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晚清維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其父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譚嗣同的童年與少年時代主要在北京市度過，十二歲后因父親官職變遷，得到前往西北磨礪的機會，養成了熱血任俠的性格。中日甲午戰爭后，譚嗣同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回到湖南投身改革活動。譚將“興民權”視為救亡圖存之道，與梁啟超、唐才常、熊希齡等人通力合作，參與了湖南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報》、不纏足會等新政機構的創建與經營，同時也引來了湘省守舊士紳的反對和攻擊。
百日維新期間，譚嗣同應召北上擔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務，負責處理司員士民呈遞的改革條陳。新政失敗前夕，譚嗣同試圖游說袁世凱率軍參與“圍園劫后”計劃，未能成功。慈禧發動政變重新“訓政”后，譚嗣同拒絕出逃，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三日被清廷處死，時年三十三歲。
譚嗣同早年受過傳統儒學教育，推崇王夫之的學說，后又接觸西學并受到康有為的影響，思想駁雜。其代表作是《仁學》。這部著作追求中外平等、君民平等、男女平等，充滿民權理念與反清思想，對晚清知識界有深遠影響。《仁學》與譚嗣同的犧牲精神，感染啟蒙了中國近代的許多革命志士。
生平
京城少年
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別署華相眾生、東海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閣主等。室名寥天一閣、石菊影廬、壯飛樓、蟲蟲蟲天之微大弘孤精舍、楚天涼雨軒、寸碧岑樓、思緯壹壹臺。
同治四年（1865年），譚嗣同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孄眠胡同（今北京市西城區爛漫胡同）。其父譚繼洵是咸豐九年（1859年）貢士，時在戶部八旗現審處任職，之后擔任過戶部主事、戶部員外郎、戶部郎中、甘肅省鞏秦階道、甘肅按察使、甘肅布政使、湖北省巡撫等職。譚嗣同是譚繼的第三子，在譚氏家族同輩男丁中排行第七，又稱“七公子”。
十二歲之前，譚嗣同多數時間隨父親在北京生活。同治十三年（1874），湖南瀏陽學者歐陽中鵠來到京師，譚嗣同拜其為師。歐陽中鵠推崇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等人，譚嗣同受其影響，自稱王夫之的“私淑弟子”。
光緒二年（1876年）初，京城流行白喉。譚嗣同的二姐譚嗣淑、生母徐五緣、長兄譚嗣貽染疾，在五天內相繼去世。譚嗣同昏死三日，纏綿病榻數月才康復。譚繼洵為譚嗣同取字“復生”，以作銘記。徐五緣去世后，譚嗣同在家庭中的處境惡化，“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這些經歷影響了譚嗣同的生死觀，他成年后在《仁學?自敘》中追憶往事，稱自己早年遍遭綱常倫理之厄，屢陷瀕死之境而未死，于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有了為世人謀利而不惜性命的覺悟。自本年起，譚嗣同漸好博覽群書，并接觸技擊劍術。譚后來結識王正誼（王正誼）等江湖人物，與他愛好技擊劍術有關。
西北磨礪
光緒三年（1877年）八月，譚繼洵補授甘肅省鞏秦階道，次年春赴甘肅上任。譚嗣同隨父移居西北，在鞏秦階道官署中讀書。光緒五年（1879年）秋，譚嗣同奉父命自甘肅回到湖南瀏陽，拜在當地學者涂啟先門下，學習科舉制藝。歐陽中鵠此時也回到了瀏陽，譚有機會繼續向其求教。除時文外，譚嗣同此一時期還接觸到了算學和格致學。
