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名劉紀文，字季新，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市），寄籍于番禺，抗日戰爭時期的汪偽政府主席，漢奸。
汪精衛出生于廣東三水區，因父母早亡被兄嫂照料長大，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汪精衛考取留日官費生，赴日學習，期間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開始跟隨孫中山進行革命運動。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從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后，汪精衛跟隨孫中山赴南洋各地奔波，建立中國同盟會，宣傳革命。由于同盟會在中國國內的起義接連失敗，汪精衛決定回到中國北京對清政府官員進行刺殺，但最終暗殺失敗，汪精衛被捕入獄，判處終身監禁。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衛被釋放，作為南方政府的代表與北方政府進行和議。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后，汪精衛赴法留學，期間幾度往返中法支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等運動。1919年底，汪精衛返回中國，進入國民黨入職，在孫中山病逝后汪精衛一度成為國民黨領袖。此后，汪精衛與蔣介石為爭奪國民政府統治權進行了多年的政治斗爭，期間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分共事件。抗日戰爭爆發后，汪精衛與蔣介石暫時達成合作，但在日本的誘降下，汪精衛最終公開叛國，于1938年12月18日發表“艷電”響應日方的第三次近衛聲明。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后汪精衛成為汪偽政府的主席，開始為日本奔走效力，在汪偽政府統治區實行“反共清鄉”“奴化教育”等一系列出賣國家和人民的政策。1943年，汪精衛因當年被暗殺時未能及時取出的子彈引發后背劇烈疼痛，于次年前往日本進行手術。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因“骨髓腫”病情惡化去世于名古屋市，時年62歲。
汪精衛死后尸體被運回南京安葬于孫中山陵墓左側的梅花山上。日本投降后，汪偽國民政府隨之解散。1946年1月21日，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國民黨陸軍總部工兵將汪精衛的陵墓炸開，打開棺木時，見汪精衛的尸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隨后運往火葬場焚燒。熟悉汪精衛的共產黨員譚平山曾評價汪精衛：“水性楊花，毫無骨骼，至危難時每易動搖變節。”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83年5月4日(清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出生于廣東三水區。汪精衛的祖籍經歷了階段性變遷，其祖先于元代末年從安徽婺源（今屬江西）遷至浙江山陰（今紹興）。汪精衛的原籍為浙江山陰（今紹興市），其父汪琡[chù]在廣東省游幕期間寄籍于番禺區（今廣州市）。汪精衛出生時，其父親已經62歲，汪精衛在家中兄弟排行第四。
汪精衛父親汪琡（字省齋）是個不得志的讀書人，年輕時先后在廣東三水、曲江、英德等縣做過幕僚，俸祿微薄；母親吳氏艱難操持家務，管教子女。汪精衛5歲起開始接受家塾教育，9歲隨父寄居陸豐縣署，開始閱讀王守仁《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和陶淵明、陸游的詩詞。1895年至1896年，汪精衛母親、父親相繼去世。1897年，汪精衛開始隨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客居廣東樂昌縣署，“衣食之費，都仰給于長兄”，在汪兆鏞[yōng]嚴格的教育下開始學習文史、經世之學，并習應制文字。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18歲的汪精衛和二哥汪兆??共同參加番禺區縣試，兩人同時考取秀才，汪精衛排名第一，二哥汪兆??[hóng]排名第三。縣令錢璞如則以“弟不可先兄”為由將二人成績互換。在后來的廣州府試中，知府龔心湛將汪精衛列為榜首，汪兆??為第二。
由于汪精衛的三哥和二哥接連去世，家中境況凄涼，汪精衛便到廣東水師提督李凖家中應聘為家中教師。此外，汪精衛還與古應芬、朱執信、胡毅生等青年知識分子在廣州市組織群益學社，講求實學，相互策勵。
革命早期
加入同盟會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汪精衛考取留日官費生，赴日本東京法政學校速成科學習，同船前往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古應芬、張樹、李文范等廣東省同鄉。一年半后，汪精衛從速成科畢業，以自費的形式留在法政學校專科繼續學習。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7月，汪精衛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同年8月，汪精衛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
