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1377年12月5日－不詳），男，漢族，生于應天府（今江蘇省南京市），明朝第二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孫、朱標朱標次子，在位四年（1398年－1402年），年號建文，史稱建文帝。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其父太子朱標因風寒去世，朱允炆被朱元璋立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朱允炆即位后，力行削藩政策，以罪相繼廢黜周王、代王、齊王、朱楩和朱柏。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史稱“靖難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明成祖攻入南京，朱允炆則隨著一場大火不知所終。
在位期間，朱允炆進行了內容廣泛的革新，史稱“建文改制”。他一改朱元璋的嚴刑峻法，減輕賦稅，解決“江浙賦獨重”的積弊，頗得民心。但朱允炆對威脅最大的所謂“藩王之害”未能果斷處置，在“削藩”問題上連連失誤，因而丟掉了皇位，致使那些很有意義的革新措施也未能有效推行。
朱允炆起初并無謚號，直到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七月，追崇朱允炆為惠宗，謚號“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清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上謚號為“恭閔惠皇帝”，簡稱恭閔帝、惠帝。
人物生平
純孝皇孫
朱允炆生于明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日（1377年12月5日），是朱元璋的第三孫，朱標朱標第二子，生母為朱標的次妃呂姓。朱標的長子朱雄英早夭，原配常氏死后，呂氏被扶正，朱允炆也因而成為朱元璋的長孫。
朱允炆從小便聰穎好學，而且非常孝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標因外出視察奔波，返回南京后不久便生病，朱允炆侍候在旁，晝夜不離。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朱標病死，此年朱允炆未滿十五歲，因居喪如成人一般，加上過于悲傷而身體消瘦。明太祖朱元璋見狀安慰道：“你真是純孝啊，但你難道就不顧念我嗎？”同年九月，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
朱標在世時，朱元璋讓朱標代為審閱奏章，由于朱標性情仁厚，在刑罰上多有寬大減免之處。朱標去世后，朱元璋又讓朱允炆來做這件事，朱允炆和他的父親一樣，也以寬大為懷。朱允炆還曾向朱元璋申請在仔細研究禮教經(jīng)典的基礎上，參照歷朝歷代的刑律，修改了洪武朝律法中七十三條過于嚴苛的條文，天下人對此歌功頌德。
繼承皇位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駕崩，朱允炆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次年為建文元年。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朱允炆將兵部侍郎齊泰升為兵部尚書，翰林院修撰黃子澄擢為太常卿，同參軍國事。朱允炆還將著名的儒士方孝孺征召入朝，擔任翰林侍講，經(jīng)常向他咨詢朝廷的重要政務。
