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戰爭又作清法戰爭(法文:Guerrefranco-chinoise),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緒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國侵略中國和越南而引起的一次戰爭。第一階段戰場在越南北部;第二階段擴大到中國東南沿海。
清朝時期,越南是中國的藩屬國,19世紀中葉,法國意圖以越南為基地,進一步侵略中國,稱霸遠東。至1883年法軍進攻越南順化,強迫越南訂立法安《順化條約》,越南淪為其殖民地。1883年10月,中法談判破裂。12月,法國遠征軍總司令孤拔率軍向駐扎在越南山西的黑旗軍和清軍發動進攻,中法戰爭正式爆發。戰爭初期,法軍在戰事中多處于上風,占領了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次年5月11日,中法兩國政府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款》。隨后,法國后單方面宣布條約立即執行,并要求清軍撤軍,遭清政府拒絕。1884年8月,法國遠東艦隊副司令利士比率艦隊進軍基隆市,被清軍擊退,中法關系破裂。法軍隨即集結優勢兵力進攻馬江,清軍北洋水師受挫。同年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向法國正式宣戰。10月,法軍再次進攻基隆,被清軍擊退。法軍戰敗后,調集其遠東艦隊進犯臺灣海峽,遭到清軍各部協同抗擊,孤拔受傷身亡。同時,法軍又在中越邊界地區增調軍隊,發動進攻。1885年2月,法軍司令尼格里率法軍攻下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清政府啟用老將馮子材率軍增援。馮子材統率清軍各部協同作戰,奮勇抵抗,在鎮南關大捷中重挫法軍,取得戰事大捷,戰爭局面開始扭轉。中法戰爭爆發后,清政府統治者害怕戰爭拖延下去會激起內變,希望尋機與法國議和。1885年于4月4日,中法簽訂了《中法停戰條件》。6月9日,《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簡稱《中法新約》)在天津正式簽訂。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開放蒙自市、龍州兩地與法國通商,法軍撤出基隆市、澎湖,并撤銷對中國海面的封鎖,中法戰爭結束。
1885年11月28日,《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條約在北京交換批準。該條約的簽訂,使中國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中國開放西南部邊境后,法國侵略勢力以中南半島為基地,進入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湛江市,為法國進一步侵略中國,進而爭霸遠東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在法國,由于法國侵略者軍事入侵中越受挫,特別是鎮南關戰役成為其發動侵略戰爭以來重大慘敗,遭到法國人民和反對黨的抨擊,茹費理內閣在各界譴責聲音中倒臺。
中法戰爭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演變產生了積極影響,推動了海軍早期現代化的進程和臺灣早期現代化發展;同時,中法戰爭也促進了中國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維新人士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展近代工業,并要求建立“君民共主”政制;中法戰爭還導致了晚清政局發生重要變化,光緒十年(1884年)的“甲申朝局之變”使清流人士遭受打擊,其后果即是朝政的日益腐敗,中國的邊疆危機依然存在;自強新政在近代軍事和近代工業方面雖有所擴展,但在制度性改革方面則少有進步,為此后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埋下了伏筆。學者王遠志在《30年來中法戰爭研究述評》一文中評價認為,“中法戰爭相對于中國近代史上其它幾次戰爭而言,勝利的戰例還是比較多的,有其成功的經驗。”
戰爭背景
中越關系
中原地區和越南山水相連,有著悠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南征百越之地,在當地設立郡縣。胡亥三年(公元前207年),南海郡郡尉趙佗乘秦末農民戰爭之機,吞并了桂林市和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自立為南越國王,建立起南越割據政權,并且把象郡分為交州和九真兩郡。從秦朝起到十世紀初,現在的越南北方地區一直處在中國封建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后晉天福四年(公元939年),越南在唐末混亂之際脫離了中原地區封建王朝的統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同時仍承認中國“共主”的地位,同中國保持宗藩關系。這種宗藩關系是中國統治者與部分鄰國統治者建立的一種特殊的政治關系。外藩君主利用與清王朝結成宗藩來鞏固其統治地位,而清王朝則通過這種關系取得“天朝上國”名義,以提高它在國內的統治威望和保障邊疆的穩定。按定制,外藩君主必須接受清政府“冊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貢”。清政府則按“薄來厚往”的原則,給予“朝貢”的外藩使團以優厚回贈,對外藩也有保護的責任。外藩仍是獨立國,自主處理本國的內政外交,清政府一般并不干預,更不在這些國家設官、殖民和駐軍。所以這種宗藩關系屬于東方的朝貢體系,不同于西方的殖民體系。清政府保持中越的宗藩關系,主要是為了維護西南邊疆的安定。
