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是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這類官職統稱史官。
據說在黃帝時代就已經有了像創造文字的倉頡那樣的 “史”。夏朝的時候設置了史官太史令，到了商周，史官的設置已經形成了制度。從商朝和西周時期開始，“史”在職能方面常常與祝、宗、卜相互貫通并且兼任，熟知和運用神話知識以及歷史知識都屬于他們的職責范圍。唐代，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趨于規范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后參與史館的工作。唐初，于門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五代十國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損益，其名稱雖因代而異，但職掌略同。其中以宋、清兩朝較為繁復。宋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歷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其史職則多以他官兼任。
在春秋時期，遵循 “君主的舉動一定要記錄下來”的原則，設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職位。“大史掌管國家的六種法典，小史掌管各諸侯國的歷史記載，內史負責書寫國君的命令，外史負責書寫出使四方的相關文書，左史記錄君主的言論，右史記錄君主的事跡。”史官在古代政府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有掌管政府文件和檔案的權威。史官是文告的起草人，而這些文字對統治者及封建諸侯間的關系都很重要。古人認為可以以史為鑒，《尚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司馬光也說過：“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縣矜惡，取是舍非。"這些歷史觀點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和興盛。
名詞定義
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可以分為記錄類和編纂類。
史，這個字早在甲骨文時代就已經產生了，《說文解字》詮釋道：“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所以，在中國古代，“史”與“事”“吏”的含義是相通的。中國古代的“歷史學”概念亦是從對“史”的認識發展而來的，或者說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
起源發展
初步發展
在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置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到了商周，史官的設置已經形成了制度。《左傳》姬夷二年記載：“晉侯派遣韓起前來訪問，并且告知自己執政的情況，然后前來會見，這是合乎禮儀的。韓宣子在太史姓那里觀看書籍，看到了《易》象和《魯春秋》，說道：‘周代的禮儀全都在魯國了！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能夠稱王天下的原因了。’”《孟子?離婁下》中提到：“圣王采詩的做法廢止了，《詩》也就沒有了，《詩》沒有了之后《春秋》便創作出來了。晉國的《乘》，楚國的《梼杌》，魯國的《春秋》，本質上是一樣的：所記載的事情是齊桓公、晉文公之類的事跡，所用的文字則是史官所記錄的。”《墨子》中也有 “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以及 “百國春秋”這樣的說法。由此可見，不僅周天子有史官，各個諸侯國也都設有史官，并且都有記載本國歷史的史書。
《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有五史，包括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別掌管不同的事務。其中大史 “掌管建立國家的六種法典，以此來考察邦國的治理情況；掌管法則，以此來考察官府的治理情況；掌管準則，以此來考察都邑的治理情況。按照年份和季節來安排事務，向各邦國頒布每月初一的日期。在舉行大祭祀的時候，和執事一起占卜日期，在齋戒以及到祭祀前一日的時候，和各位執事一起閱讀禮儀的書籍并協調各項事務。祭祀當天，拿著書來排列位次順序。”小史 “掌管各邦國的歷史記載，確定世系，辨別昭穆的次序。如果有事情發生，就告知相關的忌諱。在舉行大祭祀的時候宣讀禮法，史官依據記載來排列昭穆順序的祭祀器具。”其他的，比如內史掌管帝王封官授爵的策命、制定俸祿、賞賜等事情，外史 “掌管四方各國的歷史記載，掌管三皇五帝的書籍”，御史 “掌管邦國、都邑以及萬民的治理法令，掌管協助書寫命令文書的事務。”
走向制度化
從商朝和西周時期開始，“史” 在職能方面常常與祝、宗、卜相互貫通并且兼任，熟知和運用神話知識以及歷史知識都屬于他們的職責范圍。陳來所著的《古代宗教與倫理》中指出：史官最初是具有神職性質的官職，主要負責主持祭祀活動，同時也掌管星象歷法、占卜算卦等事務，并且還是負責記事的官員。早期史官所記錄的事情，很可能主要與占卜相關，后來隨著歷史不斷延續發展以及國家事務逐漸增多和擴大，對于人事方面的記錄就越來越占據重要地位了。
