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詒讓（1848年9月11日—1908年6月20日），是中國晚清時期的經學大師、愛國主義者和著名教育家。他出生于瑞安市，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石苞，號籀[zhòu]庼。與俞樾、黃以周一起被稱為清末三先生。他被譽為“晚清經學后殿”和“樸學大師”，章太炎稱他為“三百年絕等雙”。孫詒讓于同治六年成為舉人，但五次應試都未能中。他曾擔任刑部主事，但很快就辭職專心從事學術研究。他精研古學長達四十年，融通舊說，校注古籍，著書三十余種。他的代表作《周禮正義》是他畢生心血之作，被認為是清代群經新疏中的杰作。他還著有《墨子間詁》，對《墨子》進行了修訂和注釋。他的《契文舉例》是對甲骨文的考釋開山之作。此外，他還編寫了《溫州經籍志》，被譽為“近世匯志一郡藝文之祖”。他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批注》和《四部別錄》是目錄版本學的專著。孫詒讓對清末政治腐敗和國家危難感到憂慮，他認為墨子的思想可以強本節用，因此致力于綜合道德和藝術，以應對當時的局勢。他還非常重視師范教育，并注重培養優秀的教師隊伍，因此在清末教育界贏得了廣泛的贊譽。
人物生平
1848年（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八年戊申），八月十九日巳時（陽歷九月十六）孫詒讓生于瑞安市潘岱鄉硯下村，世稱盤谷孫氏。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進士，入翰林，歷官中外垂二十年。
1849年（道光三十年己酉），孫詒讓父孫衣言成進士入翰林，是年秋自京師乞假南歸；仲父孫鏘鳴任廣西學政。
1851年（咸豐元年辛亥），洪秀全陷永安，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衣言攜眷北行。
1853年（咸豐二年癸丑），隨兩親居北京，從父讀書識文義。洪秀全太平軍克江寧區，定國都改稱天京。父孫衣言任武英殿協修，仲父孫鏘鳴自廣西壯族自治區歸在鄉里督辦團練。
1855年（咸豐五年乙卯），父孫衣言入直上書房，授惠親王諸子讀書。父子兩人住澄懷園逾三載。
1856年（咸豐六年丙辰），隨父就讀《周禮》《四書》。
1857年（咸豐七年丁已），從父讀書識文義，瀏覽《漢魏叢書》以為樂。
1858年（咸豐八年戊午），英法聯軍北上，舉朝爭議，和戰未決，簽訂《天津條約》。金錢起義于平陽縣，蔓延溫州市。孫衣言出任安徽安慶府知府。
1859年（咸豐九年己未），孫衣言辭安慶市知府職，隨父南歸，從父學詩法。
1860年（咸豐十年庚申），英法軍入侵北京，文宗出奔熱河省，訂《北京條約》。孫詒讓草《廣韻姓氏刊誤》一卷，開始接觸校勘學。
1861年（咸豐十一年辛酉），金錢會自平陽渡飛云，孫詒讓隨雙親避居溫州嗣又居溫溪再遷孫坑。是年作溫州雜事詩數十首，均佚。
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金錢起義失敗，隨家歸瑞安市，居城內水心街許姓宅。冬十二月隨父赴皖，道出閩贛。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創設京師同文館，傳授外國語言文字與自然科學，亦稱譯學館。
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曾國藩召孫衣言攜眷赴安慶市任職。孫詒讓始治經、史、小學，讀江藩《漢學師承記》及《皇清經解》。
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太平天國天京陷。孫詒讓隨父南歸，得元大德本《白虎通義》、阮校刻本《薛尚功鐘鼎款識》、舊抄本《水心別集》，始事鑒藏善本并治金文之學。
1865年（同治四年乙丑），父衣言應浙江省巡撫馬新貽聘，主講杭州紫陽書院，后兼浙江官書局總辦，孫詒讓隨侍，草《白虎通校補》一卷，增訂《廣韻姓氏刊誤》二卷。
1866年（同治五年丙寅），孫詒讓寓溫州市城南虞懷里居，院試第一入邑，著《諷籀馀錄》（讀書筆記載）。是年曾國藩創金陵書局，羅振玉生。
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侍父于杭州紫陽書院。校勘宋王致遠抄本《德安守城錄》一卷。
1868年（同治七年戊辰），春三月隨父至京師，預試禮部不第，返瑞安市故里，游永嘉仙巖。冬十一月，侍父江寧，居瞻園，開始收藏古代文獻，十余年間積書八九萬卷。時與金陵書局諸編輯切磋學問，為重疏《周官》，研究經、子及古文字之學打下基礎。
1869年（同治八年己已），父孫衣言任江寧區布政使。孫詒讓草創《溫州經籍志》，撰《溫州建置沿革表》，輯校晉代佚著《永喜郡記》。
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在江寧。乘舟至京訪古，觀無？鼎，手拓數十紙以歸。作《四靈集箋異》。校劉室楠《論經正義》得札記數十條。手抄《越絕書》。
1871年，24歲（同治十年辛未） ，春，北上，應禮部試。道出京口，初游金山焦山。至京師偕譚獻同寓繩匠胡同，與繆荃孫過往甚密。夏四月，整理邵懿辰著鄉邦文獻《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校注》二十卷。夏五月，與張之洞、潘祖蔭、李慈銘、王闿運、桂文燦、王懿榮、趙之謙十九人集會于龍樹寺，旋返江寧。撰《良齋浪語集》札記、《四部別錄》。
1872年（同治十一年壬申），在江寧區。大學士曾國藩重督兩江，卒于任上，年62。孫衣言任安徽按察使，晉京陛見愛新覺羅·載淳。孫詒讓始撰《周禮正義》草成《商周金識拾遺》（即后《古籍拾遺》）三卷。校勘《蒙川遺稿》。改定《毛公鼎釋文》。是年始號籀庼。瑞安市陳虬、陳？宸等創辦早期公共圖書館心蘭書社，并在飛云江南岸購田畝以田租維持經費。
