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漢族，字連生，號哲生。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翠亨村（今廣東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孫中山長子，原中國國民黨重要官員之一。
孫科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因父親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起義失敗，孫科隨母親前往美國檀香山投奔伯父孫眉。在檀香山讀書期間，孫科于1910年加入同盟會，進行革命宣傳。辛亥革命成功后，孫科回到中國，三任廣州市市長，他在1921年首次擔任廣州市長兼治河督辦，積極主持廣州的市政改革，使廣州成為同時期城市管理的典范。1928年起，孫科先后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鐵道部長和交通大學校長等，主持修筑粵漢、隴海鐵路。1931年中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上，孫科當選行政院院長進行組閣，但因為難以在職位上展開工作，僅25天便提出辭職。1933年，孫科改任立法院院長，期間主持修訂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重要文獻《五五憲草》。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孫科促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后多次出訪蘇聯達成貸款協議，得以向蘇聯購進武器支援抗戰。1947年，他任南京國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4月29日，他與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落選，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長。國民黨敗退臺灣之際，孫科未跟隨蔣介石前往臺灣，而是先后避居香港特別行政區、美國等地。直至1965年10月抵達臺灣，先后任“總統府”資政、“考試院”院長。1973年9月13日，孫科因突發心臟病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去世，享年83歲，葬于陽明山雙重溪墓園。著有個人回憶錄《八十述略》，代表作品包括《憲政要義》《中國與戰后世界》《中國的前途》。
孫科三任廣州市長期間，主持的廣州施政改革影響了中華民國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發展。任職鐵道部期間，主持修訂了兩條粵漢、隴海鐵路促進了西部和西南地區的開發，并在抗戰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他還主持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小型航空公司。孫科主持起草的《五五憲草》是一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重要文獻，成為他在立法院院長任內較為突出的功績。此外，孫科還為抗戰進行了大量的活動，是中國國民黨中的抗戰派。孫科去世后，蔣介石于次日下令治喪時稱孫科“為革命元勛，器量恢弘，才識遠大，力行三民主義，學術造詣淵深”。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孫科，字哲生，1891年10月20日（清光緒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父親孫中山，母親是孫中山的原配盧慕貞。孫科出生的次年，因孫中山在澳門鏡湖醫院就職，孫科移居澳門，不久又改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
孫科5歲時，因父親孫中山在廣州起義失敗，孫科被迫隨母親移居海外，投奔在美國檀香山經商的大伯孫眉，居住在茂宜島的姑剌山牧莊。初到檀香山時，因孫科年齡尚小，住處附近也沒有學校，孫科在家中跟隨母親學習《三字經》《千字文》《唐詩三百首》等，后來大伯孫眉在木樁附近辦了一個私塾，由孫眉的廣東同鄉黃瑞祥負責授課，孫科開始和附近十幾個華僑兒童們一起學習四書五經等國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孫科離開大伯孫眉的木樁，進入美國天主教會辦的圣安東尼學校，開始學習西學，期間寄居在一位程姓友人所開的雜貨店中。在圣安東尼學校中，孫科的同學都只有六七歲，比較年長的孫科常以優異的成績跳級，用四年的學習時間完成了八年的學制。1906年自圣安東尼學校畢業后，孫科考入檀香山四年制美式中學圣路易士學院。起初，孫科居住著興中會會員鄭金、鄭照兄弟家中，后來因為離學校太遠，孫科選擇住校讀書。
