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謙（1842年—1917年），字益吾，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二年（1842年8月6日）出生于湖南長沙營盤街，清末民初教育家、史學家、經學家、訓詁學家、實業家。
王先謙四歲時跟從大兄王先和在家塾中學習，十六歲時參加鄉試落第，二十歲時父親去世，家道中落，王先謙投筆從戎，次年二月辭歸。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九年（1870年）之后，多次擔任各地鄉試的考官。光緒六年（1880年），升任至國子監祭酒。光緒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年），被外放授江蘇省學政，任滿后專心講學，先后任職城南書院（1891—1893年）、湖南大學岳麓書院（1894—1903年）山。戊戌變法期間，他極力反對康梁維新，在其把持下的岳麓書院成了當時湖南省頑固派的堡壘。清末新政期間，擔任過湖南第一師范學院館長、學務公所議長、湖南鐵路局名譽總理等職。辛亥革命后，對時事不滿閉門著書。1911-1914年間僻居平江縣校勘自著書籍《詩三家義集疏》、《虛受堂詩文集》等，同時還整理其父遺作《詩義標準》，民國六年（1917年），逝世于長沙市，葬于涼塘舊莊，享年七十六歲。
王先謙一生治學勤勉，廣涉經、史、子、集，著述宏富，于經史考據貢獻尤大，是晚清學術界重要的一位大師。他治學重考據、校勘。編有《皇清經解續編》《十朝東華錄》《續古文辭類纂》等。著有《漢書補注》《后漢書集解》《荀子集解》《詩三家義集疏》等。詩文集有《虛受堂詩文集》。代表作《漢書補注》。與王先謙同時代的學者瞿鴻禨曾說，自古以來，人才非常多，做事有功績和著書立說一直以來就像兩條不同的道路，能兩者兼顧的非常少見，其中著述如此宏富的，更加罕見，也只有葵園先生是這樣的人了。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二年（1842年8月6日），王先謙出生于湖南長沙營盤街。四歲時，王先謙開始在家塾中跟從大兄王先和學習。兩年后，王先謙的父親王錫光給其起名先謙，字益吾，父親開始教他學詩文，學習杜甫、蘇軾的詩。咸豐二年（1852年），王先謙跟隨縣學生閔振瀚學習，并先后隨從縣學生林樹榮、黃錫濤學習時文。五年后，王先謙參加縣試和府試，都名列前茅，于是進入縣學，后來參加鄉試落第。三年后，參加科試，中一等第八名。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61年3月28日），王錫光過世。隨著父親的去世，王先謙家里也逐漸窮困，同年六月，王先謙受其父好友胡心泉及兄友李謨引薦投筆從戎。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王先謙辭軍南歸。九月，王先謙參加鄉試中舉人第四十名。次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王先謙參加散館考試，位列一等第六名，被授翰林院編修。
主持闈場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王先謙被任命為云南省鄉試副考官。五年后，大考中二等成績，升官擔任中允一職，同時擔任日講起居注官。期間王先謙多次上書講明要防止進言之路出現弊端，并請求籌備東北地區的防備事務，還要求彈劾云南巡撫徐之銘。次年六月王先謙出任浙江省鄉試副考官。光緒三年（1877年）正月，王先謙轉補左中允。八月，王先謙上奏請求修改編訂《穆宗毅皇帝圣訓》。九月，實錄館的書編輯修訂超過總數的一半，總裁上奏朝廷請求獎賞為此次工作貢獻大的人員，王先謙位列其中。
任國子監祭酒
光緒六年（1880年）四月，王先謙升補國子監祭酒，不久刊刻《國朝試律詩鈔》《館課詩存》。第二年4月19日，曾紀澤自巴黎來函，談及到俄改簽條約的事，并勸說王先謙出國游歷。王先謙復函中談及對時局的看法，以照顧母親為由婉拒出洋請求。九月初六（10月28日），左宗棠補授兩江總督。王先謙向宗棠請籌太學經費，給諸生增加津貼。左宗棠答應到江督任職后撥款。
光緒八年（1882年），因父母去世歸鄉，卸官回鄉服喪。三年期滿之后再次出任國子監祭酒。同年二十三日，奏《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折》。同年，王先謙出任江蘇學政。十一月，王先謙在江陰南菁書院開設書局，匯刻先哲箋注經史遺書，并捐千金為倡。次年三月，王先謙重修學署后花園，即“寄園”，搜集存雪亭詩碑重建碑廊，名曰“墨華”，并建“永慕廬”三間，俸父母之遺像。又建“虛受堂”為“朝夕讀書游憩之所”。