法越關系
早在17世紀,法國傳教士就進入越南,除傳教外,搜集政治、軍事、經濟情報。18世紀,法國在與英國爭奪印度殖民地的戰爭中失敗,遂加緊侵略越南。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越南發生西山農民起義,推翻了黎姓王朝。黎氏的外甥阮福映逃出越南,向泰國借兵平亂,沒有成功。法國天主教大主教百多祿便慫阮福映向法國求援,欲借機實現侵略越南的野心。阮福映派百多祿為其代表,赴法國求援。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百多祿到達法國,建議法國路易十六在越南占領一塊殖民地,一方面與英國競爭,另一方面作為侵略中國的基地,開辟通向中國的道路。十月,百多祿代表阮與法國簽訂《凡爾賽條約》,規定法國派兵援助阮福映,越南割讓土倫港(今峴港)和昆侖島給法國。但由于兩年后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法王路易十六政權被推翻,此條約并未批準和執行。于是百多祿自行采購軍火,組織軍隊。愛新覺羅·颙琰七年(1802年),在百多祿的幫助下,阮福映攻破西山,統一阮朝,自稱越南嘉隆王,并受中國冊封為安南國王。當時越南全國分為三十省,首都在順化。廣南、廣義兩省為右圻,廣治、廣平兩省為左圻,河靜以北十六省為北圻,平定以南十省為南圻。法國要求越南履行《凡爾賽條約》,遭到拒絕,但法國仍保有在越南通商與傳教的權利。
軍事背景
中法戰爭爆發之前,法國意圖以越南為基地,進一步侵略中國,稱霸遠東。19世紀中葉,法國為了在亞洲建立所謂的“法蘭西東方帝國”,1856年與英國聯合發動了侵華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又與西班牙組成聯軍,以保護天主教為由,進攻越南。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法國將侵華軍隊集中到越南,擴大侵越戰爭,開始進一步侵占越南北部。1862年6月5日,法國強迫越南阮氏王朝簽訂了第一次《西貢條約》(即《柴棍條約》,柴棍即西貢),這一條約的訂立是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的開端。至1867年,越南南部(即南圻)各省全部淪為法國的殖民地,由法國總督直接統治。與此同時,法國殖民者試圖探測一條從越南進入中國西南地區的路線,并于1866年起組織了一支探險隊,從胡志明市出發,沿湄公河北上,進行了兩年多的探測,結果發現湄公河上游(即瀾滄江)通航困難,而越南北部(即北圻,當時西方人稱“東京”)的紅河則是進入云南省的理想通道。從1873年1月至4月,法國軍火商堵布益成功地帶領3艘小船從紅河上游航行至云南蠻耗(今蔓耗鎮),然后又順河而下,到達河內。此次航線的發現,對之后法國人入侵中國、進行經濟和政治掠奪產生重要影響。
1873年11月,法軍將領安鄴率軍攻占了河內及其附近各地,并準備繼續西進,攻占中越邊境上的重要交通門戶保勝(今老街市)。此時,駐扎在保勝的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應越南阮氏王朝之請,參加抗擊法軍的侵略。12月21日,黑旗軍配合越南軍隊在河內城郊大敗法軍,收復河內,擊斃安鄴,迫使法軍退出紅河。越南國王封劉永福為三宣副提督,據守紅河兩岸。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在法國威逼下,派人與法國議和,1874年3月15日,在西貢簽訂了第二次《西貢條約》(即《法越和平同盟條約》),條約規定:法國“承認”越南“獨立自主”,同時越南的外交將交由法國主持,變越南為其“保護國”,力圖否定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并確立了法國在越南的特權地位,取得沿紅河至云南省的航行權。1875年,法國將該條約的內容告知清政府,希望能得到清政府的承認,被清政府拒絕了其不合理要求。
越南阮氏王朝被迫與法國兩次訂立《西貢條約》后,仍然希望保持與中國的宗藩關系。從1866年至1881年曾五次派貢使團到中國來朝貢。1881年至1882年初,清軍也應阮氏王朝之請,進駐越南山西、北寧地區。1882年3月,法國海軍上校李維業率領法軍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5月占領河內,次年3月侵入南定省。越南政府難以抵御法軍的強大攻勢,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則一再避免與法國正面交鋒。在此期間,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再度給予了越南政府有力的支持。1883年5月19日,黑旗軍與法軍在河內附近的紙橋發生激戰,以白刃戰大敗裝備精良的法軍,擊斃法軍首領李維業,并殺死了法軍三十多名軍官和一百多名普通士兵,劉永福被越南國王封為三宣正提督。8月,法國向越南派出了4000多名中國遠征軍。遠征軍從越南北部海岸登陸,隨后兵分兩路,一路向越南當時的首都順化發起了大規模進攻,一路在北部的紅河沿岸與黑旗軍展開了激烈交鋒。黑旗軍作戰勇猛,又得到了越南軍隊和當地百姓的強力支持,在與法軍交戰的過程中屢戰屢勝。順化的戰局與之正好相反,由法國海軍將領孤拔率領的南路法軍很快占領了順化的軍事屏障順安,直逼越南首都。此時越南政府分化成了主戰派和投降派,最終投降派占據上風,決定向法國妥協。8月25日,法國和越南簽訂了《順化條約》,和約規定:越南承認并接受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法國全權接管越南的外交事務,包括越南與清朝的外交關系,越南完全淪為法國的殖民地。除此之外,和約中還規定了開放通商口岸和割讓新的殖民地等內容。