加入同盟會
1907年，孫科在檀香山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在讀書之余孫科開始在同盟會創辦的《自由新報》《大聲周刊》擔任編輯工作，先后發表了《揚州十日》《文字獄》等揭露清代罪行的內容。
次年，孫科從圣路易士學院畢業后，進入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學習，同時參加了當地華僑創辦的《少年中國晨報》編輯工作。不久，辛亥革命在中國爆發，身為同盟會會員的孫科中止了學業，四處演講宣傳革命。
1912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科回到中國在南京與父親團聚。在南京期間，孫科協助父親工作。隨著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孫科隨父親到武昌、福州市、廣州市等地。同年7月，孫科被袁世凱當局準予按勛人子弟享受官費留學。孫科偕兩個妹妹赴美國留學，中途經過檀香山時，孫科與表妹陳淑英結婚。婚后赴美留學，陳學昭相伴而行。
完成學業
再度回到學業后，孫科主修文科，兼修理科，并擔任了留美學生會會長。在學習之余，孫科常參加演講或座談，宣傳中國的革命問題。此外，他還在舊金山、紐約一帶聯絡華僑、展開募捐活動，并給同盟會駐美洲總支部支部長林森和后來到美國訪問的同盟會會員黃興等人做過英文翻譯。
1916年5月，孫科從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同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深造，主修政治、經濟、理財，選修新聞學。次年6月，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
初任廣州
1917年，孫科學成回國。時值孫中山在廣州市組建護法軍政府，孫科任大元帥府秘書、非常國會秘書兼外交部秘書。次年，孫中山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市，孫科改任參議院議長林森的秘書，期間與友人黃憲昭創辦英文《廣州時報》，孫科出任副主編，負責編寫國內政治新聞。此外，他還在這一時期撰寫了《都市規劃論》，翻譯了羅威爾所作《公意與民治》一書。1918年，孫科受孫中山委派，與大帥府參議陳民鐘、秘書黃展云前往菲律賓去募捐，為革命籌集錢款。
1920年11月孫中山在廣州重組軍政府后，孫科任廣州市政廳長兼治河督辦。不久廣州改制為市，孫科出任廣州特別市首任市長。在任期間，孫科制訂《廣州市組織條例》五十七條規定市政府設公安、工務、財政、教育、衛生、公用六局，并一一明確職責。在對市政的建設上，孫科主張拆墻筑路、開辟交通，在任職的第一年中，孫科為廣州修建約26公里的水泥道路，街道也從2.5米至5米。除了改善市容之外，孫科還推行教育，在廣州相繼建立起商業學校、婦女裁縫學校、師范學校和工人學校，以及公共圖書館和“市民大學”。孫科曾親到“市民大學”授課，吸引了上千名市民報名。
再任廣州
1922年6月，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炮轟南京總統府，謀害孫中山，孫科奉命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為討伐陳炯明籌集軍餉。8月出任“中國國民黨該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參加改組國民黨的準備工作和擬定新的黨綱、總章。
次年1月，陳炯明被驅逐出廣州，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就任大元帥職，孫科也隨之回到廣州二次就任廣州市長。隨后，北京政府派綠林出身的桂軍將領沈鴻英督粵，因沈鴻英擁重兵威脅廣州，孫科主張采取扶綏政策，并不顧個人安危到沈鴻英部中進行撫慰，得到沈鴻英的盛情招待，免去了廣州的威脅。
北上聯絡
1923年10月，直系軍閥曹錕賄選總統，孫中山隨即下令北伐。為了確保北伐成功，孫中山采取聯合奉系軍閥共同對付直系軍閥的策略，并得到了奉系張作霖父子的積極響應。次年8月，孫科辭去廣州市市長的職務，奉命從上海市經日本繞道朝鮮南部，抵達沈陽市面見張作霖。孫科成功與張作霖達成協議，奉軍不久出山海關，進抵天津市，發動第二次直奉戰爭。
次年10月，長期受孫中山影響的直系將領馮玉祥在北京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賄選的總統曹錕。事后，馮玉祥組織國民軍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孫科從張作霖處出發到天津迎接孫中山。孫中山因操勞過度滯留天津養病，孫科在天津陪伴父親。不久，孫中山因病情加重，轉至北京治療，后被確診為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
三任廣州
