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慎修，又名東原，休寧隆阜（今安徽黃山屯溪區(qū)）人，乾嘉學派代表人物，是清代著名學者、哲學家、思想家、考據(jù)學家和經(jīng)學家。
戴震早年跟隨同郡學者江永學習，并在家中撰寫了《籌算》（后改名《策算》）《考工記圖注》等多部著作。戴震在約1748至1750年間撰寫了《爾雅文字考》十卷，但書稿未能刻印。1754年，戴震因撰寫《族支譜序》激怒了豪族，離開家鄉(xiāng)到北京市避難，期間參與了秦蕙田幕編撰《五禮通考》的工作。在1756年，戴震在吏部尚書王安國家中教授其子王念孫。戴震在1762年的鄉(xiāng)試中成功中舉，但多次參加會試卻未能成功。1769年，戴震被聘為《汾州府志》的修撰，后于1773年被任命為四庫館修。在四庫館主持經(jīng)部校勘期間，戴震校勘和校成了16種典籍，并撰寫了200多篇提要。戴震對《水經(jīng)注》進行了詳細的校訂，其校訂本得到了愛新覺羅·弘歷的高度評價。由于在學術上的成就顯著，戴震在1775年被準許參加殿試，賜予同進士出身，并被授予庶吉士的職位。1777年5月27日，戴震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五歲。
戴震的主要思想主要涵蓋哲學、理學、自然人性論三個方面。他的作品包括《籌算》《六書論》《轉語》《爾雅文字考》《考工記圖注》《勾股割圓記》和《聲類表》等。他的著作《孟子字義疏證》對后來的學術思潮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戴震的思想和理論深受其師江永的影響，并培養(yǎng)出了段玉裁、洪榜、孔廣森等著名清代中后期的徽派建筑樸學家。他在樸學、音韻學、訓學、史地球科學、校勘學、自然科學等領域均有重要貢獻和影響。梁啟超評價他為：“清朝學者第一人。”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戴震，字慎修，又名東原，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農歷十二月二十四日（公歷1724年1月19日）出生于休寧縣隆阜一個有著顯赫家世的家族，他的曾祖父是戴景良，曾祖母邵氏兄弟，后來續(xù)娶了王氏。戴震的祖父戴寧仁被追贈文林郎，祖母是程氏。父親戴弁也被追贈文林郎。戴震的妻子朱氏被追贈孺人。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生前都未曾擔任官職。
戴震在十歲才開口說話，他熱衷于學習，學習閱讀各種書籍，能夠每天背誦多篇文章。他研讀了包括《大戴震與不疏園——從不疏園首稱大弟子到四庫全書館首席經(jīng)學大師學》《孝經(jīng)》在內的多部儒家作品，表現(xiàn)出對傳統(tǒng)文化的興趣和理解。戴震在學習過程中，對孔子和曾子的教義產(chǎn)生了深刻的疑問，特別是關于它們的原旨和解釋。他詢問老師如何能確定這些教義真的出自孔子和曾子。戴震在少年時期對字義的透徹理解，特別是通過《說文解詞》的深入研究，展現(xiàn)了他對漢字學和經(jīng)學的興趣。他的方法是將語文學與經(jīng)學相結合的解釋學途徑，這在當時的學術界中是一種創(chuàng)新。戴震通過這種方法，能夠全面掌握《十三經(jīng)注疏》的內容，并對自己所學有深刻的理解和記憶。
名師授業(yè)
戴震十歲到十七歲期間完成了私塾的學習。十八歲時，他隨父親戴弁客居南豐，在邵武市課學。大約在1742、1743年，戴弁帶著戴震去江寧區(qū)拜訪同族人戴瀚，但戴瀚并非戴震心目中的理想老師。戴震二十歲那年（1742年），戴震開始拜徽州府婺源的江永為師。江永，字慎修，與戴震早年的字相同，為表敬意，戴震改字為東原。江永當時已六十三歲，他與戴震因共同的志趣和理想而成為忘年之交。
戴震呂振羽江永就天文歷算問題進行深入討論，解決了多年的疑難問題。他在引用江永的學說時，通常稱江永為“同郡老儒江慎修”。戴震在學術上與江永有深入的交流和討論，特別是在文字學中的轉注問題上。他區(qū)分了字義引申和“六書”的界限，并對江永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江永的指導下，戴震的學問得到了很大進展，他開始考慮貫通群經(jīng)的內在邏輯，從而開啟了他的學術發(fā)軔期。戴震首先吸取了江永自然科學與經(jīng)學相結合的精神，并創(chuàng)作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籌算》一卷，這是一部關于古代計算方法的純粹數(shù)學著作。他后來對原書進行了增改，并改名為《策算》。1746年，戴震完成了《考工記圖注》。江永去世后，戴震撰寫了《江慎修先生事略狀》，對江永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成為后來研究江永的重要文獻。
二十六歲那年（1748年），戴震娶妻朱氏。朱氏不僅理解并支持戴震的學術事業(yè)，還在家庭生活中與戴震互敬互愛，共同維護家庭。在戴震的早期交游中，他與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等人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些人都與戴震同為江永的門生。二十八歲時，戴震曾去參加童子試但落第，并通過程瑤田結識了汪梧鳳。戴震在約1748至1750年間撰寫了《爾雅文字考》十卷，但書稿未能刻印。又在1750年左右開始撰寫《詩補傳》。到了1752年，他完成了《屈原賦注》。
