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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爾佳·榮祿（1836年4月7日—1903年4月11日），字仲華，瓜爾佳氏，別號略園，滿洲正白旗人，清朝政治人物，被列為清朝二十四臣之一。其大部分生平文牘曾遭兵燹。后人編有《榮文忠公集》《榮祿存札》等。

瓜爾佳·榮祿出生于官宦世家，早年父親陣亡，由繼母撫養長大，蔭生為工部主事，后一路晉升為銀庫員外郎，期間卷入戶部失火案，險被牽連。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榮祿作為侍從護駕，并在此期間獲得慈禧信任，官職一路晉升。光緒四年（1878年），榮祿因黨派之爭被罷免內務府大臣和工部尚書的職務，次年因賄賂案，榮祿被降二級調用，且“不準抵銷”。光緒十年（1884年），甲申易樞爆發，次年，榮祿再登政壇，隨后榮祿開始掌管各旗稽查戶口、發放俸米、守衛皇宮等事。待到光緒帝大婚后，榮祿再次出任專操大臣，重新參與軍務活動，在此期間，榮祿大力發展清政府的軍事力量，并設立了武備學堂，同時還力保袁世凱，免其遭慈禧責備。同年，被慈禧授予文淵閣大學士之職，后參與政變，鎮壓了維新運動。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榮祿多次勸諫慈禧鎮壓義和團對外主和，未果，后榮祿消極應戰。不久后，八國聯軍入侵，庚子之難爆發，榮祿受任議和，后與李鴻章一起同外國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后因議和有功加太子太保銜，轉文華殿大學士。榮祿之女蘇完瓜爾佳·幼蘭被慈禧收為養女嫁給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后生溥儀。不久后，榮祿子綸厚病逝，遭受巨大打擊，且因自身遭病，后對政事多敷衍了事。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4月11日，榮祿病逝，終年六十七歲，追贈其為太傅，謚“文忠”。

榮祿是中國近代史上發揮過顯著作用的清朝重臣。從中日甲午戰爭后到義和團運動前后，他主導編練新建陸軍，統帶武衛軍，推動武學改革，并且憑借慈禧之力節制北洋政府各軍，但同時也反對維新，支持慈禧。另外，榮祿還主張鎮壓義和團，向列強勢力議和，并在庚子之難的事件后，與李鴻章一起簽訂了《辛丑條約》。教授林敦奎評價榮祿，善觀風色，長于逢迎。他反對頑固派因循守舊、拒絕一切改革的短見，贊同洋務派官僚李鴻章等人的主張。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愛新覺羅·旻寧十六年（1836年）4月7日，榮祿出生于一個官宦之家。五歲時，生母去世，由繼母顏札氏撫養長大。早年，榮祿在閩生活多年，后其父前往廣西壯族自治區軍營，榮祿被安置在福建省將領饒廷選家，咸豐二年（1852年），因太平天國戰爭，伯父長瑞和父親長壽同日戰死于廣西，榮祿返回京城。榮祿因恤難蔭生工部主事，同年十二月承襲騎都尉兼云騎尉之爵，榮祿開始踏入仕途。

出謀政變

咸豐三年（1853年），榮祿被分派到工部觀政。咸豐四年（1854年），未婚妻庫雅拉氏逝世。咸豐五年（1855年），繼母顏扎氏主持下，榮祿與薩克達氏成婚。咸豐七年（1857年），榮祿因參與康慈皇太后入葬清慕陵事宜，獲得嘉獎。次年3月，榮祿補任工部主事。8月升任工部員外郎。咸豐九年（1859年），他被調到戶部任職，擔任銀庫員外郎。之后，榮祿被卷入戶部失火案，動用老一輩關系躲過一劫。咸豐十年（1860年），因得罪上司肅順，榮祿離任。同年，英法聯軍入侵，咸豐逃往熱河，榮祿作為侍從護駕，并在此期間擔任神機營翼長，受到慈禧信任。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病逝熱河，五歲的同治登位，并任以戶部尚書肅順為首的八位大臣為顧命大臣，掌管朝政。肅順不滿慈禧干政，并多次斥責建議慈禧干政的官員，之后，榮祿向建議慈禧將遠在京城的恭親王奕訢召回，打算在熱河密謀除掉肅順，但是奕訢趕到熱河后卻被肅順等人阻止與慈禧等人相見。后經榮祿謀劃，奕訢打扮成女性混入了宮內，并成功與兩宮太后密謀政變之事。從熱河回京途中，肅順曾想派人刺殺慈禧，但是由于榮祿的護衛，兩宮太后安全回到了京城，并在到達京城后布下軍隊，成功抓獲以肅順為首的八位顧命大臣，至此，慈禧在奕訢和榮祿的幫助下，徹底掌握了清廷的實權，榮祿也因參與政變深得慈禧信任。