孫中山去世后三個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決定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決策機關，改組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為國民政府，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隨即在廣州正式成立，孫科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當時，廣州各界為援助在上海爆發的“五卅運動”，在沙基口一帶游行示威時，遭到了英、法兩國軍隊的武裝鎮壓，釀成了“沙基慘案”。孫科當時兼任廣州市長，面對慘案他力主按照國際法提出嚴正交涉，要求嚴懲兇手，賠償死者家屬，并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為協商此事，孫科受國民政府的委派前往北京，計劃與段祺瑞執政府外交部共同對西方國家提出交涉，但因段祺瑞害怕開罪西方國家，以致孫科等人無功而返。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市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孫科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年底又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同時兼任廣州市長、廣東省建設廳廳長、廣州市黨部組織部長等職。期間，孫科科學規劃廣州市建設，大力整頓市容，修筑道路；整理稅收，規定公安、工務、公用、財政各局的稅收項目，去除了諸多繁多的稅捐，將教育、衛生經費由政府統籌解決。
進入高層
隨著北伐的節節勝利，廣州國民政府于1926年11月遷至武漢，孫科因需要與其他國民黨政要到武漢進行考察，故辭去了廣東方面的職務。在1927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孫科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并兼青年部長等職。在隨后蔣介石與汪精衛二人之間的派系斗爭中，孫科為中國國民黨的分裂局面不安，積極奔走各地進行游說，并倡議成立中央黨部特別委員會以求黨的統一。
1927年9月15日，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孫科的游說下成立，孫科出任委員會委員，旋又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次年1月，建設部成立，由孫科出任部長，宋子文繼任其財政部長之職。但因當時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激烈，孫科與胡漢民出國考察各國政治、經濟，未正式就職建設部部長一職，僅在新增設的“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中擔任常務委員。
在巴黎時，孫科等人聽聞國民政府收復北京，同行的伍朝樞認為國家已經完成統一，軍政政治則應當告一段落，國家可以嘗試試行五院制度。眾人都非常認可伍朝樞的想法，最后推孫科起草《當過訓政大綱及應付外交辦法》草案，1928年9月孫科返回中國，參與起草《國民政府組織法》及《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10月國民政府改組，政府體制由軍政時期轉變為訓政時期。孫科出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鐵道部長和交通大學校長。
執掌鐵道部期間，孫科前期著力于整理和養護全國的鐵路線路，并收回了日軍占領的膠濟鐵路，將粵漢鐵路收歸國有。為籌建新路線，孫科于1929年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時，提出利用庚子賠款重點建設隴海鐵路，并組織了勘探、設計等工作。除了粵漢、隴海鐵路外，孫科還設想了六年內完成全國鐵路的建設，但因經費問題未能完全實現。
1927年10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創辦民航公司，孫科以鐵道部部長的身份于兩年后與美國飛機制造商柯蒂斯·萊特（Curtiss·Wright）洽談，向對方賒購三四架飛機，成立了中國航空公司，孫科兼任董事長。作為中國最早的小型航空公司，孫科以鐵道部部長的身份，親自乘機勘測由上海市至南京的第一條航線。
短暫組閣
蔣介石主持中國國民黨軍政大權后，國民黨內外許多派系矛盾持續激化，內戰頻仍，政壇風云迭起。孫科雖不滿蔣介石專斷獨裁，但竭力希望維持合作局面。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將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囚禁于南京湯山，國民黨內部形成了反蔣高潮。孫科因與胡漢民交情深厚，得知后離開南京前往廣州市，以兩廣為基礎，聯絡各派反蔣勢力，正謀起兵北上討蔣，并于5月24日發出全國聯名通電，要求蔣介石在四十八小時內下野。還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國民政府”兩個組織，孫科出任兩組織的常務委員，以此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形成了寧粵對峙。