戰爭起因
法國入侵越南后,清政府內部出現了“和”“戰”兩派的分歧和爭論。主戰派大體包括清流官員(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湘系官員(曾紀澤、彭玉麟、劉坤一、左宗棠等),以及滇、粵、桂三省督撫(劉長佑、張樹聲、倪文蔚等),認為中越唇齒相依,對中國便有唇亡齒寒的危險,主張出兵援越抗法。主和派主要以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李鴻章為代表。主戰派以山西省巡撫張之洞的主張為代表性,他主張“守四境不如守四夷”,將抗法戰線推到越南境內,并提出了“爭越、封劉(永福)、戰粵、防津”戰略設想。主和派以李鴻章的意見為代表,認為中國“各省海防,兵單餉匱,北洋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中國若與法國交戰,“一時戰勝未必歷久不敗,一處戰勝未必各口皆守”,即使暫時取得一定勝利,也會引來法國更大的軍事報復。隨著法國軍事侵略的升級,清朝官員主戰的輿論雖然逐步占據上風,但清政府最高決策層在和與戰的問題上一直舉棋不定,以至“法越構釁,綿延三年,致法占越南,和戰仍無定見”,并無定論。
同時,中法兩國也在進行外交談判。1882年11月,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在天津舉行談判,就越南問題達成協議。雙方同意:中國駐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軍隊退出,法國申明無侵占越南領土主權之意;在保勝立關收稅,準許商船溯紅河至保勝從事國際貿易;在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界外與紅河中間之地劃界,分歸中法兩國巡查保護。1883年2月,再次組閣的法國總理朱爾·費里推翻了上述協議。9月15日,法國又向中國正式提出一個方案:在北越與中國邊境間劃一狹小“中立區”,中國撤出駐越軍隊,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開放云南的蠻耗為商埠。曾紀澤、李鴻章分別與法方進行多次談判,10月下旬,談判沒有取得協議而結束。至此,法國政府“決議奪取山西、北寧,將不與中國談判”,開始驅逐中國在越南的駐軍,企圖通過擴大侵略戰爭來攫取更大的權益,中法戰爭爆發。
戰爭經過
中法戰爭爆發前,中國軍隊已有約20000人進駐越南諒山、高平、太原、宣光省、北寧、山西省、興化、館司、開化、保勝等地。1883年12月,法國議會通過增撥2900萬法郎的軍費和1.5萬名遠征軍的提案。法國遠征軍總司令孤拔率艦艇13艘、法軍6000人,向駐扎在越南山西的黑旗軍和清軍發動進攻,中法戰爭正式爆發,戰爭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山西之戰
中法戰爭第一階段從1883年12月山西之戰開始,到1884年5月《簡明條款》簽訂,戰爭局限在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山西(越南北部山西地區)位于紅河南岸,是控制紅河中上游的戰略要地,駐守此地的部隊有黑旗軍3000人、清軍2000人及越軍2000人。因清政府和戰不定,清軍統帥、云南巡撫唐炯亦消極避戰,擅自“率行回省,置邊事于不顧”。12月13日,法軍在軍艦炮火的配合下,向山西發起猛攻,黑旗軍和清軍堅守激戰3天,傷亡逾千,終因眾寡懸殊,被迫撤離,山西失陷。此戰,法軍投入兵力約6000余人,總計傷亡411人,其中陣亡85人(其中軍官4人),受傷240人(內有軍官15人),非戰斗減員86人。中方黑旗軍約3000余人、桂軍1600余人,合計4600余人,另有越南人2000余人協助守城,共傷亡約1000余人。
北寧之戰
1884年2月,法軍統帥米樂接替孤拔任法國遠征軍司令,率法軍1.2萬人,分水陸兩路,于3月8日開始進犯北寧。北寧南拒河內,北蔽諒山,是法軍北上經諒山進逼中越邊境的必經之地。奉命出關督師的廣西巡撫徐延旭雖然所部清軍已達2萬人,但其消極怠戰,致使前線部將戰敗潰退。3月12日,法軍攻占北寧,又乘勢奪取太原、興化。這一戰役中清軍傷亡約1700人,法軍僅死26人,傷25人。中法戰爭爆發后不到5個月,法軍占領了整個紅河三角洲。此戰法軍投入兵力約6000余人,陣亡26人,負傷25人。北寧清軍約有1.5萬余人,傷亡約1000余人。
首次議和
清軍在前線的潰退,朝野輿論大嘩,主戰呼聲日高。清流人士亦上疏要求嚴懲敗將,力主與法決戰。清政府遂任愛新覺羅·世鐸為首席軍機處大臣,貝勒(后為愛新覺羅·奕劻)奕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同時下詔將唐炯、徐延旭撤職查辦,任命張凱嵩為云南巡撫,潘鼎新為廣西巡撫。清政府統治者表面上作出與法決戰的姿態,暗中則在尋機與法國議和。法國在軍事進攻的同時,也對清政府采取了“誘和”政策。法軍攻下北寧后不久,法國海軍艦長福祿諾通過粵海關稅務司德國人德璀琳,向李鴻章遞交了密函,要求撤換在對法交涉中持強硬態度的駐法公使曾紀澤,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4月28日,清政府明令撤換曾紀澤使法的職務,暫以駐德公使李鳳苞兼代,以此向法國表示議和的“誠意”。
