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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揖即進行揖禮，有“支揖”“行揖”“拱手禮”等別名，是中國漢族的一種傳統禮儀，其程度低于跪拜禮。作揖的主要舉止是拱手，即兩手抱掌向前小推一到兩次（常禮）或在身前輕晃，打招呼的不躬身，問候的躬身（即拱手磬折作揖）；適合現代的簡便拱手禮為抱拳掌靠于胸前，可根據距離遠近調整方式，手可抬高遙祝，位置寧高不低，不能低于胸；若行中國大禮，可在抱拳的同時磬折鞠躬45度，重禮則磬折鞠躬90度，向人表示敬禮。嚴格來講，作揖抱拳的通常方式是右手握拳，左手成掌，包住或者蓋住右手，這稱為“吉拜”；反之則為“兇拜”，也就是左手握拳，右手成掌，這種作揖方式一般用于喪禮的場合。而在賀歲廣告中經常出現的，正是這樣的“兇拜”。這一區別的源起為一種誠意的表示，因為大多數人右手為主手，在攻擊他人的時候主要用的是右手，作揖時左手在外，而將用于攻擊的右手蓋在里面，是一種友好的表示與真誠的傳達。作揖流行于中國大部分地區，是中國古代最普通、最常用的禮節，也是中國當代仍在使用的一種禮節。

作揖大約起源于周代以前，最初的作揖的方式為：雙手除拇指外的其余四指合攏，平行相疊在一起，兩拇指相頂，躬身微俯、推手向前。關于其動作的由來主要有三種論斷：認為最初是在模仿雙手戴枷的奴隸；認為源于中國古代名為鞠祭的祭祀禮儀；認為源于《周禮》中的“九拜”。姬發時，作揖開始大行于天下。春秋戰國時期，作揖已經普遍流行。此時，作揖都是用于身份等級差不多的貴族階層之間相見的禮節，且天子見群臣時也會作揖。據《周官》記載，根據雙方的地位和關系，作揖有土揖、時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土揖是拱手前伸而稍向下；時揖是拱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拱手前伸而稍上舉；特揖是一個一個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級分別作揖；旁三揖是對眾人一次作揖三下。

漢晉時期的作揖仍是以先秦揖禮為主，并新出現了多用于表示順從而非敬意的、沒有固定的形式的“叉手”作揖法，即叉手禮，以及與先秦揖禮手勢相同，但需舉手自上而下的“長揖”。叉手禮起源于印度的“叉十指”禮，最早出現在東漢時中國翻譯的佛教書籍中，后來成為了世俗的禮節。三國、兩晉時期，叉手禮仍很多見。唐宋時期，作揖的主要手勢成為了叉手禮，且施用范圍十分廣泛。唐以后的叉手禮逐漸用于見面時表達敬意，其手勢也基本固定，為左手緊把右手拇指，左手小指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宋代，“拱手禮”“叉手禮”與“揖禮”所指皆為叉手禮。遼朝、金朝時，叉手禮在少數民族政權下仍然盛行，且動作基本變化不大，手勢幾乎一致。

以叉手禮作揖在明末仍十分常見，但明代的作揖較宋代時更加復雜，依所施對象之不同，有不同的舉手高度。清代，作揖手勢雖仍叫做“叉手”，卻變成了：左手四指合攏，緊貼右手手背，左手拇指壓右手拇指，兩拇指自然交叉。并且身體動作較明代幅度更大，強調自上而下。此外，清代出現了多用于武官相拜的“抱拳”，手勢大致為：右手握拳，左手四指并攏，覆蓋于右拳之上，左手拇指自然放于右手虎口處。晚清時，在改革思潮的影響之下，官場禮儀出現了大幅度的改革，跪拜禮被廢除，但作揖被保留了下來。1912年，辛亥革命廢除了帝制，清朝覆滅，南京臨時政府視作揖為舊禮制，明令要求以“鞠躬禮”代替。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激進民主主義者對傳統文化和禮儀制度的抵制使得作揖被進一步遺棄。此后，經過歷屆政府的倡導，鞠躬、握手等西式社交禮節逐漸成為民間通禮，而作揖在1949年后逐漸被握手徹底取代。

