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濰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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濰縣是指濰坊市(地級)市區(qū)解放前的舊稱。特產(chǎn)有風箏、年畫等,馳名海內(nèi)外。濰縣自古為東萊首邑,北海名城,文風昌盛,科甲蟬聯(lián)。清代山東省共出了六名狀元,光緒年間,就有兩名狀元出生在濰縣。

明清乃至民國時期,濰縣經(jīng)濟繁榮,乾隆曾有“南蘇州市,北濰縣”的說法,曾任職濰縣的鄭板橋更是留有“三更燈火不曾收,玉膾金滿市樓;云外清歌花外笛,濰州原是小蘇州”的詩句,成為當時濰縣社會民生的絕佳寫照。

濰坊歷史

濰縣古城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時期。當年,秦始皇修筑的馳道,穿越濰坊城區(qū),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wǎng)。從此,這里成為京東古道的重要樞紐,商賈聚會,物資集散,堪稱膠東半島咽喉、工商重鎮(zhèn)、軍事要沖,城池的規(guī)模也由此出現(xiàn)。馳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形成的正式國道,起源于春秋時代的諸侯爭霸戰(zhàn)爭。當時的戰(zhàn)爭主要以車戰(zhàn)為主。因此,為方便戰(zhàn)車通行,各國都十分注意修筑道路。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為鞏固統(tǒng)一局面,加強統(tǒng)治地位,促進各地經(jīng)濟文化交流,下令修筑馳道。其中,京東道就經(jīng)過濰坊市

交通的方便使濰坊的地位大大上升,成為當時馳道上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中心。具體到濰縣古城所在的地方,盡管當時還沒有建立城池,但已經(jīng)是車水馬龍、各種貨物堆積如山的著名集市了。到漢代,濰縣古城形成了土城。

奠定濰縣古城重要地位的,還有一處著名的地方,就是濰水古渡口。濰水古渡口遺址在濰坊市東圩渠村東端,而東圩渠位于寒亭區(qū)朱里鎮(zhèn)的濰河岸畔。早在2000多年前,秦國弛道在濰河上就有一處重要渡口,歷經(jīng)兩晉,到了隋朝,濰河改道東移,渡口也隨之遷移,并且歷史性地選擇了在東圩渠安家落戶,從此千余年如一日的車水馬龍,迎來送往,十分繁榮。

隋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于下密縣置濰州,取界內(nèi)濰水為名(濰水,即今濰河),濰州之名始于此。隋大業(yè)二年(公元606年)廢州為郡,以郡統(tǒng)縣,改下密縣為北海縣,屬北海郡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以北海、營丘、下密三縣復(fù)置濰州,治所在北海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廢濰州,省營丘、下密入北海,屬青州市

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以青州北海縣建為北海軍,置昌邑縣隸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又廢北海軍,升北海縣為濰州,又增昌樂縣,濰州轄北海、昌邑、昌樂三縣,北海為其治所。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在州之上設(shè)“路”,濰州屬京東路。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京東路分為東、西兩路,濰州屬京東東路

金于天會七年(公元1129年)攻占濰州,仿宋舊制,仍置濰州,屬金京東東路。濰州轄北海、昌邑、昌樂三縣和固堤鎮(zhèn),州治所仍在北海。天會十五年(公元1137年)京東東路改稱山東東路,濰州屬之。

孛兒只斤·窩闊臺六年(公元1234年)后,濰州為元領(lǐng)地,北海仍為濰州治所。濰州元初領(lǐng)北海、昌邑、昌樂三縣及司候司。李純三年(1253年)省司候司入北海。至元三年(1266年)省昌樂縣入北海。領(lǐng)二縣:北海、昌邑,州治所不變,設(shè)在北海,屬中書省山東東西道宣慰司益都路

明朝時洪武十年(1377年)撤濰州,改稱濰縣,屬萊州府

清時屬登萊青膠道萊州府平度州。

民國1913年屬膠東道。1925年屬萊膠道。1928年廢道制,直隸于省。1929年至1931年將清末濰縣的16個區(qū)劃為10個區(qū),今濰城區(qū)為第一、二、三區(qū)大部和第十區(qū)一部。1938年濰縣屬山東省第八行政督察區(qū)。

1948年4月濰縣城解放,于濰城、坊子區(qū)及二者之間的毗連地區(qū)設(shè)立濰坊特別市,直隸于中共中央華東局(華東局時駐青州市)。同年7月昌濰專區(qū)成立,濰縣屬之。1949年6月3日濰坊特別市改名濰坊市,直轄于山東省。1950年5月撤銷濰坊市,并入濰縣。同年11月恢復(fù)原濰坊市,屬昌濰專區(qū)。1958年12月撤銷濰縣,并入濰坊市,隸屬不變。1961年10月復(fù)置濰縣。1967年昌濰專區(qū)改為昌濰地區(qū),1981年5月改為濰坊地區(qū),濰坊市與濰縣均屬之。1983年8月撤銷濰坊地區(qū),設(shè)置地級濰坊市;同時撤銷濰縣(此濰縣改為寒亭區(qū)),并入地級濰坊市。

風箏文化

風箏,古名“紙鳶”,又名“鷂子”,是普及于山東省各地的一種玩具,尤以濰坊市為盛。濰坊風箏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魯國大思想家墨子制作第一只“木鳶”,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真正開始興盛,走向民間卻是在明代。到清代中葉,濰坊開始出現(xiàn)專門從事風箏制作的民間藝人。相傳有位姓陳的啞巴藝人扎得風箏新穎好看,放得又高又穩(wěn),遠近聞名。這時,清明節(jié)前后競放風箏也成了當?shù)氐奶ご猴L俗。據(jù)《濰縣志稿》載:“本邑每逢寒食節(jié),東門外,沙灘上……板橋橫亙,河水初泮,桃李葩吐,楊柳煙含,凌空紙鳶,高入云端。”“清明,小兒女作紙鳶、秋千之戲,紙鳶其制不一,于鶴、燕、蝶、蟬各類外,兼作種種人物,無不維妙維肖,奇巧百出,”曾做過七年濰縣縣令的大詩人兼書畫家鄭板橋曾寫過這樣的詩來懷念濰縣:“紙花如雪滿天飛,嬌女秋千打四圍,五色羅裙風擺動,好將蝴蝶斗春歸”,把濰縣的風箏特點和放風箏的風俗描寫的淋漓盡致。“一百四日小寒食,冶游步上白浪河,紙鳶兒子秋千女,亂草新來春燕多”,這是濰縣詩人郭麟對他家鄉(xiāng)清明寒食放風箏的真實描寫。到近代,濰縣成了國內(nèi)外聞名的風箏產(chǎn)地和市場,有首《竹枝詞》是這樣描寫當時風箏市場的盛況的:“風箏市在東城墻,購選游人來去忙,花樣翻新招主顧,雙雙蝴蝶鳶成行。”風箏飄洋過海,被帶到美國日本當作藝術(shù)珍品館藏起來。新中國建立后,濰坊風箏作為濰坊市的象征,更加受到當?shù)厝嗣竦恼鋹酆椭匾暋?984年起,濰坊市連續(xù)成功地舉辦了國際風箏節(jié);1988年,濰坊市被國內(nèi)外風箏界選為“世界風箏都”。濰坊風箏走向了世界,真正達到了它的鼎盛期。自1984年至今濰坊已成功舉辦30屆濰坊國際風箏會。個性是藝術(shù)成功的標志。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濰坊風箏制作技藝經(jīng)國務(wù)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名錄

