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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張元濟（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齋，號菊生，海鹽縣人，中國近現代出版家、教育家、文獻學家、版本目錄學家、愛國實業家，曾任前清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參與戊戌變法，擔任過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歷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經理、監理和董事長等職。

張元濟出身名門望族、書香世家，祖上出過南宋理學名臣，藏書家、刻書家，父親歷署廣東省會同、陵水二縣知縣；他先后跟隨孫、謝榴生、查濟忠、進士朱福詵等老師學習；1892年參加科舉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青年時期，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后，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1898年底在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1902年進入商務。后任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時主持校勘出版《四部叢刊》《百納本二十四史》。解放后為全國政協委員。1953年4月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1959年逝世，享年93歲。

張元濟興辦各種教育，主持編撰、出版各種教材、工具書，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將商務印書館建設成為中國歷史上，乃至在世界上也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大型文化出版機構；建設圖書館，校勘、鑒定中國古籍，在圖書出版、古籍研究、版本目錄學、校勘學等領域作出貢獻。他著有《中華民族的人格》《校史隨筆》《涵芬樓燼余書錄》《涉園序跋集錄》《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札》等。

生平

出身書香世家

1867年10月2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張元濟出生于廣東一名門望族，書香世家。祖上出過南宋理學名臣，明萬歷進士，清代著名的藏書家、刻書家。父親張森玉，同治年后歷署廣東省會同、陵水二縣知縣。

順利求學之路

張元濟幼時在粵東度過。7歲啟蒙，先后跟從孫鉞、湯海帆、朱藝亭、馬、陳楚白、范鴻及姨丈劉允中就讀，以后又與兄弟一起拜舅父謝榴生為師。至14歲（1880），張元濟舉家遷返海鹽。1881年，父親過世，家庭經濟開始拮據。但母親節省開支，依然供孩子外出求學。次年，張元濟跟隨查濟忠就讀，20歲后，跟同邑進士朱福詵學習。1884年3月，張元濟鄉試考取“縣案首”。1889年秋，赴杭州市參加恩科鄉試，中舉人第十名；同年，他與國學家吾乃昌之女吾氏結婚。1892年春，參加壬辰科會試，中第四十七名貢土，之后通過復試、殿試，中進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館吉土。

投身維新變法

1894年，張元濟被任命為刑部貴州司主事。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失敗。張元濟開始關注時務，還與康有為等人組織的強學會人員多有來往。光緒二十二年（1896），張元濟以第一名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次年，張元濟與同陳昭常、張蔭棠等人集資在北京創設“西學堂”，設置英文、數學等課程。與嚴復相識，早期思想頗受其影響。同年，改“西學堂“為“通藝學堂，開設圖書館。張元濟是圖書館的設計者和主持人。他參照歐美圖書館模式，制定了圖書館章程若干條和閱報處章程六條。皇帝經常向圖書館借書。

光緒二十四戊戌年（1898年4月23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宣布變法，命大臣推薦人才。下詔第六天，光緒帝召見張元濟與康有為。這次召見，是清史上皇帝第一次破例召見六品官。張元濟建議培養和造就各項人才。當他看到變法阻力重重，向光緒帝上《痛陳本病籌全局以救危亡》奏折，為變法出謀劃策，請改官制，廢跪拜等。同年，戊戌政變失敗，張元濟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通藝學堂也被迫停辦，由海鹽同鄉資助200兩銀子，舉家南遷至上海市。圖書館連同通藝學堂都移交與京師大學堂，后來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一部分。

就職南洋公學

1898年底，張元濟到上海。在盛宣懷的建議下，他出任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譯書院總譯。主持譯書院后，張元濟主持出版嚴復翻譯的《原富》等一批西方社會科學著作。因業務關系與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相識。1899年，張元濟應盛宣懷之邀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該譯書院是中國高校建立最早的出版社。1901年，張元濟任南洋公學代總理（即校長），主持籌設經濟特科班，招考李叔同、黃炎培、邵力子等俊才入校，又設立附屬小學（今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學前身）；南洋公學師范生的新訂蒙學課本開始引用西方的教育理論。1902年1月，張元濟與蔡元培等人創辦《外交報》旬刊。旨在使朝野“周知世界，免遭物競爭之慘”，同時主張“文明排外”。此刊是中國最早介紹國際動態和知識的刊物。

