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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華北事變（Huabei Incident）是指繼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軍通過武力威脅、政治陰謀和經濟侵略等手段，蠶食侵犯華北地區的一系列事件的統稱。

華北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之一，當時包括河北省、山東省、山西省、察哈爾省、綏遠省五省和北平市、天津市兩市。1933年5月，《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后，日本侵略者便把矛頭指向了華北，妄圖將華北5?。?、察、晉、綏、魯）變為第二個“滿洲國”。1935年1月中旬，日軍首先制造了“察東事件”，迫使國民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5月至7月，其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脅迫南京政府批準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梅津達成“何梅協定”，及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土肥原賢二簽定“秦土協定”，接受日軍所提取消冀、察兩省境內的中國國民黨黨部等多項要求，使河北、察哈爾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自治。?11月，日軍向國民政府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12月，國民黨政府在北平正式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雖隸屬南京國民政府，但實際上成為變相的“自治”。

華北事變是日本侵略中國、稱霸世界的一個重要步驟，雖一時得逞，但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華北事變后，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的主要矛盾。日軍在華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華北的局勢處于危機關頭，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在：第一，華北事變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導地位。第二，華北事變使中國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成為國共兩黨由對峙到聯合的重要契機。第三，華北事變改變了國共兩黨的關系，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提供了可能。第四，華北事變促使中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急劇分化。第五，華北事變加深了美英與日本的矛盾。

事變背景

華北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之一，當時包括河北省、山東省、山西省、察哈爾省、綏遠省五省和北平市、天津市兩市。其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的1/11；耕地面積3億多畝，占全國耕地面積的1/4；人口7620余萬人，約占全國人口1/6，超過日本全國人口（當時約7000萬人）。華北地區物產豐富。小麥產量占全國1/3，棉花產量僅晉、冀、魯3省即占全國46%。這里有較多的工礦企業，面粉廠占全國2/5，產煤量為全國45%，產鹽量為全國20%。華北交通條件較好，這里有中國最早修建的幾條鐵路，總長度占全國1/2，公路長度占全國1/6。此外還有天津市、青島市、秦皇島市、煙臺市、威海等優良海港。由于華北地區物產豐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國主義在武裝攻占東北地區并鞏固其統治的同時，也加緊了在華北地區的侵略活動。

1933年5月，《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后，日本侵略者便把矛頭指向了華北，妄圖將華北5?。?、察、晉、綏、魯）變為第二個“滿洲國”。日本采取的方針，與武力強占東北不同，打算通過扶持傀儡上臺，建立日本操縱下的“華北自治政權”，實現其不戰而攫取華北的目的。1933年7月6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部向內閣提出《對華政策大綱》，提出“必須使華北政權壓制中國國民黨在華北的抗日活動，并使國民黨逐漸減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體”。11月30日，日本陸軍省在對內閣制定的《帝國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也主張“支持中國大陸上之分治運動，驅逐國民政府勢力于華北之外”。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見記者的招待會上發表談話，其后被稱為《天羽聲明》，其要點如下：“關于東亞問題，日本的立場和使命，也許和其他各國的立場和使命有所不同?！薄叭绻袊扇±闷渌麌遗懦馊毡尽⑦`反東亞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對?！薄案鲊矐摽紤]到由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所產生的特殊情況，如果對于中國想采取共同行動，即使在名義上是財政的或技術的援助，必然帶有政治意義?！薄疤峁┪淦?、軍用飛機、派遣軍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顯然要導致離間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國的關系，產生違反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的結果，因此，日本不能對此置之不理?！?/p>

日本策劃分離華北陰謀的重要人物、日本關東軍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天羽聲明》推出的第2天即4月18日，假借“華北人民愛國協會”的名義，向日本陸軍參謀部提交了《挽救華北的政策》的機密文件。該文聲稱：“為避免在遠東爆發大戰及爭取東亞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個新的華北政權?！?935年1月4日，關東軍召開大連會議，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均參加，會議歷時兩天，決定要在華北扶植能夠“忠實貫徹日本要求的誠實的政權”。