作揖具有衛生、方便、優美、自主四大優點，但近代以來，作揖被污名化并最終退出了中國人的日常交往領域。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傳統禮儀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作揖也逐漸重新流行于中國人的生活中，但人們行禮的手勢并不統一，對作揖的歷史沿革、使用場景等認知也比較薄弱，常有錯誤和爭議。并且，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導致中國傳統禮儀的合理性和優越性被人忽視，文化差異以及西方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也導致作揖難以全球推廣。作揖是中國禮文化的重要體現，為了傳承和推廣作揖，中國各級政治領導人曾嘗試在大型會議或公開場合用作揖代替握手，以形成示范效應；學校積極進行民族禮儀教育，推廣作揖禮儀；媒體利用現代大眾傳媒的引導和示范作用推行作揖，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民對作揖的認知度和討論度。21世紀以來，中國借助國際交往和國家間經貿合作的開展，將作揖等中華傳統禮節和相關文化帶到了世界；海外留學生、訪問學者、華裔移民及國際游客等都成為了中國對外推廣作揖的重要力量；國際媒介平臺及可視化傳播的發展也提升了作揖的全球可見度。

名稱和定義

“作”意為從事某種活動，作揖即行“揖禮”，作揖還有許多以“揖”為主體的，與“作揖”結構相同的別名，如“支揖”、“行揖”等。作揖是古代拱手禮的統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手勢與身體動作的變化而出現了不同的稱謂。作揖早在周代就有，如《尚書·康王之》曰：“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中國最早的幾部禮書《周官》《儀禮》《禮記》中也都有關于作揖的記載，關于這幾部古書的成書年代的爭議頗多，且時間模糊，但基本上都認為是在秦朝以前。中國東漢許慎編著的文字工具書《說文解字》中對“揖”字的解釋為：“攘也。從手聲。一曰手箸胸曰揖。”“攘”即為推，雙手置于胸前向前推就叫“揖”。

唐以前，作揖主要是先秦揖禮，或稱“捧手”“奉手”。漢代時，出現了“長揖”一說，還出現了“叉手”作揖法，即叉手禮，其名稱源于對印度“叉十指”禮的翻譯。

叉手禮在唐代成為了最主要的作揖法，宋代至明代，“拱手”“揖”和“叉手”都指叉手禮。

清代流行的作揖法稱為“拱手”。如清代學者閻若璩曾說：“古之揖，今之拱手。”此外，還出現了多用于武官相拜的“抱拳”。

在現代，人們作揖時，一般將“拱手”視為與“作揖”相同的禮節，并將稱謂連起來稱為：“拱手作揖”或“打拱作揖”，或直接把“拱手禮”當作“作揖”的別名，并且把“作揖”化成了古代拱手禮的總稱。《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對作揖的解釋為：“兩手抱拳高拱，身子略彎，向人敬禮。”

歷史沿革

動作起源

作揖中的基本動作是拱手，即行禮時，雙手合抱拳（一般左手在外，右手在內。如果是出席兇喪場合，則右手在外，左手在內）拱于胸前，身體直立不俯。這一動作的出現和作揖本身一樣，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如《尚書·武成》記載：“垂拱而天下治。”《尚書·畢命》記載：“予小子垂拱仰成。”春秋時期，拱手禮開始普遍流行，如《禮記·曲禮上》記載：“遭先生于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論語·微子》記載：“子路拱而立。”但是，關于拱手的由來這一問題卻并無定論，如清代文學家毛奇齡曾說：“此等沿革，古皆無明文，即禮著事始者，亦皆不之及。”表示這些關于禮節的歷史自古以來都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現代，學者們對此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源自模仿奴隸

第一種觀點認為，拱手的姿勢最早是雙手抱拳，是在模仿雙手戴枷的奴隸。這一觀點有兩種佐證。第一種為甲骨文，《爾雅·釋》中釋：“拱”字為“執也”，而《甲骨文編》所收的32個“執”字都形似雙手披枷。第二種為文物考古，在河南安陽小屯殷墟的第15次發掘中，出土了３個戴手枷的奴隸陶俑，其手勢均形似拱手。此外，古人自稱謙詞為“仆”，“仆”本意就是奴隸。但是，古文字學界多認為“執”字單純和刑罰有關，與拱手禮儀并無交涉。

源自商代鞠祭

第二種觀點來自現代教授帥培業，具體如下：

作揖與鞠躬、磕頭一樣，都源于中國古代人們對天地、神靈、祖宗的一種祭祀禮儀，即鞠祭。鞠祭是把祭祀用的動物或人殺死后，讓它俯首蜷腿，完整地彎曲盤卷起來，使之盤蜷如菊、恭敬如儀，再放在祭處供奉，是對天地神靈表示特別虔誠的一種方式，能體現出祭祀者最虔誠的敬意。當人被用來鞠祭時，會呈現“下肢蜷曲，兩手放在頭部”的狀態，由此出現了下跪磕頭以表達自己的尊敬與虔誠的禮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部落社會、奴隸社會往封建社會的邁進，人們交往面漸趨擴大而節奏加快，使得下跪磕頭的禮儀在一些普通交往的中被簡化成為并膝垂手、俯首彎身的禮儀，用以對地位或輩份高于自己的人表示敬意。后來，這種禮儀成為人與人之間表示尊重與恭敬時都可使用的禮儀，同樣表示把自己作為“犧牲”（祭祀用的獻祭品）敬獻給對方，也就是現代的鞠躬禮節。