光緒八年（1882年），譚嗣同再次前往甘肅。譚繼洵此時在甘肅省安定（今甘肅定縣西）主持軍事，招募兵勇維持地方治安。譚嗣同來到軍中，與將領士兵“群相飲博，歡呼達旦”，尤喜在西北風大作之日，與軍中健兒冒著狂沙飛石策馬馳騁，夜宿沙漠，飲黃羊之血，撥琵琶高唱秦腔。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譚嗣同追憶豪邁往事，說自己曾于隆冬下雪之日策馬疾馳七個晝夜，行程一千六百里，進入全無人跡的巖谷深處，忍饑挨餓鑿冰為飲。回返駐地時，大腿內側已被馬鞍摩擦至血肉模糊。對此情景，同輩之人目駭神戰，譚嗣同不以為意。這些經歷，養成了譚嗣同豪放任俠的性格。
光緒九年（1883年），譚嗣同赴湖北與李閏結婚。李閏之父李壽蓉是長沙市人，進士出身，時任湖北候補道。完婚后，夫婦二人返回甘肅蘭州。光緒十年（1884年），譚嗣同進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巡撫劉錦棠幕府，在新疆甘肅總糧臺（設于蘭州）任職。光緒十三年（1887年），劉錦棠向朝廷奏保譚嗣同以候補知府補用。光緒十五年（1889年），譚繼洵命譚嗣同赴京參加科舉考試，未中。同年十二月，譚繼洵升任湖北巡撫，譚嗣同結束西北生涯。
西北時期，譚嗣同多次奉父命多次往返于甘肅省、湖南與北京市之間，或為家事，或為學業，或為科舉，足跡遍及南北。婚后次年（1884年），譚嗣同開啟十年漫游，往來于直隸、甘肅、陜西省、河南省、湖北、湖南、江蘇省、安徽等地。據譚自述，他遍歷名山大川，總行程八萬余里，“堪環繞地球一周。”漫游期間，譚結識了許多友人，對國情有了更深的認知。眼界開闊之后，譚對科舉制藝之學漸持批判立場。譚繼洵檢查其科舉時文習作，在日記中寫道：“七兒好弄，觀近作制文，不合式”；譚嗣同則在時文課本上題字“豈有此理”，令譚繼洵頗為失望。
西北時期的譚嗣同對西學心存抵制。他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自述：“嗣同少時，何嘗不隨波逐流，彈抵西學，與友人爭辯，常至失歡。”中法戰爭期間（1883-1885年），譚寫有《治言》一文，認為西洋各國政教皆源自中國的墨家學說。
思想大變
光緒十六年（1890年），譚繼洵抵達湖北就任巡撫，譚嗣同隨行。此后數年，譚嗣同主要在湖北省與湖南省活動。譚繼洵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同駐武昌區。張之洞幕府中延攬有諸多了解洋務的名流學者，譚嗣同以巡撫公子的身份與這些人交往，且有機會參觀張之洞在湖北經營的新政，增加了對洋務運動的了解。此后幾年間，譚嗣同往來南北各地，結交友人，大量購買西學書籍，包括由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翻譯出版的自然科學著作、由廣學會翻譯出版的外國歷史、地理、政治、宗教及時事評論類書籍。這些書籍讓譚嗣同的西學常識大增。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戰敗后，譚嗣同深受刺激，“繞屋彷徨，未知所出”，思想學術大變，由舊學轉向了西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譚嗣同與老師歐陽中鵠、好友唐才常等人籌劃在湖南組織算學館，招生傳授西學知識。同年夏，譚嗣同聽聞康有為等人在京城創辦強學會，遂動身北上。適逢康有為離京返粵，譚只見到了梁啟超。梁啟超向譚嗣同介紹了康有為的思想與學說，譚非常贊同，自稱康的“私淑弟子”。同年冬天，康有為托人自上海市給譚帶去一本《長興學記》。譚與康門師生的關系，自此漸趨密切。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末夏初，譚嗣同北上京師。期間前往天津市參觀了在洋務運動中建設起來的機器廠、輪船、船塢、鐵路、火車、電報線及炮臺等。并在京城拜見了帝師翁同龢，與之談論洋務。六月，譚嗣同奉父命以江蘇省候補知府身份前往南京市任職。南京期間，譚與黃遵憲、梁啟超、夏曾佑、宋恕、鄭孝胥、章太炎、徐仁鑄等及廣學會人士多有往來，并為上海《時務報》撰稿，參與金陵測量學會和上海不纏足會的創建，寫成代表作《仁學》五十篇。該書痛斥清朝統治者，已存有革命思想。譚還結識了佛教居士楊仁山，受其影響閱讀了不少佛教典籍。