避難入京
1754年，戴震三十二歲時，為了避免豪族的迫害，他單身離開家鄉(xiāng)進入北京市尋求避難。這個決定可能與他之前撰寫的《族支譜序》有關，因為他在該書中提出的一些觀點激怒了掌握族權的人。到達北京后，戴震生活困難，暫時住在歙縣會館。在這期間，他首先與著名學者錢大昕結識，并通過錢大昕的推薦，得以參與秦蕙田編纂的《五禮通考》的工作。戴震在北京的學術交流活躍起來，與包括王昶和紀昀在內的多位學者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交流，逐漸在學術界獲得了認可和尊重。
1755年，戴震開始寄居在紀的家中，這一時期對他后來的學術生涯尤為重要。他在這時醞釀了《方言疏證疏證》的初步構想，并開始了對揚雄《方言》與《說文解字》之間的比較研究。他將《方言》中的內容分抄在宋李燾的《許氏說文五音韻譜》上，為他后來撰寫《方言疏證》做好了準備。后來，他應秦蕙田的邀請，每天都和他一起深入研究《五禮通考》中的“觀象授時”這一領域。在1756年，戴震在吏部尚書王安國家中教授其子王念孫。王念孫和后來的段玉裁都成為了戴震最著名的學生之一。1757年，25歲的戴震在揚州市結識了清代漢學吳派的開創(chuàng)者惠棟。盡管戴震和惠棟分別代表著皖派和吳派，這兩個派別在治學方法上有所差異，但他們在學術見解上存在許多相似之處。這次會面使戴震受到惠棟學術觀點的啟發(fā)，從而影響了他后來的學術道路。
科舉不順
戴震最初在1759年參加鄉(xiāng)試時未能成功，但在1762年的鄉(xiāng)試中成功中舉。1766年，戴震在惠棟去世后于蘇州市拜訪惠棟的遺像，同時與惠棟的兒子惠秉高及其門弟子進行了學術交流。同年撰寫了《聲韻考》《呆溪詩經(jīng)補注》及《原善》上、中、下三篇。1769年，戴震被聘為《汾州府志》的修撰，并撰寫《古經(jīng)解鉤沉序》，開始對宋學進行批判，并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學術立場，這是他學術思想轉變的重要標志。之后，他連續(xù)六次參加會試，試圖獲得進士學位，都未成功。1771年，他修撰了《汾陽縣志》。次年，戴震擔任了浙東金華書院的主講教師。1773年，戴震被任命為四庫館纂修，同年與章學誠在寧波市相識。此后，他繼續(xù)深入研究《方言疏證》，進一步鞏固了他在語言學和歷史學領域的學術地位。
著學以終
在四庫館主持經(jīng)部校勘期間，戴震校勘和校成了16種典籍，并撰寫了200多篇提要。戴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了宋代張淳傳的《儀禮識誤》三卷，并對宋代李如圭的《儀禮集釋》進行了精細的修訂，將其厘訂為三十卷。并編輯出了《九章算術》、《海島算經(jīng)》、《孫子算經(jīng)》、《五曹算經(jīng)》和《夏侯陽算經(jīng)》等重要數(shù)學著作。在校勘《水經(jīng)注》時，戴震采用了嚴謹?shù)姆椒ǎ謩e經(jīng)、注，并制定了三種原則來訂正經(jīng)、注之間的矛盾。他對《永樂大典》本《水經(jīng)注》進行了詳細的校訂，補充缺漏、刪減妄增內容、更正錯誤，其校訂本得到了愛新覺羅·弘歷的高度評價。在1775年的會試中，盡管戴震未能中舉，但他后來因恩準與同年會試中錄取的貢士一起參加殿試，最終被賜同進士出身，并被授予庶吉士的職位。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5月27日，戴震歿于北京市，終年五十五歲。
主要思想
生生者仁，化之不已者道
“氣化即道”的宇宙觀
戴震認為，宇宙中的陰陽五行之氣是“道”的實體，即道的真實內容。這與宋明理學的觀點不同，后者強調“理”作為宇宙的本原和主宰。他認為，天地之氣與人間之事是相通的，人物之生生也本于天地之氣化，即人與自然是一體的。
戴震批評宋明理學家從先驗觀念出發(fā)構建哲學體系，認為這種方式忽視了實際的自然和社會現(xiàn)象。他通過分析漢語的特點來解釋傳統(tǒng)哲學的含義，強調了存在的連續(xù)性、過程論和生命論等中國哲學的特性。
對“形而上”和“形而下”概念的解釋
戴震批評了朱熹關于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標準，他認為這兩者僅僅是氣化流行的不同階段，而非程朱學派所認為的宇宙原理與具體事物的根本區(qū)別。他反對宋明理學中“道”和“理”的超越性，認為宇宙中并沒有程朱學派所說的超越的“道”或“理”。
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戴震認為在“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中，所謂“善”包容最廣，涵蓋天地人物生成發(fā)展之過程與條理，即“生生”與“生生之條理”的關系。在宇宙普遍生命的流行中，天地生生不息的過程是“道”，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謂之“順”。“順”則表明天地人物之道的運行中有其總體與部分的生生之條理、規(guī)律，條理、秩序是其必然，因此謂之“常”。由生生而有生生之條理的常道、常理源自宇宙生命的本然之性，因此謂之“德”(生生之德)。宇宙生命及其變化的源頭是“仁”，它是“生生者”。變化之流是“生生之條理者”即“理”(或"禮"與"義")。按戴震的理解，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無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無不善;人的生命價值與宇宙生命的意義一樣:基于本然之德，歸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順，戴震把這叫“自然之極致”。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qū)以別之名也