隨著社會文明的繼續發展，禮節表達的種類逐漸多樣化，表達的方式也愈加簡捷化，作揖便作為更為便捷的禮節形式，出現在磕頭與鞠躬的基礎之上。遠古時期鞠祭時使用的人類“犧牲”，即“人牲”，都來自本族本部落長期蓄養使用的奴隸，或戰爭中抓到的俘虜，他們在被牽去成為“人牲”獻祭時，都需要雙手相抱伸出，供對方拴捆。這個動作就是作揖的基本動作，即雙手相抱（或雙拳相靠），表示自己束手就縛，已成為對方的“俘虜”和“祭品”，含義為行禮者把自己象征為“犧牲”敬獻給對方，供對方役使或獻祭。

源自“九拜”

第三種觀點認為，拱手禮起源于《周禮》中的“九拜”。《周禮·春官·太祝》記載：“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兇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 九拜即是九種跪拜禮的統稱。具體來說，拱手禮起源于九拜這一說法又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拱手禮起源于九拜中的“振動”和“空首”，吸取了“振動”（捶胸頓足，跳躍而哭）的展臂動作，并把捶胸變為合手；又吸取了“空首”（兩手拱至地，再以頭至手）兩手拱合的動作，把膝跪、俯首簡化為肅立。第二種觀點則認為，“九拜”中的“肅拜”就是拱手禮。

出現發展

先秦時期

作揖大約起源于周代以前，為漢族常用禮，方式一般是雙手相抱舉在身體前方輕輕晃動，身略前傾，表示問候、致謝、邀請討教等，還常伴以謙辭、敬辭。姬發時，作揖開始大行于天下。

古人常以作揖時雙手位置的高低之別和屈身打躬角度的不同來定尊卑、別親疏。據《周官》記載，根據雙方的地位和關系，作揖有土揖、時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根據《周禮·秋官·司儀》的詮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即土揖是古代君王對于和自己沒有姻親關系的異姓諸侯、異姓親族或是外邦貴族所作的揖禮；時揖是古代君王對于和自己有姻親關系的異姓諸侯或是親族所作的揖禮，天揖是古代君王對于同姓諸侯或是親族所作的揖禮。鄭玄《禮記注》釋“土揖”為“推手小下之也”，“時揖”為“平推手也”，“天揖”為“推手小舉之”。即土揖需要向前俯身，并拱手微微向下；時揖需要向前俯身，拱手從胸前平推；天揖需要向前俯身，并拱手微微向上舉。其余的三種揖中，特揖指對他人一個一個地作揖；旅據指按等級對他人分別作揖；旁三揖指對眾人一次作揖三下。

也就是說，作揖最初就是以拱手為基本姿勢，輔之上下左右的具體動作而成的一種禮節。春秋戰國時期，作揖已經普遍流行，如《論語·鄉黨》云：“揖所與立。”《論語·述而》云：“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儀禮·鄉射禮》云：“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是其證。

依照周禮，士與大夫見君主時需要行稽首禮，而士與士之間的相見禮以及士與大夫相見所行的立拜之禮應都是作揖。可知當時作揖是用于身份等級差不多的貴族階層之間相見的禮節，與稽首等跪拜禮相比程度更輕。另外，《周禮·秋官·司儀》載：“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可知天子見群臣時也會作揖。《說文解詞》釋“揖”為“攘也”，釋“攘”為“推也”。《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鄭玄《禮記注》曰：“推手曰揖。”又釋“土揖”為“推手小下之也”，“時揖”為“平推手也”，“天揖”為“推手小舉之”。可知諸揖雖舉手高度不同，但皆以躬身微俯、推手向前為儀。

關于這一時期作揖的具體手勢，古代文獻并無明確記載。《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年》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鄭獻公揖而進之。”何休對此內容注解曰：“以手通指曰揖。”《說文解字》釋“通”為“達”，即“連通”之意，則“以手通指”應理解為雙手除拇指外的其余四指合攏，然后平行相疊。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云：“《尚書》桑谷生太戊之朝，七日大拱。拱，兩手大指頭指相拄也。”《康熙字典》釋“拄”曰：“牚也，支也。”“牚”字同“撐”，意為支撐。又《戰國策·齊策》中有“拄頤”一說，形容劍長頂到臉頰。《禮記·喪大記》有“柱楣”一說，即用柱將楣兩端頂起來。由此可知“相拄”即相頂。可見先秦揖禮的基本手勢可以歸納為：雙手除拇指外的其余四指合攏，平行相疊在一起，兩拇指相頂。此外，這一時期偶有將作揖稱為“捧手”或“奉手”的情況，如《管子·弟子職》云：“若有所疑，奉手問之。”《文選》李賢注引《孔子三朝記》云：“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漢晉時期

