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都護府（原名西州都護府）是李世民貞觀十四年（640年）滅高昌國之后在西域部署的第一個軍事、行政管轄機構，同年9月設立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雅爾郭勒），用以針對西突厥。該機構的設置延續了漢王朝都護府制，直接由中央派兵駐守邊疆、維護邊政安全。
顯慶二年（657年）天寶攻陷龜茲（今新疆庫車縣一帶），將安西都護府遷移至龜茲，設立安西四鎮，顯慶三年（658年）升格為安西大都護府，其管轄范圍最大時可以到達天山南北，帕米爾高原以西至達波斯。李治龍朔二年（662年）之后，吐蕃和唐朝反復爭奪安西四鎮，此處幾度易手，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和安西大都護府乃是唐朝管理磧西的一個軍政機構的不同時期的名稱。）也幾經榮升和罷置，先后在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市市及鄯善縣地區）等地建立治所高宗時期，吐蕃便發兵攻占吐火羅，切斷了天寶同烏滸水域諸羈縻[mí]州府的交通聯系，上元二年（675年）將吐蕃武力驅逐出安西四鎮之后，唐加強了對西域的防守，在安西都護府下設立四鎮都護府。武則天時期又設立北庭都護府與安西都護府共同管理西域事務。李隆基年間，吐蕃拉攏吐谷渾，發動對唐的石堡城之戰，其后唐朝又與西夏發生沖突，誘發了安史之亂。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中央第一次與安西都護府失去了聯絡。寶應二年（763年）吐蕃阻斷河隴，唐朝東西疆域斷裂為二；貞元六年至貞元七年（790年—791年）吐蕃先后攻占北庭、于闐，元和三年（808年）冬最終陷落于吐蕃。安西都護府共存在約170年。
安西都護府以都護府、大都護府、節度府為軍政合一的邊務領守中樞，與內地都督府一樣是地方機構，并掌管邊遠民族事務，可分為大都護府和上都護府，其下又設置有不同官階的管理人員，主要涉及對外的軍事、外交；對內則是對行政、民事等事務的管理。
該地區將農業經濟和牧業經濟相結合，宗教氛圍濃厚，同時受到了漢唐儒家文化深厚的影響，在服飾、婚嫁、喪葬、書寫、石窟藝術等方面既表現出各民族的特色，又吸收了中原地區的社會風俗。安西都護府的設置是唐為維護西域和平穩定的政治策略，在安西都護府的頻繁罷免和升遷中，見證了唐王朝向西域邊陲開疆拓土、軍事實力由盛轉衰的歷史。作為唐朝積極發展對外交流的表現，加強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西域的經濟生活以及文化信仰表現出少數民族對中原儒家文化的接受，從石窟壁畫的圖像當中也能發現西域少數民族文化自身的特色。安西都護府對研究唐史、中亞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有著重要意義。
歷史背景
制度淵源
都護府制度在西漢首次推行。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管轄西域的日逐王先賢撣投降漢朝，西域天山南北完全納入漢朝管轄范圍之內，鄭吉為便于管理西域各國，便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西）設立“幕府”，即都護府，標志著西域由漢王朝直接管控。都護府制度從漢代一直延續到唐朝，唐朝將其制度推廣到東西南北各個邊境地區，安西都護府是天寶建立的第一個，也是管轄西域地區最高的軍政機關，維護著唐朝疆域最西部的管轄地區，見證著唐王朝疆域的興盛與衰落。
控制西域
唐朝建國之初，西域邊陲即天山南路周圍有一個城邦和五個國家發展勢力較大，分別是伊吾城（西突厥屬地）、高昌國、焉耆、龜茲、疏勒國、金玉國。李淵在統治事業上開始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同時積極與西域各國發生政治交往，在武德四年（621年）迎來了西域二十二國相繼向中央朝貢的外交盛況，作為威脅唐代邊陲穩定的重大隱患——西突厥也與唐王朝保持著和睦的外交關系。隨著通往西域道路上的政治經商、貿易往來不斷擴大，邊鎮藩國之間產生利益矛盾，在貞觀六年（632年）焉耆向中央請求開“大道”進行貿易往來，卻引起了高昌國對焉耆的嫉妒。貞觀十三年（639年）乙毗咄陸可汗結束了西突厥長期分裂的局面，一統兩廂、十姓，重新成為草原霸主，在軍事策略上有意與唐朝為敵，并在其后不久挾持高昌王，通過不斷騷擾焉耆向唐王朝發起挑戰。