同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在日本東京赤坂區霞關阪本金彌子爵的宅邸召開，孫中山出任同盟會總理，下設以黃興為首的執行部，以鄧家彥為首的司法部和以汪精衛為首的評議部。同盟會成立之后，決定籌辦《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汪精衛成為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自此，汪精衛以“精衛”為筆名，按照孫中山提出的“攻心為先，以至理服人”的方針，在《民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民族的國民》一文，揭露了清政府的封建專制和保皇派的“滿漢不分，君民同體，以為政權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等謬論。隨后，汪精衛又以“守約”“樸滿”“枝頭”等筆名先后發表了《論革命之趨勢》《革命的決心》《革命決不致招瓜分說》《再論革命決不致招瓜分之禍》《希望滿洲立憲者聽諸》《革命橫議》《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等大量政論文章，闡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批駁保皇派反對革命的謬論。
奔走南洋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汪精衛從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接著隨孫中山赴南洋吉隆坡、安南(今越南)等地秘密設立同盟會分會。期間，汪精衛多次往返河內、胡志明市、新加坡、仰光等地，募集革命經費，宣傳革命，并與南洋富商陳耕基之女陳璧君結識。
1907年，汪精衛在新加坡創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同時作為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匯報》進行論戰。隨著《中興日報》在南洋的影響力擴大，汪精衛人等又在孫中山的許可下，將《仰江新報》改組為《光華日報》，結合“演說社”“覺民書報社”等組織展開革命宣傳。
這一時期，汪精衛在南洋為孫中山組織河口起義募集數千元經費。河口起義失敗后，孫中山出走美洲募集經費，黨內事務暫時交由汪精衛。在汪精衛等人的努力下，先后在南洋各地建立發展同盟會支部100余所，并為宣傳革命在各地發表了《民族主義與革命》《民族主義》《假革命》《平等、博愛與民族主義》等演講。
暗殺失敗
在汪精衛活躍于南洋之時，同盟會在中國廣東、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省等地發動的起義均告失敗，加之章太炎、陶成章等同盟會成員分裂同盟會，另行成立“光復會”。汪精衛在失望之余，萌生了“刺殺清廷重臣，以表現革命黨人決心”的想法。
1910年，汪精衛不顧孫中山、胡漢民等人的勸阻，與黃復生、喻培倫、陳璧君、黎仲實等人潛伏到北京琉璃廠少神廟夾道的秘密機關，以守真照相館作掩護，進行暗殺活動。起初，幾人的暗殺目標是清廷的愛新覺羅·奕劻奕劻，但由于奕護衛森嚴，故而一直未能得手。而后，幾人又想在京奉鐵路正陽門東車站暗殺自歐洲考察歸國的清廷貝勒愛新覺羅·載洵、愛新覺羅·載濤等人，但當時火車站中頭戴頂戴花翎的官員較多，汪精衛等人難以辨別載和載濤，免傷及無辜，只好作罷。最后，汪精衛決定以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為目標。
經過一番考察，幾人選定了距離攝政王府較近、載每日必經的什剎海旁的銀錠橋，但喻培倫和黃復生二人在埋炸藥時意外被發現，導致暗殺計劃最終暴露，汪精衛被捕入獄。受審時，汪精衛對謀刺行動毫不隱諱，并痛斥清政府及立憲黨人假立憲的欺騙行徑。清政府最終判其終身監禁，汪精衛在獄中寫下了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以表心志。
汪精衛入獄后，愛新覺羅·豪格愛新覺羅·善耆對其大施軟化手腕，不僅多次赴監獄探視，與他談論詩詞和國家大事，還為他單獨安排時間，讓他能夠行動自由。汪精衛由此生出感恩之心，并寫下充滿消沉之意的《述懷》等詩歌。
民國初期
代表和議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被迫啟用袁世凱鎮壓革命，又以釋放政治罪犯的形勢渙散革命黨人的斗志。11月6日，汪精衛被釋放出獄。當時身在河南省的袁世凱，命令自己的親信梁士詒通過關系找到汪精衛借以籠絡，經過梁士詒的介紹，汪精衛還與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結為異姓兄弟。
由于汪精衛與袁世凱的結識，革命黨人開始將推翻清政府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凱身上。11月15日，在袁世凱的示意和革命黨人的默許下，汪精衛和君憲黨人楊度聯合發起“國事共濟會”，標榜“調和南北，共濟國事”。因這一言論與先前論憲派的論調相同，遭到了《民主報》的公開批評。
而后袁世凱一面利用革命黨人震懾清政府，一面對革命黨人進行和平試探。12月1日，汪精衛在天津意租界召集革命黨人會議，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并出任支部長。9日，汪精衛便作為南方11省議和代表伍廷芳的參贊，與北方代表唐紹儀進行議和。議和期間，汪精衛贊同袁世凱出任總統的主張。
12月25日，孫中山從歐洲回到上海市，在次日的干部會議上，被汪精衛與黃興、胡漢民等同盟會會員選舉為臨時大總統，汪精衛還為孫中山起草了就職宣言。然而孫中山反對議和，認為“革命之目的不達到，無和議之可言也”。就此，汪精衛對孫中山施加壓力，詰問孫中山是否難舍總統之位。最終孫中山在內外壓力下，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袁世凱就任大總統。
暫別政治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后，汪精衛與同盟會成員吳稚暉組織“進德會”，提倡“六不主義”“八不主義”，標榜“不作官吏”“不當議員”“不吸煙”“不納妾”。1912年春，汪精衛在與陳璧君完婚后，辭去一切職務，攜陳璧君前往法國留學。
孫中山組建中國國民黨后不久，進行游說、演講的革命黨人宋教仁被暗殺于上海車站。案發后，孫中山接連發起“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身在法國的汪精衛為支持革命兩度回到中國，但都在失敗后不久返回法國繼續求學。