即位后不久，朱允炆便接連推行寬仁政策。他改變了朱元璋“躬覽庶政”，一切包辦的做法，放權于朝臣，擴大大臣們的權力，試圖改變太祖朝重武輕文的官僚體制，使建文時期的政治空氣大為寬松。終建文四年，大臣們都再沒感受到朱元璋那種“密勿論思，不可無人”的高壓政治環(huán)境。朱允炆提高士大夫地位的舉措，得到了知識階層的衷心擁戴。
對于百姓，朱允炆也主張與民生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他下詔減免了部分軍戶的軍役，北部邊境地區(qū)的衛(wèi)所軍戶，全家都服役的可以減免一人；全天下的衛(wèi)所里，有家中只剩自己一人還在服役的，可以從軍戶轉為民戶。同年十二月，他還減免了全國來年一半的田租，并于建文元年（1399年）下詔，改變洪武年間對江浙的歧視性政策，取消蘇州市、松江區(qū)人不得在戶部為官的限制條款，調整了對江浙的懲罰性稅收政策。
廢削五王
朱元璋登基后，為了維持和鞏固一人一姓之天下苦心經(jīng)營，然而他在集權過程中，卻為明朝留下了一個嚴重的隱患——大封諸子。盡管明朝的封藩與以往不盡相同，“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但諸王的依舊地位優(yōu)渥。在洪武年間，秦王、晉王、燕王、代王、谷王、遼王、寧王、慶王、肅王這九大塞王，由于領兵駐守邊塞，都有“少者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規(guī)模的“護衛(wèi)甲士”，公侯大臣見了他們都要“伏而拜”，地方上的一些大事以及軍隊調動，也都要向當?shù)?a href="/hebeideji/8701217932074792809.html">藩王稟而后行。更有甚者，朱元璋還在《皇明祖訓》中，給了諸王“清君側”的特權。盡管朱元璋也規(guī)定必需皇帝先召喚藩王，藩王才能起兵，且成功鏟除奸臣后，要五日之內離京，但這一設計實際上給后來朱棣以“靖難”為名，起兵對抗朱允炆留下了制度上的漏洞。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平遙縣訓導葉伯巨就曾上書極論“分封太侈”之害，但朱元璋并未采納他的意見，葉伯巨還因此被關入刑部大牢，最終死于獄中。
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后，圍繞皇位問題展開的矛盾斗爭更是日益尖銳起來。朱允炆曾對藩王權力過大深感憂慮，擔心諸王擁兵自重、多行不法，同黃子澄等人就此問題多有商討。此外，在同朱元璋的一次談話中朱允炆問道：“邊境不安寧，有諸位藩王負責抵御邊患，倘若這些藩王造成了動亂，誰能抵御他們呢？”面對這個問題，朱元璋沉默許久后，反問朱允炆打算如何處置，朱允炆答：“以恩德懷柔他們，以禮制制約他們，如果不行就削奪他們的封地，還不行就廢掉這個藩王本人，再不行就發(fā)兵征討。”對此，朱元璋也表示贊同。由此可見，朱元璋也意識到了這一制度是存在問題的。盡管事實上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比如親手打造了朱允炆親族與耿炳文、沐英家族的政治聯(lián)姻、重新制定《皇明祖訓》等，但最終并沒有根除這一隱患。
朱允炆即位后，先是借起草與頒布朱元璋遺詔之便下令，不準諸王進京參加葬禮，只讓他們在封國內哭祭。然后又讓各藩國的文武官吏，除護衛(wèi)官軍外都聽從朝廷的節(jié)制，不久后又開始推動削藩政策。兵部尚書齊泰認為應當先削諸王中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黃子澄則認為周、齊、湘、代、岷諸王在洪武時期已有不法行為，先從他們下手出師有名，所以應當先削奪與燕王同母的周王朱橚[zhū sù]，這樣便相當于剪除了朱棣的手足羽翼，朱允炆最終采納了黃子澄的建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朝廷以周王朱橚有罪為由，將其廢為庶人，流放云南省。同年十一月，又命工部侍郎張昺[zhāng bǐng]為北平市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暗中監(jiān)視朱棣。到建文元年六月，短短一年內，朱允炆先后將周、齊、代、岷四王廢為庶人，迫使朱柏朱柏自焚，這一連串的舉動，促使朱棣加快了反叛朝廷的步伐。