歷史沿革
平高昌之戰
焉耆與高昌國之間互相侵擾嚴重影響唐王朝西北疆域的穩定，貞觀十三年（639年）十二月，李世民任命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薩孤吳人為副總管領步兵、騎兵數萬向西出發征討高昌。高昌王文泰問詢憂懼而死，兒子麹智盛繼位，次年八月侯君集攻破高昌城，高昌城滅，并在高昌城的基礎上設立西昌州，具有羈縻州的性質，但稍后不久，又將其改為西州，標志著高昌故地正式州縣化。同時突厥軍阿史那·社爾攻占可汗浮圖城，西突厥欲谷設聞訊撤軍逃走，高昌之戰，天寶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促使李治有了向西開拓疆域的決心。
設立安西都護府
為穩固對高昌統治，李世民與大臣之間在治理方針上發生了分歧：唐太宗認為將高昌城設立為政府直接管轄的州府，便于統治西域各部屬國；而以褚遂良、魏徵為首的官員反對建州措施，認為在邊陲駐扎軍隊、派遣官員，勞民傷財，主張恢復原初的羈縻統治，扶持麹智盛稱王。但唐太宗力排眾議，堅持將高昌城故地設置為西州，下轄五縣（交河縣、天山縣、柳中縣、高昌縣和蒲昌縣），將歸降的可汗浮圖城設為庭州，并在交河城設立安西都護府監管邊疆事務。中央任命喬師望為第一任安西都護，其在職期間主要通過授勛、任職和授田等方式安撫、聯合高昌國民眾，維護唐朝在西域的統治 。
安西都護府西遷
貞觀十六年（641年）九月郭孝恪接替喬師望出任安西都護，恰逢西突厥攻占吐火羅，扣留唐朝使臣，侵擾大唐西部邊陲。貞觀十六 年 (642 年）郭孝恪遂在遏索山擊敗西突厥。其間，郭孝格任安西都護兼西州刺史，一身二任，安西都護府和州府原本掌管州鎮內不同事務一下變成合署辦公，由安西都護府代行西州的職權。
貞觀十八年（644年）前西突厥反唐勢力與焉耆、龜茲綠洲城邦結成同盟阻礙唐朝戰略西進的腳步，唐中央再次任命郭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出擊焉耆，戰爭勝利之后李世民大肆嘉獎了郭孝恪的膽識和謀略。貞觀二十一年（646年）新立的龜茲王似對大唐有不敬之意，唐太宗遂命郭孝恪與阿史那·社爾聯合出兵征討龜茲，龜茲王西逃拔換城，郭孝恪負責駐守，在龜茲城中被反叛勢力所殺。阿史那社爾于次年四月擒獲龜茲王布失畢，平定了龜茲國的叛亂。
顯慶二年（657年）正月，唐中央任命蘇定方平定阿史那賀魯叛亂，同年十二月，唐將蘇定方率領大軍擊敗沙缽羅可汗軍隊，阿史那賀魯逃往石國，西突厥政權滅亡。自此，唐朝統一了西突厥的全部轄境。其后，唐中央將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任命麴智湛為安西都護，在西州設西州都護府，并設立安西四鎮，即龜茲、金玉國、疏勒國、焉耆；又在沙缽羅可汗（阿史那賀魯）統治區域內又設置昆凌、蒙池都護府協助管理，其后安西都護府晉升為安西大都護府。顯慶五年（660年），位于帕米爾高原以西的西突厥都曼部降唐，朝廷派人去該部巡查。
唐蕃對立，治所頻繁變遷
公元七世紀初，吐蕃松贊干布便與唐朝建立了親密的關系，但其死后，祿東贊其子欽陵（官名，吐蕃宰相）違背松贊干布意愿，對唐朝發起了一系列進攻，在唐蕃對立，發生軍事沖突之間，安西都護府數次遷回西州，安西四鎮在唐蕃之間數次易手。
高宗、睿宗時期
龍朔元年（661年）吐蕃發兵攻占吐火羅，切斷了唐朝同烏滸水域諸羈縻州府的交通聯系，并于龍朔二年（662年）策動龜茲的反唐勢力，攻陷庭州等藩國；龍朔三年（663年）吐蕃兵分兩路大破吐谷渾，在唐朝連番慘敗的情況安西四鎮丟失其二，雖然大都護建制級別仍存在，但西北邊陲形式逐漸惡化在所難免。麟德二年（665年）裴行儉上任安西都護府，西域諸國又多向唐朝歸附。
乾封二年（667年）昆陵都護——可汗阿史那彌射和池都護——可汗阿史那步真去世，原藩國則相繼依附于吐蕃，僅保留下來伊利諾伊州、西州、庭州及安西四鎮，安西作為大都護府名不副實，被降級為安西都護府并遷回西州，在其下設立金山都護府。咸亨元年（670年）唐朝經歷了大非川之戰之敗以后，安西四鎮、河源地區近乎淪陷。
但由于吐蕃內部之間爭權奪利的現象屢禁不止，西域各國不愿接受吐蕃奴隸主貴族的統治，于上元二年（675年）唐朝軍隊在西域各族人民的積極支持下，迫使吐蕃武裝力退出四鎮，唐在此基礎上又分別設立毗沙都督府、焉耆都護府、龜茲都護府、疏勒都護府。
