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征四郎（日語：いたがきせいしろう、英語：Itagaki Seishirō，1885年1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大和族，日本巖手縣人，日本陸軍大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歷任師團長、陸軍大臣、日本關東軍參謀長、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日本朝鮮軍總司令、最高軍事參議官和第七方面軍司令官等要職，在日本陸軍中以“板垣之膽”著稱；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之一。
板垣征四郎出身士族家庭，受其祖父的影響，從小對漢學頗有興趣，與土肥原賢二、磯谷廉介一起，號稱日本陸軍中的三大“中國通”。1916年陸軍大學畢業后，板垣征四郎任駐華武官助理，長期在昆明市、武漢、沈陽市等地從事間諜活動。1929年1月，板垣征四郎任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第2課課長，與石原莞爾等人積極策劃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政府。1934年12月，板垣征四郎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制造內蒙“獨立”和綏遠抗戰，在日本全面侵華前，板垣征四郎是日本侵華的急先鋒。1937年3月，板垣征四郎任日本陸軍第五師團師團長，率部參加太原會戰和徐州會戰。1938年6月，板垣征四郎任日本陸軍大臣。1939年9月，板垣征四郎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1941年7月，板垣征四郎晉升大將，并任日本駐朝鮮軍總司令。1945年4月，板垣征四郎任第七方面軍司令，在馬來亞、荷屬東印度指揮日軍作戰與反法西斯同盟作戰。1945年9月，板垣征四郎在新加坡率部向英軍投降。1948年11月12日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進行了對中國、美國、英聯邦、荷蘭及蘇聯實行侵略戰爭的陰謀，他明知這些戰爭是侵略戰爭卻積極發動，并在其實行中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85年1月21日（日本明治十八年）板垣征四郎出生于日本巖手縣巖手町沼宮內的一個士族家庭。板垣征四郎的祖父板垣直作（號桑陰）是原南部藩主的講師，神道教徒，同時還是一位漢學者。板垣征四郎的父親板垣政德也是一個神道教徒，長期任郡長，同時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學校的校長。板垣征四郎幼年喪母，自幼主要由其祖父母撫養教育，從四歲起，祖父板垣直作用自身的漢學功底，親自教他學習漢學，因此板垣征四郎自小便熟悉漢學，會說漢語，日后板垣征四郎成為日本陸軍中三大“中國通”之一。板垣征四郎受到祖父和父親的影響，加之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因侵略中國獲得大勝，因此國內軍國主義思想進一步高漲，頓時掀起一股擴張狂潮，板垣征四郎受此影響變得越來越尚武。1891年春，板垣征四郎進入村里的沼宮內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后考入著名的盛岡中學，與兩個兄長一起讀書。中學時的板垣征四郎個子矮小，腦袋卻長得很大。他的學習成績因為不太用功而并不太好。
考入軍校
1899年，板垣征四郎在盛岡中學讀了兩年后，進入日本仙臺陸軍幼年學校。在陸軍幼年學校中，板垣征四郎遇到了一位對他日后人生造成更大影響的老師，也是板垣征四郎未來的岳父，此人便是學校訓育官大越謙吉大尉。大越謙吉以嚴格軍人教育著稱，有著濃厚的軍國主義思想。大越謙吉主張對學生實行殘酷的訓練，以磨煉學生的意志，使他們在今后的戰爭中能克服任何艱難險阻，無往而不勝。板垣征四郎在學校深受大越謙吉的軍國主義思想熏陶，以其為崇拜偶像，夢想長大以后，當一個大將，這些思想在日后將板垣征四郎逐漸引導成為一名狂熱尚武、嗜血好戰的青年軍官。兩年后，板垣征四郎從陸軍幼年學校畢業，并在1903年12月，板垣征四郎考入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成為該學校第十六期的學員。板垣征四郎的第十六期同學便包括日后聞名的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磯谷廉介、永田鐵山等。
參與日俄戰爭
1904年10月，板垣征四郎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此時日俄戰爭正如火如荼的進行。這對于剛剛19歲的板垣征四郎來說，在戰場上建功立業似乎唾手可得了。同年的11月1日，板垣征四郎被授予步兵下士軍銜，任步兵小隊長，板垣征四郎馳騁沙場的夢想可以實現了。1904年12月，板垣征四郎以步兵小隊長的身份，隨部隊開赴中國東北前線，正式參加日俄戰爭。
板垣征四郎因作戰勇猛而聞名軍中。1905年2月，日俄雙方在沈陽市（今沈陽市）展開會戰，板垣征四郎在奉天郊外紅土嶺作戰中表現勇猛，他的左脛部被子彈打穿，傷勢非常嚴重，但仍堅持戰斗。后來板垣征四郎的部下強行把他抬下火線，送到隨軍醫院，之后又送回日本國內進一步治療。待板垣征四郎傷愈合，日俄戰爭已經結束了，這次“打仗立功”的目標因而沒有實現，但板垣征四郎的勇猛表現已使得他聞名軍中。日俄戰爭總共歷時20個月，以日本戰勝陸上強國俄羅斯而告終。1905年9月5日，俄國被迫與日本簽訂和約，即《樸次茅斯和約》。
諜報工作
1906年，日俄戰爭結束一年后，傷愈后的板垣征四郎被派往天津駐屯軍任步兵副（助理），再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在此期間，板垣征四郎進一步了解和熟悉了中國的很多情況。兩年后，板垣征四郎奉調返回日本深造，進入日本陸軍大學第二十八期學習。在陸軍大學深造過程中，板垣征四郎沒有忘了要在中國干出一番事業的欲望和野心，他一心要在中國問題上有所作為。
1916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晉升為步兵大尉，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直屬諜報武官）。一年后，板垣征四郎又與日本陸軍“軍神”大越謙吉的女兒喜久子結婚，先后生有三男兩女。憑借這位已故的“軍神”岳父在軍界的影響力和人脈，從此板垣征四郎也有了軍界的靠山。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跟隨祖父學習中國文化，深諳中國民情風俗，而且能夠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因而就在成婚當年，他就被日軍參謀本部以研究員的身份派往云南省昆明。由于云南軍閥唐繼堯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板垣征四郎便利用士官學校校友的身份關系，大量收集關于中國西南各種情報。這一時期，板垣征四郎輾轉于云南昆明市、武漢漢口等地從事間諜諜報工作。
