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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1890年12月26日－1948年11月13日），名訓恩，字彥及，筆名布雷、畏壘，慈溪市人。陳布雷追隨蔣介石21年，是中國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

1911年畢業于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鐸報》作記者、兼《申報》特約譯述員，以“布雷”為筆名寫時評。1912年3月加入同盟會，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務印書館編譯《韋氏大學字典》，后任《商報》主編。后為《國聞周刊》主要撰稿人。1927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長期為蔣介石草擬文件，有“文膽”之稱。1928年至1948年期間，陳布雷先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軍委秘書廳副秘書長、教育部常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軍委秘書廳副秘書長、國防部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三青團中央干事會干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南京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殺身亡，終年58歲。

蔣介石高度評價陳布雷：“畏壘（陳布雷筆名）椽[chuán]筆，逾百萬師”，“綜其生平，履道之堅，謀國之忠，持身之敬，臨財之廉，足為人倫坊表”，稱他為當代完人。周恩來也對陳布雷的品格曾有過贊賞之詞，曾道：“我們對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均所欽佩，勸他這支好筆不可專為一個人所用。”

人物生平

求學之路

1895年，5歲的陳布雷開始上私塾，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1903年，陳布雷被送到三七市董氏館就讀。在董氏館，陳布雷不但廣泛地接受了中文、英文、筆算、史地、物理化學等知識的系統教育，還開始接觸《時務報》《新民叢報》《新小說》《警鐘報》《浙江潮》等報紙雜志，與同學們秘密組織了“覆滿同志社“，以“驅逐韃虜，還我中華”為己任。同年，陳布雷參加縣應童子試，接著參加府試、院試，均被錄取。1904年陳布雷進入慈溪市中學堂。

1906年初，陳布雷進入寧波府中學堂，同年秋到杭州市考入浙江高等學堂。在校5年，1906年初，陳布雷進入寧波府中學堂，數月后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學堂預科。他廣泛地學習了文哲政法英語各科，受名師指點和熏陶，學貫古今，兼融中西，尤其致力于史地、政治、國際時事的研究。這為他以后揚名報壇奠定了厚實的業務基礎。

思想轉變

陳布雷自幼接受傳統儒學文化教育，后因教書先生因病請假，由他大哥陳訓正代課。陳懷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他的言行對陳布雷產生極大影響。不久陳屺懷送陳布雷去提倡新學、培養改革人才的三七董氏館學習，館內革命氛圍濃烈，陳布雷接受了許多新思想。考上秀才后，陳布雷先后到浙江省慈溪中學、浙江省寧波中學、浙江高等學堂學習，受到師友（主要是沈士遠、邵裴子、張宗祥諸師）開明思想的啟迪。

1906年初，民族危機日益加劇，許多愛國師生目睹清政腐敗，他們以民族革命之義共勉。陳布雷受到影響，并閱讀《復報》《民報》《新世紀》等進步書刊，“這不僅滿足了他的求知欲望，而且接受了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陳布雷時常和同學談論“驅除韃虜，光復漢物”等言論，與同學組織“覆滿同志社”。陳布雷還擔任校友會書記，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浙路拒款會”，組織宣傳，反對向英借款修筑滬杭甬鐵路，堅決反對把鐵路利權讓給外人。1910年，陳布雷與同學相約，剪去辮子，以示與清廷決裂。