事變準備

中國共產黨

1933年5月25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關于中日秘密談判與國民黨出賣平津及華北問題的緊急通知》，通知提出七項任務，號召各級黨部須戰斗動員起來，在組織民眾進行武裝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中心口號之下，發動廣大群眾開展反帝和反國民黨的斗爭。通知要求各級黨部“揭破這一秘密談判的黑幕和中國國民黨及一切反動報紙的欺騙”，在中心城市“召集大規模的群眾大會及組織群眾的游行示威反對賣國的談判”；“在義勇軍部隊中，須努力發動和組織義勇軍士兵群眾反對國民黨解除其武裝的斗爭”；“在工人中組織‘工人反日會’”；“在青年工人和學生中廣泛的組織他們的斗爭并成立義勇軍”。同時，臨時中央又與共青團中央共同發布《為反對國民黨出賣華北平津告民眾書》，稱華北民眾和整個中國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號召全國的勞苦群眾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平津，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和北方軍閥新的賣國”。193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在目前華北緊急形勢下各級黨的任務的緊急通知》。指出：中國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階段—一帝國主義直接瓜分的階段，我們面臨著緊迫任務，要領導“廣大的災民、難民、農民與失業工人”進行“搶糧、分糧、沒收土地、要救濟、要房屋的斗爭”；“加緊領導洶涌澎湃的罷工及一切工人的斗爭”；“抓緊白軍士兵中的工作”，“用一切力量在白軍士兵中建立起革命的組織，準備和領導士兵的嘩變”。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經濟實行空前的掠奪。攫取華北的經濟權益，是日本帝國主義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為此，日本制訂了掠奪計劃—即所謂開發華北經濟8大項目：（一）修筑津石路（從天津市到石家莊市）；（二）開發龍煙鐵礦公司；（三）塘沽建港；（四）發展河北省電器副業，成立華北中日電器公司；（五）華北中日通航，建立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航空網；（六）改良華北種棉；（七）振興華北水利；（八）“整理井陘縣及正豐公司煤礦”等。1934年5月，日本對華鐵路借款已達8952萬元。到1936年，日本又提出一個主要由它投資的華北鐵路興筑計劃，準備建筑10條鐵路。與此同時，日本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簽訂蘆鹽運日合同，在長蘆大肆收買鹽田，為日軍事工業提供資源。日本在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幌子下，瘋狂地對中國經濟進行掠奪，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夕，整個華北的金融命脈，已經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冀魯晉三省變成日本的植棉田，天津市的中國紗廠為日本在華紗廠所吞并，天津的電氣業完全由日資包辦，平漢、平綏、北寧、津浦4路成為日本的運輸線，日本的飛機獨占了華北的上空，大沽、塘沽、北戴河區、秦皇島市成了日本的港口，華北的金融、礦業也為日本所獨占。

此外，日本的武裝走私活動也很嚴重。從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的一年多時間里，日本在華走私入口的商品價值約占中國國內商品輸入總值30%多。中國關稅損失2550萬元之多，僅1936年4月一個月便損失關稅800萬元。日本的武裝走私蔓延全國各地，走私港口除河北省的塘沽區以外，福建省有廈門市，廣東省有汕頭市，陸路有長城各口。關稅是中國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占稅收總額的70%左右，而進口稅收又是關稅中最主要的項目。關稅收入的大幅度減少，極大地加劇了國民政府的財政困難，加重了中國人民的稅收負擔，中國的國力進一步被日本削弱。

事變經過

通過一系列密謀策劃，日軍從1935年上半年起制造種種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蠻橫要求，迫使國民政府就范，以實現其侵華計劃。