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在當時全國呼吁“團結御辱”的呼聲下，蔣介石被迫釋放了胡漢民，寧粵雙方在上海召開和平統一會議，進行談判，孫科也出席了此次會議。在會議上，胡漢民領銜發出通電，要求蔣介石必須下野，解除兵權，寧粵雙方才能進行合作。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通電下野，回到故鄉浙江奉化。
蔣介石下野后，寧粵雙方于12月22日在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對國民政府組織法進行了修改，會議最后選出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院長，并通過了孫科內閣名單。但由于當時國庫嚴重虧空，孫科的內閣得不到執掌國民政府財政的孔祥熙、宋子文的支持，加之蔣介石與汪精衛達成了秘密合作。孫科無法展開政府政令和外交工作，在其執掌行政院25天后，提出了辭職。
力主憲政
1932年初，由于張繼拒絕就任立法院院長，國民黨中央通過了孫科從行政院院長改任立法院院長的決定，但孫科未立即到任。原因是孫科希望提出實施憲政，但未得到代表蔣介石等人的響應。后來，隨著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加之孫科在為實行憲政不斷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進行抨擊時，蔣介石看到孫科以憲政消除“各派不正當之手段攻擊”以及各方軍隊“聽令中央公正處置”的言論是自己所希望聽到的。于是，蔣介石于1932年9月底，與孫科在江西廬山會晤，蔣介石接受了孫科對立憲的要求，孫科也于1933年1月到達南京出任立法院院長。
上任伊始，孫科親自主持憲法起草工作，成立了四十人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自己擔任委員長，張知本、吳經熊為副委員長，還有除張、吳二人外的馬寅初、焦易堂、陳肇英、傅秉常、吳尚鷹七人組成的主稿委員。起初由張知本遵循孫中山先生遺教起草憲法，內容包括基本原則、民族、民權、民生、附則，共171條，于1933年8月16日脫稿。
其后，張知本因故辭職，由吳經熊接替對草擬的憲法條款進行斟酌，并以自己的名義發表征求各方意見。結果遭到了中國國民黨內部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在關于限制總統權利的條文上，國民黨保守派認為“總統不得連任原則”限制太嚴，缺乏彈性且無意義，要求改為“連任一次或兩次”。在國民黨保守派的壓力下，憲法起草委員會對吳經熊的初稿進行修改，歷時3個月的修正后，成為11章166條。
1934年2月，孫科請傅秉常等36人在各方所提意見上，編成《憲法草案初稿意見書匯編》，并附有孫中山有關憲法之遺教。再經過審查委員會9次會議討論后，形成了12章188條《憲法草案初稿》，,印行并送達各方，征求意見。
1934年9月起，孫科先后開會8次，耗時1個月完成三讀程序，形成了12章178條的《立法院第一次憲法草案》，報送國民政府轉送國民黨中央進行審核。經過四屆五中全會、六中全會、五全大會、五屆一中全會的反復修改，孫科在中國國民黨保守派的壓力下，又對草案進行了兩次大幅度的修改，形成了8章148條的《立法院第一次憲法草案》，于1936年5月1日回到立法院作形式上的通過。
5月5日，《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又名《五五憲草》正式公布。此后抗戰爆發，蔣介石以戰時體制為說辭，將實施“憲政”束之高閣。
親蘇和共
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國民政府與蘇聯恢復了外交。孫科在1935年對國內、國際形勢分析后，提出了加強中蘇外交關系的重要性，后開始在南京籌建中蘇文化協會，出任會長，副會長由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擔任。此后，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中蘇文化協會各地分會，發展中蘇友誼、促進中蘇文化交流，聯蘇制日。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孫科與王寵惠受國民政府的指派與蘇聯進行談判，接洽軍事援助。孫科等國府要員積極推進下，蔣介石于1937年8月21日與蘇聯方面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次年起，孫科于1938年起三次赴莫斯科與約瑟夫·斯大林會晤，在推動《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時，先后達成兩筆5000萬美元和一筆1.5億美元的貸款的貸款合同，使得中國能夠從蘇聯購買大批武器彈藥用于抗戰。