報業雄風

1911年初春，陳布雷繞道上海市前往杭州上學，暫住陳訓正主筆政的《天鐸報》社，曾代戴季陶在該報寫言論數篇。同年夏，陳布雷從浙江高等學校畢業；同年秋，陳布雷進入《天鐸報》，開啟他的報人生涯。武昌起義爆發時，陳布雷在《天鐸報》上連載了10篇以“談鄂”為題的文章，一時哄傳京滬，名動海內，從此奠定了陳布雷在新聞界作為第一流政論家的地位。隨后，他又寫下了一些反清專制和反封建的時論，呼吁革命。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用英文寫有《對外宣言》，陳布雷用流暢的文筆翻譯出，在《天鐸報》上首次刊出，廣受好評。但由于年少氣盛，鋒芒太露，陳布雷遭到了《天鐸報》總編輯李懷霜的忌憚，最終辭職離開。1912年，陳布雷在寧波效實中學執教，并應《申報》聘為特約譯述員。1912年3月，寧波市成立同盟會支部，陳布雷被正式吸收為同盟會會員。1914年，他因家庭原因辭職回到故鄉主持家務，后來復職于效實中學并任校長一年。期間陳布雷曾計劃前往日本、歐美留學，但都因為父親的阻止而作罷。1920年，陳布雷應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前往上海市參加《韋氏英漢大辭典》的編譯工作。1921年，陳布雷加入了新創刊的《商報》，擔任編輯主任，重新開始了自己的報人生涯。陳布雷勤奮筆耕，每周撰寫5篇社論和一篇短評，文筆犀利而富有情感，廣受好評。

1923年，《商報》的評論改署名制，陳布雷取“畏壘”作筆名。1924年，陳布雷所在的《商報》已經出版三年，聲譽逐漸提高，觀點也更加明確。在論評方面，陳布雷首先重視政治議題，逐漸擴展到文化、工商、社會和國際時事等領域。他的文筆犀利而富有情感，備受當時的人們和新聞界的稱贊。陳布雷堅決批判曹錕賄選，言辭堅定有力；在魯案對日直接交涉問題上，與《中華新報》展開了長達十天的筆戰；在孫中山逝世時表示哀悼，撰寫了《精神的死與形骸的死》一文來駁斥《時事新報》的謬論；“五卅[sà]”慘案發生后，每天都撰寫評論來呼吁和聲援。《商報》的聲譽逐漸提高，受到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的喜愛，發行量不斷增加，對社會影響甚大。此外，他還被《國聞周報》特約每周撰寫一篇時評；中共中央主辦的《向導周報》周刊也曾轉載陳布雷的時評并加以評注。

棄報從政

1926年春，蔣介石從廣州市派邵力子到上海市將親筆簽名的戎裝照片贈給陳布雷，并對他說：“蔣公對君極慕重。”1927年2月1日，陳布雷應蔣介石的邀約到南昌市訪問，受到蔣介石的熱情接待。蔣介石與陳布雷多次晤談，想留他在自己身邊工作；并親自和陳果夫一起介紹他加入中國國民黨。陳布雷感激知遇之恩油然而生，答應代擬《告黃埔同學書》等文稿，深得蔣介石的嘉許。但陳布雷反復陳述自己的志趣仍是在上海做報人，并在4月就返回上海。此時上海已為第3次工人武裝起義成功所占領，但未過一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并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實行國共合作的武漢政府相對峙。期間，陳布雷先是4月被張靜江延攬至杭州市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秘書長；5月又被蔣介石召至南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8月，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之下被迫下野，陳布雷在為蔣介石擬就《辭職宣言》后，也離開南京，返回慈溪市。9月下旬，蔣東渡日本，曾派張群約陳布雷同行，陳以“我不諳日語，恐不能于蔣先生此行有補”而婉辭。10月到上海市任《時事新報》特約撰述，重操舊業。但陳布雷借此機會，極力宣傳國民黨及蔣氏的“光榮歷史”，為蔣重新上臺制造輿論。1928年1月，蔣介石重新上臺，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希望任命陳布雷為總部秘書長，但陳布雷堅決推辭。在南京住了一個月后，陳布雷回到上海，并擔任《時事新報》的總主筆。同時，陳布雷與戴季陶、周佛海等人共同創辦了《新生命月刊》。盡管如此，每當蔣介石需要發表重要文告或演講時，他經常會召喚陳布雷前往南京起草。從1928年7月到1929年6月，陳布雷還隨蔣介石北上，代寫了多篇文告和演講稿，包括《祭告總理文》等重要文件。

