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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公元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籍巨鹿縣（今河北省邢臺市巨鹿縣，又說晉州市或館陶縣），后移居內黃縣（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初唐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

魏徵少年孤貧，胸懷大志，不事產業。隋末動亂，魏徵歷經坎坷，曾經五易其主。他先是從元寶藏起兵響應李密，李密愛其文才將之招至麾下。但魏徵在李密手下并不受重用，李密覆敗，魏徵隨李密投唐。隋末投奔瓦崗軍，但未得重用。后跟隨李密部歸降天寶，并自請安揖山東省勸李勣歸唐，用一紙書信招降了李勣。后因竇建德攻陷浚縣，魏徵被竇建德俘虜后得授起居舍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竇建德兵敗，魏徵又再次歸唐，入李建成麾下授太子洗馬，輔佐李建成并獻策平定劉黑闥。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不計前嫌，禮遇魏徵授其諫議大夫，詔其安撫河北省的李建成、李元吉舊部。貞觀元年（公元626年）升尚書左丞。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遷為秘書監，校定古籍，并開始參預朝政，得唐太宗器重。貞觀七年（公元633年）升任侍中，負責門下省事務。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正月，《隋史》等史書魏徵歷時8年領編修撰完成，授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等。魏徵曾自以無功于國兩次辭官，但唐太宗均不允，自比良匠魏徵為金礦。六月，終允其辭去侍中，又拜為特進，任知門下事。除了陪伴君側，魏徵為官期間還寫下大量奏疏，如《論時政疏》《諫太宗十思疏》《十漸不克終疏》《論御臣之術》等，這些奏疏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他勸諫唐太宗要注意言行一致，居安思危，同時以“至公”思想推行偃革興文，勸諫唐太宗效仿圣哲，主張王道仁政君主德治，廣開言路，同眾大臣共同輔佐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徵又受詔成為太子太師教導太子。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去世，享年六十四歲。獲贈司空、相州都督，謚號“文貞”，陪葬昭陵，后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第四位。同年，因受太子謀反案牽連，唐太宗命人推倒魏徵墓碑，取消魏徵長子與公主婚約。后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因感念魏徵的勸諫之心，又復建其紀念碑。魏徵以性格剛直、才識超卓、敢于犯顏直諫著稱，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治，一生中陳諫二百多條，勸戒唐太宗以史的教訓為鑒，居安思危，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清靜無為、“仁義”行事，因而被稱為“魏百策”。他的一生不僅盡心事主，更以江山社稷、天下蒼生為重，為唐初社會的穩定和“貞觀之治”的出現發揮了重要作用。

魏徵曾領編修撰《群書治要》及《隋書·經籍志》，其上疏諫言多見《貞觀政要》，后世輯存有《魏鄭公文集》《魏鄭公詩集》等著作。魏徵對各史皆“多所損益，務存簡正”，使這“五史”皆獲“時稱良史”的贊譽。世人曾評價魏徵“一代名相”“千秋金諫”“人鏡”。學者趙才萱在《大唐名相魏徵傳》中評價魏徵堪稱中國君主專制時代罕見的功勛卓著的政治家，是諍臣良臣的杰出代表。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魏徵出生于巨鹿郡下曲陽縣（今河北晉州西）。魏徵出身曲陽縣魏氏，其先祖魏博洽經史，劉驁時期官居鉅鹿知府。魏徵曾祖父魏釗仕于拓跋宏，授建忠將軍。魏徵祖父魏彥則在元詡時期官拜驃騎長史。而魏徵的父親魏長賢，早年在北齊朝廷擔任著作左郎，后因上書譏諷朝政，被貶為上黨屯留縣令。魏徵年少時父親便去世，因不善經營家中產業，家道中落，出家為道士。雖落魄潦倒，但魏徵胸有大志一心向學。他喜好讀書，涉獵廣泛，見天下大亂，尤喜好縱橫之說。

三易其主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武陽郡丞元寶藏起義響應瓦崗軍李密，召魏徵為官掌管文書記錄等。李密每次收到元寶藏的文書總是稱贊，聽聞是魏徵所寫，便召見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魏徵隨后獻上十條密策以壯大瓦崗，李密雖稱奇卻沒有采用。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王世充轉攻洛口，被李密擊敗。魏徵對李密的長史鄭颋[tǐng]獻策稱，李密雖多次勝利但損兵折將過多，瓦崗沒有府庫，將士們有功而無賞影響作戰士氣，不如加固深溝高壘與之相持，待敵人糧盡，便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才是取勝之道。而且東都的糧食用盡，王世充無計可施會決一死戰，窮寇難與爭鋒，便不與其交戰。鄭颋不以為然，認為是老生常談。魏徵卻稱這是奇謀深策，拂袖離去。

沒有采用魏徵的計策，李密輕率出戰，遭到慘敗，魏徵便隨之歸降李唐，但未得起用。當時李密原來的部下徐世勣仍占據著大片領土，東到大海，南到長江，西到汝州市，北到魏郡，舉棋不定不知何從。魏徵便自請安揖山東，授秘書丞趕赴黎陽。他寫出《與徐世勣[jì]書》勸導徐世勣應審時度勢，避免錯過成大事的時機。李??收到文書后便決意歸唐，并開倉運糧，接濟淮安市王李神通。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月，竇建德率軍攻打黎陽，魏徵、李神通、李勣等人都被俘獲。竇建德久慕魏徵的才能，又拜其為夏王的起居舍人。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帶兵攻打竇建德，以少勝多取得了“虎牢關大戰”的勝利，竇建德就擒后，魏徵也隨裴矩到了長安二次歸唐。李建成李建成聽聞魏徵的聲名，便將其納入麾下任太子洗馬，掌管圖書經籍，禮遇厚待。魏徵見秦王李世民功勛見長，勸說李建成應盡早鞏固太子之位，并積極為他出謀劃策。當時劉黑闥作亂山東省，李元吉鎮壓失敗，魏徵建議太子李建成請戰立功，同時可結交山東豪杰，使其地位更加穩固。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十二月，李建成前往山東，采用魏徵的建議，改用招撫政策瓦解了農民起義軍，取得了勝利，并結交了山東豪杰，壯大了自己的勢力。

獻身明主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取得玄武門政變的勝利。他問魏徵為何要離間兄弟，魏徵答先太子若是聽他的，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聽罷，器重他的耿直，又素來看重他的才能，便接納并禮遇魏徵，讓其擔任詹事主薄。李世民登基后，魏徵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時河北州縣局面混亂亂黨叢生，魏徵及時提醒李世民：不示至公，禍不可解。李世民便派魏徵前往安揖河北穩定局面，遇事可酌情處理。魏徵在磁州遇到舊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押解回京，魏征對副使李桐客稱，如果釋放了二人，人們便會相信朝廷發布的詔令是算數的，必然對民心安定產生重大影響，如果仍聽憑將“二李”送京師，則只能說明朝廷說話并不算數，必將失信于民，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應以國家大計為上，主上以國士的禮相待，便應以國士的擔當來報答知遇之恩。隨即命人釋放他們，免除其罪責，使朝廷信譽的感召遠達天下，李世民非常滿意，魏徵最終也圓滿完成了安撫山東、河北的任務。