漢代，出現了“長揖”一說，這種揖禮一直沿用到了明清時期。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中的“酈食其不拜，長揖”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可知漢代長揖與先秦揖禮有不同，前者是舉手自上而下，后者是推手向前，但手勢相同。

東漢時期出現了“叉手”作揖法，即叉手禮。最初，“叉手”一詞在東漢時期大量出現在漢譯的佛教書籍中，如安世高譯《道地經》云：“世間亦天上皆叉手禮佛，是故持頭面為禮佛。”三國、兩晉時期漢譯的佛教書籍也一直沿用這一說法。自東晉開始，漢譯的佛教書籍逐漸使用“合掌”一詞來替代“叉手”，二者所對應的手勢是一致的，即《普曜經》中“既受持花香，叉十指作禮”的印度“叉十指”禮。《說文解詞》釋“叉”為“手指相錯”，則用“叉手”描述佛門“叉十指”禮十分恰當。可見，“叉手”最早在東漢時多用于描述佛門相見之禮，世俗文獻所記“叉手”只是偶然現象，但后來由于一方面世俗社會逐漸出現了用于日常交際的“叉手”姿勢，另一方面佛門雙手行禮必須合掌，漢譯佛經也不再使用“叉手”二字，于是叉手禮逐漸成為了世俗的禮節。

三國、兩晉時期，叉手禮仍很多見，如《三國志·鄧艾傳》云：“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云，士眾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晉書》卷十二中載：“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但可見漢晉時期的“叉手”多用于表示服從等嚴肅的場合，而非之前的用于日常交際和表達敬意。這一時期叉手的具體姿勢并無文獻資料可考，但1983年江蘇省江寧張家山西晉墓出土了一個叉手的青瓷女俑，其手勢為：兩手掌在胸前交叉相疊，左手在內，右手在外，掌心朝內，兩拇指也交叉。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教授黃劍波認為從陶俑的裝束、神情看“應該是受到訓斥或受罰的仆從，不像是自然行禮之態”。

這一時期也有關于“捧手”這一名稱的記載，如劉向《說苑·善說》云：“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后漢書·鄭玄傳》載：“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也是指作揖。而《魏書》卷二十七載：“及往見榮于邙山，捧手不拜。”《顏氏家訓·風操》也云：“相見捧手而不揖。”可知“捧手”在這一時期有時僅表示舉手在胸前行禮，無須向前推進。

綜上，漢晉時期的作揖仍是以先秦揖禮為主，并新出現了多用于表示順從而非敬意的、沒有固定的形式的叉手禮。

唐宋時期

唐宋時期，人們作揖時，更常用叉手禮，且施用范圍十分廣泛。唐柳宗元詩曰“入郡腰恒折，逢人手盡叉”，五代十國孫光憲《北夢瑣言》載晚唐溫庭筠“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朱子語類》載陳才卿見朱子“急叉手鞠躬”，等等，皆是其證。唐以后的叉手禮逐漸用于見面時表達敬意，其手勢也基本固定，比如2003年河南安陽出土的唐代趙逸公墓壁畫中有兩名行叉手禮的侍者，其手勢大致為左手在外緊包右手，左手緊握右手拇指，兩拇指微微上翹。南宋陳元靚所編《事林廣記》也詳細記載了當時流行的叉手之法，即“以左手緊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著胸，須令稍去二三寸許，方為叉手法也”。此外，書中還記載了當時流行的“揖”之法：“凡作揖時須稍闊其足，立則穩。揖時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頭。……使手只可至膝畔，不得入膝內。……手隨時起，而叉于胸前。”可知《事林廣記》所載“叉手法”即作揖時的手勢，宋代揖禮就是叉手禮。又見南宋戴侗《六書故》釋“共”曰：“叉手也，從兩手交叉。”可知宋代“拱手禮”“叉手禮”與“揖禮”所指皆相同。遼朝、金朝時，叉手禮在少數民族政權下仍然盛行，且動作基本變化不大，手勢幾乎一致。