1884年5月11日,李鴻章和福祿諾分別代表中法兩國政府,在天津市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款》(又稱《李福協定》),共五款,主要內容有:(1)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應保全助護;(2)中國將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中國“尊重”(條約中中文譯作“均置不理”)法國與越南所有已訂與未訂的條約;(3)法國不索賠款,中國準許在中越邊境任意通商;(4)法國答應在與越南修約時,決不出現有損中國威望體面的字樣;(5)三個月后,兩國即派全權大臣,照以上各節,會議詳細條款。內容第二款,標志著中國最終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法國政府在簽約后第三天,即指示福祿諾向清政府提出清軍從北圻立即撤出的要求。第二款則沒有具體規定中國撤兵的期限,但按第五款規定,應為三個月后雙方訂明了詳細條款之后,中國再按具體規定撤兵。5月17日,福祿諾交給李鴻章一件“牒文”,其中片面規定:法軍于20天后,即6月6日占領諒山省等地;40天后,即6月26日占領北圻全境。“牒文”最后還聲稱期限屆滿后,法軍將立即進行驅逐遲滯在東京領土上的中國防營。由于其單方面提出的“牒文”,違背了外交常規,李鴻章方面既未應允,也未駁回。
北黎沖突
法國政府接到福祿諾關于中國同意限期撤軍的報告后,即指示遠征軍司令米樂派出軍隊按期前往接收諒山等地。1884年6月23日,法軍上校杜森尼率約800多人的先頭部隊到達諒山附近的北黎(即觀音橋),強行搶占四周山崗,遇見清軍則“不和他們談判,直接向他們開槍”,并槍殺了前來交涉的3名清軍使者。駐防北黎的清軍8個營約3000人被迫還擊,兩次打退法軍的進攻。此戰,法軍傷亡100多人,其中當場陣亡者24人,清軍傷亡300多人。這次事件,通常稱為“北黎沖突”或“觀音橋事變”。
北黎沖突立即成為法國向中國勒索更大侵略權益的借口。6月28日,署理法國駐華公使謝滿祿代表法國政府照會總理衙門,指責清政府不執行簡明條款,聲稱法國將保留索賠和報復的權利,要求清政府迅速從北圻撤軍。茹費理內閣也于7月9日照會李鳳苞,要清政府提供忠實執行簡明條款的“擔保”,在《京報》上公布立刻從北圻撤軍的上諭,并賠款25000萬法郎(約合白銀3800萬兩);如一周內得不到滿意的答復,法國將采取直接行動來自行獲取擔保和賠款。所謂“獲取擔保”就是由法國占據中國的一個沿海口岸,并征收該地的關稅。12日,謝滿祿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將朱爾·費里的上述要求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聲稱“自今日為始,限七日內,復明照辦”。
清政府認為北黎沖突出于誤會,希望依照簡明條款的規定,通過議定詳細條約來解決兩國爭端,遂于7月16日諭令清軍一月之內從北圻全數撤畢,19日又任命兩江總督曾國荃為全權代表,赴上海市與新任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議定詳細條款。法國則將最后通牒限期延至月底。7月25日,曾國荃到達上海后與巴德諾開始談判,法方堅持以中國接受賠款原則為前提,曾國荃答應以撫恤名義給法方銀50萬兩,但巴德諾認為數目太少,堅決不允。清政府則以曾國荃擅自允給,傳旨申飭,拒絕任何賠款。北黎沖突后,法國將其在中越兩國的艦隊組成遠東艦隊,任命孤拔為司令,配合巴德諾的談判,向中國實行武力威脅。在謝滿祿向總理衙門提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法國艦隊分別開進了福州馬江和基隆市,準備隨時占領中國的這些口岸作為“擔保”。因臺灣孤懸海外,基隆所產之煤又可供軍艦燃料,法軍便以基隆作為第一個攻占目標。
第二階段
基隆一戰
中法戰爭第二階段從1884年8月4日,法國遠東艦隊副司令利士比率艦隊封鎖基隆口,到馬江之役中國戰敗為止,戰爭主要在中國的東南沿海進行。6月16日,清政府任命準軍將領劉銘傳為督辦臺灣軍務大臣。劉銘傳于7月16日抵達基隆后,立即在基隆和淡水進行防御部署。當時,臺灣守軍共有40營,約2萬人,大部分駐防臺南市。劉銘傳調臺南兩營精銳到臺北市,使駐防基隆的部隊增至8營共4000人,淡水區另有6營共3000人。守軍增筑炮臺,設防備戰,嚴陣以待。8月5日8時,法國3艘軍艦(共載炮49門,兵員900人)依仗優勢炮火發起進攻。清軍以炮火還擊,擊中法軍旗艦,但因火炮落后,對法艦未構成威脅。法艦集中火力轟毀清軍主炮臺,又擊中附近彈藥庫引起強烈爆炸,清軍被迫后撤。法海軍陸戰隊200人強行登陸,占領基隆港口。次日下午,劉銘傳親率官兵,奮起反擊,以優勢兵力將登陸法軍三面包圍。法軍在軍艦炮火的掩護下退回海上。此戰,清軍傷亡約70人左右,法軍登陸部隊陣亡2人,失蹤6人,負傷10人,共計損失18人。第一次基隆之役以法軍的失敗而結束。