1916年汪精衛出任在法國巴黎成立的華法教育會副會長，并任該會《旅歐雜志》編輯主任之一。袁世凱去世后，黎元洪繼任總統，但掌握實權的國務總理段祺瑞拒不召開國會，踐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汪精衛奉孫中山之命返回中國進行協助。
1917年，護法軍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任命汪精衛為秘書并代理大元帥府秘書長，但汪精衛仍不愿做官，只愿幫助孫中山做一些黨務和政治工作。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并計劃于1919年召開巴黎和會，軍政府推舉他為南方政府的和會代表，但汪精衛因對軍政府不滿而拒絕受命，最后以實地考察的名義前往法國，從旁協助。
在法國期間，汪精衛參與了拒簽和約的斗爭，以及法國的勤工儉學運動。巴黎和會結束后，汪精衛于年底回到中國上海。
任職國民黨
1919年底，汪精衛返回中國，在上海協助孫中山辦理《建設》雜志事務。1920年底，孫中山在廣東省重組軍政府，汪精衛正式出任軍政府顧問、廣東省教育會會長職務。
1922年軍閥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避難于“永豐”艦，汪精衛登上“永豐”艦會見孫中山，并陪同孫中山前往上海市避難。陳炯明叛變一事使得孫中山決心學習蘇聯革命經驗，并與蘇聯政府代表越飛商談改組國民黨和建立革命武裝問題。汪精衛支持改組中國國民黨，贊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受孫指派參與改組工作。但汪精衛反對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市召開，汪精衛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后又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汪精衛隨行。但孫中山北上期間病倒，汪精衛隨即負責協助處理一切事務，孫中山病危之際汪精衛受命代行起草遺囑。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逝。
黨內領袖
孫中山去世后，中國國民黨內部為爭奪領導權展開了明爭暗斗，當時汪精衛與廖仲愷、胡漢民并稱為孫中山麾下“三杰”，后者分別為國民黨中的左派和右派，汪精衛則為中間派。1925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市成立，汪精衛被推舉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國民黨領袖。次日，在慶祝儀式上，汪精衛宣布揮師北伐，并親自簽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法》《國民政府軍事部組織法》《國民政府外交部組織法》，得到了在場軍民的擁護。
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后，左、右兩派的爭奪仍在繼續。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被暗殺，同時遇難的還有中央監察委員陳秋霖，胡漢民因此事離開國民政府攜家人前往蘇聯。之后，汪精衛又兼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并與蔣介石形成“汪主政，蔣主軍”的局面。
黨內競爭時期
負氣出走
192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右派謝持、鄒魯等人，策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中的一部分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開了一個“反共”會議，自稱“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會議不僅通過了“反共”的相關議案，同時也對汪精衛開除黨籍六個月和開除其中央執行委員職務等處分。并且，在西山會議后形成的“西山會議派”成員們在上海另立中央，與廣州國民黨中央政府對抗。
為此，汪精衛于1926年1月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表示繼續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義。針對西山會議派，會議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對鄒魯和謝持給出開除黨籍的處分。同時，汪精衛在此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團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兼常務委員。蔣介石則被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成為了國民黨中央領導的核心成員之一。
隨著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中地位的上升，與汪精衛之間的嫌隙也開始增大。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策劃了以“反共，反汪”為目的的“中山艦事件”事件。事發當天，汪精衛因病臥床在家，對事件毫不知情，又不敢與蔣介石“決裂”，只好無奈地看著事件一步步發展。“中山艦”事件后，汪精衛因處境狼狽，以“遷地就醫”的名義辭職，前往法國旅居。
受擁回國
汪精衛負氣出走后，蔣介石攫取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利，而其獨斷專權引起了國民黨內很多人士的不滿。1926年年底，北伐軍攻克了湖南省、湖北、江西省等省后，中國國民黨內部發生了遷都之爭。國民黨左派認為長江流域的工農運動發展很快，主張首都應該設在武漢。自11月15日起，國民黨中央委員及政府委員第一批起程抵達武漢，并在武漢組織了一個臨時聯席會議，在黨部政府未到武漢以前行使最高權力。蔣介石在認為“自身軍權重在閩、贛當面”，力主將政府設在南昌市，在南昌市形成了第二中央與湖北的聯席會議形成對立。
