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橋兵變，是發生于明朝崇禎年間的一次兵變。
崇禎四年（1631年）七月，后金圍攻關外大凌河，明末登萊巡撫孫元化遣參將孔有德率軍馳援。孔有德指揮的遼兵與山東地方居民屢有摩擦，部隊行至河北吳橋時，因與當地富紳發生摩擦，進而引發軍隊嘩變。孔有德所率領的叛軍隨后在山東地區連續攻克多個城鎮。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孔有德叛軍成功攻破登州城，孫元化欲自殺未成。八月，明軍解萊州之圍。次年，孔有德叛軍在旅順外海遭明軍大炮轟擊，損失慘重，最終在鎮江堡（今遼寧省丹東市）登陸，投降后金。
吳橋兵變是一場影響大明歷史走向的兵變。吳橋兵變不僅導致后金獲得了擅長火器操作的精銳部隊和技術，還中斷了明朝軍隊系統采用和推廣西式訓練及火器裝備的進程，最終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此外，吳橋兵變對在華天主教也產生了重大沖擊。兵變使得教會引進和傳播西方先進火炮技術的努力付諸東流，導致天主教在明朝宮廷的影響力急劇下降。在軍事技術層面，吳橋兵變延誤了明朝火藥革命的進程，使其未能像同期歐洲那樣實現火槍、火炮技術的飛躍和戰術的革新。導致明朝末期至19世紀初，中國軍隊在火器裝備和戰術理念上落后于世界潮流，停留在17世紀的技術水平。
事件背景
明朝末年，明廷財政危機日益嚴重，除應對各地農民起義的同時，還要應付來自北方后金的攻擊。與此同時，明廷對于遼東失陷后的大量遼民安置和待遇問題處理不當，這些流離失所的遼東民眾在逃入關內后，不僅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和公正對待，反而常遭受歧視和壓迫，生活艱苦。
崇禎二年(1629年)，袁崇煥擅殺椵島大帥毛文龍，導致他部下將領嘩變，其中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應元等將領被孫元化接收，孔有德被任命為騎兵參將，耿仲明則被派往登州要塞。
為應對后金的軍事壓力，崇禎三年（1630年），時任朝廷大臣徐光啟著手構建一支具有現代化特色的軍隊，引入西洋火器技術，組織建立用西洋火器裝備的車營，并特意聘請葡萄牙教官教授先進的軍事技能和操作火炮技術，試圖通過提升明軍火器戰力扭轉頹勢。同年，徐光啟的弟子孫元化，被委任為登萊巡撫。
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孫元化的部將副總兵張燾率葡萄牙籍炮手運用西洋火器對抗后金軍，擊斃后金兵數百名。然而，同年七月，后金軍再度發難，圍攻關外大凌河，將明軍祖大壽部團團圍困。盡管明廷多番嘗試救援，均未奏效。孫元化遂指令參將孔有德率領兵馬馳援大凌河。
事件經過
孫元化命令孔有德選擇近途，即從海路馳援遼東。但出發不久，孔有德就借口海上風大退回，孫元化只好讓他們從陸路馳援。一行人磨磨蹭蹭，在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到達吳橋縣縣。恰逢大雪，道路泥濘，部隊糧草本來就不充足，這時候已經面臨斷糧了。饑腸轆轆的士兵們軍紀渙散，四處劫掠，吳橋百姓家家閉戶躲避，街市蕭條。孔有德部下士兵本已經饑餓難耐，再加上縣內無處買糧，軍心更加動搖。其中一名士兵，偷盜了當地顯赫世家王象春（王象春，擔任過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他從兄王象乾兩次擔任兵部尚書）家的一只雞，被王家家仆發現。