光緒十四年（1888年）由于太監李蓮英張揚跋扈，王先謙上疏請求懲戒李蓮英，沒有得到回復。八月初十日（9月15日），奏《交卸后請假兩月回籍修墓》一折，奉旨準假兩個月。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31日），王先謙抵長沙市，住在喻家巷族祠公屋。
重新任職
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月，王先謙假期已滿，便呈請湖南巡撫王文韶替自己上奏稟明朝廷自己不能留任，卸任江蘇省學政一職，回長沙定居。次年正月，王先謙應郭嵩燾之請，主講思賢講舍。并于講舍內設一書局，搜刻書籍。又一年二月，王先謙任城南書院院長，并推薦楊書霖主講思賢講舍。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王先謙所刻《釋名疏證補》八卷即將完成成。次年五月，王先謙刻《葵園校士錄存》成，自己作序。十月后，王先謙先是參與創辦寶善成機器制造公司，又籌議開辦學堂。十二月，王先謙與公司諸紳上書陳寶箴，呈請設立時務學堂。陳寶箴接到稟呈后很快批準，并責成公司、學堂歸并辦理。
與戊戌事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王先謙聯絡熊希齡、張祖同等六人，建議在湖南省設立時務學堂。湖南時務學堂成立后，湖南巡撫陳寶箴任命熊希齡為總理，王先謙致函熊希齡表示全力支持他辦學堂，并建議邀請梁啟超為總教習，遂有熊希齡聘梁啟超、韓文舉、唐才常等維新人土任教習。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下半年，隨著維新運動高漲，王先謙開始轉變立場，攻擊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啟超等“傷風敗俗”，“志在謀逆”，“專以無父無君之邪說教人”，使學生“不復知忠孝節義為何事”；指斥南學會和《湘報》宣傳民權平等學說為“一切平等禽獸之行”，“背叛圣教，敗滅倫常”。并糾集張祖同、葉德輝等提出《湘紳公呈》，呈請巡撫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驅逐熊希齡、唐才常及梁啟超等維新人士。又致書陳寶箴，提出停刊《湘報》。還串通省內劣紳，鼓動岳麓區、城南，求忠三書院部分學生，齊集省城學宮，商定所謂《湘省學約》，用以約束士人言行，對抗新思想傳播。及至戊戌變法失敗后，其門人蘇輿編輯《翼教叢編》一書，集中攻誣變法維新，并頌揚王先謙能事先“洞燭其奸，摘發備至”。
新政間事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唐才常等所領自立軍起義失敗，王先謙、葉德輝等人向巡撫俞廉三告密，搜捕殺害自立會人士百余人。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學堂漸興，王先謙仍主講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兼任湖南師范大學館館長。旋以“人心不靖”，“邪說朋興，排滿革命之談充塞序”，遂不復至館。同年，岳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省巡撫岑春蓂會咨學部，任為湖南學務公所議長，同年奉派為湖南鐵路局名譽總理。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學部奏派王先謙為湖南學務公所議長；六月，湖廣總督張之洞禮聘為“存古學堂”名譽總教習，以衰病辭。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湖廣總督陳夔龍、湖南巡撫岑春蓂將王先謙著作《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進呈朝廷，奏請賞給內閣學士及三品卿銜。清廷嘉獎，賞王先謙內閣學士銜。
身陷政治風波
宣統二年三月初四日（1910年4月13日），湖南省災荒，因葉德輝屯糧萬余石，激起“長沙搶米風潮”，長沙搶米風潮爆發，湖南巡撫岑春蓂對要求平價售米的饑民采取高壓手段，命令軍隊開槍掃射，殺死居民20余人。黃自元等紳以王先謙的名義致電署湖廣總督瑞瀓，請求撤換岑春蓂，并將王先謙位列首名。十六日，長沙市又發生焚燒撫署事件。湖廣總督清廷責令瑞查奏。四月，瑞瀓遷怒并降罪于士紳，將布政使莊賡良罷免后，王先謙也遭到降五級的處分。王先謙致電瑞瀓辨白，瑞瀓置之不理。等到瑞瀓奉命查奏此事，所派二員是與王先謙有仇隙的候補道任筱堂的門生。瑞瀓根據所派二人的回奏上報，之前湖南地方籌辦建倉賣糧，是因為王先謙等人帶頭持反對，才導致事情拖延的，導致處分王先謙的命令下達后，咨議局議長譚延闿等湘籍官吏和郵傳部侍郎胡祖蔭代為開脫，都未能奏效。
晚年去世