這一時期，國民黨內部形成了“迎汪回國”的呼聲，蔣介石礙于當時的呼聲之高，也向汪精衛發出“迎汪通電”，邀請在海外的汪精衛回國出席國民黨第二屆三中全會。直至1927年3月10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站召開，汪精衛仍未出席，因此會上的“迎汪”呼聲仍高居不下，蔣介石則在會上被免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與組織部部長職。
4月1日，汪精衛在一片“迎汪”中從法國經由莫斯科抵達上海市。面對蔣介石“分共”的想法，汪精衛暫時不愿與中共方面決裂，于是聯合中共領導人之一的陳獨秀在4月5日發表《告兩黨同志書》，即“汪陳聯合宣言”，宣言主旨是表明兩黨合作的決心。但宣言引起了蔣介石等中國國民黨右派人士的不滿，李宗仁一度想要軟禁汪精衛。武漢政府派到上海迎汪復職的代表宋子文擔憂汪精衛若有危險則無法向武漢政府交代，于是協助汪精衛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政變與“分共”
汪精衛抵達武漢后，繼續在演講中表示支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政變進行“清黨”，殺害了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事變發生后，汪精衛痛斥蔣介石破壞“三大政策”的行為。在汪精衛對蔣介石的譴責過程中，蔣介石于4月18日聯合胡漢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南京國民政府，與汪精衛所在的武漢國民政府對峙，史稱“寧（南京）、漢（武漢）對峙”。
汪精衛則以武漢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撤銷了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同時任命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進行北伐。
“四·一二”政變后，汪精衛一面組織北伐，一面與蔣介石做斗爭。然而，當時的武漢面臨著帝國主義、蔣介石等外部的威脅，以及武漢國民政府財政枯竭、將領反叛等內部威脅。武漢國民政府在這一時期反共的氣氛日益濃厚。6月5日，汪精衛看到了第三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革命問題的緊急指示《共產國際五月緊急指示》，認為共產黨意圖從內部顛覆中國國民黨，而非誠心合作，于是決心分共。
隨后汪精衛前往鄭州市，與馮玉祥進行商議組織了政治委員會開封分會，由馮玉祥出任主席，指導陜、甘、豫的黨務；還成立了河南省、甘肅省、陜西省三省政府；又將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擴編成7個方面軍，其中第4方面軍撤回武漢。之后，汪精衛開始召集中央黨部中非共產黨員的負責人商討分共方法。
7月13日，中共方面發表《宣言》，稱武漢國民政府中央和國民黨政府公開準備反共，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在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后，汪精衛于14日晚的秘密會議上確定了分共決議。次日，汪精衛以《共產國際五月緊急指示》為證據，要求實行分共，獲得了大部分中國國民黨官員的認同。
8月1日，中共在南昌市發動武裝暴動，汪精衛決心進行武力“分共”，在武漢對共產黨人進行大肆屠殺。
寧漢之爭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后，汪精衛向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表達了反共立場，希望借機達成寧、漢合作，但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寧、漢雙方爭吵不休之際，各西方帝國主義為了自身利益支持各派系軍閥。蔣介石希望聯合日本和奉系張作霖進攻武漢，但馮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等則主張聯合武漢，繼續北伐張作霖。蔣介石與各派系軍閥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與此同時，軍閥孫傳芳又率部反攻，徐州市失陷，浦口區告急。被孤立的蔣介石于8月13日宣告下野。
蔣介石下野后，出走日本，汪精衛取消了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并決定遷都南京。8月22日，寧、漢雙方在廬山市正式會談，達成和議，史稱“寧漢合流”。
汪精衛抵達南京后，即提出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希望以此統一國民黨各派，確立他在國民黨的領袖地位。但汪精衛的主張遭到反對，寧方的吳稚暉，張靜江等對汪精衛均以反共的“先進”自居，而被國民黨開除的西山會議派則以反共的“先進的先進”自命。雙方聯合起來，不承認汪精衛的領袖地位。
寧、漢、滬（西山會議派）三方經過討價還價，決定組成一個由每方六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代替國民黨中央部，并改組“國民政府”。但汪精衛與其派系的陳公博、顧孟余等人以特別委員會的產生不合黨統為由，拒不參加聯席會議，隨之返回武漢市，依附北伐軍中路軍總指揮唐生智，成立了武漢政治分會，至此寧、漢再次分裂。
寧粵對峙
1927年10月，南京方面開始討伐唐生智。汪精衛因在武漢難以立足，被粵系軍閥張發奎，聯合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以及一些中國國民黨政客們迎接至廣州市。唐生智被南京方面打敗后，陳公博、顧孟余等也逃到廣州，寧、漢對峙變成了寧、粵對立。
汪精衛在張發奎的支持下，要求召開四中全會，解決黨統問題，并致電蔣介石表達合作的誠意。蔣介石于11月10日由日本返回上海市，他認為身為廣西壯族自治區人的李濟深與桂系李宗仁等關系密切，于是采用“聯汪反桂”的計策在李濟深離粵期間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聲言打倒新桂系。