察哈爾事件

1935年1月，關東軍制造“察東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1935年1月15日，熱河偽滿自衛團到沽源縣境內騷擾劫掠，與駐守沽源縣烏泥河、長梁一帶的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軍發生沖突，宋軍將偽軍40余人繳械。日本關東軍強稱烏泥河一帶為“滿洲國”領土，一面向察、熱邊境增調軍隊，一面通過駐北平武官高橋坦向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進行威嚇，聲言要“徹底肅清屬于‘滿洲國’”地方的中國軍隊。1月18日，關東軍司令部發表聲明，誣稱駐守熱察邊區的宋哲元部有礙行政，曾限該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決定要以武力驅逐宋軍。1月19日，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高橋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說獨石口到沽源縣一帶中國軍隊所駐守地方，屬熱河省豐寧滿族自治縣境，要求中國軍隊迅速撤出，否則將釆取“斷然態度”。宋哲元根據何應欽的指示，于20日派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面晤關東軍駐張家口市特務機關長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讓步以取得和解。但日軍從1月22日起悍然以步炮兵1000余人，偽軍2000余人，向長梁、烏泥河、獨石口一帶發動進攻，日機配合日軍的地面攻擊，連日轟炸獨石口、東柵子等地。中國軍隊被迫后退。日本在武力得逞后于30日在北平與中國代表會商，取得初步協議。在此基礎上，2月2日，第二十九軍代表與關東軍第七師團代表在察熱邊境大灘達成協議。2月4日，北平軍分會公布了“大灘口約”。議定日軍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軍亦不進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長城東側之村落）之線及其以東之地域。日軍通過制造這次察東事件，削弱了中國政府對沽源縣以東地區的控制。5月，日軍更把察東沽源縣的小廠、石頭城子、烏泥河、北石柱子、長梁、斷水梁等地，劃為“熱河豐寧滿族自治縣第六區”，設置“國境警察部隊”。并以日本軍官名字改變地名，如長梁改稱林田堡（日軍隊長林田）、烏泥河改稱松田堡（日軍隊長松田）。

6月，日軍制造了第二次察東事件。6月11日，熱河日偽軍在察東發動新的軍事進攻，進犯東柵子，12日偽滿警察進犯小廠。第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所部在上述地點進行了抵抗。然而，日方不顧事實硬說：“6月11日豐寧縣日本人參事官一行，遭到獨石口宋哲元部隊的步槍射擊。”關東軍電令土肥原賢二少將，要在“最短時間內使守軍撤退到黃河以南”。這時，日本陸軍部認為將宋軍逼走，恐有過分刺激，影響平津地區之虞，遂于13日電令土肥原賢二，暫時放棄了迫宋哲元部撤過黃河的決定。

河北事件

1935年5月2日晚，天津同權報社社長胡恩溥在日本租界北洋飯店遭暗殺身亡。數小時后，振報社社長白逾桓在天津日本租界寓所被暗殺。胡、白二人均系接受日本津貼者，他們曾受日本軍方指使，發行中文報紙，鼓吹所謂“泛亞細亞思想”。案發后，日方表示，行刺胡、白系中國國民黨特務所為，稱胡、白被刺案與藍衣社、憲兵特務隊和青紅幫有秘密關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虎、中央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是具體指揮者。正當胡、白案發生之時，日方突又提出所謂孫永勤問題。1935年春，熱河省抗日救國軍孫永勤部因關東軍“圍剿”，被迫越過長城進入停戰區遵化縣內。5月，面對日軍的“搜剿”，孫永勤部大部分官兵犧牲，余部退到遷安市。但日本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指責由于中國官方的庇護，孫永勤部動輒向“中國領土內逃退”，因而日軍不能消滅孫部，并說遵化市縣長等確有庇護孫永勤部的事實，還認定中國當局援助東北地區的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了剛簽署的《塘沽停戰協定》。

1935年5月底，日本侵華駐屯軍借口天津市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暗殺是中國政府的排日行為，其駐北平市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交備忘錄，提出了刻薄的要求，主要內容是：（1）取消河北省和平、津兩市國民黨黨部；（2）撤退河北省的中央軍和憲兵；（3）解散國民黨軍分會政訓處；（4）撤換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和平、津兩市市長；（5）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7月6日，何應欽復函梅津：“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焙蚊分g的協定，習慣稱之為《何梅協定》。中國方面又將河北省的實際控制權出讓給了日本侵略軍。

張北事件

1935年5月30日，日本駐哈巴嘎旗特務機關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一行四人，乘汽車潛入察省境內偷繪地圖。6月5日下午4時許行至張北縣城北門。宋哲元部132師守城哨兵攔車檢查，日方無理拒絕，僅出示了日多倫特務機關證明。宋哲元部下衛兵將其一行帶到師部，審查后，師長趙登禹電話請示張家口市的第29軍軍長宋哲元，經許可，于翌日放行。? ?此事發生后，日本極力歪曲事實，故意擴大事態，為了達到其侵占中國察北地區的目的，向國民黨政府施加了種種壓力。日本張家口特務機關長松井源之助即向察哈爾省省軍憲提出抗議。要求處罰當事人員，賠禮道歉，并保證今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在交涉的過程中，日本駐張家口領事橋本忽然又提出：由于“張北事件”事關重大，超出領事解決權限，應與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進行交。