1884年8月16日,法國議會通過追加3800萬太平洋法郎的侵華經費,授權茹費理政府“使用各種必要方法”迫使中國屈服。法國政府當天電告巴德諾,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提出如下照會:鑒于清政府已諭令清軍撤出北圻,賠款減為8000萬法郎,分10年付給;限48小時答復,如不接受,將由孤拔“采取他認為有用一切步驟,以保證法國政府取它有權獲得的賠償”。8月19日,謝滿祿將上述照會遞交總理衙門,仍然被清政府拒絕。21日,謝滿祿下旗離京。同日,清政府也電令駐法公使李鳳苞離巴黎,中法關系破裂。次日,法國公使巴德諾正式向孤拔傳達了進攻福建馬尾港的命令。馬江又名“馬尾鎮”,位于福建省東南的閩江下游,既是福建水師的基地,也是福州船政局所在地,從閩江口至馬江約30公里,沿岸層巒疊嶂,易守難攻。孤拔所率進泊馬江的法國艦隊共有艦艇11艘(巡洋艦5艘、炮艦3艘、魚雷快艇2艘,運輸艦2艘),艦載重炮共77門,兵員共1830人。福建海軍的船艦共有11艘(巡洋艦1艘、炮艦8艘、運輸艦2艘),艦載火炮共45門,乘員1190人;另有10余只舊式中國炮艦和武裝劃船。江防陸軍則逐次增至20余營。雙方海軍相比,法軍占據明顯優勢。
馬江之戰
法國艦隊駛入馬江后,會辦福建省海防大臣張佩綸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指出:法軍“先發即勝,船局必毀,綸督各軍必死戰”。他還與閩浙總督何璟聯名建議“塞河先發”,但均被清政府電令阻止。在此期間,總理衙門又請美國出面調停。1884年8月17日,法國拒絕了美國的調停,總理衙門亦照會各國公使:“法國有意失和。”清政府隨即諭令沿江沿海督撫籌防備戰,并電告張佩綸:“現在戰事已定”,令其設法布防,封鎖馬江,阻止法艦進出。李鴻章將李鳳苞的來電轉告總理衙門:法國政府允諾“先恤五十萬兩,俟巴到達津,從容商結。倘商約便宜,冀可不償。”這一消息使清政府以為和議尚存一線希望。23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復電李鳳苞:“法如欲仍議津約,中國亦不為已甚,可由法國派人來津,與李中堂詳議。”但在當日下午,中法馬江之戰已經爆發。
法軍將攻擊時間選定在下午2時江水退潮之時,因福建水師的主要艦艇泊于法艦上游,退潮時船尾正對著法艦的船頭,炮火無法發揮作用,處于被動位置,但法艦則形成有利的攻擊之勢。其次,法軍表面遞交戰書,實則不宣而戰。23日上午7時,法駐福州市領事將開戰決定通知各國領事,英領事轉告閩浙總督何璟“三日內法必開仗”。10時許,法領事才將正式照會送交何璟。到下午1點半以后,何璟電告在馬尾的張佩綸和在長門的福建省將軍穆圖善。下午1時56分,停泊在馬江的法國軍艦突然發動進攻,以魚雷、高爆彈攻擊停泊在上游的福建水師旗艦“揚武”號及炮艦“福星”號。“揚武”號倉促應戰,船尾被魚雷擊中,機器房被榴彈炸毀,受重創迅速沉沒。“福星”號掉頭沖入敵陣,“建勝”、“福勝”兩艦隨之發炮還擊。法艦集中炮火,將三艦先后擊沉。與此同時,停泊下游的炮艦“振武”號遭到法艦合圍亦被擊沉,“飛云”、“濟安”兩炮艦沒來得及起錨,即中炮沉沒。另2艘受傷自沉,2艘中炮被焚。至14時30分,福建海軍的11艘艦艇全部沉沒或焚毀。停泊在海潮寺前及羅星塔兩側江岸附近的40余只小型炮船及商船亦大部被擊沉、擊毀。此戰,清軍當場陣亡521人,傷150人,下落不明者51人,軍艦被擊沉9艘,傷兩艘,法軍陣亡5人,負傷15人,軍艦傷3艘。24日11時30分,孤拔率巡洋艦一艘及炮艦兩艘,駛近船廠,開炮猛轟,船廠的倉庫、設施及即將竣工的一艘巡洋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毀。此后,法艦沿江而下,逐次擊毀兩岸炮臺。8月27日起,法艦炮轟閩江入海口的長門、金牌炮臺。30日,法國艦隊駛離閩江。
第三階段
基隆二戰
中法戰爭第三階段從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國正式宣戰,到1885年4月清政府下令停戰,戰爭除在東南沿海繼續進行之外,主要戰爭在中越邊境。法國政府決定采取以戰逼和的策略,1884年9月底,法艦隊司令孤拔奉命率兵艦再次進犯臺灣,法軍分兵兩路,由孤拔率主力艦隊進攻基隆,由利士比率另一支艦隊進攻滬尾(即淡水港)。臺灣防務大臣劉銘傳將主力撤至距基隆80里的滬尾,重點保衛臺北府城。10月1日法軍在基隆市登陸,因疑清軍有埋伏,不敢貿然前進,至4日攻占基隆后始發現是一座空城。10月2日晨6時35分,守衛滬尾的清軍采取先發制人的戰術,比法軍預定的開戰時間提前3小時半,先行向法艦開炮,法軍措手不及,3艦受創,雙方炮戰持續至下午4時。次日,孤拔派艦馳援,使攻擊滬尾的法艦增至7艘,海軍陸戰隊約600人。10月8日上午10時,法海軍陸戰隊強行登陸。劉銘傳指揮守軍奮勇反擊,激戰3小時,法軍敗退海上。這一仗擊斃法軍“拉加利桑尼亞”號戰艦陸戰隊司令方丹,以及“雷諾”號的見習軍官羅蘭和狄阿克。此戰,據清軍戰報,法軍共被擊斃300余人,溺死七八十人,受傷百余人;清軍傷亡200余人。據法軍統計,法軍死17人,傷49人。據海關統計,清軍死80人,傷200人。
臺海之戰
法軍戰敗后,調集其遠東艦隊全部艦只封鎖了臺灣海峽。1885年1月中旬,總兵吳安康奉命率南洋水師軍艦5艘從上海出發援臺,孤拔率法艦隊7艘北上阻截。2月13日,雙方艦隊在浙東石浦附近洋面遭遇。吳安康率“開濟”等3艦擺脫法艦追擊,駛入鎮海口內;“澄慶”、“馭遠”兩艦因航速較慢,駛入石浦港。2月15日(農歷正月初一)凌晨3時半,法魚雷快艇進港襲擊“澄慶”、“馭遠”,兩艦發炮還擊,但見港口已被法艦封鎖,“恐船資敵用”,被迫“開水門自沉”。10多天后,孤拔發現南洋海軍3艦已泊入鎮海港,便率艦隊鎮海直撲鎮海口外洋面。在法艦進犯之前,浙江巡撫劉秉璋、提督歐陽見利、寧紹臺道薛福成等官員已經采取了各種防范舉措,在鎮海海口釘木樁、沉石船以阻敵艦;在南北兩岸的金雞山和招寶山上增筑炮臺,調集兵力萬人,扼險駐守。南洋3艦也作好了協同作戰的準備。從3月1日法軍向鎮海守軍正式發起攻擊起,至3月20日,法軍的多次進攻或偷襲均被守軍以炮火擊退,法艦多艘受傷,官兵傷亡數十人,孤拔本人也中彈受傷,法艦隊隨即撤走,鎮海之戰再次以法軍失敗而結束。3月30日,法艦隊占領澎湖列島,以為基地,孤拔之后在6月11日死于澎湖島上。