湘省改革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譚嗣同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離開南京回到湖南，參與時務學堂、南學會與《湘報》的創辦。譚回湘，一是不滿南京官場黑暗，二是湖南省此時已形成維新風氣，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均支持改革，熊希齡、唐才常及康門弟子梁啟超等也群集湖南。
時務學堂
創辦時務學堂的提議出自湖南士紳蔣德鈞、王先謙等人，熊希齡是創辦工作的具體主持者。譚嗣同在創辦過程中做了兩件事，“一是幫助購買教學儀器，一是幫助聘請梁啟超、李維格為中、西文總教習。”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末，時務學堂正式開學。湖南巡撫陳寶箴委任熊希齡為總理（校長），譚嗣同是學堂董事會成員。
在梁啟超等人的主持下，湖南時務學堂的教學內容以宣傳民權為主，包括向學生介紹清代開國的血腥歷史、介紹清朝政府的失政行為，批判自荀子以下為君權專制提供思想資源的歷代學者，甚至倡導革命。還暗中刊刻《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反清書籍，添加按語秘密向學生散布。
這些教學內容超出了部分湖南省士紳的接受底線，葉德輝、王先謙等人聯名向湖南巡撫陳寶箴呈遞《湘紳公呈》，要求審查時務學堂的教學札記與教習批語。熊希齡、唐才常等人提交了一批內容平和的課堂札記給陳寶箴審查。有傳言稱時務學堂教習臨時篡改批語，歐陽中鵠寫信向譚嗣同談及此事，譚在回信中斷然否認，稱眾人主張無不可告人之處，“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不會變更初心做出篡改教學批語之事。戊戌變法啟動后，清廷電召黃遵憲、譚嗣同等人入京，梁啟超等康門弟子與熊希齡也陸續離開了時務學堂。
南學會
南學會由譚嗣同、唐才常、梁啟超、熊希齡等人創建于1897年冬，總部設于長沙市。學會得到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的支持。南學會的創立有三個目的。一是救亡御侮。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在清廷朝野引發列強即將瓜分中國的強烈擔憂。譚嗣同等人希望通過創辦南學會，將以湖南省、廣東省為主的南部各省聯結起來，“他日雖遇分割，而南方地區猶可以不亡。”第二個目的是開啟民智。譚嗣同認為要想救亡，最不可緩的上策是開設學會。他希望各府州縣的所有傳統學院都改為新式學堂和學會，一面造就人才，一面聯合起來成為有組織的力量。第三個目的是以南學會為未來議院的雛形，將地方紳權以學會的形式結為實體，“無議院之名，而有議院之實。”
為提高紳智，南學會設有藏書處，西學新書種類占到了約三成，譚嗣同捐出了自己的藏書。南學會聘請學者皮錫瑞擔任會長，由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本地紳士十人擔任會董。學會組織形式分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議事會友”，由十名會董組成，負責確定學會章程。第二層級是“講論會友”，公舉推選學問精湛、擅長演說者擔任，負責定期就學術問題與現實問題做演講并答問，譚嗣同被推舉主講天文。第三層級是“通訊會友”，這些人散在各地州縣，可通過信函與學會眾人交流學問、傳遞信息、增強聯絡。南學會每月講四次，七日一講。自1898年2月21日至6月18日，共講學13場，參與演講者45人次。譚嗣同在南學會共講演六次。
《湘報》
《湘報》由湖南士紳集資創辦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
《湘報》之前，湖南省已有官方支持的改良派旬刊《湘學報》，由譚嗣同的好友唐才常主持報務并擔任主筆。后因《湘學報》的政治立場日趨激進，引起湖廣總督張之洞不滿。張施壓強迫報紙修改言論尺度，譚嗣同對此很有意見。為擺脫官方控制，并將時務學堂、南學會與報刊聯為一體，唐才常、譚嗣同等人決定另辦一份日報性質的《湘報》。《湘報》設有“論說”欄目，用于宣傳維新變法，同時也刊登南學會講義。譚嗣同在報館內擔任董事與撰述，是報紙早期的重要撰稿人。后因北上擔任軍機章京參與維新變法，漸漸脫離報紙經營。《湘報》自戊戌年二月創刊，至戊戌政變后不久被迫關閉，共計刊出177號。