明清時期

以叉手禮作揖在明末“三言二拍”、清代王夫之《船山詩草》、朱彝尊《曝書亭集》等書中也十分常見。明代屠羲時《童子禮》所載叉手之法和作揖之法皆同于《事林廣記》，但又云：“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手隨身起，叉于當胸。”可知明代揖禮較宋代更加復雜，依所施對象之不同，有不同的舉手高度。又《洪武正韻》釋“叉”曰：“手相錯也，今俗呼拱手曰叉手。”可知明代“拱手”“揖”和“叉手”所指也是相同的。至清代，汪志伊《節韻幼儀》所記“作揖之儀”與《童子禮》中的記載基本相同，但記“叉手之儀”曰：“八指排成對，左四指，緊貼右手背。右大指，連壓二掌側。左大指，緊壓右前節。”通俗來說，即左手四指合攏，緊貼右手手背，左手拇指壓右手拇指，兩拇指自然交叉。與《童子禮》所記叉手法有很大區別。可知清代作揖手勢雖仍叫做“叉手”，卻不同于唐宋叉手之法。

關于作揖的姿態，清人葉名《橋西雜記》載：“三十年前見諸先輩，賓主相揖，舉手必至額及地。”可知清代揖禮的身體動作較明代幅度更大，強調自上而下，其儀同于漢代長揖，只是手勢變成了叉手。所以孫詒讓等清代學者認為今之揖即漢之長揖，而今之拱手為古之揖。由此可知，清代“拱手”“叉手”與先秦揖禮之儀相同，與其的區別在于身體動作的幅度不同，即“以鞠躬俯首近地為揖，微鞠躬俯首舉手為拱”。

此外，清代市井、公案和俠義小說里常有“抱拳”一說，多用于武官相拜。如《三俠五義》第四十四回：“只見那軍官抱拳陪笑道。”《彭公案》第十二回：“直上公堂，抱拳恭手。”其手勢大致為：右手握拳，左手四指并攏，覆蓋于右拳之上，左手拇指自然放于右手虎口處。有學者認為這種禮源于古代軍禮，并由于清代盛行習武而通行于民間。

晚清時，不少有識之士在改革思潮的影響之下，對官場禮儀進行了大膽改革。比如1906年兩廣總督岑春煊主動改革官場禮儀，他向下屬發布示諭，痛斥下跪請安之“婢膝奴顏、有傷氣節”，宣布下級進見上級時一律廢除跪拜禮，但作揖被保留了下來：“司、道、府、廳、州、縣佐雜，于督撫常見之禮與初見不同，止有三揖而無屈膝……自明年正月為始，文武大小官員，入見概用長揖，普免屈膝請安俗儀，以符定制而挽頹風。”此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當時官場的腐敗風氣，隨后，湖北、江蘇等地均于1906年廢除了跪拜的禮節，改為下級官員見上級，初見三揖，常見一揖。

民國和近代

1912年，辛亥革命廢除了帝制，清朝顛覆，新的政治和思想觀念被引入，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對清朝的禮儀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革。為了破舊立新，南京臨時政府對傳統禮制進行了摒棄，明令以“鞠躬禮”代替清代通行的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禮節，跪拜和作揖均被官方視為舊禮制。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打倒北洋軍閥尊孔復古的逆流、宣揚民主和解放思想，激進民主主義者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作為封建專制理論基礎的儒家思想，將一切傳統文化和禮儀制度與“封建”“萬惡”畫等號，這進一步使得包括作揖在內的傳統禮俗被遺棄。1928年，國民政府內政部擬定了《相見禮》，其中社會交往一項的規定為：“朋友相見時，彼此互行一鞠躬禮，或握手禮”，已不見作揖。此后經過歷屆政府的倡導，被稱為“文明禮”的鞠躬、脫帽、握手等西式社交禮節逐漸成為民間通禮。1949年以后，從官方到民間，作揖逐漸消失，握手禮取而代之。

20世紀80年代末，有人認為握手禮不講衛生，會傳染疾病，并希望重新推行作揖，這一觀點被報刊媒體大加宣傳，使得作揖重新流行起來，人們開始以作揖為時尚潮流，特別是知識分子們，但這種流行只持續了幾個月。

當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逐漸開始重新審視傳統文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增強，中國傳統禮儀日益受到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的重視，逐漸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中。比起“稽首跪拜”類的傳統禮儀，作揖簡便易行、使用范圍廣，成為復興傳統禮儀的最佳選擇。當代，作揖這種傳統禮儀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民俗，經常出現在傳統節日中，如春節時，人們會用作揖來拜年。但是，現代人們多分不清“拱手”與“作揖的區別，一般將它們視為同一種禮節，并將作揖作為古代拱手禮的總稱。人們作揖的手勢也不統一，其中較為流行的主要有三種，即先秦時期的揖禮和清代流行的合指拱手、抱拳拱手。人們對作揖的歷史沿革、使用場景等認知也比較薄弱，常有爭議和錯誤，如2012年春節時，主持人朱軍建議大家向長輩作揖，引發了媒體和網民的廣泛討論。