加入商務印書館

光緒二十八年（1902）初，張元濟入股商務印書館，開始參與出版事務，但他在南洋公學的擔子尚未卸下。到1903年2月底，張元濟因與南洋公學監督——美國人福開森意見不合，公學又遭遇經費危機，他正式離開南洋公學，任商務編譯所所長。10月，商務印書館與日本金港堂（出版企業）達成合資協議，引進日本資金和編寫教科書的經驗，這也是商務印書館擴大資本、獲得發展的重要原因。這一年，張元濟推出中國第一部最成功的小學教科書《最新教科書》；創刊《繡像小說》半月刊。

1904年，張元濟籌建編譯所圖書館資料室。在他的主持下，商務相繼編輯出版了《最新修身教科書》《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少年雜志》《婦女雜志》《兒童畫報》《小學教育》等刊物。

1906年，當他得知湖州陸氏宋樓藏書連同所藏地方志將出售與日本人時，連夜進京，找到相關官方，建議趁快購置，以作京師圖書館藏書，但被拒絕了。回滬后，他即與商務老板夏瑞芳議定，欲以八萬銀元巨款購置，為此還兩次前往，均未成效。這批書仍被日本人購去。張元濟每憶此情此事，為之心痛。但由此也加速了采購，除上海市外，并命令各地商務分館購置或借抄。

1907年末，張元濟作為浙路代表之一進京，與袁世凱、葉赫那拉·那桐交涉的談話紀要。1907年，為支持辦好縣內學堂專程回鄉考察，提出具體辦學意見。

期間，他每到一地首先就是走訪書肆、藏書家，先后購置了各大家藏書，包括紹興徐樹蘭熔經鑄史齋藏書，長洲蔣氏秦漢十印齋、廣東豐順丁氏持靜齋和清宗室盛氏、太倉顧氏聞齋的藏書，陽、巴陵、荊州、南海等地藏書樓的珍藏圖書；購得宋刊本《六百注文選》《史記》《后漢書》，南北宋刊本合配《莊子》(即《莊子》)，宋刊元修《資治通鑒》，元版《宋史》《晉書》，名嘉靖本《臨川集》天順本《居士集》和抄本《金陀萃編續編》等。

1909年，商務印書館圖書資料室正名為涵芬樓。起初是為滿足商務印書館同仁編輯圖書時參考所需，到了1926年將其改組為向公眾開放的東方圖書館，開館之日，被時人譽為“上海文化上的偉舉”。

1910年，張元濟鑒于西學東漸的興起，作環球旅行，考察各國教育。在英國，他專門考察初等教育，深感教育并非單一的事，“財政、警察、交通，無一事不相聯者”。在這期間，他旁觀了英王愛德華七世的葬禮，啟發他對殯葬改革的思想。海外歸來，強化了張元濟加速搜集圖書文獻，充實涵芬樓藏書、充分發揮圖書為編輯、出版的功能。為防失佚，他提出“本館善本書目請用小冊子速抄，擬添購舊書免重出，并示藏書家之用。愈快愈好”。后編印了《涵芬樓古今文鈔》。?在此期間，張元濟特別注意搜集地方志。

1911年（宣統三年），與人在上海設立法政雜志社，創刊《法政雜志》。赴京出席中央教育會會議，被舉為中國教育會會長。1912年，張元濟推出第二套《共和國教科書》；同年8月，他參與編定的《商務印書館新華字典》出版。

1914年1月6日，終止與日本企業合資。同年，夏瑞芳遭暗殺身亡，張元濟于次年擔任經理，從事行政管理工作。1915年，經張元濟建議，在商務印書館大樓底層開辟民眾閱覽室，陳列、借閱本館出版物。10月，附設函授學社；同年，他主持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新型詞書《辭源》，也是中國現代第一部規模最大的語文詞書；這一年12月，張元濟出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經理。1916年，張元濟受邀任華法教育會名譽會員。