軍機章京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光緒皇帝下達《明定國是詔》啟動維新變法。同月，翰林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奏保薦譚嗣同等人。七月份，譚嗣同應召入京覲見光緒皇帝，被任命為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事務。同時被提拔的還有楊銳、林旭與劉光第三人，時人將他們合稱“軍機四章京”。
應召北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湘省改革已陷入困境。譚嗣同、唐才常與梁啟超等人批評君權、擴張民權的改革理念，遭到湖南省守舊士紳的集體抵制。時務學堂被指責“傷風敗俗”，南學會被指為“無君無父之亂黨”，擴張民權的改革主張被指責是在“背叛圣教，敗滅倫常”。大約同期，譚嗣同接到被保舉進京的消息。自長沙市赴武昌途中，譚給妻子李閏寫信說：“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絕處逢生。”抵達武漢后，譚因病滯留，期間拜訪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張問譚：你一貫提倡“自立民權”，如今為何又響應朝廷的征召？譚回答：倡導民權是為了救國，如果皇上有權能夠變法，自然更好。七月初五日，譚嗣同抵京，十一日給李閏寫信說：“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并給李閏寄去《女學報》與女學堂書籍一包。
譚嗣同北上參與維新前，已形成反清思想。在代表作《仁學》中，譚直呼愛新覺羅氏皇族為“賤類異種”，有“誓殺盡天下君主”、號召志士仁人效仿推翻暴秦的陳勝與推翻暴隋的楊玄感等內容。唐才常之弟唐才質的《戊戌聞見錄》記載，湘省改革期間，譚嗣同曾讓友人唐才常與畢永年前往漢口聯絡江湖勢力哥老會，欲與之合作共謀大事。接到朝廷的征召電報后，譚嗣同繼續與唐才常“擘畫聯絡哥老會事”，且囑咐唐才常須“縝密接納”，不要泄露消息。唐才常告訴唐才質：譚嗣同雖北上為清廷做事，“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歷史學者羽戈認為，不必糾結譚嗣同政治立場的變化，因為“政治家講究經權并用，通曉權變，順勢而為，與時俱進（退），乃是政治生活的本色”，“在改革與革命之間周旋、徘徊、左右搖擺，抑或千回百轉，乃是轉型時代的常態。”
參預新政
軍機四章京入值前，軍機處原有大臣六人，章京分滿漢兩班共三十八人。楊銳、譚嗣同等四人奉光緒帝諭旨“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屬破格提拔，職務與普通軍機章京不同。四人的主要工作，是處理無上奏權的司員士民通過都察院代遞的關于新政時務的條陳，判斷是否可行并擬出處理意見，然后送交光緒皇帝閱看。四人分兩組輪班，楊銳與林旭一組，劉光第與譚嗣同一組。四章京進入軍機處時，正值司員士民響應變法詔書踴躍提交條陳。四章京工作強度很大，當日下發條陳往往難以在當日全部處理完畢，加之四人缺乏在中樞工作的經驗，導致大量條陳積壓，獲得處理的只是少數。
據楊銳稱，譚嗣同在四章京當中最支持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光緒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七日，邵陽市舉人曾廉呈遞條陳彈劾康有為、梁啟超，稱康、梁師徒罪大惡極，主張無父無君的“民權平等之說”，并摘錄梁啟超在時務學堂任總教習時為學生札記所寫四條批語為證。其中有批評中國“君統太長”、要求取消跪拜之禮、讀《揚州十日記》等內容。條陳送至軍機處時，正好是譚嗣同與劉光第當班。譚擬寫處理意見，以自己的性命為康有為、梁啟超作保。光緒帝將條陳擱置，未追究康、梁，也未譴責曾廉，且未將條陳送呈慈禧。