鎮南關大捷
法軍按照預定的東攻臺北、西取諒山省的作戰方針,在進犯中國東南沿海的同時,又在中越邊界地區增調軍隊,發動進攻。清政府自宣戰后,確定了沿海防御、陸路反攻的作戰方針。擔任反攻的是東線的桂軍以及西線的滇軍和黑旗軍。1884年9月中旬,東線桂軍8000人兵分兩路向北圻進軍,進抵船頭(今陸岸)、郎甲;廣西巡撫潘鼎新率部駐扎諒山,策應兩路。10月,法軍司令尼格里率法軍主力3000人攻占郎甲;進攻船頭的另一支法軍則遭到桂軍的反擊,形成對峙,因潘鼎新未及時增援,駐守船頭的桂軍見郎甲失守,后援無望,被迫后撤。法軍因后援不濟亦暫取守勢。與此同時,西線的滇軍和黑旗軍進圍宣光城,但東線桂軍卻未能及時以主力反擊,策應西線進攻,而是株守諒山省。
1885年2月4日,法軍司令尼格里率法軍主力7000余人,集中優勢火力,向東路桂軍發起猛攻。潘鼎新指揮失當,戰勝不追,戰敗即退,最后放棄諒山,退入關內。2月13日,法軍占領諒山。23日,法國攻下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今廣西友誼關)。諒山、鎮南關失守,形勢危急。新任兩廣總督張之洞起用年近七十的老將馮子材及王孝祺分率粵軍18營援桂。馮子材的軍隊未到之前,清軍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前線的兵力共有50余營,2萬多人。潘鼎新為推卸責任,諉罪于馮子材援軍來遲。張之洞得知情況后,立即電奏朝廷,為馮子材申辯。同時令馮子材任廣西關外軍務幫辦,授以鎮南關前線指揮權,允許他相機行事。馮子材團結各軍將士,廣泛聯絡邊民,加緊修筑工事,作好了反擊侵略軍、收復鎮南關的準備。法軍見中國軍民聲勢強大,便炸毀鎮南關,退駐關外30余里文淵城。馮子材率軍移至關內8里處關前隘,并在關前隘兩旁的山嶺上趕修炮臺,筑起了一道三里多橫跨東西高嶺的長墻,進行了周密布防。同時主動出擊法軍占據的文淵城,打亂法軍的侵略部署。
3月23日上午10時30分,法軍1000余人分兩路直撲關前,另一路1000人作為預備。馮子材率所部及王孝祺部正面迎敵,奮勇抵抗;各路清軍相互配合,或抄襲敵后,或斷敵補給。次日晨,法軍分3路再次進攻。馮子材身先士卒,奮勇殺敵,清軍夾擊反攻,三面合圍法軍,當地各族民眾,紛紛前來助戰。激戰至傍晚,法軍全線崩潰。清軍乘勝反攻,27日攻克文淵,29日收復諒山省。法軍指揮官尼格里重傷,法軍被逐至郎甲以南。此戰,清軍18個營約8000人迎戰,法軍參戰兵力共計2137人,清軍傷亡400余人,僅在鎮南關前隘一地便殲滅法軍近300人,其中擊斃法軍74人,擊傷213人。法軍受到重挫。在西線戰場上,從1884年10至1885年3月,法軍占據的宣光城一直被黑旗軍和滇軍圍困。在鎮南關激戰的同一天(3月23日),黑旗軍和滇軍在越南義軍的配合下,在臨洮大敗法軍,收復廣威府等十幾個州縣。正當他們準備進攻宣光之際,清政府頒布了停戰詔書。
戰爭結果
中法議和
中法戰爭爆發后,各方圍繞“和戰”問題的外交活動和秘密談判幾乎就沒有停止過。清政府統治者害怕戰爭拖延下去會激起“兵變”或“民變”,希望尋機與法國議和。自光緒十年九月(1884年10月)以后,李鴻章在慈禧支持下不斷與法國接觸,對清政府的求和要求,法國開始予以拒絕。光緒十年十一月下旬(1885年1月初),法國因在各戰線侵略受挫卻改變態度,茹費理內閣為擺脫困境,開始表示愿與中國談判。同時,在華處于優勢地位的英國擔心法國侵華會影響其既得利益,于是采取強硬態度,公開反對法國擴大戰事,并借法軍攻占諒山省之機,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授意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出面活動。隨著中法戰場形勢的急劇變化,鎮南關大捷本來使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都處于相對有利的地位,此時清政府主張乘勝而收。赫德也一再向清政府施加與法議和的壓力。清政府決意乘勝求和,授權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的英人金登干于4月4日與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畢洛在巴黎簽訂了《中法停戰條件》,主要內容為:承認中法《簡明條款》有效;雙方立即停止敵對活動,法國撤除對臺灣的封鎖,中國從越南撤兵;法國派大臣一人至天津市或北京商定所訂條約的細目,然后再由兩國訂立撤兵日期。于是,清政府頒發停戰詔令。上諭傳至前線,將士們拔劍砍地,扼腕憤痛,不愿退兵。全國不少地方也先后通電譴責和議。張之洞也接連電奏朝廷請求延緩撤兵,提出寬限十日或半月撤兵,但三次電奏力爭都受到清政府的申斥。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授權李鴻章在天津與法駐華公使巴德諾談判中法正式條約。中法和約的談判,是由法國把事先擬定的條約草案交給金登干,由他電告羅伯特·赫德,赫德再交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待清政府提出修正意見,其間也征求李鴻章的意見,然后再經赫德交金登干,由其與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副司長戈可當具體磋商。李鴻章和巴德諾在天津市的主要工作是核對細節和約文。6月9日,《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即《越南條款》或《中法新約》,又稱《李巴條約》)在天津簽訂,中法戰爭結束。