家仆把這個偷雞的士兵抓起來，押送到軍營，要求處理。軍官們不敢得罪這種紳豪強，趕緊賠禮道歉認錯。這個家仆不依不饒，要求必須殺掉偷雞士兵。最后，這個士兵被處以“穿箭游營”的處罰（用箭把耳朵扎透，掛著在軍營中示眾）。士兵們被激怒，發生大規模嘩變，殺掉了王家家仆。王象春的兒子得知此事，立即要求地方官員逮捕殺人者。嘩變領頭人李九成帶領三千士兵找到孔有德，他們集體誓言如果有人膽敢逮捕參與嘩變的士兵，全體將一同反抗，要求孔有德帶著大家一起造反。
孔有德仍然猶豫不決。李九成又提及毛文龍將軍的事跡，指出毛將軍雖孤軍奮戰收復失地，卻落得冤死下場，以此激發士兵們的共鳴，認為繼續效忠朝廷并無意義。在李九成的勸說和內外環境的影響下，孔有德終于決定率眾叛變。王象春的兒子一家被叛兵所殺，王象春本人緊急逃出山東省，史稱“吳橋兵變”。
事件結果
投降后金
兵變之后，孔有德回師登州，領兵“連破平度市、萊陽市、文福山、新城六縣”，一路縱兵劫掠。登萊巡撫孫元化主張招號、撫，命“所過郡縣毋邀擊”，山東巡撫余大成則主張剿滅。但各地駐軍武備松弛，缺乏斗志，面對精銳叛軍，不堪一擊。孔有德叛軍一路勢如破竹，于十二月二十日，抵達登州城下。
崇禎五年(1632)正月初三，孔有德得到耿仲明的內應，叛軍攻下登州。總兵張可大斬殺其妾陳氏后，上吊自盡；孫元化欲自殺未成，不向叛軍妥協，拒絕稱王，孔有德念其先前有收留之恩，放他一條生路。負責教習火器的葡萄牙人部分戰死，傳教士陸若漢率領殘余葡萄牙人跳城逃跑。登州失陷后，城中西洋大炮二十余門、中炮三百余門，落入孔有德、耿仲明之手。孔有德自號“替天行道都元帥”，李九成為副元帥，令人至遼東各島招募東江鎮兵民前來，又對萊州市發動攻勢。明廷遣兵部侍郎劉宇烈統領大兵平叛，結果又是一觸即潰。七月初十，孔有德將登萊巡撫謝璉、登州知府朱萬年引誘出城，加以誅殺。面對強悍的叛軍，明廷不得不抽調關寧軍人關平叛。八月，明軍解萊州之圍。九月，明軍圍攻登州，雙方交戰激烈。孔有德等被圍困之后，拼死搏殺。在十二月初三的戰斗中，李九成戰死。明軍與叛軍在登萊一帶交戰長達十八個月，雙方士兵都用大炮進行炮戰。
崇禎六年(1633)二月十三日，孔有德、耿仲明用百余艘船，載男女一萬二千余人(其中有久經戰陣的士兵三千六百余人)，攜大量槍炮出海逃命。逃跑途中，遭到明軍四處攔截，在旅順外海遭大炮轟擊，損失慘重，最終殘部在鎮江堡（今遼寧省丹東市）登陸，投降后金。由于孔有德帶來了后金急需的艦隊、紅夷大炮及匠人，所以皇太極對他們的投降極為重視，親率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并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見禮”相待，仍以他為都元帥，安置東京（遼陽），自成一軍，稱“天佑兵”，給予特殊待遇，隨后便引后金兵攻占黃龍所在之旅順。
原因分析
吳橋兵變是明朝末期一場重要的軍事嘩變事件，其發生的原因錯綜復雜，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事件后續
在登州城被叛軍攻破之際，孫元化試圖自盡但未成功，與宋光蘭、王徵、張燾等多位官員一同被俘。城內遺留的包括六千舊兵、一千援兵、三千匹馬、十萬兩餉銀以及眾多紅夷大炮和西洋炮在內的大量兵力物資，全部落入叛軍手中。針對此次兵變，朝中出現多種聲音，有人主張拘禁孫元化的家屬，部分言官指責孫元化才是導致叛亂的主要責任人。徐光啟則為同教門生孫元化辯護。在崇禎五年二月，孔有德采納耿仲明的建議，釋放了孫元化等人。然而，崇禎帝對孫元化和張燾處置嚴厲，于二月二十三日下令將二人處以棄市之刑。
影響
兵變對明清鼎革的影響