在抗戰后期，面對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反共”、“防共”心理，孫科提出中共問題不能反潮流，要掃除反共的心理，并且認為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不能用武力而是需要“以政治方法求解決”，要允許中共合法存在。在1944年，中共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時，曾在重慶市秘密征求部分人士的意見。孫科等人借此提議擴大國防最高委員會，并通過聯合的國防委員會來改造政府籌備選舉，制定憲法。孫科的提議遭到了蔣介石的指責。
1945年，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期間，孫科所在的中蘇文化協會曾舉行雞尾酒會，以歡迎毛澤東蒞臨重慶并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孫科作為主持人對會議進行了主持，并發表了講話。
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在重慶簽訂《雙十協定》后，國共雙方一致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國民大會各項工作”。孫科作為中國國民黨內的開明人士，被蔣介石挑選為國民黨的首席代表。政協會議期間，孫科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組織”和“憲法草案”的討論和修改方面。
次年1月14日，孫科代表國民黨在政協會議舉行的第四次大會上提出了擴大國民政府方案。他主張在國民大會未舉行前，先行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以充實國民政府委員會。此外，作為《五五憲草》制訂者的身份，孫科還參與了相關問題的討論。
黯然下臺
1947年4月17日，國民黨中常會及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蔣介石被推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長。因自1925年以來，國民政府未設立國副主席一職，因而孫科是第一任副主席。
在次年3月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上，孫科在被蔣介石和宋美齡勸說下，決定競選副總統。但最終敗給了競選對手李宗仁，仍繼續擔任立法院院長。同年11月，孫科被提名任行政院院長。隨著蔣介石的下野，孫科于1949年2月將行政院遷往廣州市，以與任代總統的李宗仁對抗。
3月起，孫科面對中國國民黨軍隊的戰敗，又受到了來自國民黨內部的各方面壓力，以“無奈戰局日蹙，個人的健康尤感不支”為由，向李宗仁提出辭職，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寓居。抵達香港后，孫科將自己的母親盧慕貞接到身邊，遠離了政治斗爭的中心，也沒有隨蔣介石退往臺灣。
避居他鄉
1950年4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以孫科逾期不歸為由，公開撤銷了他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一職。孫科嘗試與原國民政客聯名向蔣介石申請前往臺灣，在遭到臺灣當局的拒絕后，孫科前往法國養病。后曾游歷歐洲各國，先后去過西班牙、意大利等國。
1952年，孫科與夫人陳淑英商議后決定移居美國。因錢財不足，孫科與夫人在美國的晚年生活較為簡樸，但孫科精神富足，大多數時間都在讀書。1964年，孫科擔任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每年定期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與旅美文化教育界的朋友們相聚。
任職臺灣
1965年10月29日孫科從美國到達臺灣，參加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被蔣介石留下聘為“總統府”資政，次年又被聘為“考試院”院長。任職“考試院”院長后，孫科制定、頒行了一系列有關公務員考試、任用、俸祿、考績等法令及施行細則，分別于1967年和1969年出臺了《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法》《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等，對當時臺灣地區人事制度的革新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1970年2月，孫科的母校加利福尼亞大學在120周年校慶時，授予孫科“哈斯國際獎”，孫科也成為了加州大學第五位該獎項的獲得者。此外，孫科還主持和推動了臺灣地區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展開，于1967年8月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委員長，在恢復和保有中華文化方面，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