靖難之變
朱棣起兵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四，燕王朱棣公開豎起反叛大旗，誓師“靖難”，雙方長達三年之久的軍事對抗就此展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朱棣吸納、掃平了北平（今北京）周邊的全部朝廷勢力，燕軍兵力增至數(shù)萬。當消息傳到南京時，朱允炆一反戰(zhàn)爭爆發(fā)前緊張擔憂的常態(tài)，對戰(zhàn)局并不上心，反而更關心內政，每日與方孝孺討論周代的法度，認為朱棣的叛亂不足為慮。
然而，盡管朱允炆一方作為中央集權的代表，不論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上，還是思想上都占有主導地位，戰(zhàn)爭初期的態(tài)勢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朱允炆起用了六十五歲的老將耿炳文為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為左副將軍，都督寧忠為右副將軍，率領十三萬兵馬討伐朱棣，數(shù)路并進，號稱三十萬大軍。不料耿炳文先遭到了朱棣的夜襲，后因部將張保叛降行間而大敗。
耿炳文戰(zhàn)敗后，朱允炆采納黃子澄的意見，啟用開國名將李文忠的兒子李景隆為大將軍。然而李景隆素不知兵，中了朱棣誘敵深入的計策，被迫退守德州。
南北拉鋸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從德州再次發(fā)兵，以六十萬大軍討伐朱棣，雙方在白溝河（今河北雄縣、容城縣、定興縣一帶）展開激戰(zhàn)。李景隆再一次被朱棣擊潰，逃往南方。山東省參政鐵鉉[tiě xuàn]與都督盛庸在濟南市收攏潰兵，擋住了燕軍的猛攻。自此以后，朱棣向南進攻時都沒有再取道濟南。朱允炆于同年十月撤免了李景隆的大將軍職務，任命盛庸為平燕將軍，代李景隆統(tǒng)兵，鐵則進升為兵部尚書參贊明朝軍事。十月二十五日，燕軍從通州區(qū)南下。盛庸在東昌（今聊城市）與燕軍決戰(zhàn)，朱棣中了盛庸的誘敵深入之策，損失慘重，被迫返回北方。自此，靖難之役進入了戰(zhàn)略僵持期。
盛庸、鐵鉉等人的勝利，讓朱允炆得到極大鼓舞。他馬上對盛庸、鐵鉉等功臣加官進爵，令他們準備第三次北伐事宜。然而方孝孺卻建議朱允炆與朱棣遣使北上談判，打算徐徐圖之。建文三年（1401年），朱棣在姚廣孝的支持下，于二月初九又一次出兵南下，雙方于夾河（今河北武邑）、藁城區(qū)[gǎo chéng]一代展開大戰(zhàn)，在戰(zhàn)斗中，由于朱允炆曾下達對朱棣的“保護令”，不準官兵殺死朱棣，各營將官在戰(zhàn)場上看到朱棣時，誰也不敢下令射箭攻擊他。閏三月初十，在雙方又一次交戰(zhàn)時，戰(zhàn)場上再一次刮起了猛烈的大風，南軍大敗而去，被燕軍斬首六萬余級。
由于南軍損失慘重，朱允炆不得不罷免了齊泰、黃子澄二人的官職，向朱棣展示停戰(zhàn)的誠意，并派大理寺少卿薛巖到朱棣軍中宣詔，表示愿意赦免朱棣等人的罪過。然而薛巖非但沒有勸降朱棣，回到京師后，反而勸朱允炆按照朱棣的意思，誅殺齊泰、黃子澄。聽過薛巖的奏報后，朱允炆對方孝儒說：“假如實相薛巖所言，那么過錯在朝廷一方，齊泰、黃子澄誤我啊！”
談判無果
建文三年（1401年）冬，因為收到京師空虛的線報，朱棣決定直接率兵南下，將戰(zhàn)略目標從對一城一地的爭奪，轉為長驅直入，以期與朱允炆臨江一決勝負，進而攻克京師。對于朱棣的轉變，朱允炆君臣則反應遲緩。此后，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十八日進取揚州市，直逼京師，戰(zhàn)爭的天平更加傾向于朱棣一方。