1873年（同治十二年癸酉），孫詒讓的摯友戴望卒于江寧，享年三十六。戴望是德清縣人，致力考據訓，同治四年曾國藩聘其為金陵書局編校，治學嚴謹。據孫詒讓回憶：同治間，余侍父江東，時德清戴子高？才亦客陵，與余有同嗜，朝夕過從。我出示漢陽葉東卿舊藏金文拓本二百種同讀之，君亦示我舊藏季？鼎，相與摩挲椎拓，竟日不倦。我的《古籀余論》剛脫稿時，戴君得羸甚劇，仍為我手錄文稿，囑我為毛公鼎釋文，云云。（《古籀余論．后敘》）孫詒讓與海昌唐仁壽年，料理友人后事，得其遺書多種。
1874年（同治十三年甲戌），再游金山焦山，手拓鶴銘、唐經幢諸石刻以歸。撰周季白盤跋、吳禪國山碑跋。
1875年（光緒元年乙亥），于瑞安北門建新居，其地舊稱邵公嶼，孫詒讓名之為“邵嶼寓廬”，為歸時讀書之所，書房曰述舊齋，別署撣藝宦。撰《六歷甄微》五卷。
1876年（光緒二年丙子），隨父去湖北，于項城市得周要君盂，自命書室曰盂庵。居武昌。
1877年（光緒三年丁丑），至杭州市訪丁松生，得觀嘉惠堂八千卷樓秘藏之盛。得影印吳寬《墨子》手抄本，校正訛字甚多。為征集鄉哲遺書，作《征訪溫州遺著約》。撰成《溫州經籍志》，寫定《漢石記目錄》凡百六十六種二十三卷。是年王靜庵生。
1878年（光緒四年戊寅），正月，自江寧區過滬杭歸里，與從弟詒燕至陶訪碑。“乘潮上駛，過城西八里之白塔木義舟登覽，得宋紹興三十一年辛巳石塔題紀，及抵陶山又得宋天禧四年庚申陶山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宋治平二年乙已彌陀殿后重建井記及鯉魚山摩崖手拓以歸。”《永嘉郡志》寫定付印。孫詒讓母葉太夫人卒于江寧。
1879年（光緒五年己卯），扶母櫬南歸返里。收藏嘉興市姚氏舊棄漢五鳳三年（公元55年）磚硯一方，自署寓居曰“五鳳磚硯齋”。與同邑林慶衍及周瓏周兄弟搜訪郡邑金石古刻。校刊同邑方成珪《集韻考正》。
1880年（光緒六年庚辰），游永嘉十三都密印寺，手拓宋代元豐年間證覺寺鐘款歸。得晉泰和諸磚。黃紹箕進士入翰林。從弟孫詒燕卒。
1881年（光緒七年辛巳），遍訪永嘉玄覺縣城古。致力校讀漢唐諸碑。
1882年（光緒八年壬年），撰成《溫州古甓記》。光緒六年來先后得晉宋齊梁陳磚逾百種，自命居所曰“百晉精廬”，別署“百晉陶齋”。草《瑞安建置沿革表》。校補審正戴咸弼《東甌金石志》，由十卷增成十二卷。
1883年（光緒九年癸未），自京師南歸。
1884年（光緒十年甲申），中法宣戰，沿海戒嚴，孫詒讓與里人籌辦團防。
1885年（光緒十一年乙酉），閱日本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凡國內之未見者，囑友人訪求。
1886年（光緒十二年丙戊），赴京應禮部考試。夏五月南歸，自滬渡海回故里。開始接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西方政治及科技書刊。
1887年（光緒十三年丁亥），冬游滬上，購得王德膚《易簡方》（日本刻本），此為宋元醫家最古之冊，欣喜累日，手跋其后，擬重刻之。訂閱國內各種時務報刊及書籍。
1888年（光緒十四年戊子），父孫衣言為詒讓卜筑玉海樓于金帶？北，南北相向，各五楹，為讀書藏書之所。兩廣總督張之洞來征《周禮正義》稿并召赴粵，未往。重修《商周金識拾遺》，改名《古籀拾遺》，補入阮元、薛尚功、吳榮光諸家舊釋四十余條，囑同邑周璪手寫付梓。
1889年（光緒十五年己丑），《周禮正義》脫稿。吳縣潘祖蔭卒，年六十一。
1890年（光緒十六年庚寅），攜《周禮正義》稿往武昌與鄂督張之洞商。三月赴京師應禮部考試并與愛新覺羅·盛昱、李文田、江標、費念慈、王頌蔚等人在潘祖蔭齋辯正鼎彝奇字。作《克鼎釋文跋》。六月返里。《古籀拾遺》刊成。
1891年，44歲（光緒十七年辛卯），撰《宋政和禮器文字考》一卷。
1892年，45歲（光緒十八年壬辰），草創《墨子間詁》。
1893年（光緒十九年癸已，整理三十年中閱讀與校勘的七十八種古籍筆記，冠名《札迻》凡十二卷。《墨子間詁》初稿脫稿，共十九卷。
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京師應試。萍鄉市文廷式宴請孫詒讓及公車諸名士張謇、楊銳、皮錫瑞。中日甲午戰起，中國海陸軍大敗。孫詒讓負責瑞安籌防局，他向浙江巡撫上疏《防辦條議》。甲午戰敗后，他痛心地說“時局多艱，此后恐無復仰屋著書之日”。輯賈逵、馬融、干寶《周禮》遺說，成《周禮三家佚注》一卷。校黃以周《禮書通故》，箋正三百余條。囑吳門毛翼庭以聚珍版初印《墨子間詁》三百部。《札迻》刊成。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已未），馬關條約簽訂。康有為、梁啟超會同十八省公車上書，陳請拒和、遷都、變法、成立強學會及強學書局，雪洗恥辱。孫詒讓聞而感憤，力倡興儒救國之論，撰《興儒會略例》二十一條并敘。丙申復梁啟超書中說，“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悶填胸，輒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以富強之源在于興學。”孫詒讓與黃紹箕、黃紹第、項申甫、周璪、洪錦標、王恩植、鮑錦江、楊世環等九人發起創辦瑞安算學書院。校釋《商子·境內篇》，重校所刊《札迻》，重勘《墨子間詁》一過。如皋市冒廣生就婚瑞安，與詒讓時相過往。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梁啟超撰變法通議，批評政，而救弊之法歸于廢科舉興學校。孫詒讓讀之深其說，以為剴切詳明，于中國貧弱敗之故，洞究本源。撰《逸周書補》，自為序。春正月，瑞安算學書院改為瑞安學計館。學計館以致用為本，擇址縣城前木多下直街卓敬祠開學，聘同邑林調梅任總教習。秋冬間，重編李提摩太和蔡爾康合譯本《泰西新史攬要》，以《泰西史約》交學計館印發學生，作課外讀物。從妹倩平陽宋恕與杭州市章太炎等在杭州組織經以實用社，孫詒讓捐書贊助。清廷派遣留學生赴日。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孫詒讓致書上海時務報館汪康年，謂朝廷若非幡然改弦，萬無挽救之術，似外合二十省之賢士大夫為痛哭流涕之呼吁不可。建議于明春禮部試時，海內公車云集，宜訂集數千人上書力陳危局，吁請早定變法之議。