1919年，板垣征四郎被派往武漢漢口任參謀，并晉升為少佐。在漢口，板垣征四郎結識了一位知己——石原莞爾。石原莞爾有著遠見卓識，極具戰略眼光，但為人處世孤僻，有些恃才自傲，因此不為日本軍界高層所接納。然而，板垣征四郎能夠理解石原莞爾，因此兩人成為至交。在板垣征四郎任職期間，他與同任參謀的石原莞爾理念相似、過從甚密，結為共識。兩人一起刺探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形勢的情況，為后來侵略中國的戰爭活動作了充分的準備。兩年后，板垣征四郎返回日本，為了取得帶兵的資格，他暫時擔任了一次大隊長（營長）。
1922年，板垣征四郎被調到參謀本部任兵要地志班長，兼陸軍大學兵學教官。這期間，板垣征四郎仍然悉心研究中國問題，并尋找各方面資料，從理論上深入分析中國國情。第二年的8月，板垣征四郎晉升為中校。過了一個月后，板垣征四郎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前往東北地區出任日本關東軍戒嚴司令部參謀，以及臨時震災救護事務局事務官。
1924年6月，板垣征四郎以中佐軍銜被調任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助理，先后在武官林彌三吉和本莊繁領導下工作。在第二年的1月，板垣征四郎與駐中國各地的武官，諸如岡村寧次中佐、酒井隆少佐、土肥原賢二中佐、鈴木貞一大尉等人聚集到一起，舉行了“在支諜報武官會議”，商討如何實現對中國的征服。
1926年8月，板垣征四郎再次返回日本，憑借其在中國多年的情報經驗和漢學學識，再次出任參謀本部參謀兼陸軍大學教官。并在第二年的5月，板垣征四郎出任岡山第三十三步兵旅團司令部參謀。1927年7月，板垣征四郎任第十師團司令部參謀。1928年3月，板垣征四郎晉升為大佐，又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前往中國天津出任第三十三步兵聯隊聯隊長。
侵略中國
策劃九一八事變
搜集情報
1929年3月，板垣征四郎率部從天津調駐沈陽市（今沈陽市）。同年5月，板垣征四郎改任關東軍高級參謀，再次與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共事，板垣征四郎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的“黃金時代”。板垣征四郎與石原莞爾都是“確保滿蒙先行論”的倡導者和狂熱鼓吹者，他們結成搭檔，率隨員在東北各地進行了三次“參謀旅行”。研究課題表面定為“對蘇作戰結局之研究”，但實際上是在中國東北地區偵擦地形，搜集情報，串聯陰謀活動。日軍對長春、哈爾濱市、海拉爾、洮南、山海關區、錦州市等地的地形和中國軍隊的軍情進行了刺探，以此為基礎，暗中制訂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據日軍估計，張學良的東北軍約有25萬人，其中沈陽市附近有兩萬精銳部隊，擁有飛機、坦克、大炮等武器裝備，而當時沈陽市附近的關東軍只有1萬多人，從數量上處于絕對劣勢。但由于1929年中東路事件東北軍慘敗，石原莞爾對此輕蔑的說：“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因此板垣征四郎與石原莞爾等人制定了一個對中國東北軍“以寡制眾”的策略，決定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給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從而迅速攻占奉天（今沈陽市），并在其他國家的干涉尚未開始時，迅速占領東北其他戰略要地。這項計劃得到了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參謀本部岡村寧次、東條英機大佐的支持。永田鐵山還親自到東北地區視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訂的“關東軍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的方針”，并答應撥給關東軍兩門24厘米口徑的重炮。
秘密部署作戰行動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陸軍步兵學校發表題為《從軍事上所觀察之滿蒙》的演講，說日本“以國家命運為賭注，堅決進行日清、日俄兩次大戰，才得以在大陸的一角建立特殊地位”，如果進而掌握“滿蒙”這個戰略樞紐，則“退而可以保衛朝鮮，進而可以牽制俄國向東發展，并且對中國掌握著有力的發言權”；“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源泉”，因而“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系”，占有“滿蒙”是“實現日本帝國遠大理想的使命”。1931年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又在關東軍部隊長軍官會議上作了題為《關于滿蒙問題》的演講，聲稱解決“滿蒙問題”的最終目的是要把“滿蒙”“變為日本的領土”，并使其對整個中國“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這是“當前的急務”。
1931年6月，日本參謀本部秘密制定《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該大綱很快就傳達到關東軍，關東軍據此秘密部署作戰行動。為了尋找借口，制造緊張氣氛，1931年6月至7月間，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國東北相繼策劃制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
有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鋪墊，在日本國內，日本軍國主義者乘機煽起“滿蒙危機”的緊張氣氛。1931年8月4日，陸軍大臣南次郎對“滿蒙問題”發表強硬言論，要求軍隊“隨時準備盡軍人的天職”。日本內閣首相若槻禮次郎也在會上宣揚為了保衛“滿蒙”權益，國民應準備“不惜任何犧牲，勇敢奮起”。而且早在1931年6月，日軍參謀本部就已制作了“解決‘滿蒙’問題方案大綱” ，要求以一年為期，爭取國內外的“諒解”，做好準備，分三個階段完全占領中國東北，解決所謂“滿蒙問題”?？傊?，日本政府、軍部以及關東軍準備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方針已定，只是尋找有利“時機”而已。與此同時，7月份的時候，永田鐵山之前答應支援關東軍的兩門24厘米口徑重炮早已秘密運抵沈陽市（今沈陽）日本守備隊，且已秘密安裝妥當，炮口早就對準了中國東北軍北大營和奉天機場。隨著8月初，日本軍部內部重大人事調整告罄，侵華組織上的保障也基本形成，暗中放縱和支持侵占“滿蒙”的建川美次少將調任作戰部長，“中國通”本莊繁中將任關東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大佐任奉天特務機關長。一切準備就緒，只待行動。