戴震打破了理學家們關于“天理”與“理”的神秘性，將其還原為分析的方法及不同類與不同事物的規(guī)定性。戴震將“理”視為一種分析方法和不同類別及事物的規(guī)定性，他強調“理”是明晰事物的條理和秩序，用于條分縷析。他主張回到先秦漢朝的理解，例如《中庸》中的“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和《孟子》中的“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等，強調古人對“理”的理解是平實和直接的。戴震不同意宋明理學對“理”的復雜和抽象解釋，他傾向于更簡潔、直接的解釋方式。他的目的是講述人的規(guī)定性，即人之為人最重要的特性，他認為理義就是這種規(guī)定性的體現(xiàn)。
關于“天理”，戴震認為所謂的“天理”實際上是自然的分理，即天然而然的道理。他指出天地人物各有自己存在的道理，物有物之理，人有人之理。他提出“理”就是不喪失其情，即回報天地人物的施予。同時，他強調“節(jié)制”、“正當”、“公正”是“理”與“天理”的核心。戴震認為情和理應該相互平衡，即在己與人之間都應該有情感的考量，同時保持理性。他強調理義不同于個人意見，理義應是公共認可的、具有普遍性的原則。理義是在實際情況中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自然人性論
肯定自然欲望、情感與知識的合理性
戴震強調人的欲望、情感和知識（即血氣心知）是天生的，屬于人的本性。他認為欲望、情感和知識的和諧發(fā)展對于人的生活至關重要，強調欲望的合理追求、情感的真誠表達和知識的正確運用。戴震反對宋明理學中把欲望視為邪惡的觀點，認為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不應被壓制。他認為天理和人欲并不對立，而是可以和諧共存。戴震指出，節(jié)制欲望而不是完全壓制是更符合自然的方式。
強調理性思考與感性欲求的統(tǒng)一
戴震認為理性思考和感性欲求應該相互補充，共同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他認為知識的追求應當與道德理性相結合，以促進個人和社會的和諧。同時，戴震指出在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中，人的欲望、情感和知識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和發(fā)揮。他強調需要防止和糾正欲望、情感和知識的偏失，以維護個人和社會的和諧。最后，戴震認為情感、欲望和知識都是人的天賦特性，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他強調理性思維（心）在調節(jié)人的感性存在（情、欲、知）中的重要性，以實現(xiàn)個人的內在和諧。
人物作品
主要作品
《孟子字義疏證》
《孟子字義疏證》是清代唯物主義哲學家戴震的重要著作，成書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共3卷。這部作品起初名為《緒言》，其修正稿稱為《孟子私淑錄》，最終定名為《孟子字義疏證》。在書中，戴震深入解釋了《孟子》中的核心哲學概念如“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和“權”，以此展現(xiàn)他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疏證》著重批判了程朱理學中關于理與欲問題的觀點，主張?zhí)炖砼c人欲是統(tǒng)一的，強調“理存乎欲”，反對用所謂的天理禁人們的正常欲望。主要版本包括清乾隆中期《微波叢書》中的《氏遺書》本，1936年的《戴東原先生全集》影印本，1961年和1982年中華書局的校點單行本，以及1980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的《戴震集》本。
《水經(jīng)注校》
《水經(jīng)注》原為漢朝桑欽所著，后在北魏時期由鳩道元補充注釋而成。作為中國最早的地理書之一，它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由于當時尚無雕板印刷技術，該書的傳播完全依靠手抄，因此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前，書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大量的錯誤和遺漏。戴震通過仔細比對不同版本及引用的書籍，發(fā)現(xiàn)并糾正了《水經(jīng)注》中的眾多錯誤，例如地名的誤解和注釋的混淆。他的校訂目的是恢復《水經(jīng)注》的原始面貌，將經(jīng)文與注釋分開，按正確順序重新排列，以提高書籍的準確性和清晰度。戴震的校訂工作不僅是對古籍的保護，也體現(xiàn)了他嚴謹?shù)膶W術態(tài)度和方法，對后世研究古代文獻和地理學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人物傳承