萬一得達，斯亦中華強弱之轉機也。與羅振玉、徐蘭、蔣黼等創辦務農會于上海市；與黃紹箕、黃紹第發起組織農學支會于瑞安市，籌款購地，試種湖桑甌柑。集資創辦蠶學館，以中西新舊之法傳授飼蠶植桑。以宋恕的關系，與章太炎通書，斥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之繆。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二十日，再改書汪康年，吁請公車上書時附列他的名字，并聲稱本科公車，當有陳論，弟決計不應試，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則無論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驥，雖獲嚴詰，所不計也。夏四月，清廷下詔，決定變法維新。秋八月政變失敗，康有為逃香港特別行政區，梁啟超逃日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弟等被殺。此前孫詒讓馳書鄂督張之洞請求設法營救，未果。是年二月務家會瑞安支會正式成立，黃紹箕、黃紹第為正副會長，孫詒讓任研究部長，洪炳文任試驗部長，項申甫、周璪總司收支。會所附設于卓公祠，以神農廟為效外辦事處。勘正《顧亭林詩集》，寫成校語一卷，跋并詩寄章太炎，有“萬里文明空烈火，人間尚有采薇篇。臨風掩卷忽長嘆，亡國于今三百？”之語。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春二月，與平陽楊景澄、吳箴、同邑金晦諸人集捐千金創瑞平化學學堂，原郡城孫氏詒善試館改為校舍，購置圖書儀器藥劑，招生三十名。三月設瑞安天算學社于孫氏詒善祠塾，推從侄延綬為社長。同邑項申甫、項湘藻兄弟于城內范大橋街項祠開辦瑞安方言館，孫詒讓力贊其成。《周禮正義》八十六卷歷時二十年，屢易其稿終成。《周書斠補》四卷、《大戴禮記斠補》三卷寫成。黃體芳卒，年六十七。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義和團風起，蔓延京津各地。八國聯軍侵陷北京，德宗、慈禧出奔長安。瑞安辦團防，舉孫詒讓總其事，有《答陳栗庵庚子籌防議書》。瀏陽唐才常起事于兩湖，事敗就義，孫詒讓聞而哀嘆，作《瀏陽二子譚嗣同、唐才常歌》詩佚。撰《九旗古義述》。福山王懿榮購得甲骨文字，為償還債務出讓給丹徒劉鶚鐵云。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春二月初三，清廷與八國聯軍訂立和約。盛室懷孫詒讓代撰條陳，乃杜門旬日，草成變法條儀四十篇，盛不敢上。冬，擬將學計、方言四館合并籌辦瑞安普通學堂，分中文西文算學三專修班，設籌備事務所于玉海樓下。孫詒讓手訂章程及各班課程：中文班設經、史、子、掌故、西政、西藝、輿地七門；西文班設英語、會話、文法及英文世界史、世界地理等門；算學班設中西新舊數學及物理、化學等門，初學者用筆算數學一書，程度者較高者用《代數備旨》、《數理精蘊》及勾股三角、測量制圖等書。三班除專業外，均通授國文、倫理、體操三門。預定每班報三十名，以年十五至三十，文理清通身心健康者為合格。京師大學堂聘孫詒讓任經學教習不就。大學士李鴻章卒，年七十九。仲父孫鏘鳴卒年八十四。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春正月，瑞安普通學堂于學計館原址開學，黃紹箕在京遙領總理，孫詒讓任副總理主持校務兼任總教習。并于瑞安城關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各設蒙學堂一所。瑞安普通學堂附設書報經理處，代鄉邑向滬杭各地訂購此書及報刊。秋七月，溫州市知府王琛改中山書院為浙江省溫州中學，聘孫詒讓為總理，辭不就。
從瑞安普通學堂西文教習蔡華卿習英文，歷時三月。他訂立的讀書治學課程，上午閱覽新書報刊，下午料理地方事務及友朋函札，晚上整理舊稿及新著，以點完一支礦燭為度。
參加蔡元培、章太炎于上海市創辦的中國教育會為會員。與從弟詒商酌成立瑞安市勸解婦女纏足會，由叔母林太夫人主之，此舉深得士紳的歡迎，旬月間解者幾半。與林文副潛及從弟詒掝創瑞安演說會，孫詒讓任會長，每月逢朔望在明倫堂演說時事政治、科學知識及具政興革事宜，城鄉各學堂師生及各界人士參加，聽者常數百人。至1906年原址辦中學堂才結束，歷時三年，對地方風氣之開通影響甚巨。
是年，《九旗古義述》刊成；舊作變法條議以《周禮政要》由瑞安普通學堂刊行作教本。上海書坊出鉛印古印諸本流傳各省影響甚廣；序平陽劉紹寬《東瀛觀學記》；校《瑞安藩亂記》跋于后。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春正月與林文潛組織師范教育研究會，會址設小東門外飛云閣下。九月林卒，研究遂輟。六月于瑞安市普通學堂內附設師資讀書社，供應借閱圖書報刊，使科舉出身的教員得以進修。重審《毛公鼎釋文》，推定此鼎為西周遺器。上海求新圖書館樊時勛以鉛活字印行《周禮正義》。
1904年（光緒三十年甲辰），設普通話講習社于飛云閣，每周日下午講習四小時，自任教導。九月邀瑞安普通學堂高材生家長，建議送子女赴日本留學。是年公派學生有陳愷、許藩兩人赴日本東京宏文院修習數理化，以培養地方師資。