譚嗣同在軍機章京任上二十余天，期間僅于七月二十日獲授軍機章京之職時被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我史》稱譚嗣同擔任軍機章京期間“欲開議院”，被康有為以朝中舊黨太多為由制止，歷史學者茅海建考據稱“我沒有讀到相關的史料”；康有為《我史》中還說譚嗣同被光緒皇帝召見時“奏請開懋勤殿”，茅海建考據稱“我還沒有讀到相關的史料”。
圍園劫后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有意重點改革人事。先是罷黜禮部六堂官、破格提拔軍機四章京，又有意開設制度局或勤殿作為新的中樞決策機構，還命編練新建陸軍的袁世凱入京陛見，并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這些舉措惡化了光緒皇帝與朝臣的關系，也惡化了光緒皇帝與慈禧的關系。
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二日，原本由軍機四章京簽擬意見后交光緒皇帝決策的司員士民上書，改為全部呈送慈禧太后披覽。同日，光緒皇帝明發諭旨，讓康有為出京赴上海市督辦官報局。八月初三夜間，譚嗣同奉康有為之命前往法華寺面見袁世凱，勸說袁誅殺上司瓜爾佳·榮祿，派軍隊入京包圍頤和園，并入宮保護光緒。袁世凱虛詞應對，未給出明確答復。
歷史學者楊天石認為，湖南會黨領袖畢永年的《詭謀直紀》可確證康有為與譚嗣同有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的計劃。畢永年是譚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變前夕抵達北京，由譚嗣同介紹給康有為。康有為欲令畢永年進入袁世凱軍中，率領百人參與包圍頤和園的行動，然后乘機殺掉將慈禧太后。畢以袁世凱不可信任為由拒絕。歷史學者羽戈認為，譚嗣同謀劃圍園殺后，意味著他“發現改革一無可冀，毫不遲疑，立馬回歸革命路線。”
流血犧牲
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自頤和園回宮。初五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市，將譚嗣同夜訪之事告知瓜爾佳·榮祿。初六日，慈禧太后宣布恢復“訓政”，同時下達懿旨命步軍統領衙門抓捕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康有為已于初五日乘火車離京前往天津，步軍統領衙門只捕獲康廣仁及家丁五人。
八月初七日，譚嗣同到日本使館訪梁啟超。日本公使與梁啟超勸譚留下避難，譚對梁啟超說：“我與你不同。理由是：一、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國內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話，我既不會講英語，又不會講粵語，而華僑多是廣東人，我的一切活動能力都會消失，成為廢料。二、我父親在官，我跑了，一定株連家屬。三、我有肺病，壽命不會很長了。四、世界史先例，政體轉變，無不流血，讓我來做個領頭人吧。你該逃生，我則待死。”譚將《仁學》一書及部分詩文稿交給梁啟超，并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稍后，譚又前往友人徐致靖家中吃飯，徐致靖問他作何打算，譚用筷子敲頭說：“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變法、革命，都要流血，就從譚某開始。”同期，譚嗣同寫信給友人畢永年，與之訣別。譚在信中說，自己已做好引頸就戮的準備，希望畢永年出逃海外后，盡力為苦難深重的民族尋找棲身之地。此外，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也曾勸譚嗣同進入英國大使館避難，譚嗣同以自己逃走則父親必受株連為由婉拒。
八月初八日，譚嗣同被捕。同期或稍后被捕的還有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被捕后，譚嗣同在監獄墻壁上題有一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此詩最早由梁啟超披露于1898年12月的《清議報》，黃彰健、高陽、傅劍平等部分歷史學者認為此詩是偽作。
