言，在今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內，稱為“貴州苗疆”；二是湘西苗疆地處武陵山區，以苗語東部方言為主，在黔東北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交界地，即現松桃苗族自治縣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帶，是為“湖南苗疆”。在近代中國國民國家體制建立之后，“苗疆”作為地域概念不再使用，其廣義所指已為當前文化地理意義上的“西南”概念所取代。
歷史沿革
歷史上的苗疆是指以川黔為主，包括湘西、桂北和滇東的苗民居住較多的地區。這些地區除苗族以外還有仡佬族、瑤、彝、土家等許多民族。苗區的不少民族本來都是與漢族同住于內地的古老居民，后因中原地區的統治階級的壓迫、排擠，使他們逐漸退到了土地貧瘠但卻便于防守的西南山區。漢族人民由于不堪本族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或其他原因，因而也掙脫枷鎖，流落苗區安家落戶者亦不少，在歷史的衍進中形成了苗漢兩族一定的自然融合和以苗族為主的苗漢雜居局面，這種局面對于勾通苗疆與內地的關系是一種血肉相聯的天然渠道。在歷史上，苗疆所稱的“客民”即指從外地流徙到苗區從事生產、經商和其他職業的漢族。有的漢族居民入贅苗家，建立了苗漢混合家庭，經過長期繁衍，乃在苗族內部形成了新的族類如車寨、仲家諸苗。據記載，車寨苗在古州，系唐時馬三寶有敗兵六百名散居苗區因而與苗民相互通婚融合而成，故車寨苗亦有六百戶之號。五代十國時，楚王馬股派八帥屯成苗境，八帥士兵與苗民長期相聚成親，從而融合成了仲家。仡佬族中有張姓者，人數甚多，相傳宋時有江西省章某任苗區屯長，后落業于此，遂繁衍成佬張。實際上，苗姓中只有“吳、龍、石、麻、廖五姓為真苗，其楊、施、彭、張、洪諸姓”，皆系外民入贅苗家，因“習其俗久”，以此“另成族類”。
明代，苗疆與內地關系的發展開始步入了新的階段。明建國后不久，便在貴州省單獨建立行省，相繼設立與內地一致的地方三司及州縣衙署，并于個別地區實行“改土歸流”政策，使苗區在制度上開始與中原進一步聯結起來，使之“漸入版圖，側肩內地”，從而使苗疆與內地的交通迅速開辟，中原文化更多地傳入苗區，在生產斗爭和政治斗爭中，苗漢人民亦更加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明以前，整個貴地不僅無科額，而且學校寥寥無幾，至仁宜之際，乃令貴州與湖廣或云南省合試錄取，而貴州單獨解額或登進士榜者仍無幾，解額不過二十一人，登進士榜者一科不過二至四人。嘉時，單獨開科于貴州省，其解額之數遂由二十五人猛增至四十人，差等于舊額一倍。同時候，各地的州學、衛學、縣學亦相繼建立起來，在個別改流的地方，不僅漢官子弟可以入學，而且特定有土民入學應試之制。這些學校之設和開科取士之實行，雖然根本任務是培養苗漢地主和官僚子弟，但整個貴州文化發展起來以后，對于長期與漢族相聚在一起的苗族開化也不能不發生直接、間接的積極影響。清代雍正年間，在苗區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打破土司制度的政治壁壘，使苗與內地關系通過劃一的政治制度獲得了加強。
經濟
根據清代官員和文人的記載，苗人習慣于采用刀耕火種的方式開展粗放型的農業“苗人聚種而居，窟宅之地皆呼為寨，或二三百家為一寨，或百數十家為一寨，依山傍澗，火種刀耕”“，刀耕火種需要不斷變換耕種地方，而且產量較低。除了粗放型農業，狩獵采集也是當地苗族的重要生計方式，他們會捕捉鼠。雀甚至昆蟲來補充營養，“無論鼠雀蟓蠕動之物攝而燔之”，而且善于射獵，“畜馬，好馳騁，習標槍，以射獵為業”。同時當主食不足，還會采集山蕨為食，“高山陡嶺當糧倉，山蕨根根代米糧; 木槽拿來做碓窩，吊命全靠蕨漿漿”。因此，聚落總是隨著社群的狩獵和游耕軌跡而發生不斷的遷徙“猓夷等居尚處，朝遷暮徙并無定向”。
開辟苗疆后，由于苗疆腹地與清政府治下城市距離被交通拉近，農業生產技術和工具隨著移民遷徙從苗疆周邊地區向腹地傳播。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以龍骨車和筒車為代表的水利設施被移民工匠傳入，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在山地耕作灌溉農業的問題。“龍骨車地方黔省工匠多能制造不必遠求，即使工匠缺少之處亦可就近于平越等府雇覓，無庸遠赴江楚雇募致滋勞費”。通過增加水車的輪輻使水車的取水效率更加高效，又可以在“溪大岸高之地”引取地勢較低處之水“水輪使舀以灌一輪之水，長輪五十”，使水源跨越了更為復雜的地形。在山地“開堰蓄水”的方法解決了山地種植水稻的水源持續問題，使得當地水田對于氣候的依賴降低，保障了耕作收益 。而在堰中“蓄蒲魚，上周植柳樹”，將水利灌溉設施變為魚塘，增加了濯溉農業的收效，拓展了食物的獲取來源，實現了有限資源的高效利用。農業技術的革新使得苗族原本無可計量的田土，轉變為可以丈量的良田。