人物師承
戴震在其學術生涯中，曾受到多位理學名儒的影響，尤其是程恂、方樸山、江永這三位師長。其中，江永對戴震的影響最為深遠。在江永眾多弟子中，戴震是最能繼承和發(fā)揚其師承的學者。戴震受江永的影響，在對朱學的學習和理解上下了深厚的功夫。他在學術上不僅深受江永的直接影響，也通過江永間接地繼承了朱熹的理學思想。這種思想的繼承和影響，在戴震后來的學術生涯中，尤其是在他的理學研究和哲學思想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江永
江永（1681-1762），字慎修，一字春齋，出生于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省），是清代前期學術由宋明理學向考據(jù)學轉變的重要學者，被視為一個時代學術風氣轉變的先導。江永在學術上以治經(jīng)為主，同時廣泛涉獵文字、音韻、訓詁、數(shù)學、天文、歷法、鐘律、歷史、地理等領域。他的治學方法注重廣泛摭拾和深入探討，擅長糾正錯誤和補充缺失，能夠集眾家之長，而又不盲從他人。戴震對江永的學問極為推崇，認為江永自漢朝經(jīng)師康成之后，難得一見的學者。梁啟超也評價稱，在清代皖南學術上，江慎修集其成，而戴東原則在其基礎上進行了蛻變和光大。江永在《詩經(jīng)》學的考論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其《古韻標準》和《群經(jīng)補義》中的《詩經(jīng)補義》。《詩經(jīng)補義》主要針對前人，特別是鄭玄注疏的遺漏或錯誤進行補充和糾正，雖篇幅不多，但對戴震等后世學者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
關于江永與戴震的師生關系，曾一度存在爭議，直至蔡錦芳發(fā)現(xiàn)存于江永《善余堂文集》中戴震所撰《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后才得以明確。在這篇序文中，戴震明確將江永稱為師，自詡為門人，確立了兩者師生且友的關系。戴震對江永一見傾心，將其所學向江永求證，并在江永的指導下加深了對經(jīng)學本質的理解。江永也曾將自己多年的疑惑向戴震求證，戴震為其解答。兩人在乾隆十八年共同居住于汪梧鳳的不疏園期間，戴震完成了其早期的詩經(jīng)學著作《詩補傳》。因此，江永對戴震尤其是在詩經(jīng)學方面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人物弟子
戴震的弟子眾多，在各個學術領域繼承并發(fā)展了他的學術思想，特別是在訓詁學、哲學以及天文學和數(shù)學領域。段玉裁和王念孫父子是戴震訓詁學思想的主要繼承者。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通過廣泛引用經(jīng)史子集，對小學進行深入研究，成為經(jīng)典著作。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展現(xiàn)了出色的訓詁學才華，而他的《讀書雜志》更被譽為考證學的杰作。王引之則在《經(jīng)傳釋詞》和《經(jīng)義述聞》中繼續(xù)了這一學術傳統(tǒng)，對經(jīng)典文獻進行了深入的訓詁和校勘。在哲學方面，戴震的弟子程瑤田、洪榜、凌廷堪、焦循和阮元將他關于重情達欲的觀點發(fā)揚光大，創(chuàng)作了多部重要的義理學著作，如《論文小記》、《復禮論》和《好惡說》等。這些作品與宋明理學形成鮮明對比，形成了乾嘉新義理學派。在天文學和數(shù)學方面，戴震的弟子和私淑弟子孔廣森、焦循、阮元等人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天文算法和數(shù)學原理的解釋和應用上，創(chuàng)作了如《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和《釋弧》等重要著作，推動了這些領域的發(fā)展。
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號堂，晚號硯北居士，是金壇區(qū)人。乾隆二十五年成為舉人，但多次會試不中。三十五年被任命為貴州省玉屏知縣，后又調任四川省富順、南溪區(qū)、巫山等地，因病告歸。退隱后，段玉裁定居蘇州市閶門外的枝園，專心致志于學術研究。在京師期間，段玉裁有幸?guī)煆拇髡穑⑴c錢大昕、邵晉涵、姚鼐等當時的著名學者結識。回到家鄉(xiāng)后，他又與盧文招、劉臺拱、汪中、金榜等學者交往。晚年再次進京時，他結識了王念孫、王引之父子，與他們在音韻、訓詁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深入的共鳴。