濰坊名人

劉應(yīng)節(jié)

(1517~1591),宇子和,明中期大臣,濰縣(今寒亭區(qū))劉家莊子村人。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鄉(xiāng)試第一,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考中進士,任戶部廣東司主事。1576年(萬歷四年)回到家鄉(xiāng)。回鄉(xiāng)后,他出資修建了“麓臺書院”,并親自講學。他不僅為官清正,善于作戰(zhàn),而且也富有文才。他一生寫了很多文章,其中《門奏議》、《沿邊軍籌》、《白川文集》等頗有水平。1591年歷歷十九年)去世。吊唁者絡(luò)繹不絕,萬歷皇帝遣使憑吊,并追贈他為太子少保。

周亮工

明末清初濰縣縣令---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家。字元亮,又有陶庵、減齋、緘齋、適園、櫟園等別號,學者稱櫟園先生、櫟下先生。江西省金溪縣合市鄉(xiāng)人,原籍河南祥符(今開封市)人,后移居金陵(今江蘇南京)。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至浙江道監(jiān)察御史。入清后歷仕鹽法道、兵備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等,一生飽經(jīng)宦海沉浮,曾兩次下獄,被劾論死,后遇赦免。生平博極群書,愛好繪畫篆刻,工詩文,著有《賴古堂集》、《讀畫錄》......著述頗豐。周亮工吳橋兵變孔有德叛變的情況下,守衛(wèi)濰縣---直到明朝滅亡。其著述,受到當代文豪魯迅的特別推崇。

(1693.11.22—1765.1.22),清代著名畫家。字克柔,號板橋,也稱鄭板橋。乾隆進士,曾任濰 縣縣令,書畫史。江蘇興化人,應(yīng)科舉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官山東范縣、濰縣知縣,有政聲“以歲饑為民請賑,大吏,遂乞病歸。”作官前后,均居揚州市,以書畫營生。工詩、詞,善書、畫。詩詞不屑作熟語。畫擅花卉木石,尤長南天竹。蘭葉之妙以焦墨揮毫,藉草書中之中豎,長撇運之,多不亂,少不疏,脫盡時習,秀勁絕倫。書亦有別致,隸、楷參半,自稱“六分半書”。間亦以畫法行之。印章筆力樸古逼文、何。為人疏放不羈,以進士選縣令,日事詩酒,及調(diào)濰縣,因歲饑為民請賑,忤大吏,罷歸,居揚州,聲譽大著。恣情山水,與騷人、野衲作醉鄉(xiāng)游。時寫叢蘭瘦石于酒廊、僧壁,隨手題句,觀者嘆絕。著有板橋全集,手書刻之。所作賣畫潤格,傳頌一時。為“揚州八怪”之一,其詩、書、畫世稱“三絕”,擅畫蘭竹。鄭板橋一生畫竹最多,次則蘭、石,但也畫松畫菊,是清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文人畫家。享年七十三歲。

陳官俊

(?—1849年)字偉堂。男,漢族。清吏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濰縣城里人。

陳生于殷實之家,考取進士后,點庶吉士,又授編修。1812年(清嘉慶十七年)大考二等,升右春坊右贊善、左贊善。1816年(愛新覺羅·颙琰二十一年),入直上書房。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大考二等,遷司經(jīng)局洗馬,升翰林院侍講。以后累遷提督山西省學政、侍讀、右春坊右庶子、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nèi)閣學士禮部左、右侍郎、工部尚書。1839年(愛新覺羅·旻寧十九年),因受彈劾,經(jīng)吏議革職。清宣宗?寧看到部議奏章后,念其舊情誼,授意樞臣寬宥。革職不到一年,即起用為通政使司通政使,以后又累戶部侍郎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工部尚書。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其母夏氏90歲壽辰,清宣宗御書“耆臣壽母”匾額與“福、壽”字,并賞賜珍綺壽禮,以示殊榮。不久,擢官俊為吏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上書房總師傅。并恩準官俊在紫禁城騎馬。

陳官俊在上書房授讀時,?寧在上書房讀書,登基后,復(fù)使皇長子愛新覺羅·奕緯從官俊讀書,官俊認真教授。故宣宗對官俊禮遇特厚。

1849年(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九年),官俊逝于位上。朝廷恩禮有加,悼惜良深,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郭夢齡

(1795—1854年)字文與,又字小房,號硯農(nóng)。男,漢族。清道光癸未進士。濰縣城里人。

郭夢齡出身于仕宦家庭。1825年(道光五年)任直隸龍門縣知縣。龍門縣內(nèi)有土豪5人,橫行鄉(xiāng)里,無惡不作,人稱“五虎”。夢齡到任后,將其就地伏法,以平民憤。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湖北農(nóng)民起義軍克崇陽縣通城縣,攻通山縣赤壁市。時夢齡任湖北武黃同知,隨從總督裕謙去蒲圻增援,收復(fù)崇陽、通城,俘首領(lǐng)人杰解京,因“功”受愛新覺羅·旻寧兩次召見,賞戴花。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升任四川順慶知府。該處為川北難治之地,夢齡到任后,勵精圖治,修補朱鳳書院,振興文教事業(yè),深得人心。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調(diào)任蘭州市按察使。該地少數(shù)民族起事,拘捕多人,總督林則徐命其復(fù)審,夢齡認為他們罪有可原,多數(shù)釋放。林則徐疑其審判失誤,查閱供詞后,對他極為稱許。