廣州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在上海召開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在會上李濟深提出廣州事變是“共產黨之陰謀”，并攻擊汪精衛、張發奎等與共產黨有聯系。在汪派和反汪派的互相攻訐中，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蘇兆征、葉挺、葉劍英等人于12月11日在廣州市發動暴動，戰斗3天后撤離。
廣州暴動發生后，汪精衛受到反汪派的指責和攻訐，汪精衛發表引退聲明，與陳璧君出走法國。
改組領袖
汪精衛出走后，蔣介石重新上臺并獨攬黨政軍大權，并利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排擠了汪精衛集團的陳公博、顧孟余等人。汪精衛自1928年4月起，開始和中國的汪派進行聯系，提出“國民黨改組精神”。1928年11月，陳公博、顧孟馀等人在上海成立改組派，主張恢復中國國民黨1924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汪精衛被認為是改組派的“精神領袖”。改組派迅速擴張，相繼在國內外多個城市建立支部，成為反蔣勢力中人數最多的一個派別。
1929年3月，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警告汪精衛、永遠開除陳公博黨籍、開除顧孟余黨籍三年的決定。同時蔣介石以“叛黨亂國罪”，開除了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的黨籍。大會之后，國民黨內部矛盾迅速爆發，相繼爆發了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唐戰爭等新軍閥混戰。汪精衛認為反蔣時機已到，一面指使陳公博在中國利用改組派開展反蔣斗爭，一面準備親自回中國進行倒蔣。
倒蔣失敗
1929年10月，汪精衛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聯席會議”的名義，組織了護黨救國軍，以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為五路軍總司令。汪精衛的公開反蔣，使其于12月12日被永久開除黨籍。由于蔣介石掌握軍政大權，又采用拉攏分化的手段，反蔣斗爭最終失敗，汪精衛被迫避居香港，觀望形勢，以圖東山再起。
次年，國民黨內部紛爭再起，汪精衛再次利用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人對蔣介石的不滿，聯合進行反蔣。為此，汪精衛與過去與之不和的西山派領導人鄒魯、謝持等人聯合，醞釀另組反蔣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在閻錫山的電請下汪精衛到達北平市（北京）主持黨務。8月7日，汪精衛在北平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并頒布《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宣布成立國民政府，汪精衛任國府委員，閻錫山任政府主席，形成了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的局面。
在蔣介石的努力下，屯兵東北地區的張學良通電出兵華北，蔣介石取得蔣閻馮大戰的勝利。汪精衛由北平逃往香港特別行政區，并被蔣介石開除黨籍。1931年1月，蔣介石宣布解散“改組同志會”。
汪蔣合作時期
達成合作
蔣介石贏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后，很快與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交惡，1931年2月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從而引發了新的反蔣運動。胡漢民一派的重要成員古應芬等人聯合陳濟棠、李宗仁等共同反蔣，汪精衛也于5月下旬回到廣州市，聯合反蔣各派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另組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峙。但胡漢民派對于汪精衛存有戒心，僅接受汪精衛個人，對于陳公博等人則持排斥態度。
不久，“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日本出兵東北地區，全國抗日民主運動高漲，中國人民紛紛指責軍閥混戰，要求團結一致抗擊日本侵略。蔣介石被迫下野，并釋放胡漢民。寧粵對峙由此轉化成了權利分配的談判。由于汪精衛與胡漢民兩派的裂痕，汪精衛轉而與蔣介石尋求合作。
在1931年12月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上，選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孫科，蔣介石、胡漢民和汪精衛則均被選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然而當時蔣介石下野，胡漢民滯留香港特別行政區，汪精衛稱病缺席，孫科內閣難以展開工作，組閣不滿1月的孫科宣布辭職。孫科內閣垮臺后，蔣介石與汪精衛經過談判，于1932年1月組成了汪、蔣合作政府，汪出任行政院院長，后又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介石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的局面。
向蔣請辭
汪、蔣達成合作后，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抗戰爆發，面對十九路軍戰士的英勇抵抗，汪精衛提出了“一面抗戰，一面交涉”的方針。[由于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將士寡不敵眾，于3月撤出戰場。汪精衛和蔣介石指示外交次長郭泰祺與日軍交涉，最終在5月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