內閣施壓
然而就在這時，消息卻突然走露，傳到了日本東京。于是，內閣開始向參謀本部施壓，認為此時挑起事端，時機尚不成熟。板垣征四郎等人見事已至此，只有爭取主動了。于是，他們先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的名義致電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說明關東軍對“最近之暴虐侮辱實所難忍”，要求派人來滿洲“視察”，以“使政府對現狀有適當認識”。參謀本部接到電報后，以國內外時機尚不成熟為由，力勸板垣征四郎等人不要操之過急，要他們“再隱忍一年”，并派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前往東北地區“安撫”關東軍的求戰情緒。然而，參謀本部所不清楚的是派去安撫關東軍的建川美次，實際上是非常支持侵占“滿蒙”計劃的。建川美次表面上奉命去東北勸阻板垣征四郎等少壯派軍官不要采取行動，然而實際上建川美次已經暗地將參謀本部的決定透露給當時日本陸軍法西斯主義青年軍官組織“ 櫻花會”頭子、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班長橋本欣五郎。橋本欣五郎接連給板垣征四郎發出三封密電，急催他趕緊行動。
提前行動
板垣征四郎接到橋本欣五郎的密電后，立即與石原莞爾商定，決定將9月28日行動計劃提前到9月18日晚進行。 1931年9月18日上午，一切都很平靜，板垣征四郎陪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在遼陽市檢閱關東軍實彈軍事演習。當天下午，板垣征四郎奉命到沈陽市（今沈陽）迎接建川美次，本莊繁則乘車返回旅順關東軍司令部，此時仍然沒有任何大事即將發生的跡象。到了當天晚上7時5分，建川美次所乘火車到達奉天站，板垣征四郎強抑心中的激動，親自到車站迎接建川美次。板垣征四郎把建川美次護送到奉天城內日本人開的菊文旅館。安排妥當后，板垣征四郎借口有事告辭，而建川美次也閉口不談此行目的，實際上是在暗中慫板垣等人及早動手。
1931年9 月18日晚10點20分，關東軍按預定計劃，由獨立守備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引爆事先埋在靠近中國軍隊北大營的南滿鐵路線上的炸藥，炸毀奉天城北郊柳條湖附近的一段路軌。早已枕戈待旦的日本關東軍在聽到爆炸聲后，立即以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為由，向中國軍隊發起攻擊。頓時，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北大營槍炮聲大作。接到偷襲成功消息的板垣征四郎將消息轉告給留守關東軍司令部的石原莞爾；又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名義，命令一部分日軍占領北大營，并向奉天城發起突然襲擊。此時，奉命前來“阻止”關東軍行動的建川美次，只是一個形式上的擺設。
扶植偽滿
炮制初步方案
九一八事變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人在東北沈陽館二樓客廳與建川美次會談。建川美次主張吞并東北地區應該分三步走，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則主張一步到位，即“滿蒙占有論”，雙方爭執不下，最終建川美次還是被說服，三人達成了共識。
1931年9月22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主持召開了一次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等13名高級軍官參加的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日本將如何統治中國東北的問題。在會議上，板垣征四郎本來主張借此機會，一舉解決滿洲問題，將整個東北地區直接作為大日本帝國的領地予以占領和統治。但是，板垣征四郎一直以來視為知己的石原莞爾，卻罕見的提出了反對意見。石原莞爾考慮到國際局勢以及東北地區中國人的反應，認為直接占領中國東北地區這種極端做法不妥，并說：““未來的“滿洲”在形式上應當獨立，但當權者必須聽命于我們。也就是說，“滿洲”真正的主宰應當是我們日本帝國。如果在政體的形式上糾纏而激怒中國人，“滿洲”將永無寧日?！苯涍^爭論板垣征四郎還是妥協了，認可了在中國東北地區扶持傀儡政權，間接統治的方案。板垣征四郎等人最終提出“將全滿作為我國（日本）領土予以統轄占領”，最終會議炮制出”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提出以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為“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地區四省及蒙古”，“國防和外交由大日本帝國掌握”。
策反漢奸遺老
此時，日本扶植傀儡政權的計劃才剛剛開始起步，板垣征四郎便提前開始行動了。在1931年9月22日這次秘密會議結束的當天，板垣征四郎便親自來到哈爾濱市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的公館，勸張景惠回哈爾濱復任，并宣布獨立。為了收買張景惠，板垣征四郎答應先撥給張景惠三千支步槍，供張景惠擴充武裝之用，同時允諾一旦張景惠宣布獨立，日軍會迅速支援并“保護”其偽政權。當天除了找張景惠，板垣征四郎還找到一心想要復辟清王朝的滿清遺老羅振玉，告訴他關東軍準備推舉溥儀為“滿洲國”首腦的決定，希望羅振玉能盡快把溥儀請到“滿洲”來，以商建國大事。到了第二天，9月23日，板垣征四郎利用羅振玉策動前清皇族、吉林省參議長兼政府委員熙洽投靠日本，熙洽曾寫密信給溥儀，請溥儀回到“祖宗發祥地，復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日本支持下，先據有東北地區，再圖關內。當天，得到日本人撐腰的張景惠也已經趕回哈爾濱市，他本想馬上宣布獨立，但當地人民抗日情緒高漲，只好暫緩一步。9月25日，板垣征四郎又派人策動洮南市鎮守使張海鵬投靠日本。到了9月27日，回到哈爾濱的張景惠宣布建立了“東北省特區治安維持會”，并自任會長，然后暗中策劃哈爾濱獨立，投靠日本侵略者。沒想到只過了一天，前清皇族熙洽在9月28日便宣布吉林省“獨立”，在東北地方政權中，熙洽的偽政權是第一個投日的。張景惠、張海鵬等人在九月份之后，才相繼宣布“獨立”。1931年10月1日，洮南鎮守使張海鵬宣布洮南“獨立”。1931年12月16日，板垣征四郎威逼利誘被軟禁的原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迫使臧式毅降日并出任偽奉天省省長。1932年1月1日，張景惠出任偽黑龍江省省長。
挑動一.二八事變
1931年10月2日，在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人提交了事先擬定的“解決滿蒙問題案”，進一步提出了日本控制“新政權”的軍事、外交、交通、通訊 等的具體實施辦法?！敖鉀Q滿蒙問題案”與前面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合稱為“滿洲建國方案”，這是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地區拼湊傀儡政權的第一個具體方案。