1851年(咸豐元年)升任山西省布政使,次年任山西巡撫。1853年(咸豐三年)回任布政使。八月,太平軍攻占垣曲縣絳縣曲沃縣臨汾市告急。當時巡撫哈芬統(tǒng)兵駐澤州,司郭用賓駐潞安府,省城守軍不多。夢齡以平陽縣為省城保障,急請巡撫派兵至平陽迎擊,以阻太平軍逼近省城,同時報請朝廷派大軍增援。哈芬聞垣曲失守,拔營北去,聲稱去韓侯嶺防堵,并令省城守軍前往。夢齡上書朝廷,守兵無多,勢難外調(diào)。上書不久,哈芬被撤職,命夢齡暫任巡撫。他自責前在布政使任內(nèi),黎城、潞城區(qū)失守,請求處分,部批降級留用,后又自行檢舉,部批革職回鄉(xiāng)。

1854年(咸豐四年)病卒。1856年(咸豐六年)山西省百姓公舉入祀名宦祠

陳介祺

(1813-1884) 字壽卿,號齋,金石家,濰縣(今濰城區(qū)) 城里人。清吏部尚書陳官俊之子。他自幼勤奮好學,聰穎強記。青少年時隨父在京求學,19歲即“以詩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舉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進士。此后10年間,一直供職翰林院。居京時他廣泛涉獵各種文化典籍,對于經(jīng)史、義理、訓(xùn)、辭章、音韻等學問,無不深入研究,而尤酷愛金石文字的搜集與考證。曾向當時著名學者阮元求教質(zhì)疑,并與何紹基吳式芬、李方亦等許多金石學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資搜集文物,僅三代、秦漢古印一項,就有7000余方。1850年(愛新覺羅·旻寧三十年),他在家鄉(xiāng)濰縣城內(nèi)舊居建成“萬印樓”一幢。在許瀚、吳式芬、何紹基、陳等人協(xié)助下,他將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復(fù)鑒別,系統(tǒng)整理,編成《簠齋印章》。他在京時,目睹清朝廷喪權(quán)辱國,不滿官場腐敗黑暗,1854年(咸豐四年)借母喪返歸故里,從此不再復(fù)出為官。

回濰后,專心致志從事金石研究,到處購求文物,每得一器一物,必察其淵源,考其價值,解奇釋疑,一絲不茍。他收集到秦朝“鐵權(quán)”(秤錘),別人以為是塊“頑鐵”,他卻視為珍寶,妥藏入庫。對于古陶文字,前人沒有收藏、著錄的,他獨予重視,不僅搜集了很多齊魯古陶,而且進行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著成《簠齋藏陶》一書。他鑒精藏富,治學嚴謹,多有創(chuàng)見,與江蘇省學者潘祖蔭被并譽為“南潘北陳”。

他收藏的文物青銅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馳名中外。此古器內(nèi)壁銘文多達497字,極為罕見。所作毛公鼎考釋,對研究西周時期歷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藏有商、周古鐘11件,取其整數(shù),因而“萬印樓”又稱“十鐘山房”。又因集有三代及秦漢印7000余方,名其樓曰“萬印樓”。此外,還有商周銅器235件,秦漢器物80余種,以及秦漢書丹、各種古錢、陶、瓷、磚瓦、碑碣、造像、古籍、書畫等精品達萬件以上。著有《中國印譜全書·十鐘山房印舉》、《封泥考略》、《簠齋藏古目》、《簠齋傳古別錄》、《簠齋古金錄》、《簠齋金文考釋》、《簠齋藏鏡》等十余種,還有后人輯的《陳簠齋尺》,也保留了豐富的學術(shù)資料。未曾發(fā)表的著述手稿十幾種,1964年由其后人捐獻給國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為后人進行歷史、文化藝術(shù)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jù)。

張兆棟

(1821—1887年) 字伯隆,號友山。男,漢族。濰縣城里人。廣東巡撫福建巡撫

張出身于書香之家。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又遷郎中。外放陜西鳳翔府知府,到任才3個月,回民起義圍城,掘長以圖長久圍困。兆棟登城指揮,誓死固守。西南城被回族轟潰擊破,他親冒矢石,率軍奮力激戰(zhàn),堅守達16個月,援軍到達,始得解圍。兆棟因守城有功,擢升四川省按察使。1854年(咸豐四年)調(diào)廣東省遷布政使。后歷任安徽、江蘇布政使。1859年(咸豐九年),擢漕運總督。1861年(咸豐十一年)升廣東巡撫。當時廣東賭風很盛,闈姓(為廣東特有的一種賭博形式)危害尤其嚴重。兆棟上疏要求禁賭,被獲準。由于兩廣總督薩爾圖·英翰徇私賣法,使禁令難以推行。兆棟毅然上表彈劾,英翰被革職,上命兆棟兼攝總督事,推行禁令更嚴,煞住賭風。

1878年(光緒四年)兆棟因母喪歸里,孝服期滿,被任命為福建巡撫。1884年(光緒十年),法越發(fā)生戰(zhàn)事,法國軍艦窺我臺灣與福建省,兆棟專任城守,后因馬尾鎮(zhèn)失守,兆棟與總督同被革職。1887年(光緒十三年),在福建寓所病歿,年67年。1909年(宣統(tǒng)元年)開復(fù)原官,恢復(fù)名譽。