儀鳳二年（677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與李遮匐再次威逼安西，裴行儉向西突厥發動奇襲，平定西突厥之亂，并在碎葉城立碑紀功，碎葉城置鎮后一度成為安西都護府治所；李治末年，吐蕃贊普去世，年僅八歲的器弩悉弄繼位，國政被論欽陵等人把持并借機勾結西突厥貴族繼續與唐朝為敵，永淳元年（682年）吐蕃攻下四鎮大部分地區，并臨近敦煌市。
武周時期
垂拱元年（685年）以仆固、同羅兩部落為首的反唐勢力投奔突厥，回紇失守，田揚名被罷免，其后不再任命金山都護。武則天決定著手改變被吐蕃欺壓的現狀，同年任命阿史那彌射的兒子元慶承襲興昔亡可汗，垂拱二年（687年）任命瑟羅為繼往絕可汗， 同年唐朝設置在西域的金牙軍恢復了對安西四鎮的控制權，安西都護府再次晉升為大都護府。
垂拱三年（687年），武則天命韋待價為安息道大總管征討吐蕃；垂拱四年（688年）西北戰事因武周政權的變動而失去戰機，四鎮又失，西州堪危；永昌元年（689年）韋待價征討吐蕃失敗，被留在了繡州，與之同行的安西大都護閻溫古被斬首，安西大都護府再次降級，返還治理西州。長壽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復四鎮，次年，安西定制為大都護府，復置龜茲，重新安置四鎮，將唐朝國界重新推至帕米爾高原一帶，并于長安二年（702年）罷廢西州都護府，設立北庭都護府，與都護府共同治理新疆地區，標志著天授對這一地區統治的全面強化。
唐玄宗時期
開元四年（716年）由于玄宗的第三個兒子陜王遙領安西大都護府制度的創立，昭示著唐廷對邊將權勢的裁抑。唐政府加強了對青海省、河西一線的防御能力，吐蕃在東線無機可乘，遂向西發展，穩固吐谷渾局勢，攻占小勃律（今克爾米什西北部），并于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發動了石堡城之戰；與此同時，阿拉伯帝國完成了對河中和烏滸水域（阿姆河）的武力征服，天寶十載（751年）高仙芝計劃遠征河西，七月高仙芝率三萬士兵在石國（昭武九姓之一）重鎮怛羅斯之戰集結，與當時統治在這片區域內的阿拉伯軍隊發生沖突，此次戰役的失利不僅終結了唐朝的嶺南政治主權，而且進一步誘發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
天寶十四年（755年）中原爆發安史之亂，李隆基逃遁四川省。至德元年（756），肅宗在靈武即位，在龜茲、焉耆、金玉國、疏勒國四鎮安置安西四鎮節度使并兼安西都護的職責，都護府只領羈縻府州及藩屬國，亦稱安西府。隨后在同一年，李亨發詔勤王，安西、北庭兩節度使分化為入關勤王的安西、北庭行營和留守西域的安西、北庭留后兩支。
至德二載（757年）唐肅宗以“安”為叛首為姓，“更安西曰鎮西”，始建鎮西、北庭行營（除于外），將二行營并為一營，以李嗣業出為首任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安西、北庭行營入關后先駐防河內，后移防鄰州和涇州，在此過程中已發生兩次兵變，均被鎮壓。第一次發生在乾元元年（758年），由于二庭行營是由安西、北庭兩系將士組成，其中存在著派系矛盾，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叛亂發生后李嗣業聯合另一北庭系軍將除去王惟良。
寶應元年（762年）四月李豫繼位，在對外政策上一改往日肅宗安內重于攘外的政策，將漢圍領土主權上升至歷史議事日程。同一年，蕃軍大舉犯唐，攻防臨洮縣、成縣、和州等城堡多處。寶應二年（763年）史朝義授首，連亙八年的安史之亂已徹底蕩平，四月，代宗派出了以御史大夫李之芳、兼御史中丞崔倫為正副使的外交使團赴蕃，卻被吐蕃扣留，暗示著兩國關系已完全決裂，其后吐蕃阻斷河隴，唐朝東西疆域斷裂為二。
安史之亂以后
大歷二年（767年）以后河西漸沒，安西、北庭又恢復了二府分治的傳統體制。對外與回紇汗國結盟，仍為唐苦守飛地，而與移駐邠[bīn]、涇的四鎮、北庭行營遙相呼應，共抗吐蕃。
同年，李豫頒布詔書：“徙馬瑛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郡，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后。”把經營完善的邠州拱手交歸朔方軍坐享。于是刀斧兵馬使王重之因之密謀聚眾拒命，這是行營創建以來第二次兵變。