1932年7月，日軍進犯熱河省，汪精衛電令張學良出兵熱河，卻被張學良發表宣言暗示汪精衛無權指揮華北軍事。汪精衛氣憤不已，通電下野并對張學良不聽指揮大加指責，張學良也隨之提出辭職。張學良請辭后，汪精衛于8月17日回到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會議批準張學良的辭職申請，并撤銷北平綏靖公署，另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由蔣介石兼任委員長。
蔣介石希望二人能夠互相牽制，于是宣布成立軍委會北平分會，自任委員長，由張學良代行職權。蔣介石利用汪精衛與張學良的矛盾，借汪精衛之力迫使張學良交出部分兵權，使得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直接由其指揮。汪精衛大為不滿，當面向蔣介石請辭，在上海修養了一段時間后，又與妻子陳璧君先后在法國、德國休養。
叛國前后
對日妥協
1933年元旦，日軍進攻山海關區，中日關系再趨緊張。汪精衛擔心若長期不歸，恐生變故，動身返回中國，在與蔣介石于南京會晤后，于3月30日復職。時值日本成功侵占承德市，張學良被迫通電下野，中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中國人民認為《塘沽停戰協定》是一個賣國條約，社會輿論多對其指責和批評。汪精衛則為《塘沽協定》辯護，稱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
1935年后，日本企圖進一步控制華北，制造了華北事變，汪精衛接連對日妥協，批準簽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等出賣國家權益的條約。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大禮堂召開，汪精衛主持會議并發表演講。在會議結束合影留念時，一名青年記者向站在第一排合影的汪精衛開槍，導致汪精衛身中三槍，其中兩槍命中要害。合影留念時，蔣介石未參加攝影，被汪精衛妻子陳璧君指責是該次刺殺事件的幕后主使人。
汪精衛重傷療養期間，蔣介石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將汪派上層分子排擠出行政院，汪精衛雖被推舉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但行政院院長職務則被蔣介石所取代，蔣、汪合作至此倒臺。1936年初，汪精衛前往法國治療槍傷。
停戰談判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汪精衛聽聞事變兼程返回中國，但當他于1937年1月14日回到上海市時，“西安事變”已得到和平解決，蔣介石被釋放回南京，汪精衛試圖取代蔣介石的計劃落空。
“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日軍又于8月13日發動對上海的進攻。汪精衛開始與周佛海、陶希圣等中國國民黨宣傳部人員一起秘密策劃如何收拾殘局，與日本和。為制造和談的輿論，他們利用躲避空襲的機會在南京西流灣八號周佛海家地下室進行集會，并將自己的小團體取名為“低調俱樂部”。后又網羅了一些反共知識分子和無知青年，在漢口成立了以進行文化宣傳為幌子的公開團體“藝文研究會”，宣揚戰必敗和投降賣國主張。
1937年10月，中、日雙方在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介入下開始停戰談判，面對日方提出的條件蔣介石認為可以以此為基礎進行談判，汪精衛認為“和平有望”。12月6日，汪精衛以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國防最高會議第三十四次常務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的決議。但隨之日軍在幾日后攻下首都南京，追加了更為苛刻的條件，蔣介石和時任行政院的孔祥熙等人開始心存顧慮，最終陶德曼調停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未如期答復的情況下失敗。
“和平運動”
陶德曼調停失敗后，日本于1938年1月16日發表了第一次近衛聲明，表示不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面對日本施展的分化策略，汪精衛與低調俱樂部成員周佛海、陳璧君、梅思平等人共同商議對策，陳璧君鼓動汪精衛與日本人合作搞“和平運動”。
在一番思索過后，汪精衛開始派國民政府外交次長高宗武以及低調俱樂部成員之一的梅思平與日方進行密談，最終雙方在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位于上海市的私宅“重光堂”經過多方談判達成“重光堂密約”。雙方達成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明確規定日本支持汪精衛成立“新政府”，并商定了汪精衛等降日的“行動計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與陳璧君、陶希圣、曾仲鳴等人從重慶市出逃，經由昆明市飛往越南河內。
公開叛國
汪精衛成功出逃后，日本于12月22日，發表第三次近衛聲明，以“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對汪精衛公開招降。汪精衛則于29日發出“艷電”響應，稱“國民政府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汪精衛公開叛國后，引起廣大中國人民的憤怒，中國國民黨于1939年元旦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永遠開除汪精衛國民黨黨籍，并撤銷其一切職務。隨后，蔣介石接連派出正在河內給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和與汪精衛有關系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谷正鼎赴河內對汪精衛進行勸說，但均遭汪精衛的拒絕。