浮沉政海

身兼要職

1929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布雷作為上海市黨部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在會中，陳布雷提議“凡入黨不滿3年者概不得當選為中央委員”，想以此來杜絕你爭我奪的競爭局面。可是主席團卻沒有把陳布雷的提案提出，最終陳布雷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陳布雷連忙上書給胡漢民、蔣介石請辭。蔣介石卻說，被選者不得請辭，這是紀律。8月，陳布雷被任命為浙江省教育廳長。期間陳布雷自認為不了解教育工作，且更希望在新聞界長期從事，多次請求辭職，但未能得到批準。1930年12月，蔣介石自兼教育部長，命陳布雷至南京為常務次長，嗣后又改任政務次長，并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布雷雖兼任要職，事務繁冗，但其大量精力仍耗于為蔣代撰各種文字。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奉行不抵抗主義，使日本占領東北地區全境，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慨。反蔣派系借機倒蔣，12月蔣介石被迫下野。陳布雷原本想趁機引退，但卻被國民政府再次任命為浙江省教育廳長，繼續從事教育工作。期間，他推廣鄉村小學、發展民眾教育，為浙江省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但仍然常被蔣介石召去代寫文章。1934年5月，陳布雷被調任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正式成為蔣介石的幕僚長，一直為蔣介石效力。

御用文人

1934年10月，陳布雷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前往奉化溪口呆了10天，寫作了一篇名為《敵乎？友乎？》的長文，勸說日本軍閥改變侵略的妄念。這篇文章發表在上海的《外交評論》雜志上，并以設計委員會委員徐道鄰的名義署名，引起了中日兩國以及輿論界的猜測和關注。1935年2月，陳布雷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負責秘書（第四）和研究（第五）兩組的工作。在1935年11月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后，陳布雷又兼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此時，蔣介石已經集中了全國黨政軍大權，他的機要文件和函電往來除了軍事方面由侍從室第一處處理外，其余都經由陳布雷辦理。

身不由己

1936年12月，蔣介石前往西安市催逼張學良、楊虎城出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但陳布雷因病沒有隨行。當張學良和楊虎城諫阻蔣介石時，蔣被拘禁，而陳布雷由于自認為是“近臣”，未能與蔣共患難，感到迷茫和失落，在南京扶病奔走，并力主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事變。在中共的調解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合作抗日，并于26日返回南京。陳布雷隨即奉命將蔣介石被迫承諾的條件口述撰寫成《對張楊之訓詞》發表，之后又虛構了蔣介石在事變中被扣留和釋放的經過，寫成《西安半月記》。盡管陳布雷勉強按照命令寫出這些文章，但內心深感痛苦。他曾在給知己的信中寫道：“我現在的言論和思想，不能自主，身體和靈魂已經逐漸成為他人的一部分。人生都有本能，誰能甘愿接受這樣的處境呢？”他受到蔣介石的命令束縛，一再違背自己的內心寫作，陷入了痛苦和矛盾的深淵，只能通過憤怒的文字來宣泄，因此一度“患腦病甚劇，思維困擾，夜間失眠，白天厭倦”。

處尊居顯

隨著時間的推移，陳布雷得到蔣介石的重用，逐漸從幕后被推到前臺。1946年11月，蔣介石撕毀了重慶談判的《雙十協定》和政協會議的協議，自行召開了“制憲國大”。陳布雷奉命與青年黨、民社黨的領導人左舜生、陳啟天、張君勱等商議，以拉攏他們。1947年4月，蔣介石宣稱“準備行憲”，改組國民政府，由中國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代表及其他“社會賢達”共28人組成國民政府委員會，陳布雷被蔣介石推舉為其中一員。1948年3月，蔣介石召開了“行憲國大”，自己登上了“總統”寶座，陳布雷被任命為南京總統府國策顧問。他還兼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秘書長，負責籌劃和組織國民黨中樞的重要會議，并主持蔣介石召開的“官邸會報”，參與決策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黨政大事。