兆棟任廣東巡撫時,適值濰縣遭饑荒,曾由海道運糧賑濟。回濰后,曾捐資修圣廟,興復(fù)書院等。邑人私謚:“文端先生”。

曹鴻勛

(1846.2.3-1910.9.9) 字仲銘,又字竹銘,號蘭生,清光緒丙子狀元。濰縣(今濰城區(qū))西南關(guān)新巷子人。

他出身于貧寒家庭。少年時代勤奮好學,刻苦讀書。1873年(同治十二年)拔貢,朝考一等一名,派往刑部任七品京官。1876年(光緒二年)中狀元,授職翰林院修撰。

1879年(光緒五年)任湖南省副考官,兩年后改任視學。任職期間,為改善湖南邊區(qū)的文化狀況,開辦省書院,選送優(yōu)秀學員入院深造,以開拓視野,豐富知識,使邊區(qū)學風大變。1887年(光緒十三年) ,到上書房教愛新覺羅·載潤(惠端親王愛新覺羅·綿愉之孫,奕詳子,襲貝勒。光緒弟兄)讀書。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任云南永昌知府。永昌地處云南省邊區(qū),多種民族雜居,難以治理。他到任后,對每起巨案都反復(fù)調(diào)查,掌握案情,依法處理,百姓稱贊他執(zhí)法嚴明,判案公正。同時深入民間,了解百姓疾苦,千方百計為其排憂解難,深受人民愛戴,上官姓賞識。不久,調(diào)任云南知府。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升任云南按察使。云南上告巨案,往往連年積壓,他到任月余就斷結(jié)巨案10余起,因此更為上官所器重,兩年后升任貴州省布政使,不久,命暫任貴州巡撫。時南丹縣游匪作亂,他奉命圍剿,南丹得以平定。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正月,調(diào)任湖南省布政使,同月,升任陜西巡撫

他擅長書法,首都故宮頤和園、東華門、西華門、大柵欄等處都有他的墨跡。家鄉(xiāng)有《重修玉清宮碑》(俗稱四面碑)、《十笏園記》等石刻傳世。

王壽彭

(1875.4-1929.7) 字次,清末狀元,山東大學創(chuàng)始人,濰縣(今濰城區(qū))西南關(guān)人。

他出身于城市貧民家庭。幼年在家鄉(xiāng)讀書,后應(yīng)科舉考試,在縣、府試中名列案首。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鄉(xiāng)試舉人。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連捷進士第一名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入“進士館”學習法政。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他隨愛新覺羅·載澤托忒克·端方五大臣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實業(yè)、教育等,回國后寫了《考察錄》一書。1910年(宣統(tǒng)二年),出任湖北省提學使,曾創(chuàng)辦“兩湖優(yōu)級師范學堂”,為兩湖培養(yǎng)了一批教育人才。他在兼署藩篆期間,創(chuàng)立預(yù)算制度,并制定學款獨立章程,使辦學經(jīng)費專款專用,為全國之首創(chuàng)。

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北京。民國初年,任山東都督府和巡按使署秘書。1916年后任北京總統(tǒng)府秘書多年。1925年任山東省教育廳長。次年改組山東省立農(nóng)、工、礦、醫(yī)、法、商六個專門學校為省立山東大學,又增設(shè)文科,他兼任校長。王壽彭雖接受過一些維新思想,但始終不忘他是封建狀元的本分,主張尊孔讀經(jīng),所聘經(jīng)史學教師,多是科甲出身的翰林、舉人,因而遭到校內(nèi)師生的強烈責難,他不得不于1927年6月“拂袖而去”,寄居京津。病逝于天津市

他工書法,時人以得其片紙只字為榮。當年“山東大學”的校牌即其所屬。在家鄉(xiāng)留有不少墨跡以楹聯(lián)、匾額、題扇居多。曾為西南關(guān)五道堂“仙師廟”題名并書“仁術(shù)博施能濟眾,虔誠祈禱自蒙”。今濰坊市博物館存一刻石,即清末進士陳恒慶曹鴻勛臨《九成宮醴泉銘》作跋文,由王壽彭所書。他的著作除《考察錄》外,還有《靖詩文稿》。

郭味蕖

郭味(1908.2--1971.12),當代畫家。男,漢族濰坊市人。出身于書香世家,自幼隨家鄉(xiāng)畫家丁東齊、劉秩東習畫。1929年考入上海美術(shù)專科學校習西畫,畢業(yè)后曾任山東省立第一鄉(xiāng)村師范學校教師。1937年入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研習中國畫。得黃賓虹指導(dǎo)。擅花鳥兼及山水,所作融會諸家,以工帶寫,畫風清麗活潑,生動自然,1951年受徐悲鴻之聘任職于中央美術(shù)學院研究部,后相繼在民族美術(shù)研究所、徐悲鴻紀念館從事理論研究。1960年任中央美院中國畫講師,1962年任中央美術(shù)學院國畫系花鳥科主任。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會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0年,以“戰(zhàn)備疏散”為由被遣返濰坊市,于1971年12月19日在家鄉(xiāng)濰坊逝世。1980年文化部及中央美術(shù)學院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了“郭味蕖同志追悼會”,對其給予高度評價。

他在藝術(shù)上大膽實踐,勇于創(chuàng)新,主張花鳥和山水相結(jié)合、白描和點染相結(jié)合、工筆和寫意相結(jié)合、重彩和潑墨相結(jié)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的作品立意清新,色彩秀麗,構(gòu)圖新穎,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郭味蕖是位學者型的畫家。他的學術(shù)研究,包括中國美術(shù)史、金石考古、書畫鑒賞、歷代書畫家研究、中國版畫史、民間年畫、中國古代建筑與雕刻、花鳥畫史、花鳥畫創(chuàng)作技法理論,以及文學、詩詞、書法等諸多方面。劉曦林評說:“中西繪畫兩層根基,史論與實踐雙軌同步,是中國近、現(xiàn)代諸如陳師曾黃賓虹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許多大藝術(shù)家的共同道路。郭味蕖也是這條造就大師的道路上的后來者。這條畫家兼學者的廣采博取的道路,充實了他的學養(yǎng),并使他得以從縱的歷史演變及橫向的對比聯(lián)系中得以把握了藝術(shù)變革的規(guī)律,為其更新花鳥畫藝術(shù)的觀念,攀登花鳥畫新高峰奠定了基石。”1979年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出版 《郭味蕖畫輯》,1988年出版《郭味蕖

畫選》。.編著出版《知魚堂鑒古錄》、《知魚堂書畫錄》、《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中國版畫史略》,《藝話》, 《寫意花鳥畫創(chuàng)作技法十六講》》、《明清四畫人評傳》等。we小吃