1935年6月23日，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人，同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及北平市整會顧問程克等人在北平就上述事件談判。談判中，日方借口日本臣民受辱，提出抗議，并提出五項具體要求：一、將張北縣城北門守備團長免職；二、將在一三二師軍法處長免職；三、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撤出沽源縣、寶昌、康?？h、商都等地，以地方保安隊維持秩序；四、中國政府以后不再向察哈爾省北部屯田移民；五、撤出察哈爾境內的國民黨黨部。對于以上五條要求，雙方經多次談判，7月27日秦德純、土肥原賢二在北平簽定了協定，史稱《秦土協定》。協定規定兩周內實施完畢，中國政府向日本侵略軍拱手讓出了察哈爾省的實際控制權。

《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簽訂后，中國軍隊奉命撤出察哈爾和河北省。同年，日軍配合偽滿州國軍隊李守信部迅速占領多倫縣、寶昌、沽源縣、張北縣、康?？h、商都縣、化德縣等縣，同時，完全控制了察哈爾東北地區部的正蘭、鑲白、正白、鑲黃、明安、上都、太仆寺左派、太仆寺右翼等八旗。在張北縣建立了李守信的偽軍司令部和日軍特務機關。此外，蒙人頭領徳穆楚克棟魯普親王與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結，并盜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名義，在張北舉行成立偽“察哈爾盟公署”慶典。任命卓特巴托普為盟長，達密凌蘇隆為副盟長。管轄張北、沽源、寶昌、商都、正鑲白旗、鑲黃旗等十六個縣旗。盟公署下設廳，廳長都是日本人，有偽職人員一百余人。?日本侵略者侵占張北后，征抓大批民工，僅張北鎮每日征民工五百多人，在城墻上修筑了明碉暗堡，在城內修建兵營、領事館、隨軍妓院等，還在城東修建了軍用飛機場。

香河事件

日本侵略者為達到占領華北地區的目的，又策動了香河漢奸叛亂，史稱為“香河事件”。1935年10月22日，日本天津特務機關長大迫通貞策動日本浪人勾結香河縣、昌平區、武清、三河市等地漢奸、流氓發動暴亂，在日本憲兵掩護下占領香河縣城，驅逐縣長，組織縣政臨時維持會，宣布實行“自治”。日軍借口該縣地處非武裝區，阻止中國政府派軍隊前往彈壓。28日，河北省地方當局被迫接受“自治”要求，事態才暫告平息。

華北五省自治運動

1935年11月8日，日本駐北平市武官高橋坦向宋哲元提出了一個所謂的“華北金融緊急防衛綱要”，并威脅說：“白銀國有與華北現銀集中上海市，皆危及華北經濟，阻礙大日本帝國利益，蹂躪日本近年對于華北之主張。如果貴方不能作防止之徹底處置，日本方面將以實力期其實現?！痹谌哲姷拿{迫下，宋哲元下令禁止北銀南運。接著，日本又提出“華北自主幣制”，企圖建立一個獨立于法幣之外的“華北幣制”，并將其納入日元集團。11月中旬，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向宋哲元提出了“華北高度自治方案”，在金融政策上，要求脫離法幣制度，另定華北五省通用貨幣，與日元發生聯系；在財政政策上，要求截用中央在華北之關稅、鹽稅和統稅等，并以武力脅迫宋哲元按此方案行事，但被宋哲元拒絕。

日本帝國主義在迫使中國國民黨中央的勢力退出華北后，隨即積極策動華北五?。?a href="/hebeideji/7166092543351275527.html">河北省、山東省、山西省、察哈爾省、綏遠省）的所謂自治運動，妄圖從政治、軍事、經濟上緊密控制冀察當局，以達到最終吞并華北的目的。1935年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動河北東部香河縣、昌平區、武清等縣的“饑民”暴動，攻占香河縣城，并由少數漢奸組織臨時維持會。11月25日，日寇又收買一批漢奸、流氓向國民黨天津市當局“請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國民黨冀東行政督署專員漢奸殷汝耕在通縣專區組織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還策動閻錫山、韓復榘搞華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借“自治”的名義達到吞并華北的目的。而中國國民黨政府既不能允許華北脫離南京中央政府管轄而宣布“自治”，又懾于日本的威脅，12月決定在北平市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任委員長，由日方推薦著名漢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幾人為委員。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雖隸屬南京國民政府，但它實際上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勢力對它有很大影響和控制力，實際上成為變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蔣介石政府對日妥協的產物。