三月勘得永嘉孫坑、鄭山、黃山等處鉛礦，籌組富強礦務公司，并商請礦務大臣盛宣懷派員來溫勘察，遣邑人郭鳳鳴赴湘鄂調查礦務征聘技術人員來溫州市辦礦，后以儲量不豐交通不便中輟。六月成立大新輪船公司租湖廣輪航行于瑞安上海之間。重校并跋《墨子間詁》；撰《契文舉例》兩卷。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已），瑞安市城高等小學堂開辦，分甲乙二班，聘林白水為溫州監學。孫詒讓自編越南語科講義，親為講課。清廷決定廢除科試，普及學校。溫州、處州聯合設立學務分處，推孫詒讓為總理。京師大學堂屢聘孫詒讓為總教習未赴。張謇等集資創辦江浙漁業公司于上海市，張為總理，孫詒讓為副總理，孫詒讓以教育事繁，固辭不就，改推鎮海樊時馨任之。瑞安成立商會，孫詒讓為總理。議就地丁草錢糧帶征學務經費兩百文，未允行。撰《名原》二卷付刊。又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未竟。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孫詒讓任學部二等議官，相當于教育界國會議員。附：一等咨議官有劉若曾、陳寶琛、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王樹柟、梁鼎芬、嚴復待八人；二等咨官有孫詒讓及丁仁長、趙啟霖、王同愈、繆荃孫、胡峻、譚延闿、汪康年、陶寶廉、蔣黼、陳三立、谷如鐮、羅振玉、韓國鈞、宋小濂、錢恂、熊希齡、羅正鈞、尹昌齡、葉景葵、伍光建、屠寄、夏佑曾、張一麐、胡玉縉等二十五人。
春二月，瑞安市開辦公立縣中學堂，孫詒讓任總理，購置物理化學儀器凡五千余元。夏六月決定在原唱歌傳習所、博物講習所、理化講習所基礎上創辦溫州師范學堂。溫處學務分處改稱溫處學務公所，孫詒讓親歷各鄉查察各級學堂實際情況。德清縣俞樾卒，年八十八。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五月秋瑾被捕，孫詒讓請張之洞密電其侄浙撫張曾？設法營救，未果。嘉興市秘密革命組織溫召處會館負責人敖嘉熊避難來溫州市，孫詒讓以“永瑞耳目甚多，外避囂之地”，護之東渡日本。是年樂清東鄉明強女學堂光復會員陳乃新聚眾講說《新山歌》宣揚革命。府縣緝捕，陳乃新潛逃溫州孫詒讓家，孫設法派人把他護送到上海市后東渡日本。浙江教育總會在杭成立，張元濟為會長，孫詒讓、王廷揚（金華市）為副會長，在杭逗留一月，于十二月初三返回溫州。溫處學務總匯同人發起成立溫州通俗教育社，推孫詒讓為名譽社長。撰《學務本議》、《學務枝議》上報學部。校理《墨子間詁》十五卷，目錄一卷，后語二卷，是為最后定本。禮部設禮學館，奏派孫詒讓為總撰，未赴。湖廣總督張之洞電聘孫詒讓為武昌存古學堂總教習，不就。溫處兩郡學界倡議集資于飛霞山麓建公署為孫詒讓先生做壽，力辭。作《六十辭壽啟》。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春，著成《尚書駢枝》；《撣藝宦雜著》改《籀庼述林》，凡存文127篇。春初患寒咳累月，三月二十二日猝患中風，至四月二十七日病增劇，延至五月二十二日（陽歷6月20日）巳時逝世。夏六月初七日，溫處兩郡人士集溫州師范學堂開追悼大會，吊者八千余人。杭州教育學會、上海國學保存會、浙江旅滬同鄉會、浙江省旅京同鄉會、溫州留東學生會、浙江鐵路公司均先后舉行追悼活動。
晚年經歷
孫詒讓晚年時，北京曾多次征他北上。1905年，學部聘他任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習，1906年征他任京師大學堂監督，1907年禮部奏派他任禮學館總撰,他都托詞未去。
主要成就
學術成就
孫詒讓在經學、諸子學、文字學、考據學、校勘學、以及地方獻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章太炎贊譽他為“三百年絕等雙”。郭沫若說他是“啟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開創者之一，在理論和實踐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
??經子訓詁方面
在經子訓詁上，孫詒讓的代表作是《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周禮》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漢初已佚，補以《考工記》），是記錄我國古代官制的書。孫詒讓認為《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總萃。而秦漢以來，諸儒不能融會貫通，鄭玄注失之簡奧，賈逵疏過于疏略，遂于1873年開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前后費時二十六年，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集前人研究《周禮》之大成，廣泛而詳細地征引各種文獻。已為《周禮》的可信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章太炎贊許為"古今之言《周禮》者莫能先也。"梁啟超對此書也推崇備至，說"這部書可算清代經學家最后的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
孫詒讓有感于清末政治腐敗國家危難，以"墨子強本節用，勞心苦志，該綜道藝，應變持危，其學足以裨今之時局。"在清代學者畢沅、汪中、王念孫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礎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間詁》十五卷。經孫詒讓的集解，《墨子間詁》成為人們閱讀的善本。至今還沒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過并取代《墨子間詁》。特別是書中與近代西學相通的名學、光學、力學等知識的闡發，是與孫詒讓的努力分不開的。以至墨學又成為近代顯學。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述說：墨子領頭的"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