建中二年（781年），沙洲淪陷，西域地區派遣使者，繞道回紇才最終抵達長安，其后任郭昕為安西大都護、安西節度使，大力嘉獎在西域抗戰軍官。建中四年（783年），因安西、北庭拒絕奉詔自涇州移鎮原州區，引發涇原兵變，直到興元元年（784年），涇原兵變才被鎮壓。貞觀五年至六年（789年—790年）吐蕃大舉來犯北庭、吐蕃大舉來犯北庭、回紇汗國大相頡于迦斯統兵馳援，與楊襲古合勢迎戰，但最終兵敗，貞觀六年(790年)北庭陷蕃。吐蕃在攻陷北庭之后轉向于闐，而和田文書中有關漢文的記載最晚也直到790年，學者薛宗正認為于闐的淪陷很有可能也在同一年。貞元七年（791年）后新疆北部同河西地區最終于與吐蕃勢力完全連成一片。貞元十一年（795年）奉誠可汗卒，陜跌骨咄錄自立為汗，開創了回紇汗國陜跌王朝。這一王朝二代君騰里野合可汗在位之世（永貞元年至元和三年，805年—809年）安西局勢最危，回紇可汗曾兩次對唐在西域駐軍馳救，在元和三年（808年）冬的營救中，唐軍失敗，安西終淪于吐蕃。其后涇州軍隊仍然沿用了安西都護的名號。
武宗、懿宗時期
會昌三年（843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死，發生了昭義鎮對抗朝廷的事件。對昭義之亂的平定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鎮割據的最后一次勝利，對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權威和增強對地方藩鎮的控制力有著很大的積極意義，戰爭結束后各路割據藩鎮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獲得了統一，史稱“會昌中興”。
李忱大中二年（848年），張議潮乘吐蕃部落的宗教矛盾發動起義，奪取沙州、瓜州縣，然后向周邊地區擴展，先后光復了瓜、甘、肅等十州，并遣使長安向唐王朝告捷。咸通七年（866年）收復武威郡之后，河隴大部分歸于沙州歸義軍控制之下，河西走廊重新為唐所有。
管轄范圍
安西都護府的管轄范圍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唐王朝的軍事擴張戰略不斷發生變化。首先安西都護府最早設立在交河城，而后隨著對龜茲討伐的成功，又設立龜茲（今新疆庫車）、于闐（今新疆和田）、疏勒國（今新疆喀什）四鎮和三十四州縣。天授時期又設置北庭都護府管理在天山北路屬國，將安西大都護府遷往龜茲，統轄天山南路毗沙（治所于闐）、疏勒（治所疏勒）、焉耆（治所焉耆）、康居（治所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大宛（治所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附近）等都督府。
安西與北庭都護府的設置有效行使職權，將天山南北連成一片并使之成為唐朝統治的一部分。顯慶六年（661年），于闐以西、波斯以東的16個國家相繼依附于唐朝，唐在其地分設16都督府，下轄89州、110縣、126軍府。至此大唐西部疆界推至咸海，其勢力范圍更是延至里海。安史之亂（755年）后，唐朝的西北疆土盡數被吐蕃搶奪，763年占領了河西隴右大部分地方，8世紀末又占領了西域南疆。在氣候類型上，安西都護府絕大多數管轄地區在今新疆境內，屬于溫帶大陸氣候，降水少，氣候干燥，以沙石道路為主。
機構職能
唐代對西域的管轄制度本質上是漢、晉西域都護府軍政治傳統的繼續和發展，其特點是以軍府而兼理民事，以都護府、大都護府、節度府為軍政合一的邊務領守中樞，其下屬機構則是呈現為軍政分離、漢蕃分治的二元管理體系，從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到顯慶三年（659年），安西都護府是唯一掌管磧西事務的最高軍政領導中樞，后來建立了西州都護府、金山都護府、北庭都護府為其下屬機構，輔佐管轄磧西事務。
管理模式
唐代都護是朝廷高品正員命官，與內地都督府一樣是地方機構并掌管邊遠民族事務，分為大都護府和上都護府。大都護府的官員有：大都護一人（從二品），副大都護二人（從三品），副都護二人（正四品上），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倉曹、戶曹、法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上），參軍事三人（正八品上），上中下三級，組織機構完整，除都護府內的軍官要職之外，府州內設立鄉、坊及縣級以下基層民政組織，又有鄉正、坊正、渠長。
機構職能