1918年6月，他為修改教科書，編寫通俗教育圖書，專赴北京大學，與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陳仲騫、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磋商。他主持出版的《文學初階》，沿用了半個世紀。同年，他主編的《戊戌六君子遺集》出版。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商務印刷所、發行所職工罷工，他主張給罷工工人發工資。并決定捐贈300元作為上海學生聯合會的活動經費，準備在發行所設休息處，招待游行學生。同年，他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進行投資。1920年，張元濟對編譯、出版工作進行了全面的改革。1月份，《小說月報》改由茅盾主編；相繼出版了《世界叢書》《共學社叢書》《文學研究會叢書》，對“五四”愛國運動與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給予了積極的支持。這年，他主持編輯出版白話文《新體國語教科書》《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中國醫學大辭典》等一大批工具書。同年，張元濟退居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監理；投資中華國民制糖公司，任董事。

1921年，他首次在董事會上提議由商務印書館開辦公共圖書館，參與編撰《中國人名大辭典》。1922年，又開設了“巡回圖書館”。1924年，主持創辦“東方圖書館”，館內有中外圖書雜志51萬冊，規模為全國之冠。地方志收藏成為涵芬樓一大特色。至1926年，其中省志齊全，府廳州縣志1753種，占全國所藏的14％。同年，張元濟提議將新建五層樓命名為“東方圖書館”，原涵芬樓設于該館三樓，仍藏古籍。翌年，東方圖書館正式開放。開幕那天，張元濟展出所藏的明各朝所刻的版本。

退而不休的生活

1926年，張元濟退休后，開始組織人員校勘、描潤。他要求工作人員每天記工作日記，自己每晚讀所校勘文字和工作日記，在原書攝照后初修、精修、復校，再與殿豐、南北監本、毛晉本對讀，發現可疑處作記錄，張元濟最終總校。往往要復校三五遍，然后付印。?這年8月開始，他長期出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董事長。

1927年，他被東吳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28年赴日訪書，參觀日本公私藏家多處，并先后借照孤本秘籍46種攜回。1929年，他主持編輯《四部叢刊初稿》，共收書350種。后又輯成續編81種，三編73種。繼又編成《續古逸叢書》、嗣又搜集二十四史的最好版本，親自校勘，由商務印書館翻印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次年被聘為影印宋版藏經會名譽理事。是年8月起，《百衲本二十四史》陸續影印出版。1932年1月29日，商務印書館被日軍飛機轟炸。2月1日，日寇沖入東方圖書館縱火，珍藏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1933年4月，張元濟被推薦任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主席，他開始編撰遺留的500部精品書錄《涵芬樓燼余書錄》。

1935年5月27日，他被推舉為中國博物館協會發起人之一；7月5日受聘為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董事，籌劃輯印《叢書集成初編》，并撰《叢書百部提要》。編成《攜李文系續輯》80卷，并筆錄《攜李文系目錄》四冊。1936年11月24日，任上海市圖書館董事會董事，編撰《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1937年，任上海文獻展覽會名譽理事，參與集資創辦澉浦醫院。

1939年，他與葉景葵等創辦合眾圖書館，艱苦經營14年，約有圖書25萬冊，金石拓片1.5萬種等。

1946年，把坐落在海鹽城內虎尾浜的祖傳住宅36間，并宅基地6.5畝，借給海鹽中學。1947年，全國掀起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搜捕進步學生。他聯合唐蔚芝等10位七旬老人，給國民黨當局寫信，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翌年初，張元濟當選為民國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9月，在第一次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大會上，以院士身份發表演講《蕘之言》，反對內戰，抨擊當局對進步學生的迫害。12月，他被推舉為商務印書館新一屆董事會主席，花費更多精力處理商務的業務。1949年9月21日，張元濟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特邀代表出席會議。