??古文字研究方面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是我國第一本考釋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榮發現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難了，沒有顧得上對甲骨作著錄和研究，1903年劉鶚將其所得甲骨編為《鐵云藏龜》后說："不意衰年睹茲奇跡，愛玩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后重復者參互采繹，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舉例》二卷。該書分日月、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文字、雜例十篇。既釋文字又考制度，開了古字考釋與古史考證相結合的先例。孫詒讓考釋的字共有185個，雖然多半是和單個金文的比較中認出來的常用字，但他畢竟是較系統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孫詒讓還著有《名原》二卷，該書綜貫音、形、義，從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軌跡，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開啟了用甲古文考證古文字的先河，被譽為"劃時代的作品"。
??地方文獻整理
繼承清 代浙江學者關心地方文獻的傳統，以整理鄉邦獻為已任，在輯錄校理地方文獻史料方面也有重大貢獻。1877年編成《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自唐宋至愛新覺羅·旻寧以前溫州市六縣文籍廣為著錄，共一千三百余家，一千七百五十九部。做到"凡遇先哲遺著，片紙只字，罔不收拾"的地步。該志按四部分類，于每書目之下，采錄原書序跋、目錄，以及前人評議，如有論誤，匡糾于后。該志網羅宏富。體例嚴謹，考證精詳，被目錄學界稱之為"最著名的地方藝文志"。
家富藏書，光緒十四年（1888）父子建有藏書樓“玉海樓”，李文田為其題寫有“玉海樓書藏”匾額。十余年恣意購求、收藏圖書9萬余卷、4600余種。稿本、抄本、名家批校者亦多，其中珍善本約4000冊。“玉海樓”藏書樓與寧波市范氏“天一閣”、南潯劉氏“嘉業堂”，并稱為江南三大著名藏書樓。卒后數年，藏書猶存。后大部分藏書歸于浙江大學圖書館。編撰有《玉海樓專目》，收錄藏書384種，2656冊；《經微室書目》著錄圖書983種，7萬余冊。《玉海樓善本書目》著錄533種。早年編有《溫州經籍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批注》、《四部別錄》等，是目錄版本學的專著。梁啟超、章太炎、郭沫若對他均有很高的評價：梁啟超贊他“有醇無疵，得此后殿，清學有光”。，章太炎譽為“三百年絕等雙”，郭沫若尊他是“啟后承前一巨儒”。解放后，“玉海樓”藏書樓列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郭沫若題寫有“玉海樓”匾額。“玉海樓”藏書樓，現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藏書印有“籀亭收藏”、“仲容過目”、“經微室”等。
此外，孫詒讓還撰有《溫州建置沿革表》，編《溫州古甓記》，校集《永嘉郡記》，參加編寫光緒《永嘉縣志》，協助編輯《永嘉叢書》，還收集了大量地方碑刻拓本。對溫州市地方文獻的搜集和史事的整理傾注了心血，為后人研究溫州地方歷史文化提供了方便。
主要著述
孫詒讓受維新思想影響，治學講求經世致用。主要著述有《周禮正義》、《周禮政要》、《墨子間詁》、《古籀馀論》、《古籀拾遺》、《契文舉例》、《名原》、《禮迻》、《溫州經籍志》、《籀庼述林》、《籀庼遺文》等。著名學者張舜徽認為：“詒讓之學，篤實精謹，湛深經術，而尤長于說字。”其《周禮正義》被認為是以乾嘉治經之法與永嘉通經致用之說的精神相結合的成果。《契文舉例》為我國最早的一部甲骨文研究專著。《名原》則開創了以甲骨文考證文言文字之先例，其方法、體例，開辟了古文字學研究的新途徑。
《周禮正義》是疏 證周代官制的書。系清人諸經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學術巨著。《周禮》，初名《周官》，西漢末劉歆把它叫作《周禮》，經東漢鄭玄作注，唐賈公彥作疏，遂為定本。但此經以官職紛繁，文字多古，聚訟日久，向稱難治。同治七年，孫詒讓以為《周官》一經，乃周公致太平之法，為政教所自出，便決心要為此經作新疏。初，羅舉漢唐以來迄清儒之說錄為《長編》，繼草《周官正義》，訂補鄭注賈疏，并錄近儒異義加以論辨，然自視以校理，但仍不無乖漏。孫詒讓視墨子為賢圣人，《墨子》是“振世救敝”的書，遂撢思十年，會集眾說，依《爾雅》、《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正其訓故，據文言文、篆、隸校其文字，審文理脈絡以移其錯簡，使之文從字順，便于誦習。他還融會貫通，對墨學作了全面的分析，寫成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墨學傳授考、墨子緒聞、墨學通論、墨家諸子鉤沉等篇作后語附于書末，為后來研究墨學者開辟了許多途徑。于是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書于光緒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為之作序，盛贊它：“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梁啟超則認為：“自此書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