都護府制度既可以被劃歸為軍事行政區，也可以被劃歸為少數民族特別行政區，一般具有兩種性質：一是統帥各個羈縻府州的都督、刺史，掌管軍政、治理民事，管理歸附的少數民族，負責當地安全；另一類是監察區，監督賞罰，敘錄勛功，本著“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的原則設置州府，對少數民族的內部事務一般不予干涉。都護府的職能一般包括：負責維護轄區內統治秩序，對內部依附的民族進行編戶；保衛本府所轄各府州的安全，防止他國侵犯；考核并記錄都護府內下屬各州府都督、刺史與中央合作的情況及治理功績；鎮壓人民反抗，征討叛亂；同時還有一定的外交權，唐中后期的安西主政大員的官銜中往往帶有御史大夫的名號。
軍事職能
安西都護府是管理西域的最大軍事機關，伊州、庭州等均在安西都護府的管轄之下，而在郭孝恪擔任安西都護府之后都護的職能和西州州府的職能合并在一起，安西都護府實際上又代行了西州的職權。
唐中央在都護府之下，設置了軍，軍的首腦是經略使，多由刺史兼任；軍之下是守捉；守捉之下則是守捉使； 守捉之下是城；城下為鎮（鎮是唐朝駐屯邊防軍隊的基層單位）；鎮設鎮將、副鎮將、錄事各一人，以及倉曹、兵曹參軍二人；鎮下有烽；烽下有戍堡；烽、戍有帥，等級分明，職責明確。各級軍事機構都駐有一定的兵員、配備一定的軍馬。大軍的兵額達萬人、守捉城的兵員多則三至四千人、少則五百人。顯慶三年（658年）以后安西大都護下設立的龜茲、金玉國、疏勒國、 碎葉四鎮、兵員和軍馬遂有定額： “安西都護府鎮兵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匹、都護兼鎮西節度使 ” ，安西都護府所統率的騎兵稱 “安西兵 ”。設置孔目官管理行田、信使、傳令、押馬參與軍并部署等。
民事職能
早在貞觀十四年（640年）設立安西都護府時，唐中央便開始在當地設立地方行政制度，參照中原模式，設立了城、村、坊等基層建制并管理當地百姓的戶口、年齡、土地等信息；
設立城局官、掏拓所，負責城市的規劃管理，有修筑城池、開鑿水渠等職能；在西域大興屯田，實行稅收制度，補充軍費，推行的軍政合一制度；重視交通建設，設有驛站、烽館，安置馬匹。
針對西域地區的賦役制度，《魏書》記載“稅賦準地征租，無田者則稅銀錢。”，有掏拓（修筑水渠）、助屯（差征民丁到官府屯田上勞作?以解決屯田上的勞動力問題）及各種大大小小的雜征、科稅。安西都護府對西域的管轄不僅有助于穩定唐朝邊疆事業的開拓，同時也對這一區域的經濟開發，中西交流文化，包括絲綢之路都有很重大的作用。
外交職能
安西都護府的外交職能主要有對內對外兩個部分。對內：統轄羈縻府州是邊疆都護的首要任務，其本身就兼具協調西域本民族事務和外國使臣的職責。安西都護府下轄四鎮都督府四，州三十四；?河西內屬諸胡府二，州十二；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可見業務范圍之廣；在治理城市區劃外，由于外國商人來華進行貿易互市，所以都護亦負有管理互市之職責。其次是“以導賓貢”，《舊唐書》載貞觀二十一年（647年）鐵勒、回紇諸部內附，唐政府“于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以導賓貢。”，為了完成“以導賓貢”，唐中央在絲綢之路沿線設下各路驛站、客館，《新唐書》卷217《回鶻傳上》中便稱郵驛之數為六十八所，驛館中“置群馬、酒肉待使客；此外，如果西域藩國不向唐朝貢，則都護亦可能以武力征討之。
對外：都護還需對諸蕃進行撫和、對外交涉，以鞏固和加強他們與唐朝的關系，都護若不善撫和不僅可能導致蕃戎離心，嚴重者還可引致邊患。由于都護與境外經常互通使命，所以都護也有接傳使臣的任務。此外外交職責還包括讓蕃國向唐納質，納質是維系雙方外交關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特定情況下唐朝對于某些有功之蕃國首領進行冊封之后可能會賜予的俸祿，而這些俸祿有時會由相關都護轉賜。發生戰爭交鋒時，都護有“輯寧外寇，征討攜離”的職責，蕃國遭受危難時須由都護府出兵救助，此外也有利于掌握蕃國動態及國情，并及時上報朝廷。
社會生活
唐代對西域的控制范圍包括今天山以北及巴爾喀什湖一帶的廣闊地區，帕米爾高原以東天山南部地區，甚至東起蔥嶺西至波斯，因此唐代是“千城百國”，同時區域間民族文化溝通交流緊密，不僅體現在西域少數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吸收，還表現在西域文化逐漸成為唐朝市民風俗中的一部分。
經濟生產