十三日，未經正式審判，譚嗣同、楊銳、康廣仁、林旭、楊深秀、劉光第六人被匆匆殺害于北京菜市口刑場，后世將六人并稱為“戊戌六君子”。譚嗣同時年三十三歲。《申報》駐北京記者報道行刑當天場景，稱“觀者人山人海”“當行刑時，有某犯官之弟呆立人叢中，見兄俯首就戮，悲痛迫切，如醉如癡，幸經家人極力喚醒，扶之而去。”有說法稱，譚嗣同臨終留有遺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歸葬湖南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七日，譚嗣同遇難后的第四天，其父譚繼洵被清廷革去湖北巡撫之職，諭旨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吏管束。譚繼洵與譚家未受到更嚴重的株連的原因，一是譚嗣同被捕前仿照父親筆跡寫了一封斥責譚嗣同不忠不孝、威脅要脫離父子關系的書信，該書信被抄出。二是譚繼洵曾上奏清廷，認為譚嗣同不堪擔任軍機章京之職。此外，譚繼洵思想守舊，對洋務與西學的態度保守，對戊戌維新的立場也與譚嗣同不一樣。獲悉譚嗣同死訊時，譚繼洵的反應是“噫！”，再無其他言語。后私下為譚嗣同撰寫挽聯：“謠風遍萬國九州，無非是罵；昭雪在千秋萬世，不得而知。”譚繼洵還曾安慰譚嗣同之妻李閏：“七嫂，你不要這么傷心，我也同樣不好受，你要知道，老七將來的名望在我之上呀！”
譚嗣同遇難后，京城的親友故舊恐受株連，皆避而不出。瀏陽會館的老長班劉鳳池“不避風險，拿了一鋪蘆席將遺體蓋上，午夜扛回會館，花費他自己的私蓄紋銀六十兩購棺殯殮，于會館正廳”。九月下旬，譚嗣同的胞侄譚傳贊偕仆人胡理臣、羅升，將譚嗣同的靈柩運回湖南瀏陽，暫厝于郊外茅坪的墓廬之中。譚家不敢舉辦葬禮。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出面，約集素日與譚嗣同交好者十余人舉行了吊唁活動，并延請僧人誦經，做道場七日，以佛法為其超度。次年，譚氏族人在瀏陽城南的牛石鄉翟水村石山下為譚嗣同建墓。1904年，譚嗣同的靈柩正式入葬。
著作與思想
著作
譚嗣同勤于著述。甲午戰爭之前，譚的作品以舊學居多。甲午戰爭之后，譚致力于變法改革，作品中新學的內容更多。其主要著作有《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石菊影廬筆識》《興算學議》《思緯氤氳臺短書》《仁學》等。此外還在《時務報》《湘報》《湘學報》等刊物上發表過一些與改革有關的文章。流傳至今者超過四十萬字。其中《仁學》是譚嗣同最重要的思想著作。
舊學四種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譚嗣同寓居南京時，刊印過《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分別是《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和《石菊影廬筆識》。《寥天一閣文》二卷，收有書札、敘、記、傳、銘及《三十自紀》等。《莽蒼蒼齋詩》二卷，補遺一卷，收有近體詩九十八首。《遠遺堂集外文》有初編與繼編，是譚嗣同匯集二哥譚嗣襄作品及與譚嗣襄有關的悼念作品而成。《石菊影廬筆識》是譚嗣同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的讀書札記，從中可見譚早年思想駁雜，深受中國傳統典籍的影響。
《興算學議》
《興算學議》由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刊印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收錄有《上歐陽中鵠書》，附錄有《瀏陽算學館原定章程》《瀏陽算學館原定章程》。本書是譚嗣同經歷甲午戰敗刺激后尋求變法自強路徑的產物。譚當時欲在家鄉瀏陽設立算學館，《興算學議》一書在瀏陽士紳群體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思緯氤氳臺短書》
譚嗣同早期重要論著，包括《敘》《報貝元征》《治言》三篇。其中《治言》是譚嗣同二十歲的作品。當時的譚嗣同雖因中法戰爭的刺激而生出改革理念，卻仍是傳統倫常名教的擁護者。譚后來在《報貝元征》中反思，說自己當年寫作《治言》時，并不真正了解中外的是非得失，犯了“尊己卑人”的過錯。