段玉裁繼承了戴震的訓詁學思想，將畢生精力投入到《說文解字》的研究中，撰寫了《說文解字注》，在注《說文》時，同樣廣泛引用經(jīng)史子集，對小學進行深入研究，使得其《說文解字注》成為經(jīng)典之作。其內容深精湛，對《說文解詞》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他的《六書音均表》在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和江永的《古韻標準》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將古韻分為十七部，成為古韻學的劃時代著作。此外，他還有《經(jīng)韻樓集》等作品。
洪榜
洪榜（1745-1780），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是清代皖派學術群體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在經(jīng)學和小學（音韻學、訓詁學）方面頗有造詣。在經(jīng)學領域，洪榜的著作包括《易述贊》《周易古義錄》《書經(jīng)釋典》《詩經(jīng)古義錄》《詩經(jīng)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后》《春秋公羊傳釋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jīng)義》等。在音韻學方面，洪榜的貢獻相對完整，其著作包括《四聲均和表》和《示兒切語》等。
洪榜作為戴震的學生，深受其影響。洪榜撰寫的《戴先生行狀》就是對師承關系的一種記錄和尊敬的表達。在音韻學領域，洪榜的《均和表》聲母系統(tǒng)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戴震的《聲類表》。洪榜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示兒切語》主要內容是一個“反切上字歸類表”。洪榜在該作品中提出的“位”的概念，源自于其師戴震的理論。在洪榜的理解中，“位”指的是一個字母所占據(jù)的位置，比戴震的“位”的概念更為細分。戴震的“同位”是指發(fā)音部位相同的一組聲母，而“位同”則是指不同聲母組（大限）中發(fā)音方法相同的聲母。
孔廣森
孔廣森（1753-1786），字眾仲，一字掇約，號羿軒，是山東曲阜人，孔子的六十八代孫，繼承了衍圣公孔傳鐸的封號，是戶部主事孔繼汾的兒子。作為來自曲阜市的天才少年，孔廣森不僅年少成名，弱冠便進士及第并官居翰林，而且在而立之年就已經(jīng)博覽經(jīng)史、深研小學。特別是在《大戴禮記》《公羊春秋》等方面，他有著深入的研究和專門的著述，成為乾隆時期著名的漢學家。
孔廣森曾拜戴震為師，深受戴震影響。他曾為戴震的遺書撰寫序言，并在《經(jīng)學卮言》中記錄戴震授予他的經(jīng)義，尊稱戴震為“東原戴丈”、“東原先生”。他不僅繼承并發(fā)展了戴震的學術觀點，而且在治學方法上完全師法戴震，尤其注重六書、九數(shù)、制度、名物四個方面的深入研究。孔廣森的學術成就包括在六書方面的《經(jīng)學言》、音韻學方面的《詩聲類》和數(shù)學方面的《少廣正負術》等。
貢獻影響
樸學（考據(jù)學）
戴震作為清代樸學（考據(jù)學）的代表人物，對后世的學術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徽派樸學，也稱皖派或皖學，起始于江永并在戴震手中得以完善。
戴震的學術風格獨特，他在考據(jù)基礎上深入探究義理，將義理、考據(jù)和辭章緊密結合，使訓詁與校密切相關。他反對孤證，注重證據(jù)的橫向聯(lián)系和縱向比較，被譽為考據(jù)大師。戴震通過其著作《孟子字義疏證》，在批判程朱理學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戴震特別質疑了宋明理學依賴直觀體驗的思維方式，并逐漸獲得士大夫群體的廣泛接受。他借鑒了西方科學思想方法，如歸納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學的數(shù)學化觀念，并將這些融入到經(jīng)學研究中，從而增強了傳統(tǒng)考據(jù)學的邏輯思辨能力。戴震的考據(jù)方法包括音韻學、天文歷法、歷史地理學等多個領域，他強調了全面收集和相互印證證據(jù)的重要性，以確保結論的準確性。
戴震的方法論上的貢獻在于增加了考據(jù)學的系統(tǒng)性和邏輯性，深深影響了清代中后期的徽派建筑樸學家，如洪榜、汪萊、凌遷堪、江有誥等。在民國年間，經(jīng)學大師歙縣吳承仕繼承了徽派樸學的治學方法，并將馬克思主義思想融入其中，對中國現(xiàn)代學術產(chǎn)生了廣泛深入的影響。整體來看，戴震以及徽派樸學對中國學術史尤其是經(jīng)歷史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不僅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深入發(fā)展，也為后世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學術遺產(chǎn)。
音韻學