掌管兵營

同治三年（1864年），榮祿擔任神機營全營翼長。同治四年（1865年），榮祿受命帶兵鎮壓“馬賊”，前往了喜峰口，鐵門關旁查看了邊口情形。不久后，榮祿獲賞副都統銜，并管理健銳營事務，并于當月回到了京城內。此外，榮祿還兼任神機營和健銳營馬隊的專操大臣，并擔任神機營威遠隊的專操大臣。同治五年（1866年），榮祿擔任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年末又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廣平地區爆發起義，神機營受命出兵，榮祿作為指揮官主要負責處理京師巡防任務。后被任命為步軍統領衙門左派總兵。七月，起義被平定，榮祿因功獲得頭品頂戴的獎勵。此事之后，榮祿再受到軍機大臣瓜爾佳·文祥的賞識與推薦，被稱為“忠義之后”。同治八年（1869年），榮祿補充職位成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后又任神機營管理大臣（此職至光緒五年稱病退職結束）。

官海沉浮

同治十年（1871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榮祿由工部侍郎轉任戶部侍郎，跟隨和碩惇親王愛新覺羅·奕誴負責普祥峪陵工，而普祥峪工程名義上是惇親王奕誴[cóng]領銜監修，但具體事項多由榮祿操辦。同治十三年（1874年），榮祿兼署吏部左侍郎，后又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并開始赴工住班監視吉地工程。其中，為愛新覺羅·載淳修陵持續六年之久、為慈安太后修“普祥峪吉地”持續七年之久。光緒元年（1875年）1月，同治帝逝世后，榮祿自愿放棄在同治帝患病期間獲得的沖喜所加的雙眼花翎[líng]和太子太保銜，并得到批準后開始任武職，以戶部左侍郎、鑲藍旗蒙古副都統為左派總兵及步軍統領。光緒三年（1877年），調授步軍營步軍統領，調鑲黃旗護軍統領。

光緒四年（1878年），榮祿加恩允許在紫禁城內騎馬，并升任為左都御史和工部尚書。同年年底，榮祿擔任工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管理健銳營大臣、管理神機營大臣、管理右派右官學大臣數職。光緒五年（1879年）后，榮祿因參與慈禧地宮工成，獲賞，榮祿申請開缺，獲準。同年年末，因沈桂芬與李鴻藻之間的“南北之爭”，以及內務府權貴之間的排擠傾軋，榮祿被開除所任內務府大臣和工部尚書的職務，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被彈劾接受賄賂，被降二級調用，且“不準抵銷”。

光緒十年（1884年）甲申易樞爆發，榮祿借此機會重回政壇，次年，榮祿通過交納大量錢財和武器所受“降二級調用”的處分恢復，其后重新被任用。光緒十三年（1887年）2月，榮祿在醇親王幫助下起復，被授與鑲藍旗蒙古都統，掌管各旗稽查戶口、發放俸米等事。次年，榮祿奉旨充領侍衛內大臣，負責保衛皇帝和宮廷，光緒十五年（1889年）正月，光緒帝大婚，榮祿又充扈從鳳輿大臣，同年二月，榮祿擔任專操大臣，開始重新參與軍務活動。