治訓詁必須通篆籀。在我國歷史上，鐘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歐陽修著《集古錄》以后，摹寫、考釋、評述之書雖日繁，但他們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學者也只是拘守《說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吳大澂作系統的研討，著《說文古籀補》、《字說》，從全文中探索字形、字義，取得較大成果。孫詒讓從十七歲起即篤嗜金文，壯年曾登焦山訪周鼎，手拓數十紙而歸。自謂三十年來所睹拓墨累千種，每覃思累日，如對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遺》三卷，系繼吳大瀓之書而作。地運用字書與所見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清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及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三書之誤。嗣又得吳式芬《捃古錄》讀之。反復玩味，又多獲新義、復于光緒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論》二卷，以訂正吳式芬之誤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繆者。其建樹遂超出前人。但他對古文字的研討，仍不以此為止境，當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后，丹徒劉鶚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選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印成《鐵云藏龜》六冊，公之于世。
當時學者半信半疑，章太炎直指之為偽造。而孫詒讓讀其書即如獲至寶，以為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可靠資料。便冥思苦想，發奮鉆研，考釋其形義，用分類法把甲骨文字的內容作了 區分，并對大部分單字逐個進行辨析，于次年（1904）又寫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專著——《契文舉例》二卷，為甲骨文的研究開辟了道路，成為此學的開山之祖。第二年，孫詒讓又進一步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及貴州紅巖石刻文字與《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古籀互相勘校，舉其歧異所在，明其省變之原，來探索古文、大小篆的沿革，著為《名原》七篇，對古文字學又提出一些新的見解，把古文字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它如《札迻》一書，系孫詒讓把自己三十年來閱讀周秦漢魏以迄齊梁的七十八種古籍所作的筆記，與他家見解互相參證，害以校勘文字，詮釋疑義，訂正訛誤的校讎學名著。其考釋精審，學者交譽。《籀庼述林》，則是他晚年手走的學術論叢。其書收錄各類考、說、述、釋義、序跋、鐘鼎釋文、金石考跋、記辨等專論一百二十多篇，顯示了他一生治學的全貌。
《溫州經籍志》一書，是孫詒讓早年對溫州自唐宋迄嘉道以來一千三百余種著所作的一部目錄專著。分類遵照四部，子目參照四庫總目。每書之下，采錄原書序跋以及前人的評議識語，而后提出自己的見解，以申發其精奧，訂正其訛誤。全書網羅宏富，體例謹嚴，費時八載，于光緒五年才寫定，以后各郡邑紛起撰著地方藝文，實由此書導夫先路。
總之，孫詒讓每著一書，必多創見。杭州市章太炎目無余子，他對孫詒讓的學問卻極為欽佩。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自日本致書孫詒讓說。“自德清（俞樾）定海（黃以周）二師下世，光巋然，獨有先生。”并盛贊其學術成就，以為“治六藝，旁墨氏，其精專足以摩*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享盛名晚清，可謂光焰萬丈，實不愧為乾嘉以后集大成的一位樸學大師。
倡言革新
自西學東來，孫詒讓早在光緒十二年（1886）就開始接觸西方先進的科學文明與社會主義。嗣后，痛國事阽危更進一步講求新學，多方搜集有關時務政書，探索救國圖強之道。他坐而思，起而行，便漸漸走出書齋，闡西學，議變法，辦實業，興學校，力圖開通民智，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民族于危亡。
甲午中日戰起，當年七月，孫詒讓奮袂而起，毅然擔當了瑞安縣籌防局總董的重任，向浙江巡撫廖壽車條陳：堵塞海口市，修理城垣，建筑炮臺，購辦軍火，清查保甲，籌捐經費等六項要務。并殫心策劃，在瑞安市付之實施。及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孫詒讓哀嘆“今日事勢之危，世變之酷，為數千年所未有”，遂抱“移山填海之徽志”，倡立興儒會，手訂《興儒會略例》二十一條，希望通過這一民間組織，“合谷行省四萬萬人為一體”，由民眾集資辦銀行，營商業，修鐵鉻，開礦山，辦工廠，興團練，結外交，清吏治，“以圍異族之獷暴，以致中國之隆平”。
康有為公車上書，要求維新變法，深佩其所論洞中癥結。及戊戌變法失敗，復經庚子之役，孫詒讓扼腕時艱，心請沉重。光緒二十七年春，清廷迫于形勢，重申變法更制，下詔求言。孫詒讓應盛宣懷之請，為之杜門十日，針對當時政治弊端，寫定《變法條議》四十條，主張罷廢跪拜朝儀，清除冗官晉吏，裁撤內務府和太監，建立預決算財政制度，設立議院，創辦報館，準許人民言事，設商會，練地方武裝，辦警政，治冶煉，開工廠，重農耕，修水利等等。不少內容，觸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盛宣懷遲遲不敢上陳，乃知所謂變法更制，也只是欺人之談。