濰坊豌豆黃

濰坊豌豆黃的誕生是京城餐飲文化滲透的典型一例。

據(jù)文獻介紹,豌豆黃是京城的名小吃,后傳入清宮,成為御膳中的上品。京城豌豆黃顏色淺黃,細膩涼甜,入口即化。前人曾用詩贊美它:“從來食物屬燕京,豌豆黃兒久著名。紅棗都嵌金屑里,十文一塊買黃瓊。”京城豌豆黃是由豌豆沙、白糖、棗汁熬制后冷卻,自然凝固成固體,再切成菱形裝盤食用(類似現(xiàn)代濰坊的綠豆糕)。京城做官者把這一名吃傳到了濰縣,聰明的濰縣人很快就學會了,而且做了創(chuàng)新,他們在京城豌豆黃的外面包上了一層面皮,形成了一個長方形的豆沙包,一可解決了易碎與不好拿的缺憾,二可讓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成本降低了,價格自然便宜。豌豆黃的消費對象主要是官宦、鄉(xiāng)紳、商家等有錢人家當夜宵食用。所以每當夜幕降臨,挎著箢篼,提著燈籠,沿街叫賣豌豆黃的喊聲不斷。從清光緒前就一直叫賣聲為“豆沙瓤的豌豆黃!”但到了清光緒十四年后,濰縣來了個貪官縣令楊耀林(字靜軒),他大肆收斂錢財,榨取民脂民膏,百姓罵他為“楊大錢叉子”。他做賊心虛,當他聽到賣豌豆黃的喊聲“豆沙瓤”后認為是喊“都殺楊”,既怕又恨,下令要把賣豌豆黃的人全抓起來,從此后,嚇得賣豌豆黃的人改喊:“一包糖的豌豆黃!”

濰坊米粉

著名米線藝人譚以振(1914—2001)家住西南關(guān)。米粉的制作過程大體如此:在春節(jié)前就把小米泡在幾個大缸內(nèi),每天換水倒缸,一直到二月開始加工,先用水磨磨漿,過籮,米渣磨二遍,用布袋裝漿擠出水分,曬干搓碎,合成面團,反復(fù)搓揉,然后用和樂床子軋制出直徑2.5毫米的細長條,下鍋煮熟,撈出晾涼,即成微黃色的米粉。譚以振用頭頂著大簸箕到各飯店去送,父親到南門上賣,弟弟譚以興到沙嶺子上賣。飯店用米粉做成的涼菜叫麻汁米粉,可上大席,即用茼蒿加麻汁、醋蒜拌成;還可做大蝦米粉、芥末米粉、雞絲米粉、肉絲米粉等等。由于米粉特別筋道,所以備受食客歡迎。到了五月端午前后因為熱易發(fā)餿而停止生產(chǎn)。據(jù)說,當時市蔬菜公司的領(lǐng)導(dǎo)們專門派人來學習這門手藝,但因工序過于復(fù)雜,活也太累,派來的人不樂意干,辭職而走,傳授手藝的計劃落空,造成這門手藝失傳。解放前在東關(guān)楊家牌坊的毛姓人家也曾做過米線生意。

江南的名吃改頭換面為北方人所用,這里面很可能與多名濰縣人在南方做官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更不可否認的是濰縣人心靈手巧,有著自己獨具匠心的傳統(tǒng)。

濰坊包子

包子作為主副食合一的食品以其食用方便而在中國大受歡迎。各地的包子都有自己的特色。濰縣包子則以其制作精細、花樣繁多而久負盛名。有位濟南市的拳師來濰坊品嘗了濰縣包子后,曾夸獎?wù)f:“濰縣包子賽過濟南的狗不理包子和草包(兩家知名包子鋪;賽,濟南土話,好的意思)!”遺憾的是,濰縣人品牌意識太差,復(fù)盛館包子、會仙樓包子、劉珠包子、張三包子等名牌包子皆成為過眼云煙。

老濰縣的包子分燙面、發(fā)面兩種。燙面為肉丁灌湯;發(fā)面做成什錦包子,分肉餡、素餡(豆腐、雞蛋粉條、蔬菜)、棗泥餡、脂餅餡、韭菜餡、大蝦餡、中華絨螯蟹餡、全餡(海參、蛋糕、木耳、海米、粉絲等)、水晶餡(大油、白糖、玫瑰醬、核桃仁)。濰縣的大蝦包最具誘惑力,個個頂上滲透出紅紅的蝦油,大蝦段脆嫩鮮美,食后回味無窮;韭菜包子烤火候掌握得好,咬一口,韭菜碧綠且油光發(fā)亮,肥肉丁與韭菜有角有棱,讓人一看就大開食欲。老字號有規(guī)矩,做不到不塌垮、不倒作,包子發(fā)面不好,寧可不賣,不決不砸門市。

濰坊酒類

濰坊鄉(xiāng)下火燒與杠子頭火燒

歷史上濰縣有大批的農(nóng)民利用農(nóng)閑的時候來做面餅,借以增加一點微薄的收入。他們用木杠子來壓面,全是死面,把面和得非常硬,火燒為圓形、周圍厚中間薄,一面凸,一面凹,成型后,細火燒熟,因為是鄉(xiāng)下人做成的,城里人叫它“鄉(xiāng)火燒”。于河鎮(zhèn)流飯橋村的鄉(xiāng)火燒最出名。每逢集市,他們用專門做的長條框子盛著火燒挑到大集上賣,各商號及大戶人家都買上幾筐火燒存在家里,一不怕霉,燴著吃也方便;二是為了省錢,因為火燒與面粉一個價(農(nóng)民主要為了獲取子及很少的水頭)。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城里人也打起了燒,也用杠子來軋面,這是一種呈圓形像饅頭、周邊帶有五個翅子的火燒,用死面與發(fā)面混合制成,名字叫做杠子頭火燒。濰縣的小孩滿月剪頭時,有買火燒,撒銅錢的習俗;寓意孩子長大后“頭皮硬,運氣好”。

杠子頭火燒的名字由此而得。吃剛出爐的杠子頭火燒,就著花生米,越嚼越香。杠子頭在濰縣獨有,可以說是濰縣人的驕傲。但這種火燒已經(jīng)在濰城內(nèi)見不到了,相應(yīng)代替它的是鄉(xiāng)火燒。但是,鄉(xiāng)火燒不再叫鄉(xiāng)火燒了,而叫杠子頭了。