督辦軍務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榮祿被再次復起的恭親王奕訢薦為步軍統領，會辦軍務，設巡防局督理五城團防。同年，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次年，榮祿升任兵部尚書，總理各國事物。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6年6月4日），榮祿授協辦大學士。上任后不久，御史胡景桂彈劾在天津市小站練兵的袁世凱（這一事件很可能是李鴻藻在幕后指使），榮祿被派到天津市核實情況，在此期間，榮祿了解到了練兵的重要性，并為袁世凱辯護，使袁世凱躲過一劫。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榮祿曾會同刑部等查核上駟院贓案。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1月17日），榮祿上書建議設立武備特科，并在各省設立武備學堂。他還提出了“廣練兵團，以資防守”的要求。榮祿的上疏雖然并未被全面采納，但后來的確取消了武科舉，并在各省設立了武備學堂。

鎮壓維新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已經親政的光緒帝下令全國開始實行“維新政變”，在一些滿漢權貴的策動下，榮祿和慶王成為策劃擁護慈禧訓政、中止皇帝新政的關鍵人物。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因榮祿反對維新，經上諭授予其文淵閣大學士之職，并令其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任職后，立即操練新兵，建立自己的軍事武裝力量，并同時邀請了“后黨”大臣葉赫那拉·懷塔布和楊崇伊等來天津密謀對付維新派，商討后決定在十一月底，慈禧和光緒帝在小站閱兵時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維新運動。同時光緒帝對此也有感應，光緒帝急命康有為等人來救駕，康有為等人見形勢緊張便寄希望于當時的新建陸軍頭領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能誅殺榮祿，保護光緒帝，但袁世凱把這件事告訴給了榮祿，榮祿立刻把這件事告訴給了慈禧。不久光緒帝就被慈禧給囚禁在中南海瀛臺，并命令榮祿派兵把守。之后，慈禧宣布臨朝訓政，榮祿被任命為軍機大臣，清廷開始大肆捕殺維新人士，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斬于菜市口，康有為逃往海外，榮祿因效忠慈禧、鎮壓維新運動有功，得以兼管兵部事務，并且繼續節制北洋各軍。

節制北洋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年10月11日），慈禧任榮祿為練兵欽差大臣，并要求其節制以聶士成、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各軍及所轄兵力。同年十月二十四日（12月7日），榮祿獲準與北洋部分兵力及新募親軍進行合軍，以此構成武衛軍雛形。次年五月二十日（1899年6月27日），武衛軍正式編練完成，隨后榮祿再開始編練武衛先鋒軍及先鋒隊，以此節制北洋。當時，在華北地區上共有四支軍隊，都各有自己的防區與歷史淵源，彼此間也互不統屬。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榮祿將原本駐防在蘆臺、薊州、山海關區與小站鎮的四支舊軍隊整合起來，命名為前、后、左、右軍，最后再加上一支自己親領的中軍，并組成了武衛軍，手下聶士成擔任前軍，董福祥負責后軍，宋慶領導左軍，袁世凱指揮右軍，而他自己則率領萬人作為中軍，并分駐于各重要地點。

參與廢帝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1899年11月17日），協辦大學士他塔拉·剛毅從廣東省返回京城，隨后聯合黨羽一起向慈禧指責榮祿貪污，榮祿發誓未曾貪污，但剛毅依舊指責其部下蘇元春貪污，并引出曾經康有為的言論來對榮祿黨羽進行打壓及替換。同時，剛毅還聯合其黨羽意圖廢除京師大學堂，因榮祿力持反對，未果。隨后，榮祿還增求設武備學堂，后被準奏。同年，慈禧太后計劃廢黜光緒帝，改立端郡王愛新覺羅·載漪之子溥為新皇帝。然而，她擔心外部干涉，一直未敢采取行動。隨后，榮祿與李鴻章會面，詢問其關于此事的意見，李鴻章對廢帝一事表示強烈反對，并稱外國駐華使節等都持反對意見。榮祿將李鴻章所說告知了慈禧，慈禧最終打消了廢帝的念頭，轉而立溥儁為“大阿哥”。一些場合令其代光緒帝行禮。同時，李鴻章在榮祿的建議下趕赴兩廣任督。