病榻十年

1949年12月25日，商務印書館工會成立大會，張元濟在會上致詞，突然摔倒，經治療，左側偏癱。此后，他便在床上書寫、工作。1951年，張元濟把坐落在海鹽城內虎尾浜的祖傳住宅36間，并宅基地6.5畝全部捐贈給國家。同年，在張元濟先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將該館涵芬樓所藏21冊《永樂大典》捐獻國家。1953年，張元濟被任命為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同年，上海文史研究館成立，他出任館長。同年6月，張元濟將合眾圖書館捐獻與國家，后來更名“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他竭力搜求保存海鹽縣先哲遺著55部，計1115冊。海鹽縣歷史上地方文獻《海鹽文獻志》《鹽邑志林》以及海鹽學者胡震亨、彭孫貽的著作，他均出重金加以搜求，有的還重新刊印。

1954年，張元濟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7年，張元濟病情加重，住進華東醫院。1958年1月20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聶榮臻簽發聘書，聘請張元濟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原件藏海鹽張元濟圖書館）

逝世

1959年8月14日，張元濟病逝于上海，享年93歲。

家族成員

主要作品

張元濟親自參與編、校訂的商務印書館版教科書60種，359冊；?親自參與《辭源》等工具書編撰；親自參與整理、校勘古籍；主持創辦各種期刊。列舉摘錄如下：

書籍

報刊、雜志

人物思想

愛國思想

張元濟參加戊戌變法，希望通過維新改良，挽救祖國于危亡。蘆溝橋事變前夕，張元濟從《左傳》《戰國策》《史記》中選錄了荊軻、田橫等英雄人物傳記，宣揚民族正氣，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上海市淪陷期間，張元濟堅守上海，靠賣字維持生計，拒絕為汪偽政府浙江省省長傅式說題字，拒絕接見日本人，具有反對外國資本入侵，反對官僚壟斷民族企業的愛國思想。抗戰勝利后，他支持愛國學生運動；1949年以后，他積極參加政協活動，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

教育救國

張元濟主張創辦報紙、設立書局、開辦學堂，以啟民智。在維新變法前后，張元濟主張英才教育。1901年后，他認識到中國更需要普及教育。張元濟認為中華民族要“立于世界”，必須“亟施與教育”，教育是決定國民命運的根本中的根本。中國四萬萬人口，受過教育的不過四十萬人，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與世界發展主流無關。要重視教育的普及和公平。

出版推動教育

張元濟以“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的信念，投身出版業。他希望通過出版業務，推動教育普及，啟迪民智，提高民族素質。

教育的普及有賴于教科書的編制。張元濟認為語言文學與“國民自立之性”密不可分。他主張勿用洋人課本，要用中國人自編的課本。他在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1907年，清政府有了《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示范學堂章程》，他馬上主持商務印書館出版《初等小學堂用女子教科書》。其中一些課文內容專為女子設置，如反對纏足、女子應該自立自強等。他也為南洋華僑子弟編寫南洋版教科書。

張元濟把譯書看做“鼓動人心”“培植人才”的重要手段。他致力于將國際的人文、社會科學、文學新知、自然科學等一大批著作引進中國。經張元濟之手，他主持出版《新譯日本法規大全》等，大批政法書籍；先后編印了頗具規模的《漢譯名著叢書》《自然科學小叢書》等著名譯著。

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創辦各種期刊，以傳播新思想，增進國民知識程度，討論時政，闡明學術，研究教育，增進少年及兒童普通知識，討論婦女問題等。

成就影響

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

興辦各種教育

張元濟在戊戌維新時期創辦通藝學堂，為有基礎的年輕官員和官家子弟傳授英語和實用科學，后來主辦商務印書館師范講學社，開啟中國繼續教育的先河。他與黃炎培等一起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與嚴復等人興辦的師范學習班，推動中國新式教育的發展。

主持編撰、出版各種教材、工具書

張元濟推出中國第一部最成功的小學教科書《最新教科書》；推出《班級教科書》《女子國文教科書》《特殊學校教科書》《職業教科書》等教材；主持出版一大批工具書。他主持出版的《文學初階》，沿用了半個世紀；《中國歷史教科書》，1955年依然再版使用。他親自參與編纂、校訂的商務印書館版教科書60種，359冊，?年級、科目齊全，成為中國現代教育早期最成功的教科書，對中國基礎教育的現代化作出了貢獻。