書生誤國

1948年8月，蔣介石為擺脫財政經濟瀕臨崩潰的困境，發行金圓券，收兌金銀和外幣，瘋狂掠奪人民的財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9月至11月，中國國民黨在遼沈戰役中被殲47萬人。11月6日，淮海戰役爆發，國民黨面臨朝不保夕之勢。11月11日上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了臨時會議，陳布雷在會上發言，批評國民黨軍隊將驕兵逸，指出國民黨軍政大員的腐敗與貪污無能，并牽涉到了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幾家。此時蔣介石對陳布雷發脾氣，稱他老跟他唱對臺戲，腦力衰弱得不夠用了，宣傳工作也沒有搞上去，要他休息。還說“書生誤國，看錯了人”。陳布雷遂面紅耳赤，退出會場，返回寓所。

自殺身亡

1948年11月11日晚上，吃飯時陳布雷與其秘書蔣君章等鄭重地談了1個小時，然后上樓，吩咐蔣君章不要讓客人見他。12日，上午約見女婿袁永熙，在女婿的建議下理了發，換了身整潔干凈的衣服。晚上，陳布雷獨自上樓，并囑副官不接電話，不見太子賓客，他要休息。此時恰逢陳布雷夫人王允默去上海參加外甥女的婚禮，秘書蔣君章去《中央日報》社值班。12日午夜，陳布雷服下一瓶半安眠藥后，和衣躺下，自殺身亡，終年58歲。

新聞思想

早期思想

客觀、公正、獨立

在早期，陳布雷以筆名"畏壘"發表言論，秉持新聞客觀和真實的原則，不屈服于外部壓力。1923年，軍閥頭目曹錕通過直奉戰爭奪取了北京政權，引發了賄選丑聞。《商報》在本地新聞版刊登文章揭露和抨擊這一丑聞，敢于說出他人不敢言的真相，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這使得直系軍閥深感羞辱與憤怒，主持《商報》編輯工作的陳布雷因評論激烈，甚至被上海市工部局傳訊。陳布雷聘請了當時在租界的英國律師為自己辯護，迫使反動當局最終只能罰款并釋放他，此事就此了結。北洋軍閥的迫害并沒有讓陳布雷畏懼屈服，反而更加激發了他的斗志。在主持《商報》期間，他因直言不諱而遭遇不少麻煩。有人勸告他采用更委婉的措辭，避免招惹是非，但他卻回答說：“作為主筆，如果不因直言不諱而受到官司的困擾，那就不算是一位合格的主筆，這不是我的初衷！”

新聞是公眾的喉舌，引導社會

陳布雷是以其在新聞界撰寫的評論聞名于世。20年代初，陳布雷開始擔任《商報》的主筆，他立志在國家危難之際以手中的筆為國效力，反對列強，推翻軍閥。鄒韜奮曾評論道：“布雷先生在報界文壇上的聲譽，在《商報》時代就已經確立。他當時不僅富有正義感，還具有革命精神。當時人民憎恨軍閥，全心支持北伐，而他以筆名畏壘在《商報》上發表的文章，常常以銳利的筆鋒和公正的態度，履行著代表人民發聲的職責。”

后期思想

輿論鉗制

1942年初，河南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造成了大量人口饑餓死亡。基于記者報道的河南災情和重慶上層社會的奢靡景象之間的對比，王蕓生于2月2日在《大公報》重慶版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看重慶，念中原》。然而，當晚中國國民黨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令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通知。事后，王蕓生不服氣，找到了陳布雷并與其進行了交涉。陳布雷嚴厲地警告王蕓生，稱蔣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情，認為是省政府夸大了災情，并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

1943年春季，蔣介石政權日益腐敗，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導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迅速積累，社會底層勞動人民飽受苦難。王蕓生從3月底到5月中旬策劃并組織了十幾篇文章，呼吁人們憎恨壞人、貪官污吏，并號召領導層和普通民眾都要懺悔。這些文章在當時引起了一定的反響。然而，5月10日，王蕓生接到了陳布雷再次警告的電話，要求《大公報》不再發表涉及愛恨問題的文章。