魏微宣慰山東歸來不久，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升為尚書右丞，仍兼諫議大夫。之后，李世民對他愈發器重，經常傳召他入內商談治國施政的得失。魏徵有經國之才，性情耿直不屈不撓，太宗對他的諫言都欣然接受。魏徵也欣喜于李世民的信任，對唐太宗知無不言，盡顯其才能無所隱瞞，所諫二百余事都切中帝王心，太宗也都理解他是誠心誠意為了國家好。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二月，李世民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稱不足十八歲的中男，若身體魁梧壯實也可一并征發，太宗同意。敕令傳出，魏徵加以反對，不肯簽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責備其固執。魏徵答稱：軍隊在于治理得法，皇帝征召身體壯健的成丁，用正確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匹敵天下，并指出太宗已多次失信于天下。太宗驚愕問其原因，魏徵舉例幾項太宗失信于民的例子：當時太宗即位時下詔“百姓拖欠官家的財物，一律免除”，但部分官吏仍以秦王府國司不屬于官家，所欠財務仍征求索取；有詔令“渭河平原免收二年的租調，關外地區免除徭役一年”，但不久又有敕令“已納稅和已服徭役的，從下一年開始免除“，兩令相悖；地方官孜孜不倦處理公務，但到征點兵員卻質疑他們使詐，這并非誠信的治國之道。李世民聽罷高興的稱贊魏徵：過往認為他固執、疑他不通達政務，但現議論國家大政方針都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講信用，則百姓不知所從，國家無法得到良好治理，這是天子的過失。于是撤銷不足十八歲的中男征兵詔令，并且賜給魏徵一只金甕。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十一月，嶺南部落首領馮盎、談殿等人互相爭斗，久未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幾次奏稱馮盎謀反，太宗命令將軍藺等人征發江、嶺數十州兵馬大舉討伐。魏徵勸諫太宗：中原剛平定，嶺南遙遠地勢險惡，有瘴氣瘟疫，不可駐扎大部隊。且馮盎反叛的情狀還未形成，不宜興師動眾。李世民稱上告馮盎謀反者絡繹不絕，為何說反叛的情狀還沒有形成。魏徵道馮盎若反叛，必然分兵幾路占據險要之地，攻掠鄰近州縣。現告發其謀反已有幾年了，而馮若昭兵馬還沒出境，這明顯沒有反叛的跡象。各州府既然懷疑馮氏謀反，皇帝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撫，馮氏怕死，所以不敢來朝廷。若太宗派使臣向他示以誠意，馮氏欣喜能免于禍患，便可不用勞動軍隊使他順從。于是太宗下令收兵。至十月（初六），太宗派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旌節往嶺南慰問馮盎，馮盎則讓他的兒子馮智戴隨著使臣返回朝廷。李世民稱魏徵只建議派遣一個使者，嶺南就得以安定，勝過十萬大軍的作用，不能不加賞。便賞賜給魏徵絹帛五百匹。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十月，交州都督、遂安公李神通因貪污犯罪。太宗認為瀛州刺史盧祖尚文武全才，廉潔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他鎮撫交趾郡。盧祖尚拜謝出朝，不久又后悔，以舊病復發相辭。太宗讓杜如晦傳旨于他望他諾守信用，但盧祖尚執意辭退。太宗再次召見他，曉以道理，盧祖尚仍拒不從命。太宗大怒，道若天子不能發號施令，如何治理國家，便下令將盧祖尚斬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過了幾日，與大臣議論高洋的為人，魏徵答道：齊文宣帝狂暴躁，然與他爭論時都能聽從對方的意見。當時前青州市長史魏愷出使南梁還朝，拜為光州市長史，不肯赴任，丞相楊遵彥奏與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宮中大加責備。魏愷稱先前任大州的長史，出使歸來，有功勞沒有過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長史，所以不愿成行。齊文宣帝便寬赦了他。李世民認可魏徵所講有道理，先前盧祖尚雖然缺少做大臣的道義，但殺了他也過于粗暴，還不如齊文宣帝。便下令恢復盧祖尚子孫的門蔭。

之后有人誹謗魏徵結黨營私包庇親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溫彥博去調查此案，結果查無實據，溫彥博向太宗上奏魏征沒有遠避嫌疑，以致招來這些誹謗。雖無私情，也應責備。太宗命溫彥博告知魏徵。之后魏征入朝上奏太宗，稱君臣一心，道義則為整體，若不求公道，只追求行為顯露痕跡，君臣上下這樣做，那么國家興衰難以預料。李世民悟之，魏征又跪下稱望做良臣而非忠臣。太宗問其區別，他答曰良臣是稷、契、咎陶一類人，忠臣是關龍逄、比干一類。良臣使自身獲得美名，君主光耀，后代子孫福祿無邊。忠臣遭禍被殺，君主陷于愚昧、兇暴的境地，國破家亡，只得忠臣空名，相差遠矣。太宗又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徵用古代君王案例說明為君者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道理。太宗被魏征打動，并賞賜魏征五百匹絹。

犯顏直諫

秘書監時期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魏徵升任秘書監，開始參與朝政。魏徵見喪亂之后，圖籍散失，制度法令紛亂繁雜，便奏報朝廷組織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后，秘書府中的圖籍，精要完備。當時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各國都想趁此派遣使者進獻貢品。李世民派文泰使臣厭紇干前去迎接。魏徵根據歷史經驗分析，諫言稱各國使臣眾多會導致耗費大量的國力資財。太宗聽后立刻追回詔令。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州刺史龐相壽因貪污被解除職務，上表陳情曾是秦王府僚。太宗憐惜他，欲讓他官復原職。魏徵行諫稱秦王府的舊僚屬，現居朝廷內外官的很多，擔心每個人都仗恃偏袒，而讓那些真正行為端正的人恐懼。太宗欣然采納他的意見，對龐相壽稱自己從前為秦王，只是王府的主人，現身居皇位，乃是天下百姓的君主，不能單單偏護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見如此不可以違背，便賜帛打發他走，龐相壽流著淚離去。

李世民原先曾感嘆大亂之后國家難以治理。魏徵卻勸諫他亂后應仁政治天下，以古代君王湯與武王教化百姓的先例，說明讓百姓回歸淳樸便天下太平。宰相封德彝不認同，以夏商周秦為案例，稱魏徵是書生，高談闊論會禍亂國家，不可聽信。太宗卻接受魏徵的建議而不懷疑。宰相封德彝于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去世，但到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即位四年，便已實現天下大治，一年判死刑僅二十九人，刑法幾乎不用，米價每斗才三錢。蠻夷君長服用衣冠，帶刀宿衛。東到大海，南過五嶺，夜不閉戶，行不攜糧，路上就能得到供應。李世民對群臣說這是魏徵勸諫仁義治國的結果，嘆息封德彝見不到此情此景。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正月，文武百官不斷請行封禪大禮，太宗不以為然，認為若天下安定，百姓家家富足，即使不去封禪也無不可。但群臣還是不停地請求，李世民便欲聽從，惟獨魏徵認為不可。太宗問是否認為皇上功勞不足，抑或是德行不厚，唐朝不安定，還是四方古彝族未歸服、年成未豐收，符瑞未到，以致不足以泰山封禪。魏徵均肯定太宗的功績，但答道，雖皇帝有上述六點理由，然隋亡大亂之后，人口沒有恢復，國庫糧倉空虛，而陛下駕東去泰山，大量的騎兵車，耗費難以承擔。且陛下封禪泰山，則各國君主聚集，遠方夷族首領跟從，如今從伊河、南洛河東到大海、泰山，人煙稀少，滿目草木叢生，這是引戎狄進入大唐腹地，并展示我方的虛弱。況且賞賜供給無數，也不能滿足這些遠方人的欲望，免除幾年徭役，也不能補償老百姓的勞苦。像這樣崇尚虛名而實際對百姓有害的政策不可采用。當時正趕上黃河南北地區數州縣發大水，于是李世民便停止封禪一事。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三月，長樂公主即將出嫁，因是皇后所生，唐太宗為其籌備嫁妝，禮數加倍于永嘉長公主，嚴重逾越制度，魏征反對，稱長幼應有所尊崇，情有淺深，但禮法不應相逾越。太宗聽從其言并告知了長孫皇后，皇后嘉賞其忠直諫言，遣使賜予魏徵賞錢四十萬、緝四百匹，并賜予大宅。一次李世民曾罷朝回到宮中，怒氣沖沖地道找機會要殺了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后問是誰惹怒陛下，太宗道魏徵常在朝堂上羞辱他。皇后退下，穿上朝服站在庭院內，李世民驚奇地問這是何故。皇后道常聽說君主開明則臣下正直，如今魏徵正直敢言，是因為陛下的開明，于是于此祝賀陛下。太宗才轉怒為喜。