主要舉止和分類

作揖是以拱手為基本姿勢，輔之上下左右的具體動作而成的一種禮節，方式一般是雙手相抱向前推，或舉在身體前方輕輕晃動，身略前傾，古人常以作揖時雙手位置的高低之別和屈身打躬角度的不同來定尊卑、別親疏。一般來說，作揖需要右手在內，左手在外，這種“左手抱右手”的作揖方式稱為“吉拜”，常用于拜年等喜慶場合或見面、告別、致謝、道歉等許多日常交往的場合；反之，“右手抱左手”的作揖方式稱為“喪拜”“兇拜”，屬于兇揖，用于兇喪場合。

究其原因，按照《道德經》中“君子居則責左，用兵則貴右”的說法，古人認為殺雞宰羊且會使用兵器殺人的右手是是罪惡之手，而左手是文明之手，所以在行拱手禮時，要用文明之手蓋住罪惡之手，為“吉拜”。按“陰陽五行”學說，左為陽，主生。右為陰，主兇。所以，在葬禮上行拱手禮，要左手握拳，右手抱左拳。此外，清代有說法認為，按《周易風水》學說，男子為乾，屬陽，女子為坤，屬陰，所以女子行拱手禮時要跟男子相反，需右手抱左拳。如清代學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說，古代女子也行作揖，即“左手在內，右手在外，是謂尚右手。女拜如是，女之吉拜如是，喪拜反是。”但根據唐宋以后的白話小說所述，該說法并不被支持。2013年春節，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男女主持人行拱手禮，給全國人民拜年時，就是男的左手抱右拳，女的是右手抱左拳。

拱手

“拱手”也稱“捧手”“奉手”，是起源最早，也是現代人們最常用的一種作揖方法，即并放兩腳，兩手抱拳高抬，右拳左掌，左手抱右手，自然抱合，松緊適度，將抱拳的雙手在胸前微微晃動數下，不宜過烈或過高。尊者向卑者行禮時，身體直立不俯；卑者向尊者行禮時，需略彎身體，以示敬意。

長揖

長揖即“打躬”或“打恭”，需要兩手合抱拱手在胸前，然后高舉自上而下移動雙手至膝蓋，引上身深深鞠躬。作揖的特點在于手位的高低：手越高，禮的程度就越重。長揖是作揖中一種最重的禮節，是向地位稍稍比自己尊貴的貴族、親戚或長者所行的作揖。長揖不拜（不跪拜）表示平等，稱抗禮。比如《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曾記載酈食其見劉邦時“長揖不拜”的事，酈生見劉邦時本應當行隆重的跪拜禮，但由于劉邦“洗足”時見客，不夠禮貌，所以酈生便長揖為禮。此外，又有“高揖”，即雙手高高拱起，但不鞠躬。

揖讓

揖讓，意為作揖和謙讓，是古代賓主相見的禮儀。在中國古代，客人來訪時，主人一定要出屋門迎接，若是重要的客人更要到院門口迎接。在相見后作揖寒暄之后，主人要對客人揖讓一番。揖讓，就是主人非常恭敬地彎腰，伸手示意讓客人先行（進屋），接著請客人落座、為他上茶等，一系列禮節。揖讓的主旨是兩層意思：一是謙恭、謙敬；二是一切都要客人為先。這一禮節在中國一直沿用到了現代，雖然人們迎客、接客、待客時已經不再作揖，但揖讓的內涵沒有變，主人仍然會對客人保持謙恭。

叉手禮

“叉手”起源于印度的“叉十指”禮，最早在東漢時出現在中國翻譯的佛教書籍中，后來由于一方面世俗社會逐漸出現了用于日常交際的“叉手”姿勢，另一方面佛門雙手行禮必須合掌，漢譯佛經便用“合掌”取代了“叉手”，于是叉手禮逐漸成為了世俗的禮節。叉手禮在唐宋時期最為流行，成為當時作揖的主要方式，直到遼朝、金朝仍然盛行。叉手禮需要左手緊把右手拇指，左手小指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在古代，叉手禮有時可以作為僅是世俗交往的一種禮節，不體現尊卑關系；有時又屬于從宗族制度、貴賤等級關系中衍生而來的尊卑之禮，能夠體現上級與下級、主人與仆人之間的層級關系。現代，女報幕員站立時的手部動作傳承了叉手禮。

特殊身份者的作揖

走江湖的習武之人、武術界師生、門派之人作揖時會抱拳行禮，通常左手五指并攏，代表“五湖”，右手握拳，代表“四海”。左手抱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