受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的影響，安西都護府種植的經濟作物多為稻米、小麥、粟、菽一類；瓜果蔬菜種類豐富，葡萄酒和蠶絲的生產是當地一大特色；但畜牧業也是主要生產方式，雜揉了農業經濟與牧業經濟。西域在服飾原材料上以氈、毛、布為主，隨著先進生產技術的傳播，如養蠶摸絲技術、棉花種植、紡織技術對其影響也在服飾上體現，但這些布料十分昂貴、稀有的。。在貨幣流通領域反映了一些民俗特征。如《大唐西域記》所記阿者尼 、屈支（龜茲）以及跋祿迎 “ 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反映了當地的交易民俗狀況。這種地產的貨幣，是西域人民開采、冶煉金屬的象征。此外，西域人民還擅長鑄造銅器，兵器主要有弓、刀、甲、稍等類型。
服飾
帽子
唐朝西域地區比較流行的帽子樣式有白氈尖帽、頭、、帷帽、胡帽等；
白氈尖帽是西域勞動人民的一種常見的帽子；
“幞頭”是由漢晉幅巾或者燕巾逐漸演變而來，到北周時期才形成固定形式 。 “幞頭” 即“ 折上巾”可用以代冠，則屬于常服，也可以屬于一般人的首服 。 初、盛唐時的“幞頭”， 前低后高施屋分級，兩腳后垂叫做“垂腳幞頭”也稱“軟裹”。男子頭戴“幞頭”著圓領袍服，算袋垂掛腰間。女子梳高髻，著長裙。 這是隋唐中原地區和西域風靡盛行的時裝；
羃?，是北朝時從北方和西北傳入的一種女帽。這種帽子周圍垂下很長的網帷(稱??為“裙”),可以將騎在馬上的婦女全身都遮蔽住。網帷上有時還綴以珠玉。后來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帷帽代替了羃?；帷帽是唐代西域與中原地區流行的首服。《說文解字段注》“帷帽，如今席帽，周圍垂網也”；
胡帽，又稱“ 渾脫帽”或‘胡公帽”。一般多用較厚的錦緞制成，帽子頂部略呈尖形，四周繡織花紋，間或鑲嵌各種珠寶。 西域少數民族皆著翻，古稱折領，窄袖緊身衣，頭戴胡帽。
發髻與面飾
唐一代在新疆廣大地區流行的婦女發髻主要有“寶髻”“椎髻”“高髻”“螺髻”“回鶻髻”“義髻”等；《新唐書·五行志》云“唐末京都婦人梳發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拋家髻’”；在發髻上點綴花鈿、釵簪、金玉花枝等裝飾物是寶髻的通稱；螺髻，髻形似螺狀，本為佛頂之髻，是指頂中梳單螺髻而言；“回鶻髻”又稱“驚鶻髻” 此乃西域地區婦女固有的一種發髻。此髻作向止騰舉勢，因此被形容為“離鴦驚鵠之髻”；“義髻”，又稱“假髻 ”，與現在的假發相似，古之“假髻”或以髮加添而成，亦有用鐵絲織成而編以發加之于髻上；
花鈿，又花子、媚子。花鈿樣式繁多，它不是用顏料染出，而是將剪好的花樣貼在額前眉心處的一種裝飾。更甚者還有金、銀、羽翠制成的五彩花子，是唐代西域地區流行的婦女面飾；
服裝
隨著唐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規模的擴大，西域服飾款式日臻新穎，種類逐漸增加，質料更趨華美。
窄衫小袖衣是西域婦女和庶民特有的一種服裝 ， 中原稱為“胡服” ；通常婦女肩上還會披一條長帛，叫做“帔帛”，通常以輕薄的紗羅裁成，長度一般在兩米以上，用時將它披搭在肩上，并盤繞兩臂之間，這種飾物來源于中亞，盛行于隋唐，成為女裝中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盛唐以后，?女裝流行褒博，帔帛與褒衣廣袖相配，更突出了這一時期女子服裝豐潤飄逸的特色。
半臂襦裙：“襦”史籍均有記載《釋名》 “ 搖，暖也，言溫暖”。顏師古《急就篇注》“短而施要日孺”。孟為齊腰之短衣，且為絮衣。“半臂”又稱“短袖衣”是自魏晉以來由上襦發展而出的一種無領或翻領對襟或套頭短外衣。其制略同于“輛檔”。《唐書車服志》載“輛檔之制，一當胸，一當背不扁玄短袖覆膊”。
婚姻
到了唐代，西域地區的婚嫁風俗既受到中原傳統婚嫁禮儀的影響，又保留了西域少數民族固有的婚嫁習俗，極具地方特色。
婚禮儀式
西域的婚禮儀式在唐代之后，逐漸受到唐代婚姻觀念的影響，儀式主要包括通婚書、答婚書、女家受函儀、成禮夜祭先靈等，分為兩類便是訂婚和成婚兩方面。女方需鋪設帳儀、同牢盤合杯、賀慰家父母語等，這些基本沿襲周代的“六禮”之說。
其中成婚之時無參拜舅姑之禮。但會有咒愿新婚夫婦的習俗，而這種咒是一種吉咒，是伴隨卜卦占算內容的祝福歌，實際上就是對人進行祝福，佛教的咒愿文，主要是勸新婚夫婦修持。此外還有“男跪女揖”的習俗，即新郎伏地叩頭，而新娘是站立作揖。
最后，婚禮在撒帳過程中儐相和男女新婚之人都要讀詩，之后在女堂中鬧新房，這一系列活動包括去扇、去帽、去花、脫衣、合發、梳頭、系指頭、去離心、下簾等，圍繞新娘逐一除去妝飾，由儐相詠相關詩詞 ， 新娘須依令而行。