1931年10月21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在國際法顧問松木俠的協助下炮制出“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權”的具體措施。為炮制一個偽滿蒙共和國，經板垣征四郎決定、土肥原賢二策劃，于1931年11月8日在天津市制造“便衣隊”暴亂事件，挾持溥儀由天津抵達營口市。板垣征四郎將溥儀安置在湯崗子對翠閣溫泉旅館，后又轉移至旅順大和旅館軟禁起來，并切斷溥儀與外部的一切聯系，迫使溥儀一切聽從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但是溥儀被挾到東北地區后，并沒有立即上臺，這是由于“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國民政府請求國際聯盟主持公道和進行“調?！?。1931年9月22日，國際聯盟做出了“停止一切沖突，雙方撤退軍隊”的決定。為了排除國際聯盟的干涉，轉移列國對中國東北的關注，板垣征四郎于1931年10月11日，對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田中隆吉面授機宜，對他說：“日本政府屈服于國聯的威脅，因此，我們的計劃受到了干擾”，“下一步準備使滿洲獨立，已經想方設法去接溥儀來”，如果事成了而國際聯盟抗議的話，“東京政府將感到頭痛” ，所以，“我要請你在上海搞點事，以轉移各國的注意力。當你們引起騷動的時候，我們將拿下滿洲”。同時，板垣征四郎還撥給田中隆吉兩萬日元，作為他的活動經費。田中隆吉秉承板垣征四郎的旨意，回到上海市后立即策劃，終于在1932年初制造了一二八淞滬抗戰。
加快行動計劃
1931年年底，因九一八事變引咎辭職的原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前往東北地區，與土肥原賢二商討事變進展。此后，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滿洲”近況的報告，建議在中國東北建立“新國家”。在報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進攻蘇聯“向北發展”，而日本通過控制這個“新國家”的經濟，可以獲得使日本永久自給自足的資源，還可以通過向中國東北移民解決日本人多地少的問題。通過南次郎的報告，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等人炮制的“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草案”更加受到日本大本營的重視。1932年1月6日，板垣征四郎帶著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指示和關東軍制定的“滿洲建國”方案，回國向內閣和軍部進行匯報。新上任的陸軍大臣荒木貞夫聽取了板垣征四郎的匯報，內心十分支持關東軍的行動 ，但荒木貞夫沒有明確表態。五天后，板垣征四郎受到裕仁天皇的破例直接召見，裕仁親自向板垣征四郎“垂詢”了東北地區形勢，并對板垣征四郎的戰功表示嘉獎。這使板垣征四郎感到誠惶誠恐、不勝榮幸，決心不負圣恩、報效天皇氏。有了最高軍政當局的支持，以及天皇皇帝的恩準，這些極大鼓舞了板垣征四郎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根據板垣征四郎的匯報，共同制定了一個所謂的“滿洲問題處理綱要”，要求加速建立受日本控制的“獨立國家”，確定要在“滿洲”建立一個脫離中國政府管轄的，并由日本控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新國家”。一星期后，板垣征四郎捧著天皇的敕令，帶著“滿洲問題處理綱要”返回沈陽市（今沈陽），立即加緊炮制偽滿洲國的活動。
1932年1月22日，關東軍司令部召開“建國幕僚會議”，討論建立“新國家”的有關條款和綱領。五天后，板垣征四郎根據會議決定組織擬制“新國家建設順序的綱要”。1932年2月16日，板垣征四郎策劃組織了籌備建立偽國家的沈陽“四巨頭會議”（張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馬占山）。臧式毅在會上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遭到板垣征四郎的嚴詞拒絕，而且板垣征四郎還迫令張景惠四人接受關東軍事先早已擬訂好的建立“滿洲國”的計劃。會議決定，建立“東北行政委員會”，發表宣言，指令專人在日本授意下起草“建國宣言”。
威逼溥儀陰謀達成
會議結束后的第一天，偽“東北行政委員會”就成立了，負責進行“偽滿洲國”的籌建工作。2月18日，關東軍利用“東北行政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偽造的“宣言”，宣布東北各省完全獨立。2月21日，板垣征四郎受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派遣，再次前往旅順和溥儀會面，詢問溥儀對“建國”方案的意見，溥儀贊成建立“新國家”，也同意擔任“首腦”，但是堅持之后要復辟清王朝，于是在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誘之下，溥儀被迫于1932年2月29日接受板垣征四郎提出的偽滿洲國政府人事安排。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宣告成立，溥儀為偽“滿洲國”執政，年號“大同”，以紅、藍、黑、白滿地黃中華民國國旗為“國旗”，以長春市為“首都”，改稱新京。1932年3月6日下午1時許，溥儀一行乘車抵達湯崗子車站，板垣征四郎親自前往車站迎接溥儀等人。待溥儀一行來到下榻之處“對蓼閣”后，板垣征四郎與溥儀再次進行會談。板垣征四郎先向溥儀通報了關東軍司令部對“滿洲國”人事安排的決定，然后拿出事先擬定好的《溥儀.本莊換文》讓溥儀簽字 ，威逼利誘之下，溥儀被迫在換文上簽字。1932年3月8日下午，溥儀一行人乘火車離開湯崗子前往長春。1932年3月9日下午3時，舉行了溥儀就任“執政”儀式，宣告偽滿洲國成立。
1932年8月，板垣征四郎由于操縱和制造偽滿洲國有功，直接破格晉升為少將，并在關東軍司令部兼任“偽滿洲國”執政顧問、奉天特務機關機關長。1933年2月，板垣征四郎調參謀本部任職，同年7月，出訪歐洲，考察歐美、南洋、印度大陸。1934年8月，赴關東軍司令部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顧問。1934年12月，升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日本駐偽“滿洲國”大使館武官。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板垣征四郎成了偽滿不可缺少的人物，參與一切工作。偽滿的統治權，關東軍的統帥權，對華北陰謀的決定權，全在他手中。