侍中時期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五月，魏徵任職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太宗臨幸九成宮宮女，后被安置在圍川縣官舍中。尚書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到后，縣官將宮女騰出官舍給李靖、王。太宗發怒下詔審訊他們輕視該宮女。魏徵進諫稱李靖、王珪是心腹大臣，官舍本是召見官員的地方。宮女則是奴仆，不應因此審訊官員讓天下人駭然。李世民醒悟過來，按下此事不再過問。

后來太宗在丹霄樓宴享群臣，太宗稱魏徵、王珪從前侍奉舊主實為可恨，但他拋棄舊怨，任用才士，便無愧于古人。又問魏徵每次進諫皇上若不聽從，到皇上發言時魏徵便不應答的原因。魏徵答曰事有不對便會進諫，若不聽從卻回應了就怕會照辦。太宗又問他為何不能擇機再陳說。魏徵回應以舜訓誡群臣要當面直言的例子，稱這不是稷、契侍奉堯、舜的做法。太宗大笑道人稱魏徵舉止怠慢，其實他是恭順嫵媚。

貞觀七年（公元633年）三月十三日，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很多陳年舊案積壓無法決斷，魏徵雖未學律法，但卻能抓本質以情處斷，人人心悅誠服。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李世民想要分派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沒有得到合適人選。李靖推薦魏徵，太宗稱魏徵針砭規勸朕的過失，一天也不能離開身邊。便另派李靖與太常寺卿蕭等共十三人分別巡行全國各地。

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正月，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部史書編修完成，歷時8年。魏徵為總編修，多所損益，薦在簡正。其中《隋書》由他主要負責，《隋書》的序論及《梁書》《陳書》《南齊書》的總論皆出其手，時稱“良史”。唐太宗十分欣喜對各級別進行嘉獎，魏徵以總監之功，賞賜特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常茂，賜物二千段。

魏徵自認無功于國，只是憑借辯說便參于朝政帷幄，自覺慚愧，便以眼睛有疾病請辭官職。太宗不允，自比金礦需要魏徵這樣的良匠勸解他繼續輔佐。

特進時期

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魏徵又二次辭官，李世民允其辭去侍中，詔拜為特進，后又提拔他為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閣并同職事。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六月，右仆射溫彥博病逝。右仆射出闕，太宗想起用魏徵補上空缺，但魏徵堅決不受。

魏徵直言敢諫，幾次上疏，條陳利害，《諫太宗十思疏》和《十漸不克終疏》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篇，規勸李世民明鑒過往君王不能善始善終的教訓，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他的一生不僅盡心事主，更以江山社稷、天下蒼生為重，為唐初社會的穩定和“貞觀之治”的出現發揮了重要作用。魏徵在這段時間仍以諫諍為已任，為匡正君德、繼續推進“貞觀之治”向前拓展，除了陪伴君側，隨時廷對之外，還夙夜孜孜，寫下了大量奏疏。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論時政疏》、四月《再論時政疏》即《諫太宗十思疏》。五月李世民出巡null進駐昭仁宮，對地方官多有譴責。魏征上疏《三論時政疏》，諫言null因郡縣供奉不精而形成無節制的風氣導致滅亡，唐取代隋更應謹慎約束，及時知足。李世民非常吃驚，稱沒有魏徵是聽不到這樣的諫言的。七月《四論時政疏》，還有《理獄聽諫疏》《韋宏質安議宰相疏》《論君子小人疏》。null后期生活日漸奢靡，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五月魏徵趁null詔五品以上官員議事之時，提出了政事不如貞觀之初的事實，并上疏《null》，指出李世民游獵縱欲、親小人疏君子、崇尚奢華、勞役百姓等不予克制的后果，再次提醒李世民居安思危。李世民聽后深受感動并愿意改之，并將魏徵的諫言做成屏障，朝夕見之以警醒自己，并交給史官記入史冊，使萬世知君臣之義，還賞賜魏徵黃金十斤，馬二匹。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又上疏《論御臣之術》、十二月《論治道疏》等等。

皇太子null不學無術，李世民意屬皇四子魏王泰，太子之位岌岌可危，但魏徵堅決上諫擁立嫡長子。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六月，李世民稱朝堂上正直者沒人能比過魏徵，便任命魏徵為太子null，魏徵以身體有疾推辭，但太宗引用漢朝四皓的故事懇請魏徵受詔教引太子。

因病去世

貞觀十七年，魏徵的病情日趨嚴重。他家中沒有正廳，原先李世民屢次要為他營造，都被他謝絕了。前尚書右仆射溫彥博病逝以后，家中沒有正廳，靈樞就停放在側廳里。太宗得知這一情況后，才命人為之趕造了正廳，太宗為此唏噓不已。現在，眼見魏徵的病勢轉重，他為了讓這位賢相壽終正寢，便用正準備建造小殿的材料給魏徵建造了正廳，五天就竣工了。太宗又順從他所崇尚的高潔，遣派宮廷使者帶著不加紋飾的屏風、幾案、床等家具和素禱等賜給魏徵。魏徵病勢轉重后，太宗更加擔心，命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住宿在魏家守候，以便隨時溝通信息。賜給魏徵許多藥餌、食物，宮中派出的使者不絕于道，還曾兩次親臨魏宅探望。第一次去時，屏退左右和魏徵洽談許久，十分投機，又下詔撫慰贈其被子兩張。第二次親臨魏宅，帶領太子李承乾和衡山公主，魏徵在床上讓人給披上朝服，拖著帶子見駕。李世民見此潸然淚下，強忍悲傷安慰魏徵，并問他有何話說，魏徵對他說“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意為放心不下大唐，在場的人無不唏噓感慨。太宗準備把衡山公主嫁給魏徵長子叔玉，并詔為朝散大夫。他讓魏徵再起身最后看看新兒媳，但魏徵已無法答謝了。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十七日，太宗夢見魏徵神色如常，到早朝時，便聽奏魏徵去世的噩耗，時年六十四歲。唐太宗親臨吊唁，慟哭不已，并廢朝五天，追贈魏徵為司空、相州都督，謚號“文貞”。李世民下詔贈其葬禮鼓樂四十人，絹布千段、米粟千石等厚葬魏徵，陪葬昭陵。魏徵妻子裴氏稱魏徵平生節儉，豪華的葬禮會違背他的意愿，便只簡單用布車裝上魏徵靈柩。太宗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并親撰碑文和挽歌詞，自書于石，特賜魏徵家實封九百戶。魏徵去世后，太宗經常悼念不已。同年二月，太宗命閻立本畫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煙閣，魏徵列位第四。

身后余波

魏徵去世之后，唐太宗在朝會時對群臣說，魏徵的去世如同他失去了明得失的一面明鏡。李世民還將魏徵臨終前未寫完的《遺表稿》公之于世，并讓朝臣書寫在朝板上，一旦發現了魏徵所指出的這類過失便及時改正，以期望“人鏡”精神發揚光大。太宗又下詔希望群臣不要僚茍且順旨，應像往昔魏徵一樣坦誠及時的指出帝王的過錯。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慫太子李承乾謀反，以謀反罪處死，牽連罷免流配。而魏徵因曾經舉薦過二人，去世后又以人鏡揚名，有人便妒火中燒，乘機攻擊他曾偏袒同黨，又說他曾經錄寫前后諫錚言辭往復，給史官褚遂良看過等等。太宗由此對魏徵產生了懷疑，開始懷疑魏徵是侯君集一黨，手詔取消了衡山公主與魏徵長子的婚約，推倒墓碑，顧家也逐漸衰落。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冬，遼東一戰爆發，唐太宗發動對高麗的戰爭，到次年九月班師，雖俘獲人口但將士死傷慘重。唐太宗感嘆若魏徵還在，便不會有此行，于是又賞賜慰勞魏徵的妻兒，命馳驛以少牢之禮祭祀魏徵，又重修紀念碑。