道家的方士在作揖時，要按虎口，掐指紋，另有說法。一般是以左手的大拇指插入右手的虎口內，掐右手的子紋（無名指的根部），右手大拇指屈于左手的大拇指下，掐住午紋（中指的上紋），外呈太極圖形，內掐“子午訣”。這種抱拳形式，有時也在方士打坐時用，寓意是“抱元守一”。

應用范圍

作揖流行于中國各地的漢族人中，是中國古代最普通、最常用的禮節，亦是中國當代見面或答謝時仍在施行的一種禮節。現代作揖無分高低貴賤，屬人們日常的生活禮節，與握手、點頭、揮手致意的性質類似。作揖可以用在親友相見、迎送賓客、向人問訊或表示歉意和祝賀，如每逢佳節，人們相聚在一起互相祝賀時，常以作揖為禮。作揖有時也用以辭讓、謙讓客氣，如在路上遇見熟人時，可邊拱手邊說：“請！”讓對方走前面，以示尊重及謙讓。

價值意義

文化內涵

作揖這一禮節是中國禮文化的重要體現，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禮儀之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禮儀之邦的美稱，“禮”是華夏文明的核心要素。《左傳·定公十年》疏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古人認為“禮”代表了天地間的秩序，通過“禮”，社會規范得以形成。正如《禮記·曲禮上》所言：“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文化是中華文化重要的“精神標識”。作揖作為人們交往中的重要禮節，能夠充分體現中國禮文化“主敬”“謙讓”的特征。作揖承載著儒家君子“謙卑”的德行，能夠體現儒家的傳統美德。比如在《論語·八》中，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意思是，君子只有在射禮時才會與人爭高下，雖是爭奪，卻也必須做到彬彬有禮、恭謹謙讓。作揖這一禮節可以充分體現對他人的尊敬，能夠促成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甚至有“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的說法。現代，作揖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禮儀之一，已經內化成了中國人社會交往中重要的倫理規范。

社交優點

作揖有方便、自主、衛生、優美四大特點：第一，現代人交際較多，若是行握手禮，一個人會見十多位客人，與每位都握一次手便要花費不少時間，要是十多個人同時會見十多位客人，耗時則更久，而作揖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就能完成，非常方便，可以不屈膝，不躬身，不俯首（長揖等鞠躬式的作揖除外），施行者雙手一抱，上下揮動兩下便可表達致敬，不受場地、年齡、身體、地位的任何制約；第二，作揖非常簡單，只需要一方就可以自主獨立完成，且與對方有一定距離感，不必會對方影響和打斷，也絕不會被對方冷落得進退兩難；第三，作揖不需要肢體接觸，更加干凈衛生；第四，不論雙方身材差距如何，人們作揖時都可以挺胸抬頭，氣宇軒昂，即便是躬身行禮，也能如行云流水，充分展示自己的形體美和氣度美。

傳承保護

傳承困境

首先，近代以來，受帝制解體及西學東漸的影響，作揖被污名化并最終退出了中國人的日常交往領域。晚清改良思潮興起，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作揖被貼上了封建舊習的標簽。但是到了清末，特別是辛亥革命后，改良思潮興起，隨著西學東漸和“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活動的進行，作揖等許多傳統禮節被污名化，被貼上了封建舊習的標簽，作揖也逐漸被來自西方的握手禮所取代。到了現代，雖然作揖仍然非常流行，但人們行禮的手勢并不統一，對作揖的歷史沿革、使用場景等認知也比較薄弱，常有錯誤和爭議。

其次，西學東漸背景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逐漸迷失，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導致中國傳統禮儀的合理性和優越性被人忽視，作揖便也難以推廣。因為作揖“不合西方禮節”，所以人們認為，復興作揖是“不合時宜”的，似乎只有“與國際接軌”的文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否則就是落后的。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禮儀不斷被妖魔化，一度被視為“吃人禮教”的同義詞。比如，新文化運動先驅劉半農（1891-1934年）撰寫了《作揖主義》來批判守舊派的消極作風，可見“作揖”在那時已經變成了“封建守舊”的代名詞。但實際上，古代作揖的使用十分廣泛，一般表示對人敬重皆可用此禮，如《儀禮》中多次出現主人“揖婦”“揖贊者”“揖眾主人”等，均為作揖，并且國君也要向大臣行作揖。可見，作揖也有相對平等的一面，能體現“禮尚往來”的交互功能。