婚姻制度
西域的婚禮不拘于一夫一妻的單一形式，具有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多妾、一夫多妻、一夫多妻有妾多種形式同時存在；此外還存在收繼婚的“亂倫”制度，又稱“轉房”“挽婚”，即寡居的婦人可以由亡夫的親屬繼娶。另外還有“奠雁”“青廬”“轉氈”“坐鞍”等胡人婚禮的儀式融入了中原文化中。
“奠雁”：敦煌市卷子 （Ｐ2646）有對“奠雁”的詳盡敘述：“升堂奠雁，令女坐鞍上，以坐障隔之。女婿取雁，隔障擲入堂中。女家人承將其雁，以紅羅裹無色綿縛口，勿令作聲。其雁以后兒家將 贖取放生。如無雁，結彩代之亦得。”概當時新 婦升堂奠雁后，即坐馬鞍上，由女婿將雁擲入堂中。這一套做完，男子大概就可以把他的妻子帶走了。
設“青廬”：在唐朝又稱“鋪設帳儀 ”“入帳”或“登虛帳”是指用青布幔為屋，在此交拜迎婦。所謂“青廬”實際上是用青布搭蓋的臨時帳篷，是北朝時期用作舉行婚禮的地方。
“轉氈”：所謂“轉氈 ”就是親婦迎至門，先引至一長條氈席上行走，即“不得踏地”。所謂 “新婦至門，步履不著地，以氈展轉承而行”，故稱“轉氈”。
“坐鞍”：?北朝乘馬鞍的習俗是受到古代北方民族尚鞍馬之影響所及，新娘入門時必須在馬鞍之上，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漢族習俗的猛烈沖擊。
喪葬
關于西域人的喪葬習俗，《大唐西域記》中的一段文字記載“死則焚骸，喪期無數，面截耳，斷發裂裳，屠殺群畜，祀祭幽魂。”。西域人實行火葬 ，把死者連同棺材一起焚化，然后舉行七天的哀悼。焚骸、喪期、斷發、裂裳的這些特點都與印度古俗一樣。所謂“剺面”就是拿刀劃傷自己的臉頰以表示對逝者的悲痛，此外還有“拍額”“椎胸”等等行為，這些都與印度佛教的東傳有著密切的關系。
書寫方式
從吐魯番市出土墓志看，進入唐朝后當地墓志開始改變高昌國地區傳統的書寫方式，逐漸與中原趨同，開始出現“大唐啟運，澤被西州”等措辭，體現出對唐朝領導能力的認同。《舊唐書》載唐代名將哥舒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可見當地人普遍學習漢文化的情形。在和田縣出土的唐代文書中也見有《蘭亭序》的臨本，作為中原文化中最經典的書法范本，《蘭亭序》的發現印證了中原書法文化在西域地區的廣泛傳播。
石窟藝術
從壁畫遺存的地區來看，隋唐新疆諸石窟所遺存的壁畫分布較廣，且主要集中在古絲綢之路沿途，重要遺存則分布在拜城縣、庫車市及吐魯番市的附近地區，它們分屬于古代的龜茲、高昌等西域邦國的轄區。重要的遺存在古龜茲地區有拜城的克孜爾石窟，庫車的庫木吐拉、森木塞姆、瑪札伯哈石窟，以及新和的吐乎拉克埃石窟，古高昌地區的遺存有柏孜克里克、勝金口、雅爾湖等窟。此外甘肅省也為安西都護府的歷史發展保留了許多圖像證據，其中就包括舉世聞名的莫高窟、東、西千佛洞、炳靈寺石窟。
宗教
“東漸西來”的宗教文化在西域這塊豐饒的 土地上匯集、交流、融合?一同構筑了西域民眾精神信仰的家園?形成以佛教為主的多宗教并存的格局。這是唐代西域民眾宗教信仰的基本特點。
佛教
金玉國、疏勒國、龜茲、高昌國等地都是當時有名的佛教圣地和佛教中心，寺廟塔窟林立、佛像莊嚴、僧徒眾多、法教肅穆，特別是各地定期舉行的佛教大會，舉國上下異常隆重。《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就記載了高昌王麴文泰對唐僧的厚重禮遇，喻示了佛教在高昌乃至整個唐代西域至高的社會地位唐朝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玄奘西行取經，途經龜茲國時于《大唐西域記》中記載了當時的佛教盛況“伽藍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習學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及“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庶士。捐廢俗物，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
祆教