猝然離世
1973年2月，孫科將孫中山所留史料，包括手令遺墨25件，孫中山致信外國友人的英文信6件，孫中山手繪民生主義圖說一件，孫中山致孫科家書4封，孫科與各方函電一束，交予中國國民黨“國史館”館長黃季陸，請他代為整理后全部移交給“國史館”收藏。
同年3月，孫科在參加孫中山逝世紀念日，及臺灣“植樹節”時，在臺北中山公園親手種植一株連翹樹后，開始閉門修養。
1973年9月13日，孫科因突發心臟病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去世，享年83歲。一年后，孫科的靈柩從臺北殯儀館移至陽明山雙重溪墓園安葬，墓表由嚴家淦書寫，狀為鐘天心撰。
家庭成員
人物成就
在粵業績
1920年，孫科出任廣州首任市長后，擬就《廣州市組織條例》，在市政府設公安、工務、財政、教育、衛生、公用六局，并一一明確職責，其中“公安”“公用”兩局名稱均為孫科首創，以后被各市沿用。公安包括警察、自衛、消防；公用包括公車、交通、電燈、自來水等。市長與六局局長以及所屬有關主管人員，組成市行政會議。除此之外，孫科還設立了審議室和市參事會兩個獨立的監察機構。
孫科初任廣州市長后，集中精力進行市政建設，希望廣州市的市容市貌能有較大的改變。首先，孫科突破了紳商階層的反對和西方勢力的干涉，對廣州進行拆墻筑路、開辟交通。在近一年的時間里，修建了近26公里的現代道路，新街道從2.5米拓寬至5米，均采用水泥鋪設。
在市政衛生方面，孫科也頗為重視。衛生局當時將廣州市分為6個衛生區，每個區有5個人負責管理，每天按時匯報各自轄區的衛生狀況。各區下屬的各科專司其職，分別向市民宣傳衛生知識、清除街道、疏浚壕溝等。為了收集垃圾和清理水溝，衛生局任用了一千個街道掃除員工，在4個月內共清除了一百二十六條水溝，并建立了一個近代化的排水溝系統。在公共健康方面，孫科曾發動市區展開滅蠅滅鼠活動，希望借此消滅傳染病。同時制訂了一套新的衛生規則管理餐館、旅館等公共場所。
此外，為了提高市民素質，使廣州市向近代化都會邁進，孫科大力推行教育，組織了國民教育強制委員會。由此，廣州相繼建立起了商業學校、婦女裁縫學校、師范學校和工人學校，以及利用公共圖書館和“市民大學”來進行掃盲。教育局還曾計劃為婦女提供育嬰、家教、婦女衛生等方面的教育，但因為經費問題被迫放棄。
在維持廣州市秩序方面，孫科大力強化治安、整頓風紀。廣州市公安局將全市分為12個治安單位，建立了4千余人的警察隊伍，對賭博、吸食鴉片等社會丑惡現象予以嚴厲打擊，且對丁警察不得鞭打人力車夫、賣唱的殘疾藝人等，有效地整頓了社會風氣、加強了城市管理力度。
在孫科第三次主政廣州市，除了建筑現代化道路外，孫科計劃了擴展自動電話、發展黃埔港等計劃，但由于當時國民政府積極準備北伐需要經費，這些計劃均被擱置。
孫科在三任廣州市長期間，使得廣州的面貌改變了許多，其擬定的《廣州市暫行條例》及在廣州主持的市政改革，成為國民政府城市組織管理的典范和基本模式，影響了中華民國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發展。
修路貢獻
孫科任鐵道部部長后，繼承了父親孫中山關于鐵路是中國富強之首要的思想，把鐵路建設視為中國富強的先決條件，強調它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孫科上任不久，便全線恢復了津浦鐵路的通車，從日本人手中收回了膠濟鐵路，將粵漢鐵路收回國有。還對既有鐵路的養護、擴展、待建路線的勘測進行了督導規劃。
1928年底，南京政府提出《經濟建設大綱》，其中第21條規定“10年內每年平均建筑鐵道3200公里”。孫科作為鐵道部長，在次年的國民黨“三大”中提出利用庚子賠款作為修建鐵路的資金來源，并把全國的鐵路修筑分成了不同組別，以區分輕重緩急，隴海鐵路是當時孫科最為重視的路線之一，他強調要提前完成隴海鐵路的建筑。
孫科認為，當時西北大旱，隴海鐵路能夠用來運輸救災物資；同時蘇聯與新疆邊境平行的土西鐵路已經開始通車，隴海鐵路如果能夠先完成，再延申至新疆，有利于鞏固邊防。在孫科的倡導下，隴海鐵路和粵漢鐵路均開工修建建。這兩條鐵路促進了西部和中國西南地區的開發，并在抗戰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孫科還對國鐵集團建設提出了50年建造16萬公里的計劃，但因經費問題基本無法實現，于是孫科將工作重點轉移到了鐵路運輸管理上。由于當時軍閥紛紛在自己的地盤上將鐵路視作私產，充作軍費，中飽私囊。孫科對鐵路運輸秩序進行了整頓，提出了“管理統一”“會計獨立”兩條施政綱領。
此外，為了改變分線設局，甚至一線多局的分散管理現狀，孫科所在鐵道部于1929年出臺了《直轄國有鐵路管理局編制通則》，按照鐵路線路的長短、事務繁簡將線路管理局分為了一等、二等、三等局，其下再分總務、工務、車務、機務、會計和材料六處。并且針對各鐵路局與線路管理局規章制度不一致的混亂狀況，孫科帶領鐵道部研究與頒行了一系列多大數十種的鐵路法規，將鐵路建設與管理納入有序軌道。