戰爭影響
1885年11月28日,《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條約在北京交換批準。主要內容有:清政府承認法國與越南訂立的條約;在中越邊界上指定兩處為通商口岸,一處在保勝以上,一處在諒山省以北,允許法國商人在此居住,并設領事;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同越南邊界的進出口貨物應納各稅,照現在通商稅則較減;訂約后6個月內,由中法兩國各派官員赴中國與北圻交界處會同勘定中越邊界。中國日后修造鐵路時,應與法國商辦;法軍撤出基隆市、澎湖。該條約的簽訂,使中國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法國獲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由此,越南變成法國的殖民地;中國開放西南部邊境,使法國獲得了通商滇桂之權,為法國從中國汲取最大的商業利益奠定了基礎;中國允許法國在中國建造鐵路,為法國工業開辟了一條出路。在隨后的1886年到1888年,根據《中法新約》的約定,清政府又被迫與法國簽訂了《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1886年)、《中法界務條約》(1887年)、《中法續議商務專約》(1887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法國又得到很多權益。中國西南門戶洞開,法國侵略勢力以中南半島為基地,長驅直入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廣州灣,并使之一度納入法國的勢力范圍,為法國進一步侵略中國,進而爭霸遠東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鎮南關大捷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也是法國發動侵越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慘敗,此役之后,法軍雖然很快增兵近二萬人,但并未輕易毀約重戰。在巴黎,法軍在戰場上失敗的消息加劇了法國人民對朱爾·費里內閣的不滿,巴黎的報紙將法國在鎮南關的失敗,比為1815年拿破侖·波拿巴在滑鐵盧的覆沒。巴黎人民紛紛走上街頭,高呼打倒茹費理的口號,要求茹費理立刻下臺,斥責他“幾使巴黎鬧成革命”。法國的反對黨也乘機猛烈抨擊茹費理“是國家的蟊賊”。茹費理內閣在各界譴責聲音中倒臺。
中法戰爭對中原地區早期現代化的演變也產生了影響,清政府針對中國海軍力量薄弱的問題,開始加快了海軍早期現代化的進程,于1885年10月設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負責管理和指揮全國海軍,同時擴充北洋水師,并于1888年正式成軍。清政府也深感臺灣在國防上的重要性,亦于1885年10月決定臺灣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以劉銘傳充任。定彰化中路(今臺中市)為省會,設首府曰“臺灣府”(省會未建成前,先以臺北市為施政中心),全臺共有三府(臺灣、臺北和臺南市)、一直隸州(臺東縣)、十二縣、五廳。劉銘傳在臺灣倡行自強新政,加強海防建設,推動了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臺灣的早期現代化發展。
中法戰爭促進了中國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維新人士不僅積極主張學習西方長技,發展近代工業,也開始明確要求改革君主政體,仿效西方建立“君民共主”政制。中法戰爭也導致了晚清政局發生重要變化。光緒十年(1884年)的“甲申朝局之變”使清流人士遭受打擊,其后果即是朝政的日益腐敗。從中法戰爭后到甲午戰爭前的十年間,中國雖被外國人視為在亞洲的四強(中、法、英、俄)之一,但邊疆危機依然存在;自強新政在近代軍事和近代工業方面有所擴展,但在制度性改革方面則少有進步,為此后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埋下了伏筆。
相關評價
中法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反侵略戰爭,后世學者評價多有不同。當代歷史學者鄭天挺、南炳文在所著《清史》一書中評價認為,“中法戰爭是中國人民正義的反對侵略且取得勝利的戰爭,然而被清廷所葬送,造成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的可悲局面。”學者廖宗麟在《試論中法戰爭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認為中法戰爭“在政治上改變了中國的政局,開創了慈禧獨裁統治的時期,深刻影響了晚清歷史的發展進程”。而學者關威在《講授中法戰爭史有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認為,“乘勝即收是清政府鑒于中法戰場的軍事形勢以及中國的周邊環境,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委屈求全的對策,乘勝即收與“投降賣國”畢竟不能相提并論。”