1948年7月8日，負責中國國民黨宣傳工作的陳布雷下令封禁了《新民報》。王蕓生對此感到非常憤怒，于10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的社論，抨擊國民黨當局限制言論自由的行為。陳布雷看到王蕓生的社論后，找到了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圣，并表示：“王蕓生不是評論政治，他還試圖指揮政府，甚至最高統帥。他為共產黨張目。晉朝的阮籍曾有句名言，叫做‘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如果我年輕十歲，我會重新從事記者工作，與他周旋，不讓這種人如此囂張！現在我宣布與王蕓生絕交。”7月16日，陶希圣為《中央日報》撰寫了一篇社論，題為《在野黨的特權》，社論稱王蕓生是新華社的應聲蟲，這篇社論是經過陳布雷親自審定的。

1948年，《新聞天地》刊登了當時外交部長王世杰的文章《王外長又低了一次頭》，陳布雷給《新聞天地》寫信表示不應該刊登該文，報社應謹慎處理涉及政治毒素的稿件。

新聞檢查

在陳布雷的支持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成立了一系列的專門機構，加強對新聞出版業的審查體制建設。電訊和稿件的使用都需要經過中宣部審查處的審理；圖書雜志的原稿則由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處理；戲劇劇本則由戲劇審查委員會和圖書雜志處共同審核。1939年春天，中國國民黨中央成立了軍委會戰時新聞檢查局，統一了新聞檢查的權力。在抗戰期間的1937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相繼頒布了《修正出版法》《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確立戰時新聞政策的決議》《修正新聞檢查標準》《修正戰時新聞禁載標準》《書籍雜志查禁解禁暫行辦法》等法令。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還頒布了《管理收復區報紙、通訊社、雜志、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亂時期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涉及控制輿論的法令。這些法規都是在陳布雷執掌下宣傳部策劃制定的。這些法規的基本精神大致相同，即要求統一輿論，將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原則作為輿論的準則。

人物影響

陳布雷在報人時期撰寫了大量支持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學者劉瑩瑩認為陳布雷的政論犀利尖銳，從不同角度對事件進行點評分析，揭露反動軍閥挑起戰爭的罪行，從而引導民眾。抗戰初期，他創作了大量團結御侮的杰作，對蔣介石形成抗戰的指導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抗戰期間，他推動國共兩黨合作，并撰寫多篇文章為蔣介石勉勵國人、鼓舞士氣、拉攏民心。抗戰勝利后，陳布雷自殺的消息震驚了南京蔣氏政權，也喚醒更多人認清中國國民黨的實質，加速了蔣氏政權的覆滅。

人物評價

正面評價

鄒韜奮曾稱稱陳布雷是民國第一流政論家。

著名詩人劉大白稱贊他道：“今天上海報紙的言淪，哪一個也寫不過陳布雷。”

著名人士葉恭綽曾感嘆地說：“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的人才寥寥無幾，議論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顏旨微(天津市《益世報》主筆)，在南惟陳畏壘而已。”

著名政論家鄒韜奮在《經歷·患難余生記》一文中曾這樣評介說：“布雷先生在報界文壇的聲譽，在《商報》時代就已建立起來。他當時不但富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以畏壘為筆名在《商報》上發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民國元老、“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說：“文章天下淚；風雨故人心。”

“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說：“慎獨存誠襄大業；長才濟世著文章。”

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說：“有筆如椽，讜論雄文驚一代；赤心謀國，淵謨忠炳千秋。”??

負面評價

學者嚴如平認為陳布雷追隨蔣介石多年的所作所為，尤其是末期主事反動宣傳，效忠國民黨蔣介石反動統治，企圖阻擋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在歷史上有其無法推卸的一份罪責。

學者鞠北平認為，陳布雷從政以后，他作為近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消失盡，而傳統的一面則表現非常明顯。他開始極力為南京國民政府宣傳蔣介石的儒化三民主義思想，還為蔣介石撰寫了大量文稿，把蔣介石打扮成為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

學者盧緒元認為，陳布雷在青年時期雖也辦過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其后半生卻是為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作為御用文人，他不可避免地干了許多危害人民利益的壞事。作為從犯，他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是不能寬恕的。