主要成就

為政舉措

政治

偃革興文

貞觀初期社會動蕩，魏徵提出了“偃革興文，布德施恩。中國既安，遠人自服”的主張，得到了唐太宗的支持，積極推進由武人統治轉變為文人治國的轉變。在理政方面，魏徵也以“曉達吏方”為人稱道。他任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期間，和尚書左丞戴胄一起，為提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效率，大力進行整肅，“事應彈舉，無所回避”，遂使尚書省工作“百司匪懈”。李世民在房玄齡、魏徵等良臣們的輔佐之下，在隋朝中央文官制度的基礎上，對中央機構進行了重大改革，從而使中國君主專制時代國家的官制，達到了成熟的階段，不僅是當時世界上最完備的文官制度，而且還具備了近代國家政治制度的某些元素。

王道仁政

魏徵的“王道”思想是在孟子“仁政”“王道”思想的基礎上，結合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和初唐社會現實而提出的治國方向。貞觀四年（公元630年），魏徵與封德彝等人進行一場治國行王道還是霸道的論爭，其意義指向德治與法治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魏徵認為應行王道，以仁義之心治理國家。在這場論爭中，魏徵將唐初理政與古之圣哲之治并提，行圣哲之道，勝殘去殺才是治國理政的重點，以德、仁行之于世，教化民眾是李世民當前應遵循的治國方向。而封德彝強調“嚴刑峻法”走的是“霸道治國”的路線。唐太宗聽取了魏徵的意見，以仁政治天下，到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

君主德治

魏徵的治國思想以德禮誠信為原則，他在給唐太宗上書時多次反復說明“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君有一德，臣無二心”、“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魏徵多次勸諫唐太宗要注意要誠信治國，另外還認為君主還應以誠信對待臣子，維護君臣關系的穩定。貞觀十年（公元636年），魏徵上疏強調誠信在君臣關系中的重要意義，稱誠信促進君臣之間增加默契，也能幫助君主辨別是非忠奸，百利而無一害。魏徵為《隋書》作序、論時指出：楊堅與隋煬帝都是沒有維護好君臣關系，應引以為戒，強調應：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親，朝廷輯睦。魏徵從大唐王朝的“至公”出發，對古代源遠流長的“君道”和“臣道”，提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作為理正君臣關系的準則。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十二月，魏徵在《論治道疏》中引經據典又融匯前代興亡的歷史事實，對君主如何使臣以禮，提出了極有價值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則和方法：1、進人以禮，退人以禮；2、竭誠待下，用人不疑；3、委以大體，細過勿追，并在其中提出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著名言論。

擇官用人

魏徵擇官用人的主張，集中體現在貞觀十四年 (公元640年）所作的《論御臣之術》疏文中。為了扭轉太宗“驕奢自溢”而導致用人不善、賞罰不明、官場混亂的局面，魏徵上疏批評太宗“用人不善，賞罰不明”等問題。他認為要做到1、明于知人，善于任使；2、才行俱兼，行重于才；3、唯賢是舉，不拘一格。李世民和魏徵君臣二人一致主張唯賢是舉，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則應不計資歷，不計地位聲望，不計親疏恩怨，一律兼收并用。因而貞觀一朝，呈現出人才濟濟、盛況空前的局面，大大推進了“貞觀之治”的開拓發展。

整頓朝廷官員吏治，魏徵著重于明賞慎罰與率之以義的原則。他在《論時政疏》中明確提出：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李世民不能“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不能“以小惡棄大善”，不能“以小過忘大功。魏徵還不遺余力的反對“告訐”，反復提醒太宗親賢臣遠小人。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前后，太宗派遣出使地方的宦官為非作歹，影響很壞。魏徽為防止宦官干預朝政，避免歷史上的宦官專權、國家危亡的悲劇重演，就向太宗極諫：閹豎雖徵，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漫潤之譜，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又上《論君子小人疏》批評太宗寵信小人，疏遠君子。太宗經魏徵提醒，也感到在這一問題上的失誤。他對魏徵說：“非卿，朕安得聞此語？”表示從今以后，停止宦官出使地方。并從此杜絕了宦官干預政事的現象。終貞觀之世，沒有發生宦官亂政的事情，也是貞觀之治開明的體現之一。

廣開言路

魏徵直言敢諫，能言善辯，為諍臣典范，與李世民論道時也提倡唐太宗要廣開言路，大興諍諫之風。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曾問他當皇帝如何明智清醒，怎樣就會愚昧糊涂。魏徵回答稱人君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并列舉前朝史實，以唐堯虞舜為典范稱他為明君是因善于兼聽；又以胡亥偏信趙高、蕭衍偏信朱異、隋煬帝偏信虞世基為反例說明昏君是因偏信而導致天下大亂，以人君要廣泛聽取意見，則宦官不敢蒙蔽，下面的情況才能真實反映上來。他的言論得到唐太宗的肯定。魏徵不僅以身許國，犯顏直諫，還“深懼群臣莫肯進言”，竭力佐助太宗廣開言路，疏通各個方面信息反饋的渠道，以求上情下達，下情上傳。

居安思危

魏徵親眼目睹過隋煬帝殘暴荒淫導致的大亂，認為隋朝亡國就在于隋朝的統治者不懂得“居安思危”，一味沉浸在享樂之中，最終導致國家敗亡。魏徵便多以隋朝為鑒，以歷史為鑒，多次上疏中向唐太宗論述隋亡的原因，在與唐太宗的日常問答中，他也多次以隋朝為鑒勸說唐太宗，以此提醒唐太宗多反省治國理政的不足之處。除此以外，魏徵也多上疏論述勸諫唐太宗要以人為鑒，以己為鑒，善始慎終。如十三年（公元629年）后期，在內政外交取得一定成就后，逐漸驕奢怠惰起來。魏徵直言敢諫，幾次上疏，條陳利害，《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規勸唐太宗明鑒過往君王不能善始善終的教訓。

反對分封

貞觀元年（公元626年）到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均認為應實行分封之法，建藩屏以輔王室，封建親賢可使功臣子孫長久，但遭到魏徵、李百藥、馬周等大臣的強烈反對。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太宗下詔書《封建功臣昭》分封王室及功臣，并指定有關部門制定條例、劃分上級等措施。一時群臣激烈反對，魏徵從維護唐王朝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出發了一道言簡意的奏疏，切切實實地提出了“五不可”之議。他從政治、經濟和軍事諸方面，陳述了分封既破壞社會安定、勞民傷財，又不能屏藩王室等弊端之后，指出：圣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分封之爭持續到貞觀十三年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以唐李世民被迫下“詔停世封刺史”得以匡正。這是以魏徵為代表的貞觀朝臣們審時度勢，據理力爭的結果，其中魏徵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金朝詩人李純甫寫詩贊揚說：貞觀力排封建議，魏徵原只是田公。貞觀初始議封建時，魏徵雖已居官正四品下的尚書右丞之職，但他剛轉侍李世民不久，竟敢犯顏直諫，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經濟民生

魏徵在繼承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礎上結合初唐時期政治民生狀態而提出“含養百姓”，維護初唐時期的社會穩定，包括三個方面：