當揚州淪陷的消息傳至南京時，朱允炆雖然頒布了勤王詔書，下令天下文武大臣進京勤王，但面對迫在眉睫的威脅，他也只能效仿古人發(fā)布罪己詔以求緩解局勢，同時派朱元璋的侄女慶成郡主出使，希望割地給朱棣求和，結果被朱棣拒絕。六月初一，朱棣在浦子口戰(zhàn)勝盛庸，并于六月初三渡江，到六月初八日，燕軍距離京師已僅有三十公里。得知消息的朱允炆在朝堂上失聲痛哭，無計可施。方孝孺建議朱允炆堅守待援，同時派大臣和在京諸王繼續(xù)與朱棣談判以拖延時間，然而朱棣聲稱“先帝已經(jīng)分封了諸藩王，此時割地沒有理由。你們回奏皇上，只要將奸臣送過來，我就解甲謝罪，拜謁先帝的陵寢，然后退回封國”。談判最終無果而終。
不知所蹤
六月十二日，外出募兵的大臣們仍未返回，朱允炆只得派在京諸王和武臣們守衛(wèi)各處城門。左都督徐增壽（徐達之子，徐輝祖之弟）在城中首先謀劃投降燕軍，被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鄒瑾率領文官毆打。這些文官請求朱允炆速速誅殺徐增壽，但朱允炆沒有采納。
六月十三日，燕軍兵臨城下，徐增壽果然試圖作為內應協(xié)助燕軍攻城，被朱允炆親手格殺于左順門。但朱橞朱和李景隆此時已經(jīng)打開城門，迎接朱棣入城，徐輝祖等人力戰(zhàn)不敵，城破已成定局。朱允炆讓宮人四散逃命，下令火燒宮殿，他的皇后馬氏死于大火之中，朱允炆本人則下落不明。
為政舉措
政治方面
對于一個新皇帝而言，朱允炆從朱元璋手中接掌的局面還是不錯的——國家統(tǒng)一，政治局面安定，吏治比較清明，經(jīng)濟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fā)展。但朱元璋治國的一些弊端也表現(xiàn)得愈發(fā)明顯：一，封建專制的政治空氣嚴酷；二，藩王權重且尾大不掉。和他的祖父朱元璋不同，朱允炆在政治上傾向于寬仁統(tǒng)治，向往“三代（夏、商、周）之治”，在方孝孺的策劃下，朱允炆一即位，便開啟了他的“建文新政”。
修改律法
朱允炆即位后，認為朱元璋所制定的《大明律》比之元朝的律法嚴苛許多，這種嚴刑峻法更適用于亂世，而非和平時代可以長久沿用的體系。雖然朱允炆登基之前所改定的七十三條律法已經(jīng)得到了朱元璋的許可并施行，但在朱允炆看來，這還不足以扭轉《大明律》偏于嚴苛的基調。朱允炆理想中的律法，是“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的，所以他要求有關部門推崇禮教，改變明太祖“以猛治國”造成“數(shù)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的方針。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朱允炆下詔“行寬政，赦有罪”，赦免所謂的“黯軍”（即洪武年間因有罪而被黔面充軍的軍士）。洪武年間，有大批官員動輒得咎，許多人不明不白地受株連、被治罪，無數(shù)人被戍邊地，朱允炆這時也下令赦免還鄉(xiāng)。在極端專制主義的時代，這些措施自然大得民心。
雖然朱元璋“以猛治國”，殺了許多不該殺的人，但他也知道這種做法并非長久之計。朱元璋在批準朱允炆改定律法時，曾對朱允炆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由此看來，朱允炆在刑律方面的改革，是契合朱元璋本意的。
裁撤冗員
即位后的第二個月，朱允炆即開始“省并州縣，革冗員”，精簡政府機構。終建文一朝，這一方面的改革從未停止。