高唐在《讀陳布雷遺書》中直言，陳布雷雖是高官中的好官，但他始終沒有替人民呼喊過一句，活著不說，快死了也不說，這就是缺陷。

為蔣介石起草的經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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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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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軼事

應試風波

陳布雷5歲開始接受啟蒙教育，他愛學習，成績好，聞名鄉里，他父親一直以他為驕傲。14歲那一年，父親帶著他去慈溪市縣城參加童子試，陳布雷心中不愿意，就應付父親，結果那一年全縣151名參加考試的童子中，陳布雷考了個倒數第一，他父親大怒道：“應試者151人，汝竟背榜。教汝讀書，乃居全縣童子之末，辱我門楣甚矣！”回到家里，母親對陳布雷的做法也極為不滿。陳布雷這才覺得做得太過分了，對不起父母。正好下半年寧波府還有一次府試，陳布雷就提出來再參加一次考試，以向父母“還債”。他父親堅決不同意，怕他再考個倒數第一，更在鄉里丟人。后來經陳布雷的姐姐向父母說情，他父親才勉強允許了。是年年底，父親帶著陳布雷離家乘船赴寧波府參加府試，發榜時陳布雷名列榜首，他父親大為高興。發榜那天寧波市一帶風雪交加，雖然如此，他父親卻喜笑顏開地冒著風雪帶著陳布雷乘船趕回慈溪市，為了早日傳名鄉里，讓鄉親們知道，以雪前恥。

面包布雷

1907年，陳布雷在浙江高等學校(浙江大學前身)讀書時，因為面龐豐滿，被同學們戲稱“面包孩兒”，于是他就以英語“Bread”的譯音“布雷”作為自己的筆名。從在上海《天鐸報》任撰述開始，他干脆用“布雷”做了筆名，自此名震滬上。朋友曾贈詩：“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刻畫了陳布雷以筆為、以報為鼓、執著而忘形地為武昌區義軍鼓與呼的壯士形象。從此，陳布雷原名“訓恩”逐漸被人遺忘，字“彥及”亦不復人知，剩下的就是一個“舶來品”的筆名：“布雷”，反倒成了他的“真身”，哄傳京滬各報。

炒股敗家

陳布雷祖父是大商人，在多處市鎮經營茶莊、錢莊、典當等，鄉間田產眾多，積累了不少財富，到他父親繼承時也一直保持著。陳布雷憑借自己的才華，加上堂兄的提攜，在上海工作時的薪水也很豐厚。1920年陳布雷30歲，受聘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編譯《韋氏大詞典》，每天工作七小時，月薪120元。陳布雷同時還在中國通商銀行兼職當文書主任，月薪70元，合計190元，收入相當不菲。但陳布雷還夢想在證券交易中發更大的財，1921年便開始在上海市做證券買賣，他既不懂又自信，結果從7月到11月短短三四個月間虧損8000余元，不得已將慈溪市老家的祖產賣掉了40畝土地得款2600元，又約了幾個朋友湊了一個十年的互助會得款5000元，加上部分手頭上的積蓄，才把債務還清。

自殺原因

陳布雷的真正死因，既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也是民國史的一大疑案。到目前為止，涉及這一疑案的論點，至少有這樣幾種說法：

“感激輕生說”

這源于陳布雷的留有的遺書之一《再上總裁書》的一句話：“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等話，也就是“士為知己者死”。而這一觀點當時中國國民黨官方《中央日報》在11月18日的報道中也有提到：“總裁對于布雷先生二十年來鞠躬盡，而最后乃感激輕生以死報國，異常震悼。”

“激勵大眾說”

這一觀點來源于陳布雷妻子王允默在《陳布雷回憶錄》的前記中有寫：“是以先夫子之死，決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志在以一死勵大眾也。”

“百念俱灰說”