蔣介石籠絡不成，派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戴笠前往河內刺殺汪精衛，但由于特務陳恭澍誤傷汪派的另一人物曾仲鳴，刺殺最終失敗，汪精衛在日本特務的保護下由河內秘密抵達日軍占領區的上海市，住進土肥原賢二之前居住的公館。
汪偽政府時期
組建政府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周隆庠等人前往東京，就“組織政府”問題，與日本政府談判。汪精衛向日方乞求以“中國國民黨（指汪派國民黨）為中心，聯合各黨各派，放棄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國民政府”，此外汪精衛還與日本陸軍、海軍、財政、外務大臣等進行了會談，請求他們支持自己建立偽中央政權。
在日方的支持下，汪精衛于6月回到中國，與上海市、南京等地投敵的漢奸梁鴻志、陳群等人籌劃組建偽政府事宜。至7月下旬，汪精衛組成了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葉蓬、李士群、丁默邨等近二十人的汪偽政權的基本班底。1939年8月28日，由汪精衛一手操辦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大禮堂舉行。幾日后，在滬西愚園路1136弄32號汪精衛寓，汪精衛再次主持召開了“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并在會上成立了“中央黨部”。由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丁默任偽“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璧君、褚民誼等人為偽”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與此同時，日本在上海的特務機構“梅機關”一方面與汪精衛加速成立汪偽政府；一方面與重慶蔣介石政府進行談判，代號“桐工作”。由于重慶市方面認為日本有意扶持汪精衛，“桐工作”失敗。汪精衛則派出代表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在上海江灣六三花園與日本“梅機關”影佐禎昭、犬養健等舉行關于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的談判。但在談判中，陶希圣與高宗武看出了日本企圖全面控制中原地區的意圖，于是秘密出逃，并于1940年1月22日將汪精衛與日方的密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公報》揭露，史稱“高、陶事件”。
汪精衛雖然遭到沉重打擊，但仍繼續與王克敏、梁鴻志等舉舉行青島會議，作籌組偽中央政府的最后準備。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衛任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院長。在與日方經過7、8兩個月的“調整國交”的談判后，汪精衛于11月29日撤銷偽臨時政府和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汪精衛正式就任偽國民政府主席。在日方的保護下，汪偽政府所管轄區僅有南京、上海市兩市，以及蘇州市、浙江省、安徽的一部分，以及湖北、江西省、湖南省等地的少數地區。汪偽政府與次日與日方簽訂了《中日國交調整條約》，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汪偽政權。
依附日本
1941年6月，汪精衛從日本獲取了三億日元的貸款。次月，汪偽政權獲得了德國、意大利等法西斯政府的承認。11月25日，汪精衛受邀參與德、意、日等國延長《國際防共協定》有效期的會議。汪精衛表示，愿意虞洽卿、日、意等國一起“堅守東亞軸心”和“世界反共軸心”。
日軍于同年底發動太平洋戰爭后，汪精衛向日本表示愿意“同甘共苦”并提出參戰意愿，但被日本拒絕。但日本出于強化汪偽政府，將上海市、廈門市、廣州市、天津市、漢口等地租界的行政權移交汪偽國民政府管理，汪精衛對此“深表感謝”。
次年初，汪精衛受日本駐南京大使重光葵的會見，會議上汪偽政府被獲準對英美宣戰。汪偽政府隨即發出聲明，表示“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一掃英、美之殘暴，以謀中國之復興，東亞之解放。”與此同時，汪精衛還與重光葵簽訂《共同宣言》，以示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與日方完全協作。
1942年10月30日，汪偽政府與日方簽訂《日本國與中華民國同盟條約》及《附屬議定書》,以取代《關于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基本關系條約》和有關附約。11月，日本首相東條英機糾集汪偽、偽滿、泰國、緬甸、菲律賓等傀儡政權在東京都召開“大東亞會議”，汪精衛出席，并大會議表示“大東亞會議得到泰、緬、菲三國參加及印度臨時主席列席，共榮圈的范圍更加擴大了”。
病逝日本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爭的節節失利,汪精衛及其偽政權危在旦夕,汪精衛心情日趨惡劣，動輒大發雷霆，極大地影響了其身體健康。1943年8月起，汪精衛因之前遇刺時未能及時取出地子彈彈頭所含鉛毒損傷脊椎，從背部偶有陣痛發展為劇痛。隨后病情不斷加重，在汪精衛的請求下，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派出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內科專家、癌病研究會醫院長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為汪精衛做全面檢查。黑川利雄認為汪精衛的背部子彈不適宜取出，然而汪精衛的病情持續惡化，疼痛難忍，遂請出日本“中國派遣軍”軍醫部長桃井與當時南京日軍第一醫院院醫后藤診治。在經過全面檢查后，汪精衛進行了手術，成功取出子彈。