《仁學》
《仁學》兩卷共五萬余字，是譚嗣同最重要的思想代表作。本書約寫作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間。書中，譚嗣同將儒家、墨家、道家、佛教的思想，王充、張載、王夫之與黃宗羲的學說，與歐美輸入的算學、格致學、社會學及民權理念合為一體。因在政治立場上倡導民權、否定君權，對清朝皇帝、清代歷史與時政皆有激烈批判，故在譚嗣同生前未曾刊印，只以手稿與抄本的形式在唐才常等少數好友間流傳。譚嗣同赴死前夕，將《仁學》手稿交給了梁啟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末，梁啟超開始在《清議報》上連載《仁學》，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末連載完畢。
思想
興民權廢君統
政治思想方面，譚嗣同以興民權、廢君統為政治改革理念的核心內容。他在《仁學》中號召國人沖破君主制度的網羅，認為君與臣原本都該是為民辦事、助民辦事之人，現實則是君與臣皆將自己凌駕在民眾之上，故二千年來之政皆是秦政，皆是大盜之政；二千年來官方倡導的綱常名教皆是荀學，皆是偽善的鄉愿之學。譚還說，中國之所以愚弱，主要原因是君權與官權太重，民權太輕，以至于社會沒有平等，也沒有公理，觸目皆是慘酷蒙蔽之禍。
譚嗣同認為，改革的首要之務是興民權，興民權的首要之務則是開民智。開民智的具體辦法包括創辦學會、變更科舉、設立公司、發展報業等。譚還主張與《萬國公法》接軌，反對“仇洋鬧教”。
獨特的奢儉觀
經濟思想方面，譚嗣同主張自由貿易，反對閉關鎖國，希望國與國之間互通有無。他對晚清洋務派創立的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也持批評態度。譚還從奢儉觀入手，思考了經濟模式與政權制度的關系。譚認為，通過消費金錢來追求物質享受是基本人性，是無可非議的事情。為滿足這種基本人性，民眾會努力創造財富并讓財富流通起來。當統治者大力宣揚、推崇節儉時，商品的生產與流通會被壓制，會導致整個社會物產凋敝、民智不興，會造成人人節儉而人人都很貧窮的結果。譚還認為，政府究竟是壓制民眾的消費欲，還是尊重民眾的消費欲，與政府的性質是“私天下”還是“公天下”有直接關系。私天下者會提倡節儉，會壓制民眾的消費欲，財富的流通會被阻遏，最后釀成動亂。公天下者會提倡消費，會尊重民眾的消費欲，財富可以自由流通，不會造成動亂。
男女內外平等
社會思想方面，譚嗣同尤為重視男女平等。在《仁學》一書中，他將“仁”的具體內容分為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內外通、人我通四個部分。其中的男女內外通指的正是男女平等。譚嗣同認為，要想達到“仁”的理想世界，必須做到君民平等、中外各國平等、家庭內外男女平等，最后實現人我之間的平等。具體而言：譚嗣同反對強迫女性穿耳、纏足；反對將女性禁在家庭之中；反對嚴防男女自由相見的所謂禮制；反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認為這些殘毀女性肢體和精神的做法，是將女性視為鬼物和仇。譚還反對婚姻由父母包辦，主張男女兩情相愿自由婚配。譚也反對男性可以姬妾成群、女性一旦涉及淫事即罪可至死的不平等現實。在譚看來，男性與女性同為天地所生的菁英，應同等擁有無量的盛德與大業。受這種思想驅動，譚嗣同在湖南參與發起了解放女性的不纏足會，他為不纏足會起草的章程中，有婚姻須彼此情愿且年歲相當的明確規定。譚還與梁啟超、汪康年等人支持經元善在上海成立了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學堂。譚的夫人李閏，也在譚的支持下，參與了中國女學會的創辦與經營工作。
接軌近代教育