針對當時鐵路員工的工作服務和風紀問題，孫科先后頒行了《嚴禁鐵路員工對于客商運送貨物額外索取辦法》《鐵路員工服務條例》。孫科還注重提高鐵路員工的文化素質，舉辦職工師資學校，同時大力改進鐵路醫療衛生工作，專門成立衛生處，擴充各路醫療診所，對車輛實施消毒措施。
1927年10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創辦民航公司，孫科以鐵道部長的身份成立了中國航空公司，是當時中國第一個小型航空公司。在孫科的直接指導下，中國航空公司陸續開通了滬漢、滬平、滬穗等航線，還添購了一些規格較大、型號較新的飛機，其中還有幾架水上飛機，以黃浦江邊為起降地。
力主修憲
孫科在1932年至1948年擔任立法院院長期間，領導了訓政立法、戰時立法、行憲立法的全部過程，其中孫科主持起草的《五五憲草》是一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重要文獻，成為他在立法院院長任內較為突出的功績。
孫科原本是“以黨治國”論的積極支持者，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他看到實施憲政對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機會。于是，孫科在1931年12月在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致閉幕詞中，正式提出結束訓政，加快實施憲政的主張，并在《抗日救國綱領草案》和《集中國力挽救危亡案》中系統提出了他的憲政主張。關于內政方面，孫科認為應當使政權日漸公開，國民應當有參與國事，行使政權之權力。第二當使各方軍事力量都能相安，聽令中央公正的處置。
從憲法草擬，到憲法出臺，孫科傾注了大量心血，多次主持會議，討論起草憲法問題，對憲法體制、章節等問題細心推敲，還廣泛征求國內外人士的意見。孫科希望通過制憲確立某些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原則，企圖以分權制取代集權制，以內閣制代替總統制，防止個人權力過度集中，具有一定的民主主義色彩。
但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主流派在《五五憲草》中納入了大量體現專制主義色彩的條紋，使得若干民主性的內容成為一紙空文。而孫科在制訂憲法過程中，迫于蔣介石的壓力，最終向其妥協。
中蘇友好
抗戰期間，孫科意識到了對蘇聯外交的重要性，在他和其他國民黨要員的推動下，促成了1937年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條約簽訂后，孫科曾數度訪蘇，先后達成三筆共計2.5億美元的貸款。由于中蘇關系的發展以及蘇聯向中國提供貸款，使得中國政府能夠向蘇聯購買大批武器彈藥用于抗戰。自1937年10月至1941年，中國向蘇聯購進飛機1235架，各種口徑的大炮1.6萬門，各種型號的機關槍1.8萬多挺，子彈1.8億發，飛機炮彈3.16萬枚，以及普通炮彈、汽車和拖拉機等裝備和器材。這些武器的購進對中國抗擊日軍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除了作為蔣介石的特使直接對蘇聯外交外，孫科于1935年10月25日在南京成立“中蘇文化協會”，旨在“把中國固有文化，以及新興的抗戰藝術作品，理搜集起來，介紹到蘇聯去，使蘇聯友人了解中國固有文化之價值，及如何在艱苦奮斗中尚能支持文化工作”。以及“把蘇聯方面的文化動態及文集成績，介紹到中國來，使中國同胞更可以認清蘇聯。”
中蘇文化協會得到兩國政府的支持和認可，舉辦了一些列具有官方色彩的活動，如1939年在蘇聯舉辦的大型中國文藝博覽會，以及在1940年于蘇聯舉辦的兩次中國藝術展覽。其次，中蘇文化協會也會通過聯誼會、展覽會、放映蘇聯影片、組織社會力量翻譯蘇俄文學作品等方式，介紹蘇聯的情況。
中蘇文化協會的報刊《中蘇文化》雜志也成為國民政府對蘇外交，將它們作為傳達中蘇關系動態的一個重要陣地。
堅持抗日
孫科是中國國民黨中抗日派的重要代表，孫科在抗戰中，發表了大量言論，為鼓勵國人堅持抗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0年9月1日，孫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公報》發表《論國際反侵略戰爭的新形勢》一文，呼吁反侵略的一切國家，應有感于利害一致，捐除成見，密切合作，迅速建立一個國際反侵略者的世界戰路，用以撲滅人類的共同敵人，貫徹民族自決的原則。
從1941年9月至1943年10月，孫科在海內外進行了多次公開演講，發表《徹底毀滅日本寇國》《消滅日本天皇》等文章，提出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張，駁斥了同盟國內的一些人對中國的錯誤主張，如“中國威脅論”“臺灣國際共管論”等，表明了中國方面的基本立場。
人物評價
孫科去世后，蔣介石于次日下令治喪時稱孫科“為革命元勛，器量恢弘，才識遠大，力行三民主義，學術造詣淵深”。