鄧家肴肉

水晶肴肉,一般指煮熟的豬頭肉帶皮的前膀肉。在人們的習慣概念中,肴肉為下酒準備,帶有膠汁且紅潤的熟豬肉。揚州富春茶社、鎮(zhèn)江宴春酒樓制作的水晶肴肉,肉色鮮紅,膠汁晶瑩,肉質(zhì)香醇成為淮陽菜系中膾炙人口的美味。鄧家肴肉的質(zhì)量完全不遜色于這些知名大店名饌。據(jù)鄧家的四女兒鄧華女士講,她家的肴肉制作主要由母親掌握,母親是一個聰穎、勤快的人,娘家是上虞河村,當時是屠宰專業(yè)村,也算是門里出身。她非常要干凈,每套豬下貨要洗三四遍,嚴格按照祖?zhèn)髋浞教砑诱{(diào)料,老湯鍋中每天必須添加紅曲。據(jù)史料記載:“鄧家肴肉出鍋后色彩鮮艷、嫩爛香透,味道醇厚,用刀切開層次分明,肥瘦有致,內(nèi)外紅潤,讓人垂涎欲滴。”由于歷史的原因,鄧家肴肉一直處在家庭作坊中生產(chǎn)。合作化后,也沒能擴大生產(chǎn),1960年老人辭世后,這家知名的老字號就銷聲匿跡了。

濰坊鋤刃

在老濰縣有一種久負盛名的大眾食品——鋤刃。即用小豆腐包成的一種皮特薄的包子,不過已經(jīng)絕跡。據(jù)老人們回憶,老濰縣包“鋤刃”的高手全部出自濰城西關(guān)街辦的于家村。于家村解放前大都是以種菜為生,大量的蔬菜葉子曬干后儲存起來;到了冬初農(nóng)閑時,菜農(nóng)們就開始包“鋤刃”進城銷售,用的面粉全是最好的“起面”,用黃豆、菜葉做出的小豆腐又白又香,用油一炒,加上香菜段與鹽,拌成餡子;搟出的面皮幾乎像白紙一樣薄;包子不拿褶,彎彎的形狀像鋤地用的鋤刃,所以起名叫“鋤刃”;在蒸熟時,由于皮太薄,隔著皮子就能看清里面的餡;先要用扇子將包子皮扇得稍硬后才能往外拿,拿出兩個包子合成一對以保證不破,這種精湛的技術(shù)不愧為濰縣一絕。

縣城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建設(shè)突飛猛進,二三十年間,城內(nèi)外的街道房屋,已都改建為新的住宅小區(qū)。原縣城內(nèi)的49條街巷,已有27條在社區(qū)形成中消失,其他尚存的街巷,其面貌也已今非昔比。這一變化是巨大的,新“濰坊市”的兒童、青年,不僅不知老城墻為何物,連爺爺奶奶常說起的老街老巷也不清究竟是個啥樣子了。

濰坊古城的遺跡

濰縣城墻的拆除,始于1948年濰縣解放不久。當時,城里城外滿目瘡,新成立的濰坊特別市政府,幫助群眾重建家園,大力恢復(fù)發(fā)展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面對解放戰(zhàn)爭中遭到炮火毀壞的城墻,采納了經(jīng)濟建設(shè)局提出“因遭到戰(zhàn)爭破壞,沒有維修價值”,且“阻礙交通,不利于工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建議,根據(jù)建設(shè)新城市的需要,決定陸續(xù)予以拆除。1948年,為方便城鄉(xiāng)交通,拆除了戰(zhàn)火破壞的南門、西門城樓與甕城。上世紀50年代初,集中拆除了南城墻,改建南月河為地下排水設(shè)施,填平月河,修成了南關(guān)的主干道路勝利大街。1953年后,沿已經(jīng)拆除的南城墻東端,繼續(xù)向北拆除東城墻,用以修建城外的白浪河防水壩、填充青年路路基、開擴改建和平路工程。到1974年,又開拆西城墻,在遺址上統(tǒng)建了34座住宅樓,西月河改建為地下排水,開辟了月河路。

1982年,為將市區(qū)寬僅9米的向陽路(原縣治前街、南門里大街)拓寬到30米并延伸出城,省政府撥款300萬元,在市郊北宮附近,建設(shè)拆遷安置樓。該路兩側(cè)有334戶居民的平房,劃入了道路紅線而動遷。在拆除了歷經(jīng)700年滄桑的縣衙門后,路基頂?shù)搅吮背菈Ω衷趦H存的一段北城墻打開了通路的豁口。道路建成,兩邊殘留的各長約十幾米的兩段城墻土坯。市領(lǐng)導(dǎo)指示不再清除,周圍砌石加以保護,留作濰縣古城墻最后的標志性遺跡。

見證東風大街拓寬

1993年,濰坊市已經(jīng)有了國家級的高新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大潮推動下,為改善市區(qū)商業(yè)、交通環(huán)境,東風大街要從原寬30米拓寬到50米。處于街北繁華地段的十笏園賓館的院子里,有一棵200多年樹齡的老槐樹,這次擴路,不僅賓館的門頭要拆除,老槐樹也在紅線之內(nèi)。經(jīng)反復(fù)討論、市長拍板,古樹被原地保護在新建成柏油路的路肩上。據(jù)文獻記載,此樹原來生長在清代濰縣文廟前忠孝祠的院落里,它既見證了滿清、民國時代的變革,也見證了濰縣由城變市,市容街貌以及東風大街由縣城軸線到市區(qū)交通干道的變遷。上世紀60年代初,已經(jīng)以“動力城”、“紡織城”聞名的濰坊市,先將原寬8-9米的葉挺街(解放前的東關(guān)大街)拓寬到22米。1965年,葉挺街與鄧發(fā)街(解放前的東門西門大街)合并改稱東風街。若飛橋(解放前的朝陽橋)改稱東風橋后,也在1972年改建為寬18米的雙曲拱橋。1973年,東風街老城區(qū)路段首次從9米拓寬到30米,這1公里路段,分兩期動工,到1975年才完成。東風街在上世紀90年代第二次拆遷時,開始運用商品房經(jīng)營方式,實行成片綜合開發(fā)。1985年,先從破舊住房多、公用設(shè)施落后的城區(qū)邊沿地帶開發(fā)起始,逐步推進到城區(qū)中心。當東風大街二次擴路時,其身后,已是大片住宅樓層迭起,原來老字號的門頭房已完全拆除,大量的平房早已消失,一些解放初建起的樓層如新華影劇院等,也在拆除之列。