按照文獻記載，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疆多為崎嶇山地，即便開墾成田，也因山頭地腳太過于零碎而無法丈量，貴州省巡撫嵩溥在愛新覺羅·旻寧年間清查苗民田土時提及“苗人田土歷來并未清丈，無畝可計，其水田系以坵計，山土系以塊計” 。隨著水源問題的解決，受地形限制的山頭地角得到了充分開墾。時至清中期，黔東南的灌溉農業已進入高度發展期，土地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苗疆自乾隆愛新覺羅·颙琰之間生齒日繁，人力極足，開挖山坡田土幾無隙地”。灌溉農業不再是山間河流沖積平壩的特有景觀，水田從河邊的平壩綿延向上至水利設施的盡頭。旱地作物的引進和種植進一步擴大了耕地的開墾范圍，缺乏水源的旱地被充分利用起來以期獲得更多收益。多種作物在不同海拔地形的管理和間作，逐漸成為當地農業的特點。“干田宜胡豆，山地肥者宜諸豆，高山宜玉米棒，山地之新墾者宜小谷(俗作粟) ……雖地瘠，亦獲微收”。漢族的遷入，滿足了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疆農業生產對人口的迫切需求，其引入的農業工具和相關技術的普及使得灌溉農業和旱地種植得到了充分發展，作物產量的提升，品種的日益豐富，加之內地市場所需求的山地資源，更促進了黔東南苗疆和內地的商品貿易。黔東南苗疆和內地互為市場，經貿聯系日趨緊密，而具備較強商品經濟觀念的漢人移民又承擔了重要的貿易者角色。
社會組織
苗疆開辟之前，黔東南傳統社會主要以“埋巖”(議榔、款)為主要形式實現地方社會的組織與整合，這類地方社群聯盟組織，在官方史料的記載中是“紛紛藉藉不相兼統”的松散狀態“徒以盟詛要約，終無法制相縻，往往輕聚易散”。跨血緣的地域組織建立在集體議事的基礎之上，“埋巖”(議榔、款)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圍，有“大埋巖”和“小埋巖”之分(款亦有聯款、大款、中款、小款之分，“大埋巖”的“椰規”之下各個“小埋巖”也有自身的“椰規”，更為具體且遵從“大埋巖”的“椰規”在當地的傳統社會中，寨老、頭人階層并沒有因為是社群領袖而獲得特殊的政治和經濟待遇，并沒有脫離生產勞動，只是公共事務的召集人和組織者。“做頭人要正直，當寨老要公心; 若當頭人不正直，若當寨老不正大; 要頭人與盜同罪，要寨老與賊同刑"。由此可見，當地少數民族社群內部具有平權的社會結構。寨老和頭人的權威通過集體議事形成的款約、榔規、賈理等口頭經典實現; 其社會職能主要體現在領導祭祀、組織生產、調解糾紛、安排節慶等方面，涉及社群內部事務，亦會代表社群與外界聯系。他們的權威來源于當地社群成員的承認和賦予。
管理
有清一代，關于保甲制度、人口登記、賦役征收等信息的相關記載僅僅集中在城市和周邊地區，在更為廣袤的鄉村，傳統的社會組織依然在發揮作用。“有過由該寨頭人與土司通事究治，大事則土弁送至古州廳勘驗，故今苗眾向化頗恭順守法，各寨頭人由苗眾公舉正直者承充。”叫卷一黃寨+t隨著清政府基層治理的深入，寨老開始成為地方官員與鄉村苗民的中間層，征收、司法、情報、調解等代理人功能開始由寨頭階層承擔。寨頭階層逐步轉變為國家基層治理的重要一環；首先，寨頭成為國家稅收代理人“每年在開征時，花戶將糧銀湊交本寨頭人，由頭人匯交承收……各頭人收齊即轉交各承收”。其次，寨頭成為地方治安的負責人和組織者，“防守地方，兼有完納錢糧、不許拖欠等事”；再次，處理協調地方公共事務“守望相助”。國家司法的權威通過寨頭階層在鄉村得以體現，對于未能及時報告案件的“寨頭蔣幗名失察人命照不應重律八十折責革役”，在國家文件中，寨老們常常以“役”的形式出現。
以寨頭群體為核心的村寨和區域性組織——款( 埋巖、議榔)，也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承擔了國家賦予的相應義務，至清代中晚期，甚至成為維護地方穩定的重要軍事基礎。款軍和苗練在咸同兵燹中成為地方政府平亂依仗的重要軍事力量，如高洋、崇義縣、忠義各款就曾經協助地方政府平亂，其人數不斷擴充，裝備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日益精良。其中寨頭和款首的動員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基層行政治理深入和社會生活的變革，使得漢字成為重要的媒介工具。