祆教（又稱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新唐書·西域傳》中也均記載疏勒國、金玉國等地皆“俗祀神”“喜事祆神”。祆教在當時的高昌國、于闐、疏勒地區均有分布并成為這些地區的民眾樂于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門設置了管理祆教的機構——薩寶府，并設置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職員進行管理顯示了祆教在西域地區的廣泛流行。
摩尼教
自唐初以來，來西域經商或定居的摩尼教徒（基督教的一支）與日俱增，他們在今天 的吐魯番市、羅布泊等地定居下來，形成了摩尼教徒聚居區。而摩尼教徒的活動僅限于聚居的粟特人，摩尼教在當時影響并不大，正史中也鮮有記載。直到9世紀中葉，以摩尼教為國教的回鶻遷入高昌國，才使摩尼教迅速傳播開來。
景教
大概在7世紀前后，高昌地區已有景教徒活動，當時的吐魯番地區可能已經成為西域的景教中心。
道教
據敦煌市藏本唐光啟元年（公元885年）的《沙州伊州地志》（殘卷）記載，在當時的伊州地區共有道觀三座，而該地志所記載的當時伊州的佛教寺廟也是三座道觀與占主導地位的佛教寺廟數量相同，這也表明了道教在西域地區的傳播之快，影響之大。
薩滿教
唐僧在《大唐西域記》中詳細記載了金玉國人崇拜老鼠的情況。20世紀初，馬爾克·斯坦因在于闐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了一塊描繪這一古老傳說的板畫，畫面是一個“奇異的 鼠頭神像”，這是薩滿教遺風猶存的又一佐證。
歷史總覽
安西都護府建置沿革
安西四鎮
歷任安西（大）都護
歷史意義
安西都護府都護府作為唐朝在邊疆地區的最高軍政管理機構，其權限極重，職能范圍廣泛。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講，安西都護府的頻繁罷免和升遷中，從側面見證了唐王朝向西域邊陲開疆拓土、軍事實力由盛轉衰的歷史。對于唐王朝軍事戰略而言，安西都護府的設立使各民族上層人物參與國家管理，提高了唐王朝在各族中的威望，加強了中央與周邊屬國的聯系，便于及時防范外來民族入侵和掌握中亞地區民族發展局勢，維護國家統一，保衛邊疆和平穩定；對于經濟民生而言，中原地區由于外來文明的引入，提高了唐朝社會整體的經濟消費能力，同時西域一直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安西都護府的建立保障了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有利于形成一個文化多元的國家。而從歷史橫向發展的角度來看，安西都護府的建立是對漢朝邊陲政策的延續，另一方面其對民族文化開放包容的態度、進行羈縻統治的方法為我國當代民族事業的管理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同時安西都護府作為唐朝的“外交部”，在處理國家關系問題中，表現了在維護本國利益上尊重和擁護其他國家的發展，為當代國際交往政策的事實提供了歷史經驗。此外，將安西都護府作為研究客體對提高唐史、中亞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度有著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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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爭論
關于安西都護府遺址具體在今天新疆的哪一個區域，史料文書上并未有明確記載。薛宗正認為安西大都護府遺址應位于豆勒豆爾奧庫爾遺址群，而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則認為安西大都護府遺址應在今天的庫車皮朗古城北門外雀魯拔克土墩。
參考資料 >
大磧道.絲綢之路世界遺產.2023-09-13
喻仲文 羅雨 | 唐代的服妖與政治預象.曲阜師范大學孔府檔案研究中心.2023-09-23
鑒賞|吐魯番出土的晉代紙畫: 遙望天上人間.美術報（微信公眾平臺）.2023-09-13
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2023-09-23
林梅村：尋找安西大都護府.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微信公眾平臺）.2023-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