1944年元旦，汪精衛照例發表了新年談話。而在1月9日上午出席所謂“參戰周年紀念大會”后，汪精衛身體急轉直下，高燒不退，下肢失去知覺。汪精衛不得不停止了一切工作，由周佛海、陳公博等代行職務其職務。在經過多次檢查后，汪精衛被診斷為“脊髓神經發生嚴重病變”，需要立即手術。3月3日，汪精衛與妻子陳璧君以及子女等前往名古屋市進行手術，術后汪精衛身體有所恢復，但此后病情時好時壞。11月10日下午4時，汪精衛不治身亡，時年62歲。汪精衛死后，尸體被運回南京安葬于孫中山陵墓左側的梅花山上。以示其生前是孫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隨侍左右。
汪精衛死后，汪偽政權陷入互相傾軋的狀態，1945年日本投降后，陳公博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解散“國民政府”，汪偽政權宣告解散。1946年1月，遵照蔣介石的指示，在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布置和策劃下，國民黨陸軍總部工兵秘密炸開汪精衛的陵墓，將汪精衛的棺木運往火葬場焚燒，因當時沒有親屬在場，汪精衛的骨灰也未能保存下來。
親日舉措
"反共清鄉"
1941年，日軍在華北實行“掃蕩”的同時，決定對新四軍最為活躍的華中地區進行“清鄉”。為此，汪精衛成立了一個龐大的反共軍事組織“清鄉委員會”，汪精衛出任委員長，陳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員長，特務頭子李士群實際負責并任秘書長。
“清鄉委員會”在其統治區分批分期進行“反共清鄉”，汪精衛調動大量偽軍配合日軍設置封鎖圈，挨家挨戶進行搜索，妄圖消滅堅持敵后抗戰的新四軍和游擊隊，以及鎮壓抗日群眾。為配合“清鄉運動”，汪偽政府的報紙對“清鄉”工作進行大肆宣傳。汪偽政府將此事列為最重要和最緊急的中心任務，汪精衛親自主持召開“清鄉”地區行政會議。
奴化教育
汪偽政權在其統治區對民眾進行“和平反共”思想的灌輸，利用報紙、電臺、圖書、電影等對淪陷區的強行實行奴化統治。同時汪偽政府確立了以中日永久和平和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通過各級學校,特別是大學、中學、小學,推行“和平反共建國”的反動綱領，灌輸賣國投敵思想，實施奴化教育。1940年7月6日，汪偽政府按照日方要求將日語納入中小學必修課程。
東亞聯盟運動
1939年10月，日本為實現侵華目的，在日本國內大搞“東亞聯盟運動”，汪精衛在中國積極響應，發電聲稱“中日兩國只應為友，不應為敵，中國也須于日本國結成聯盟”。1942年2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為“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并出任會長。
新國民運動
在“清鄉運動”展開的同時，汪精衛還展開“新國民運動”，在淪陷區發起向領袖“宣誓”活動，脅迫人們宣示畫押，表示“誓以至誠接受最高領袖的指導，服從三民主義”。汪精衛借此大搞對自己的偶像崇拜，汪偽軍中的“青年團”“童子軍”“中央青年干部學校”每天早上出操時都需要高呼“汪主席皇帝”的口號，此外還規定在聽到“汪精衛”名字時立刻“肅立”等，以示對汪精衛的敬重。此外，沒有過從軍經歷的汪精衛還穿上佩有“特級上將”的軍裝，以顯示其軍事領袖的身份。
苛捐雜稅
為了配合日軍的抗爭需要，汪偽政府于1941年在南京設立了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了大量偽鈔，日軍則控制著偽鈔的流通。在日軍的統治下，汪偽統治區設置了大量苛捐雜稅，僅在蘇北便設有六項專稅，以及大車稅、民生稅、團稅、槍稅等諸多名目繁多的稅種。在汪偽統治區，通貨膨脹嚴重，民怨沸騰，而日方則強征物資，掠取了大量軍用物資。
人物關系
人物作品
汪精衛在世時反映其思想的文章都曾先后發表，并為世人所熟知，如《汪精衛演講錄》《汪精衛文存》等。汪精衛病重時，曾囑咐自己的手下不要留存自己的文章，詩稿可留存。
汪精衛的前半生是一名出色的演說家和詩人，為駁斥資產階級立憲派對革命的攻擊，汪精衛在《民報》發表了《民族的國民》等大量筆鋒犀利、富有感情，鼓吹共和，反對君主立憲的文章，對傳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起了積極作用。而其早期的個人詩作也多有“個人影響主義”，在其刺殺愛新覺羅·載灃未遂被捕入獄后，寫下了“慷慨歌燕市，從容作錢亦石；飲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被傳誦一時，詩篇曾激勵不少青年投身革命。汪精衛生前留有《雙照樓詩詞稿》《汪精衛詩存》等詩歌作品。
人物評價
中國國民黨右派人物吳稚暉（吳稚暉）曾稱汪精衛是“偽君子”和“花瓶”。
熟悉汪精衛的共產黨員譚平山曾評價汪精衛：“水性楊花，毫無骨骼，至危難時每易動搖變節”。
李宗仁認為汪“熱衷名利，領袖欲極強，欲達目的，既不擇手段，也不顧信義”。
汪精衛公開叛國后，朱德、彭德懷于1940年1月電呈蔣介石批判"汪逆及其黨徒之無恥丑惡,只圖賣國肥己,置國家民族于萬劫不復”。
曾追隨汪精衛多年的行政院參事陳克文在得知汪精衛降日的行徑時，將其行為斥為“無恥勾當”，早已淪為“日本人的工具”。
人物故事
汪精衛刺殺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失敗入獄后，1910年冬，陳璧君冒著生命危險與黎仲實到北京營救汪精衛。陳璧君等到北京后，幾經輾轉，托獄卒帶給在汪精衛送去十多枚雞蛋，其中藏有一封書信，是陳璧君告知汪精衛等待救援。汪精衛看到信后，被陳璧君的深情所感動，但也擔憂陳璧君的行為有危險。于是，汪精衛回給陳璧君一封血書，書有“信到平安”以及一首贈給陳璧君的詞，詞中表達了對陳璧君的愛意。陳璧君收到汪精衛的來信后，既不能保存也不舍丟棄，于是吞下汪精衛的血書。由此汪精衛與陳璧君鐵窗情深一事被傳為佳話。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盤點抗戰時期十大漢奸下場:汪精衛病死日本.民族復興網.2025-06-24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升華天下.2025-07-27
一戰結束百年︱徐國琦談一戰、中國與華工.百家號.2025-05-31
刺殺汪精衛.豆瓣網.2023-08-14
建軍大業.豆瓣網.2023-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