城區(qū)平房漸漸遠去

濰坊市的老百姓,歷來住的是平房。平房組成了院落,院落形成了過道,無數(shù)的過道形成了街巷。平房就是街巷的細胞和根基。但這些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承襲聚居的房舍,在城市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很快就消失、改觀了。上世紀80年代,城里還是平房的天下,到90年代的中期,不過十幾年的光景,就幾乎完全被一棟棟高樓和平整的道路所取代了。

濰坊市成片綜合開發(fā)改造舊城,始自1985年。當年,在和平路南段及東關(guān)后門街工人新村試點,運用商品經(jīng)營方式,吸收社會投資,改造舊城建設(shè)新區(qū)。1987年,在原城東北隅的察院附近的幾條老街拆除舊平房,開發(fā)建成了憶荷園小區(qū),樹立了城區(qū)開發(fā)的樣板。當時,城市拆遷,國家還沒有出臺政策法規(guī),地方政府參照外地經(jīng)驗,制定了當?shù)氐某鞘胁疬w管理辦法,綜合開發(fā)、改造舊城就迅速大規(guī)模開展起來。

到1996年,老城區(qū)內(nèi)的房屋、宅院和寺廟等建筑,除幾處規(guī)劃保留的外,幾乎全部消失。同時,建成了成百上千座住宅樓群。2001年,國務(wù)院出臺了城市拆遷條例,2011年,《國家物權(quán)法》出臺,拆遷條例廢止。此時,濰城區(qū)舊城區(qū)內(nèi)早已煥然一新了。

那些消失的老街巷

濰坊市城里的老街巷,先是在城墻拆除后,失去了屏障和最顯眼的地標,而后因交通發(fā)展,軸線街道更名、擴建而改頭換面,最后,通過舊城改造平房的消失,街巷也支離破碎。原有的49條街巷,原址及街名尚存在的21條,已經(jīng)融入社區(qū),有的還成了社區(qū)的名字,其余的28條,街名和街址俱已消失。

1985年,最早開發(fā)的原縣城東北隅,形成了曹家巷社區(qū)、十笏園文化區(qū)的一部分。在社區(qū)內(nèi)尚存在的街巷有6條,即曹家巷、胡家牌坊、梁家巷、安樂街、海島司巷、新街子,這些街巷雖然存在,但形象都有改變。已經(jīng)消失的街巷有6條,即察院前、后、中街、郭家巷、縣過道、東馬道。

1990年前后開發(fā)的原縣城西北隅,形成了城隍廟、北門大街2個社區(qū),尚存有北門大街、城隍廟街、金巷子、倉巷子4條街巷,原來的撞鐘院前、后街,撞鐘院老過道、西馬道、前灣崖、九曲巷等6條街巷消失。

1992年開發(fā)的原縣城西南隅,建成了芙蓉街、增福堂、岳王廟3個社區(qū)。社區(qū)內(nèi)的街道有芙蓉街、岳王廟、增福堂街、布政司街,太平街、水巷子6條。原來的西下洼、八仙巷、蝴蝶灣崖、鞍子街、忍和街、宋家門樓等6條街巷已經(jīng)消失。

最晚開發(fā)的東南隅,形成了包攬所有街道的松園子街社區(qū)(已改名為濰州社區(qū)),社區(qū)中尚存的街巷有松園子街(半段)、郭宅街、棋盤街、預(yù)備倉街、南巷子5條。原來的南宮前街、后街、西街、平安街、塘子過道、南寺前巷、后巷、前街、西巷、射步亭、南馬道(部分)等11條街巷已經(jīng)消失。(以上變化的時限止于上世紀90年代)

著名人物

濰坊市的歷史文化底蘊深厚,與老濰縣結(jié)下不解之緣的文化名人也是數(shù)不勝數(shù),蘇軾周亮工鄭板橋陳介祺范春清丁錫田……這些文化大家在老濰縣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老濰縣文化無不被世人稱頌。以下是蘇軾、范春清和丁錫田等三位歷史文化名人的故事。

蘇軾雪夜留宿濰縣

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與其父蘇洵、弟蘇轍并稱“三蘇”。其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shù)史上罕見的全才,也是中國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shù)造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趙頊熙寧七年(1074年)冬,他自杭州市通判調(diào)任密州(今山東省諸城市)知府,任職二載。

蘇軾初到密州,時值災(zāi)年,鄉(xiāng)親父老剜野菜度日。身為朝廷命官的蘇軾,和同僚劉庭式一起,自覺加入剜菜度荒的人群中。熙寧八年(1075年),蘇軾以野菜果腹,寫過一篇《后杞菊賦》,其小序云:“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俸,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腹而笑。”

熙寧八年十月,蘇軾率同僚到常山冬祭。歸途中,在鐵溝習射會獵。表面看,這是習獵,實質(zhì)卻是備戰(zhàn)。當時的北宋西北邊陲有遼和西夏大軍壓境,虎視眈。“澶淵之盟”后,外強中干的宋王朝,一直采取納幣求和國策,茍且偷生。而北宋名將王韶,抵御西夏,偶傳捷音。蘇軾聞之,深受鼓舞。他也習獵、作詩,以此表達報國之志。《江城子?密州出獵》便是此時寫成的千古絕篇。

熙寧九年(1076年)冬,蘇軾奉調(diào)改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濟縣)。他冒寒上路,于年除夕趕到濰坊市(今濰坊市濰城區(qū)),因大雪相阻,在石佛寺(今市中級法院址)投宿一夜。石佛寺俗稱南寺,始建于趙恒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為高僧元德主建。石佛寺老方丈,盛情款待知府,共進年夜齋飯,懇請題詩留字,東坡欣然應(yīng)允。

第二天是熙寧十年(1077)大年初一,雪過天霽,蘇軾偕眷啟程。但是到達青州時,又下起了雪,為此,他賦詩一首,題為《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fù)作》以記此行:“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蔥蘢曉光開,旋轉(zhuǎn)馀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云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鬃,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欹棟。老農(nóng)釋耒嘆,淚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你歌飯甕。”

范春清甲骨文的功臣

世間很多事情都是出于偶然,譬如說曾經(jīng)轟動中國近代史的偉大事件―――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就是一段難能可貴的佳話。史學大家郭沫若在《卜辭中的古代社會》一文中說,最早發(fā)現(xiàn)甲骨并把它帶到京師的,是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濰縣范姓估人”,“估人”就是古董商。而這名來自濰縣的古董商就是范春清。