學者沈渭濱在《慈禧在中法戰爭中的作為》一文也認為“慈禧在中國近代史上也并非一無是處,她在中法戰爭中支持“黑旗軍”援越抗法,并采取調換中樞、以戰促和等手段,所簽訂《中法天津條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損害最少的條約。”學者周長山、劉祥學、賓長初在《廣西通史》一書中評價“中法戰爭期間,中越兩國都是法國的侵略對象、都是受害者,清政府的援越抗法以及后來的對法宣戰,雖然主要是為了鞏固和維護自身的封建統治,但在客觀上也是與中越兩國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學者王遠志在《30年來中法戰爭研究述評》一文中評價“中法戰爭相對于中國近代史上其它幾次戰爭而言,勝利的戰例還是比較多的,有其成功的經驗。”
相關研究
學界對中法戰爭予以較多的關注和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關于中法戰爭的主要專著有牟安世的《中法戰爭》、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和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的《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分別對法國侵略越南與黑旗軍的抗法斗爭、中法戰爭的爆發及其經過、中法會訂越南條約與越南人民反抗法國殖民者的斗爭的經過和及中法戰爭前后各方交涉的文獻資料、檔案、條約等進行了記述。同期主要論文有司綬延《中法戰爭》(《歷史教學》、劉汝霖《六十年前劉永福黑旗軍在越南的反帝斗爭》、丁名楠《關于劉永福的評價問題》、萬次夏《1884年年的馬江戰役》、趙捷民《劉銘傳在臺灣的抗法問題》、陸方《試論劉銘傳》、鄭逸梅《中法戰役炮擊孤拔之周玉泉》、李明仁《1884年香港罷工運動》、王崇武《中法戰爭時法國天主教在中越兩國的活動情形》、胡益祥《中法戰爭前法國企圖從越南向中國進行擴張的陰謀活動》和《中法戰爭期間美國的陰謀活動》、沈奕巨《評牟著〈中法戰爭〉——和牟安世同志商中法戰爭的幾個問題》等,論題主要涉及法國天主教在越南的活動、中法戰爭前法國對中國西南的侵略擴張、劉永福與黑旗軍、馬江戰役、鎮南關大捷、中法戰爭期間美國的活動,以及馮子材、劉銘傳、李鴻章等重要歷史事件人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國內學界有關中法戰爭的論著趨向豐富。其中有黃振南《中法戰爭史熱點問題聚焦》、廖宗麟《抗法名將劉永福》《中法戰爭史》《鎮南關大捷雜考》、楊萬秀、吳志輝《劉永福評傳》、劉子明《中法戰爭始末》、田心《中法戰爭與云南》、鄭劍順《甲申中法馬江戰役》、龍永行《苗族抗法英雄項從周》、楊法慧、李堅《抗法英雄項從周》、李峰《曾紀澤與中法越南交涉》、唐上意《中法戰爭與張之洞》、梁初陽和李永芳《晚清中法滇越劃界與滇南邊防建設研究》、吳新奇《中法戰爭后廣西邊境通商之議及其論爭》、何圳泳《中法戰爭期間順德團防總局的設立及其意義》、王琪穎《中法戰爭時期日本輿論的臺灣觀——以<朝日新聞>為中心》等,在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加強了對清朝統治階級的研究。其中包括對歷史人物、清政府內政外交、歷次戰役的考證、戰略和戰術、晚清國防政策的轉變、中法戰爭前后的臺灣海防變化、涉及中法戰爭期間民眾動向、涉及各方列強的調停干預活動、中法戰爭后法國金融資本對我國的侵略、戰后在宗教與文化思想方面的影響等多方面研究。在中法戰爭資料整理與出版方面的著述有廣西壯族自治區通志館編《中法戰爭調查資料實錄》、炎明主編《中法戰爭鎮海之役史料》《福建文博》、張振鹍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法戰爭》等。
相關作品
書籍
影視
參考資料 >
【中法戰爭,中國果真“不敗而敗”?】.新浪微博.2025-05-13
1885年6月9日 《中法新約》簽訂.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政府.2026-01-28
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抗法保臺.人民網.2025-05-31
中法戰爭文獻匯編.豆瓣讀書.2023-06-02
中法戰爭史熱點問題聚焦.豆瓣讀書.2023-06-02
中法戰爭 第一冊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豆瓣讀書.2023-06-02
不敗而敗--中法戰爭.豆瓣讀書.2023-06-02
越南與中法戰爭.豆瓣讀書.2023-06-02
中法戰爭史.豆瓣讀書.2023-06-02
中法戰爭管窺.豆瓣讀書.2023-06-02
中法戰爭.豆瓣讀書.2023-06-02
《申報》與中法戰爭研究.豆瓣讀書.2023-06-02
馬江之戰 (1992).豆瓣電影.2023-06-02
走向共和 (2003).豆瓣電影.2023-06-02
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 (2003).豆瓣電影.2023-06-02
鎮海保衛戰 (2013).豆瓣電影.2023-06-02
龍之戰 (2017).豆瓣電影.2023-06-02
《一百三十年前的較量》.央視網.2023-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