發展商務印書館

擴大商務印書館規模

張元濟把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印刷廠，建設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出版企業。設立編譯所、印刷所和發行所，延請了一大批知名學者和專家加盟，如陳布雷、謝六逸、鄭振鐸、蔡元培、梁啟超、魯迅等，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從民國二年（1913）到1922年，商務印書館先后在漢口、北京、香港等地設立分支店37家，印刷機1200臺。1926年，商務印書館成為遠東最大的出版商，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大型文化出版機構。

拓展印制品種和內容

張元濟加入商務前，其印制書約16種，大都是英譯教材型讀物。張元濟加入后，商務印制書籍種類增至約90種，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等好幾個領域。

重視工具書出版：在張元濟的主持下，1906年出版了《英華大辭典》；1915年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中國現代工具書的出版先河。之后出版《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地名大辭典》等，對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直到今天還有其積極的作用。

大量出版西方名著的翻譯本：張元濟致力于引進西學、介紹新知，組織翻譯出版了一大批西方國家學術和文學名著。如嚴復譯哲學社會科學名著，林紓譯西方國家小說，蔡元培譯哲學、倫理學著作等等，開拓中國讀者的視野。

古籍出版：張元濟的學術專長是中國文獻學。他運用商務印書館的資本，大量收購流散在市場上的善本，采用先進的照相石印技術，擇優擇要影印出版了《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等多種大型古籍叢書，開創了古籍叢書翻刻、影印的新階段。

建設圖書館

張元濟與陳昭常等好友在北京琉璃廠開辦通藝學堂，學堂設書報借閱處，取名圖書館。它留下了中國最早使用“圖書館”名稱的書面記錄。他倡議舉辦“巡回圖書館”“汽車圖書館”汽車圖書館”；他與梁啟超籌建了“松坡圖書館”；他在商務印書館建涵芬樓，擴建成東方圖書館，于1926年5月2日，對外開放，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施最新，藏書最豐，珍本最多，管理最善，影響最廣的圖書館；1929年東方圖書館增設兒童圖書館，藏書共達518000余冊，輿圖、碑帖5000余種。1932年，毀于日本轟炸機的轟炸中。

后來，他以葉景葵所贈藏書為基礎，收藏蔣抑厄、李拔可、陳叔通等人，以及張元濟自己所捐藏書，參與創辦合眾圖書館。1953年6月，張元濟將合眾圖書館捐獻給國家，更名為“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

整理中國古籍

張元濟大量購進古籍，搶救戰亂中流散的善本古籍，保住中國古籍不大量流出中國國門，收藏在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對當時的古籍進行整理校勘和印制出版。

他以1000元的價格，借來鈔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逐頁拍照，校勘。1941年秋，更名為《孤本元明雜劇》面世；他歷經十八年，耗費巨資廣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當時最先進的攝影制版技術，主持完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他為重慶中央圖書館做古籍鑒定工作。經他鑒定的善本共3800余種，其中宋元古本300余種。《四部叢刊》《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等，都是由他親自選擇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

人物評價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稱贊張元濟：“熟于治法，留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

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評價語：“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于學術上有重大貢獻。”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葉宋曼瑛評價：“張元濟是歷史轉折時期傳統儒家學者最好的榜樣。他實現了高尚的道德準則，又發揮了高超的企業管理能力。他又以同樣非凡的氣度和開闊的胸襟對待新時代社會準則的種種變更。然而他始終絲毫沒有偏離過自己的終極目標——通過知識啟蒙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當代國學大師張舜徽評論：“雖其一生無他專著行世，然觀其所為群書題跋，固可考見其學問博贍，識見高遠，固近世一大通儒也。”“此等學問，不廢大家。”

茅盾說：“在商務的新式出版事業中，張菊生確實是開辟草萊的人。他不但是個有遠見、有魄力的企業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當代出版家陳原評價張元濟是“偉大的愛國者”“近代中國新出版事業的開拓者。”

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王紹曾在《張元濟年譜·序》中說，張元濟是“近代溝通中西文化之一座橋梁。”