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契約、狀紙、稅單、保甲圖冊、賬冊、禮簿、信札等文書中出現了“代筆”的群體，他們的姓氏和名字乃至背后的家族史，顯示漢族移民群體在地方傳統社會政治生活中無處不在。這些漢人移民也在發揮自身熟悉國家法律和制度的優勢，參與地方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以維護村寨利益。錦屏縣者樓侗寨的兩塊碑刻記錄了當地社群( 高表、岑果、魁洞、叩引、寨樓、寨母、褰蒙、邊沙、扒洞)在取得功名的漢人士紳組織下，贏得了與當地土弁長達十二年的訴訟，以抵抗土弁的苛索濫派“據該府詳復，士民歐齊蘇等呈控潭溪司、龍里司、亮寨司、歐陽司、中林司、新化八州司等錢糧，先經士民具控土司貪虐，構訟多載”。通過積極參與地方社會事務，代表地方社會與國家互動，以爭取和維護村寨利益，借助國家治理體系建立起個人榮譽和參與組織地方事務，部分漢族移民躍升成為地方社會組織的領袖。開辟苗疆以后，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疆的生產模式、家庭婚姻、社會傳統組織發生了全方位的變革，政府行政、農業技術、商品貿易、漢字普及等因素改變了山地社會成員的生產生活，黔東南苗疆的山地各族群與漢人移民呈現了全方面融合趨勢。
苗疆地理區域
湘西苗疆
湘西苗疆地處武陵山區，以苗語東部方言為主；黔東南苗疆涵蓋黔桂湘交界地帶，通行苗語中部方言。在明代以后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修建苗疆長城將生苗與熟苗隔絕開來。湘西生苗多位于苗疆長城以北，酉水河以南的地區，而熟苗則分布于重慶秀山、酉陽、彭水以及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州轄吉首市、鳳凰縣、瀘溪縣、古丈縣、花垣縣、保靖縣、永順縣、龍山等八縣市，國土面積約15486平方公里。其語言屬苗語東部方言，古代文獻多稱"紅苗"。鳳凰古城為古代苗疆軍事重鎮，苗疆長城系明代在南方修建的唯一長城，是古代"治苗"政策的歷史見證。苗族人口大約140萬人。"湖南苗疆"主要指以臘爾山為中心的今苗族聚居區。嚴如煜《苗防備覽》的《輿圖》中對"苗疆"所規定的區域，他認為"苗疆"應該包含如下區域：鳳、乾、永三廳，永、保、麻、瀘、沅、辰六縣皆湖南地，銅松二府為貴州地，秀山一縣為四川地內。以此看出，嚴如煜將清代的"苗疆"范圍定在不死鳥、乾州古城、永綏、古丈坪、保靖四廳一縣，這是苗族聚居的核心地區。從愛新覺羅·颙琰六年(1801)年開始，傅任職"總理苗疆邊務"大臣之后，將湖南苗疆明確定義為鳳凰縣、乾州、永綏、古丈坪四廳，及保靖縣、瀘溪縣、麻陽苗族自治縣三縣，當時俗稱苗疆"七廳縣"，這個概念一直沿用到民國時期。該區域位于湖南西部，所以，在學界也可以被稱之為"湘西苗疆"。
貴州苗疆
貴州東南境，有苗族居住的一大地區，周圍約三千余里，稱為苗疆。雍正四年，云貴總督西林覺羅·鄂爾泰奏請改土歸流。改土歸流，就是廢除世襲的土司，苗民歸清代地方官(流宮)管理，也就是取消苗族的“自治權”，要苗民完全同化在滿族里。雍正帝令鄂爾泰做云貴廣西三省總督，辦理侵苗事宜。鄂爾泰令游擊哈元生經略烏蒙(云南昭通市)、鎮雄縣(云南鎮雄縣)帶，令總兵石禮哈收復貴州東西南三面邊境生苗二千余寨，令知府張廣泗誘脅古州(貴州榕江縣)苗民，雍正十三年，臺拱(貴州廣播電視臺拱縣)苗寨群起抗清，攻破黃平縣(貴州黃平縣境)、清平(貴州麻江縣境)等州縣。副將馮茂誘殺降苗六百余人，頭目三十余人，苗族反抗激烈。雍正帝發云南省、四川省、兩湖、兩粵六省大兵進擊，屢敗無功。乾隆元年，任張廣泗為七省經略。廣泗奏稱:“我軍分戰兵、守兵為二，苗族合生苗、熟苗(漢化的苗人)為一，我軍因分力單，苗人因合力強。當今急務，在于暫時誘降熟苗，令繳出兇首、器械使生苗勢孤。集中大兵分三路直搗生苗巢穴，我力專，彼力分我軍整，彼軍散，第一次世界大戰可滅。回來再重懲從逆各熟苗，免得留后患。”張廣泗的計劃實行，清軍分兵八路軍。入深山搜殺生苗，斬首萬余級。廣泗乘勝襲擊熟苗，燒毀1224寨。戰后，貴州苗疆被清代占領。
主要景觀
臺江縣
臺江縣位于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部、雷公山北麓，清水江南岸，地勢由西南向東北部傾斜，為典型高原山地地貌，總面積1108平方公里，史稱“苗疆腹地”。現總人口14.4萬，其中苗族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97%以上，是世界上苗族聚居最集中的縣，被譽為“天下苗族第一縣”。臺江生態豐富，文化厚重，森林覆蓋率達67.78%，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9項，有37個中國傳統村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圈“返璞歸真，重返大自然”十大景區之一，2016年被評為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縣。