1911年至1914年王先謙僻居平江縣，生活困頓。直至1914年年底，王先謙才在平江北鄉的煙舟蘇家完全安頓下來。期間閉門著書，1913年續撰早歲所草之《詩三家義集疏》，凡二十八卷。1915年，成《元史拾補》十卷，印行《葵園四種》，校刊所著《后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卷首一卷。1916年，成《外國通鑒》三十三卷。1917年，歲次丁已，自訂年譜記至是年止，全年僅“寓涼塘”三字。
民國六年（1917年），王先謙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0日），葬于涼塘莊。
人物作品
經學
經學方面，王先謙一方面繼承湖湘學派傳統學風，以理學為其治學指導思想；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樸學。他編《皇清經解續編》，此書卷浩繁，共1430卷，共收111家209種書，其中很多是清代學者考訂訓釋的成果，可以考見清代經學的演變以及清人對古代史、語文學、考據學的研究成果，“雖不如文達之精萃，而有清一代漢學家經師經說每賴以傳”，因而被譽為“維持文獻之功，阮氏而后首推先謙矣”。他還撰寫了《尚書孔傳參證》三十六卷，序例一卷，用表一卷，集中體現了其經學思想，堪為其治經的代表作。以及《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參匯眾說，集齊、魯、韓三家之舊義，并擇取近世治《傳》《箋》之學者，折中異同，竊附己意而成，期于“破除墨守，暢通經旨”。
史學
史學方面，他治史的方法大體遵循乾嘉學風，注重校勘。其仿經疏體例注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注》。其次則是《后漢書集解》，合唐李賢及清惠棟兩家注，并廣征古說，不僅對原書詳加校訂，而且勘合記傳異同，糾正記載之訛誤，對名物典章制度也進行了詳細的詮釋，為《后漢書》作注的集大成者，歷來為史家所寶。還有其《新舊唐書合注》也頗見功力，被譽為“可省翻檢之勞，故為有用之作”。此外，王先謙治史一重要貢獻在其所著《十朝東華錄》。他在前人蔣良驥所編自努爾哈赤至雍正五朝《東華錄》的基礎之上，增修了乾隆、愛新覺羅·颙琰、愛新覺羅·旻寧、咸豐、同治五朝，合稱《十朝東華錄》。
在晚清經世學風影響下，隨著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以及中西文化的沖突融合，王先謙治史也不再局限于本國，他開始著述外國史地，其中以《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為其代表。
在校勘史籍方面，他用三十年時間加以悉心考訂而成《合校水經注》，以殿本（戴震《水經注》校本）為底本，與朱謀瑋《水經注解》、趙一清《水經注釋》初刻本以及孫星衍校本等加以對照，并博采前人研究《水經注》的成果，存眾說于一編，成為乾嘉以來集酈學之大成，被我國現代酈學大師鐘鳳年先生譽為“近百年來通用之作”。他還獨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郡齋讀書志》《天祿琳瑯書目前后編》《魏書校勘記》《鹽鐵論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錄學者的重視。其中《鹽鐵論校本》被郭沫若、楊樹達著書時參考取材。其校訂的堪稱善本的《世說新語》也被當代著名文獻學家余嘉錫作為底本而作成《世說新語箋疏》。此外，他研究版本，不單單是循乾嘉舊軌偏重于校和考訂，而是通過對前前后后各種版本的得失辨析來述明學術源流。如其《漢書補注序例》就詳細論述了自顏注《漢書》以后幾十種《漢書》刊（注）本內容的異同，質量的優劣，以及各自的特色，使學者能比較方便的進入學術的堂奧之中。《后漢書集解述略》更是把這一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終其一生，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埋頭于史籍的注釋和校勘，又注意現實，放眼世界，為撰寫當代史、外國史地做出了有益貢獻，實不愧于一代歷史學大師。
語言學
語言學方面，王先謙撰寫了《釋名疏證補》，在畢沅《釋名疏證》的基礎上認識到其聲訓材料對偶源學、語音史以及文化史研究的意義，因而不僅僅局限于文字校勘和名物考證，而是注重脫離形體因聲求義，形、音、義并重，成為清代《釋名》整理研究之集大成。《釋名疏證補》是王先謙在語言學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對于訓、詞匯、音韻學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貢獻。
諸子學與文學