圖謀華北
炮制策反分裂計劃
1933年2月，關東軍大舉進犯熱河。板垣征四郎奉命從沈陽市奔赴天津市，建立“板垣”機關，負責北平市和天津方面的“謀略”工作，配合關東軍長城作戰，企圖策動“華北自治”，以炮制出一個和“滿洲國”相似的——傀儡“華北國”。
板垣征四郎剛到天津，就立即向日本軍部提交了一份分裂華北的計劃。在這項“計劃”中，板垣征四郎根據對中國情報的刺探，把華北的中國軍政要員分為四派：蔣派、反蔣派、現狀維持派、首鼠兩端派。板垣征四郎認為可以通過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軍閥的殘余勢力，從而將蔣介石在華北的力量排擠出去，再以這些人為骨干，建立起由日方操縱的傀儡政權。
陰謀計劃落空
獲得軍部首肯和支持后，板垣征四郎開始秘密實施這一計劃，他先是和密友土肥原賢二計劃，策反北洋軍閥段祺瑞、吳佩孚和孫傳芳，在北平市成立親日政權。但這些人物懾于當時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浪潮，不敢妄動，使板垣征四郎的計劃一直難以進行。
板垣征四郎后來看上了曾任湖南省督軍的張敬堯。張敬堯任湖南督軍時，茍捐雜稅、魚肉百姓，后被趕下臺，閑住天津市，妄想東山再起。當板垣征四郎找到張敬堯后，兩人一拍即合。板垣征四郎計劃由張敬堯在天津收羅舊部，然后發動一次“平津暴動”，宣布成立“自治政府”，由張敬堯任“自治政府”頭目。雙方拍板后，板垣征四郎隨即給張敬堯700萬日元， 作為其活動經費。張敬堯投降賣國的行徑，被北平市的民間抗日組織“專鋤漢奸救國團”得知，該團于是接連向張敬堯寄出7封警告信，警告張敬堯立即停止賣國行動，否則將采取嚴懲手段。 可是，張敬堯不為所動，他改名化裝從天津市潛往北平繼續活動。1933年5月7日，張敬堯在所居六國飯店被刺，次日身亡。因為張敬堯的遇刺身亡 ，板垣征四郎的一系列行動宣告失敗。因此，日本關東軍對板垣征四郎這段期間的活動效果極為不滿，撤去了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務機關長兼天津特務機關長的職務。接著，還讓板垣征四郎以“參謀本部特派員”身份去歐洲、印度、菲律賓及馬來群島等地“視察旅游”一番，將板垣征四郎先調離對華工作一段時間。
加緊侵略活動
1932年10月1日，國際聯盟調查團拋出縱容日本侵略的“李頓報告書”，國民黨政府表示大體同意。因此，日本決定繼續侵略，擴大戰果，繼續向華北進軍。國民黨政府對侵入華北的日軍繼續采取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31日，由何應欽出面派熊斌與岡村寧次談判，最終在塘沽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中國軍隊被迫從察北和冀東撤退，中國只保留這一地區的行政權和警察維持秩序，不得駐扎正規軍。這樣，冀東地區實際上已經落入了日本的掌控中，并在山海關區、唐山、通縣專區等地設立特務機關。
1934年8月1日，板垣征四郎調任“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同年12月，關東軍進行人事變動，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離任，原陸軍大臣南次郎繼任關東軍司令官，西尾壽造擔任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則被晉升為關東軍副參謀長，兼駐“滿洲國”武官。板垣征四郎到任后即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殘酷鎮壓東北地區人民的“肅正治安”政策，包括旨在對付東北抗日聯軍的“集團部落”通令。同時，板垣征四郎染指內蒙，策劃在內蒙和華北制造偽政權，將內蒙從中國分裂出去。
1935年1月，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會集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在大連市開會。會議以《 塘沽協定》為中心，商討了進一步對華政策。會議最后形成了下一步的行動方針：對“滿洲”的方針是由“治安第一主義，變為經濟第一主義”；對華北的方針是“始終企圖整個問題之解決，在達到最后目的之前，則用側擊旁敲的辦法，逐步前進”。按照既定方針，1935年5月，關東軍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勾結，以天津日本租界內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殺和國民政府遵化縣縣長資助熱河抗日武裝的孫永勤部隊，違背《塘沽停戰協定》為借口，挑起所謂“河北事件”，乘機以武力相逼，迫使國民黨政府讓步。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愿與日軍正面對抗，步步妥協退讓，最終派何應欽與日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達成所謂《何梅協定》。通過這個協定，中國進一步喪失了在河北省地區的行政權，中國河北地方政府官員的任命、懲戒，以及省會所在地，全部聽從于日本方面的安排，日本不廢一槍一彈即占領了河北和平津的戰略要地。
1936年3月，板垣征四郎升任關東軍參謀長、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帝國委員。同年4月，板垣征四郎晉升為中將。直至板垣征四郎調任廣島市第五師團師團長之前，板垣征四郎在關東軍任職的這段時間里，他一方面繼續強化日本對“滿洲國”的統治，另一方面，板垣征四郎還是不愿放棄“華北國”的夢想，伙同土肥原賢二先是策動“內蒙獨立”，后是策劃所謂“華北自治”。
日本關東軍的內蒙工作早在板垣征四郎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之前就已經展開，并先后在烏珠穆沁右旗、阿巴嘎旗建立了特務機關。板垣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和參謀長期間，曾先后三次“不辭辛勞”地親赴內蒙，為日本謀求在內蒙的“權益”而竭盡全力。板垣征四郎制訂了對青海省、新疆和蒙古進行滲透的“謀略計劃”，委派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到百靈廟，挑動綏遠抗戰。板垣征四郎甚至親自到阿拉善盟（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境）、額濟納旗（今甘肅省境）一帶制造事端。在對內蒙上層人物進行多方活動并取得相當進展之后，板垣征四郎親自前往內蒙的東鳥珠穆沁會見內蒙有影響的人物徳穆楚克棟魯普親王（德王）。板垣征四郎向德王表示，關東軍將全力支持德王在內蒙的“獨立運動”，板垣征四郎不僅親自幫助擴建蒙古國武裝部隊，還促成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與溥儀、關東軍司令南次郎會談，力圖把內蒙從中國分裂出去，陰謀策劃內蒙古自治區“獨立”，制造一個由日本人控制的“蒙古國”。但這一陰謀計劃不久后就敗露了，一個日本間諜和被收買的一個美國人、一個瑞典人在西安市被楊虎城將軍抓獲，迅速執行槍決。