至此他深感清朝的政治已無可救藥，其政治立場遂從忠君救國的改良維新，而轉為同情反清革命。其時，浙江省是光復會的基地，革命活動風起云涌。光緒三十三年五月，秋瑾被捕，他請求座師湖廣總督張之洞密電其侄浙江巡撫張曾敫設法營救。光復會會員嘉興秘密革命組織“溫臺處會館”負責人敖嘉熊避難來溫，他深慮“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囂之處”，通過友人護其出走東洋。同年，樂清虹橋明強女學校長光復會會員陳鼐[nài]新聚眾演說“新山歌”，宣揚革命，府縣嚴命緝捕。陳潛來溫州市，孫詒讓甘冒風險，延之于家，護其東渡日本，復挺身而出，與浙江布政使寶芬、溫州知府錫綸相抗衡，力為陳鼐新申辨。
幾經周折，終于平息了這一風波。凡此種種，說明孫詒讓隨著時代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舊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對他的一生來說，也是至為難能可貴的。晚年，孫詒讓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墨家苦志力行的實踐精神，努力服務桑梓，興辦教育并進行各種實業活動。自光緒二十二年（1897）至三十二年間，他與黃紹箕、紹第兄弟等創立瑞安務農友會，置地試驗，改進農桑。嗣又派人至湘鄂兩省考察礦務，組設富強礦務公司，開采永嘉的鉛礦。為開辟海上交通，建立大新輪船股份公司，租湖廣輪航行于瑞安上海市之間，其后又與南通市張謇等設江浙漁業公司于上海，開始用漁輪在沿海捕魚。
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七月，瑞安市設縣商會，公推孫詒讓為總理。任內，為收回蘇杭甬權，與場壽潛、劉錦藻等成立浙江省保路拒款會，并在瑞安設立分會，致電清廷，堅決反對向英國借款，力爭籌資自辦。在地方事務中，孫詒讓認為“自強之原莫先于興學”。因而他用在教育事業上的心血最多，收效也最著。他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起，先在瑞安一縣辦教育，創建了一所專攻數學的算學書院（后改名學計館），傳授數學、物理、化學等現代科學知識，以造就科學技術人才。其手訂意程、學規，對德育智育的培養和書院的管理，都提出了嚴格的要求。
未幾，他又創辦了方言館和瑞平化學學堂各一所，專攻外語和化學，還在郡城創辦一所蠶學館，以事改良蠶桑。經過五年的辦學實踐，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又將學計館和方言館合并擴充為瑞安普通學堂，分設中文、西文、算學三個專修班，對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學子實施中等教育。為使教育普及，并在瑞城各隅辦起四所蒙學堂，以為幼童就學之所。后又辦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學，使中產人家深在閨門的女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在培養師資造就專門人才方面，他曾給資派送瑞安曾通學堂高材生陳愷、許藩二人留學日本習數理化，并邀集高材生家長，建議令子弟赴日留學。一年中瑞安市東渡留學者達二十余人，在浙江教育史上，開留學國外的風氣之先。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政府決定廢科舉，設學校。
孫詒讓受溫處兩府人士的推戴，于當年十月就任溫處學務分處總理。他的教育事業遂由瑞安一縣，推廣而至于浙南地區。在學務分處總理任內，孫詒讓首先整頓了溫州府中學堂。并深刻地認識到欲求教育普及，必須培養師資；培養師資，專賴師范教育。爰于次年夏六月，決定在溫處兩府各辦師范學堂一所。溫校擇址道司前原校士館。
為解決建筑資金及建校后的常年經費，他力排頑固勢力的干擾，支撐于官紳之間。歷時三年，心力交瘁[cuì]，終于以三萬六千元的巨資，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建成溫州師范學堂，計校舍樓房十三楹，平房十二楹，當年招生二百四十名入學。事前，為造就小學師資以應急需，曾假溫州府中學堂次第舉辦物理化學、博物、體育、音樂等科傳習所，半年速成畢業；同時并于每年暑假集中各科小學教師，舉辦短期講習會，以提高在職教師的素質，使新教育事業逐步走上正軌。任職期間，他共籌集教育基金五十多萬元，在溫處兩府十六縣創辦了各類各級學校三百余所。其篳[bì]路藍縷開辟山林之功，為朝野所共仰，嗣受委為學部二等諮議官，浙江學務議紳。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復被全省學界推舉為教育總會會長。（會長蔡元培久未任職。孫以副會長攝會長職務）。這時，他環顧國內教育情況，結合自己十余年的辦學經驗。復上陳《學務平議》、《學務枝議》于學部，對全國教育大計，提出建議。其所陳都是切中時弊的精辟見解。其講求事功，實事求是的作風，除學術論著外，率于教育事業上見之，實為新教育事業的先行者和開拓者。孫詒讓逝世后，《清史稿》為之立傳。后來，溫州市六縣人士，為緬懷其開拓教育之功，乃購地辟籀園建籀公詞和籀園圖書館以資敬仰。其瑞安市故居的藏書樓玉海樓，列為全國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籀園里的籀公詞和坐落甌海區慈湖南村的基地，也都作為溫州市的歷史文物加以保護。
教育思想
孫詒讓主張普及教育。在他擬定的《溫處學務分處暫定學堂管理法》中提出："國民之智愚賢否，關國家強弱盛衰。初等小學本應隨地廣設，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童"。而普及教育又 應從官吏開始。他提出“欲求全國無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無不受教育之官吏”。他提議清政府明文規定，十年之外，非京師大學堂畢業者，不得為知府；非各省中學以上畢業者，不得為州縣。十年之內，因京師大學堂和各省中學名額有限，一時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可采取變通辦法，即開設"吏治簡易學堂"，通過短期進修方式，讓官吏接受新式教育。