戴震的《聲類表》是一個重要的語言學著作，其獨特性在于它表現(xiàn)了戴震心目中的古今音系，而不僅僅是上古音系。戴震在《聲類表》中試圖表現(xiàn)的是一個跨越時代的音系框架，即古音時代和今音時代（《切韻》時代）都沒有變化的聲韻調系統(tǒng)。他認為，發(fā)音部位的自然分區(qū)（節(jié)限）、聯(lián)系以及發(fā)音方法分類的普遍性，是古今不變的，從而決定了語音系統(tǒng)有一個古今不變的框架或模型。在戴震的時代，語音學還處于一個相對原始的階段，他的《聲類表》提出了一些創(chuàng)新的概念和分類方法，如“聲母二十章”和“九類二十五部”。他的這些分類不僅僅是基于語音的物理特性，還包括對語音發(fā)展歷史的考慮。這種方法論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
在古音研究方面，他提出了陰聲、陽聲和入聲三大韻類的配合關系，并建立了韻類“正轉”“旁轉”的理論，這為漢語音變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戴震在音韻學領域提出了“審音”理論，對漢語音韻的研究進行了深入的科學探索獎。他對漢語三十六字母中的“重唇音”和“輕唇音”的區(qū)分、以及“泥”母與“娘”母的發(fā)音特點的分析，都符合發(fā)音原理，顯示了其對語音學科學原理的深刻理解。
訓詁學
戴震對皖派樸學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訓詁學思想上，特別是他提出的“以校勘為訓詁前提”的思想。戴震認為，由于歷代字體的變化和傳抄的錯誤，精確的訓詁需要先校正文本的錯誤。他的小學基礎堅實，精通古音，能將文字、音韻知識應用于古籍的校勘，發(fā)現(xiàn)并糾正典籍的訛誤。例如，在《詩經(jīng)》的解釋上，他能夠通過校正文本和理解古音，揭示原文的真正含義。
戴震的成就在于將小學與經(jīng)史子集緊密結合，形成了“以字考經(jīng)，以經(jīng)考字”的獨特訓詁思想。他在《爾雅注疏箋補序》中提出，利用《爾雅》來解釋經(jīng)文，同時用經(jīng)文來驗證《爾雅》的解釋，這體現(xiàn)了他在訓詁學上的方法論創(chuàng)新。戴震在訓詁實踐中采用字書、經(jīng)傳群籍互證的方法，如在疏證《方言》時，他將《方言》與《說文解詞》相互驗證，并廣泛參考了各類典籍，如《周易》《詩經(jīng)》《尚書》《尚書大傳》《周官》《禮記》《儀禮》《大戴禮記》《左傳》等，共采書證3268條。這種方法論的嚴謹和博學多識，體現(xiàn)了清代樸學深入細致的學術風格。
史地學
戴震曾參與修撰《汾州府志》和《汾陽縣志》，這兩部地方志是關于汾州地區(qū)的詳細記錄。在修撰這些地方志時，戴震遵循了乾嘉學派的考釋精審的學術主張，著重于辨明地方的歷史沿革、考證史實，并勤于參考古代文獻，以確保地方志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戴震通過詳細的研究和考證，糾正了這些錯誤，強調了正確的歷史記載。
戴震在史地學中最著名的貢獻之一是對《水經(jīng)注》的校勘工作。戴震發(fā)現(xiàn)了注釋和經(jīng)文相互混淆的問題，并試圖通過對文獻、地理實地考察的結合來進行修正。他通過深入研究這一古代地理文獻，提出了一系列獨特的校注方法和體例，包括分別注解經(jīng)文和注釋、引用不同版本、實地考察等。這些方法幫助他更準確地理解和校勘文本，從而提供了更準確的地理信息。戴震在校勘《水經(jīng)注》時，提出了三大校注體例，包括經(jīng)文與注釋的分別校勘、排除經(jīng)文中重復內容、以及實地考察校訂錯誤。為了更好地理清注釋和經(jīng)文，戴震進行了篇次調整，將水名獨立成篇，按地理次第排序。北方的水以黃河為主，南方的水以長江為主，然后按次序排列。這些體例幫助他系統(tǒng)地整理文本，減少了錯誤和訛誤，使校勘更加科學和精確。根據(jù)不同的版本，《水經(jīng)注》的卷數(shù)存在爭議。戴震的私校版本將全書合為一卷，或稱為不分卷。后來的版本也采納了這一做法。微波榭版本就是基于戴震的版本。
校勘學
戴震通過深入研究《說文解字》和《爾雅》等古典典籍，建立了堅實的小學基礎。他注重古音研究，特別是在考古和審音方面的研究，從而更深入地理解古籍。他提出了“四體二用”說，將“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作為造字方法，而將“轉注”和“假借”視為用字方法。這一觀點對后來的訓詁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戴震將古音知識引入校勘領域，這在清代校勘學中具有深遠的影響。他認為音義的關系對文字和語言的理解至關重要。他的弟子，如段玉裁和王念孫，繼承了這一方法，并在校勘中廣泛運用古音知識。
戴震在校勘實踐中總結了古籍用字和行文的義例，以及校勘過程中常見的誤例，如形近誤、聲相近誤等。這些總結為清代校勘學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基礎。戴震強調了在校勘實踐中的求是精神。他不盲目迷信古本，而是注重各種文獻的綜合考察和真實性驗證。這種理性的求是精神影響了他的學生和后來的學者，如段玉裁和王念孫等。戴震不僅在實踐中展示了出色的校勘技巧，還在理論上提出了校勘原則，如對古本的態(tài)度、義例和誤例的總結等。這些原則為清代校勘學的理論發(fā)展提供了基礎，被后來的學者進一步發(fā)展和細化。
自然科學
戴震的科學研究背景是中國明清時期西學東漸和雍乾年間西學東漸的低潮時期。這個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科學研究，但他仍然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特別是在數(shù)學、天文學和歷法方面。