庚子之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山東省、直隸等省爆發了義和團運動，清政府內部在對內外政策上產生了分歧，以李鴻章、榮祿的主和派主張鎮壓義和團，不贊成對外宣戰和進攻大使館，以端王愛新覺羅·載漪、吏部尚書他塔拉·剛毅為首的主戰派主張對內安撫，對外主戰，慈禧選擇了主戰派的舉措。同時，榮祿因多次勸諫慈禧主和，引來慈禧怒斥，并強行要求榮祿擔任圍攻大使館的總指揮。在圍攻使館過程中，榮祿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館輸送食品，促成駐京公使與本國通電報，但他手下的武衛中軍也曾參與圍攻使館。幾日之后，慈禧本人因懼怕列強等原因又改戰為和，榮祿被要求前往使館慰問各國公使，并把寫有停戰、護衛使館懿旨的牌子，立于使館附近的北御河橋上。同年八月，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慈禧太后攜帶光緒帝離京，暫駐太原市，榮祿請求一起前往，但沒有被允許，同時命令榮祿為留京辦事大臣。北京淪陷后，榮祿暫駐保定市。后與李鴻章同西方列強簽署了《辛丑條約》，不久后就被召至西安市，因榮祿求和有功，賞賜黃馬褂，賜雙眼花翎、紫韁，并加太子太保銜，轉文華殿大學士。

晚年生活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日（1901年7月25日），榮祿受命管理戶部事務。同年，支持劉坤一和張之洞在“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提出的變法主張。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902年8月31日），慈禧太后指婚，榮祿嫁其女蘇完瓜爾佳·幼蘭為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之妻，后幼蘭生愛新覺羅·溥儀溥儀。晚年的榮祿因經歷庚子之難、武衛軍慘敗并且其妻、子相繼病逝，而遭受重大打擊。雖依舊主持朝政，但其辦事拖沓，因循依舊，任人唯親。且病情日益加重，時常請假，飽受朝野詬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榮祿以久病不愈為由請求解取軍機大臣之職，慈禧不準，同年4月11日，榮祿病逝，終年六十七歲，追贈其為太傅，謚“文忠”，晉封一等男爵，入祀賢良祠，其子賞以優等世襲之職。

主張與影響

軍事制度改革

榮祿曾向皇帝獻計，建議各省聘請外籍軍事教師，組建訓練營，該訓練營有為期三年的訓練時間，通過考試后，可以選拔出五分之一的人成為武舉人，進入武備學堂繼續學習。榮祿希望，隨著這一制度不斷試行，能取消原有的武科舉制度，武備學堂出來的武舉人將去京師大學堂參加考試，考試優異者按半數錄取為武進士。此外，榮祿還建議軍營招收更多的武舉人和武進士，以培養更多優秀的將領和軍事人才，打造一支精銳部隊。榮祿的這一提議雖沒有被完全采納，但后來武備學堂建立，武科舉制度廢除。

在節制北洋期間，榮祿以自強為名，將舊部且有作戰能力的軍隊加以整編至新建陸軍，編成三大支，第一支由宋慶統帶的毅軍三十營，駐扎錦州市、旅順、大連市等地區。第二支由魏光燾統帶湘軍三十營駐扎山海關區地區，后調往甘肅省剿辦回亂，所留防務由毅軍接管。最后的第三支則由聶士成統帶的淮軍三十營，駐扎蘆臺街道。進一步推動清廷將軍權逐步控制在手中，加強了滿洲貴族集權的軍權。

為了保護京地區的安全，榮祿又把入衛京師的董福祥的甘軍募滿萬人，駐防京畿，應對北洋水師的損失和京津地區的防衛空缺，榮祿將麾下軍隊改編為武衛軍一分為五部。武衛軍成立支撐起舊式軍隊和新式軍隊更替的這段軍事薄弱時期。其中第一部是由聶士成統領駐天津市東北地區的蘆臺，防守天津及沿海的衛前軍；第二部是由董福祥統領，駐北京東北的武衛后軍；第三部是由宋慶統領，駐山海關的武衛左軍；第四部是由袁世凱統領，駐天津東南的小站的武衛右軍；第五部是榮祿親領，并駐北京南部南苑的武衛中軍。