雷公山
苗嶺之巔，位于雷山縣城東部，是苗嶺山脈的主峰，被譽為神奇瑰麗的天然氧吧。其是苗族的圣山，也是清水江、都柳江的分水嶺。雷公山有原始森林 71.7 萬畝，已知的動植物 2100 多種，被科學家看作是“物種的基因庫”。雷公山不但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國家級森林公園，而且是人類寶貴的自然遺產和中華民族的絢麗瑰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為“當今人類保存最完好的一塊未受污染的生態文化凈地，是人類返璞歸真，回歸大自然的理想王國，是世界十大森林旅游勝地之一”。
西江千戶苗寨
西江千戶苗寨位于貴州省雷山縣東北部的雷公山麓，由十余個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連成片，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每年的苗年節、吃新節、十三年一次的牯藏節等均名揚四海。西江是一個保存苗族“原始生態”文化完整的地方，被看作是苗族的露天博物館，展覽著一部苗族發展史詩，成為觀賞和研究苗族傳統文化的大看臺。西江苗族是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黔東南的重要代表之一。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作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戶苗寨擁有深厚的苗族文化底蘊，苗族建筑、服飾、銀飾、語言、飲食、傳統習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較好。西江千戶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質的吊腳樓為主，為穿斗式歇山頂結構。西江苗族吊腳樓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干欄式建筑，運用長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結構的組合，構成三維空間的網絡體系，與周圍的青山綠水和田園風光融為一體，和諧統一，相得益彰，是中華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在建筑學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朗德上寨
雷山縣郎德上寨是一個苗族村寨，距凱里市區 29 公里，距縣政府雷山7公里，是貴州省東線民族風情游的重點村寨之一。這是一個有百戶人家的苗族村寨。郎德上寨系苗語“能兌昂糾”的意譯，“能兌”即歐兌河下游之意，村以河名，“昂糾”即上寨，郎德上寨因屬郎德地片上方，故名。寨內苗民的服飾以長裙為特征，所以又稱為“長裙苗”。郎德鎮內有享譽海內外的“中國民間歌舞藝術之鄉”“全國百座露天博物館”和“排笙之鄉”。郎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列為我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獨南苗寨
獨南是錦雞苗族兒女生活的地方，原名叫同南官方命名為“獨南村”，而在神話傳說和古歌巫辭中的名字為臥河略，意為云海蒼茫的地方。獨南苗寨位于雷山縣西南邊緣，地處雷公山南麓，與丹寨縣接壤，全村轄黨古、作谷、同南三個自然寨，共九個村民組。錦雞舞是這里最重要的蘆笙舞蹈。民風淳樸，外界人士涉足較少，是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保存最完好的一塊未受污染的生態文化凈地之一，是人類返璞歸真、回歸大自然的理想王國。中國當代苗族作家、知名記者南往耶說:“獨南苗寨，這是蚩尤最后歇息的圣土。”
參考資料 >
“苗疆”:“國家化”過程中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社會.澎湃新聞.2024-03-11
貴州臺江:天下苗族第一縣，鄉村體驗、精品民宿、節慶文化，等你來!.環球網國內.202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