據(jù)統(tǒng)計，朱允炆在位時，共撤銷39個縣、9個州的一批同知（副長官，與通判分掌州縣事務）、吏目（掌助理刑獄，并管理官署內部事務）、推官（掌理刑獄）、知事（長官的佐吏，主要負責案等事務）。撤銷了73個巡檢司（在交通要道負責緝捕盜賊，盤詰[jié]奸偽），49個河泊所（負責征收魚稅），15個遞運所（負責運輸官方物資及軍需的機構），48個水馬驛（驛站），109個稅課局，41個稅課司，以及一批道紀司、道正司、僧會司、道會所、僧綱道紀司（掌管佛、道事務的機構），還有負責收取鹽茶稅的鹽課局、鹽課司、茶課司、批驗鹽引所（古代鹽是官營，明朝負責經(jīng)營食鹽買賣的鹽商得有鹽引，否則違法，茶也是官營，駙馬歐陽倫就因違反相關律法被朱元璋處死），在學子少的地區(qū)還裁去府州縣學訓導104名。在中央和地方布政司，也裁去了一批官員。總體來看，政府機構被朱允炆裁撤的為多，增設的數(shù)量極少（如國子監(jiān)、詹事府、資德院等），且多有散官（只表示官員等級）。
朱允炆在政府制度方面的改革，還有一些“原制改名”的情況。例如六科都改名為左、右拾遺，顯然帶有復古的色彩，滿足他對“三代之治”的推崇。建文二年（1400年）八月，因承天門發(fā)生火災，建文帝詔求直言，按照方孝孺的建議，改保和殿為正心殿、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承天門為皋門、前門為路門。再如“改侍讀、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大學士”改為“學士”，去掉大字。
總而言之，朱允炆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基本傾向是為了提高文官的地位，雖然這使朱允炆得到了文官集團的衷心支持，但也出現(xiàn)了新的不平衡，間接為建文帝統(tǒng)治后期平定藩王動蕩時沒有可用的武將埋下了隱患。
大力削藩
對于初登皇位的朱允炆而言，最主要的威脅其實不是政府機構和經(jīng)濟體系上的危機，而是藩王在地方做大的隱患。對此，朱允炆本人早已有清醒的認識，然而他并沒能果斷處理好這一問題。朱允炆不僅沒有主張廢除藩王制度，反而一即位就封自己尚年幼的三個弟弟為藩王（三弟朱允熥[zhū yǔn tēng]為吳王，四弟朱允熞[zhū yǔn jiān]為朱祐楎，五弟朱允熙為徐王）。隨后又由于齊泰、黃子澄的意見不一致，首先削除了五個力量較小的藩王，以至于打草驚蛇，讓朱棣產生了戒備，乃至于給了朱棣后來“清君側”以口實。
更致命的是，對于燕王這個實力和威脅最為強大的藩王，朱允炆沒有雷厲風行，而是被朱棣的裝瘋賣傻所迷惑，意圖慢慢削除朱棣的羽翼，在朱棣做好準備后，朝廷削奪朱棣王號的詔書才姍姍來遲。但此時朱棣的造反準備已大體完成，被朝廷安排在北平市及周邊地區(qū)鉗制朱棣的人，又多是朱棣的舊部。這些人要么像北平都指揮使司張信這樣，早已同朱棣達成共識或默契，要么在朱棣起兵后，不做抵抗便站在了“削亦反，不削亦反”的朱棣一邊。
經(jīng)濟方面
朱允炆在經(jīng)濟方面也進行了諸多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輕賦斂和行井田。
洪武年間，江浙一帶的農業(yè)稅較其他地區(qū)為重，其中尤以蘇州市、松江區(qū)為最。原因有兩點，其一由于江浙一帶自唐朝中期開始，逐漸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qū)。朱元璋為了擴大稅源，有意加重這些地區(qū)的負擔。江浙還是官田比較集中的地區(qū)，為政府提供的稅收數(shù)倍于民田，有的甚至近十倍。第二由于朱元璋起義時，江浙地區(qū)是張士誠的根據(jù)地，當?shù)貥O力支持張士誠，而對朱元璋多有譏諷，朱元璋因而便有意加重賦稅，以示懲罰，客觀上加重了一般民戶的負擔，阻礙了江南經(jīng)濟的正常發(fā)展。
針對這種弊端，朱允炆于建文元年正月下詔，減免江浙賦稅，取消蘇州市、松江人不得擔任戶部官員的限制，并且重新調整了官田科則，規(guī)定征收賦額每畝不得超過一斗。從明朝后面的發(fā)展來看，朱允炆對官田稅率的調整是進步且有深遠意義的。