武衛軍在訓練方面采用了中外結合的方法，同時設立軍醫局和工程隊。其中袁世凱領導的武衛右軍，其引入了西式練兵的手段，聘請外國軍事教練，對中國軍隊進行了系統的訓練，成為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軍隊之一。而董福祥領導的武衛后軍的士兵主要來自陜甘偏遠地區，思想保守，對外國的一切事物持有敵視態度。因此，武衛后軍仍然堅持采用中國傳統的訓練方式。但由于武衛軍來自不同的軍事體系，有淮軍、毅軍、學生、旗員等不同階層，導致武衛軍在之后的戰斗中有所影響。在庚子之難時，榮祿的武衛軍沒有發揮作用，甚至還劫掠民眾。與此同時，袁世凱在榮祿的庇護下得以發展自己的勢力，并依靠北洋軍閥龐大的實力成為影響民初政局的關鍵人物。

反對維新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帝推行“維新政變”，而榮祿也因擁護慈禧有功而被升遷，同時密謀鎮壓維新派，并通過政變軟禁光緒帝，導致“維新運動”運動失敗，而失敗后的維新黨人被逮捕斬殺或逃亡海外。而榮祿是導致維新運動的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作為功臣，榮祿從此身兼將相，權傾朝野，也推動的一些清政府的自身改革。如庇護新政官員，并繼續維護和推動某些新政，還主張保存京師大學堂。

內外主張

榮祿在義和團和對外問題上站在了主和派，主張主剿主和政策，即是對內主剿，對外主和，提出了只有鎮壓了義和團，才能取得列強的諒解，避免列強的干涉，同時還以“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為由，反對攻打大使館。慈禧在第四次御前會議上，決定宣戰，榮祿還在積極勸和，后被慈禧訓斥，并讓其擔任了圍攻大使館的總指揮，在圍攻大使館的過程中，榮祿也是采取“明攻暗保”手法為慈禧謀求后路。然而，在八國聯軍的攻擊下，駐守京城的武衛軍慘敗。慈禧挾光緒帝西逃至西安市，榮祿留京辦事。榮祿一切秉承慈禧之意，掌握一條原則，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讓慈禧歸政讓出權力，一切條件都可答應。最終導致了清政府答應了《辛丑條約》中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賠款連利息近十億兩白銀、大量主權被列強攫取。之后，隨著他塔拉·剛毅、李鴻章等人病死，主戰貴族被圈禁，榮祿在晚清國勢衰頹之際達到了個人政治地位的頂峰。

個人作品

光緒二十九年榮祿死后，其后裔、門生曾刊行一冊《榮文忠公集》（即《榮祿集》，該集共4卷。庚子事變中，榮祿位于菊兒胡同的豪華府邸曾被焚毀，生平文稿、典籍毀于一旦，進而造成其個人作品的缺失。已知記載有《世篤忠貞錄》《封一品夫人先繼妣顏札氏一品太夫人行述》是由榮祿編寫的家史文獻，并于1886年前后刊行。根據《中原地區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2》記載，榮祿曾還編著《武毅公事略》一書。義和團資料叢編《榮祿存札》，由杜春和、耿來金、張秀清編，齊魯書社1986年12月出版。此外，一些圖書館、科研機構和私人收藏者也藏有零星的榮祿書信。

人物評價

晚清慈禧曾評價榮祿：“榮祿作為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公忠亮達，才識深厚。他起初是由生逐漸晉升而來，一步步成為正卿，歷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將軍、總督，一直以來都恪守恭敬勤奮的態度。他得到晉升，登上席，成為贊綸在的重要人物，全力以赴地調和中外事務，表現出老成持重的品質，積極助力于艱難時刻的挽救與改善。”