戴震致力于數(shù)學研究，他校定了多種古代數(shù)學著作，包括《九章算術》《孫子算經(jīng)》《五曹算經(jīng)》《夏侯陽算經(jīng)》等。他的校定工作使這些重要的數(shù)學文獻得以保留和傳承，對中國數(shù)學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戴震對勾股定理進行了研究，他著有《勾股割圓記》并為之作注釋。這表明他在幾何學領域有重要的貢獻，尤其是在勾股定理的傳播和理解方面。
戴震從小就對天文學有濃厚興趣，據(jù)傳說，他的天文學興趣最初是受一位賣姜的老人啟發(fā)。他利用西洋新法對天文學作品進行學術評述和考訂，并在天文學方面有許多著作，包括《原象》《迎日推策記》《九道八行說》等。
戴震在歷法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貢獻。他對中國歷法學的成就進行了總結和闡發(fā)，尤其是關注了歷法的精確度和修正。西方科學技術在明清時期開始傳入中國，尤其是通過傳教士。戴震在這一時期積極吸收西方文化和科學知識，將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中，這也反映了他面對西方文化挑戰(zhàn)的積極態(tài)度。
此外，戴震還涉足技術應用方面的論文，如《釋車》《贏旋車記》《自轉車記》等。通過這些作品，戴震展示了他對古代機械技術的理解和分析，以及試圖將這些古老技術與當代實用需求相結合的努力。這種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科學態(tài)度對后世科技研究和工程應用有一定的啟發(fā)作用。
人物評價
清末明初思想家章太炎在談論戴震的學術精神時，提到了明清以來的一些問題。他指出，明清時期的皇帝常常口誦程朱之言，而行法家之酷法，則借助儒家之服制而推行連坐法等制裁百姓的措施。這些措施對百姓造成了嚴重的困擾和苦難。戴震作為一個出身卑微的學者，深刻地關注了百姓所遭受的苦難。
民初知識分子梁啟超稱戴震為“清朝學者第一人”。梁啟超對戴震的評價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在早期，特別是在1904年的文章中，梁啟超對戴震的評價并不算太高。他主要強調了戴震在考據(jù)學方面的成就，將其視為皖派考據(jù)學的開創(chuàng)者，并強調了戴震將識字視為學習的首要任務。盡管他在文章末尾提到了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的樂利主義接近，但總體上還是對戴震進行了批評，認為二百年來的學者過于注重記誦而忽視了廉恥。然而，到了1920年寫作《清代學術概論》時，梁啟超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顯著變化。他對戴震作了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對《孟子字義疏證》的評價，稱其為三百年間最有價值的奇書。此時，梁啟超強調戴震在考據(jù)學方面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以及他的博學和判斷力。
新文化運動奠基人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一書中對戴震的評價非常高。他認為戴震在清朝學術全盛時代建立了重要的哲學體系，被視為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者，也是新理學的奠基人，實現(xiàn)了哲學的中興。此外，胡適指出，在治學方法方面，戴震承襲了顧炎武和閻若璩的傳統(tǒng)。胡適特別贊賞戴震對周敦頤、朱熹等宋儒理學代表的批判。他認為戴震深刻揭示了這些理學觀念中封建禮教的殘酷本質和虛偽性，尖銳地批判和抨擊了它們。這被視為自宋代以來第一次有力的反抗和清算，標志著對舊禮教的重要挑戰(zhàn)。
中國現(xiàn)代歷史學家、思想家錢穆曾言：“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
中國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張舜徽曾言：“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之賢，學有自得。降至乾嘉，學尚專精，名家輩出，若戴震之治經(jīng)、段玉裁之治《說文解詞》，皆自得之學也。”
人物關系
逸聞軼事
戴震難師
戴震自幼聰穎，過目能誦，自十歲學會說話以來，日說數(shù)千言而不止。一次，其老師為其講授《大學章句》到“右經(jīng)一章”以下，戴震則問：“這怎么知道是孔子的話而曾子轉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學生記的？”老師回答說：“這是朱熹的解說。”戴震接著問：“朱熹是什么時候的人？”他說：“宋朝人。”“孔子、曾子是何時的人？”他說：“周代人。”“周朝、宋朝相隔多久了？”他說：“幾乎二千年了。”“那么宋文公怎么知道這樣？”老師無言以對，說道：“這不是一般的孩子了。”
考官識珠