豐臺事件

豐臺鎮位于北平西南，盧溝橋東面。豐臺自建火車站后，客貨運輸暢通，北寧、平綏、平漢等線路均以此為樞紐，交通四通八達，客貨運輸暢通，被稱做平津的南大門。搶占軍事、政治上的戰略要地———豐臺，自然成了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市乃至控制華北的重要步驟。《塘沽停戰協定》和《何梅協定》簽訂后，蔣介石政府的中央軍和黨政人員即由平津冀察等地撤走。1935年夏的白堅武叛亂失敗后，日本人便開始策劃占領豐臺。

1936年5月，日本為了進一步向宋哲元施加壓力，決定以“防共”“保護僑民”為借口，大規模向平津增兵。而日本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堅持將增兵一部部署在豐臺。從6月21日到30日，日軍分批進入豐臺，并開始在豐臺構筑兵營，與二十九軍駐豐臺區部隊相距只有約300多米。1936年6月26日，一列滿載中國士兵的列車開進了北京豐臺站，火車汽笛聲驚動了二十九軍的軍馬，其中一匹軍馬跑進了日本兵營的建筑工地。中國士兵來到日軍營房門口，要求他們放還軍馬，遭到無理拒絕，雙方爭吵起來。這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幾名軍官聞訊趕到現場，要求大家采取克制態度，一場爭端才告結束。然而第二天，一群日軍闖進三十七師駐軍的馬廄進行挑釁，與中國守軍發生械斗。中國士兵被迫奮起自衛，雙方都有人受傷。事件發生后，日方要求宋哲元“道歉”、“賠償”并“撤出豐臺”。宋哲元答應“道歉”，但拒絕從豐臺撤兵，只將與日軍發生沖突的官兵調往北平市西郊頤和園，將三十七師一一跂旅的部分官兵調往豐臺。此為“第一次豐臺事件”。

1936年9月15日，日本參謀本部甚至發布命令宣稱：“在華北，萬一發生有關帝國軍隊威信的事件，中國駐屯軍應立即斷然給以懲罰?！?月18日下午，二十九軍豐臺駐軍的第五連孫香亭部在營房外鐵道附近演習，回營途中與日軍中隊相遇，日軍小隊長巖井帶領兩名日本騎兵沖入孫香亭連行進的隊列中，孫部士兵以槍托擊馬。日軍以此為借口，將孫香亭連包圍，并要解除其武器。孫香亭上前交涉，遭日軍扣押。雙方對峙。此時，日軍隊長牟田口廉也聞訊率一個大隊從北平市趕來增援，行至大井村，與二十九軍展開槍戰，日軍趁機將豐臺通北平的電話線切斷，強占豐臺區重要地點，威逼二十九軍，雙方對峙一整夜，此為“第二次豐臺事件”。事后，日軍要求：“在豐臺地區之中國軍隊最后應撤至南苑或西苑”，但宋哲元只答應中國軍隊移防到豐臺東南方趙王莊、新林莊。

事變影響

開展抗日救國運動

華北事變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通過華北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內地。形勢愈來愈嚴峻，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日本侵略者制造的華北事變，使華北各省市局勢更為險惡，民族危難空前嚴重；而人禍之上，復加天災，華北民眾在民族危機與經濟浩劫的夾攻中，陷入窮困、饑餓、疾病與死亡的絕境。于是，在中國共產黨北平地下黨組織領導下，一場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中心口號的抗日救國運動爆發了。1935年秋，日本策動華北“自治”達到了頂峰，國民政府繼續與日本帝國主義勾勾搭搭，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正當人們為民族的存亡憂心忡忡、日夜焦慮的時候，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實現對日抗戰。在《八一宣言》精神鼓舞下，中共北平市工委領導下的北平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迅速發展，北平許多大學建立了民族武裝自衛會組織，成員多達數百名，他們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建立文藝抗日戰線