《禮記·玉藻》中有左史和右史的區分，即 “君主有所行動時由左史進行記錄，君主說話時由右史進行記錄。”《漢書·藝文志》中記載 “古代的帝王世代都設有史官，君主的一舉一動必定會被記錄下來，這是為了讓君主言行謹慎，彰顯法令規范。左史記錄君主的言論，右史記錄君主的事跡，所記錄的事跡形成了《春秋》，所記錄的言論形成了《尚書》，歷代帝王沒有不遵循這種做法的。” 無論是 “君主有所行動時由左史進行記錄，君主說話時由右史進行記錄”，還是 “左史記錄君主的言論，右史記錄君主的事跡”，徐旭生的解釋都讓人一下子明白：“文字的發展遠遠落后于語言的發展，所以當時的文字，只能夠用來記錄事情，并不方便記錄言語。然而當時一些重要的言語也會有一部分流傳下來，又過了許多年，文字更加豐富了，才發展到能夠詳細記錄語言的階段。”
穩步發展
唐代的劉知幾說：“大概史官這一官職的設立，由來已經很久遠了。這就說明，史官的出現，起始于黃帝時期，在周代時得以完備，史官的名稱有很多，所承擔的職務也都不一樣。至于各個諸侯封國，也各自設有史官，探究他們的職位和名號，和帝王所設的史官是一樣的。”（《史通?史官建置》）
《后漢書?班彪傳》中，班彪認為 “在唐堯、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在《詩》《書》所涉及的內容里，每個時代都有史書，用來掌管典籍。等到說到各個諸侯，每個封國也都有自己的史書。” 歷史的敘述記載，是政權所不能缺少的組成部分。
劉知幾認為，編寫史書的動力是帝王將相們想要追求自身的不朽。“假如世上沒有竹帛這些書寫材料，當時又缺少史官，那么即使是像堯、舜和夏桀、帝辛，伊尹、周公和王莽、董卓，伯夷、柳下惠和盜跖、莊??，楚穆王、冒頓單于和曾子、閔子這樣的人，一旦他們離世，墳墓上的土還沒干，那么善惡就無法區分，美丑也會永遠消失了。” 所以 “史書的作用，它的益處非常廣泛，是活著的人急需做的事情，也是國家的重要方面。擁有國家和家族的人，怎么能夠缺少史書呢！”（《史通?史官建置》）
《隋書·經籍志》記載：“古時候，天子和諸侯，必定會有國史，用來記錄言行，到了后世事務增多，記錄歷史的方式和內容也更加繁雜。在夏朝和商朝以前，左史記錄言論，右史記錄事跡，周代則設有太史姓、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別掌管不同的事務，而且各個諸侯封國也設置了史官。”
由史官撰寫的歷史書籍，形成了極為發達的、代表官方意識的正統的史官文化，這種文化對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六經都是史書。古代的人不著書，古代的人從來沒有脫離具體的事情而空談道理，六經都是前代先王的政治典章。”
史官設置
春秋時期
在春秋時期，遵循 “君主的舉動一定要記錄下來” 的原則，設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職位。“大史掌管國家的六種法典，小史掌管各諸侯國的歷史記載，內史負責書寫國君的命令，外史負責書寫出使四方的相關文書，左史記錄君主的言論，右史記錄君主的事跡。”（出自劉知幾的《史通?史官建置》）。《禮記·玉藻》中提到 “君主行動時由左史記錄，君主說話時由右史記錄” 。由此可以看出，史官的分工和所承擔的職責十分細致、明確。漢朝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到劉徹的時候設置了太史令這一職位，由司馬談擔任。司馬談去世后，他的兒子司馬遷接替了他的職位。司馬父子二人，是西漢著名的史官。司馬遷去世后，負責掌管歷史學事務的人都出自其他官職，而太史姓不再掌管史學方面的事務，其職責范圍僅僅局限于天文歷法方面。這是古代史官職責的一個重大變化。
漢朝時期
漢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宮中置女史之職，以記皇帝起居，故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東漢因之。后世以“起居”作為史官的一種職掌和名稱，與此有很大關系。東漢時，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蘭臺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曹叡置史官，稱著作郎，隸屬中書省；司馬衷時，改稱大著作，專掌史任，并增設佐著作郞人，隸屬秘書監。宋、齊以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齊、梁、陳又置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之職。十六國、北朝大多設有史職，或有專稱，或雜取他官，其體制、名稱，多源于魏、晉而有所損益。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歷史學形成多途發展的趨勢，而皇朝“正史"撰述尤為興盛，故史官當中名家輩出，被譽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其間，關于起居之職，魏、晉以著作兼掌。北齊、北周，著作、起居二職逐漸分開。隋煬帝時以著作如外史，于內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內史。
唐朝時期
唐代，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趨于規范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后參與史館的工作，并擔任各種修史職務。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罷史職，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變化。唐初，于門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損益，其名稱雖因代而異，但職掌略同。其中以宋、清兩朝較為繁復。宋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歷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其史職則多以他官兼任。