最后，中國對外傳播的“失語”導致作揖難以全球推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并有意識地復興和向全球推廣中國文化。海外“新儒學”的復興、“孔子學院”在全球的設立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等系列工程都顯示了這種“以我為主”的對外傳播意識。但是，由于中西方在語言習慣、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巨大差異，要讓國際受眾接受中國的傳統禮儀文化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巨大的文化差異以及西方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往往成為國外民眾認知和接受中國文化的障礙。在2020-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世界各國衛生部門多次呼吁免去握手禮，用其他問候禮儀來代替，于是在2020年10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上，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采用了源自印度佛教的“合十禮”，而意大利總統朱塞佩·孔特采用了“碰肘禮”，少有國際政要使用中國的作揖，可見作揖在國際上確實沒有得到成功的推廣。

保護措施

上垂下效

政治領導人的言行舉止可以對普通民眾造成很大的影響，為了傳承和推廣作揖這一禮節，中國政治領導人們發揮了上行下效的垂范引領作用。各級領導人會在各種大型會議或公開場合嘗試用作揖代替握手，率先垂范，能形成示范效應，擴大推廣效果。比如，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2020年3月10日，浙江省衢州市為推廣傳統文化、打造城市形象，制定了推廣作揖的實施方案，規定各級領導干部在市內外重大活動、重要場合要帶頭作揖，為人民做示范。2020年4月，在浙江省召開的州市各縣（市、區）兩會上，所有與會人員見面不握手，改行作揖。

國民教育

學校是組織化的傳道授業的社會空間，也是面向大眾示范和推廣新式禮儀的重要基地。民族禮儀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作揖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顯然有助于其推廣。早在古代社會，中國人就非常注重通過童蒙教育來推廣作揖。宋代，作揖就被編入了蒙童讀物，如流行于元明清時期的《王虛中訓蒙法》等，現代，也有許多面向兒童的書籍在介紹作揖等中國的傳統禮儀。兒童從小接觸作揖這一傳統禮儀，很快就能養成良好的習慣。比如，浙江省衢州市自2020年4月開始，在全市117所學校推廣作揖，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教育主管部門對于推廣作揖進行引導，使中小學、大學積極推廣、踐行作揖，能夠將作揖推向更多的學校和年輕人。

宣傳傳播

中國

現代大眾傳媒的引導和示范作用十分巨大，可以讓人們直接看見作揖具體的形式和模樣。2015年除夕，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一開始，主持人郎永淳和李梓萌就用中國傳統的抱拳作揖的方式給全國人民拜年，令觀眾印象深刻，也展示了作揖在現代的優勢，即可以隔著屏幕進行一對多的問候。借用大眾傳媒推行作揖，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民對作揖的認知度和討論度，將其打造為中國禮的名片。通過大眾媒體的宣傳有關作揖的公益廣告、宣傳片、新聞報道等，能夠引發群眾模仿，有效宣傳作揖。比如，2019年3月13日，玉林晚報報道：“11日15時11分許，在玉林城區一環東路環東派出所路口的斑馬線上，一對老年夫婦正在通過，由東向西行駛的10多輛機動車見狀停車禮讓，老人兩次向禮讓的機動車作揖，以表謝意，“車讓人，人諒車”的溫馨一幕感動了現場所有人。”

國際

21世紀以來，中國借助國際交往和國家間經貿合作的開展，作揖也開始作為國家形象的名片之一，向世界各國傳播。2021年，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莫羅斯在迎接中國抗疫專家組時就作揖對中國專家和人民表示了感謝，在這一場合中，蘊含中國元素作揖彰顯了中國的親和力和影響力。并且，在全球化時代，除了官方的國際交往外，民間層面各種各樣的國際交流也是對外推廣作揖的重要渠道。海外留學生、訪問學者、華裔移民及國際游客等都成為了中國對外推廣作揖等傳統禮節和相關文化的重要中介力量。最后，國際媒介平臺及可視化傳播的發展提升了作揖的全球可見度，在圖片、動漫、影視或其他流媒體形態的呈現下，作揖得以在國外用戶巨大的社交媒體平臺進行推廣和展示。比如，2020年，電影《花木蘭》上映后，一度引發了海外觀眾對作揖的模仿，有效地影響了其國際受眾。

參考資料 >

..2023-12-08

鞠躬握手落俗套，壁畫教你唐朝叉手禮.澎湃新聞.2023-12-08

..2023-12-08

專欄·風土識小|疫期重看“拱手禮”.澎湃新聞.2023-12-08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共創建中的歷史作用有哪些？專家詳解.百家號.202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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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軍的拱手禮戳中了當代禮儀之傷疤.中國經濟網評論理論.2023-12-08

[北京日報]委內瑞拉總統感謝中國專家組萬里馳援，這個手勢很特別.南京醫科大學.2023-12-09

作基本解釋.漢典.2023-12-06

《品讀中華經典》系列音頻 | 周禮(詳解版).共產黨員網.2023-12-06

《儀禮》.中共晉江市紀律檢查委員會.2023-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