吳橋兵變是一場影響大明歷史走向的兵變。吳橋兵變的歷史影響，不單單在于使后金獲得了一支精于火器操作的部隊，并開始鑄造犀利火炮。更重要的是，它中斷了明軍使用西式武器進行訓練裝備的進程，此后明廷雖采用西式火器，卻再無徐光啟、孫元化這樣了解西方科技威力，試圖全面推廣西式訓練與西式火器的朝臣。經過努爾哈赤、皇太極的努力，后金(清)建立了東亞最優秀的滿洲重甲步兵，最優秀的蒙古騎兵，最優秀的漢軍火器兵，并可以在戰場上一次投入數萬乃至十萬人以上的部隊。面對軍事力量不斷增強的后金，明廷只能節節敗退。孔有德等降將協助清軍建立專業炮兵部隊，并領軍弭平南明諸政權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兵變對在華天主教的影響
明朝末期，天主教傳教士采取了“知識傳教”的策略，借助西方科學技術如天文歷法、火炮制造等吸引中國統治階層的關注與接納。當時較知名的奉教士大夫當中，李之藻和楊廷筠已故，徐光啟則任禮部尚書。教會當局原本期盼元化的積極任事能對在華傳教事業大有助益，然而，吳橋兵變的爆發卻讓教中人士十多年來引介西方先進炮學的努力化作灰燼，甚至轉為敵人所用。而隨著孫元化和張燾的棄市、王徽的免官、徐光啟的病卒，天主教在朝中的影響力也急淡出。
兵變對中國熱武器發展的影響
吳橋兵變致使中國晚明時期錯過了火藥革命，錯過了軍事革命。當大明停滯之時，同時期的歐洲正在經歷火藥革命，在長期的經驗累積之后，實現了火槍、火炮技術的突破；而火槍、火炮的使用戰術也在不斷發展：軍隊的性質也在演變，更加重視專業化，強調軍隊的充分訓練。到了19世紀，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西方軍隊驚訝地發現，他們對手的火槍、火炮及軍事指導思想，仍然停留在17世紀，停留在吳橋兵變時那支軍隊的水平。
評價
清代康熙帝時期的學者金以成，在為《平叛記》所作序言中指出：壬申之變猝起吳橋，萊州市首當其沖，棄疾(農按：指加害)于登州，雖其亂一隅，乃明之所以亡也!（吳橋兵變的突然爆發，直接沖擊了登州、萊州等地，這看似局限于一隅之地的兵變實際上深刻影響了明清戰爭時期的歷史進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衰亡。）（清代學者金以成 評）
吳橋兵變，乃是饑寒交迫的遼兵，被官員、士紳凌逼迫而爆發；也是是明廷苛待遼人、歧視遼人、公怒私仇積累在起的總爆發。遼東失陷之后，無數遼民在冰天雪地之中，從海上與陸地，拼死出逃。可逃入關內之后，明廷并未加以善待，遼民面對著官吏的盤剝和當地豪紳的凌辱，從事苦役謀生。一旦爆發戰事，遼民、遼兵則作為炮灰，被送上前方。在登州，遼民受盡凌辱。（《朝貢、戰爭與貿易 大航海時代的明朝》 評）
此事之發生，乃因三千士兵，在若干官吏轄境內，所受待遇惡劣。此等官吏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士兵為饑寒所迫，憤恨不平，遂出而搶劫。凡落于彼手者，且俱為所殺。（巴篤里《中華耶穌會史》 評）
參考資料 >
孫元化.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12-22
孫元化.中國社會科學詞條庫.2023-12-22
上海徐匯徐光啟:會通中西 經世致用.中國數字科技館.2024-02-17
地名文化漫談|徐匯區:因明末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得名 (2023-05-29 ).上海市民政局.2023-12-16
文史 | 關于徐光啟的故事，全都藏在這座公園內.澎湃新聞.2024-02-17