孫詒讓還重視師范教育，注重師資隊伍建設。他認為“推廣學堂而不先設師范，猶之無耜而耕，安期收獲”。“西國教員多為師范出身，故胸有成竹”。孫詒讓認為“學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員人格之若何，蓋教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印于兒童腦中，其感化有永不能滅者”。因此，他對教師的素質提出了具體地要求。首先，教師必須熱愛教育事業。二是教師要有豐富的科技文化知識。第三，教師還要掌握教育學與心理學知識。第四，教師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師要有健康的身體。
孫詒讓以他教育活動的卓越貢獻和教育思想的獨特見解，贏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教育思想和觀點是：
①興辦職業學堂，謀求教育救國。自他1895年冬開始籌辦學校至1908年夏逝世的十多年中，經他大力倡導和苦心經營，溫處兩府十六縣各級各類學校發展到300多所，居全省之先。這為溫州地區現今的各級各類學校尤其職業院校的發展提供了厚實的文化底蘊。
②講究學以致用，培養時需人才。孫詒讓的辦學目的是培養“應時需”的人才，以“振世救弊”，使國家富強。他認為，西方列強的文明強大在于他們教育的普及和科學的發達，我們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他主張開辦新式學堂，設事務叢報局，開采五金煤礦，大興農桑。倡議選派留學生出國研究西學，學習機器制造及農礦化電等科目，還可以在各州縣鄉開辦學堂書塾，教農工商人識字算賬，開發民智。他十分重視實用知識教學，他主持的溫處學務分處，在制訂課程中對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有所不同，刪去講經課，把中國文學改為國文，歷史地理采用自編鄉土教材，兼及中外政治沿革、時事評述等。還增設越南語一課，以學習推廣普通話。
③倡導教育普及，注重教育公平。孫詒讓十分重視教育普及，1902年正月，由學計館、方言館合并成立的瑞安普通學堂開學，并在瑞安縣城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隅各設立蒙學堂一所。他認為國民普通知識，總要人人平均，才能夠共同努力，以謀文明進步。為了普及國民教育，他還提出“全國士民，子弟不入學者有罰”，“庶普天率土，塙然知以求學為杓準”。他還制定試行《鄉村小學酌設貧苦農家子弟免費或減費入學名額辦法》，提出“優異下戶學生之父兄”，“設女學位以獎女學”等主張，以促使部分貧苦農家子弟和女童也能入學讀書。
④重視人格教育，優化師資隊伍。在普及教育中，孫詒讓提出“教育之道，既欲通合諸科以陶鑄國民，萬不能別懸一格，以優待庸士”，注重“體育、智育、德育三者必須實在進化”，他認為“造就人格，為中外教育唯一主義”。針對當時學校實際，特設品行一課，與其他各科同記分數。在道德教育中重視教師的作用，要求教師要重身教，“教員人格之若何，蓋教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印于兒童腦中，其感化有永不滅者”。為了辦好學校，發展地方教育事業，他選擇延聘熱心教育、有真才實學的著名士紳主持校務和擔任教育管理職務，聘請優秀教職到校任教。為培養合格師資，尤其解決合格理化科教員奇缺之窘境，他決心營建溫州市高級師范學校。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溫州師范學堂，為溫州的教育事業樹立了先鋒旗幟。
人物評價
章太炎語：晚清特立之儒。
姜亮夫（《孫詒讓學術檢論》）：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師。
光明網《孫詒讓與〈周禮正義〉》：《周禮正義》之澤惠學林，為功甚巨，成為研治諸多學問的重要學術資源。
梁啟超語：有醇元疵，得此后殿，清學有光。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評說：孫仲容《溫州經籍志》，實將來作《溫州志》者所不能復加。此書佳極，仿朱氏《經義考》，搜羅備。
郭沫若語：啟后承先一巨儒。
玉海樓丁字雨廊的墻壁郭沫若題字：甲骨文字之學創始于孫仲容，繼之者為王觀堂。飲水思源，二君殊可紀念。
史籍記載
《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九·儒林三》
后世紀念
孫詒讓故居
孫詒讓故居，位于瑞安市錦湖街道硯下村。始建于1861年，正房碩大，通面闊9間共34米，進深14架共14米多，三樓式的臺門、翹檐灰瓦，門臺高聳，為瑞安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藝術形象
研究會
孫詒讓雖然與我們相隔了100多年，但是他的治學精神、教育思想依然綻放著光彩，對當下的教育發展實踐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2019年1月，孫詒讓教育思想研究會暨浙南百年名校聯盟成立大會在百年老校浙江省瑞安中學舉行，以浙江省溫州中學、瑞安中學為首的52所來自溫州市各縣(市、區)的百年名校加入該聯盟。聯盟秘書處設在瑞安中學。溫州首屆教育名家、原溫州二高校長王朝曙當選會長。
研究會2019年會
2019年11月21日，學校精神與未來教育論壇暨孫詒讓教育思想研究會2019年會在溫州中學召開。以致敬先賢孫詒讓的名義，探討學校精神與未來教育。
參考資料 >
孫詒讓.國學網.2014-02-20
孫詒讓:近代變局中的經學家 - 中國知網.中國知網.2022-01-08
孫詒讓的學術成就.國學網.2014-09-21
清末大儒孫詒讓.瑞安網.2014-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