范春清,字守軒,號雄卿,濰縣范家人。范家祖輩隸耕,有祖業(yè)田四十畝,堪稱小康之家。春清與弟弟懷清二人生長在傳統(tǒng)文化積淀厚重的濰縣城郊,受金石學家陳介祺影響,雖然生在農(nóng)家,卻愛古董,所以干脆一股腦兒賣了祖業(yè)田,以此作本,到濰縣城開了個古董鋪,當起古董商來。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隆冬,哥倆心血來潮乘了騾車,趕赴河南省安陽縣城,再從安陽城徒步去了距縣城三里的小屯村外。遠遠望去,滿坡是人。走近一看,村民們正揮鍬弄鎬,在地上翻刨。上前一問,原來大家在刨“龍骨”。而龍骨有神奇的治病功效。范春清在一塊頗大的牛胯骨上,用放大鏡發(fā)現(xiàn)了一些紋道。憑借平時倒騰古董的經(jīng)驗,直覺告訴他這些紋道大有學問,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罷了。哥倆在小屯村沒有別的發(fā)現(xiàn),便有一搭沒一搭地買了四五十片“龍骨”,回到安陽市,小住一宿,次日直奔京城而去。

來到京城后,哥倆轉(zhuǎn)了好幾家古董店,店主們對于龍骨都不“感冒”,無奈之下,他們只好賣給了菜市口一家達仁堂國藥店,因為老板識貨,知道龍骨可以入藥。自后哥倆便返回濰縣過年。

說來也巧,京城國子監(jiān)國子祭酒王懿榮,因染小恙,到達仁堂國藥店抓了幾服藥。他有個習慣,煎藥前,必把每味藥包解開察看。這回察看,意外發(fā)現(xiàn)龍骨中稍大的一塊上面有些紋道,即拿放大鏡細觀,他憑直覺判斷這是一種文字,一時非常興奮,藥也不煎了。趕緊差伙計到藥店問明了龍骨的販運者。于是,山東濰縣古董商范春清,陡然也就成了大名鼎鼎的京城國子祭酒王懿榮的座上客。

范春清應(yīng)邀赴京,在王懿榮的府上,王懿榮、羅振玉劉鶚這些聞名全國的大學者紛紛詢問范春清從何處得來甲骨奇貨,這讓他認識到龍骨絕對是值錢的寶貝,于是便支支吾吾回答說:“這是從湯陰縣弄來的呀!”常言道,兵不厭詐。范春清指東打西,含糊其辭,告別北京,又上安陽。這次他運到北京的甲骨有八百多片。凡大片的牛胯骨,上頭文字居多者,二兩銀子一塊,言無二價。王懿榮眼巴巴看著這么多好貨,豈有不動心之理?結(jié)果就把自己的俸銀全搭上了。就這樣,范春清不但發(fā)了大財,還成了京城的名人。

丁錫田方志收藏巨擘

丁錫田(1893-1941),字千,號稼民,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五月初四生于山東濰縣丁宅。聞名遐邇的十笏園,正是他家私人園林。此人自幼聰慧好讀,家塾啟蒙,曾受教于譚次屏與韓善甫諸先生。后入濰縣丁氏第一高等小學攻讀。畢業(yè)之后,即在家刻苦自學,博覽經(jīng)史。后被聘為該校教師,以業(yè)績優(yōu)勝,擢升為丁氏第二高等小學校長。民國十三年(1924年),他參加了黃炎培創(chuàng)辦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并在南京出席過該社地理教學組年會,成為中國禹貢學會的會員。

丁錫田平生愛好史地,刻苦攻讀,獨立思考。在當時偏于閉塞情形下,他通過書信往來,與顧頡剛、柯紹?⒏鄧鼓輟⒄??R、王獻唐、傅丙鑒、聞一多、王統(tǒng)照等全國知名的教授學者,建立聯(lián)系,切磋學術(shù)。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甚至專程到濰縣訪問他,彼此受益。幾十年后,丁錫田之子、著名史學家丁偉志,是這樣回憶他的父親的:“父親大約是小時候缺鈣,所以腦袋長得特別大,是家鄉(xiāng)出了名的大頭。他一生煙酒不沾,一心撲在學術(shù)和教育事業(yè)上,是我們那個大家庭里出了名的書呆子。他除了熱心于辦學之外,把精力全放在研究古代史、歷史地理,以及搜集鄉(xiāng)土文獻方面……我有這樣一位學者型的父親,但是由于他過早地去世,我并未能在學業(yè)上受到他多少具體的幫助,充其量從他那里只是模模糊糊受到過一些學術(shù)精神的感染而已。”

丁錫田是位地方志收藏迷,尤其對山東九州十府一百單八縣的方志,情有獨鐘,收了個一應(yīng)俱全。如《濰縣志》,有三個版本,明萬歷版,清康熙版,清乾隆版。這位方志迷,后兩種版本都有,只明萬歷版沒有。他打聽得北京圖書館僅藏一套,就想了一條錦囊妙計,函請當時正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同窗張政?R先生(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曾為北京大學教授),利用周末時間到北圖借抄,邊抄邊寄,終于完璧。據(jù)說在他的家中共藏有全國兩千多個縣的縣志。

重訂鄉(xiāng)邦文獻,出版《濰縣文獻叢刊》,是丁錫田有功于桑梓文化傳承的重大建樹。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他注意到濰坊市有了一座新式和記印刷局,印刷方便,因此便手編了《濰縣文獻叢刊》,收納鄉(xiāng)賢著作,分輯刊行。前后出過三輯,收書目二十余種。其中與鄉(xiāng)土有關(guān)的有《韓文靖公遺集》(即《韓熙載夜宴圖》主人公文集),《勤齋集》(元蕭爽斗撰,四庫全書本),《全濰記略》(明濰縣令周亮工撰,習庵本),《濰縣竹枝詞》(清鄭板橋撰,傳抄本)等。此外,丁錫田還參加了重修《濰縣志》的工作。

1941年3月17日,丁錫田病逝,終年四十八歲。解放后,其兒女將其在北京和濰坊市兩處的大量藏書無償捐獻給了當?shù)貓D書館。取之于社會,返還于國家,子女慷慨捐書,實現(xiàn)了錫田先生平生“文化為民”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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