薄賦斂、輕租稅

貞觀初期，魏徵向李世民歷數其“失信于民”的三件事，其中兩件即為賦稅和兵役，魏徵勸諫唐太宗在賦稅和兵役上不可失信于民，不令百姓疲于徭役，而應給予人們穩定的社會生活環境。他認為“薄賦斂，輕租稅”是保證民心的頭等大事，在《十漸不克終疏》中他上疏稱：脫有一谷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貼泰，民心會傾向于能給百姓創造和諧穩定生活條件的君主。

在對外民族政策上魏徵也同樣采用此觀點。貞觀初，唐太宗命侯君集、薛萬均平定高昌國之后，唐太宗為擴大版圖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罪人以戍，接受高昌人入關。魏徵持反對意見，他認為設此州縣往來交替勞民傷財，高昌國路途遙遠，環境惡劣，調兵途中和戍守過程中，士兵的生命岌岌可危，威脅隴右地區人口數量的增長。如此唐朝不僅得不到任何好處，反而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幫助此地人民恢復生產、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對于當時還處于發展初期的唐朝來說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魏徵提出解決高昌國問題的辦法是“撫其民而立其子” ，恩威并施即可，反對因安定高昌而消耗民力。

安堵黎元、各付生業

魏徵認為要提高統治者的民間聲望從而達到維持社會穩定。他認為“王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 ，通過施行“仁政”使人民增加對統治者的好感，順應民心民俗，不對百姓提出無理的要求，不強制百姓因為統治者的某些需要而做損害自身利益的事，要求君主站在百姓的立場上思考他們的基本需求，即“安堵黎元，各付生業”。百姓自身生存是頭等大事，他們并不關心朝代更迭、黨派之爭，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尤其在戰亂頻仍、天災迭出的亂世。百姓的眼光更多的放在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上，比如徭役、賦稅、生存資源的分配等。

魏徵的理念同樣表現在安撫突厥的政策上，他建議“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 的方式安置突厥部落，將突厥作為藩國往來，既能夠使突厥人仍維持他們原先的生產生活方式，又無需影響本國百姓日常生活，且能夠為中央省卻許多冗事雜務，節省資財。魏徵還建議兩國通商，稱：若任其商賈往來，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

因民而教

當百姓的生存問題解決之后，便要教化民眾，即“因民而教”。魏徵認為百姓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性情，強制改變百姓的行為只能起到一時之效，如果手段過于激烈，很大可能會引起百姓的反抗。性情是本，俗化是末，“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茍正，則奸匿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 。魏徵認為教化百姓需要從思維上進行根本的改變，把道德、仁義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激發人們自覺主動，而非被動消極地去聽從安排。“人君之理，莫大于道德教化也” ，道德教化給君主帶來的好處遠大于用刑罰鞭策的方式治理社會。

法治

魏徵根據當時社會實際情況，提出以 “輕刑減令”為主導，包括“辨明刑賞”、“賞罰公正”在內的思想。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徵專以“刑罰”為要上疏李世民，向唐太宗辨明刑賞的目的，“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刑賞不能因掌權者的好惡而定，而須遵守一定的規則，有理有據，有情有義，而且要“輕刑減令”。魏徵認為君主明辨刑賞偏重于“賞”而非“罰”，統治階級治國理政要以“仁德”為心，愛民厚俗，教化百姓，改變百姓的性情中的“惡”，“厚其性而泯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變風易俗，使百姓有向善之心。在仁義與刑罰的關系上，仁義是本，刑罰是末，所以君主治國應以愛民、賞民為主，嚴刑峻法為輔，二者地位有別，應辨明本末輕重。

魏徵曾任尚書右丞三年，檢校侍中、侍中四年，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拜特進后仍詔門下省事歷時六年。尚書右承掌兵、刑、工三部。侍中為門下省的長官，門下省有部分司法權，魏徵的任職的官職權限多與司法有關。他在長期的監管立法、司法實踐中，提出并倡導的德主刑輔的立法原則、防患于未然的執法思想、重事實不嚴訊等審判定罪原則。學者趙才萱認為魏徵的律法思想原則，為大唐《貞觀律》的制定和執行提供了指導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學術成就

文學成就

九成宮醴泉銘

李世民每年會于九成宮遺址避暑，只苦于宮墻內無泉。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滿腹文章的魏徵跟隨太宗來到了九成宮，此時喜見清泉涌流，他便引經據典提議將此泉命名為“醴泉”。太宗欣然，遂命魏徵為之作銘，歐陽詢書。魏徵作成《九成宮泉銘》，整篇銘文洋溢著魏徵飽滿的政治熱情，同時也有良臣對皇上的告誠警示和居安思危，戒奢尚儉的殷切期望，文采絢爛，韻律鏗鏘。再加上此碑為歐陽詢晚年所書，渾厚沉勁，意態飽滿，風骨內柔，神明外朗。碑額陽文篆書《九成宮醴泉銘》六字，楷法嚴謹峭勁，不作姿媚之態，為歐陽詢代表之作。明代陳繼儒評：“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石墨鐫華》推此碑文為“正書第一”。因此，《九成宮醴泉銘》成為后人研習楷書的范本。魏徵清華大學篤實的銘文與歐陽詢雄渾沉勁的書法配合融匯，成為傳世之佳作，歷時 1380 余年，為世代文人墨客所珍視，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做出了舉世公認的貢獻。

通貫書術

《新唐書·魏徵傳》稱魏徵“通貫書術”。他的書法造詣宏深，也是一位書法鑒賞家。《新唐書·藝文志》載有二王、張芝、張昶等書一千五百一十卷，其下特加注云：李世民出御府金帛購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又得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為印。草跡命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其古本多梁、隋官書……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可見，在書法造詣上，太宗是把魏徵與虞世南、褚遂良同等看待的。《中國書法大辭典》和《簡明書法辭典》等辭書，均將他們一并編入唐代大書法家之列。由于魏徵的書法作品存世量少，真偽難辨，而現存于世的《唐魏鄭公洪范真跡卷》便被稱為曠世之寶。

開創盛唐詩風

魏徵出使山東省時，作敘事詩《橫吹曲辭·出關》，抒發了他投筆從戎以來曲折坎坷的歷程，抒發了報答感恩李世民的知遇之恩。該詩氣勢雄厚，感情真摯，一掃初唐詩壇的浮靡華艷詩風，開盛唐新詩風之先河。清代沈德潛評價稱：盛唐（詩）風格，發源于此。

史學成就

《隋書·經籍志》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魏徵任秘書監以后，恪盡職守。在先前整比圖籍的基礎上，又組織人力民間購募，收求經籍，并對秘府圖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和校定。四部書編撰定稿，即《經籍志》四部，后來編入《隋書》，又并入《隋書》，稱《隋書·經籍志》。由于隋朝史料大多已遺失，《隋書》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隋史專著，其價值非常重要，也是修史水平較高的史籍之一，保存了大量政治，經濟以及科技文化史料，詳細地記錄了唐朝以前的典籍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合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總結了古代典籍的數量，并且對古代典籍的性質、特點和價值進行了評介，為后來一切史書《藝文志》及目錄提供了良好范例。其中魏徵所著的《隋書·文學傳序》是中國古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理論中，具有綱領性和里程碑意義的著作。《隋書·經籍志》它積極吸收唐代以前的有關成果，把中國的歷史典籍區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從而形成了新的圖書分類法。這種分類法一直沿用到近代。同時，又將史部細分為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等十三個小類，并且對紀傳、編年兩種體裁進行了明確劃分，對史著與史料作了嚴格的界定。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為史著；排在起居注之后的為史料。學者謝保成在 1983 年《中國史研究》第四期上發表了《隋書·經籍志》對《史通)的影響》一文中認為魏徵引領編撰的《隋書·經籍志》在總結中國君主專制社會前期歷史學方面做出了開拓性貢獻，這種分類法，對爾后的史籍分類，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群書治要》