中國近代學者辜鴻銘曾評價榮祿：“中國的榮祿也是滿族最后一個不僅具有高尚品質、尊貴氣派，和人們常可以從有教養的滿族青年身上看到的那種溫文爾雅，還具有宏大氣度、一種“大人閣下”，大貴族威嚴的人物。”

清末史學家夏曾佑評價榮祿：“榮祿作為戊戌和庚子兩次事件的謀劃者，其公忠亮達、才識宏深在這些事件中得以展現。所謂“公忠”，并非對本朝的公忠，而是向外國的公忠；所謂“宏深”，也不是在壯方面宏深，而是在奸計方面宏深，這在中外史冊上都是罕見的。”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林敦奎也曾評價榮祿：“在宮廷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中，榮祿善觀風色，長于逢迎。處此內憂外患局勢下，榮祿實行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政策，但他也反對頑固派因循守舊、拒絕一切改革的短見，贊同洋務派官僚李鴻章等人的主張。”

英國政治家羅伯特·赫德也評價過榮祿：“總之，榮祿的消失將影響許多人，但是，盡管他是個大人物，歸根到底也只不過是個狂妄自大的人，沒有了他，全部工作仍會照常進行。”

重要爭議

生卒時間爭議

榮祿的生年，《墓志銘》記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代人物傳稿》等稱其生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43年3月19日），但根據光緒十八年（1892）正白旗呈《榮祿等員生辰薄冊》載，榮祿當年“五十七歲”，“二月二十二日”生，由此推算，榮祿生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人的說法系誤傳。

關于榮祿的卒日，根據《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文忠公神道碑》《贈太傅封一等男文華殿大學士瓜爾佳文忠公墓志銘》記為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庚子（1903年4月6日），榮祿逝世。而榮祿的遺折記載他是在該年三月十三日（1903年4月10日）病情加重，三月十四日（4月11日）完成遺折并奏入的。同時根據《清史稿》記載，榮祿系卒于三月十四日（4月11日），所以對于關于榮祿具體的死亡時間也存在一定爭議。

家世爭議

根據榮祿的多種傳記資料，如《行狀》《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文忠公神道碑》《贈太傅封一等男文華殿大學士瓜爾佳文忠公墓志銘》等，文中都稱他的姓氏為蘇完瓜爾佳氏，認為他是名將瓜爾佳·費英東后裔，如《行狀》中記載，（榮祿）姓瓜爾佳氏，正白旗人。其先世直義信勇公，諱費英東。但是，據《清稗類鈔》原文記載，榮祿系出瓜爾佳氏，而瓜爾佳氏以蘇完為貴。榮官戶部尚書日，遇一都統，展問氏族，則亦瓜爾佳氏，榮曰：“然則吾等乃同族也。”都統轉問有“蘇完”二字否，榮曰：“無。”榮祿曾表示他的姓氏中并沒有蘇完字樣。對于榮祿的家世存在一定爭議。

免職爭議

根據《榮祿與晚清政局》記載，光緒五年（1879年）年末，榮祿因南北黨派之爭榮祿被開除所任內務府大臣和工部尚書的職務，但是根據王軍云所著的《清朝二十四臣》描述，榮祿得到慈禧照拂，可自由進入后宮之中，長期以來便于同治的遺妃慧妃有染，翁同龢告知了慈禧此事，隨后慈禧派人暗中觀察，發現確有此事，不禁大怒，隨后將榮祿革去官職，逐出皇宮，而慧妃也因此事自殺。對于榮祿的免職原因存在爭議。

慈禧榮祿關系爭議

宮女裕德齡在其所著的《瀛臺泣血記》和《御香縹緲錄》中都提到慈禧與榮祿曾經是“情人關系”。英國人布蘭德與白克浩斯著的《慈禧外傳》中說榮祿和慈禧自小訂有娃娃親。學者張臨平則認為榮祿一生效忠慈禧，做慈禧最忠誠的走卒，這才是他官運亨通的唯一前提，而絕不是靠與慈禧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情人關系”。