諸子學方面，王先謙精研百家，著述頗多。其撰寫的《荀子集解》用王念孫《讀書雜志》體例，取諸家校本，參稽考訂，補正楊驚數百事，其中頗有精辟之見。他還寫了言簡意明的《莊子集解》，說明“后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豈咎在書哉”。
文學方面，，王先謙的一大貢獻在于其繼姚鼐《古文辭類纂》之后又編寫了《續古文辭類纂》，還編選了取材豐贍，斷制精嚴的《駢文類纂》和注重雅潔、反對浮艷的《律賦類纂》，還著有頗多新解的《漢鐃歌釋文箋證》以及門人為其編選的《虛受堂文集》《虛受堂詩存》《虛受堂書札》。
人物思想
政治
王先謙的社會主義比較復雜，早在光緒初年，他就意識到“當時之要，惟在商務、海軍”，要求學習西方，“精求船械之利”，同時，他多次建議開礦興商，創辦近代企業，并提出“官辦不如民辦”，主張扶植、保護和獎勵民間工商業。之后，王先謙又編印了近代先行者郭嵩燾的遺集，作序稱其為“魁奇特杰之士”。維新初起，王先謙就呼呼“百度維新”，“力圖自強”。他撰文坪擊舊科舉制度，改革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課程，增加算學、譯書等新科目，勸閱《時務報》，創設湘省第一個近代制造公司，領銜請設時務學堂，在湖南省前期維新中起了一定作用。當時的維新人士也曾評價他“提倡新學，樹之先聲，可謂良能，用心亦良苦矣”。但是王先謙所主張的只是學習西方自然科學，而反對涉及封建政治制度和傳統的倫理道德。1898年春，他給吳學競的信中對學習西方表示了三點意思：第一，西方自然科學及制造工礦技藝都必須學；第二，學西方的目的是于危亡之中尋一條自強自救的出路；第三，但西教西南政法大學均不可學。
經濟
王先謙以實事求是的學風，逐漸拋棄了傳統儒學重農抑商、貴義賤利的陳腐觀念，而以篤實態度投入到富民強國的行列中。面對清廷岌岌可危之勢，王先謙提出了振興工商以富國的主張。這種工商興國思路，既順應舉國辦洋務的趨勢，亦符合“異質文化之接觸始于物質的規律”，也與當時清廷急切想憑富強以增強御辱能力的愿望相吻合。在創辦公司的實踐中，王先謙體悟頗多，因此主張民辦，提出轉變政府行為，采取獎商、護商、興商的舉措。為提高商人積極性，他建議政府對商人“以爵秩獎勸之”。
文化
王先謙學術成就眾多，其學術思想也相當廣闊豐厚，值得探討。從他的學術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治學時古今共轍、諸子并蓄、中西兼容，而非僅聽一家之言，并且他將考據之學與經世致用之學熔為一體、將江浙學派與湖湘學派冶為一爐，著述不學派，亦不因政治觀點不同而于學術上加以取舍，同時他治學嚴謹，堅持實事求是，實有大家之風。
教育
王先謙先后在云南省、江西省、浙江省的鄉試中擔任考官，任職期間不遺余力地搜羅人才。在江蘇省任職時，王先謙廣籌經費，每次都選拔才子進入書院，并且親自進行督促教導，給勤奮好讀的人獎勵激勵他們進行讀書，成就了很多人才。舊官一律還家，主張思賢讓位，岳麓區、城南兩個書院所培植出來的人才，尤其的多。其教育主張是：反對空談提倡實學、學以致用、反對新學、主張教育改革。首先是提倡在傳統教育下對國子監進行改革，監生結構應時而變，根據國家實情以及科考后的士子狀態對國子監生源結構進行改革，顯示出對人才的重視和對儒家經世致用思想的應用。其次是教材選用的審時度勢，王先謙根據實事的變化，在儒家經典中尋求辦法，凈化士子之心，防止其“夷化”。最后提出以留學的方式引進西式教育，為國家培養先進人才。
人物評價
東海居士徐世昌說：“同光以還，詞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稱葵園無異詞。其督教勤懇，士類至今猶樂道之。雖晚遭奇謗，頗頷以終，而直節垂聲，遺書傳世，足動高山之仰，匪止湘學之光焉。”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說：“門庭廣大，博洽多通，根雄厚，實非泛泛涉獵者比。觀其文集所載諸書敘錄，于學術源流，經說得失，辨析至明，知其了然于學術門徑，諄諄以勸學為亟，對于湖湘后勁猶有擁慧清道之功，自是清末一大學者，影響至為深遠。”
家族成員
人物故事
據《新世說》記載，王先謙能得江蘇省學政職位，乃是因為他賄賂了慈禧的太監李蓮英，并且考慮到這件事可能在以后對他的名聲造成影響，他便彈劾李蓮英張揚跋扈，上疏慈禧請求懲戒李蓮英。慈禧不予理會，甚至對王先謙的上疏感到憤怒，于是王先謙被罷官歸鄉，但他直指李蓮英的行為也使得他聲震朝野。
后世紀念
王先謙故居在長沙城北菏花池（今屬開福區），為其晚年之寓所。
2018年7月9日，《王先謙全集》整理啟動儀式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舉行。
參考資料 >
《王先謙全集》整理啟動儀式在岳麓書院舉行.搜狐網.2024-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