權力職能
職責內容
史官或者書記的主要職責大致是記錄宮廷里的重要事件、天子與諸侯的言行舉止，以及政府機構內的各類活動。在很多金文以及古籍當中，常常會出現一個模式化的文字 ——“王若曰……”，這也就是說，這些文件并非是王自己書寫的，而是史官接受命令后撰寫的。綜合以上的各項任務，可以說，“史” 是經過了某種專業訓練，專門從事著書立說、抄寫、閱讀以及保管官府文書和檔案的政府官員。
職位世襲
史官的職位是世襲的。世襲這一職務的家族，通常會有一個與書籍或者記錄保管等相關的氏名。在歷史上以及現在存在很多姓氏，比如簡、籍、史、董等等，他們的祖先大概都和這種職業有關系。《左傳》記載，在公元前 527 年，晉國有一個史官的后代名叫姬鱄，他因為不了解自己家族的歷史而遭到譏諷。姬貴說：“而且從前你的高祖孫伯掌管晉國的典籍，以此參與處理國家大事，所以稱為籍氏。等到辛有的兩個兒子到晉國去掌管典籍，從那時起就有了董太后的史官。你是掌管典籍的后人，為什么會忘記這些呢？” 籍談無法回答。太子賓客出去后，周景王說：“籍談大概不會有后代了吧，列舉典籍典故卻忘了自己的祖先。”。
史官與帝王
歷代帝王（包括賊臣逆子、淫君亂主）對于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于“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干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即如劉知幾在《史通》中所謂“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
與帝王的態度相反，史官們對于“君舉必書”的態度卻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一個特殊的史官，成為后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史德。劉知幾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史通》）。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
綜上所述，隋唐以前歷代朝廷都十分重視史事記錄和史料的搜集。隋唐以后，沿至明清時期，史官的設置更加細致，除前已有之的起居注官員，隋唐至宋遼金有著作郎、佐著作郎，唐五代十國宋遼金的史官又有監修、修撰、直館、修國史、同修國史等職，元明清以翰林院學士兼任史職，時稱總裁、修撰、編修、檢討。此外，國史、實錄、方略、律例等館各有總裁、提調、總纂、纂修、協修。顯而易見，秦漢以后歷朝史官都掌管著史料的搜集，史事的記載，史書的纂修等職責，諸如起居注（始于漢），編國史（始于東漢）、實錄（始于梁）、玉、日歷、會要（均始于唐）、大典（元）會典（明清）以及法典、詔令、奏議等，北齊以下還為前王朝修撰正史。
影響評價
史官在古代政府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有掌管政府文件和檔案的權威。史官是文告的起草人，而這些文字對統治者及封建諸侯間的關系都很重要。為了確保文字中沒有中傷當權者的言論，不僅選擇最可信的人擔任史官，并且派他們到各諸侯國去掌管各種典籍，也許還給天子遞送情報。前面提及《左傳》記載周人克殷之后，姜子牙被封為諸侯，授予很多賞賜，其中便有典籍和史官。
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成為后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劉知幾《史通》）歷史意識是人類對自然、人類自己在時間長河中發展變化現象與本質的認識。人類的歷史意識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認識能力。這種能力逐步發展為繼承歷史、創造歷史的能力。正是這種特有的認識歷史、繼承歷史、創造歷史的能力，使人類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由愚昧向文明進步。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成為自然界的精靈，是從歷史意識的萌芽開始的。
中國遠古時期的先民已經有了原始的歷史意識，當時口耳相傳的神話傳說中就包含著先民對自身歷史的記憶。在文字產生以后，原始的歷史意識逐漸發展為自覺的歷史意識，通過卜辭、史官記事反映對時事的記載和對歷史的追述。自此，中國古代的史官，以及后世的史家，世代相傳，繼承和發展了中華民族自覺的歷史意識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認識到歷史、現實、未來的聯系，所謂“述往事，思來者”（《漢書·司馬遷傳》）。第二，認識到歷史是變化的，如《左傳》中記載蔡史墨的話：“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第三，認為可以以史為鑒《尚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司馬光也說過：“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縣矜惡，取是舍非。"這些歷史觀點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和興盛。