除減輕江浙賦稅外，朱允炆也力推了另一項改革，即井田制。朱允炆把恢復井田制看成是儒家的崇高理想，按照方孝孺的說法，實行井田制是推行儒家仁義的基礎，“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翰林修撰王叔英當時就認為此事不可行，他致書力主行此事的方孝孺說：“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事實上，方孝孺鼓動朱允炆推行井田制，也僅僅是在理論上提出，并未付諸實施（或者說還沒來得及）。
下落爭議
朱允炆的下落究竟為何，幾百年來一直都是一個未解之謎，困擾著古今中外的歷史學研究者。時至今日，學界仍舊沒有發(fā)現(xiàn)確鑿的證據(jù)，能夠為朱允炆的結局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對朱允炆結局的推測，主要分為兩種傾向：一為自焚說，認為朱允炆在城破當日，隨著他的宮殿一并化為灰燼；一為出亡說，認為朱允炆逃出了南京，從此隱姓埋名，安然度過余生。
自焚說
《明太宗實錄》記載，朱棣入城后，先是派兵去解救被朱允炆關押的周王、朱榑，而后朱棣遠遠望見“宮中煙起”，趕忙派人趕去救火，但為時已晚。當朱棣的手下從火場搶救出朱允炆的尸體時，朱棣哭道：“果然若是癡騃[ái]耶？吾來為扶翼爾為善，爾竟不諒，而至此乎?”事后，朱棣禮葬建文帝，遣官致祭，布告天下。
對于這段記載，后人是將信將疑的。朱棣“禮葬”朱允炆，那么朱允炆的陵址在哪里？《明實錄》里只給出一具燒焦的尸體，并未留下更多令人信服的證據(jù)，正是因為這場大火，才有了關于朱允炆出逃的各種猜測、演繹和野史。
出亡說
《明史紀事本末》對于“建文遜國”一事的描述，遠比《明實錄》精彩得多。書中記載，朱允炆在得知金川門失守后，本欲自殺，但少監(jiān)王告訴朱允炆，朱元璋在臨死前曾留下一個小箱子，并囑咐當遇到大難時打開。翰林院編修程濟打開箱子，發(fā)現(xiàn)里面有三張度牒、十錠白金，以及和尚用的僧衣、僧帽僧鞋和剃度用的剃刀。在箱子里，朱元璋留了一封信，讓朱允炆和隨從分頭走小路逃出皇宮。朱允炆君臣依計而行，經(jīng)過一番波折后逃往云南省。其后由于朱棣持續(xù)派人追蹤，朱允炆等人被迫云游四方，到了朱祁鎮(zhèn)時期，才主動向朝廷坦白自己的身份，最終被安排在宮中頤養(yǎng)天年，得以壽終。然而這畢竟也是一家之言，且和“自焚說”一樣，沒有確鑿的證據(jù)。
對于朱允炆究竟逃到了哪里，今人的說法也是多種多樣，但多數(shù)都是以家譜、家譜為依據(jù)，缺乏有力的論述：
（1）定居于湖南省、湖北，改姓為“讓”
讓廉所編《讓氏家譜》記載：建文帝假扮僧道逃出南京，改名讓鑾，云游各地，在湖南、湖北一帶定居，死后葬于武昌洪山。臺灣學者陳萬在《明劉盈出亡考證》一文中持此說，后來讓氏后人、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讓慶瀾找到明史專家商傳，商傳就此亦創(chuàng)作了《<讓氏家譜>與建文帝出亡考》一文，但在文中商傳只明確表示他認可“出亡說”，至于朱允炆是否改姓為“讓”，他認為還需要進一步考證。
（2）定居于湘潭市，改姓為“何”
湖南湘潭學者何歌勁依據(jù)大量家譜，結合民間傳說，對照地方志與正史資料，綜合分析考證出湘潭錦石何氏始祖何必華即為朱允炆。
在《明建文帝朱允炆改名何必華落籍湘潭詳考》一文中，何歌勁稱，靖難之役后，建文帝得鳳陽籍將軍何福之助，由其弟何祿等護送，于永樂二年（1404年）來到湘潭，潛入銀塘，娶土著何氏女為妻，定居碧泉，終老民間。參與保護朱允炆的，還有鎮(zhèn)遠侯顧成與高陽忠壯侯韓成之子韓觀的家族人員，以及落屯湘潭市、昭山等地的吳良吳高部屬、鳳陽籍軍官、朱氏家族人員等。
（3）定居于青海瞿曇寺