1936年6月，板垣征四郎又指揮關東軍炮制了“張北事件”，迫使國民黨政府再次妥協退讓，于1935年6月27日，秦德純與日方代表土肥原賢二簽訂《秦土協定》。日軍通過《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攫取了華北大部分權益，占據了華北的戰略要地，為進一步武裝攻占華北做好了準備。板垣征四郎隨后又與土肥原賢二共同擬訂了以“反共”為口號，建立所謂“華北防共自治政權”的計劃。在日本大本營的支持下，土肥原賢二策動大漢奸殷汝耕，于1935年12月25日，在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從此，冀東20余縣落入日本之手。加緊對中國國民黨華北實力人物的策反工作是板垣征四郎進行的另一項陰謀。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為代表的河北省及平津地區的地方實力派人物，面對日軍威逼利誘，而南京中央政府又無力支持其抵御日軍進逼的情況下，不得不宣布自治，成立了以宋哲元為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隨著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整個冀察實際上已半脫離國民政府，板垣征四郎基本上實現了其“華北自治”的目標。
在整個圖謀華北的侵略活動中，板垣征四郎將偽滿洲國、偽蒙古軍政府與漢奸殷汝耕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撮合在一起，締結了以“共同防共、軍事同盟、互派代表、經濟提攜”為內容的“蒙滿協定”。
平型關之挫
1937年3月1日，板垣征四郎返回日本，本來他的好友總參作戰部長石原莞爾想推薦他擔任林銑十郎內閣的陸軍大臣的，但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不能容忍板垣征四郎成為自己的上司，于是板垣征四郎改任日本陸軍第五師團師團長，該師團轄第九旅團和第二十一旅團，號稱日本精銳師團。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統帥部決定派遣板垣征四郎第五師團、磯谷廉介第十師團和土肥原賢二第十四師團作為第一批增援中國戰場的部隊迅速開拔來華參戰，并編入華北方面軍，試圖“在一個月內一舉解決事變問題”。日本大本營計劃板垣征四郎所部與其他增援部隊分別沿平綏、平漢、津浦鐵路出擊，企圖速戰速決，先拿下華北全境，再南下西南，以期在“三個月內征服中國”。于是，板垣征四郎再一次從日本前往中國，又一次踏上了中國。板垣征四郎率日本陸軍第五師團從廣島市出發，途經朝鮮釜山，于1937年8月間到達中國天津，在華北方面軍中擔負機動作戰任務。
剛到華北戰爭，板垣征四郎便率領全副機械化裝備的第五師團橫掃了察南，得手后，野心勃勃的板垣征四郎私自決定準備南下進攻山西省，這樣一來就超越了華北方面軍的作戰限制范圍。剛開始，日軍大本營并不同意板垣征四郎的冒險方案，擔心僅靠板垣師團孤軍深入山西腹地，沒有取勝的把握，而且會對平漢線主要作戰方向造成嚴重影響，一旦額外開辟山西戰場，必然會牽涉到東條英機兵團。除此以外，關東軍主要對付的是蘇聯，如果南下山西，則很有可能對日本帝國的“整體國防”帶來危機。但是，板垣征四郎向來以“板垣之膽”著稱，他對山西蓄謀已久，這里地勢險峻，易守難攻，是華北的天然屏障。在板垣征四郎擔任關東軍參謀長時，便以考察為名于1936年秋，對平綏鐵路沿線各處的情況進行了詳細考察。從那時候起，板垣征四郎便認為“制服山西省就能制服華北，制服華北就能制服全中國”。于是，板垣征四郎通過私交將電報發到時任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的石原莞爾處，請石原莞爾幫助他在參謀本部進行游說。最終，日軍大本營批準了板垣征四郎的計劃，決定開辟山西戰場，發起規模巨大的太原會戰（1937年9月至11月）。板垣征四郎終于如愿以償地率領日本陸軍第五師團野心勃勃地向山西腹地推進，企圖與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所率關東軍察哈爾省派遣兵團配合，先攻占大同市，再越過內長城，沿同蒲路攻下太原市。
此時，中國方面中國國民黨第二戰區正組織太原會戰抵抗日軍侵略。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知道日軍首先欲取山西省北大門——大同，便在大同集結重兵準備與日軍決戰。板垣征四郎則采取迂回戰術，先集中兵力攻占陽高縣、聚樂堡，使大同的中國守軍側翼暴露。面對這種狀況，閻錫山對是否與日軍在大同決戰反倒是舉棋不定，猶豫不決。1937年9月13日，閻錫山決定讓大同守軍棄城撤退，日軍不戰而取大同。占領大同市后，日軍右派沿同蒲鐵路南進，左派在板垣征四郎的指揮下，進攻平型關等要隘。
板垣征四郎先命令所屬第二十一旅團及第十一聯隊攻打廣靈。拿下廣靈縣后，板垣征四郎又命令部隊繼續向渾源縣與靈丘縣方向進逼。1937年9月14日，由于日本華北方面軍主力開始攻打保定市，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命令日本陸軍第五師團主力迅速轉入保定作戰。板垣征四郎接到命令后，再一次抗命不遵，仍命令所率第二十一旅團繼續向山西省方向進攻。在攻克靈丘后，板垣師團隨即將目標指向大營。大營，位于恒山與五臺山之間的滹沱河北岸，東距平型關大捷僅15公里，自古便是屯兵重地，攻下大營，則太原市指日可待。平型關是長城南端的重要關隘，橫亙于靈丘與大營之間，地勢險要，公路兩側均為山地，為河北省、山西兩省之交通要道。要占大營，必先取平型關，但如果孤軍深入，則可能在平型關遭到圍殲。但板垣征四郎自入華北戰場以來，一系列冒險活動都是順風順水，因此越來越輕視中國軍隊的戰斗力。于是，板垣征四郎決定再冒險一試。
1937年9月21日，板垣征四郎令第二十一旅團主力從靈丘縣出發，向平型關大捷推進。第二天傍晚時 ，日軍向中國國民黨守軍平型關陣地發動猛烈攻擊，兩軍展開激戰。1937年9月23日，傅作義奉閻錫山之命率預備隊增援，導致日本陸軍第五師團進攻受阻。于是，板垣征四郎故伎重施，命令第二十一旅團分兵迂回，結果其一部就踏入了八路軍第115師林彪、聶榮臻所部的伏擊圈。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居高臨下首先向日軍中部發動攻擊，接著用手榴彈將最后的一輛軍車炸毀，截斷了前面軍車的后路，再將日軍從中間截為兩段，使其首尾無法相顧，受到伏擊的日軍亂作一團。平型關大捷一役，八路軍一舉殲滅板垣師團千余官兵，擊毀軍車百余輛，繳獲了大批武器和其他軍用物品，這是中國軍隊自抗日以來取得了第一次大捷。
板垣征四郎在平型關受挫后，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命令板垣征四郎率部沿同蒲鐵路向南推進，與沿正太線西進的第二十師團夾攻太原市。1937年11月5日，日本陸軍第五師團到達太原北郊，完成了對太原的包圍。1937年11月6日，板垣師團猛攻太原。傅作義率軍固守孤城，苦戰三日后被迫退出太原，向西突圍。當晚，日軍攻占太原，華北會戰宣告結束。
臺兒莊再敗
日軍占領上海市、南京之后，急欲溝通南北戰場，打通津浦鐵路線，進而擊破隴海鐵路沿線的中國部隊的防線。然后，華北日軍和華中日軍南北并進，會師武漢市。為此，日軍統帥部決定分南北兩路沿津浦鐵路并進，先占領徐州市。