歷代史官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一說河津市(今山西河津)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后任中書令。繼承其父遺愿，發憤著成《史記》一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生平事跡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
《史記》是漢代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全書共有一百三十篇，劃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該書記載了自遠古至劉徹時期長達三千年的史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天文、地理乃至醫術、占卜等。
班固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東漢辭賦家、史學家。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人。年少時，就能屬文，16歲入洛陽太學。又性情寬和謙讓，因此深為當時儒者所欽重。其父班彪是當時著名學者，曾作《史記后傳》65篇，補寫《史記》以后西漢的歷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補完全書，后有人告發他私改國史，捕入京兆獄。其弟班超上書辯解，獲釋，劉莊很贊賞班固的才能,召為葉衍蘭令史，轉遷為郎，典校秘書。自明帝永平中奉詔修史，經過多年努力，于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完成《漢書》的寫作。章帝時，班固任玄武司馬。建初四年(79年)帝詔諸王、諸儒集合于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義》。劉肇永元元年(89年)，隨大將軍竇憲征匈奴，為中護軍。憲驕橫獲罪，班固被牽連入獄，死于獄中。《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記述了自西漢的劉知遠元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史事。此書文贍事詳，奠定正史編例，為治文歷史學者必讀之中華史學名著。
陳壽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西充縣（今四川南充）人。三國時蜀漢及晉朝時著名史學家。陳壽少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蜀降晉后，歷任著作郎、長廣知府、治書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職。晚年多次被貶，屢次受人非議。元康七年（297年）病逝，享年六十五歲。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之戰結束了分裂局面后，陳壽歷經10年艱辛完成了紀傳體歷史學巨著《三國志》，全書共65卷，36.7萬字，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前四史”。
《三國志》是晉代陳壽編寫的一部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詳細記載了從曹丕黃初元年（220）到司馬炎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歷史。《三國志（套裝上下冊）》全書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套裝上下冊）》尊魏為正統。
司馬光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男，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趙禎、趙曙、趙頊、趙煦四朝，卒贈太師、徐溫，謚文正，政治上對西夏、遼朝采取割地忍讓政策，并上《上哲宗乞還西夏六寨》。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范，歷來受人景仰。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后，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編年體史書，記載了戰國至五代期間1300多年的歷史，向為史學界所推崇，在收集史料、考訂事實、編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潤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編年體史書的最高成就，使古代歷史研究的基本典籍。點校本以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為底本，是史學界通行的整理定本。
參考資料 >
史記(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三全本·全十冊).豆瓣讀書.2025-03-16
史記.豆瓣讀書.2025-03-16
班固.豆瓣.2025-03-16
漢書(全4冊).豆瓣讀書.2025-03-16
陳壽 Shou Chen.豆瓣.2025-03-16
三國志(上下冊).豆瓣讀書.2025-03-16
司馬光 Guang Sima.豆瓣.2025-03-16
資治通鑒.豆瓣讀書.2025-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