教育思想方面，譚嗣同反對傳統的詞章考據之學，將研究此類學術之人稱為“亡國之士”。譚也反對傳統的科舉教育，尤其反對科舉教育里的三綱五常，認為正是這些東西將中國拖入了落后、黑暗的境地。譚主張變傳統科舉教育為近代學堂教育。他希望每鄉每村都有學校；要有初學院（小學）、中學院（中學）、上學院（大學）。學校傳授的知識要與近代知識體系接軌，要有律學（法學）、武學（軍事學）、商務（經濟學）、動植物、算學（數學與幾何）、醫學、輿圖學（地理學）、天文、礦務、測繪、航海、農務、制器、方言、稅務等等。要實施義務教育，子女到了八歲，父母就有責任送其進入學校讀書，否則父母將受到法律懲罰。要有女校，讓女性與男子一樣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譚嗣同還主張普及性教育，使國人拋棄性即淫邪的陳舊觀念，認識到性乃自然之事。
影響與評價
影響
時務學堂、南學會與《仁學》傳播的反清與革新思想，與譚嗣同毅然赴死的犧牲精神，影響了許多近代仁人志士。《革命軍》作者鄒容求學時，將譚嗣同的遺像置于自己的座位旁，并寫詩以譚嗣同的后繼者自我勉勵：“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后來者，繼起志勿灰。”在晚清蹈海義士陳天華的《猛回頭》里，譚嗣同是“轟轟烈烈為國流血的大豪杰”，是值得效仿的偉大人物。革命志士吳樾在遺書中說，自己正是受了譚嗣同《仁學》的號召，才不惜性命前去刺殺清廷的出洋五大臣。辛亥革命元勛黃興說：“中國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譚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將譚嗣同引為革命同志。楊度深受南學會建設湖南以救亡保種理念的影響，撰寫了《湖南少年歌》，稱“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國，湖南當作普魯士王國”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顧頡剛十九歲時讀到譚嗣同的《仁學》，生出“沖破一切羅網之雄心”。錢穆求學江蘇省常州高級中學，讀了譚嗣同的《仁學》后，毅然剪掉了頭上的辮子。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也很敬仰譚嗣同，《仁學》是毛澤東、蔡和森等新民學會會員常讀之書。總之，許多人“都是看了《仁學》一類的書，才起來革命的”。
評價
梁啟超評價譚嗣同，說他“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西學太甚，伯里璽（總統）之選也。”又說“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還贊譽《仁學》是前所未有之書和無價之寶。
譚嗣同曾前往拜見帝師翁同龢，與之討論洋務。翁同龢評價譚，說他“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錢穆評價譚嗣同，說他是從學術上正面痛斥綱常名教的第一人：“晚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
章太炎對譚嗣同的人格極為推崇，稱贊說：“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楊深秀為卓厲敢死。”但章在思想學術上對《仁學》評價不高，認為太過“雜糅”。
熊十力敬佩譚嗣同的人格，曾對友人林宰平、梁漱溟說“自清季以來，真人物，唯（譚）復生一人足當之而已”。熊評價譚嗣同的《仁學》“規模甚大，志愿極宏”，同時也認為該書“不免失于浮雜”。
楊廷福在《譚嗣同年譜》中說：“（譚嗣同）先生的思想更富于革命性，并提出了反對異族統治、反對君主專制的理論，抨擊儒家傳統的綱常名教、反對死節、反對陰陽五行讖緯之說，忠實于自己的理想，勇敢地以身殉變法，這都是康有為所不及的。”
紀念場館
譚嗣同家庭關系簡表
注：本表僅收錄譚嗣同的直系親屬。
文學影視
參考資料 >
從“大雜院”到騰退：北京譚嗣同故居的前世今生.新華網.2022-11-21
瀏陽會館.北京市文物局網站.2022-11-21
不可移動文物信息.國家文物局網站.2022-11-21
長沙晚報：湖南瀏陽譚嗣同墓險些被盜.新浪網.2022-11-21
電視劇《走向共和》.CCTV-電視劇頻道.2022-11-21
田沁鑫x奚美娟x周杰，《北京法源寺》歸來.新京報.202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