1938年3月，板垣征四郎第五師團前往青島市，參加徐州會戰。板垣征四郎率日本陸軍第五師團計劃由青島出發，先向西拿下濰縣，然后南取魯南軍事重鎮臨沂，再與沿津浦線南下的日軍會合，攻占臺兒莊，最后會攻徐州。負責徐州會戰的是抗日戰爭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李宗仁命令張自忠率第五十九軍趕赴臨沂，阻止板垣師團向臺兒莊區挺進，打消其會攻徐州的企圖。張自忠在出發前號召全軍將士與日軍血戰到底，雪洗七七事變時兵敗喪土之恥，以“求得國人之諒解”。張自忠制定了以攻為守，從日軍側背出擊的策略。第五十九軍在張自忠的指揮帶領下，兩度擊敗號稱“鐵軍”的日本陸軍第五師團，挫敗了日寇攻占臺兒莊的計劃，拖住板垣師團，為中國軍隊圍殲孤軍深入的磯谷廉介第十師團，贏得了寶貴的時間，最終贏得了臺兒莊大捷。
板垣師團在臺兒莊一役中被重創，板垣征四郎本人也險些被中國軍隊所俘，逃走時，連外套、手表都未及帶走，這使不可一世的板垣征四郎羞愧難當，自稱“應當切腹以謝國人”。板垣師團即使戰敗，卻也對中原地區造成了難以計數的破壞，在山西省與徐州市一帶的戰爭中，板垣師團曾血洗山西十個縣，屠殺上萬無辜百姓。
挑釁蘇聯
1938年5月25日，板垣征四郎被召回日本。同年6月3日，近衛文麿內閣因對華戰爭結束遙遙無期，罷免了叫囂三個月解決中國事變的陸軍大臣杉山元和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同時，板垣征四郎在其故交石原莞爾的力薦下，出任改組的近衛內閣的陸軍大臣，同時兼任內閣“滿洲”事務局總裁。板垣征四郎是日本陸軍少壯派的中堅，力主侵華政策，同時長期擔任關東軍的要職，既對中國的軍事、軍備有深入了解，同時亦掌握了蘇聯在遠東的軍備狀況。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另一方面又高舉“反蘇反共”的大旗，在這樣的侵略政策之下，無疑，板垣征四郎成為陸相的最理想人選了。板垣征四郎走馬上任后，對中國的局勢感到并不樂觀。經過華北地區會戰、太原會戰、淞滬會戰 和徐州會戰等幾次大的戰役后，并沒有一舉殲滅中國的抗日力量，相反卻由于戰線過長而導致兵力嚴重不足，中日雙方進入持久戰的消耗階段，日軍陷入了遠東戰場的泥潭。
板垣征四郎要應付這種局面，先得調派人手，他先是“選拔壯年有為之士，強經圣戰陣容”。東條英機隨之被他選中，任命為陸軍次官。他們二人的“合作”可以追溯到板垣征四郎任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任副參謀長時，而且兩人既是同鄉又是同校，關系與默契自是非同一般。 時人對他二人的評價為“板垣之膽，東條之智”——板垣征四郎有膽魄放手大干，而東條英機有智謀策劃。板垣征四郎與東條英機決定一面向中國增兵，擴大侵略戰爭，以早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另一方面又企圖建立日、德、意協約同盟，對付蘇聯，保證日本帝國遠東的戰略安全 。
在對蘇聯方面，板垣征四郎“出師不利”。在1938年7月29日至1938年8月11日的張鼓峰事件中，日軍挑起事端，向中蘇邊境的張鼓峰地區發動武裝入侵，板垣征四郎與東條英機商議，以此為契機試探蘇聯方面是否有進行武力干涉的決心，因而堅決主張進行武力攻擊，然而蘇聯有力地回擊了入侵日軍，日軍派出的第十九師團損失過半。日本大本營為了全面保證武漢會戰，無力應付北方再起事端，板垣征四郎只能坐下來談判求和，暫不與蘇聯正面沖突。
誘降中國
1938年7月7日，借紀念七七事變一周年之機，新任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發表了支持侵華戰爭、滅亡中國的演說。板垣征四郎說：為“使戰爭早日結束”，“皇軍在綿延兩千公里的戰線上作戰……忍饑耐寒地毫不動搖地繼續作戰。吾人知道這種情形，應即刻覺悟，努力支持戰爭”。除了鼓舞士氣、進行全面動員外，板垣征四郎的另一個圖謀就是在全中國扶植起一個傀儡政權。因而，板垣征四郎以陸相身份數次與汪精衛接觸，采取“扶汪倒蔣”的政策。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波蘭戰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日軍侵華戰爭也進一步擴大，為了盡快侵占中原地區，然后揮師東南亞，日本大本營決定統一侵華日軍各戰線的指揮。1939年9月4日，板垣征四郎被趕出最高決策層。1939年9月12日，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統一指揮除關東軍和臺灣第十方面軍以外的侵華日軍，下轄華北方面軍、湘鄂贛等地第六方面軍、江浙等地第六軍、第十三軍、兩廣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地區第二十三軍和日本海軍中國方面艦隊，任命西尾壽造為總司令，板垣征四郎為總參謀長。面對中國軍民持久抗戰的戰略，同時板垣征四郎為了結束自己發動的戰爭要進行最后一搏，于是他具體實施“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計劃，積極組織對蔣介石代為為“桐”工作的所謂“和平談判”，進行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誘降活動。板垣征四郎指令日偽代表竭力誘使蔣介石國民政府代表同意舉行板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會談，只求保住偽滿洲國和日本在長城以內的商業利益，日本就撤軍，并且還表示自己可以到長沙市參加談判。與此同時，板垣征四郎還組織了對閻錫山的誘降活動。
1940年3月30日，在板垣征四郎的精心策劃下，汪精衛的“國民政府”終于在南京建立 ，并且舉行了所謂的“還都”典禮。1940年6月24日，板垣征四郎以中國派遣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身份與汪精衛偽軍參謀本部代理部長簽訂“關于治安肅清上日本軍與中國方面治安機關（軍隊、憲兵、警察之總稱）相互關系之協定”，加強了日偽的勾結。之后不久，日本政府和汪偽政府按先前的約定締結了所謂的“調整日支關系基本條約”，汪偽政權徹底成為日寇的傀儡政權。但是汪偽政府的建立，并沒有達到板垣征四郎以及日軍大本營原來設想的目的。他們原本設想通過汪偽政府拉攏與蔣介石不和的地方實力派，從而分化瓦解蔣介石重慶國民政府政權，日軍乘機各個擊破，吞并中原地區。但事實上，汪精衛的叛國、賣國行為受到舉國上下的唾棄，各系軍閥反倒不愿與之為伍，這反而使蔣介石領導重慶國民政府在戰場上更加堅定地反攻。一招失算之后，板垣征四郎又企圖再次拉攏蔣介石重慶國民政府。但隨著德、意、日三國締約同盟，中國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并對日作戰，板垣征四郎與中國國民黨的和談也就不了了之。此時，板垣征四郎在日軍越發邊緣化。
戰敗投降
1941年7月7日，板垣征四郎晉升為大將，并調任日本朝鮮軍司令官，下轄4個師團。板垣征四郎在任內將征兵令擴大適用于朝鮮，將大批朝鮮人征入日軍充當戰爭炮灰；組織實施對警備陣地的構筑；組織開發軍需資源以供戰爭之需；指揮朝鮮軍協助關東軍作戰；實施所謂治安警備戰，第三年，板垣征四郎出任最高軍事參議官。