戴震年輕的時候便不甚研究時文，對科舉沒有什么大的追求。在他29歲的時候，他的族人慫他參加考試，題為“鄉(xiāng)人”三個字，戴震旁征博引，考證詳細說明。考官雖然欣賞他的文章，但因為不知道戴震用典的出處，甚至懷疑他是抄襲的。于是在發(fā)榜時，考官親自對證戴震，戴震一一列舉所用典故，如數(shù)家珍，考官大為贊賞。
戴震與錢載的交惡
戴震進四庫管后與錢載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一事，追溯錢戴爭執(zhí)的緣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議論朱彝尊《經(jīng)義考》而招致錢載極大不滿，館中的爭執(zhí)不是雙方交惡的開始，而是交惡的持續(xù)和總爆發(fā)。
與段玉裁的師生情
戴震對段玉裁頗為器重，不但在學術上指點段玉裁，還經(jīng)常在生活上接濟他。段玉裁對老師尊重，后來他被調到貴州、四川等地當知縣，每次接到老師來信，都要恭敬地雙手接過，向著老師所在的方向誦讀。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戴震在北京去世，隱居在蘇州的段玉裁聽說后無比悲痛，雖然他并不富裕，依然向人借了錢，托人給老師的家屬送去。一直到段玉裁80歲時，只要有人提起老師戴震的名字，段玉裁都會肅穆地垂首而立，默默懷念老師對自己的恩情。
后世紀念
戴震紀念館
戴震紀念館位于中國安徽省屯溪老街立新巷，是一座專門紀念清代著名學者戴震的博物館。館址原先位于隆阜，1957年隆阜戴氏后裔捐獻出一幢清代古民居，創(chuàng)辦了“戴氏私立東原圖書館”，1982年更名為戴震紀念館，并于2003年遷至現(xiàn)址。
紀念館的外觀與一般博物館不同，門面較窄，只有2米寬。大門右側設有一塊牌匾，上書“戴震紀念館”五個大字。館內分為四大展區(qū)，分別涉及戴震在哲學、徽派樸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天文學、算學、地理學和名物學等領域的學術成就和社會地位，以及他對后世的影響。這些展區(qū)通過大量學術文獻、名人點評和語錄等方式，全面展現(xiàn)了戴震的學術生涯和成就。紀念館收藏了包括戴震手稿、戴震著作的乾隆年間手抄本、乾隆手諭影印件、段玉裁編的線裝本《戴震原集》、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府縣志以及國內外研究戴震的專著等近萬冊書籍，其中戴震著作的最早刻本多達15種。
2007年，戴震紀念館被評為安徽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8年列入全國首批免費對外開放博物館名單，并在同年正式免費對外開放，成為了研究戴震和他的學術成就的重要場所。
戴震公園
戴震公園是一處位于中國安徽省黃山市中心城區(qū)屯溪的公共休閑空間，以清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考據(jù)學家和經(jīng)學家戴震的名字命名。戴震公園是一個占地29公頃的大型公園，位于中國安徽省。這個公園的綠化面積達到了27.84公頃，擁有豐富的植被和綠色空間。此外，珠塘水域占地2.6公頃，為公園增添了寧靜的水景。公園的地理位置優(yōu)越，靠近屯溪三江口，緊鄰屯溪老街、屯溪河街、鎮(zhèn)海橋、新安江和黎陽文旅街區(qū)等著名景點，使其成為連接這些旅游資源的重要節(jié)點。
戴震墓
戴震墓，又稱戴東原墓，是位于中國安徽省屯溪區(qū)與休寧縣交界處的一處歷史遺跡，具體位置在商山鄉(xiāng)境內的玉幾山頭。這個墓地相對較小，占地面積僅約200平方米，墓碑上刻有銘文“隆阜戴氏”。碑文中詳細記載了戴震的官銜和榮譽，包括“皇清特賜進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庶吉士，先考東原府君，先妣朱氏孺人合墓”。梁啟超墓是在愛新覺羅·颙琰十八年（即1813年）立立，碑文由戴震的高足段玉裁的女婿龔麗正書寫。
參考資料 >
有關戴震研究的學術史.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2023-12-13
戴震的民生理念.光明新聞.2023-12-13
《戴東原先生年譜》.ChineseTextProject.2023-12-13
叔世碩儒:戴震.鳳凰網(wǎng).2023-12-13
戴震義理之學的形成及確立(上).中國孔子網(wǎng).2023-12-21
徽派樸學.安徽省圖書館.2023-12-21
徽派樸學.安徽省圖書館.2023-12-21
什么是樸學.鳳凰網(wǎng).2023-12-21
“心之所同然” : 戴震的“人性論” 與實踐解釋學.北京大學人文學部.2023-12-13
胡適對戴震的評價.科學網(wǎng).2023-12-13
守先待后：戴震后裔對戴學研究的貢獻.光明網(wǎng).2023-12-13
老師為何稱“西席”?教師節(jié)快到了，來看古代江蘇人怎么尊師重道.今日頭條.2023-06-22
【文化】戴震紀念館:傳承戴震文化精髓.搜狐網(wǎng).2023-12-11
讓城市更有魅力!黃山市推進戴震公園二期和大位珠算公園項目.騰訊網(wǎng).2023-12-11
戴震公園.馬蜂窩.2023-12-11
寂寥戴震墓.新浪網(wǎng).2023-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