貞觀初，魏徵奉旨主編了旨在為帝王提供龜鑒的《群書治要》這一傳世之作，成書于貞觀五年（公元631年）九月，共五十卷。該書整理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取經、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匯編成書，共計六十五部，約五十余萬言的濃縮珍本，如魏徵在序文中述：實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匡政巨著。

《自古諸候王善惡錄》

貞觀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對侍中魏徵說，自古以來侯王能夠自己保全自己的很少，因生來富貴，驕奢淫逸，多不懂得親近君子疏遠小人的道理，所以如此。我想使所有的子弟知道前人的言行，希望他們用來作為典范。于是，命令魏徵采求自古以來帝王子弟成敗的事實，取名為《自古諸候王善惡錄》賜給諸王。魏徵不辱使命，“考覽載籍，博求鑒鏡”，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輯錄了自古諸侯王行善惡得失的經典事例，分為普惡兩部分，各為一卷。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之本”，可見對該書的重視。但此書散失，未能流傳，僅文獻中保存了魏徵當年所做的《諸王善惡錄序》后收入《全唐文》。

禮樂成就

魏徵在貞觀初，就明確地提出“樂在人和”，注重樂舞的社會功用。他在《隋書·經籍志》，“樂”類書評中，進一步闡釋說：樂者，先王之所以致種，和邦國，諧萬姓，安賓客，悅遠人，所從來久矣。他還制作雅樂歌詞，歌頌本朝功德，《魏鄭公詩集》輯錄詩 34 首，其中大部分是為《五郊樂章》《享太廟樂章》和長發、大基舞、大明舞等樂舞所做的歌詞。魏徵等人還將《秦王破陣樂》改為《七德舞》，培植樂舞藝術，其場面雄偉壯觀，每逢享宴演奏，“天子避位，坐宴者皆興”，收到了“人和”的效果。《七德舞》傳入日本、天竺，風行一時。

魏徵還協助李世民確立了十部樂，其中只有燕樂、清樂兩部是漢族傳統的俗樂和清商樂。武威郡、龜茲、疏勒國、高呂四部，均來自境內少數民族。其余四部則是東方和西方的外國音樂。十部樂中有八部為少數民族和外國音樂，散開懷抱，兼容并包，體現了唐太宗、魏徵等貞觀君臣們改革開放的精神。

魏徵擔任侍中主持祭祀、慶典迎賓、朝賀、宴會等重大典禮儀式，并制禮作樂。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魏徵以戴圣《禮記》編次不倫，遂為《禮記》（亦稱《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復，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禮記》二十卷為魏徵與令狐德棻菜合撰，全書完成進呈御覽之時，他與令狐德裝同上奏章《嫂叔男服議》，對《禮記》的編篡原則和對嫂叔男等的孝服居喪期月進行改革的原因做了說明，得到了李世民的認可與嘉獎。

創作特點

諫術理論

魏徵以“至公”為上，直言敢諫，能言善諫，為諍臣典范，而且論道佐時，佐太宗開廣言之路，大興錚諫之風，給“貞觀之治”帶來了勃勃生機。作為唐初諍諫之風開導者之一的魏徵，以超越了韓非式的極端冷峻與理性思辨傳統模式，將孔子所總結的“譎諫、憨諫、降速、直諫、諷諫”等諫凈方法融會貫通，運用自如。同時，也十分重視進諫方法，諸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循循普誘、相機而諫等等。魏徵以他面折廷爭的實踐和數十萬言詞強理直的奏疏，以及由此而輔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的輝煌政績，影響和帶動了初唐一代直臣和諫風，他對于古代諫術思想的總結、取舍與發展創新，豐富和擴充了君主專制時代的諫術理論寶庫，從而為中國古代政治和文化思想的發展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疏體公文特點

魏徵一生中對唐太宗諫言無數，并創作了大量公文對貞觀時期的政治統治提出意見和建議。在《全唐文》、《貞觀政要》等古籍中保存眾多，其中最多的是疏體。魏徵的疏體公文格式多遵循固定格式，分為三到四個部分，通常以一個現象或者是問句開頭，引出所要論述的問題，深究問題的原因并進行分析，最后根據實際情況提出正確的做法并懇請皇帝采納，其疏體公文確定了非常實用的公文結構，魏徵提出建議時利用了疏體分條列項的特點，將見解娓娓道來。如貞觀十一年的《諫李世民十思疏》，貞觀十二年的《十漸不克終疏》，使公文每一段的字數有所控制，也便于皇帝在閱讀的時候抓住重點。另魏徵的疏體公文18 篇，其主要內容涉及多樣，主要有議論治國之道、勸勉太宗言行等，大多都是對太宗的建議和規勸。

魏徵疏體公文的創作風格有大量運用修辭手法：1、設問體現匠心。設問通常出現在公文的開頭，可吸引太宗的注意，在自問自答間自然地引出所要論述的問題，開門見山又暗藏匠心；2、排比增加氣勢，如《諫太宗十思疏》中：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于明哲乎。”3、引用凸顯典雅，多引自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或者是先哲之理論。另外魏徵的疏體公文風格質樸剛健。初唐時期文風主要沿襲南朝，頗顯綺麗。詩壇則深受齊梁影響，多喜好淫靡浮艷的宮體詩。而魏徵的公文和其他散文的則是質樸純粹，清新剛健。

主要作品

人物評價

唐太宗李世民多次贊揚魏徵：

唐太宗文德長孫皇后：

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王珪：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

唐初重要參謀褚亮在《圣制故司空魏徵挽歌詞表》中評價：魏徵早逢興運，譽美當朝，為圣主之賢臣，預能官於多士。出納通顯，憑藉寵私，忠誠所到，心力同盡。

初唐文學家陳子昂在《答制問事·賢不可疑科》中評價：臣伏見李世民文武圣皇帝德冠三王，名高五方上帝，實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啟，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為美。

唐代文學家、《貞觀正要》作者吳兢在《上玄宗皇帝納諫疏》中稱：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

唐代文學家柳芳：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

唐代書法家張懷瓘在《評書藥石論》中評價：貞觀之時，文臣無限，蹇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書之，後代美之。

唐代學者邵說在《讓吏部侍郎表》中評價：則齊桓諸侯之主，能收管仲；李世民非常之圣，特任魏徵。咸為得人，終成大業。

李豫時期宰相常袞在《大歷五年大赦天下制》中評：武德貞觀之間，有若魏徵、王珪、李靖、李??、房玄齡、杜如晦等，扶翼大運，勤勞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緬然長懷，風烈猶在。

唐朝大臣、散文家獨孤及在《駁太常擬故相國江陵尹謚議》中評：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極言直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并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

李適：

李純時期宰相權德輿在《論江淮水災上疏》中評：我李世民文皇帝之有天下也，魏徵、王珪等危言正詞，上裨大化，無疆之，實兆于斯。

唐代文學家元稹：

唐代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在《論魏徵舊宅狀》中評價：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

劉昫、趙瑩在《舊唐書》中盛贊：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于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為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宋祁、歐陽修在《新唐書》中盛贊：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李世民之睿，身歿未幾，猜譖行。始，徵之諫，累數十余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峣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謨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北宋詩人韓琦：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諫勇賁育，切磨上聰。術則仁義，道惟大中。堯舜我后，皋我躬。遭會真主，言行計從。引金自況，謂公良工。以公喻鑒，煥乎吉兇。君如是圣，臣如是忠。宜不期月，亟成治功。高視三代，誰其比隆。惟魏之學，鄉賢是崇。圖祀者五，誠德之豐。公實生魏，群賢之雄。尊近遺遠，教斯未充。吾得公像，載敞儒宮。義一為勸，禮增有容。學者來視，以嚴以恭。高山景行，眾發其蒙。有羙魏都，大河注東。如公之名，滔然不窮。