1945年2月1日，板垣征四郎兼任日軍駐朝鮮第十七方面軍司令官。同年4月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日本面臨敗亡之際，板垣征四郎被調任第七方面軍司令，指揮第十六軍、第二十五軍和第二十九軍，設司令部于新加坡，指揮日軍在荷屬東印度和馬來亞等地同盟軍作戰。這期間，板垣征四郎強拉當地壯丁和勞工，搶奪當地的軍需物資，強征、拐騙當地青年婦女充當日本女子挺身隊(即隨軍妓女，日軍地稱之為“天皇氏賜給軍人的禮物”) ，對東南亞人民也犯下了累累罪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12日，板垣征四郎來到英軍指定的受降地點，即英國皇家軍艦“薩塞克斯號”，代表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攜同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南方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沼田多稼藏、第十八方面軍司令中村明人、第三航空軍司令木下敏、第十方面艦隊司令長官福留繁以及第二南遣艦隊司令長官柴田彌一郎，在新加坡市政廳向東南亞戰區盟軍最高司令第一代緬甸的蒙巴頓伯爵路易·蒙巴頓投降并簽署投降文件。在新加坡向東南亞盟軍投降。板垣征四郎辦理完投降手續回到軍中后，召集各軍司令官，防止這些軍官帶頭自殺，命令將“有為之士”送回國內，以求“盡快地實現皇國之復興”。
東京審判
賄賂無果
板垣征四郎深知自己積極參與了幾乎全部日軍侵華活動，又積極參與了侵略朝鮮及東南亞的活動，歷任關東軍參謀長、陸軍大臣、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駐朝日軍總司令等要職，一定會被作為戰犯處理的，他想逃過英軍對他的監控，逃往南美洲。于是，他向英軍駐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賄了價值30萬美元的白金、黃金和天然鉆石。史密斯顯然看透了板垣征四郎的心思，他先假意收下這份禮物，同時命令加緊對板垣征四郎的監控。1945年12月，板垣征四郎作為戰爭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逮捕，押解至東京，關押至巢鴨監獄候審。
法庭之上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級戰犯開庭審判。地點就在東京市原日本陸軍大本營的大講堂。板垣征四郎被起訴犯有“破壞和平罪”、“殺人罪”、“分裂中國”等10項戰爭罪行。對板垣征四郎的審判由中國法官擔任主審。為了能盡量為自己減輕罪責，板垣征四郎與他的律師進行了多次商議，最后擬定了一個證人的名單，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曾是他的部下，他們事先秘密商議、互相串供，企圖盡量為板垣洗脫罪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基南與中國檢察官向哲浚、新西蘭法官羅斯克羅夫特、美國檢察官達尼甘等人，見到板垣的證人名單后，立即商議對策，他們開始想到板垣的故交石原莞爾。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交往密切，而且兩人一起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石原莞爾應該清楚板垣所犯下的種種罪行。當時石原莞爾患上了膀胱癌已是晚期，他們希望石原莞爾在人之將死時，能夠反省自己的罪行，與法庭合作，交待實情。豈料石原莞爾拒不合作，亦不悔悟。這一辦法行不通后，中國法官梅汝璈、向哲浚經過積極爭取，獲得了另一有力證人——被蘇聯紅軍俘虜的“滿洲國”“皇帝”溥儀，他愿意出庭作證。隨后，法庭傳溥儀出庭作證。溥儀作為“滿洲國”的“皇帝”，詳細陳述了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一伙如何誘騙他到旅順，如何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他，最終炮制出“滿洲國”的經過，并且詳細揭露了日軍在東北地區的侵略罪行。除了人證以外，中國檢察官還提供了許多重要物證，包括日本外務省所藏檔案中的御前會議、內閣會議、五相會議等重要會議的記錄和決議，關東軍與大本營的往來密電、關東軍的動員令、日本政界元老西園寺的日記等重要材料。依據這些有力的人證、物證，不僅推翻了板垣征四郎證人團炮制的偽證詞，而且駁斥了板垣征四郎為自己開脫而向法庭提交的長達48頁的自辯書。
終上絞架
經過長達兩年的法庭調查審理后，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劃了九一八事變，扶植“滿洲國”，制造內蒙、華北“自治”運動；率軍在盧溝橋事變后，擴大侵華戰爭，任陸軍大臣期間進一步擴大侵略中國，并扶植 “汪精衛政府”分裂中國；另外，對日軍侵略蘇聯領土行為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任職期間積極推行戰爭政策，奴役占領區人民等等罪行，事實俱在，證據確鑿。最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進行了對中國、美國、英聯邦、荷蘭及蘇聯實行侵略戰爭的陰謀，他明知這些戰爭是侵略戰爭卻積極發動，并在其實行中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時，法庭還判定他犯有“違反戰爭慣例和違反人道罪，對于南洋群島占領區數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宣判板垣征四郎絞刑。1948年12月22日，板垣征四郎被處以絞刑。在板垣征四郎死后，日本將其與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13名甲級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中。
家族成員
人物軼聞
日本著名間諜，四大特務機關之一的蘭機關頭目和知鷹二，認為板垣征四郎此人很有遠識。
末代皇帝溥儀回憶板垣征四郎，說道他是一個小矮個兒，有一個剃光的頭，一張刮得很干凈的青白色的臉，眉毛和小胡子的黑色特別顯眼。在溥儀見過的日本軍官中，板垣征四郎的服裝算是最整潔的了。板垣征四郎有輕輕搓手的習慣動作，給了溥儀一個斯文和灑的印象。板垣征四郎總是“不緊不慢’“笑容滿面”“態度平和”“一點不著急”，看起來總是很沉穩。
人物遺物
1941年抗戰期間，住在中國青島的日本人為紀念板垣征四郎1938年登陸青島而立碑。碑的正面是板垣征四郎的手跡“東亞建設之礎”。該碑現藏于青島博物館，博物館將碑體橫臥以示反感?！皷|亞建設之礎”碑，高308厘米，長102厘米，寬57厘米，碑重約5噸，立于昭和十六年即1941年，正面刻“東亞建設之礎 陸軍中將板垣征四郎謹書”，碑陰書“板垣兵團入城紀念碑”記。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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