華北事變后，不同階層和派別的文藝工作者，紛紛表示要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為了建立文藝戰線的抗日統一戰線，1936年初，“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自動解散。10月1日，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藝界新舊各派領導人，在共同簽署的《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中明確提出：“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運之更有力”。“為民族利益計，我們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學或愛國文學在全國各處風起云涌，以鼓勵民氣”?！缎浴返陌l表，促進了文藝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團結和戰斗力進一步增強。

中國政治形勢

日軍在華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華北的局勢處于危機關頭，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在：第一，華北事變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導地位。華北事變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作為其獨霸亞洲，征服世界的戰略基地的野心。華北事變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重要步驟。事變后，日本準備把戰爭擴展到更大的范圍。1936年8月，廣田內閣確定了“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發展”的侵略方針。第二，華北事變使中國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成為國共兩黨由對峙到聯合的重要契機。華北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全國各階層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耙欢ぞ拧边\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響下發生的西安事變，反映了中國國民黨內部分化的加劇，說明抗日救國符合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事變的和平解決，揭開了國共兩黨由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的序幕，標志著十年內戰局面的基本結束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第三，華北事變改變了國共兩黨的關系，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提供了可能。事變發生后，中共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并于1936年9月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正式將“反蔣抗日”的總方針改為“逼蔣抗日”，斗爭矛頭指向帝國主義。第四，華北事變促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急劇分化，在對日政策上發生分歧，形成以蔣介石為首的親美英派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第五，華北事變加深了美英與日本的矛盾。華北事變后，日本從政治上和軍事上控制了華北。他們扶植漢奸、買辦拼湊了許多經濟機構，使華北經濟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華北經濟勢力的擴張，損害了美英帝國主義在華北的經濟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親美英派來抵制日本。

事變剖析

作為侵華急先鋒的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積極策劃其所謂以“華北特殊化”為目的的“華北自治”運動，并公開擺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勢。之前，日軍已在華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逼迫中國退讓，撤兵，為其開展“自治運動”創造條件。首先是謀劃建立“蒙古國”，在察哈爾省制造了兩次張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簽《秦土協定》，“割讓”察東6縣于“滿洲”，29軍撤出察哈爾境內長城以北地區，國民黨黨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省事件”，國民政府竟與之簽訂了臭名昭著，承諾國民黨黨部和中央軍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換平、津兩市市長，取締一切抗日組織活動，并且要求凡是日本認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勢力都“不得重新進入”。這樣日本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傀儡，實施其“自治”陰謀。這無異于將河北平津拱手讓與日本。這時卻突然發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預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極力壓迫排斥的駐察哈爾省宋哲元第29軍，突然利用“豐臺事件”開進北平市，成為中國在華北平津的主要軍事力量，給“華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軍因宋哲元不是中央嫡系認為可以利用。轉而以其為脅迫“自治”的主要對象。

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無援，無力獨自抵抗日本，故而態度非常曖昧。日本以軍事訛詐為后盾，緊鑼密鼓地開展“華北五省自治”（五省為河北省、山東省、山西省、察哈爾、綏遠省）運動，企圖先從它處入手最終脅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動河北省東部香河、昌平區、武清等縣的“饑民”暴動，占據香河縣城，并成立由漢奸組成的臨時維持會。接著，日本扶植漢奸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縣，宣布脫離國民政府，以之作為促進宋哲元“自治”的“榜樣”。日軍還開列“反日分子”名單，在平津大肆濫捕。同時大批日軍進入關內，威脅北平市、天津市。一時間，華北空氣極其緊張。經過宋哲元、日本及國民政府之間緊張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雖也曾力爭保留主權，但在妥協退讓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強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除了名義上隸屬南京政府，實質已經成為變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華北平津地區包括了中國北方大片地區，尤其北平是中國的歷史古都，當時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華北事變的發生，使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生死危機。1935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市學生終于爆發了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動，迅速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覺醒，打擊了國民政府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后，“華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對華北政策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總體上則暫停了軍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實”的手段，妄圖從政治、軍事、經濟上緊密控制冀察當局。采用其慣用的陰謀手法，先由交通經濟人手，企圖使“成為張作霖時代之東北”。然而，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陰謀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會善罷甘休，后續可能會有更殘暴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