《新京報》評價張元濟是“中國現代出版第一人”。

后世紀念

張元濟圖書館（張元濟紀念館）

1987年，海鹽縣人民政府為紀念張元濟，建起以張元濟名字命名的公共圖書館——張元濟圖書館，同時設立了張元濟紀念館。圖書館門前的大石上鐫刻著張元濟的手書讀書名聯“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1999年，又建“涵芬圖書館”。

擴建后的張元濟圖書館占地面積1.5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1萬平方米。張元濟圖書館先后被授予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省文明圖書館、省級巾幗文明示范崗、嘉興市先進集體等稱號。2005年，被命名為國家一級圖書館。張元濟圖書館是一個園林式圖書館，場館所在地，綺園景區2020年被列為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

張元濟故居

張元濟故居位于徐匯區淮海中路1285弄（上方花園）24號。該建筑建于民國30年（1941年），西班牙風格三層花園洋房公寓式里弄住宅，原為中國興業銀行職員宿舍。民國35年張元濟遷入，住了二十年，直到1959年去世。1992年公布為上海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誕辰紀念

張元濟逝世后葬于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2007年，陳發文《以文化為命脈與時代同步趾——紀念張元濟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2017年，張元濟誕辰150周年，京、滬、浙江海鹽等地知識界開展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浙江省海鹽縣召開的“紀念張元濟先生誕辰150周年暨第五屆張元濟學術思想研討會”；新聞出版博物館選用刊出部分館藏老照片、館刊節選內容紀念和緬懷他。2022年，張元濟誕辰155年。11月26日，“紀念張元濟誕辰155年暨商務印書館創業125年·第六屆張元濟學術思想研討會”在海鹽縣召開。來自北京、上海、香港、武漢、南京、杭州、濟南等地的鄔書林、顧青、張瓏、張人鳳、陳萬雄、鄒振環、陳子善、周武、范軍、張志強等40余位專家學者分別以線上線下方式與會。

文化紀念

198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王紹曾著《近代出版家張元濟》，敘述張元濟的生平事跡；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汪家熔編著的《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199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張樹年主編的《張元濟年譜》；

2007年1月，上海紀實頻道大師欄目播出紀錄片《張元濟》；2012年，《張元濟全集》（十卷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較為全面地記錄張元濟一生所留下的文字資料，這是中國第一次為出版家編纂出版的全集；2017年，“菊香書林——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文獻精品展”在上海圖書館開幕，集中展示張元濟譯書、印書、藏書、著書以及相關社會交往的第一手文獻107件。同日，上海圖書館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整理出版的張元濟文獻《張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紀念冊》《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札》《涵芬樓燼余書錄》（稿本）在上海圖書館舉行新書首發座談會。2019年，張人鳳撰寫的《張元濟研究文集·續編》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人物軼事

給罷工工人發工資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5月26日，上海學生實行總罷課；6月5日，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員工響應罷市，印刷廠工人開始罷工。商務印書館率先“遂出公告，午后停工”，宣布“本日發薪仍照常支給”。工人罷工持續了一個星期。在罷工期間，有幾個股東準備采取高壓措施，逼迫工人復工，張元濟予以制止。罷工過后，張元濟不顧眾人的反對，堅持給罷工的工人發了一半工資或三分之一的工資。在罷工期間，張元濟還安排董事會工作人員捐款500元送給上海學聯，表示商務印書館對他們愛國行為的支持，在商務印書館發行所門前設立休息站，備好茶點和凳椅招待學生，方便示威學生、工人休息。

綁架案

1927年10月17日，一伙綁匪突然闖到張元濟在上海的極司非爾路家里，綁走了他。綁匪認定他是“大老板”，要30萬元贖金。張元濟說自己只是商務印書館的入股者。晚上脫了外衣睡覺，綁匪看見他的毛衣都有破洞，最后收了一萬元錢，把他放了。在被綁匪劫持的6天中，他勸綁匪不要再干這行當，要多讀書，還陸續作了10首絕句。脫險后，他把該十首絕句編為《盜窟十詩》，分送友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