這是指陳布雷的自殺是對時局的悲觀絕望。而陳布雷在《雜談》和遺書中，確實有流露——如“耳聞目睹，飽受刺激”等。吳國楨在接受訪談時聲稱，陳布雷同他透露，陳本人不認為與共產黨有任何妥協的可能，但他也看到中國國民黨政權正變得腐敗，甚至自己的孩子都變成了共產黨，他為此感到十分羞愧。他認為我們已失去了年輕人的信任，覺得沒有希望了，于是就自殺了。

“以尸諫君說”

陶永標認為，陳布雷是痛感國事之不可為，要對蔣介石進行“尸諫”。在《尸諫——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自殺經過》一文中，陶永標說：“關于促使陳布雷自殺的最后一個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極少。那就是陳布雷曾經勸告蔣介石罷兵，同共產黨舉行談判，兩方早日結束內戰，讓百姓安養生息。但蔣介石不僅沒有聽從，而且事后表示不滿。陳布雷感到徹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職，示己忠貞，免得蔣介石猜疑。從這一點來說，陳布雷的自殺也可謂尸諫。”

“以死自剖說”

臺灣作家用李敖認為，陳布雷是用死證明知識分子跟中國國民黨合作的悲慘下場，他告訴大眾他過了錯誤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盡瘁，在‘油盡燈枯’的搖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義——那個為他所明知卻又欲說還休的意義，他把光明重新點亮，雖然他自己，卻誤上賊船、‘百身莫贖’，永遠殉葬在黑暗里了。

“油盡燈枯說”

學者王曉華在《“文膽”陳布雷之死》中用心理學分析陳布雷的死因，指出陳布雷的身體不佳是他選擇自殺的一個重要原因。“變態心理學家認為，有些人在長期持續的精神刺激因素的作用下而產生的一種情緒消沉、憂郁、沮喪、焦慮，進而產生自責自罪的念頭，認為自己思想遲鈍，腦子變笨，不再對社會有用，乃至把以往的一般錯誤夸大成為不可饒恕的罪行而要求處理自己，這是典型的心理異常疾病，即精神抑郁狀態。結果往往用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一生。陳布雷后來的行為，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還有傳言聲稱，陳布雷死前曾向蔣介石犯顏直諫，直言中國國民黨權貴尤其是孔、宋兩家的腐敗，結果被蔣介石訓斥，不堪其辱而死；而蔣介石本人則在10年之后表示，陳布雷是因為聽信他將下野的謠言“憤慨之至而以死報國”。

后世紀念

陳布雷之墓

1948年11月19日下午二點，陳布雷的靈柩專車從上海到達杭州市。12月10日10點，靈柩抵達九溪十八澗徐村蘿卜山墓地，10點半靈柩已入穴，隨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筆、一本《圣經》。后來“文革”時期，陳布雷之墓被平毀，“棺木挖開時，里面的衣裳還沒有腐爛，藏青色的，綢緞的。棺木內還有一支金筆。”1990年代墳墓重建，現為杭州市文物保護點。

陳布雷公館

陳布雷故居位于南京市鼓樓區頤和路6號。陳布雷一家在抗戰前一直租居在頤和路6號寓所。1936年由實業部農業司司長徐廷湖興建。占地989.01平方米，建有一棟9間西式三層花園樓房和一棟二層2間西式小洋樓，以及5間磚木結構西式平房和一間舊式平房。

位于南京市頤和路十二片區里的江蘇路15號民國建筑，是陳布雷另一處公館舊址，它建于1934年，其院落占地面積727.8平方米，建筑面積約280平方米，建有磚木結構的西式樓房1幢，平房2進6間。原產權人為夏貞汶（身份不詳）所有，抗戰勝利后，陳布雷攜眷“還都”，因頤和路房子被占用，在馬超俊的幫助下租用湖南路508號（現江蘇路15號）房子，1948年11月陳布雷在此自殺。目前，該處現有主樓1幢，其主樓坐北朝南，高二層，青磚外墻，廡殿頂，青瓦，南側中部突出多邊形上帶多邊形露天陽臺，一樓東南側為一方形內廊，大門在內廊東側，黑，灰色門窗，建筑面積約280平方米。因該建筑屬于頤和路十二片區，2008年，政府出資對此建筑進行了維修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