功過爭議

榮祿去世后，清廷給予他極大的榮譽與夸贊，慈禧評價其為：“公忠亮達，才識深。”而當時的文人夏曾佑卻在《中外日報》上公開發表《榮祿表微》等文，對榮祿予以猛烈抨擊，諷刺榮祿為：“榮祿之公忠亮達、才識宏深，亦于此時見之。蓋所謂‘公忠’者，非公忠于本朝，乃公忠于外國”。學者戴海斌認為關于榮祿其人，無論生前身后、朝野內外，都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既有污名化傾向的康梁宣傳話語，也有被一些學者認為系出于辨誣目的而形成的《景善日記》這樣的偽造文本，其中蘊含的“榮祿形象的流變與形成”的問題，也值得學者思考與研究。

人物關系

軼事趣聞

同治帝駕崩后，按照慣例，由軍機大臣負責起草相關詔旨。當時，軍機大臣沈桂芬入宮時間早于文祥和榮祿，并非遲到，不存在無法及時執筆的情況，而另一位軍機大臣文祥因病無法起草，在場軍機大臣尚有恭親王、寶鋆、李鴻藻等，弘德殿大臣尚有翁同龢、徐桐等，其資歷均高于榮祿，不可能均推讓榮祿執筆，情況緊急之下，榮祿不由科舉出身，平生不以文字見長，實際無法勝任至大至重之恩詔、遺詔的起草工作（傳聞稱其擅自動筆），沈桂芬見狀心生不悅，因為榮祿未經他的允許就擅自動筆。榮祿也意識到沈桂芬對他擅自行動不滿，并開始對他保持警惕，于是兩人之間產生了嫌隙。英人濮蘭德、白克好司稱，榮祿在光緒前期仕途不順與他跟同治某妃子有染有關。

陳夔龍、文廷式等人均記述了榮祿企圖令沈桂芬外放貴州省巡撫之事。沈桂芬懷疑這道懿旨與榮祿有關，沈桂芬請翁同龢替自己試探榮祿的口風。翁遂造訪榮祿，假裝自己和榮祿屬于同一陣線，榮祿遂將自己如何從中運作和盤托出。榮祿還對翁同龢宣稱這次便宜沈桂芬了，以后慢慢再找機會。沈桂芬從翁同龢處得知內情后設法讓榮祿失去了要職。而翁同龢與榮祿，也由此交惡。

人物遺址

榮祿故宅

榮祿故宅坐落于東城區交道口菊兒胡同3號、5號和壽比胡同6號，整個宅第分為三部分，西為洋武樓房，中為花園，東為住宅，榮祿出生于此，后來榮祿搬至東廠胡同，此宅被分割出售，住宅經過拆建改造。1986年該宅被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榮祿墓

榮祿墓座落于北京朝陽門外高碑店地區西花營村的榮家地內，此墓包含瓜爾佳·榮祿在內的三人合葬墓。隨葬品大多為金銀，玉器，其中有金葉、金鐲、金葫蘆、金戒指、金花、金指甲套、金耳環和金錠、銀戒指、銀指甲套、銀扁替及銀元寶等。玉器有翠玉、玉煙壺、玉墜、佩飾、扳指、璽墜、翎管、雕龍帶勾、戒指及瑪瑙人物佩。還有朝珠、西洋懷表等，計148件（套）。其中葫蘆草重達139.6克，上雙勾刻字“丙申重陽皇太后賜臣榮祿”。榮祿生于愛新覺羅·旻寧十六年，丙申年受賜時正值花甲。因此，這件金葫蘆當為慈禧對榮祿的六十歲壽辰的賞賜。最初，這片塋地占地超過30畝，用圍墻環繞，南墻正中設有一道門，門前還橫跨著一座石拱橋。大門內曾擺放著兩座巨大的龜跌石碑，而這些石碑北方便是墳墓的所在。其中榮祿墓位于正中，兩側為其兒子、兒媳的墓。1976年1月6日，考古隊得知該墓被毀的消息后，派人前往開展清理工作。

研究書目

《清史列傳》

《清史稿》

《清朝二十四臣》

《榮祿與晚清政局》

《榮祿年譜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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