《中國新聞》于第一屆國民大會上開幕前一天曾發表長篇評論文章，為配合蔣介石支持孫科競選副總統而制造輿論，對孫科評價為：他雖不是一個最適當的人選，但確是一個相當理想的副總統，站在文人主政的立場，我們很希望文人能當選！
人物故事
結怨胡漢民
孫科和代行大元帥職權的胡漢民曾因意見不合產生矛盾，胡漢民曾因此向孫中山提出辭呈，孫中山當時在前線督戰，得知自己兒子年少氣盛，多次寫信勸誡孫科要團結一心，以大局為重。
1923年，孫中山命令胡漢民以大元帥的名義發出手令，到廣州市政廳提款20萬元，作為滇軍、桂軍出征惠州討伐陳炯明的軍餉。胡漢民隨即命令孫中山的侍衛副官張猛持手令到市政廳取款，張猛在市政廳向孫科提交提款手令時，因金額巨大遭到了孫科的拒絕，孫科將手令撕碎后離開。
當天下午，沒有收到糧餉的部隊不肯出發，孫中山經過一番核查后發現20萬元撥款未能及時到位，便到胡漢民的辦公室詢問，正好遇到無功而返的張猛。在張猛將實情告知后，孫中山氣憤不已，將孫科叫到自己身邊痛斥一番。
孫科收到父親的斥責后，找到胡漢民指責胡漢民假借命令索錢，挑撥他們父子二人的關系。胡漢民盛怒之下解釋手令是孫中山讓自己的寫得，并非假命令。孫科不肯罷休，舉起手杖向胡漢民打去，胡漢民閃躲及時，手杖打中了玻璃，驚動了樓上的孫中山。孫中山得知后怒不可遏，奪過衛士的駁殼槍要打孫科。孫科嚇得慌忙逃走，孫中山也被身邊人勸阻。
逃過一劫
1938年9月，孫科出使蘇聯結束后由歐洲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香港半島酒店逗留后，孫科決定搭乘飛機去漢口。當時日本方面正在密切注意他的行蹤，謀劃暗害，并派人在香港刺探情報。孫科的行程日期決定后，與到香港接他的梁寒操交代要保密。
返程當天，梁寒操先上飛機，并囑咐飛行員一定要等孫科上飛機后再起飛。當時正在機場候車廳的孫科因為要求回到半島酒店吃早餐，在七點半能趕回機場，但實際孫科未按時返回機場，而是遲到了。當天還有一架預計8點飛往重慶市的飛機。日本的密探看孫科7點半時還在酒店，但行李已經提前運走，便判斷孫科是飛往重慶。日本海軍得到消息后，將這架飛往重慶的飛機在廣東中山市將其擊落，車上僅有一人得以生還。孫科則因為遲到得以安全抵達漢口。后來還得知，日方是準備讓那架飛往重慶的飛機迫降，生擒孫科。
感情故事
孫科在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期間，其夫人在外地養病，孫科于1932年經由手下結識了嚴藹娟。后來嚴藹娟到南京充任孫科的“私人秘書”。直至1935年，孫科偶然結識了上海的交際花藍妮，并娶藍妮為二夫人，但當時嚴藹娟已有身孕，于是嚴藹娟狀告孫科。后來在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師吳經熊的出面調節下，孫科同意支付嚴藹娟生活和教養費。在嚴藹娟為孫科生下女兒孫穗芳后，曾多次尋找孫科希望他在戰亂時期看著女兒的份上予以資助，孫科于1946年5月作了回應和贈款。
孫科的二夫人藍妮，曾名藍宜，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人，容貌秀麗，在嫁給上海市名門李調次子李定國后因為丈夫胸無大志而與其離婚，單身獨居。孫科結識藍妮后，對其一見鐘情，旋即邀請她作自己的私人秘書。后來，二人成婚，藍妮成為孫科公開承認的二夫人，二人育有一女，名為孫穗芬。
后世留存
孫科住宅
孫科住宅位于今上海市延安西路1262號，原為著名建筑設計師鄔達克建造自用，后因資金問題低價轉手給孫科。住宅高2層，磚木混合結構，住宅前是典型的中國式庭院。1949年，孫科去臺灣之前，將此房產進行轉賣。1953年改為“衛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一直沿用下來。
圓廬
孫科重慶舊居位于今重慶市渝中區嘉陵新村，為一圓形建筑，一樓一底，建造于抗戰初期。圓廬是孫科在重慶的主要公館，也是他進行國事活動的重要場所。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曾在此處開會，中共代表也曾在此會見孫科和國民黨人士。
文藝影視
參考資料 >
孫科:【解放先聲】 .抗日戰爭紀念網.2025-05-18
【名家說嶺南?丘樹宏】“中山市”城市名稱意義淺說丨“雙百年”孫中山文化專題(15).【名家說嶺南?丘樹宏】“中山市”城市名稱意義淺說丨“雙百年”孫中山文化專題(15).2025-11-28
孫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2025-10-31
孫科:【解放先聲】.抗日戰爭紀念網.2025-05-18
孫中山之子孫科的政治生命與人生起伏.海峽飛虹網.2025-08-06
“太子派”首領孫科：有革命脾氣又有洋人脾氣.鳳凰網.2025-08-08
[市長篇·孫科] 國父長子 追求憲政 三任廣州市長.廣州圖書館.2024-01-14
孫中山長孫孫治平:時刻惦記著祖父.鳳凰網.2024-01-15
解放.貓眼電影.2024-03-30
孫中山.貓眼電影.2024-03-30
建國大業.貓眼電影.202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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