清朝乾嘉時期代表詩人、散文家袁枚在《魏徵論》中評：才智之士，非賢臣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博納諫之名。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彰能諫之直。.知其說之可以行，即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行，而又犯上所忌，則不諫。其諫太宗之心，即其諫建成之心矣。女之四嫁，而以克家稱者也，謚之曰貞，愧矣。

清代史學家趙翼在《甘二史禮記》中稱：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徵

人物關系

軼事典故

拔絲丸子

魏徽投靠李密時，正值李密新破王世充軍，正磨軍急攻深溝高壘拼死抵抗的榮陽城。魏徽想讓李密冷靜下來，便設下酒宴宴請李密。李密看到廚師端過來一盤從未見過的光溜溜、亮閃閃的丸子，著急入口便被燙到。魏徵夾起丸子在旁邊的涼水里蘸了片刻，說：“元帥，這叫拔絲丸子，你蘸一下水再嘗嘗。”李密照樣，果真外脆里嫩，連聲贊道。魏徵便乘機說：“元帥，現在榮陽正好像一顆拔絲丸子，吃急了會燙著上嗓，莫若用冷水一浸......”李密即刻明白了魏徽的意思，當即決定對榮陽圍而不打，“冷”它一下子，又讓魏徵修書一封，勸降楊慶。魏徵在信中分析時局，指出隋王朝“內外崩離，人情怨憤”，各路起義軍“共舉義旗，同剪兇虜”，“唯榮陽一郡，仍獨守迷”，勸楊慶“獨守孤城，援絕千里”不如舉城從義。楊慶收到信后，經過一番比較權衡，終于舉城投降。瓦崗軍未費一兵一卒，便得了榮陽一郡。

君憚臣

鷂死懷中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鷂鷹，非常喜愛，正放在手臂上玩得高興，忽見魏徽來了，他生怕魏徽見了，批評他玩物喪志，便趕忙把鸝揣在懷里。魏徵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故意拖延時間，奏起事來沒完沒了，太宗既“昔鵬且死”，又“素嚴敬”魏徽，不便辭送，直熬到他把話說完，結果，那只鷂鷹已經悶死在太宗的懷中了。

畏卿罷游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魏徵從故里祭掃回京，見太宗已經準備好了外出的車駕，可是時隔許久卻不見動靜，后來又聽說不去了。魏徵不解面見太宗詢問為何，太宗羞愧的表示：“當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止聘充華

長孫皇后訪尋得知，原隋朝通事舍人鄭仁基的女兒年方十六七歲，是個才貌雙全的絕代佳人，便請求聘為嬪妃。太宗乃聘為充華。已經頒發了詔書，只是前往冊封的使者尚未出發。魏徵聽說此女已經許配陸家，此事雖然尚未查實，但深恐冊封成立，無法挽回，便急忙趕寫了一封奏疏，速速送達后宮。奏疏中諫言皇帝應為百姓設身處地而想，鄭女已有婚約，卻被娶進宮，并非為人父母之意。李世民沉痛自咎，立即停止冊封之事。

望陵毀觀

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長孫皇后去世，十一月葬昭陵。太宗為痛失結發賢妻、良佐與內助，悲痛萬分，思念不已，便在宮苑造起“層觀”，以望昭陵。魏徵深恐太宗耽于喪偶之哀而誤了國家大事。一日太宗帶上他一同登觀望昭陵。魏徵故意說：“臣昏，不能見！”太宗即用手指給他看。他又說：“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唐獻陵是高祖李淵的陵寢。唐太宗便領悟到他在提醒不能只顧著夫妻情厚，卻忘了父子之情，進而理解魏徵在告誡他一國之君，務必節制喪偶之哀，以國事為重，于是含淚毀觀。

停格猛獸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 年)，李世民駕臨大荔縣（今陜西大荔）沙苑打獵，親自與猛獸格斗，晨出暮歸。魏徵連忙上《諫格猛獸表》進行規諫。他在奏表中引經據典，如《逸周書》贊美周文王不敢在打獵中玩樂；劉徹喜歡與猛獸格斗，司馬相如勸阻；劉奭到郊外祭祀天神，借機打獵，也聽取了薛廣德勸諫，停止與猛獸格斗等。魏徵又說“臣竊恩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他懇切地要求太宗制舍私情之娛，停止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僚兆庶。如此苦口婆心地規諜，一是為了保障太宗的人身安全，二是為了維護太宗作為一國至尊的形象。唐太宗看完深以為然，說：“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誠。”

魏徵谷

據說有一年，鼓城一帶因天早無雨，谷種未播。鄉親心急火僚，擺設香燭供品對天求雨三天。忽然從天上落下一張紙簽來，上寫著“要想脫此難，必拜禾女鬼”。大家便猜到是魏徵的魏字。但京城山高路遠，有人便到趙魏村東魏家祖墳去祭拜魏長賢老人家祭拜，跪求他轉告魏徵。魏徵得知故鄉有災荒，上天庭去拜見玉皇大帝，一進靈霄寶殿，便得知是觀音巡視，降簽提示眾鄉親找到了魏徵。魏徵十分感激，懇求玉帝火速救災。玉帝立即傳旨，命龍王到鼓城地界興風播云，好好地下了一場透雨。魏徵又發起愁來七月十五種什么莊稼來得及呢。書童提醒了他去找神農大仙幫助。因三年以前，狐貍仙姑曾在玉皇大帝前告了神農的狀，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要將神農開刀問斬。多虧魏徵了解實情，方救了神農一命。于是，魏徵馬上就去找神農大仙幫忙選定了。一種成熟期只有一天的谷種，就徑自帶上谷種到鼓城去了，當夜谷種撒播完畢。次日清晨，一塊塊耕地上就鉆出了綠油油的小谷苗，見風就長，中午出了谷穗兒，天黑便成熟了。一場饑荒就這樣緩解了。人們感念魏徵的恩德，把這種谷子叫“魏徵谷”。于是，“魏徵谷，當日熟”的贊頌傳遍了遠近城鄉。

火神廟

晉州城里原來有條火神廟街，街北頭臨近北海子邊有座小廟，廟中供奉一個火神像，牌位上供奉著“唐口鄭國公魏徵之神位”。據說貞觀年間，魏徵回故里探親，一天城東有幾家百姓失火了。魏徵聽說后，馬上帶領隨從三四十人趕來滅火。他親自站在街頭北海子邊的高土崗上指揮。附近百姓也紛紛趕來，端盆提桶從北海子打水滅火。但是風助火勢，越燒越猛，不僅撲不滅，反而越來越厲害，火到之處雞飛狗跳，老人兒童呼號悲啼。魏徵心急如焚，他猛地抓起一截正在燃燒的高梁秸，向它吐了口唾沫說：“火啊，火啊，你就燒我的心吧，千萬別再燒俺鄉親的房屋啦！”說罷，一口把火棍吞下肚去。過了一會，他感到一陣惡心，張口一吐，吃的喝的全都吐了出來，落到哪兒，哪兒的火就立刻熄滅一大片，魏徵口中不斷地往外吐，后來竟如同噴泉，直向熊熊烈火噴去，不一會兒，大火就全部熄滅了。魏徵這才感到胸中舒適了。鄉親們都圍攏來，磕頭作揖，感謝他舍著生命，滅火消災。此后，鄉親們為了感念魏徵身滅火的恩情，就在他吞火的地方蓋了一座火神廟，把魏徵尊為火神，供率起來，每逢初一、十五，就去火神廟祭拜。這火神廟和火神廟街牌坊 1947 年前后才拆毀，火神廟遺址至今尚存。