泰山學院學者公維章根據(jù)民國《創(chuàng)修渭源縣志·藝文志》中《五竹寺記》及一冊康熙《渭源縣志》書后的一頁《五竹山五竹概略·詩名緣起》中的兩條資料，提出朱允炆出亡青海瞿曇寺說。他認為朱允炆一行晝伏夜行，沿云南省、巴、蜀，從甘肅隴南進入甘肅、青海省的河湟地區(qū)，隨臣分散于河湟狄渭各地，暗中護衛(wèi)建文帝；建文帝隱居于青海瞿曇寺所屬的一座寺院，在瞿曇寺上層的保護下，直至老死。
（4）長期生活于貴州安順
山東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劉樂一等認為，從貴州省通志及徐霞客游記和民間傳說可以推斷，明建文帝曾避難于貴州白云山，且出家為僧在這一帶長期生活。
劉樂一曾應貴州省安順地區(qū)博物館之邀，到位于布依族自治區(qū)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境內的紅崖山考察“紅崖天書”。所謂“紅崖天書”，是指在貴州關嶺縣龍爪村曬甲山一巖壁上，分布20多個怪異神奇的古文字，似篆非篆，若隸非隸，非攜非刻，橫不成行，豎不成列，大小不一，其內容無人能解，人稱“天書”。因“天書”所在的巖壁呈紅色，又被稱為“紅崖天書”。劉樂一通過確認摹本，對古跡中出現(xiàn)的“允”字和“丙戊”年及諸多形體符號深入考究，認為此遺存與明朝“建文帝遜國”有關。高峰寺內齋堂地下室藏身洞中有高約一米、寬約一尺的方解石，上刻“秀峰肇建文跡，塵知空般若門”，方石后有明萬歷時所刻制的石碑，碑文稱高峰寺建于洪武七年（1374年），開山僧秀峰大師于永樂四年（1406年）七月收留過建文帝，時間與紅崖天書上的年份相合。
（5）其它可能的出逃地
除此之外，被列為朱允炆可能的出逃地的，還有陜西漢中南鄭、四川達縣中山寺、福建寧德上金貝村、江蘇吳縣、福建泉州開元寺、福建福州雪峰寺、湖南長沙縣影珠山、四川廣元青川等地。
人物評價
《明史》：惠帝天資仁厚。踐之初，親賢好學，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銳意復古。嘗因病晏朝，尹昌隆進諫，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軍衛(wèi)單丁，減蘇、松重賦，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后，紀年復稱洪武，嗣是子孫臣庶以紀載為嫌，草野傳疑，不無訛謬。更越圣朝，得經(jīng)論定，尊名壹惠，君德用彰，懿哉。
孟森（中國近代明清史研究先驅）：帝仁柔樂善，實為守文令主，但英斷不足，所用齊泰、黃子澄固非任當日艱巨之才；即所敬信之方孝儒亦不免迂闊之，主張削藩，輕為禍始……削藩一事，古有明鑒，方孝孺以學問名世，何竟不能以古為鑒，避其覆轍！……果不主削藩，自當權有無強宗之利害；既主削藩，則賈誼、主父偃之謀不可廢也……此不能不謂帝之暗，亦群臣之疏也。
晁中辰（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建文帝繼位后，在短短四年間進行了內容廣泛的革新，有得有失，一改朱元璋重武輕文的傾向，優(yōu)容文士，提高其品級；他寬刑省獄，平反冤案，改變了動輒誅殺的嚴酷的政治空氣；他減輕賦稅，解決“江浙賦獨重”的積弊，頗得民心。但他“銳意復古”，甚至要實行井田制，對官名、宮名、殿名等仿周禮頻繁更改，徒增紛擾。尤其是對威脅最大的所謂“藩王之害”，他未能果斷處置，在“削藩”問題上連連失誤，因而丟掉了皇位，致使那些很有意義的革新措施也未能有效推行。
親屬成員
史書記載
《建文朝野匯編》，（明）屠叔方 著
《革除遺事》，（明）黃佐 著
《姜氏秘史》，（明）姜清 著
《致身錄》，（明）史仲彬 著
《明史·本紀第四》，（清）張廷玉等 著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五至十七》，（清）谷應泰 著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建文皇帝.故宮博物院.2024-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