后世紀念

禮泉魏徵墓

魏徵墓當地人稱魏陵，位于禮泉縣昭陵鄉魏陵村北五鳳山，為昭陵陪葬墓之一，葬于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依山鑿石為墓，是距昭陵玄宮最近的惟一地處山上的一座功臣墓。墓前有“乳峰”一對。墓碑高4.03米，寬1.10米，厚0.44米，龜座，碑頭飾蟠桃浮雕。碑為太宗親自撰書，今已仆地，文字滅，惟碑首所刻蟠桃紋完好清晰。

據《張汪鎮志》記載，建在古薛河河道內的墓地，現為滕州市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地的主人為初唐名相——魏征，相傳，在臨終前，魏征對其如何安葬這件事，留了心眼，想讓兒子把他葬在唐太宗允諾之地的山頂上，但他認為如果這樣做，兒子肯定會把他葬在下洼地。于是，他也反其道而行之，特意交待兒子把他葬在下洼之地，他認為兒子還會按照之前的行事風格，故意把他埋在山頂之上。誰也沒有料到，魏征這個兒子無論如何都要滿足他的遺愿，也算盡最后一份孝心。于是，就派人四處尋找低洼之地，最終找到了張汪鎮境內的薛河，在當時是最低洼的地方，便將魏征葬在此地，也就是1997年魏氏后人為魏征重新立碑之處。

據了解，魏征廟村位于尉氏縣洧川鎮西北1.5公里處，因魏征死后歸葬在這里，因魏征墓而有魏征廟。魏征是唐代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魏征敢于直諫，勸誡李世民居安思危，兼聽廣納，輕徭薄賦，躬行儉約，對實現貞觀之治頗有貢獻，成為百姓傳頌的一代名臣。人們敬仰魏征的高風亮節，就在魏征墓前修起了規模宏大的魏征廟。

"非遺"項目“魏徵的傳說”

“魏徵的傳說”是一千多年來在魏徵故里晉州市民間廣泛流傳的魏徵的傳說故事。主要流傳方式為一人講，眾人聽或家庭的或小群體的，講述了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魏徵在民間的形象。這些故事有生活的、又有政治的、有青少年時代的秘聞隱事、也有居官治國的軼聞奇話。從不同時期、不同側面、不同角度講述了這位偉大歷史人物的睿智、勤奮好學、剛直不阿、清正廉明。“魏徵的傳說”是老百姓心與口編成的語言音響式的歷史。雖不為正史經卷所載，卻豐富和填補了史料的空白，它不僅具有一定的文學藝術價值，也具有一定的學術和研究價值。民間文學歷來有補充豐富和糾正的作用。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晉州市已陸續建起魏徵研究會、魏徵街、魏徵小學、魏徵公園、魏徵故居，發行了專輯“魏徵的傳說”，創作了《大唐名相》等一批文學藝術作品。魏徵公園、魏徵故居被命名為河北省廉政教育基地。雖然現在講述魏徵故事的老人越來越少，但魏徵公園、魏徵故居又培養了一批年輕的講解員，用新的方式繼續講述著魏徵的故事。魏徵文化的興起將為晉州市乃至全省的人文環境、社會風氣、廉政建設、構建和諧社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2011年1月，“魏徵的傳說”被石家莊市公布為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研究書目

《魏鄭公諫錄》

《貞觀政要》

《舊唐書·魏徵傳》

《新唐書·魏徵傳》

《資治通鑒》

故里爭議

關于魏徵故里多有紛爭，主要原因是古籍記載不一致而衍生的歧義：《舊唐書·魏徵傳》作“鉅鹿曲城人”，《新唐書·魏徵傳》作“魏州曲城人”，且在該書《宰相世系表》中，說其先祖為“館陶魏氏”。李隆基時吳競編撰的《貞觀政要》卷二《任賢》中說：“魏徵鉅鹿人也，后徒家相州內黃”，而《魏書》《北齊書》《北史》《隋書》等史籍，述及魏徵家族的籍貫，均毫不含糊地表述為“鉅鹿下曲陽”（即今之河北省晉州市）。由此衍生出魏徵籍貫的七八種說法，學者趙才萱認為，“鉅鹿下曲陽縣”即河北晉州市鼓城區為魏徵籍貫，理由有三：

第一，確定古鉅鹿郡下曲陽即位于河北晉州市鼓城村的論據：據中國現存最早的地理總志，唐代李吉甫撰《元和縣圖志》和《晉縣志》《畿輔通志》等史志記載，晉州市春秋時期為鼓國，都城在鼓聚（今河北省晉州市區），到戰國時期屬“趙”，稱“下曲陽”，為“古山西省之地”。西漢晉州市境內設三縣：下曲陽縣、臨平縣、安鄉縣。北朝北魏時期“下曲陽縣”改為“曲陽縣”，為鉅鹿郡治所在地。北齊時省曲陽縣歸入高城縣，屬鉅鹿郡，治所仍在原曲陽縣（今河北晉州市鼓城村）。到隋朝下曲陽縣為昔陽縣治所，后改為鼓城縣，之后直到唐、五代十國、宋時期，一直稱鼓城縣。到南宋八年（公元1215年）設晉州，仍為治所地。到之后厘清依據晉州的發展變革，便可為考察魏徵籍貫鎖定了前提。

第二，確定晉州為魏徵故里，依據有三：1、根據多項史籍記載，如《魏書》《北齊書》中魏收所撰其祖先魏歆祖籍為下曲陽縣；魏徵本人主編的《隋書》，在敘及其族兄魏澹的籍貫時，明確認定為“鉅鹿下曲陽人”。2、根據境內遺跡：《晉縣志·古籍志》載：趙魏，縣西南五里，即魏文貞故里。表業，縣西南五里，即魏文貞別業，此處已建成晉州仿唐式魏徵故居；魏公祠，原在晉州城西關村西口，坐北朝南，占地一畝八分。創建年代無考。據《晉縣志》載，該祠在明天啟、清康熙、咸豐年間曾三度重修；另晉州境內魏氏族人遺跡諸多，如魏收墓等，可證明此為魏徵故里。

第三，魏徵籍貫眾多紛紜的原因是：1、《舊唐書·魏徵傳》對魏徵籍貫的表述“鉅鹿曲城人”不確切；2、《新唐書·魏徵傳》對魏徵籍貫“魏州曲城人”、世系的表述不正確，導致以訛傳訛；3、《貞觀政要》對魏徵籍貫“鉅鹿人”表述不準確；4、辭海的多個版本沿襲不統一。

文藝影視

文學形象

據小說《西游記》第十回記載，長安附近的涇河龍王化身凡人，與一名算命術士打賭，結果輸給袁天罡后人袁守誠，涇河龍王不甘心，于是私自改了雨數，犯了天條。袁守城占卜得知：明日大臣魏徵負責斬首涇河龍王，只要想辦法拖住魏徵，過了行刑時間，便可逃過死罪。龍王托夢懇求李世民，處斬時刻拖住魏徵，救自己一命，李世民答應。原來魏徵是“武曲星”下凡，接到玉旨午時三刻處斬涇河龍王。太宗宣魏徵進后殿，一起下圍棋，魏徵無計脫身，趴在棋盤上睡起來，可元神出竅，夢中斬了涇河龍王，血淋淋的龍頭滾入皇宮。涇河龍王被魏徵夢中斬首后，陰魂不散，夜夜到皇宮鬧騰，要唐太宗還他命來。鬧的李世民六神不安，魏徵知道皇上受驚，就派秦瓊、尉遲敬德守在宮門保駕，果然涇河龍王不敢來了。可沒過幾天，涇河龍王又從宮殿后門進來找李世民算賬，于是魏徵親子抱劍為李世民守后門，這樣涇河龍王再也不敢來了。李世民體念他們守門辛苦，就命畫師畫了秦瓊、尉遲恭畫像貼于宮殿前門，畫了魏徵貼于宮殿后門，這樣照樣管用。后來流傳于民間，秦瓊、尉遲恭就成了正門兩邊的“武門神”，魏徵就成了單門的“文門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